第一篇：社会主义发展经验教训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与教训
(一)、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
1.在土地改革基础上趁热打铁，不失时机地引导个体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走出了一条先实现合作化，再逐步实现机械化的道路。
2.逐步过渡，即从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合作社。
3.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及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引导农民自愿联合起来。
4.在合作化过程中，实行了正确的阶级政策，即依靠贫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对富农采取从限制到逐步消灭的政策。将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 把消灭剥削、剥削阶级同改造富农分子结合起来。
(二)、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
(1)采取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
(2)在形式上，采取供销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逐步推进的步骤和方式。
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1)、在改造形式上，创造了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中实行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实行经销代销、
代购代销等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再逐步发展到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
(2)严格区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界限。对官僚资本采取无偿没收的政策，对民族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方针，
即赎买，也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无偿地、而是有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利润分配上实行“四马分肥”：将企业的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所得税、
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部分，大部分为国家和工人所有，资方取得20%的红利;全行业公私全营时，国家对资本家交出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实私股股额;
在合营后，对私股采取定息的方法，每年发给资本家5%的股息，30年不变。国家一共出32亿余元把整个资产阶级买了下来。
(3)、改造企业与改造个人同时并举。在改造过程中，保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把资本家从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企业改造与个人改造并举。
教训：
第一，社会主义改造也有历史遗留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后期，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等缺点。
对农业合作化主要是要求过急和工作粗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则主要是公私合营的面过宽，改组过多，对许多工商业者的处理和使用上也不很适当。
从而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人们的生产和工作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但这只是工作中的偏差，与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相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也不是要回到改造前的状态;而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
发展要求的部分进行调整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目的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础上搞经济建设，要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充分利用它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 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
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然而，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1955年以后，随着三大改造进入了高潮，中国也开始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过程。
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冷战对峙局面的形成和建国初期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使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采取的是
“要贸易不要投资”的政策。形成了闭关锁国的局面。
第三，无论领导革命或建设工作，都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绝不能急于求成，犯主观性急的毛病。指出用革命的方式解决建设的问题，
解决生产力大发展的问题，是毛泽东、党中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认识上的误区，并导致了实践中一系列重大偏差的发生。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证明，
经济变革和经济建设不适宜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才能避免急于求成，大起大落，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二篇：谈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经验、教训及意义
