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经济学说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普遍开设的基础课程。本文强调了这门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之后,提出了一些教学改革的设想,为担任这门课程教学的老师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关键词高等院校《经济学说史》教学改革《经济学说史》是一门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具有历史属性的经济学科。
第一篇：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
试析《读史方舆纪要》的经济地理价值
摘 要 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在同时期诸多地理学著作中独树一帜，被梁启超誉为“旷古一绝作”和“实称绝学”，其最为后人所称道的便是鲜明的军事地理价值，“其书言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所可见，而景物游览之胜不录焉。”而书中有关经济地理的记述，也是其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就围绕其经济地理价值展开一些论述。
关键词 读史方舆纪要 区域经济 价值
一、《读史方舆纪要》简述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躬耕于虞山之野，久之益穷困”。其父临终前留下遗训“吾家自两汉以来，称为吴中文献，先代所著述，小子可考而知也。士君子遭时不幸，无可表见于世，亦惟有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昭示来兹耳。尝怪我《明一统志》，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只要，类皆不祥;于山川条列，又复割失伦，源流不备。……而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泯焉沦没。文献莫徵，能无悼叹乎!余死，汝其志之矣!”在其父去世十五年后，二十九岁的顾祖禹开始动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直到五十岁(1692年)才撰成此书，历时三十余年。
《读史方舆纪要》共一百三十卷，体大思精，发凡起例别具一格，“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包络，关乎都邑。然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是书以列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胡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富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儿俯察仰观之义与。”
“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正因为顾祖禹对历史地理学有这样一层“舆史结合”的深度理解，所以这部书相比之于唐代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和明代的《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在体例、文献涉猎和创作理念上都有极大的超越，特别是在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生态地理等方面有非常翔实的记述和考证，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和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
近代以来，学界对于此书评价甚高，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尤其在历史地理学界，先师们对此书更是倍加推崇，国学大师钱穆曾因耽搁了其稿本的点校而后悔不已，在他晚年台湾出版的《九十书怀》有这样一段感慨：“见主事者，为顾廷龙(起潜)，乃顾颉刚叔父。起潜告余，彼之主要任务即为续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迄今将三十年，闻合众图书馆已不存在，景葵与起潜亦不获其消息。《读史方舆纪要》之顾氏传家本，今不知究何在。苟使余不主先作校对，则此传家本将早已行世。余对此事之愧悔，真不知何以自赎也!”，由此可见《纪要》一书不仅在史地学界，而且在整个史学领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价值，就连钱穆这样的大师仅因错过了稿本的点校而愧悔不已。对于此书的研究，基本上重点都在于它的军事地理价值，《纪要》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随着历史地理学的深入发展，此书在经济地理，生态地理等方面的价值也被进一步挖掘，本文就其在经济地理的研究作些探讨性的论述。
二、《读史方舆纪要》中的经济地理
顾祖禹在书中对经济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识，认为“自古未有不事民生而可以立国者。”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传统经济导致了一个经济区大致上和一个自然区是大致重叠的，而自然区中的地形、气候、水文等因素又决定了该区的经济地域特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过记述：“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枂、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旖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影响了人口、交通和城镇的变化，进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圈和经济中心的形成。
清初的苏州，地处今江苏省的东南部，西南临太湖，北依长江，东接松江府，西连常州府，南通浙江嘉兴、湖州两府，京杭大运河南北贯通，驿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溢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宋代祝穆的《方舆胜览》中对姑苏有着这样的记述：“民安俗阜，田利倍他壤。曾子固静应山修造记云：鱼虾竹苇柿栗之货，既足以自资，而其江山之胜，又天下之奇处也。”由此可见，苏州在两宋时期其城市发展已有相当规模，农工商业也高度发达。到了清前期，苏州不但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也是全国极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康熙时人沈寓就曾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如司马迁所说，高度繁荣的文化势必要以殷实的经济为基础，而经济要发展离不开交通的制约，特别是在传统时期大宗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于水运，所以顾祖禹首先点明的便是“枕江而倚湖，食海王之饶”，由长江、京杭大运河和东海三者为主构成江南水上交通网将当时中国最为繁荣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又加上几个经济重镇比如杭州、无锡、吴江、嘉兴、常州、苏州等串联起来，使其在经济发展上具有极大的地理区位优势，从而使该区域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意义的经济发展圈，《纪要》在此卷开篇便言此区位因素，可见作者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的把握是具有十分准确而长远的眼光的，后世也证明了此种观点的正确性，乃至今日，顾所言之也不曾褪变。
