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历史经验教训

牢记历史经验教训（精选6篇）

篇1：牢记历史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从1921年建党到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1年的历程。“胜出必有所长”，中国共产党获得成功，是有诸多原因的。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在应对困难和成绩的考验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在91年的奋斗历程中，党多次经历关系自身前途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点，经受住了多次重大挫折或重大成绩的严峻考验。回顾党应对困难和成绩的考验，深刻总结经验，努力把握党的领导和执政规律，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经验： 如果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经验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要归因于三个最主要的经验，这就是：依靠群众、团结精英、善于学习。这些是贯穿于中国

依靠群众----依靠、发动人民群众救亡图存，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党章》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91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努力奋斗，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与支持，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党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严重经济困难时期，领导与人民、干部与群众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终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并进而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

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成功地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并经过30多年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共产党九十年历史，特别是在当前执政时期的，最为重要的经验。

团结精英----团结精英骨干，与时俱进，走在时代前列

中国共产党坚决依靠和善于发动群众是她显而易见的政党特征，但中国共产党并非所谓的“草根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她九十一年的历史中，在依靠和发动群众的同时，从始至终十分注意团结社会精英，始终把精英作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骨干。在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后的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条件下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团结了当时最为需要的军事精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工商精英。为中国人民和党的事业提供了保证。

善于学习---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是一个具有很大“弹性”的政党。这一点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上被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研究者所认同。从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别国的经验教训中进行了“四大学习”。这“四大学习”对于中国的发展、崛起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一、从苏东剧变中汲取经验教训，使中国内部的思想分歧有所缩小，稳住了阵脚，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继续坚持；

二、从海湾战争中汲取经

验教训，从中看出了美国军队的强大。从那以后，中国调整了政策，重新规划和加速推进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经过20年的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和平保证；

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领导层认识到了全球化的两面性，在以后的日子里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有选择、有步骤的开放，对于经济全球化采取了趋利避害的政策与策略；

四、新世纪以来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使得中国更加坚定了走自己道路的决心和意志，特别是认识到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性。教训：整体来看，我们党在历史上的内忧外患面前，应对是好的、成功的，总是能在挫折中奋起。在胜利和成绩面前，头脑清醒时处理得好，骄傲自满、头脑发热时就容易犯错误。党应对困难和成绩考验的历史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总结和汲取这些经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第一，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理想，坚定信念。大革命失败后，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正是有了这些信念坚定的共产党员，才使得工农群众在党的旗帜下重新集合起来，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依然需要这样，越是在形势和环境错综复杂的时候，在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越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第二，任何时候都必须戒骄戒躁，牢记“两个务必”。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是成功应对成绩考验的规律性揭示。党的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越是形势大好的时候，越是发展顺利的时候，越要戒骄戒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今天，仍然需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率领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集体前往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同志“两个务必”的教诲，警醒全党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永葆先进性。

第三，任何时候都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在新形势下，我们党仍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保持高度的清醒。只有始终具有忧患意识，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保持足够的警醒，在警醒中奋进，才能成功应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来自国际、国内的种种风险和挑战。当然，增强忧患意识，并非要把困难和问题看得过重，从而作出脱离实际的错误判断，那样也会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第四，任何时候都必须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础，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反对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一定要以中国国情为基础，而调查研究是认识国情的正确途径，也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基础。

第五，任何时候都必须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历史充分证明，凡是从群众角度考虑提出的政策，都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凡是得到群众信任和支持的时候，革命和建设事业都能顺利发展。反之，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党也会犯错误。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正因为始终坚持这一宗旨，党才能不怕

困难，不畏艰险，在困难面前依靠人民，倾听人民的呼声，发掘人民的潜力，从而获得人民的拥护，立于不败之地。

继承和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同时，必须科学地分析困难和挑战，善于抓住机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根据晚上资料整理

篇2：牢记历史经验教训

作者：风雨如

文章提要：

一、理论宣传的重要性

二、群众斗争的自发性

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四、新旧军队的动摇性

五、改良主义的危害性

六、地主阶级的狡猾性

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纪念辛亥革命，我们应当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最近，我读了几本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心有所得，写出以下几点粗浅的分析和认识。

一、理论宣传的重要性

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之前，革命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开展了理论宣传、舆论准备工作，没有一个例外。辛亥革命亦是如此。

1903年，在日本的留学生陈天华写了两本通俗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本小册子在国内散播很广，影响很大。他说：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画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倘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抗，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

也是在1903年，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他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与此同时，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著名文章。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所以他断定革命一定会造成混乱，不会有好结果。为驳斥这种论点，章太炎的文章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由于《苏报》发表了《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抨击皇帝和清政府，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清政府便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邹容逮捕。1904年5月，他们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1905年，邹容被折磨致死。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也是清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民报》发刊词为孙中山所撰，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报》驳斥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反对土地国有等主张，一时成为革命斗争的号角。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所做的多年的艰苦的理论宣传、舆论准备工作，就不会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

二、群众斗争的自发性

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屈膝投降，不仅引起了革命的人的不满，也引起了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强烈不满。农民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也是无组织、无纪律、无纲领的。这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求全责备。但是，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正是这些农民的反抗斗争，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一书中写道：

在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中，有两种斗争居于突出地位：一是饥饿的群众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群众起来反抗清朝官方的所谓“新政”。这些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着清朝统治者。有些地方的群众在进行这些斗争的同时，也打击洋人的势力。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群众以低级的、自发的形式把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的斗争结合了起来。（第752页）

当时在各地办的“新政”，包括办学堂、办警察、修铁路，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所有这些“新政”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反抗，因为群众所看到的是横征暴敛的加强，他们根据经验也绝不相信这个只知卖国的政府会做出对人民有利的好事来。（第755页）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从这种斗争中看出群众的力量。孙中山在1907年发动钦州防城的起义时，对于当地农民反抗糖捐的自发斗争置之不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事实上，这种到处蜂起的、自发的群众斗争，主要是农民群众的斗争，使清朝统治的基础发生严重的动摇，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客观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依靠这种力量才能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一举而推翻清朝统治。他们不能自觉地组织和动员这种力量，又是他们虽然推翻清朝统治但并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根本原因。（第758页）

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革命力量虽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力量，各省的“光复”不会这样迅速地实现。同时，因为这种力量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各省在宣布共和胜利声中，革命的果实都落到善于随机应变的旧势力的手中。（第856-857页）