在进行探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经验、教训及意义之前，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的问题是：什么是苏联模式?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指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过程中，如果仅就其内涵本身而言主要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从经济、政治、对外关系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苏联模式表现为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总之，这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经济体制，它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它片面发展重工业，用剥夺农民和限制居民改善生活的手段，达到高积累多投资的目的。
其次，从政治上来看，苏联模式又表现为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对内，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党中央，而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大多数情况下又是由个人意志所操纵的。这就造成了党政不分，共产党领导一切，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民主集中制有名无实，社会主义法制被忽视甚至遭到践踏。干部由上级委派，领导终身任职，基本上不受群众监督，最后形成个人高度集权，并由此衍生出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从而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
再次，从对外关系看，苏联模式又是集中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即封建农奴主式的作风于一体的大国强权体制。它不顾别国的国情，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自居，到处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对违反其意志的国家则严惩不贷，从舆论声讨、经济制裁直到外交孤立，甚至实行军事干预或占领，无所不用其极。结果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削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总之，苏联模式就是采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它的要害关键则在于树立个人崇拜。它无情践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以长官意志取代民主集中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的个人崇拜网，高踞塔顶的则是斯大林及其后任们。可见，制造和利用个人崇拜，正是苏联领导人用以指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法宝。
苏联模式形成的原因也相应的可以从这三方面诠释：政治上，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经济上，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在对外关系上，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搞大国沙文主义。
观点一：苏联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
一、理论上缺乏创新，教条主义盛行，思想僵化
苏共建党伊始，列宁便强调必须重视理论创新。他认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但苏共后来未能继承列宁这一思想，反而将列宁主义教条化。其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到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寻找理论依据，对列宁著作教务式的解读和引用逐渐成为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缺乏对外界新事物的接受和应变能力，无法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进而丧失了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识别和批判能力。
二、经济上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落后，动摇执政基础
列宁时期曾不断调整经济决策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实现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斯大林上台后逐步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比例的严重失衡，人民生活无法得到改善，社会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赫鲁晓夫上台后急躁冒进，违背自然条件盲目开荒，人民怨声载道。勃列日涅夫时期继续延续斯大林的经济模式，到其执政末期苏联经济已呈衰退之势。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也曾试图改革经济增长模式，但也未能摆脱僵化的体制。
三、政治上实行专政集权，官僚腐败，执政体制问题突出
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产生于斯大林时期，最终形成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战争年代为了稳定干部队伍采取的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在战后继续得到巩固。赫鲁晓夫曾通过加速干部队伍流动性的方式以消灭特权，结果却适得其反。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了稳定干部队伍的政策，赋予各级干部程度不等的特权，直接诱发了特权阶层的产生，最终导致腐败成为苏联社会的毒瘤。
四、执政党建设乏力，组织松散，执政资源流失殆尽 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都曾做过一些执政党建设工作，然而收效甚微。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民主集中制成为造成党内集权专制和官僚主义盛行的罪魁祸首。他主张党员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开展活动。结果导致改组后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就失去了组织的原有优势，变成了拥有多个派别的松散的政治俱乐部，最终在反对派的进攻中败下阵来。
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并不是苏共和苏联的独家产物，而是一种国际性现象，至今仍不同程度地遗留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尚在运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
