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发生亮剑范文

第一篇：村民发生亮剑范文

发生亮剑

发声亮剑稿件

我叫xxx，来自xxxx，在学校中我们和来自全疆各地的同学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我们不同民族的同学和谐相处，互帮互助，为我们的学业而努力着。当前，新疆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一带一路的提出为新疆的大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天山南北正在发生着令人振奋的新的历史性变化，新疆呈现出经济大跨越、民生大改善、城乡大变样、民族大团结的全新气象。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复杂、艰巨的反分裂斗争任务。

特别是近年来，三股势力为了达到他们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大肆篡改宗教教义，编造异端邪说，通过各种方式，从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法律规范、文化艺术、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对信教群众进行全方位的腐蚀、煽动和蛊惑，甚至把黑手伸向校园，想方设法利用宗教极端思想毒害、腐蚀青少年，成为宗教和谐的最大威胁。宗教极端势力打着宗教旗号，在信仰上极端化、行为上狂热化，它已不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蜕变的异化现象。从今年所发生的多起暴力恐怖案件看，暴恐分子杀害无辜群众，制造社会恐怖和民族分裂，破坏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破坏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因此，宗教极端势力已成为新疆社会稳定最现实、直接的严重危害，必须坚决依法严厉打击。

维吾尔族是爱美的民族，传统的艾德莱斯绸服装和小花帽是多么漂亮，还有现在各式各样的现代服装时尚又好看、又得体，但是有的人非要去穿又黑又长又难看的吉里巴甫服，在夏天时，厚厚的黑袍子热得透不过气来。这种穿着打扮完全扼杀了我们女人的爱美天性和人生自由。

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幸福的生活，我们不允许有人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就要加强自身免疫、提高鉴别力，提高思想警惕，保持清醒健康的头脑，坚决抵制极端宗教思想的渗透。

“祖国利益不容侵犯，边疆稳定不容破坏!我们能充分感受到老百姓对社会稳定的渴望，老百姓的所思所盼正是我们行动的方向。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做好维稳工作，打好反恐维稳主动仗。”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我更应该坚定信心，站稳立场，主动靠前，争做排头兵、领头雁，始终做到政治坚定、主动担当、转变作风、提升能力，带领各族群众共同抵御极端思想和暴恐分子的渗透破坏，团结一致建设平安和谐富裕美丽新生活。

一是坚定政治立场，对党绝对忠诚。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上来，时刻保持清醒头脑、高度警觉，立场坚定、政治敏锐，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坚持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绝对忠诚，把反恐维稳作为压倒一切的硬任务，树牢长期作战、常态化维稳意识，坚决克服麻痹松懈、盲目乐观思想，严密防范、枕戈待旦，绝不给敌对势力和分裂分子任何可乘之机。

二是坚持主动担当，落实维稳措施。树牢政治定力，坚定坚决落实好自治区党委维护社会稳定系列“组合拳”，不动摇、不懈怠、不犹豫、不棚架，主动靠前、下沉基层，指导基层落实好严打暴恐、重点要素管控、社会面防控、依法治理、发动群众、强基固本等各项维稳措施，查薄弱、堵漏洞、补短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筑牢维护稳定的坚强防线和铜墙铁壁。

三是着力转变作风，夯实坚强保障。坚持把整饬不良作风作为落实总目标的关键举措，抓实督实做实“学转促”专项活动，用“最讲认真”的精神、“最有担当”的行动，带头转变工作作风，坚决整治“四风”、“四气”和“两面人”、“两面派”。高位推动做好全面取消农村义务工和“五统一”做法、全民健康体检、学前双语教育、推进精准脱贫及九项惠民工程，切实把党中央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把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坚定坚决地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实现“一年稳住、两年巩固、三年常态”的目标。

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我们坚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和坚强领导，有自治区党委的正确决策部署，有各族群众团结一心的坚强后盾，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铁拳，我们一定以铁的手腕给予暴恐分子毁灭性打击，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决战决胜，一定以实际行动夺取反恐维稳斗争的全面胜利。