辛亥革命18年后，37岁的郭沫若在日本完成《反正前后》一书。书中在回忆当时成都的情形之后，对上述问题做了比较清醒的分析：

但是，朋友，你们且莫忙单作为滑稽的现象，而以一笑付之。我有意把这些滑稽的现象写出来，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修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

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这后于一九○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

以上史实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次社会大变革的前夜，都会出现自发性的群众斗争。虽然这种斗争是盲目的，甚至是野蛮的，但是它又是合理的、正义的。因为这种反抗压迫的斗争，归根到底是被统治阶级逼出来的，这与《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们被逼上梁山是同一个道理。第二，当统治阶级处于末路的时候，它的任何“新政”都是对付群众斗争的骗局，都是为了苟延残喘，也都瞒不过群众的眼睛。第三，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他们的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不能正确认识、对待和引导群众的自发斗争，使自己处于孤立状态，使革命归于失败，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为什么在武昌爆发呢？武昌起义者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夺取了政权呢？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是由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士兵们打响的，仅仅经过一夜的战斗，到了10月11日早晨，武昌的政权就掌握在革命士兵们的手中了。当时，同盟会的领袖们或在国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发动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些带头人都不在现场。孙中山曾说，他在辛亥革命前经历过“十次革命之失败”，也就是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实际上不止十次）。他刻意组织、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起义一次也没有成功，而不是由他组织、领导的武昌起义却在一夜之间成功了。从这些现象上看，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确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任何偶然性的事物之中都包含着必然性。恩格斯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所以，我们不能把武昌起义看作一种纯粹的偶然现象。

武昌起义的成功，是武昌的革命士兵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个成功绝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是多年间全国各地无数次的由无数革命党人和农民群众抛头颅、洒热血的自觉斗争或自发斗争失败之后结出的胜利果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说，武昌起义前的种种斗争都是星星之火的话；那么，到了1911年，星星之火就形成了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这是历史的必然。

当全国都布满了干柴的时候，干柴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燃烧是一种偶然；但是，只要有干柴的地方，迟早要燃烧，这是一种必然。当火山进入苏醒期的时候，火山在什么时候喷发是一种偶然；但是，只要火山矗立着，它迟早要喷发，这是一种必然。事实上，当荡涤留在旧世界上的污泥浊水的怒潮已经隆隆可闻的时候，它从哪一条洪堤上倾泻下来，已经不再重要了。

四、新旧军队的动摇性

在辛亥革命中，发生了多起新旧军队的反戈事件。特别是新军的士兵们，纷纷倒向革命，调转枪口，指向反对阵营。

参加武昌起义的士兵，就是清王朝军事改革的产物——新军。武昌起义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新军起义。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上海，稍晚一点还有四川等地的新军起义。此外，清王朝的海军也倒戈到了革命方面。

而一向被视为可靠的旧军（巡防营），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陕西的旧军，几乎全数参加了起义。长沙城外的新军武装进城，守城的巡防营士兵不发一枪阻拦。贵州省城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巡抚衙门的卫队拒绝向起义者开枪。

这说明，当一个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当它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具有讽刺性的是，清王朝苦心经营出来的新军，竟然成为埋葬它自己的一把铁锹。

五、改良主义的危害性

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日本出版机关刊物《民报》，比较有系统地宣传革命的主张。康梁的保皇党则随着清朝朝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而起劲地鼓吹君主立宪。这样，在1906年到1907年间，一方面以《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展开了一场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辩论。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耐人寻味的是，在国内，主张改良的报刊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而革命派只能秘密传布他们的出版物。由此可见，改良派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的。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写道：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力量推翻清朝统治，也正是打击站在它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同盟会的成员们都对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的事实感到愤慨，热烈地企望革命能使得中国获得独立。有些同盟会员明确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称清朝为“洋人的朝廷”的陈天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又例如在《民报》上撰文的汪东认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第710页）

为了担心会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启超在宣言书中特别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这种跪在专制统治者面前乞求立宪的丑态，足以说明梁启超同样是迫切企待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第719页）

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也就充分暴露了立宪派的立场的反动性。（第723页）

立宪派提出来这些说法，没有把革命派吓倒。革命派用朴素的逻辑，根据驳不倒的事实回答了这些说法。“内乱”难道是革命造成而不是清朝的统治造成的吗？难道不正是腐朽而恶劣的清政府造成了到处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的情势吗？（第727页）

从孙中山、黄兴到秋瑾、徐锡麟，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把革命看做是和武装斗争不可分的。他们蔑视清朝的所谓立宪，也绝不相信那种认为“政治革命”可以用劝告、请求的方法来进行的说法。他们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优良传统。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这问题是他们所没有解决的。（第746页）

从以上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实际上还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民族矛盾呢，还是阶级矛盾？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水平，自然还没有达到从本质上区分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高度，他们也不明白“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但是，他们从斗争的实践中已经朴素地意识到：既然清王朝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就必须把解决清王朝的问题放在首位。

吴玉章在他所著《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中，在回忆革命派与改良派在1906年的一场斗争之后，写道：

但是，康梁等人并不甘心于失败。当清朝政府假意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他们欣喜若狂，积极组织立宪政党，准备回国去做清朝的立宪功臣。于是，革命派与立宪派（改良派）的斗争便由以理论为主而转为以行动为主了。（第87-88页）

事实正像他所说的，当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就从笔墨之争变为兵戎相见了。例如：湖北的汤化龙排挤年轻革命军人，阴谋窃取军政府的权力；贵州宪政会引进滇军唐继尧部，摧毁由自治学社掌握的军政府；山西谘议局长梁善济于附从革命后，又在清军攻太原时充当内应；张謇以章太炎倡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为口实，诱使革命党人解散同盟会；在建都问题上，改良派群起责难孙中山，迎合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愿望，实际上对袁世凯的窃国行为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对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危害作用加以分析。

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迷惑性。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同改良派的笔战中取得了优势，使改良派威风扫地。但是，那都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广大底层民众知之甚少。辛亥革命的狂飙给改良派以一种机遇，使他们处于一种很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没有当权，很容易把自己说成是赞成革命的；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很容易拉拢一般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条件迷惑民众，从而在革命中或先发制人，充当革命的领导者；或后发制人，从革命派的手中攫取革命果实；甚或充当杀戮革命派的刽子手。