观点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尽管存在许多弊病，但从制度角度看，基本上是正确的，局部是错误的;从实践角度看，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失误和弊病，而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换句话说，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主义搞得不好，而是不搞社会主义的结果。
苏联模式还不能在经济制度上贯彻人民民主集中制，劳动人民对资源和生产资料没有处置权，对劳动果实没有分配权，背离了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最初理想，已被世界共运史证明不是真社会主义，而是一种骗取和利用人民力量建立起来的封建主义残余制度，他维护的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新官僚的利益。是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社会制度。因此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第一，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改革，以克服错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断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那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失误和弊病，而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错误路线造成的。换句话说，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不是社会主义搞得不好，而是不搞社会主义的结果。
苏联模式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科学预测错当成永恒的、终极的绝对真理;把纯而又纯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实行计划经济等有关具体设想原封不动地教条地套到当代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时，理想建立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结果却演变成垄断的资本主义时代;理想建成一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结果现实情况确实非西方落后国家。
苏联模式的失败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观点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必须坚持并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是共产党人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丢掉了这些观点和原则，就丢掉了根本，丢掉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要坚持就必须发展，这就要求执政党在实践的时候，要以面临的实际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要勇于纠正自己的失误，突破其中某些时过境迁的个别结论，在创造性的运用过程中不断地丰富这个理论。原苏共党始终停滞在早先的理论基础之上，就难以辨别各种新思潮中的错误观点，更不用提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至于最终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突破时过境迁的结论，在创造性的运用过程中不断地丰富这个理论。
观点四：发展是硬道理!要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处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上，过分注重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列宁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把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列宁提出并实行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保留商品生产和货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等多种方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斯大林建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后，却始终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比发展社会生产力更为重要的任务，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于是，阶级斗争在社会各个领域，一方面是首要任务，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范围和深度大大扩展了，最终导致阶级斗争扩大，错误地镇压和杀害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分子和栋梁人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实质上就是各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本国实际，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创造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毕竟，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如果都套用同一种实践形式，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历史证明苏联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不应该有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时进行改革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发展，经济建设才能得以良好进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原苏共党领导人虽都重视经济的发展，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没有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与发展，使其成为桎梏苏联经济发展的沉重枷锁。
