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转让纠纷案例

2022-07-01

第一篇：股权转让纠纷案例

股权转让纠纷经典案例

2014-12-17 两高法律资讯转两高法律资讯

一、股权竞买人对拍卖信息负审慎审查义务

案例：安徽实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合肥鑫城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股权拍卖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股权竞买人应该正视股权拍卖的特点和规律，只有在转让人披露信息不实并构成违约时，才能请求法院支持其减少支付相应转让价款的主张，反之则败诉。

二、台商投资内地个体医疗诊所的法律效力

案例：林峰亮等诉胡月梅股权转让纠纷案。裁判要旨：2006年以来，大陆在医疗领域的惠台措施不断出台，台商纷纷投资大陆医疗机构。但投资医院的门槛较高，许多台商大多以隐名投资者身份进入个体诊所或门诊部。随着投资项目的增加，纠纷接踵而至。本案是关于转让医疗门诊部的纠纷，转让合同是否因违反投资导向而无效就成为本案争议焦点。从投资导向角度看，《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附件四《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部门及开放措施》签署后，厦门的地方法规规定台商可以投资医疗机构。从工商变更登记角度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可以变更，医疗门诊部的法定代表人也可以变更，投资权益理应可以转让。从隐名投资角度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外商投资所签订的隐名投资协议是有效的，除非违反投资导向、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

三、工商行政机关股东变更登记审慎审查义务的确定

案例：赵国良与崇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股权变更登记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工商行政机关办理股权转让登记过程中，不仅要审查申报材料是否完备并符合法定形式，而且应以行政法一般原则中的合理行政原则为依据、以登记机关判断与识别能力为限度、在专业范围内对申报材料中的签字盖章等内容的真实性负审查责任。

四、股东抽逃出资的民事法律后果

案例：胡元中与汤敏股权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这是公司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股东出资是公司赖以存在和运营的基础，因此，抽逃出资行为，被公司法严格禁止并严厉惩处。股东出资后,随即将出资转走而用于非公司经营，是抽逃出资的典型情形。其民事法律后果，一是出资人对公司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并承担相应责任;二是如不履行该项出资义务，则不享有基于该项出资而享有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五、自然人独资公司转让其独资子公司全部股权的效力判定案例：赵双瑞与世纪华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自然人独资公司转让其独资子公司股权时，应经股东书面同意，但转股协议是否有效应依据商事外观主义进行判断，不得以协议未经股东签章同意为由否认转股协议效力。协议上即使已加盖法人公章，但如有证据证明协议内容并非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仍

应判定合同未成立。

六、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对价的变更不属于重大或实质性变更案例：天津市顺通化工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津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已获批准后，当事人协议变更股权转让对价的，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重大或实质性变更”，无须另行报批。

七、分期缴纳出资股权转让中的几个问题

案例：上海帝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与刘寅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分期缴纳出资的股东在规定的期限内出资到位，即应视为履行完成了相应的出资义务，取得股东资格，同时享有股权转让的权利。承继其股权的受让人应当履行剩余的出资义务，配合公司和出让股东及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如受让人拒不履行已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怠于履行公司登记事项的变更，用其持有的公司公章，以公司名义起诉，要求原出资人补缴出资，在此情况下，受让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混同，不应当认定受让人具有代表公司作出意思表示的资格，而仍应按公司登记机关所记载的事项进行裁判。

八、合同解除权不应滥用

案例：山东海汇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谢宜豪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

诉案。裁判要旨：合同一方当事人因对方的迟延履行行为致使合同目的落空，依法享有法定解除权。有权通过诉讼解除合同，主张相对方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如不能恢复原状则应赔偿损失。但是合同解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在不具约定或法定除斥期间时，当相对人有正当理由信赖解除权人不欲再行使解除权时，则根据禁止滥用权利原则，不得再行使解除权。

九、执行程序中对瑕疵股权转让的处理

案例：江苏法尔胜新型管业有限公司与河南龙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被执行公司无财产清偿债务，但增资时股东有抽逃出资行为，并将该股权转让，此时应当区分瑕疵股权受让人受让股权时是否善意，并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裁定追加原股东或现股东为被执行人，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十、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转让股权构成擅自发行股票罪案例：上海安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擅自发行股票案。裁判要旨：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为筹集经营资金，未经证券监管部门批准，委托中介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转让公司股东的股权，部分受让人在托管中心托管并到工商部门备案，其行为属于未经批准擅自发行股票的行为，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应当以擅自发行股票罪定罪处罚。

十一、改制企业职工退股应认定为股权转让。案例：雷飞平与重庆市璧山县百货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要点提示：改制企业职工退股是股权转让的一种形式，不能被认为是公司抽逃出资的行为。在公司章程对于股权转让作出比公司法更为严格的条件规定时，应当肯定公司章程的效力。股权转让旨在促进有效流转，就股权转让的效力认定，应分为股权交付具有当事人间股权变动的效力、公司登记具有对抗公司本身的效力和具有一定的公示性以及工商登记仅仅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三个层次。

十二、外国人继承内资公司股权纠纷案件的处理

案例：金军等与上海维克德钢材有限公司股权继承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根据公司法规定，在公司自然人股东死亡后，除非公司章程另有约定，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这种继承，无需公司过半数以上股东的同意。根据注册资本来源地原则，外国人继承内资公司股权不改变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地，不导致公司的性质变更为外商投资公司，因此，该公司股东的变更无须外资审批机构的审批。在合法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后，公司有义务到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十三、涉外股权转让居间合同效力认定

案例：宁波嘉成拍卖有限公司诉李瑞堂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裁判要旨：在涉外股权转让合同中，居间人或当事人为减少交易税费，常常签订交易金额不同的阴阳合同，虚假交易金额的阳合同已报审批机关批准，真实交易金额的阴合同未报审批机关审批，对该未经审批的阴合同是否有效，以此为基础的居间合同是否有效，现行法律法规未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如股权转让行为已得到审批机关批准，当事人已经按照真实交易金额的股权转让合同履行完毕，可认定涉外股权转让合同已生效，以此为基础的居间合同也应认定有效。