第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依附性。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时刻没有忘记争夺领导权。他们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他们是凭据自己力量做的吗？不是的。改良派身后站着封建地主阶级，他们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篡夺革命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改良派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它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决裂时，就只能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些最反动的势力，充当他们的鹰犬。

值得一提的是：在领导权问题上，从辛亥革命的开始到结束，从革命的中心到各个省份，反而是革命派颇为被动和狼狈。他们既得不到上层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支持，又不愿意到下层发动农民阶级，身旁还有改良派的掣肘……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回味的。

第三，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摇摆性。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的《前言》中，作者对清末谴责小说作家的政治思想做了这样的分析：

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满了黑暗和丑恶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们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唯一能够从根铲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

这里所说的，是清末谴责小说作家的思想局限。同时，它也是自古以来一切摇摆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局限。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时而热情，时而消沉；时而激烈，时而绝望；时而首鼠两端，时而见风使舵……不就是摇摆性的体现吗？但是，所谓摇摆，只是暂时的，他们归根到底是必须选择的——或者光明，或者黑暗；或者人民，或者人民的反面。

列宁说：“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479页。）这是改良主义的本质。正是这个本质，决定了改良主义者，包括辛亥革命中的改良主义者的历史命运。

总之，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是极为不光彩的。他们的种种劣行，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辛亥革命的失败，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改良派，但是，形象地说，他们在革命中确乎起到了一种“绊马腿儿”、“别象眼”、“防火墙”、“落井下石”的危害作用。

六、地主阶级的狡猾性

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把这种政治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

辛亥革命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这引起了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极度恐慌，因为那个制度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他们必须站出来捍卫这个制度，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充分暴露了狡猾性、欺诈性、残暴性等等恶劣的阶级本性。当革命浪潮猛烈袭来的时候，他们就后退一步，保存实力，让资产阶级改良派暂时站到一线，充当他们的盾牌。当资产阶级改良派筋疲力尽地排挤了革命派，企图或已经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就以逸待劳地一脚把改良派踢开。当改良派也抵挡不住革命浪潮，就要失守阵地的时候，他们就拔出剑来，赤裸裸地杀向革命派……总之，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中，封建地主阶级始终玩阴谋，耍手段，从而使自己占据着有利的阵地，在战斗中得心应手。

代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同资产阶级革命派作战的领军人物是封建军阀袁世凯。袁世凯的家族是几代的大地主，他在河南就有四万亩左右的土地。他对待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了又打又拉的策略。可以收买的，他就收买，汪精卫等若干老同盟会的人不就是被他收买的吗？收买不了的，他就使用暗杀手段，宋教仁不就是死在他的手下吗？连孙中山这样身经百战的政治家，都曾一度踏入袁世凯的陷阱。

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够老道的了，他的身后还站着老谋深算的封建地主阶级，而封建地主阶级的身后又站着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列强。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是在同三种政治势力进行斗争。加之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被篡夺以及袁世凯上台后所表演的种种丑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　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帝制），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是成功了。但是，它并没有结束中国的封建统治，“皇帝”的名称变为“总统”，形式变了，内容并没有变，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毛泽东指出：

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青年运动的方向》）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辛亥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封建力量的强大，革命果实被封建军阀篡夺，失败的外部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控制，对军阀袁世凯的支持，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表现妥协和寄予幻想；它没有形成坚强统一的政党，组织松散，派系复杂；它没有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主要是依靠少数人的孤军奋战……

鲁迅　先生在他的几篇小说中，以艺术的形式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不准阿Q革命，不正撩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身上的致命伤吗？《药》是写辛亥革命之前，通过华老栓给儿子买人血馒头的故事，展示了底层群众同革命和革命烈士之间的巨大隔膜。《**》是写辛亥革命之后，通过仇视革命的赵七爷和不习惯于革命的九斤老太等人物形象，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有时，我竟这样想：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不读那些高头讲章，但是，不可不读先生的这些文章。

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彻底胜利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结论。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辛亥革命前后那些热血如歌的烈士们：林觉民、秋瑾、徐锡麟、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还有像陈天华、姚洪业、任鸿年那样的悲壮青年。此刻，他们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我的眼睛湿润了……烈士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啊！烈士们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事业，不能付诸东流啊！

——谨以此文献给辛亥革命烈士的在天之灵！

作者附识：

篇3：牢记历史经验教训

以上各位老师和同学的演讲从宏观和微观、全景和个案、史实和观点不同角度聚焦一个共同的主题: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现在我想归纳一下:这些历史记忆为今天的世界提供了哪些最具普遍意义的经验和教训?

教训一:现代战争与极端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场“无限化总体战争”。战争的极端性首先表现在这场战争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上(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达到空前程度、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空前的程度),同时也表现在人类的战争能力已提高到制造出了足以毁灭人类社会的核武器。在上述意义上,这是“战争历史运动上升坐标的顶峰”。

二战所表现的更为可怕的极端性是在人们的观念中,通过战争行为表达出来的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其标志性符号就是“法西斯”。法西斯(拉丁文fasces,取其古罗马词义“暴力和最高权威”)概念的始作俑者是墨索里尼,其本人就是一个极权国家的独裁者。后来,法西斯与极权主义的国家行为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特定的负面性政治概念。

作为20世纪的一个政治符号,法西斯运动所表现的群体行为主要诉诸种族性、民族性和国家性,是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为载体的极端主义。因此,当法西斯国家的行为明显地侵害人类的基本权利时,仍然能够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旗号下获得本国民众的认同,这就是所谓“爱国主义的伦理悖论”。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看来是十恶不赦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当年在它们的发源地都曾经拥有广泛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支持者。

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20世纪正处在“欧洲的世界”向“全球的世界”转变的时期,现代性的扩展和民族主义的普及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越了此前几个世纪。在一个无政府世界里,国家作为“群体理性”和有组织力量的最高形态,其功能可以发挥到怎样的程度?国家行为的内部边界和外部边界在哪里?只有经过了20世纪的实践,人们从空前的浩劫中才理解了那些无法逾越的底线,从而也明白了极端主义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反法西斯战争定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遭受极端主义政治行为重创后开始在国家行为层面拒绝极端主义的转折点。