观点五：不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并且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在现代社会里，执政是每一个政党都必定会选择的基本政治目标，对许多资产阶级政党而言，这差不多就是全部目标。而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他们除了有执政的政治目标以外，还有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社会革命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无产阶级执政党就要勇敢地面对挑战，围绕着执政问题，认真采取改进和完善的措施，使党的战斗力、凝聚力、领导和执政的能力得到真正有效地加强，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原苏共党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始终存在问题，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进行一系列改组以后，其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执政资源、贺驭全局的能力明显变弱，最终步上败途。
同时要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平演变”，指的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这项战略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从苏联演变的过程看，由于在苏联国内、苏共内部存在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内应力量，他们从内部配合了敌对势力的需要，从而促成了演变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虽然说如果没有内应力量，西方的和平演变势力即便强大，也很难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领导者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应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不留给他们可乘之机。
观点六： 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应该始终抓住这个中心不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照抄别国的模式最终会落得失败的结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注重执政党的建设。在思想上必须提倡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在组织上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主动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批判“左”的教条主义要用历史的观点，要全面分析，不能简单地否定历史。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最有效的途径。改革必须深深扎根于本国国情，改革的成败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以经济的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衡量标准。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这种开放不仅内部是开放的，而且对外部也应该是开放的。
小结：
苏联模式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可惜是昙花一现。它给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留下长长的叹息。总结它的经验与教训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苏联模式不是社会主义唯一的模式，计划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模式。各国的社会主义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有的只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呈现出来的多样性的具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共性与个性的基本原理。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理论创新，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先进的理论能指导实践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而实践又反过来不断修正不科学的理论，相互促进、相互增长。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不断的改革，改革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政策、制度、体制。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发展，当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时，就要及时认清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所在，而要解决矛盾就要进行不断的改革。 第四，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要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锋队的作用，这也就要求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必须加强党的建设。
第五，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注重速度、效率的关系，注重社会公平，注意解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
总之，苏联模式之于我们有深刻历史教训与借鉴意义，我们现在再来谈苏联模式，就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态度，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让社会主义之花开得更加灿烂!
第三篇：当代中国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经过了一学期的学习和思考后，结合了自己的金融专业的背景，我对的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的一些成就和不足有了新的不成熟的看法和理解，在此写下。
想要评价当代中国的发展功与过，得与失，就必须从改革开放开始。从总体上评价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有四点看法。