十四、股权转让中股东身份的司法认定

案例：鹤壁市淇河家具有限公司与张进喜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股东是指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构成公司出资关系，为公司法所承认、以股东命名的公司法上民事主体。其中，构成公司出资性是确定股东最为基础的要素，也是股东主体身份司法认定的核心因素。

十五、股权变动登记程序存在瑕疵的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案例：徐锋等与路小生等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对于股权转让，应充分尊重转让双方当事人的契约自由，成全股权交易活动，一方当事人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应当严格把握合同无效的构成要件，对于不符合合同无效构成要件的股权转让合同，即使在

股东变更登记的程序上存在瑕疵，也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确认股权转让合同及股权变动合法有效。

十六、场外取得的非上市股份公司的股权不受法律保护

案例：陈敏刚与上海卓越纳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股份公司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依法转让，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须经证券监管部门核准，还必须在国家允许的交易场所内进行。非经批准擅自发行股票，应当追究公司及其股东的法律责任。个人从场外取得的股票不具有法律效力，其股东权利不受法律保护。

十七、导致一人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之法律效力及股权归宿案例：曹晓琴与宜昌中交船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我国法律对于股权转让导致一人公司的行为并无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在修订后公司法确立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之后，根据司法解释，应认定此前发生的形成一人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十八、民商事诉讼中涉及刑事犯罪的法律后果及处理

案例：北京然自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与广东黄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担任法人之法定代表人的自然人，以该法人的名义，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订立民事合同，从中获取的财产被该法人占有，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该自然人涉嫌合同诈骗犯罪，同时该法人与他人之间因合同被撤销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人民

法院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的规定，将自然人涉嫌犯罪部分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同时继续审理民事纠纷部分。

十九、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及股权转让协议的成立

案例：北京恒拓远博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薛辉股权转让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是股权转让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股权的价值与有形财产不同，其价值由多种因素构成。在当事人提举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就股权转让价格达成一致时，人民法院不应依据股东出资额、审计报告、公司净资产额以及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确定股权转让价格。同时，未约定股权转让价格的股权转让合同因欠缺必备条款而不具有可履行性，应认定该类合同未成立。

二

十、内部约定与工商登记不一致时的股权份额认定

案例：王德与吕红等股权确认纠纷上诉案。裁判要旨：股东名册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主张股权的首要依据。当公司未置备股东名册，或者股东名册的记载与事实不符时，对公司内部的股权份额，应当综合分析发起人协议、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盈余分配、经营管理等各项事实后作出认定。夫妻中的一人登记为股东，但有证据表明其配偶在股东资格方面与显名人有混同的，其二人可被视为享有股东权益的共同关联一方。

第二篇：如何避免股权转让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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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股权转让纠纷

股权转让协议纠纷在公司诉讼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股权转让协议纠纷的审理，原则上可以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但股权不同于物为标的物的商事合同，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如按照签订合同的思维，可能会有隐患。避免股权转让的法律风险，应当注意如下几点：

一、开展尽职调查

公司法72条第四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公司章程可以排除公司法设置的转让程序和规则。因此，签订股东转让协议时，应当先查看目标公司的章程，评估股权转让的可行性。实务中，经常出现转让方与受让方具有一定的信任基础或感情关系，对于股权转让事宜未经充分协商或在仅有大的框架时就草草签订，双方对于相关法律规则并不熟悉，在日后履行时遇到法律障碍引起纠纷。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切勿被利益蒙蔽了双眼，首先要作好目标公司相关情况的调查，必要时聘请专业的调查机构或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情况等作尽职调查，评估收购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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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签订主体

在有的规模小、人数少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特征不明显，股东个人名义与公司名义经常混在一起。作为交易的相对一方，对于与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需要十分清楚。股权转让的一方，必须具有公司股东资格。是股东将其持有的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而不是公司转让。

[案例1]2017年，原告与被告(原、被告均为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将原告并入被告的企业集团，由被告接管并全权负责原告的运营管理，原告以现有的库存货物及设备以实物形式入股被告，一并归被告管理使用。被告出让其自身51%的股份给原告。2017年，原告将所有财产、公司财务账簿、营业执照、公章及库存商品向被告进行移交，但被告一直未将51%的股权予以变更登记，致使原告无法实现股东权利。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将其51%的股份变更登记在原告名下。

[审理]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的股权系由股东向公司出资后取得的权利，公司除为减少注册资本等法定事由外，不得持有自身股份，公司亦不能转让自身股权。据此，本案所涉合作协议中约定由被告公司出让自身51%股份给原告的条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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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与公司资产转让是需要明确区分的两个不同概念。公司作为独立法人，享有法人财产权，经过内部决议程序后可对公司财产进行转让;股权是股东对公司的权利，应由股东对转让事宜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

[案例2]2017年6月10日，美籍华人王先生与中国公民孙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王先生受让孙先生在北京某贸易公司的50%股权。贸易公司亦召开股东会，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孙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王先生。同时约定，为简化股东变更手续，王先生同意其股份以其兄名义持有。随后，王先后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但贸易公司未在工商部门变更股东变更，孙先生也没有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协助办理工商登记的义务，导致发生纠纷。

[审理]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名为股权转让纠纷，实际上，王先生作为美籍公民，其购买中国公民孙先生持有的境内公司股权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投资行为，按照我国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应当经审批机关批准。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为简化股东变更手续，王先生同意其股份由其兄的名义持有”，实质是合同当事人双方共同规避行政审批的行为，属于无效约定，此无效约定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导致合同效力属于未生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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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工商总局、税务总局等联合发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认购境内企业的增资使境内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的，需经批准和登记。正是由于当事人身份的原因，导致行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当事人的交易行为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