二战使人们认识到,战争作为国家行为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就是在向他国使用武力时必须避免遭受对方的毁灭性报复。所以,当核武器的“毁灭性”功能亮相后,这条底线就十分清楚了。也因此,二战后,虽然美苏及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抗接踵而至,但对抗的双方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军事行为,使军事性对抗控制在不足以引发全面战争的界限内,从而形成了长达40余年的冷战格局。所谓冷战,其词义就在于:对抗而不逾越战争行为的底线。在冷战格局中,战争形态从二战的“顶峰”回落,转变为可控制的、有限的、局部的战争。与此同时,国家间的军备竞赛仍然沿着上升的曲线发展,拥有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也日益增多。但是,只要战争行为能够被世界性主导力量控制住,高水平的军备就只是处在“威慑”功能状态。理论上足以毁灭世界多次的成千上万枚核弹头没有被用于实战,证明了在国家行为层面战争的“合理性”底线已被普遍接受和遵循。战争的转型是人类在拒绝极端主义道路上走出的重要一步。

然而,极端主义的幽灵并没有离开人类社会,当法西斯形态的极端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并没有就此失去其滋生的土壤和群体性基础。二战后,在极端主义的政治变型中,以思想和宗教理念为诉求的各种“原教旨主义”成为继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之后又一类极端主义载体。经过冷战时期的“休眠”,冷战后极端主义政治已转型为非国家形态的、以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为载体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种新的对抗格局是对人类社会的又一次考验。

教训二:“绥靖政策”与民族利己主义

“绥靖”,原意为抚慰怨愤、平息争斗。但如同“法西斯”概念,“绥靖政策”在二战史学的词汇中同样是一个负面性的概念。之所以如此界定“绥靖政策”,主要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国家刚刚崛起并开始迈出其侵略扩张的最初步伐时,国际社会未能在最有利的时机对其施行有效的遏制,相反,当时主导国际事务的英法等西方大国对羽毛尚未丰满的德意日法西斯采取妥协、退让、姑息、纵容的政策,使法西斯国家的扩张目标一步步得以实现,也使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机器在缺乏外部制约的条件下逐渐强大,最终成为发动战争的凶恶力量。

“绥靖政策”还从英法的行为中抽象出另一个负面性含义,这就是出卖盟友、牺牲他国利益,以求自保。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绥靖政策”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其推行的根据主要不取决于国家的类型或国家的处境,而在于更具普遍意义的民族利己主义。二战前的国际社会典型地反映了由于民族利己主义而导致的集体安全困境。如果说,以法西斯为表现形式的极端主义国家行为是一种进攻性的民族利己主义,那么,以“绥靖政策”为表现形式的国家行为就是一种防御性的民族利己主义。正是两种民族利己主义的交织、重合,共同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

二战的惨痛经历宣告了“绥靖政策”的破产,然而就像极端主义政治行为并未随着法西斯的失败而消亡,民族利己主义行为也没有因为“绥靖政策”的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在战后的历次国际冲突和重大国际事务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以本国利益至上为唯一尺度而不惜牺牲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的种种表现。

经验:反法西斯联盟和国际主义伦理原则

以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为起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延续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逻辑,即不满于既有国际秩序的国家试图通过战争重新布局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形成支配世界体系的新格局。但是二战与一战在起点阶段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战争的发动者来自挑战既有国际秩序的一方——法西斯“轴心国”集团,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构成了单向度的战争行为,而其对立面——无论是处于既有国际体系中心的老牌帝国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都遭遇了被侵略的共同命运,这就为战争性质的转化提供了前提——当法西斯国家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全世界时,他们就成为对世界各国的“普遍性威胁”,与此同时,被侵略者的国家利益也就超越了民族主义的狭隘诉求,泛化为世界性的人类整体利益,反法西斯战争即由此开始。

战争性质转化的客观趋势与实际的战争进程并非同步。二战前期——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到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遭受侵略的国家虽然得到世界舆论的同情,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外部援助,但由于当时缺乏整体性的反侵略机制,被侵略各国没能形成统一战线,他们不得不在孤立状态下承受侵略者的打击和占领,从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40年法国战败和接踵而至的“不列颠空战”,使西方国家处于整体沦陷的危境,1941年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计划和日本袭击珍珠港,更是将两个原本想避开战争的大国——苏联和美国拖入了战场。至此,任何置身事外、避战自保的意图都被击碎,法西斯国家对人类社会构成的“普遍性威胁”已成为众所公认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人类的整体利益凸显出来并得以推动各国政府寻求联合抗敌的有效途径和机制,原来分散的反侵略斗争也由此汇聚为一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诉诸整体性人类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反法西斯联盟——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家宣言》,使人类的共同体意识得到了一次超越民族主义的提升。虽然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合在当时具有“应急”特征,各国互施援手、联合抗敌的出发点仍然是保家卫国,但在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同时,联盟的机制和效应已经展现出高于民族主义的人类正义理念,正是这些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普遍性理念,赋予反法西斯联盟不同于一战时期军事同盟的性质,也正因为反法西斯联盟代表了人类整体利益的正义诉求,二次大战才区别于一次大战,从原本的民族国家间战争升华为捍卫各国人民(包括法西斯国家的人民)整体利益的世界性反侵略战争。通过反法西斯联盟各国的共同努力、协同作战,先后在苏德战场、太平洋战场和北非战场实现战略性转折,然后在各战场的大反攻中奠定了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获得了最后胜利。

反法西斯联盟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自己的合法性来源,并在人类历史的实践层面开创性地运用了超越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伦理原则。这些原则首先表达于《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并被载入《联合国宪章》,为战后的世界秩序指引了方向。“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道义基础即来自这些原则,从此有了诉诸全人类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并为后来设立国际刑事法院提供了法理基础。

反思:历史经验的当代意义

人类历史并非直线上升,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也不可能一朝消解。在冷战时期,反法西斯联盟的原则曾被扭曲为势不两立的两种“整体性”,从彰显人类整体利益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到“两个世界”对峙的冷战,人类社会在超越民族主义、提升整体性利益观的向度上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如果不是核武器划出了战争的底线以及国家行为的理性和危机控制机制的建立,新的世界大战也许仍会发生(一些重大国际冲突曾几度使人类处于核战争的边缘)。