《纪要》论及两湖经济：“今者荆土日辟，沃土弥望，再熟之稻，方舟而下，吴会之间，引领侍食。”“土地平旷宜桑麻，有水陆良田，盖柤中者沔南之膏腴沃壤也。”顾主要针对该区庞大而成熟的农业经济来论述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明代李釜源撰《地图综要》内卷：“楚故泽国，耕稔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越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乾隆《长沙县志》也有记载：“浙江及江南苏松等府地窄人稠，即在丰收之年，亦即仰食于湖广”，这种由“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南方农业经济重心的转移，这种变化势必会引起人口规模的变动，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相关农田水利，交通运输和城镇乡村的建设，在当时治国者眼中这是一个不可不谈的重点战略区域。
以江汉平原的农业经济为例，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是由长江和汉水冲积而成的一个冲积平原，其范围西起枝江，东抵武汉，北达钟祥，南隔江与洞庭湖平原相连，并与之合称两湖平原，总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
河道曲折，湖泊密布，大部分是古云梦泽的残留部分。江汉平原的农业之所以能够在明清得到快速开发，其首要原因便是明清两朝持续未缀的移民，这些移民主要包括战乱造成的难民，灾荒导致的饥民，和平时期由人口密度高、粮食紧张地区(如江浙)一带流向人口密度低、容易觅食的江汉平原地区的自由移民。
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江西移民，比如洪湖县有关族谱记载：“迨元季与明初遭兵燹，强掳每扰于洪都，遂播迁乎。”康熙《监利县志·赋役志》：“他方之民聚焉，而江右为甚”，宣统《江陵县乡土志》：“自明末遭张、李之乱后，户口凋零，多有自江西迁入者。”还有一些移民是出于最求商业利益的需要“东南之人以觅利至，西北之人以避地至”，这些“觅利”的东南之人对江汉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这类移民中的手工业者为江汉平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商业工作者则活跃了江汉平原的商品经济。
由上综述而知，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农业的开发提供了先天的自然基础;庞大的移民队伍成为此区农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而江浙地区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其粮食产量不能自给，所以两湖地区农业的异军突起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正是顾祖禹在论及湖广地区战略地位一个非常重要的区位条件。
在经济方面，漕粮征派的重点地区，多为农业生产的发达地区漕运的发展同时也极大地促进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宋以降，漕运中出现附载私货的现象，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开始认同这一现象，并制定相关的政策予以规范，尤其是清代，对于漕运人员限载的“土宜”数量限制不断放宽，如康熙年间，准许每只漕船附带“土宜”60石，到了雍正年间，数量上升到了100石。此外，漕运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一方面，随着运河的开通和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一大批城镇随之兴起;另一方面，运河漕运日趋频繁，以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商品和贸易机会，极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饭的汇集。明代大运河疏浚通航后，专营河运，当时运河上“舳舻蔽水”，“樯帆相望”。
《明史·食货志三》载：“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400万石，自后以为常。”可见运河的开通对于政府的钱粮赋税的征收是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三、《读史方舆纪要》中经济地理的局限
《纪要》作为一部集大成的沿革地理著作，其内容之丰富，考订之精细，结构之严密，不仅远胜与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总志，也大大超过了明代编撰的《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但是其在经济地理方面也存在着不少局限。
(一)《纪要》所描述的经济地理特征始终不能脱离其重军事地理的桎梏，顾所论区域经济，高屋建瓴，是将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置诸于其与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形势，尤其是军事形势的相关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因此，顾的重经济地理，仍然是他的重军事地理的延伸，比如这一段举元代历史的论调：“元并江南，海道挽输，平江最为繁富。及张士诚窃之，而运路中绝，大都尝有匮乏之虞，士诚富强一时，为群雄冠。然则元之覆亡，未始非士诚先据平江，竭彼资储之力也。”顾看每一区域的经济时，着眼点都在于其战略意义，而不是从经济本身出发。
(二)《纪要》一书的编撰主要依据的是庞大的文献资料，而实地考察少，对一些地区的理解难免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在经济地理方面，比如对于一地经济特征的描述基本停留在一些大体方向性的理解上，很少提及该地具体的物产风俗等，更不能达到量化的层面。
四、总结
《读史方舆纪要》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地理有着极大的价值，书中对各省区农业生产状况、特点所作的概述，所汇集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地区历史上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地位。随着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不断深入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开阔，研究对象的不断丰富，对于《纪要》一书不仅是它的经济地理价值，还有其他的研究价值也将被逐一发掘。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作者：周炫宇
第二篇：高等院校《经济学说史》教学改革之浅见
摘 要 《经济学说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普遍开设的基础课程。本文强调了这门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之后,提出了一些教学改革的设想,为担任这门课程教学的老师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关键词 高等院校 《经济学说史》 教学改革