第二篇：发生亮剑工作总结

发生亮剑

-----工作总结

为进一步推进发声亮剑活动的开展，我校从很多方面着手，进行了各方面的发声亮剑活动，现将发声亮剑工作总结如下

首先我校以“学转促”为专项活动，开展了“加强民族团结、揭批暴恐活动、敢于发声亮剑”活动。

多次升旗仪式结束后，我校领导班子通过自身生活、上大学、工作时期与少数民族同志密切交往、互帮互助、团结在一起的一些事例，告知在场所有师生，团结进步是历史潮流，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搞分裂必然遭到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并一定会以失败告终。

通过此次“发声亮剑”大宣讲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师生们的政治意识及维护祖国统

一、维护民族团结意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落实党章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求、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是一次活动，要突出正常教育，区分层次，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用心用力，抓细抓实，真正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抓在日常、严在经常。

其次我校还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发声亮剑活动，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要教育引导党员更加坚定理想信念，探索同步小康新路子;更加牢固党性意识，严格纪律规矩守底线;更加强化使命担当，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更加用心执行落实，树立马上就办硬作风;更加提升能力水平，坚持真抓实干出成绩。要把党组织对党员的联系、服务、管理更加紧密和严格起来，把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更加发挥出来，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更加体现出来，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团结统一夯实基础，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打赢脱贫攻坚战，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新跨越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以问题为导向，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盯住目标干。全体党员要着力解决好六个方面问题。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的问题，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甚至认为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过好自己的小子日才是硬道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没有根本从思想上入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不信马列信鬼神，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和宗教活动;对一些错误言论，态度立场模糊，不敢亮剑，不善发声，甚至人云亦云，参与传播散布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党性意识淡化的问题，主要是看齐意识不强，标准不高，要求不严，不守政治纪律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积极主动宣传党的好政策好声音不够;组织纪律散漫，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主动不按时不足额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支持不配合党组织的工作，不带头执行党的政策;不愿意亮党员身份，害怕群众监督;不及时转接党组织关系，不向转入地党组织报到，长期游离于党组织之外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主要是利己主义严重，跟党组织讲条件、讨价还价;在名与利、得与失等问题上，不能正确对待，凡事爱打小算盘，斤斤计较，甚至与民争利;基层组织机关化，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群众观念淡漠，不深入基层调研，不关心群众疾苦，决策不考虑群众利益，甚至劳民伤财;惠民政策不公开透明，假公济私，优亲厚友，损害群众利益;执法不公，讲人情、讲关系、讲交易，吃拿卡要;服务意识欠缺，为群众办事不上心不主动，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精气神不足的问题，主要是缺乏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干事创业的斗志和精神，安于现状、碌碌无为，没有争第

一、创一流的勇气和决心;工作推进不实，落实上级部署敷衍塞责，行动迟缓，消极懈怠，干工作三分钟热度，缺乏钉钉子精神;不会担当、不愿担当、不敢担当，遇事东闪西躲，“击鼓传花”，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缺乏甘愿脱几层皮的韧劲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作风不硬朗的问题，主要是纪律松弛，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我行我素，顶风违纪搞“四风”，不收敛不收手;“走读风”严重，抓工作停留在“二传手”;不落实“马上就办”，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但事情照样难办;不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追求低级趣味和不良嗜好，贪图享乐、奢侈浪费;缺乏基本的职业操守，对工作不负责、不认真等。“三股势力”的思想基础和根源是宗教极端，我们要深刻把握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的根本目的和严峻形势，把“去极端化”作为宗教工作的首要任务。宗教极端势力为达到其政治目的，不惜亵渎伊斯兰教，披着宗教的外衣煽动宗教狂热，不断制造事端，向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进行挑衅。宗教极端势力从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法律规范、文化艺术、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对信教群众进行全方位的腐蚀、煽动和蛊惑，成为宗教和谐的最大威胁。要拔除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这颗“毒瘤”，必须将宗教极端思想从正常宗教中剥离出来，坚决予以遏制和打击。要严惩传播、煽动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思想的违法犯罪人员，摧毁幕后组织;要正确区分宗教活动和民族习俗、正常信教和宗教极端的界限，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严禁宗教干预行政、司法、教育、婚姻和计划生育，严禁宗教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严禁宗教极端势力干预世俗生活。