20世纪末冷战的终结,使“两个世界”重归于一。在消解两极格局的过程中,反对霸权国家的军备竞赛、保卫世界和平(即人类整体利益)的理念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后冷战时代,由于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趋向多极化的世界同时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正是在国际体系新一轮调整的不确定状态中,以“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为代表的新形态极端主义势力对人类社会构成了当前的“普遍性威胁”,同时核武器的扩散趋势也使难以控制的战争行为增加了跨越“底线”的危险。

鉴于此,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特别需要重温当年反法西斯联盟捍卫人类整体利益的成功经验,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历史遗产。对这场用人类的鲜血和生命创造了全人类正义理念的伟大战争的经验和教训的解读,决不能囿于民族主义的狭隘视角,而应当放眼世界,如此才能站在人类正义的高度,将民族复兴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和进步连接起来。如同当年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今天为应对新形势下的“普遍性威胁”,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贡献巨大的正能量。

这就是关于二战的历史记忆给我们提供的最具普遍意义、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经验。

篇4：牢记历史经验教训

一、国企改革30年的艰难历程回顾

大致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主要是在国家保持所有权不变情况下，不同程度下放经营权。比如先后试行了利润留成制度和承包制等。当时的改革首次打破了国营企业只是国家政府机关的一个附属物的模式，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中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的良好态势。但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分配向个人倾斜，包盈不包亏，助长了企业重生产、轻投资、拼设备等短期行为。同时，企业承包制按一户一率，企业不能公平竞争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

第二阶段是到了1984年中后期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推行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产权多元化推进产权明晰化，实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等改革。

第三阶段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国有企业能搞好的就保持，搞不好的国有企业就退出。但当时这种“抓大放小”的做法，被很多地方政府理解成为所谓“退出”就是简单的破产倒闭，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而且还造成今天很多乡镇乃至县市不再存在国有企业的局面。

第四阶段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要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主要从五个方面加快推进：一是加大股份制改革力度，通过股权置换、相互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加快产权主体多元化改革。二是积极稳妥地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任务，消除了阻碍股份制健康发展的制度弊端，促进了上市公司的迅速发展。三是建立完善的董事会，引入外部董事制度，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四是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在分离办社会职能的基础上，将企业的辅业从主业中分离出去，突出主业发展，将辅业资产进行整合改制。五是继续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

总之，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总体上是不断深入的，企业经营机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有资产总量逐步壮大、质量显著提升，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不断涌现，国企改革总体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当然，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形势和不断开放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还存在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产业发展不够平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企业活力不足、部分垄断领域改革严重滞后等诸多问题。

二、本轮国企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一）要切实加强改革前的调研工作，真正摸清底数

各级国资委和国有企业既是国企改革的主体，也是国企改革的客体。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摸清底数是搞好国企改革的前提。只有搞好改革前的调研，才能提高改革的预判能力，才能进一步研究制定改革方案，分类实施，分步实施，积极稳妥推进改革。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好的国企改革应该符合以下四项要求：一是要合理合法合乎党和国家政策要求，二是要合乎本企业及其当地的实际情况及职工群众的生活需要，三是要尽可能少的危害到自然环境、社会、以及人民群众自身的利益，四是要尽可能去除主政者个人及其小团体私利而有益于大多数人而不是相反。

（二）要搞好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又不能“一刀切”

在历次国企改革中，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指导精神就是顶层设计，就是宏观指导。但执行者往往没有经过深入研究分析、联系实际，只是按照文件精神的表面意思执行，甚至方式有时简单粗暴。比如在我国国企改革的第三阶段提出的“抓大放小”，被部分地方政府简单的理解为保持好的国有企业，让不好的国有企业直接倒闭。不仅方式简单粗暴，而且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三）要采取切实有力综合措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在以往的几轮国企改革中，都往往出现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悖论，即国企改革的主旨本来是要将国企中的那些不良企业，通过改革改制将它们搞好搞活；但现实和实际情况则是，某些地方或国企则是热衷于改造那些本来很好的国企，将它们实施民营化，甚至是以很小成本和价格就贱卖给了某些私人或民营企业。于是，造成国企的资产大量流失。这种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造成资产流失的问题，是国企改革中非常关键的事情，这个事情处理不好，不仅仅会影响到国有企业改革自身，而且更会影响到各级政府（比如各级国资委）的声望，还会影响到整个改革的前途。因此，在本轮新的改革过程中，在坚持大的改革目标与方向不变的前提下，要结合各自实际及时调整小的目标和方向，制定新措施，规范其操作，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造成新的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三、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几点对策建议

（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

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逐步构建“国资分类监管-资本投资运营-企业市场化经营”的分层监管体制。在“国资分类监管”层，按照竞争性业务与非竞争性业务分开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兼并重组，成立一批专注经济职能或社会职能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建立“隔离层”，实现不同资本投资平台经营目标单一化，把对国有经济的优化布局和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监管落实到对投资平台的布局和监管上。

（二）要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类监管

坚持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按照“少而精、大而强”的原则，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竞争性领域逐步取消对国有企业的不当保护，在竞争中实现优进劣退，推动国有资本继续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完善分类监管，对竞争类企业，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放开市场主体准入，减少政府保护和行政干预，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重点监管结构调整和资本回报水平，通过经济增加值、平衡计分卡等考核方式，引导企业把经济效益和长远发展放在首位，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对公益类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着重从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监管，加强产业规制，通过经营信息公开引入社会监督。对兼具竞争性质和公益性质的企业，以及自然垄断类企业，要通过网运分离、业务剥离，实现竞争性环节与公益性环节分开，分别纳入竞争类企业或公益类企业实施监管。

（三）要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可通过增资扩股、收购资产等方式，尽快实现整体上市，实现产权多元化；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也要积极推动主业资产上市，或通过产权转让、交叉持股等形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步伐。加强以董事会建设为核心的内部治理，逐步建立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建立规范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责任追究机制，使董事会成为企业经营决策和管理层选聘激励的权责主体。实行累积投票制度，公平保护小股东权益，提高非公有制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的积极性。扩大监事会权利，实行强制性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确保监事能够获得准确和充分的信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利用兼并、收购、重组、破产等机制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对经理人员的约束；加强职业经理人市场建设和中介机构培育，建立包括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家素质评估体系在内的市场评估体系，推动建立声誉机制；强化利益相关者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不断完善全方位的外部治理机制。