《经济学说史》是一门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具有历史属性的经济学科。在我国高等院校中普遍开设并作为经济学类的专业基础课,尽管该门课程的作用和地位相当重要,但是在当前学术界重应用经济学、轻理论经济学和重数理逻辑、轻理论逻辑的环境下,作为纯理论经济学的该门课程出现了一种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尴尬局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作为多年从事该课程教学的老师,笔者对此提出一些浅显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高度重视《经济学说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关于这门课在中国高校的开设历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大量学习与吸收,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我国高等院校都普遍开设或恢复了《经济学说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有关教材大量涌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学专业已经成为当下最热门的专业之一,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设有经济学专业,也就都开设有《经济学说史》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
2.《经济学说史》是学好《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政治经济学》也是中国大学初级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对经济类学生而言,学好《政治经济学》是学好其它经济学科的基础,而学好《经济学说史》又是学好《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这是因为大学开设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就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即起源于威廉·配第、奠定于亚当·斯密、完成于大卫·李嘉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由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其中许多概念如劳动、价值、资本、地租、利润、利息、工资、货币等等,都是从英法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有关论述中加以批判地吸收而来的,并从他们的错误观点中发现问题和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因此,学好《经济学说史》能使我们更加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3.《经济学说史》是学好《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西方经济学》同样是大学初级阶段财经类的专业基础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大量介绍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几乎所有高校经济或管理类专业都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课程,作为理论经济学入门的学科。现在高等院校经济学类研究生入学考试,除了外语、政治理论、数学由全国统一命题之外,由各校自主命题的专业科目一般考的就是《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般认为是由萨缪尔森及其新古典综合派建立的。1948年,出于提供一部通俗性和综合性经济学教科书的目的,萨缪尔森出版了《经济学》一书,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进行综合,完成了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大综合,该书至今已经出版了第十八版,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经济学说史》对马歇尔和凯恩斯的经济学说都作了详细的评述,这对我们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学好《西方经济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4.《经济学说史》是学好其它经济学科的基础。《经济学说史》是关于经济学理论产生和演进历史的一门学科,它展示西方经济学几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介绍历史上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构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厦。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可以在经济学说史里找到其源头活水。如,重商主义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的理论探讨,它是商业经济学理论基础;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和瑞典学派创始人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是货币银行学的分析起点,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被称为“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最早的人口经济学;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的庇古开创了福利经济学体系;凡此种种,可以这么说,当前各种以“经济学”命名的学科都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找到其理论渊源。因此,这就为我们学好其它经济学科打下坚实的基础。
5.《经济学说史》能够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能力和分析洞察力。经济学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任何时代的经济学说都是以解释和解决那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而产生的,通过经济学说史的学习,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经济学家是如何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或方法;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因为阶级立场、观点的不同又是如何展开争论的;还可以了解后来的经济学家又是如何去总结、继承和接受前辈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吸收前辈们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又如何根据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创立适应那个时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学习历史上著名经济学家的分析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经济思维能力和分析洞察力,只有具备这些能力才能对当代各种经济学说做出正确的判断,用历史的眼光、以科学的态度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二、积极推进《经济学说史》的教学方法改革
1.《经济学说史》课程内容上的改革。严格来讲,《经济学说史》的内容应该从重商主义开讲,到凯恩斯革命为止。因为古希腊、罗马时期和西欧中世纪的经济内容不能称之为学说,只能说是一种经济思想,且那些思想还只是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附带提及,比较零散,不系统,够不成一种理论体系。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主义萌芽及形成时期的反映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是最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说大都受他的影响,形成了各种流派,应该属于另外开设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这门课的内容。如果作为研究生使用教材那另当别论,作为本科生经济学入门教材,建议在内容上做較大的改动。另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虽然也属于《经济学说史》的学习范畴,但一般都应把它归属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内容之中。
