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其轻者,轻其重者”——防腐倡廉新路径思考

2022-09-11

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腐败的治理, 直至动用最严酷的刑罚。但经过一番治理之后, 腐败仍然会在出现一个短暂的“休眠期”后迅速复活———即使明初朱元璋动用剥皮填草手段, 也未能造就一个清廉的明王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反腐败斗争形势进入冰火两重天: 一方面, 经济连续保持近3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 经济成果世界瞩目, 也造就了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另一方面, 腐败问题也日趋严重, 涉及官位越来越高, 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窝案串案屡见不鲜。事实上, 从改革开放伊始, 党和国家就非常重视对腐败问题的治理, 对腐败行为, 一直采取高压态势。但腐败现象并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销声匿迹。

一、“轻其重者”是新形势下形势政策要求

近些年来不少专家、学者提出效仿香港解决“廉政风暴”时采取的“特赦令”的形式, 赦免公职人员以往的贪腐行为, 以此来换取今后官员的廉洁。我们认为, 如此大规模、近乎“休克式”的“赦免官员”、对贪腐行为“原罪”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试想一下, 一个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 如果贸然采用赦免一类的“休克疗法”, 不仅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明确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更将导致普通社会公众与政府官员的严重对立, 出现族群撕裂的危险。我们认为, 虽然我国不能用完全赦免的方式来换取官员对治腐的支持并期待他们从新做人 ( 官) , 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相对妥协的方式来挽回目前这种愈演愈烈的腐败局势。

( 一) 废除贪污贿赂类犯罪死刑的规定

“每个犯这类犯罪的公职人员, 绝大多数是在走上有职务的岗位后才产生犯罪的动机, 并在这特殊社会背景下实施了犯罪的行为, 就行为人犯罪本性而言, 不是天生的恶, 存在犯罪重要的外在原因, 我国在管理官吏的体制上也提倡综合治理的预防措施, 也有着详细的诸如离任审计、财产申报等防范措施。”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贪腐犯罪我们做的都是事后惩罚的事情, 等到发展成为严重的犯罪才把部分属于制度的过失罪过也算到这些贪腐分子的头上, 难以实现“杀一警百”的初衷。

再者, “死刑犯不引渡”乃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 面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外逃贪腐犯罪分子, 却因为不能引渡回国接受司法审判而逍遥法外。如此, 必然导致在打击贪腐犯罪时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有效协助。使得一些贪官在犯下累累罪行后选择出逃外国, 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 二) 制定一个类似于赦免制度的从轻处理制度

近些年来有专家、学者建议中央采取赦免贪官“原罪”的办法, 对以往发生的贪腐行为既往不咎, 用以换取官员今后的廉洁。认为为了有效地治理贪腐犯罪中国人民必须牺牲一次、宽恕一回。笔者认为可否采取这样一种方式, 就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法案, 确定一个时间点, 比如明年1月1日, 对已有的贪污受贿行为, 如果行为人主动向司法机关自首, 并积极退还赃款赃物, 可以给予大幅度的从轻处理, 规定一个处理上限, 如十年以下, 较轻的可以不处罚, 或者一些身份刑、名誉刑、社区服务令之类的处罚。但是在这个时间内没有主动交代或之后再犯的仍然按照原有的刑罚从重处罚。

“轻其重者”, 并不是要放纵那些巨贪巨腐之人, 而是给那些巨贪巨腐之人一个机会。一方面, 使得他们心甘情愿的接受法律的制裁换取一线生机; 另一方面, 通过一些典型案件的处理, 给广大官员一个警示, 给今后的廉政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二、“重其轻者”

治腐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 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 在解决已有贪腐犯罪的同时, 怎样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使官员不敢轻易涉足腐败就成为了当务之急。清廉指数比较高的国家, 如新加坡、瑞士、新西兰等,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采取各种严格控制措施, 严防官员走上贪腐之路。为此,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上述这些国家, 采取以下措施严防官员走上贪腐之路。

( 一) 降低贪腐类犯罪的起刑点

中国贪污贿赂犯罪的起刑点水涨船高, 1979年的立案标准是1000元; 1988年是2000元; 1997年则变成了5000元。近些年来查处的贪污贿赂案件中, 涉案金额远远超出了起刑点。有的涉案人员贪腐数额较大, 动辄成百上千万, 而对于一些涉案金额仅几万元的小案件, 由于司法资源有限, 再加上腐败案本就取证困难, 往往是不了了之。因为贪官们往往会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心态面对巨贪巨腐的锒铛入狱, 对于自己的小贪小腐却自认为还未到“算账”的时候。所以在当前反腐倡廉的关键时期要加大查处的力度, 让犯罪分子不敢心存侥幸, 从一开始就意识到, 其行为是一种犯罪, 而不敢轻易走上贪腐之路。

( 二) 在刑法中设立资格刑, 充分利用罚金刑, 提升“腐败成本”

所谓“腐败成本”, 就是指腐败主体 ( 个人或集团) 为腐败行为所付出的代价。其中包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政治成本和道德成本。官员面对诱惑, 在利益和代价之间权衡, 适当的成本设置, 必然对官员的抉择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重其轻者”, 并不是希望严刑峻法复活, 而是从源头上通过防微杜渐, 防止官员们走上贪腐之路, 使心存侥幸者得到肃清, 使那些想通过做官发家致富的人望而生畏, 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

腐败问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工程, 治理好腐败问题不应仅依靠刑法的预防和威慑。面对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成本和生活品质提高与公务员工资水平与增长机制相对缓慢的矛盾现实, 建立一种公务员工资 ( 薪酬) 与GDP增长联动机制或者与财税增长联动机制, 确保公务员薪酬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就显得势在必行。与其在低薪制下让官员们通过不法途径获取钱财, 不如给予他们优厚的薪水待遇, 再辅之以规范严厉的反腐防腐监控机制和权威有力的法律惩治措施, 这样或许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轻其重者, 重其轻者”, 我们要的不是治腐制度的外衣, 我们要的是一种将治腐制度付之实践的坚强决心。惩治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对已经查实的严重腐败分子, 没有必要非一棍子打死, 此所谓“轻其重者”, 关键是对“小恶”深刻提防, 避免积“小恶”为“大恶”———“重其轻者”实为防微杜渐, 治病救人。就现阶段我国腐败所呈现出的问题和反腐败的形势, 结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反腐趋势, “重其轻者, 轻其重者”的刑事反腐政策能够很好的实现这一目标。

摘要：对贪腐犯罪, 根据其罪行轻重, 实行“重其重者, 轻其轻者”的处罚, 本无可厚非。但实施的却不尽如人意:那些罪行较重的贪腐分子, 由于担心所犯罪行一旦败露, 必将得到法律的严厉处罚, 有时抱着“好死不如赖活”的心态一条道走到黑;罪行较轻的贪腐分子, 则因为罪行较轻未受到伤筋动骨的惩处, 逐步变本加厉, 任由小贪小腐变为巨贪巨腐。腐败问题如不进行有效地治理, 必将造成亡党亡国的悲剧。笔者认为, 应从新审视“重其重者, 轻其轻者”传统防腐路径的实施效果并提出了“重其轻者, 轻其重者”的防腐倡廉新路径。

关键词：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贪腐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