（四）要做好相关配套工作，为国企混合制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和股权流动性，建立强制分红和强制回购制度，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良好制度环境。探索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企业负责人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加大社会化选聘力度，实行经营目标契约化管理。通过经营者持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期权等方式，把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人才的薪酬激励与公司长期利益挂钩，推动企业长远发展，真正建立起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拓宽职工安置渠道，多方筹措改革成本，彻底剥离国有企业政策性、历史性负担，扭转国有企业不利的竞争地位，为包袱沉重的国有企业吸引非公制资本参与改革、公平进入市场创造条件。加强国有产权管理和财务监督，完善企业内控体系和风险预警防范机制，国有资产对外转让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在依法设立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篇5：牢记历史经验教训

2016年01月19日09:0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风建设贯穿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90余年来，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先后在全党开展12次大规模整风。从方式上看，改革开放之前是搞“运动”，此后改为“活动”（集中教育活动）。从周期上讲，每次短则半年（如1950年整风运动），长则三年多（如延安整风运动、20世纪80年代整党）。从频率上讲，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党史上整风频率最高的一个时期，迄今共开展6次集中教育活动，大致每6年一次。2001年9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份专门针对作风建设制定的指导性文件。

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对这一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深化认识，进一步搞好当下的作风建设，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本文着重就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谈点一得之见，以期抛砖引玉。视角与侧重点不同，所作归纳难免见仁见智，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

一 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9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与重视作风建设密不可分。在长期作风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每逢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或完成重要历史任务的关键时刻，格外重视作风建设，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

这一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越是紧要之时，越发重视抓作风建设

党史上历次整党整风的背景，均印证了这一点。譬如，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在延安养成一种新风气，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把陕甘宁边区建成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建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

义。” 他强调，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如，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我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加强作风建设作为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局起步，以八项规定作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现实针对性强 例如，为了妥善解决党内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影响，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等优良作风，延安整风运动以整顿“三风”为重点，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思想、作风、组织方面的“三个严重不纯”，针对干部经商办企业、乱发奖金、倒买倒卖紧缺物资等新的不正之风，中央着手全面整党，将整党任务确定为16字：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去年结束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3、整党整风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多次整党整风中，这两者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和干扰了经济工作。新时期以来，这种偏向得到纠正，每次活动都强调处理好这两者关系：整党整风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一次大扫除，为推进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创造条件、排除障碍、增加动力。1983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处理好整党与生产、工作的关系，保证整党与经济等工作两不误，相互促进。

（二）抓作风建设，在方式方法上既有继承，又注重创新与完善

以前抓作风建设，主要采用搞“运动”方式，常有过火之处。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独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也有失误，在审干反奸过程中掀起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结果，延安地区在十多天里清查出1400多个“特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再如，1951年整党与“三反”运动相伴随，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教育挽救了大批干部。但运动开展得很迅猛，以致出现偏差：全国被打出的“老虎”最多时达29.2万多人，多半是把小贪污、公私不分、失职、浪费算成“老虎”，或因赃物折价过高定为“老虎”，有的甚至完全是错案；很多地方搞“逼供信”，致使有人因肉刑逼供而致残。1957年整风运动的节奏被反右派斗争打乱，导致大批党外人士挨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错误全面泛滥，党的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进入新时期后，整党整风摈弃了过去政治运动中盛行的那套“左”的做法，从搞“运动”转为搞“活动”，方式方法大变：昔日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再延续，转为自上而下、分批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不搞“人人过关”。这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精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既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妥善解决党内问题、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又避免了像过去政治运动那样留下许多后遗症、引起社会震荡。

“三讲”教育在新时期党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这次活动按照中央规定的四个步骤，在具体运作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序：学习文件，查摆问题，征求意见，民主评议，自我解剖，开民主生活会，深入整改，开展“回头看”。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由上级派巡视组督导。这套做法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基本为日后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所沿用。

（三）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作风建设内涵丰富，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共七大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其一是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为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据报道，2012年间，西部某省一官员在与记者争执时质问说：你是记者，你是党的喉舌，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身为干部，居然将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开来，一时引得舆论大哗。在新形势下，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脱离群众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历次集中教育活动均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主旨；鉴于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四风”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整治“四风”为重点。每次具体开展活动时，均强调走群众路线，开门整改，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监督和评比；均重视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特别强调，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建立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防范、遏制脱离群众现象，这就把握住了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

（四）作风建设的重点是抓干部作风

每一名党员的言行都关乎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普通党员虽然不握有权力，谈不上犯做官当老爷等毛病，但也须防止沾染不正之风、影响党的形象，所以作风建设是面向全党的。另一方面，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的主体是干部，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风、文风也集中体现在干部身上。脱离群众主要指干部脱离群众，“四风”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因此，干部是作风建设的重点对象，改进作风主要指改进干部作风。干部作风好，上行下效，全党就风清气正；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形。

建党以来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抓干部作风。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郑重指出，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几十万县委以上的干部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邓小平同志1979年11月在一次干部会上针砭了干部特殊化现象。他表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剖析了干部队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他告诫说，干部作风不实，不仅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也会给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带来严重损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每次整党整风，均以干部为重点。延安整风运动首先是在高级干部中展开，以此带动全党整风。在新时期开展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中，“三讲”教育专门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进行；其余几次活动面向全党，但大多明确强调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

（五）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

搞好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尤其要与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其根源在于理想信念不坚定、私心杂念膨胀。我们党历来重视从思想上建党，通过思想建设来推进作风建设。延安整风运动便是一个典型，通过开展集中教育，使众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实现思想上入党。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拥有执政资源后，是否入党关系到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发展空间，于是抱着功利目的入党的人多起来了，基于理想信念入党的人少了。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后，各种诱惑急遽增多，客观上又进一步加大了坚守理想信念的难度。鉴于这种情况，历次整党整风特别是新时期的集中教育活动，每次都组织理论学习，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甚至开出学习书目，包括作为立党、治党、管党总章程的党章，以及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基本著作。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科学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总书记一再强调要防止温水煮青蛙现象。他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我们党根据时势变化，一直积极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制定了许多正风肃纪的党内法规，收到成效。不过，相关制度仍不够健全和完善。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然而，尊卑贵贱之分、人身依附关系仍有所体现和存在，上下级关系有时蜕变为猫鼠关系、主仆关系。前些年有些地方流行称一把手为“老板”，***怒扇已是副部级的王立军耳光，便是例证。万庆良担任广州市长时初学游泳就在横渡珠江中夺得第二名，次年又以市委书记身份稳稳夺冠，这种“励志”故事当时就遭人讥讽。对权力监督和约束不到位不得力，潜规则、关系网、利益链也就难以有效破除。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建章立制并取得重大进展。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切实改变“牛栏关猫”现象，堵塞制度漏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篇6：牢记历史经验教训