2.老师教学方法上的改革。第一,要合理安排授课内容。做到少而精,把握重点和难点,理清主线,梳理分支。比如讲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时,要把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三人联系起来,重点阐述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以示区别与联系,这种内容上的安排便于学生更深刻、更准确地把握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论体系和历史演变,吸引他们深入学习研究的兴趣。
第二,讲解经济理论要联系实际。学习历史就是要以史为镜、为鉴,经济学说的产生是那个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在意识形态的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人们掌握了经济规律,就会用来指导现实经济生活,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要让学生理解,经济学说史上的许多经济理论对我们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这样才能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至于认为经济理论的学习枯燥乏味。比如亚当·斯密关于政府职能的论述,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对当前我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评述历史上的经济学说。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对待被马克思批评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那些经济学家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扬弃”他们的观点。同时,还应该时常关注本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动态,尽量介绍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和课题,培养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
第四,教学手段的多样化。《经济学说史》传统的教学法主要是讲述法和讨论法。讲述法具有短时间内传授知识多和系统性强的特点,但往往是老师唱“独角戏”,学生处于被动,有遭受“满堂灌”折磨之嫌,不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讨论法能使老师和学生教学互动,但由于学生本身知识层次和分析能力的欠缺,讨论往往成为个别学生的表演,其他同学则宁愿当听众,这样的教学效果一般。尽管如此,这两种方法还不可或缺,为了改进课堂教学,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还应该结合其他手段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比如换位教学法,师生在课堂来个角色互换,由学生讲解,最后老师点评。这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让每个同学都有机会上台来讲。另一种是分成两组,如同辩论赛的正方和反方,比如经济学说史上关于“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或者“20世纪20—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等内容就可以用来进行辩论。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学生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查阅和整理相关资料,或制作课件,它的长处是让学生的表现欲望得到满足,锻炼和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老师的点评对学生是一种鼓励或鞭策,能够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对所学知识产业浓厚的兴趣;它能使课堂活跃、生动而充满乐趣,让学生感受上课的愉快而不至于经常逃课等等,它的短处就是太占用上课的时间,老师担心完不成教学计划,同时也是对老师主持能力的一种考验。
再比如比较教学法,经济学说史上有很多理论具有相似性和对比性,因此,老师可以把这些内容进行详略安排,把相似的或相对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异同,抓住重点、评说影响。这样就能让学生加深印象,记住要点,减轻他们复习考试的压力,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如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威廉·配第认为生产白银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重农学派认为农业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亚当·斯密认为一般劳动创造商品价值,而马克思则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剩余劳动创造的,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体系;法国的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的观点以及萨伊定律与凯恩斯定律都可以进行比较,通过比较进行类推,发现规律,触类旁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率。此外,还可以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案例分析教学法等等。
第五,教学工具的现代化。充分利用多媒体是教学现代化手段的主要体现,多媒体设备能够迅速进行信息处理和图像传输,给学生提供大量的感性材料,省去了教师板书的时间而专注于课堂讲授,便于教师发挥演讲艺术同时关注课堂纪律。利用课件,播放人物图像及相关的历史影像资料能让学生直观地了解经济学家产生的时代背景,比如播放“三十年代大危机”和“罗斯富新政”的视频之后,再来阐述凯恩斯关于国家干预的经济主张,就能加深学生对凯恩斯革命的理解,再联系到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可以分析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现实意义。这样的手段是非常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在那种生动活泼的氛围中,教与学完美的结合,更好地落實因材施教,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和质量,也有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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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祖华.经济学说史课程教学改革亟待加强.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11).