三、意思表示真实

受让人受让股权，目的可能是为了取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但最终都是想要通过行使股权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为了保证不亏，在受让股权时要对其价值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股权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银行债务、商业债务等)、对外担保、行政罚款以及涉诉情况等多种因素相关。

基于此，在股权转让实践操作中，受让方多要求转让方在协议当中对其所提供的有关目标公司的信息真实性以及公司资产的真实状况等作出相对具体详尽的陈述与保证。在股权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方的“陈述与保证”条款在其中占有很大的篇幅。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防范风险，完善违约救济措施。因此，当股权转让方故意隐瞒目标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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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给受让方造成损失时，受让方有权依据《合同法》的违约责任有关规定要求转让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有的转让协议中有“鉴于条款”，在其中可以表明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反映缔约背景，以及体现协议之间的相互承接关系等。在诉讼中，认定合同目的是否不能实现、合同是否已被变更、违约行为的确定等，鉴于条款具有重要作用。

[案例3]A公司为C公司的股东(均为有限责任公司)，享有30%的股权。B(自然人)与A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A公司持有的C公司的30%股权，受让价款为30万。协议签订后，C公司进行了股权变更，B成为C公司股东。但B未交付股权转让款。A公司起诉。诉讼中，B称其受让股权的目的，是为了取得C公司100%的股权，在与A公司签订协议时，其法定代表人向其承诺会协助B受让C公司的其他股权。因C公司的其他股东不同意向B转让股权，导致目的不能实现，因此反诉解除协议。

[审理]法院经审理认为，B所称的由A公司法定代表人协助收购C公司全部股权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从A公司与B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来看，内容完整，双方权利义务明确，在A公司已完成股权转让变更手续的情况下，B应当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B抗辩称目的不能实现的理由不能支持。法院支持了A公司的诉讼请求，驳回了B的反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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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2017年8月12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就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社会法人股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A公司将本公司名下所持有的“华润置地(港股代码1109)社会法人股30万股转让给B公司;

2、转让价格合计金额255万元……。港股代码为1109的股票公司名称为华润置地有限公司而并非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两者价格相差悬殊，A公司交付的是华润置地(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B公司起诉要求撤销股份转让合同。

[审理]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行为人对于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有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应当认定为重大误解。对于股份名称的错误认识，也应认定为重大误解，而本案中B公司对于所受让的股份确有误解，故法院支持了B公司的诉讼请求。

四、细化权利义务

股权转让协议不仅要在文字上明确、内容上完整，而且要切实保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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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履行。有义务才有责任，有责任才有履行的动力。在协议中应将权利义务细化，并落实到某一方身上，不能在履行主体上发生争议，导致权责不分。

如在一起股权转让协议纠纷中，A公司与B公司(关联公司)作为转让方，将其分别持有的E公司(房地产项目公司)60%、40%股权转让给C公司、D公司(关联公司)，转让价款为1.57亿。C公司、D公司签约后支付1000万履约保证金，与A公司、B公司对E公司的公章、工商登记材料、财务账册等进行共管，但对共管的形式没有约定。双方都认可，所有材料全部锁在保险柜中，A、B公司拿钥匙，C、D公司掌握密码。保险柜最初放在E公司。合同约定，由A、B公司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5个工作日，C、D公司交纳土地出让金。双方在履行中发生纠纷，A、B公司发出合同解除函，C、D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关于谁违约的问题，A、B公司称，其向国土局取得相关文件后，需要加盖E公司的公章，但C、D公司拒不配合盖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C、D公司称，是因为E公司因为办公地点变更，A、B公司将保险柜转移，导致其丧失对保险柜的控制权。正是因为协议中对于保险柜保管的权义约定不明，导致双方在履行中产生争议。

五、关注强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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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股权、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等，在转让时有特别的规定，需要注意，避免因违反相关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协议无效。

[案例5]2017年12月26日，某自来水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决定将其持有的100万股某银行的国有法人股，全权委托某水务公司办理转让事宜。所转让的法人股已经过资产评估公司评估并报国资委备案。

2017年1月24日，水务公司以委托人身份与拍卖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同年2月6日，拍卖公司对上述股权进行了拍卖，并由某投资公司以最高价买受。根据拍卖结果，水务公司与投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投资公司起诉，要求自来水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转让银行的100万股国有法人股。

[审理]水务公司取得自来水公司的授权，代理自来水公司转让诉争股权，由于诉争股权的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属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范畴，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企业未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而是进行场外交易的，其交易行为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依法认定其交易行为无效，故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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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有关于股权转让纠纷立法完善的相关建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财富拥有种类的多样化，离婚案件中涉及夫妻一方名下的公司、企业股权案件纠纷会越来越多。而我国《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转让规定存在的问题和漏洞，需要司法解释加以细化和完善，而关于此类纠纷，有个别地方法院甚至采取以没有法律依据、或者法院受理条件不具备为由拒绝受理。笔者认为，自然人股东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所形成的股份应明确规定转让时征得非股东一方的同意，这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客观反映。

实践中，如果投入公司的资产原来是夫妻共同财产，则股权应为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股权只登记在一方名下，则该方持股应代表着夫妻共同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关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般不会发生矛盾，但一旦夫妻关系恶化，甚至离婚，权益争斗即可能展开。在这种情形下，作为具有股东身份的一方虽然有权转让股份、以维护公司的持续，但不具有股东身份的一方也应有权维护自己的权益，起码可以主张对转让股份所得的收益享有共同的权利，如果转让股份因明显低价给自己造成了损失，也有权请求对方承担责任。但是从目前的《公司法》来看，找不到相应的规定，《公司法》仅就股权的继承问题作出了规定，而未涉及因离婚财产分割所引发的股权转让问题。因此，在最高人民法院以后关于《公司法》的司法解释完善过程中，应注意关于配偶一方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问题，作出有平衡所有财产权所有人权益的相关处理意见，由司法权的适当介入来保持交易的公平和对各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比如，对配偶一方持股的转让条件作出限制条件的规定，或赋予配偶一方对作价明显不合理的股权转让协议享受“撤销权”，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未挂名的共有股东的权益。从目前《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并未将对股权加以限制的