一、历史上三次重要的农村税费改革

自从有了国家，便有税与费。我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征税收费的主体是朝廷与官府，纳税付费的主体是农民。一部中国古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农民负担史。农民负担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家凭借其行政权力向农民强制性征收的“皇粮国税”即正税，二是正税以

外的各种行政性收费。一般而言，国家财政收入理应以税为主，以费为辅。但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朝廷与官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是费大于税、费重于税。我国历史上“苛费猛于虎”、农民不堪重负的严重状况，曾引起个别帝王及官员的不安与关注。他们实行过多次税费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三次税费改革是唐朝的“两税法”、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火耗归公”。这些税费改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许多改革思想对此后的财税改革也影响很大。

（一）唐代的“两税法”唐代推行的“两税法”首开中国费改税的先河，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税费改革。两税法的出台有深刻的历史背景：（1）安史之乱爆发后，政治动荡，财权下移，财税管理紊乱，原有的“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的租庸调法无法继续实行下去。（2）中唐以后，由于土地买卖限制日宽，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少数人集中了大量的土地，均田制受到严重破坏。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逃亡，并归附于庄园主成为隐户，导致国家失去了纳税户，“王赋所入无几”，国家财政陷入危机。（3）在正税失控，官禄、兵饷日增的情况下，统治者对广大百姓横征暴敛，乱收费一发不可收。（4）收费没有固定期限，征收时间、征收次数随意性极强，百姓随时都面临交费的困扰，生产和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不得不接受宰相杨炎旨在解决财政危机、归并杂费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改革。两税法的主要内容：（1）归并税目，把当时混乱繁杂的税种合并统一起来，归并为户税与地税两种；（2）集中征收时间，一年分夏秋两次征收；（3）费改税，将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作为两税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财税管理的角度看，两税法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肯定：（1）简化了征收手续，归并了收费项目，集中了纳费时间，抑制了滥收费，改变了过去“科敛之名凡数百”及百姓“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使人民得到了便利，体现出“方便”和“经济”的原则。（2）通过归并收费项目，规范收费管理，控制了收费的范围和数量。（3）两税法实施之后，中央统一控制了税费征收大权，强化了中央财权的集中性和控制力，抑制了地方为所欲为的乱收费和滥收费行为。（4）扩大了税基，增加了中央的财政收入。改革前，中央年财政收入只有一千二百万贯，而改革后猛增至三千万贯以上。

（二）明朝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在明朝中期至清朝后期实行的一种赋税制度，前后持续了300多年，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明初，税制仍沿用唐朝的“两税法”，即按土地、财产的多少来确定纳税额的税收制度。但由于当时战乱不断，人户逃亡，田园荒芜，户籍、地籍混乱，两税核定及征收十分困难，而军费骤增，财力不足，不得不用附加预征等方式增加收入。再加上豪强逃避赋税，官吏营私舞弊，农民负担加重，怨声载道。针对这种情况，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明皇采纳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出台了“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把徭役与田赋合并，按地亩纳税，将繁杂的赋役项目合编为一条，故称为“一条编”，也称“一条鞭”。主要内容：（1）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过去按户丁派役，改为按丁数和田粮摊派。（2）出钱代役。“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即农民可以出钱代替徭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担。（3）田赋征银。田赋中除政府需要征收的米麦以外，其余所有实物都改为用银折纳，开始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过渡。（4）官吏征税。赋役由粮折成银两交纳后，不再通过特设的粮长、里长征收，而由地方官吏直接征集，防止豪强富绅勾结作弊，避免了代收、代征的弊端。

实行“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向的征收手续，改变了以往赋与役分开征收的办法，使两者合而为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劳役用银代替，农民照定额纳税，不另服役，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的生产时间有了保证，可以合理安排生产，也为农民脱离土地、进行商品交换创造了条件，对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经过改革，做到了“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且“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税收增加，财政情况好转。万历十年至十五年（公元1582—1587年），太仓积粟1300余万石，国库积银600余万两，出现“太仓所储，足支八年”、“公私积

储，颇有盈余”的盛况。

由于“一条鞭法”按亩征银，损害了大地主的利益，再加上明朝末年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开支猛增，税负在原来基础上又增加了“辽饷、剿饷、练饷”三大征，且加派不断，改革的措施逐渐被破坏。但清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缓解阶级矛盾，宣布继续实行“一条鞭法”，康熙五十二年还提出“续生人丁，永不加赋”，进一步完善

了“一条鞭法”，使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11年。

（三）清代的“火耗归公”火耗是明清地方政府私自征收、自筹自用的一种附加费。自从明代中叶实行一条鞭法后，各地普遍实行田赋征银，因民间交纳的大多是零碎银两，各州县政府借口上缴税银需熔为整块，有火炼之耗损，所以在征收田赋时，要加征火耗费。实际上，熔铸碎银的损耗极小，耗损率只为1％～2％，然而地方官吏在征敛时要多于此20倍以上，要加耗20％～30％，有时更高。清初，征收火耗较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人民不堪重负。清廷曾严厉禁止征取火耗，但“禁之而不能”。主要原因就在于自明代以来，火耗收入一直是供应地方经费开支尤其是弥补官俸不足的重要来源。地方加征火耗既是吏治不清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侵蚀中央税赋的一个主要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等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提出火耗“提解归公”的改革建议，为雍正皇帝所采纳。

火耗归公的主要内容有2项：（1）将火耗改为正式的附加税，各省统一税率和征收数额，由省统一征取，州、县代收，提解布政司库，地方官府不得另外私派。（2）把原来由地方坐收坐支的火耗银，改为统一上缴国库，再由中央下拨一部分银两作为地方官吏的养廉银和地方行政开支的“补助”，同时必须接受中央的查核和督察，务要花销明白，支出清楚，多余的要上交。雍正皇帝在推行“耗羡归公，设养廉银”的同时，还追查亏空，严厉肃贪，惩处了一批贪官，打击了地方官吏的任意摊派行为。