作者：陈韶华
第三篇：“卓炯学说”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的地位
[编者按]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个年头。过去30年，是实践的30年，也是理论探索的30年。是中国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步明确“市场导向改革目标”的30年，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发现、认识到确立、不断完善发展的30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艰难探索求真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及，这就是上世纪40年代曾任教国立中山大学，后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直至逝世的卓炯先生。卓炯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先驱，同时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的典范。在2007年12月18日“缅怀卓炯，畅谈改革——广东经济学人纪念卓炯诞辰100周年”研讨会上，我们强烈感觉到，尽管先生离开我们已有20年，但他的学术思想、学者长风、人格魅力犹存。为更好地总结近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历程，为光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求真精神，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繁荣发展，我们专此组织刊发两篇论文和一篇综述，以飨读者。
[摘要]本文全面回顾了卓炯一生的重大理论贡献，主张将卓炯经济理论概括为“卓炯学说”，认为该学说完成了一场由产品经济论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理论革命，推动了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时代。卓炯学说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前瞻性，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都是有重要价值的。
[关键词]卓炯学说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 市场经济
2008年1月24日，是我国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卓炯(1908—1987年)百年诞辰。卓炯在其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不倦地探索富国裕民的真理。他以反潮流的巨大理论勇气，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率先突破和批判了产品经济理论体系，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彻底的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革命，即“卓炯革命”。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卓炯最早奠定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突破了“计划经济制度论”和“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卓炯提出的“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自称“社会分工派”，是对其理论体系的高度概括。
我认为，卓炯的经济理论，是在彻底批判产品经济论的基础卜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革命的重大理论成果，已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说，即“卓炯经济学说”，可以简称之为“卓炯学说”。总之，值卓炯先生百年诞辰，深入研究“卓炯学说”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上的地位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卓炯学说”及其社会评价
(一)“卓炯学说”的界定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卓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理论遗产。如何概括卓炯的经济理论?我认为，完全可以称之为“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即“卓炯学说”。其涵义是：以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和出发点来解释关于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理论问题的经济学说。
这是因为：第一，卓炯的经济理论，已经形成理论体系，已称得上是一种学说。作为一种经济学说，不仅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要有独树一帜的观点，还要有自己特殊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而与其他种种经济学说相区别。卓炯的经济学说已具备这种品格。
第二，卓炯自称“社会分T派”，即当代中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社会分T学派。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沿袭前苏联教科书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的思路，而卓炯则是另辟了一条从社会分工出发的思路。沿着这条思路，卓炯不断地进行拨乱反正，处处与产品经济论划清界线，树立了彻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他无疑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和旗手。在社会分工论的旗帜下，赞同和运用卓炯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的已远不止他自己一人，而是一批研究者。研究队伍正在不断扩大，研究成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卓炯观点被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所验证，日益被更多的经济学者认同，被党和政府的决策所采纳。这一学派在卓炯逝世后，未曾因为他的离开人世而停止发展。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日益扩大，显示出勃勃生机。卓炯逝世20多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最大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由处于禁区的“异端邪说”一跃而转变为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其根本原因，是党和国家作出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决策，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而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创新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当代成果，自然有资格成为现今“正统”的经济理论。“社会分工派”既然已发展壮大，自然可以称为一种学说。
第三，卓炯一开始研究，就以马克思《资本论》为参照，从中抽象出一个属于一般劳动过程范畴的而撇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扩大商品经济”理论体系。这个“扩大商品经济”范畴，是卓炯论定的独特经济范畴，其主要特征是有价值增殖，有资本一般(卓炯称之为“资金”)和剩余价值一般，已存在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这说明商品生产已处于发达阶段。所以，这个“扩大商品经济”范畴就等于市场经济范畴。从历史上看，《资本论》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是处于市场经济阶段，因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第四，卓炯是“宽派”，与于光远一样。历来主张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一码事，不是两码事，认为没有必要加以区分。因此，卓炯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与他在1962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两者是一码事，而不是两码事，只不过后者是前者的完成形态而已。卓炯的市场经济论包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也包含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从理论经济学看，是属于比较经济学。这种“宽派”的市场经济论以社会分工为理论基础，所以，可以总称为“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即“卓炯学说”。