第一点， 改革开放式在“文化大革命”借宿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大彻大悟(或者可能是迫不得已)，对中国向何处去做出的一个明智而艰难的抉择。叶剑英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再不拐弯不行了。以邓小平、陈云、叶剑英和胡耀邦等人为代表，做出了抛弃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融入世界文明的选择。应该说，对比今日朝鲜，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第二点，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拯救。经过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了1978奶奶，我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劳动者占了社会总数的99.96%，城乡个体劳动者仅有0.04%。这个结果就是，扼杀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力，生活必需品、副食品，从粮食、棉布，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甚至火柴，都要凭票证供应。这说明，“一大二公”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是不合适的。
于此同时，党国在政治和文化体制上搞大一统的转圈，通过不断整人、“自我清洗”的政治运动来解决社会矛盾，伤害了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甚至开国功臣。这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的肃反抓捕政治犯并将他们作为不付工钱的奴隶投入工业化建设有出发点上的区别。当这个体制走到尽头，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难以为继。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所以当改革开放开始后，这些过往受到利益损害的人得到了利益，成为了改革的动力和支持者。
第三点，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增长速度和时间完全可以媲美镀金时代的美国和
6、7十年代的日本。这是客观事实。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国家生产总值以9.8%的速度平均递增，持续30多年不衰，现在以GDP来看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达到了1895年清朝的世界经济排名(美国第一清朝第二)。劳动生产率有了极大地提升，2010年的劳动生产率是1978年的40余倍。在生产力的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
第四点， 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复兴的中国经济，但是没有造就复兴的中国文化。我们作为世界工厂，能够出口“Made In China”的产品，但是却缺乏阳光、自主的文化精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了执政者对民族的自由全面发展关注不够。“猫论”在整个治国理念上的蔓延，使得社会上充斥着浮躁的气氛。当前阶段共产主义信仰实质上的破灭，使我们这个破除了传统封建文化“遗毒“的民族失去了信仰。配合浮躁的时代背景，自然产生了道德滑坡、治安混乱、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拜金主义泛滥的问题。
当前我们已经步入了公共产品短缺的时代。在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的通知书，我们还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和挑战。随着改革开放所产生的阶段性变化，在我看来，尽管官方说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物质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没变，但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明显改变。
今天，我们存在着三个比较突出的矛盾：第一个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自然环境的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第二个是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非典“以后，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但是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公共产品的攻击还不到位，甚至可以说现在开始进入一个公共产品稀缺的时代。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而且尽管政府采取了相当大的力度来缓解、解决这方面的矛盾，但与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还有一定差距。
第三个就是随着社会进步和利益关系多元化，对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提出的一些要求，也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结构建设滞后的矛盾突出。例如，利益关系改变后，人们都需要一个正常的、法定的程序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需要有一个协商对话的机制。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以后，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社会监督，同时社会发展进步对政务公开、对政府的自身建设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这三个矛盾从客观上来说是阶段变化的必然反映，我们要把握这样一个阶段变化的趋势来寻求新阶段如何来以进一步改革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中国在摆脱了“亡国灭种”之后的又一次历史关口，将决定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英美一样的“主导者”还是德日乃至拉美诸国“附庸者”。
在这三个主要矛盾的下面，是我们国家在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其他具体问题。
第一是当前的“国进民退”问题。推进市场化改革最主要的是推行公平竞争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企业是出于平等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对经济的贡献是极为突出的。但是当前的某些体制、政策对民营经济的要求可以说是有严重阻碍的。
例如，在一些资源性垄断行业，尽管法律没有规定垄断，但是实际上民营企业是进不去的，如通讯、能源领域的巨型垄断国有企业在对外竞争中处于明显下风而对内则依靠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回报。在比如，民营企业可以喝国有企业一样获得金融支持，但事实上民营经济难以得到大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持。更有甚者，政府有时还为国有经济消除民营竞争对手。政府存在的国有经济偏好，这是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保增长、包就业、扩内需的角度上看，应该对民营经济采取更加宽松的态度来处理。