火耗归公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1）加强了中央财政集中统一，使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管理权牢牢地控制在中央财政手中。从此，耗羡收入一律以中央的名义拨付，或作地方官之养廉银，或用于地方的办公开支，或用于赔补亏空，使地方政府征收火耗的收支活动处于中央财政直接、全面的监督管理之下，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坐收坐支或自收自支，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2）有效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滥征加派之弊，整饬了吏治。耗羡归公后，由于中央把各省征收的耗银从过去的暗取改为明收，并使数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从而使康熙末年以来的滥征加派之风得到明显遏制。此外，从一定意义上看，这种做法还从制度上堵塞了官吏腐败的漏洞。而且中央财政每年从“火耗”中提取二百八十多万两，支付各省文职养廉银和地方办公费用，使地方官吏得到了一定数目的补助，从而缓解了他们的生活压力，有助于他们安于职守。（3）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火耗归公改革后，羡额一般固定在10％左右，各地所收耗羡量比以往州县私征时减轻了许多，百姓的负担因而在一定程序上有所减轻。（4）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火耗归公后，中央财政收入随之充裕起来。到雍正末年，国家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八百万两增加到六千多万两。

历代的税费改革无非是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维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制度，保障统治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相应的生活，而不考虑税费征收合理与否，税费结构与数量合理与否，其结果是人民的法定负担有增无减，税费的数量必然向超过劳动者承受能力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历代税费改革始终走不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的根本原因。

二、历史上税费改革对当前费改税的启示

这些年来，由于诸多原因，我国有些地方农村基层政府与村民组织对农民乱收费愈演愈烈，屡禁不止，给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改革税费与农民减负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社会主义制度应该也可以成为农民减负的根本保证。从我国历史上对农民乱收费的根本性原因来看，一是剥削制度，二是生产力低下。如果说历史上受限于剥削制度与生产力低下而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乱收费问题，那么今天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理应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农民减负。

（一）减负：农村税费改革的立足点现在涉农收费五花八门，各种提留、摊派、罚款比比皆是，而且越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方，收费越多越乱。一些地方和部门不顾农民的利益，向农民伸手，搭车收费，甚至有些基层干部强行收钱收物，酿成恶性案件，严重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减负是税费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必须坚持的首要目标，也是税费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一是坚持减负治本之策。针对“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情况，实行“四个取消”：取消乡镇政府统筹（用于农村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五保户供养、乡村道路建设等费用）和教育集资（用于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建设和危房改造等）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与集资；取消农民“两工”（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取消地方附加、屠宰税、农林特产税；农业税税率最高不超过7％，条件成熟时，最终取消农业税。二是严格征管手续。农业税的征管要增加透明度，让群众缴明白税。征管手续应严格，完税证要开到纳税户。应出台适合农村税收特点、对征纳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征管办法，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同时也保证农业税征收机关依法行政。三是加强督察。督察的重点在于核定的农业税计税土地是否属实，确定的农业税常年产量与计税价格是否合理，计税面积和常年产量是否做到逐户核对、张榜公布。

（二）法治：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点农村税费制度要坚持依法治税理财，加强监督管理。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纵观历史上税费改革，“工于制法，拙于执法”是其最终未能彻底解决乱收费问题的又一重要原因。唐朝实行“两税法”后，明文规定官吏不得在“两税外加敛一钱”，否则，以贪赃枉法论罪。由于有法可依，所以唐代在这时期乱收费、滥收费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因执法不严和监督不力，非法加征依然严重。当今农村乱收费之所以屡禁不止主要也在于财政法制尚不完善尚不健全。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历史的教训与经验，并吸纳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经验，走法治之路，依法治理税费。针对“部门出点子，领导拍板子，农民掏票子”和重费轻税、以费挤税、费先税后、费硬税软的突出问题，税费改革要按照“取消一批，改税一批，规范一批”的原则，着力做好三项工作：（1）依法消费立税。在全面清理整顿各类收费基础上，对没有法律依据或明显不合理的项目坚决取消；对具有税收性质又易征收的收费项目纳入税收。（2）依法规范收费。尽快出台规费征收法律，实现收费征收主体、项目设立、资金管理、征收秩序的法制化；依法加强对“一事一议”筹资的规范管理，如确需维护村公路或村办学校的维修与危房改造等，要按村民大会多数人通过的意见确定行与否，并严格实行上限控制。（3）依法强化监管。坚持财权与事权统一，加强财税体制建设，实现生财有道，聚财有方，用财有效，平衡发展的良性循环；加大对财政支出的监管力度。从新制度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看，一方面要对乱收费的权力组织及个人加大惩罚成本，另一方面又要降低农民反对收费的成本。只有同时从这两方面着手，才能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三）饬吏：农村税费改革的根本点税费改革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系统工程，大量政策的制订实施都离不开政府。政府是否清廉高效，直接决定着税费改革的成败。纵观历史上税费改革，又一重大失误是饬吏不力，导致机构臃肿，腐败丛生，日趋危机的财政难以支撑巨额官俸和行政支出，地方政府“势不得不私派于民”，向农民大量派捐征费。收费—进入—收费，形成恶性循环。历史教训昭示：推进税费改革，必须开展以精简机构为主题的整饬吏治。我国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庞大、支出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农民负担重，是因为“办了一些不该办的事，养了一些不该养的人，收了一些不该收的钱”。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现在县乡两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已占到全国的71％，但其财政收入只有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负担约占实际负担的40％。一些地方搞了那么多的达标升级、形象工程，没有预算约束，不仅向农民摊派，而且使乡镇政府严重负债。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下决心精简乡镇机构和人员，首先把不在编人员减下来，在编人员也要大幅度精简。村组补贴干部的人数也要减少，提倡村组干部交叉兼职。

中国古代原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为三级。“康梁”当年曾提过，把省分多一些就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若按这个思路每个省管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乡镇自治，乡镇这一级可以省2000亿元。当然这只是一个探讨。但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乡镇政府行政职能弱化后，逐步转化为综合性的农村中介服务组织是可能的。村完全可以实行自治，村上选出代表联合组成合作理事会，不要行政编制，义务为农民办事，按照财政与事权相对称的原则，收费完全取决于人家需要不需要服务。乡村两级组织是农民负担的重要源头，堵住这个漏洞的关键是真正实行村民民主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