原因考虑到持股一方配偶权益的因素。

1.建立股权转让告知(声明)制度

股东配偶直接参与股权转让协议的制订，成为股权转让合同的一方主体，从合同的理论中看来，依据不足;且从司法实践中来看，难以操作和掌握。因此，笔者建议：股东进行股权转让之前，应填写“已告知共有人转让声明书”，该声明书上应有配偶一方签字确认，公司登记机关应将“已告知共有人转让声明书”作为审核和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的必需材料。若股东认为股权来源于婚前、或按婚内约定属个人财产、或没有配偶，应填写“无共有人声明书”，并将结婚证书、婚内财产约定书、单身证明等一并附上，作为工商变更登记机构办理的必需材料。这个制度，可以判断持股配偶一方的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善意，是否经过了配偶的认可。未持股配偶一方有权根据这些证据材料追究持股配偶一方的过错责任和侵权责任。

2.建立未持股配偶一方对转让价款的异议制度

通过立法的途径，未持股配偶一方对于另一方出售的股票价格有权通过法院进行审核，法院可准许对转让时的股权市值进行审计和评估，对于股权转让价格显失公平的股权转让协议，未持股配偶一方有申请法院撤销的权利。给予当事人可诉的操作，可以保障法官在援引公司法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时，提供快捷、高效、低成本的救济手段。

3.建立离婚后未持股配偶一方取得股权制度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2条的规定，“共同共有财产分割后，一个或者数个原共有人出卖自己分得的财产时，如果出卖的财产与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其他原共有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应当予以支持”，因此，配偶一方在共同共有关系结束后如受让了部分股权，则其作为股权的原共有人对于对方出售之股权依法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其他股东的购买权利。

笔者建议，立法者可比照《公司法》第76条规定设定离婚后配偶一方取得股权制度。《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笔者认为，股权继承与夫妻离婚分割股权在发生原因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不同于一般的股权对外转让，没有必要对二者的处理有实质性的区别，当然，立法可以允许公司章程有高于法律的效力，这也是大陆法系有些国家早已采用的做法，我国立法完全可以借鉴。

第四篇：股权确认纠纷案

郭彬与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上诉案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彬。

委托代理人孙翔、赵光顺，云南北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永，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谢同春、何云祥，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李素萍，该工会委员会主席。

委托代理人何云祥，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邱永。

委托代理人何云祥，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郭彬因与被上诉人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集团)、原审第三人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会)、原审第三人邱永股权确认纠纷(二审变更案由为股东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昆民四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8年9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8年10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郭彬的委托代理人孙翔，被上诉人开发集团的委托代理人谢同春、何云祥，原审第三人工会的委托代理人何云祥，原审第三人邱永的委托代理人何云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郭彬系昆明市西山区土地房屋开发经营总公司(以下简称开发总公司)的职工。2003年12月22日，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政府下发了西政复(2003)404号《关于同意〈西山区土地房屋开发经营总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以下简称西山区政府批复)，同意开发总公司采取“先终止、后组建”的方式，实现国有资产全部退出，终止国有企业，由原公司职工自愿出资组建新公司，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改制后，开发总公司于2003年12月25日更名为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更名后的开发公司又于2005年4月8日再次更名为昆明西山土地房屋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即本案的开发集团。在此过程中，郭彬分两次共计出资80329元，并由开发公司开具给其出资证明一份。原审另查明，昆明市西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相关备案材料载明开发集团的股东为本案的两个第三人——工会和邱永。

后，郭彬诉至原审法院，主张开发集团不顾郭彬等股东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损害小股东利益的《关于认购部分股本的方案》股东会决议，为此请求判令：一、开发集团2007年11月27日通过的《关于认购部分股本的方案》股东会决议无效;二、开发集团对其回购的38.49125%股份按股东出资比例重新进行分配认购，同时确认郭彬享有优先认购权;三、开发集团以目前公司全部资产为基础计算准确的收购价格收购郭彬在开发集团的全部股份(经郭彬初步估算为202万元);四、开发集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设立公司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而开发集团的工商注册登记档案载明其股东为工会及邱永，因此从登记机关的形式上看郭彬并非开发集团的股东。且股东应在公司章程中载明并将章程向登记机关登记备案，而开发集团在工商登记机关登记备案的股东名称及姓名均非郭彬，郭彬虽提交了证明其股东身份的证据，如《股东姓名编号对照表》，但该证据未在登记机关登记备案且开发集团及其他股东也不予认可，故原审对该部分证据不予采信。关于出资问题，因开发集团仅就郭彬的股东身份提出异议，而对郭彬的出资行为及出资额均予认可，故原审对郭彬的出资行为予以确认。郭彬为证明其股东身份提交了参与管理的相关证据，但参与管理、管理者、股东等概念有本质区别。参与管理仅只是一种参与行为，不具约束力，而股东却包含着事实上及法律意义上的双重概念，是最为严格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故即使郭彬能证明其参与了管理，也并不能导致其必然成为开发集团的股东。且一旦确认郭彬等人的股东身份，即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24条“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的规定。综上所述，郭彬并非开发集团的股东，其基于股东身份提起的诉讼请求丧失了基础，不应得到支持。原审据此判决：驳回郭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960元由郭彬负担。