政府的国有经济偏好，大部分原因是出于国家政权的掌控者阶层的私利考虑。作为国家的“亲儿子”，自然掌控在掌权者的手中。在改革发展中，大量“红色贵族”接管了大型国有企业和由国有资产改制成的大型集团(如鲁能集团)，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在政治和经济上掌控中国。与美国以财团控制政治的模式相反，中国沿袭了自古以来的传统，以政权控制经济。事实上这种“权力寻租”现象表现出来的也是腐败在中国难以根除的原因。权利所有者的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会以权谋私，视公产如私产。这所以在事实上“国进民退”就是政府中央集权策略，是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中成长的表现。
第二是4万亿投资的问题。4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是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方案中的两大方案，这是蒸发在金融危机中出售比较快，力度比较大的两大方案，在应对危机中值得部分肯定。但是问题是如何使这样一个大的投资计划和产业振兴规划达到预期目标。
问题出在了这个计划和振兴规划的布局上。4万亿的投资全部集中在了基础领域和重大项目投资上，没有将扩大投资与改善民生相结合
第四篇：如何主动适应社会的经验和教训
-----人物访谈心得体会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句话要表达的是社会千奇百怪，瞬息万变，那么对一名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而言，学会如何主动适应社会是必须而且必要的。
通过访谈，我受益匪浅，现总结心得如下：
(一)看清学校与社会的不同——社会需求
一个初初踏入社会的大学生，最先面对的应该是学生生活环境和职业生活环境的差异。那么，我们首先要研究，把握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特点。首先，学生生活环境是经过加工的，秩序化的环境。职业生活环境是自然的、未经设计的环境。因此，不同的对待方式，结果会大不相同。其次，学生生活是浪漫的、想入非非的;职业生活是现实的、郑重其事的。因此，职业生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再次，学生生活属非分配领域，同学之间不发生利益冲突;职业生活属分配领域，相互间利益相关。总之，认识环境是我们适应社会、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心态决定高度
首先，要把握选择的原则。我们选择职业时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客观现实，它所提供的要求和机遇;二是个人的志向、抱负、特长、潜能和兴趣，能够充分实现个人的主体性。其次，要把握选择的方法。选择的方法是比较。比较是利弊之间的比较。任何事物总是利弊相交，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是没有的。 “两利相争取其长，两弊相争取其短”，只要利大于弊就可以了。 再次，职业、工作一旦选定了，就不要左顾右盼，徘徨不定，而要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做出创造性的成绩来。
(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会想不等于会说，会说不等于会做，个人素质不等于事业成功。大家会想，但会不会做，则是另一回事。从知识的获取，到能力的培养，到经验的取得，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不断总结提高的过程。我们刚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所缺少的正是经验。
因此，我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一定要踏踏实实，从头开始，从小事做起，虚心学习，不断积累经验，切忌急于求成。
(四)人的差异产生于业余时间
大学毕业以后五年，十年，二十年，同学之间在学识、成就、以至于职位等方面，差别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对于业余时间的利用，对个人今后的发展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坚持在业余时间进行学习、研究，要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要掌握正确使用时间的方法，根据学长的体会，还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进行学习、研究，需要订出规划，然后集中精力于一个方向，按照自己的规划，日积月累，必然会取得成功。
要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凡是有所作为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识结构。一般而言，知识结构包括知识硬核——基础理论、技术理论、应用理论;知识幔层——以论文形式发表出来的各种理论、学说、观点;知识大气圈——在实践中产生的闪光的思想、判断等。我们要据此建立自己相对稳定的知识结构，同时又必须不断吸收新鲜知识，充实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
(五)多数人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公正的
对于人际关系问题，学长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社会，多数人是好的，多数人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公正的。
我们认定“多数人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公正的”以后，那么，在我们今后的工作、生活中，不必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关键在于很好地把握自己。
以诚待人是良好人际关系建立的心理保证。你待人坦诚、诚实，令人感到与你交往无后顾之忧、放心，才有可能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大度宽容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社会上的人们，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各人主观努力的不同，其思想、观念、性格千差万别。因此，我们要容得下各种各样的人。 积极增进交往才有可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建立离不开交往。人际关系不是虚无的关系，经存在于你、我、他之间，存在于现实关系之中，表现为人们之间思想和行为的互动过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要学习和掌握必要的交往方式和技巧。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我们同样要坚信，多数人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公正的，关键在于把握自己、提高自己。