我现在认为，“卓炯学说”的范围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1)独特的经济学方法论，其中包括：一般和特殊相结合的唯物辩证法：将上述方法应用于商品经济问题分析而形成的“卓炯定理”，即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经济范畴两重性原理，即将经济范畴划分为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两大系列：“生产形式”范畴理论。(2)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论或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论。(3)“社本”论。(4)公共必要价值规律论。(5)价值规律体系论。(6)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思路。(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中的所有制理论。(8)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9)孙冶方经济理论研究。(10)政治经济学新体系。
(二)卓炯学说已经过实践验证而被社会认同
卓炯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是一位有创见的经济学家，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验证着他提出的一些论断和观点。例如，他在1961年提出的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论，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1979年提出的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模式，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目标模式是一致的：他很早提出并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贯反对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一贯反对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根本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等观点，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他在1983年就提出的“社会主义的资本”，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生命后期着重研究的劳动力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即生产要素报酬及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观点，与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观点是一致的。事实说明，卓炯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又是最彻底的市场经济论与最坚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论的高度统一论者。
卓炯的理论贡献已被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所公认，获得高度评价和称誉，主要体现有：(1)1987年，卓炯被广东省选为出席党的第十三次仝国代表大会的代表。(2)1985年受表彰，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广东省特等劳动模范”。(3)1986年由中共广东省委授予他“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4)广东省曾在1985年和1986年两次举行专门研讨卓炯的经济理论的学术研讨会。(5)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扔称卓炯为“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于光远称卓炯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面旗帜”，童大林称赞卓炯为广东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起了“理论先导作用”。(6)由于光远主编的权威性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史》中，确认了卓炯是我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学者，他在1962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提Ⅲ共产主义也是商品经济，提出“商品经济万岁论”，而大多数人到70年代末才注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1984年以后，卓炯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7)卓炯逝世后11年的1998年，由刘国光为首的25位经济学家组成的论证委员会，从全国数千部经济学著作中遴选出了10本“影响新中同经济建设的经济学著作”，堪称50年来中国经济学里程碑式著作。卓炯获此殊荣，他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入选这10本书中并再版。
于2005年3月24日颁奖的我国进行的一次经济学最高奖“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评选，获奖者分别是刘国光、薛暮桥、马洪、吴敬琏四人。随后，有专家在媒体发表评论，认为如果该奖项不规定只授予活着的人，应该首先授予贡献更大的三个已故经济学家，他们分别应是卓炯、顾准、孙冶方。卓炯应名列第一。因为他的贡献最大。例如，该奖项的评委会的专家委员、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晓博士写文章指出：“惟可欣喜的足，我们这个国家的优秀经济学家即使在最曲折的年代，也决没有放弃自己思考与探索的责任。中国市场经济的最早思想——商品经济的思想就在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头脑中最早地萌发。我这里举出三个最杰出的名字：卓炯——中国最早提出市场经济思想的人，他早在1961年11月18日就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火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顾准……；孙冶方……。但是，这些前辈不可能在今天的领奖台上获奖，因为他们已经与世长辞了，身后只留下中国经济转型的最早财富。”我认为，这种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如此等等，足以表明，社会实践和历史已经对卓炯的理论贡献作出了科学的公正的评价。
1988年10月17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在为卓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一书所写的“序”中说：“卓炯也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功不可没。”
二、卓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最早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范畴，在中国大地诞生。有其历史必然性。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给世界范围内近一个世纪的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争论画了句号。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作出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不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新航向，也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从形成到确立经过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和果断决策的历史过程。先由少数学者提出，学术界不断争鸣，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认识不断深化，新的理论逐渐普及并在多数人中形成共识。与此同时，经济理论界与最高决策层互相呼应，党中央提倡、支持并果断决策。最后由中央文件作出决议，在全党全国正式确立。卓炯就是属于这样的少数学者，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先驱。