原审判决宣判后，郭彬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开发集团通过的《关于认购部份股本的方案》股东会决议无效，并判令开发集团负担本案诉讼费用。其上诉理由为：一、关于郭彬的股东身份问题。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三条“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之规定，公司能够存续并对外承担责任系因公司获得了出资人的出资，失去出资则公司无法成立更遑论对外承担责任。因此，出资是出资人获得公司股东身份的核心和基础，不能因为公司登记程序的瑕疵而抹煞出资人获得公司股东身份的本质。其次，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之规定，公司的出资证明书只能向已经出资并已获得股东身份的主体签发，出资证明的签发表明在出资人的资产转变为公司资产的同时出资人获得了公司股东身份。因开发集团对郭彬的出资行为并无异议，而其不可能在收到两个不同出资人的出资后把代表同一股权的出资证明分别签发给两个出资人，则意昧着工商登记时列明的股东工会并未出资，故工会出资证明显然系伪造。再次，对郭彬股东身份未在开发集团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中列明的问题，双方在原审中均认可是因为公司法限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不能超过50人，所以名义上才以工会作为股东之一进行工商登记。加之开发集团当时的注册资本只有600万元，也达不到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才虚构了工会持股的情节并变造公司章程后办理了工商登记。登记上的瑕疵不能取代郭彬因出资而获得的合法股东身份，原审仅以郭彬未记载于开发集团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单为由驳回了郭彬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也不符客观事实。双方签署了入股协议，郭彬按约出资，开发集团为此签发了出资证明，这一系列合法且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能因为公司登记过程中为规避法律采取的变通措施而全盘否定。相反，如果赋予不曾出资的工会股东身份，将严重违反公司法的立法基础，背离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原则。最后，开发集团注册资本现已增至1000万元，符合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规定的要求，因而确认郭彬的股东身份己不存在法律障碍，其出资并获得股东身份的事实应得到法律认同。二、关于开发集团2007年11月27日通过的《关于认购部分股本的方案》股东会决议之问题。《关于认购部分股本的方案》涉及郭彬的利益，即其中一部分股本是分配给郭彬的。该股东会决议严重侵害了郭彬的利益，则无论郭彬是否系公司股东，均有权利提起诉讼。其次，即便郭彬只是实际出资人或工会会员，该股东会决议也是违法的，理由如下：(一)股东会决议应由工商登记股东——邱永和工会签章通过，但工会既未召开工会会议讨论，也未取得工会会员签字认可、表决通过，该《关于认购部分股本的方案》股东会决议上仅有工会法定代表人李素萍的签字和其私盖的工会印章，此股东会决议显然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二)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对回购股权应按程序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或按剩余股东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何况在本案中，开发集团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系未分配利润，原本这些利润应按各股东持股比例进行分配，而现在把这些利润买成股份分给董事会成员及在岗员工，严重违背了公司法同股同权的基础性原则。综上所述，开发集团2007年11月27日通过的《关于认购部分股本的方案》股东会决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依法判决该股东会决议无效，支持郭彬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开发集团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上诉人郭彬系通过工会向开发集团入股，工会才是开发集团的股东，对此，相关的公司文件及工商登记备案的资料均有明确记载，郭彬也是明知的。其在开发集团改制注册前形成的全体职工大会决议上已经签字认可，并以《股东代表委托证明》的形式委托工会行使股东的权利。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改制时为了遵循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人数的限制，不可能全部职工都注册为股东，所以才采取的变通方式。事实上，工会就是由90多名职工出资的股东，而是否出资并非系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郭彬以其为实际出资人为由要求确认股东身份的理由于法无据。郭彬主张《关于认购部分股本的方案》股东会决议无效，但其既不能证明股东会召开的程序及表决形式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也不能证明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其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所述，郭彬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工会在庭审中除了同意被上诉人开发集团的答辩意见外，其口头补充陈述称：实际出资与取得股东资格并无必然联系，公司法也未规定出了资就能取得股东资格，是否具备股东资格应该结合工商登记综合进行考虑。

原审第三人邱永的陈述意见与被上诉人开发集团、原审第三人工会一致。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全部法律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在本判决书中不再重复叙述。上诉人郭彬虽对原审认定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有重大遗漏，没有把开发集团成立后的经营情况及各方纠纷产生的由来等涉案事实一并作出认定。对郭彬这一主张，本院将根据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及所持证据情况，结合相关法律规定，随后一并进行分析。

第五篇：成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成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湘泉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2）民提字第138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成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

法定代表人：刘虹，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阳立，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洋，北京市齐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湖南湘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团结东路州。

诉讼代表人：向邦伟，该公司破产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喻帅阳，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秋桂，北京博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成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功控股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湖南湘泉集团有限公司（原审法院将湖南湘泉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组列为当事人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纠正，以下简称湘泉集团）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高院）（2011）湘高法民二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已以（2012）民申字第517-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敏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赵柯、杜军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孙亚菲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湘西中院）一审查明，2002年8月16日和2002年8月20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湘西州政府）和成功控股公司、湘泉集团分别签订了《成功控股公司收购湖南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鬼酒公司）股份框架协议》和《成功控股公司收购酒鬼酒公司的实施协议》。2002年9月3日，经湘西州政府同意，成功控股公司与湘泉集团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湘泉集团以每股4.01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有的酒鬼酒公司的8800万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成功控股公司，转让总价款3.5288亿元。同年9月2日，成功控股公司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通过湖南省成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湘泉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3亿元，成功控股公司尚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5288万元。2002年10月31日和2003年6月13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湘泉集团将所持有的酒鬼酒公司总股为51％的国有法人股按每股净资产的价格4.01元分别转让给成功控股公司和上海鸿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仪公司），其中成功控股公司受让8800万股，转让款为3.5288亿元，鸿仪公司受让3030.5万股，转让款为1.2030亿元。2003年7月15日，湘泉集团将转让的8800万股变更到成功控股公司名下。2004年6月30日，鸿仪公司委托湖南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向湘泉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1.2亿元。由于成功控股公司没有按照《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在股份过户至成功控股公司名下后的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股权转让欠款5288万元付清，2004年5月25日和2004年6月3日，湘泉集团分别向湘西州政府、成功控股公司送达了《关于部分股权转让后几个遗留问题的请示》和《催款函》，要求成功控股公司按《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在股权过户手续完成后一个月内支付股权转让欠款5288万元。2004年11月29日，成功控股公司收到湘泉集团的催款函后，认为2003年6月和同年12月湘泉集团分别两次向该公司借款1600万元和4500万元用于归还工行借款利息和贷款，同时应按月息6％对两笔借款支付利息，两笔借款本息与尚欠的股份转让款5288万元相抵后，湘泉集团还欠成功控股公司借款1308. 8万元。2004年12月1日，湘泉集团收到成功控股公司的回函后，答复称：