(六)机遇富有弹性
机遇对一个人成功有重大影响，且它是富有弹性的。
首先，能否抓住机遇富有弹性。机遇是客观存在，但你能否抓住它，则取决于你的素质。其次，进入机遇后能否取得成功，同样富有弹性。抓住机遇，取得成功，需要有胆略、学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机遇只偏爱那些为事业的成功作了最充分准备的人。因此，我们不要在那里等待机会，而是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使自己具备相应的足以胜任的资格。
(七)关键在于提高素质
一个素质高的人，他会主动寻找发展的目标空间，随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努力创新，正确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在事业中取得成功。
首先，要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的各种活动、实践，从自己的言行开始，一点一滴去做，用自己的生命，生活、言行，把自己选择的“道”体现出来，并成为自己的行为习惯。
其次，要感悟。用我们自己的人生阅历、经验、知识去体悟，体悟科学，体悟人生哲理，许多道理，你如果悟通了，终生受益。
最后，我们要积极投身于校园文化氛围之中，去感受、体验、不断地与之交流、碰撞，在信息的交流中丰富自己、提升自己。
此次人物访谈所带给我的远不止以上的心得，它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影响我剩下的大学生活，以及我的职业生涯。希望我带着这些前人的经验教训走得更远更好。
第五篇：香港房地产业的发展经验教训
战后以来，香港房地产业在五次盛衰循环中走出了一批巨型企业。虽然内地房地产业与香港仍有诸多不同，但目前产业环境与香港上世纪70年代走向集中的状况相当类似。这预示着，随着土地政策的变革，内地房地产业“大洗牌”即将揭开帷幕。
周期性盛衰循环相伴战后香港地产
香港房地产业虽然几经起伏，但一直是香港经济的支柱之一，占GDP的比重在20%以上，是香港经济的“晴雨表”。
战后至现在，香港房地产业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盛衰循环。第一个周期是1946年至1959年;第二个周期是1959年至1969年;第三个周期是1969年至1975年;第四个周期是1976年至1985年;第五个周期是1985年底至现在。每个周期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周期最短的约6-7年，最长的是第五个周期，历时19年。
香港人口1946年为60万人，1949年增至186万，到1959年超过了300万，人口的急剧增加使住房需求急增。在港府政策推动及利益驱动下，上世纪50年代，大量资本涌入，香港出现了房地产建设热潮。到了1958年，房地产市场开始供过于求，房价、地价下跌了70%。
1959年开始，香港经济出现转机，加上来港的外国人、国际商业机构增多，对商业楼宇、住宅的需求增加，刺激房地产业迅速回升。由于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过度贷款及其他因素，1965年春，香港爆发了银行信用危机，接着房地产价格暴跌，许多地产公司倒闭，香港房地产业陷入了战后第一次大危机之中，一直延续到1969年才有所好转。
1969年香港房地产市道逐渐复苏，港府于1972年制订了一项“十年建屋计划”，令投资者信心迅速恢复。但1974年的石油危机导致香港股市暴跌，又带动房地产业全面调整，香港地价下跌40%，楼价下跌了30-40%。
1975年底开始，房地产市场重又回升，港府1976年开始地铁修建计划，提升了城市土地价值;1978年，又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即廉价屋计划)，解决了222.5万普通市民的住房问题。1977年香港人口超过450万人，1979年达到500万人。需求增加，令楼宇供不应求，新兴市镇(屯门、沙田、葵涌等)逐步形成。
承接70年代后期的快速发展，1981年香港房地产市场达到高潮，但随后而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令港人出现信心危机。1982年底，香港楼价比1981年下跌60%，1983年房地产市场全面崩溃。直到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市场才重新复苏。80年代香港房地产业在7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90年，港岛区的房价比1981年上升了一倍以上。不过，1989年之后房地产价格的急升，给香港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埋下隐患。
90年代初期，国际游资及本地炒家开始疯狂炒买香港房地产，楼价、地价飚升，严重脱离居民购买力。从1991年到1997年房价上升4倍左右，若从1985年房地产市道复苏算起，到1997年时房价已上升了9-10倍。1997年，香港房地产泡沫破灭，楼价一路下跌，至2003年中，下跌了70%左右，给香港经济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轮周期性上涨历时13年，下跌过程达6年，至2003年底才慢慢有复苏的迹象。
香港房地产业兴衰背后的动因
香港总面积1078平方公里，但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地还不到30%。近60年来，香港人口由60万增长到600多万，增长了10倍，人口的急剧增长所产生的巨大住房需求是拉动香港房地产经济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港府的高地价政策为香港房地产业的投机买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当局颁布的建筑条例、“十年建屋计划”、“居者有其屋计划”和大型公共设施建设计划也有力地推动香港房地产业的发展。
香港房地产和金融业的紧密关系，房地产业靠银行的信贷支持而发展，银行业靠房地产业的发展而获利。据统计，1981年至1987年房地产信贷规模占香港总贷款规模的比重始终在30%以上，60年代中则高达80%。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自由港政策吸引大量游资和资本涌入房地产业，也促使香港房地产业日益兴旺。
战后以来香港爆发的6次地产危机中，有3次直接或间接因为西方经济危机，还有两次与政治因素和香港居民移民他国、贱抛物业有关。但就内部因素而言，主要还是因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特殊的供求关系及其投机性。
香港经济属于开放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多数行业难以形成垄断性的经济力量，但在房地产领域却具有明显的垄断色彩。香港最大的10家家族财团几乎都与房地产业有关，近几年来大型屋村建设几乎全部被大财团所垄断，从而使房地产价格带有浓厚的垄断色彩;另一方面，“炒楼花”制度使原本紧张的房地产市场火上加油，掩盖了真正的供求关系。
在与香港市场的“五不同”处寻找借鉴
土地管理制度
香港有比较健全的土地法例体系，包括《香港房地产法》、《收回官地条例》、《土地征用法令》、《地契条款》、《拍卖地产条例》等等。政府只是根据这些法例进行管理。实行有偿、有期、有条件使用土地。所有要使用土地的人都需要通过土地市场获得土地。既有垄断控制，又有自由转让。
香港对批出土地的监管非常重视，直至批租期满收回。发现发展期内违反契约条款的，轻则罚款，重则无偿收回土地甚至控上法庭;投入使用后也会不定期地跟踪检查有没有违约增建或违约使用;如发现官地被人非法占用，则发出通知书，限令退出，否则，控上法庭，强制处理。