卓炯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杰出代表。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1960年代初，形成于1970年代末期。成熟于1980年代中期。他从经济建设实践出发，批判了产品经济论，创立了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论。
如前所述，卓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公开发表论文的最早时间是1961年。但他的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酝酿时期是1957-1960年期间。举例来说，卓炯于1959年6月21日写成的一篇论文，题目为《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尚未公开发表)，文中提出了明确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点。卓炯在该文中写道：“社会主义仍然是商品生产”，“必须对商品经济的基本问题重新认识。首先要划清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其次要认清商品经济的共性和特性。商品经济的共性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商品经济的特性是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相联系的……。”“实际上，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也是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而在于它们的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区别。”“社会主义存在着两种市场，一种
是计划市场。一种是自由市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一个商品生产理论体系。”卓炯得出结论说：“贯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体系的，不是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而是劳动价值规律。”卓炯1959年4月至1961年底写作的包括上述这一篇在内的六篇论文，未能发表的原因是当时被错误地当作右倾思想而受到严厉批判。但这些论文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它们代表了卓炯学说的尚未成熟的雏形。但这时，卓炯已提出和初步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卓炯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人，又是第一个起来批评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两条产品经济的规律的学者。在上述文章中卓炯写道：“我以为斯大林同志所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实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手段问题……但不必作为基本经济规律而提出来。”这时他讲得十分婉转，但已指出了斯大林产品经济思想的论点实质：这是一条产品经济的规律。在当时这样写，这是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的。
在1979年无锡会议上，卓炯不仅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而且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1979年4月的无锡会议是全国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与会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会议解放思想，普遍承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等观点，突破了斯大林的观点。同时，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观点，少数几位经济学家在论文中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会上并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性质、作用、机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绝大多数人的认识，同意这一提法，但认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的仍然未能突破将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这一传统观念，因而绝大多数代表的观点只是将“市场经济”局限于农贸市场、三类物资的生产和流通的领域内。只有卓炯和于祖尧将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看作市场经济。卓炯在为会议提供的论文《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中写道：“一直到现在，对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混乱思想，还没有摆脱斯大林的影响。当前一个最突出的提法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问题，实质上还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对立起来，好像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而市场经济是没有计划的。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原则的。”又说：“斯大林所讲的计划经济实质上是计划产品经济。”在这篇论文中，卓炯一是提出了原苏联经济体制的症结所在是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二是概括出了我国旧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三是指出了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指出了必须进行有步骤的改革。
三、“卓炯定理”和“生产形式”范畴及其在卓炯学说形成中的作用
“卓炯定理”和“生产形式”范畴这两者在卓炯经济学说理论体系中，既是其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在卓炯理论体系形成中起了科学方法论的关键性作用。
(一)“卓炯定理”界定
我把卓炯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中心论点(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要求作了新的引伸，即进一步阐发并表述为：“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存亡和发育程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殊形式决定市场经济的社会形式及其特点。”
这样的表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要求。自然也便于理解。为何说社会分工决定市场经济的存亡?这是因为，社会分工使产品的使用价值成为单方面的，而人们的社会需要则是多方面的，为了满足需要，作为经济实体的不同分工单位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就必须相互交换。这样就产生了商品交换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交换的必然性根植于生产劳动分工体系的内部，因而社会分工是市场经济存在的一般基础。交换过程是客观存在并不断发展扩大的。交换使产品变为商品，义使商品变为货币，货币促进了商品交换，形成商品和货币关系体系即市场体系。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金融体系，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的发展形成市场，市场随交换的扩大而扩大，市场的扩大反过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从而形成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分工的发展过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体系。分工愈发达，市场经济愈繁荣；反之，则相反。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也是由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特殊形式，是历史上经济上特殊的生产关系的集中表现，它规定了市场经济的特殊社会形式。这种观点完全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具体应用。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具体的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一般劳动过程，又是产生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过程，是两者的统一。这是理解市场经济辩证法的一把钥匙，在此，我将这一市场经济两重性原理称为“卓炯定理”。这个定理是卓炯经济哲学的精华所在，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对立统一规律在经济理论研究方法论上的成功运用。“卓炯定理”的确立，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原理的重大发现，是马克思经济学中固化的主要成果，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二)“生产形式”范畴的内涵与独特功能作用