一、2003年12月我方借贵方4200万元用予归还贷款情况属实；

二、你方提出的其他借款是我方政府有关机构的借款，我们认为和贵方无关；

三、关于借款利息，我们无异议，但贵方所欠的股权转让款5288万元也应从2003年12月起计息，按年息7.2％计算利息380万元。以上债权债务相抵减后成功控股公司尚欠我方款项计1468万元。开庭时，湘泉集团承认另欠成功控股公司垫付款300万元，合计欠成功控股公司4500万元，湘泉集团的股权转让款5288万元与其欠成功控股公司的借款4500万元相抵后，成功控股公司尚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本金788万元。

2005年11月3日，成功控股公司因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与酒鬼酒公司达成民事调解协议，但该协议并未涉及成功控股公司与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的问题。

2005年5月24日，湘西中院依法受理了湘泉集团破产一案。2006年10月10日，湘西中院裁定宣告湘泉集团破产还债，并成立了破产清算组。2008年5月20日，湘泉集团向成功控股公司送达了《偿还债务通知书》，要求成功控股公司偿还欠款8223690元。同年6月16日，成功控股公司对湘泉集团送达的《偿还债务通知书》提出异议，认为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2008年12月5日，根据湘泉集团的保全申请，湘西中院依法轮候冻结了成功控股公司持有的福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0万股权及分红收益。由于成功控股公司拒付股权转让余款，湘泉集团于2008年10月6日将成功控股公司诉至湘西中院，请求：1．判令成功控股公司支付股权收购款8223690元及利息；2．成功控股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湘西中院认为，湘泉集团与成功控股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得到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同意，合法有效，亦已实际履行。成功控股公司应向湘泉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3.5288亿元，已支付3亿元，尚欠5288万元，抵减湘泉集团向成功控股公司的借款和垫付款4500万元，成功控股公司尚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本金788万元。由于湘泉集团已被湘西中院裁定宣告破产，湘泉集团破产清算组有权利向成功控股公司主张该笔债权。但湘泉集团破产清算组起诉成功控股公司支付股权收购款8223690元，数额计算有误，应予纠正。由于成功控股公司一直拖欠股权转让余款788万元，应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从2003年8月16日起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利息。成功控股公司因返还财产一案与酒鬼酒公司发生了纠纷，湘西中院虽向双方送达了民事调解书，但该调解协议只涉及成功控股公司和酒鬼酒公司之间的问题，并未牵涉湘泉集团与成功控股公司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同时成功控股公司没有向湘西中院提供证明其受让的股权转让余款已付清的证据，并没有提供成功控股公司与湘泉集团和酒鬼酒公司三者之间债权债务相互抵销的证据，所以成功控股公司答辩称其与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问题，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已全额结清，其不欠湘泉集团的股份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2003年7月15日湘泉集团将其持有的8800万股权过户至成功控股公司名下后，成功控股公司一直未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向湘泉集团支付股权转让余款。为此，湘泉集团从2004年6月起一直向成功控股公司主张权利，成功控股公司收到湘泉集团的催款函后也进行了回复，因此本案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2006年6月诉讼时效才届满。2005年5月24日湘西中院受理了湘泉集团破产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

（二）项和第十三条第

（三）项的规定，本案从2004年6月和2005年5月24日两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情形，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而且随着湘西中院对湘泉集团宣告破产，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一直是延续状态。虽然湘泉集团破产清算组于2008年5月20日才向成功控股公司送达《偿还债务通知书》，但由于诉讼时效已发生了中断，而且破产案件尚未审理终结，故成功控股公司提出湘泉集团破产清算组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成功控股公司尚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本金788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成功控股公司应予偿还，成功控股公司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

（二）项、第十三条第

（三）项的规定，判决：成功控股公司偿还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欠款本金788万元和利息（利息从2003年8月1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限该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

成功控股公司不服湘西中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湖南高院提起上诉，湖南高院认为一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

（三）项之规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湘西中院重审开庭中宣读了湖南高院于2009年11月12日调查湘西州政府原常务副州长时任湘西州政协主席李德清，湘西州政府原副秘书长杨正存，湘西中院民二庭原庭长、审委会委员邱贤周，执行局综合办公主任田军四人的证人证言。李德清主要证明，在处理成功控股公司抽逃酒鬼酒公司资金时，回忆中好像成功控股公司欠湘泉集团的转股款一并解决了，但要以原始材料为准，州政府应该有会议纪要和记录。杨正存主要证明，在州政府协调追讨成功控股公司抽逃酒鬼酒公司资金一案中，成功控股公司欠湘泉集团的转股款一揽子解决了，但无法律上的依据。邱贤周、田军主要证明，在处理成功控股公司抽逃酒鬼酒公司资金一案中，在湘西州政府的协调下，最后经湘西中院调解结案，并进行执行和解，成功控股公司提出欠湘泉集团转股款一并解决，但在调解和执行时告诉其另行处理，湘西中院的民事调解书和执行和解协议并未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湘西中院认为，李德清的证言意思表示不明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杨正存的证言缺乏充分确凿证据佐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邱贤周、田军证言意思表示明确，与事实相符，予以采信。

湘西中院重审查明事实与第一次一审查明事实基本相同。另查明：2005年11月3日，成功控股公司因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与酒鬼酒公司达成民事调解协议，湘西中院作出（2005）州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并未涉及成功控股公司与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的问题。2006年12月22日，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也未涉及成功控股公司欠湘泉集团转股款一并解决问题。成功控股公司至今未提供已付给湘泉集团全部转股款的充分确凿证据。