目前内地城市土地管理制度基本是仿照香港的做法，但还未形成一套比较健全的土地法律体系，对已批出土地和未批出的闲置空地的监督管理很不到位。
土地批租香港的土地批租有严格的批地程序和要求，用地要求在《批地条款》有详细的说明。批租的形式主要有公开拍卖、公开招标、私人协议和临时租约四种，但主要是公开拍卖、公开招标两种形式。不论何种形式取得土地，获得土地者都得与政府订立批租《土地契约》，《土地契约》里对批出土地的发
展要求有各种限制性规定，如年期、用途、车位数、完成楼宇时间等。
目前内地各城市在批出土地时，土地合同中也有各种要求和条件。批租的形式也有公开拍卖、公开招标、私人协议和临时租约四种，但目前，协议用地量太大，拍卖招标只占25%左右。
土地收回政策
土地收回方面，香港政府有一条重要的政策，就是公平合理地赔偿，使受影响的人士不但可收回土地损失，也可收回商业损失。如果当事人仍然觉得不公平的话，可以将有关事情提交土地审裁处处理。
目前内地在收回土地时补偿多欠公平，有的城市甚至官商勾结，强行拆迁，近年来在不少城市和地区引起的民怨颇多。
融资体制
香港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非常畅通，既可从银行获得支持，也能很容易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
而内地房地产融资体制非常单一，目前房地产开发资金的70%左右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银行信贷。房地产企业上市融资困难，审核程序复杂，更不用说海外融资。这种过度依赖银行信贷的房地产融资体制隐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
市场集中度
上世纪50、 60年代，香港地产行业绝大多数为中小型公司。进入70年代，市区旧楼重建已基本完成，小幅地皮大大减少，工业楼宇的兴建需要申请比较大幅的土地，加上香港当局批租住宅用地呈现大型化发展趋势，竞投需要付巨款，而且新建楼宇无论在高度、造价方面都不断提高，超过了势单力薄的地产公司的承受能力，小型公司被逐渐淘汰。房地产业趋向集中，逐步形成了一些较大的集团，而且大地产公司纷纷将公司股票上市，资本实力增强，并通过一系列换股、收购、合并等活动使资本进一步集中。70年代后期，兴建大型屋村的盛行使地产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进入80年代以来，香港房地产业已逐渐成为垄断性大集团的天下，虽然经营房地产业的公司有4000家左右，但股票上市的地产公司只100家左右，约占2.5%，在100家左右的地产上市公司中，“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等最大的10家地产集团的股票市值约占地产建筑类上市公司总市值的七成。目前最大的10家地产集团的开发量约占香港总开发量的80%左右，市场集中度相当高。
目前内地房地产公司约有3万多家，前10名地产集团的市场份额不到6%，最大的地产集团—万科的市场份额不到1%。内地房地产市场集中度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产业环境类似香港上世纪70年代，内地房地产产业集中加剧
目前，内地房地产市场从政策环境、地产商素质、未来政策趋向看，与香港上世纪70年代非常类似。
2002年5月9日，国土资源部签发“11号文件”，叫停了已沿用多年的协议出让土地的方式，要求从2002年7月1日起，所有经营性开发项目用地都必须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2004年3月31日，国土资源部与监察部联合下发71号文件，文件严格要求各地协议出让土地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在2004年8月31日之前处理完毕，否则国家土地管理部门有权收回土地，纳入国家土地储备体系。
可以预见，未来经营性土地的出让将基本采取招标拍卖方式，而且单幅出让地的规模呈大型化趋势;另一方面，房地产信贷政策和房地产公司直接融资政策都向品牌地产公司倾斜，在新的土地政策、房地产信贷政策、销售政策等的共同作用下，内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重复香港上世纪70、80年代的发展历程。地产开发商优胜劣汰加剧，市场集中度上升，有良好品牌和管理能力、资金实力雄厚的地产公司将获得超常的发展。预计经过10年左右，内地将会形成一批类似“长江实业”和“新鸿基地产”的巨型地产公司。
■附文 长江实业何以胜出: 市场判断力、资本能力、经营管理能力从香港华资地产公司崛起的过程看，只有具备以下素质的地产企业才能成功发展壮大：善于捕捉市场机会及敏锐的判断力;高超的资本运作能力;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这三个方面在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恒隆、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合和等大地产集团的发展壮大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长江实业的发展历程尤为值得借鉴(可参见《新财富》2003年2月号《李嘉诚如何思考大策略》)。
1. 善于捕捉市场机会及敏锐的判断力
长江实业成立于1950年，但直到1971年才成立长江地产公司，成立长江地产公司的原因是李嘉诚看好香港房地产市场的良好发展前景。成立长江地产后，由于资金实力不足，李嘉诚决定到地价水平较低的市区边缘和新兴市镇进行拓展，待资金雄厚了，在中区与置地正面交锋。为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公司1972年改组上市，总股本4200万股，实收资本8400万港元，是一个很小的地产公司。
其后几年，长江实业不断通过股市融资，在英资财团出售物业土地套现时，趁低价大量买入旧楼、地皮及有发展潜力的物业，实力大增，拥有物业从上市时的35万平方英尺增至1979年的1450万平方英尺，物业及地盘面积超过除港府外原排名第一的置地。80年代初，中国准备收回香港，部分财团又看淡香港地产，贱卖地皮物业，这时李嘉诚又显示超人的智慧，大量吸纳，至90年代初，长江实业拥有物业1655万平方英尺，建设中物业3733万平方英尺，土地储备2200万平方英尺。
2. 高超的资本运作能力
1972年上市时，长江实业总股本只有4200万股，是一个较小的地产公司。但李嘉诚有高超的资本运作能力，此后四年间，公司不断在香港、英国和加拿大发售新股，募集资金在香港购买物业和酒店，使公司资本实力大幅上升，到1976年末，公司资产净值激增至5.5亿港元，比上市初增加4倍。
1979年李嘉诚又通过包玉刚与汇丰银行大班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汇丰银行于9月以市价一半的价格(7.1港元/股)将所持有的9000万股(占22.4%)和黄普通股转让给长江实业，而且汇丰银行还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定金，之后李嘉诚又不断在市场上买入和黄股票增至39.6%的控股地位，从而以小博大，以弱制强。1985年李嘉诚又通过和黄，斥资29亿港元收购置地所持有的港灯34.6%股权。通过一系列收购兼并，短短十几年，李嘉诚使长实“王国”资产规模急速膨胀。
3. 卓越的经营管理能力
李嘉诚入主和黄时，初期为执行董事，并未免掉原董事局主席，原董事局成员明显对李嘉诚能否管理好和黄持怀疑态度，但李嘉诚用实际行动的真诚，很快赢得了原董事局和管理层的好感和信任：入主之前和黄的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之后的1979年综合纯利为3.32亿港元，1983年综合纯利为11.67亿港元，比入主前增长5倍，1989年为30.3亿港元，10年增长10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