从1983年起，卓炯将由列宁著作的启发而形成的经济范畴两重性原理(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和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引进其商品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使卓炯学说达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他明确认为，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都是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
对“生产形式”，可将其简要地理解为“生产力的组织形式”。“生产形式”由生产力加上生产关系一般两者结合而成。根据张闻天的研究，生产关系具有两重性，即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生产关系一般，就是排除了所有制形式后的一般的生产关系，包括一切社会共同存在的一般的直接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
生产关系特殊，是指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即特殊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形式”。某种商品经济的社会形式，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所决定的。用公式表示。简而言之：生产形式：生产力+生产关系一般：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般+生产关系特殊(所有制形式)。由这些公式，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生产形式是个独立的经济范畴，它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统一所组成。市场经济属于生产形式的范畴，是个中性范畴，它与所有制无关。市场经济作为生产形式范畴，就完全可以与私有制分离而独立。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自由
经济；这三对范畴，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却一直未能将其确认为生产形式的范畴。使理论研究陷入混乱。(2)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等于生产关系特殊，它必须与某一种或两种生产形式范畴相结合，才能形成某种生产方式。(3)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形式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立范畴。(4)根据以上原理，市场经济是生产形式范畴，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完全可以脱钩。这就从经济范畴的高度从基础理论上解释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一重要命题。(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南市场经济这种生产形式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特定的所有制形式相结合、相统一而形成。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内部组成必定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形成的复合型生产形式，即计划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生产关系特殊两者的内生的结合。这一原理可用来观察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为何能相互结合这一难题。
以上述原理作为分析工具，我们不难看出：我国作为改革对象的原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破除传统的以产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明确这一点，对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具有理论指导作用。
卓炯将“生产形式”范畴引入他的政治经济学新体系。并在新体系中给出明确的定位。他的论点是：生产形式只是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只有将它与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具体的所有制形式)结合起来，才能转化为社会经济形式范畴。卓炯提出的生产形式范畴的新理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卓炯生产形式范畴理论的确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具有两方面的实践价值：第一，使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剥离开来，成为独立的生产力组织形式或工具；第二，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内生性的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形成新的生产方式。这是冈为，卓炯学说的生产关系两重性原理说明，生产关系分为生产关系一般与生产关系特殊：从而生产关系一般与生产力结合为生产形式范畴：另一方面，生产关系特殊独立成为特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然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是作为完整的具体的现实的生产关系存在的，生产关系一般和生产关系特殊必然要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东两。它们两者的结合或统一，是自然的事，也是内生性的融合。，所以作为生产形式的市场经济和作为特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两者是完全可以融为一体的。这种结合是内生的、天衣无缝的结合。这样就可以彻底否定“市场经济私有制论”和在改革过程中预防发生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两个排斥”现象。从而促使并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顺畅有序地进行。
四、弘扬卓炯学说，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和中国化
卓炯学说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成果。根据多年的体会，我认为弘扬卓炯学说，应包括以下三个要点，一是学习，二是继承，三是发展。
首先要认真、刻苦地钻研卓老的论文和著作，得其精华。卓老的著述不仅丰富。而且深刻，有些观点不是读一次就能理解的。
懂得和理解了卓老的观点，就要继承、宣传卓老的观点，还要发展卓炯学说。卓老生前一贯要求我们，不仅要继承他的理论观点，还要有所发展，要搞理论创新，不要搞“炒冷饭”，这一点我多年来一直在身体力行。深有体会。卓老逝世后，多年来我出版的几部重要专著，如：《新成本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需要价值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社本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卓炯：经济学的革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年)、《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都是继承和发展卓炯学说的成果。其中《卓炯：经济学的革命》是直接以卓炯学说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著作。我感到，对待卓炯学说，不能停留在原地踏步式的复述和“述而不作”，必须加以挖掘和发挥，才能实现理论创新。令我欣慰的是，我的这些著作出版后，多年来不断地被评论、转载、引用、获奖，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得益于卓炯导师生前的指导和对卓炯学说的学习。
关于建立和壮大卓炯学派的缘由和必要性，以及如何建立的途径、目标，我已在《卓炯：经济学的革命》一书的“导言”中作了详细阐述，在此不再重复。
责任编辑：黄振荣
作者：李炳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