湘西中院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二：

一、酒鬼酒公司在追讨成功控股公司抽逃资金纠纷一案时，是否“一揽子”解决了成功控股公司欠湘泉集团转股款；

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就第一个争议的焦点问题，从湘泉集团与成功控股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看，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得到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同意，合法有效，亦已大部分实际履行。成功控股公司应向湘泉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3.5288亿元，已支付3亿元，尚欠5288万元，抵减湘泉集团向成功控股公司的借款和垫付款4500万元，成功控股公司尚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本金788万元。由于湘泉集团已被湘西中院裁定宣告破产，湘泉集团破产清算组有权利向成功控股公司主张该笔债权。但湘泉集团起诉成功控股公司支付股权收购款8223690元，数额计算有误，应予纠正。由于成功控股公司一直拖欠股权转让余款788万元，应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从2003年8月1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成功控股公司因返还财产一案与酒鬼酒公司发生了纠纷，湘西中院调解结案向双方送达了民事调解书，以及执行该案双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民事调解书和执行和解协议均并未涉及湘泉集团与成功控股公司股权转让款的问题湘泉集团与酒鬼酒公司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人单位，酒鬼酒公司也无权处理成功控股公司欠湘泉集团转股款问题，且（2005）州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调解书明确载明：酒鬼酒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与成功控股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其他往来”，另行清理结算；成功控股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为酒鬼酒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承接的4200万元贷款及利息列入“其他往来”。该调解书列明的应另行清理结算的4200万元后来相应抵减了股权转让款，上述事实充分证明湘西中院在处理成功控股公司与酒鬼酒公司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中，没有“一揽子”解决酒鬼酒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与成功控股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同时，成功控股公司没有向法院提供证明其受让的股权转让余款已付清的充分确凿证据，所以成功控股公司答辩称其与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问题，在有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下已全额结清，其不欠湘泉集团的股份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第二个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2003年7月15日，湘泉集团将其持有的8800万股权过户至成功控股公司名下后，成功控股公司一直未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向湘泉集团支付股权转让余款。为此，湘泉集团从2004年6月起一直向成功控股公司主张权利，成功控股公司收到湘泉集团的催款函后也进行了回复，因此本案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2006年6月诉讼时效才届满。2005年5月24日湘西中院受理了湘泉集团破产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

（二）项和第十三条第

（三）项的规定，本案从2004年6月和2005年5月24日两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情形，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而且随着湘西中院对湘泉集团宣告破产，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一直是延续状态。湘泉集团虽于2008年5月20日才向成功控股公司送达《偿还债务通知书》，但由于诉讼时效已发生了中断，而且破产案件尚未审理终结，故成功控股公司提出湘泉集团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于法不符，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成功控股公司尚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本金788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成功控股公司应予偿还，成功控股公司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湘西中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

（二）项、第十三条第

（三）项的规定，作出（2010）州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成功控股公司偿还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欠款本金788万元和利息（利息从2003年8月1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

成功控股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南高院提起上诉。二审中，成功控股公司主张其与湘泉集团的纠纷已在成功控股公司与酒鬼酒公司的纠纷处理中一并解决的主要证据仍是湘西中院（2005）州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调解书、2006年12月22日的执行和解协议、酒鬼酒公司的两个公告、二审法院在发回重审前根据成功控股公司的申请，对湘西州政府原常务副州长（现州政协主席）李德清、原政府副秘书长（现州国土局局长）杨正存就当时处理成功控股公司与酒鬼酒公司的纠纷时是否将成功控股公司与湘泉集团的纠纷一并处理的问题所作的调查笔录。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湘西中院（2005）州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是成功控股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愿意共同承担所占用酒鬼酒公司资金的返还义务，并约定了返还的方式及还款时间；执行和解协议则是就湖南省成功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以其出让土地使用权抵偿成功控股公司及其关联企业所欠酒鬼酒公司余款事宜达成和解协议，两者均没有涉及成功控股公司和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事宜。酒鬼酒公司的两个公告亦没有涉及上述事项；李德清、杨正存的证言与湘西中院参与审理、执行该案的法官邱贤周、田军的证言矛盾，邱贤周、田军陈述在民事调解、执行和解时均没有涉及成功控股公司和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事宜。

湖南高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湖南高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

一、成功控股公司是否尚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

二、湘泉集团主张权利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成功控股公司是否尚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的问题。根据湘泉集团与成功控股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成功控股公司应向湘泉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3.5288亿元，已支付3亿元，尚欠5288万元；扣除湘泉集团向成功控股公司的借款和垫付款4500万元，成功控股公司尚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本金788万元。由于湘泉集团已被湘西中院裁定宣告破产，湘泉集团有权利向成功控股公司主张该笔债权。成功控股公司一直拖欠股权转让余款788万元，应按《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从2003年8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成功控股公司上诉称湘西中院在审理酒鬼酒公司与成功控股公司及其关联企业返还财产一案时已一并处理了本案的纠纷，但该调解书及执行和解协议，仅涉及成功控股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和酒鬼酒公司之间的问题，并未牵涉湘泉集团与成功控股公司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又与湘西中院参与审理、执行该案法官的证言矛盾，且无其他证据可以佐证。成功控股公司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其上述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湘泉集团主张权利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2003年7月15日，湘泉集团将其持有的 8800万股权过户至成功控股公司名下后，湘泉集团从2004年6月起一直向成功控股公司主张权利，成功控股公司收到湘泉集团的催款函后也进行了回复，因此本案发生诉讼时效中断，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2006年6月诉讼时效才届满。2005年5月24日湘西中院受理了湘泉集团破产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三）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其诉讼时效自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的破产申请之日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中止破产程序的，诉讼时效自人民法院中止破产程序裁定之日起重新计算”的规定，本案自2005年5月24日因湘泉集团申请破产而再次引起诉讼时效中断，且随着湘西中院对湘泉集团宣告破产，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一直处于延续状态。虽然湘泉集团破产清算组于2008年5月20日才向成功控股公司送达《偿还债务通知书》，但由于诉讼时效已发生了中断，而且破产案件正在审理中，故成功控股公司提出湘泉集团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成功控股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

（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成功控股公司不服湖南高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

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成功控股公司提交了湘泉集团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及原湘西州政府州长杜崇烟的《调查笔录》两份新证据，证明湘西州政府系湘泉集团的唯一股东，在湘西州政府主导下，成功控股公司原欠湘泉集团的788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经在成功控股公司与酒鬼酒公司返还资金案件中获得一揽子解决。湖南高院径直认定成功控股公司尚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2005年5月24日，湘西中院受理了湘泉集团破产案件，从“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之时，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应当重新计算诉讼时效。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截至2007年5月24日，湘泉集团于2008年10月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湖南高院认为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于法无据。请求：

一、撤销（2011）湘高法民二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湘泉集团的诉讼请求。

湘泉集团答辩称：

一、没有证据证明本案成功控股公司所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余额已在酒鬼酒公司与成功控股公司偿还占用资金一案中“一揽子”解决。1．没有任何书证证明成功控股公司所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问题已经在酒鬼酒公司与成功控股公司偿还占用资金一案中“一揽子”解决。2．李德清、杨正存的证言不能证明成功控股公司所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余额已在酒鬼酒公司与成功控股公司、成功开发公司、成功新世纪公司偿还占用资金一案中“一揽子”解决。3.成功控股公司提供的杜崇烟的证言既不是新证据，也不能证明成功控股公司所欠酒泉集团股权转让款余额已在酒鬼酒公司与成功控股公司偿还占用资金一案中“一揽子”解决。4．成功控股公司所提本案股权转让款余额已经另案“一揽子”解决的主张既不符合常理，也不能自圆其说。5．本案相关证据证明，酒鬼酒公司与成功控股公司偿还占用资金案并不涉及成功控股公司所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余额处理问题。

二、湘泉集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1．湘泉集团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首先，湘泉集团一直在主张对成功控股公司的债权，诉讼时效先后由于主张权利和申请破产而中断；其次，因申请破产而中断后，因中断事由处于持续状态，诉讼时效也就一直处于中断状态；再次，在旧的破产法律制度下，湘泉集团及其破产清算组无须在破产程序之外另案提起诉讼向成功控股公司主张债权，因此，只要申请破产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湘泉集团的债权不会在破产程序中超过诉讼时效。成功控股公司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应当自2005年5月24日起重新计算，既不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也不符合法理。如果按照成功控股公司的错误理解，必然形成诉讼和破产案件涉及的债权因法院审理期间超过2年而在诉讼或者破产程序中超过诉讼时效的荒谬现象。2．本案诉讼时效本来自2005年5月24日起一直处于中断状态，即使不考虑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也不考虑新旧破产法律制度的不同而按照新破产法的规定要求破产清算组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债权，本案诉讼时效最早也只能从2007年6月1日新破产法施行之日开始计算，湘泉集团于2008年10月6日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间。3．即使不考虑本案诉讼时效一直处于中断状态，也不考虑新旧破产法律制度的更替，在新破产法实施之前要求破产清算组参照新破产法规定的制度主张权利，本案的诉讼时效再早也只能从2006年10月10日起重新计算。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湘泉集团破产清算组于2008年5月20日向成功控股公司发出偿还债务通知书，2008年10月6日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成功控股公司清偿股权转让款余额，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原审判决认定成功控股公司拖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余额本金788万元未归还，并判决归还本息，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成功控股公司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判决。

本院再审认定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再审争论的主要问题是：

一、酒鬼酒公司在追讨成功控股公司抽逃资金纠纷一案时，是否已“一揽子”解决了本案所涉成功控股公司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问题；

二、湘泉集团主张权利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酒鬼酒公司在追讨成功控股公司抽逃资金纠纷一案时，是否已“一揽子”解决了本案所涉成功控股公司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问题。成功控股公司关于其在与酒鬼酒公司返还财产纠纷一案中，通过双方达成的（2005）州民二初字第16号民事调解书，以及执行该案双方2006年12月22日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中已将本案所涉788万元尚欠股权对价款一并解决的主张，缺乏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湘西中院民事调解书和执行和解协议中均未涉及湘泉集团与成功控股公司股权转让款问题。且该民事调解书明确载明：酒鬼酒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与成功控股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之间的“其他往来”，另行清理结算；成功控股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为酒鬼酒及其关联企业承接的4200万元贷款及利息列入“其他往来”。成功控股公司所提交的有关证人证言亦不能充分证明其与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在有关部门的组织协调下已全额结清。因此，成功控股公司关于其已不欠湘泉集团的股权转让款项，原审法院认定其尚欠湘泉集团股权转让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二、湘泉集团主张权利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其诉讼时效自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的破产申请之日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湘西中院2005年5月24日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应当自中断之日起重新起算，即从2005年5月24日受理之日起计算应至2007年5月24日止。湘泉集团破产清算组在上述2005年5月24日至2007年5月24日止的期限内一直未向成功控股公司主张权利，而是直至2008年5月20日才向成功控股公司送达《偿还债务通知书》，此时已超过上述期间，且成功控股公司对该通知书提出了超过诉讼时效的异议。原审法院以随着湘西中院对湘泉集团宣告破产，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一直处于延续状态为由，认定成功控股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时效未超过，属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二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湘泉集团清算组均应在成立后接管破产企业并及时通过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要求其债务人成功控股公司清偿债务，诉讼时效制度并未因异议裁决方式的不同而排除适用。湘泉集团关于其于2008年5月20日向成功控股公司送达《偿还债务通知书》不应认定为超过诉讼时效的答辩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

（二）项、第一百八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湘高法民二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

二、撤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0）州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

三、驳回湖南湘泉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69370元，均由湖南湘泉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敏

代理审判员赵柯

代理审判员

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