我校还深入开展了推进“去极端化”发声亮剑活动，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有利于把各族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是摧毁“三股势力”思想根基、取得反分裂斗争决定性胜利的重要举措。

第三篇：聚焦总目标 维护稳定发生亮剑

“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比奉献，全力聚焦总目标，

维护稳定做标兵”发生亮剑 沈红林 工号233 在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和广泛号召下，全疆高扬总目标旗帜，感恩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亲切关怀，全疆迅速掀起了“学转促”活动热潮，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参加新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疆各族干部群众深受鼓舞，纷纷站起来、喊出来，说出真实心声，亮出鲜明态度，其中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同志发表的《致维吾尔族同胞觉醒书》引发全区上下热烈反响，在新疆这片热土上，代表维吾尔族党员干部发出了对中国共产党、对祖国的感恩之声、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之声和坚决与“三股势力”作斗争的正义之声。吾布力卡斯木·买吐送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我们所有新疆人的骄傲，是所有党员的先进代表。

作为一名党培养和关怀下成长的人民教师，我坚持“不忘初心 永跟党走”。 我始终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祖国，就没有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没有新疆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更没有新疆各族人民的繁荣发展。无论何时何地，我要肩负起共同维护祖国统

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和使命，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争做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标兵。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多民族聚居和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相融合的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和各方面的无私援疆，新疆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和谐共处。“三股势力”为了达到分裂祖国的罪恶政治目的，散布谬论邪说，实施了多起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暴力恐怖案件。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三股势力”犯罪分子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干的是反社会、反人类的罪恶暴行，他们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应该醒悟过来，不能再让他们绑架民族利益，不能再让他们毁掉民族未来。我们干部、知识分子应该认清当前的局势，担起肩膀的责任！想一想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舒适的教学环境和工作条件，哪一个不是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下得到的。我们新疆各族人民都应该发自肺腑地感恩党、感恩伟大祖国。我们维吾尔人有责任、有义务为民族代言，为民族正名，必须站到第一线捍卫民族尊严，在风口浪尖同敌人做坚决斗争，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让世人看到新疆人民的担当，看到新疆人的正义，逐步把人民群众从恐怖主义的阴影中解脱出来，使真诚维护民族团结的基层教师党员、干部、群众能够挺直腰杆说话，让那些暴恐分子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要从稳疆安疆的战略高度出发，紧紧围绕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学校是引领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场所。学校也历来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各种文化和思潮在这里汇聚碰撞，是“三股势力”争夺的重要阵地。学校教师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学管理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引导各族师生要同“三股势力”划清界限、进行斗争，始终站在反分裂斗争的最前沿，教育学生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大家能够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努力培养出一批热爱国家、热爱党、拥护民族团结的、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

总书记的讲话是我们的方向和动力，相信只要大家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不断巩固民族团结，不断凝聚促团结、反分裂的社会共识，并将其具体化为保稳定促发展的实际行动，就能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天山南北。

第四篇：逢敌必亮剑——读《亮剑》有感

“逢敌必亮剑“，这是我读完了都梁《亮剑》一书后，非常记忆犹新的一句话。我常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何为亮剑?又亮的是怎样的一把剑?这把剑对于一个国家与民族，又有怎样的意义与责任。

这使得我我想到了，书中的主人公李云龙。他是一个略带草莽气息，且有几分绿林好汉味道的人物。他虽然大字不识几个，曾经只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乡间篾匠。但是因为生存，因为骨子里的那一腔热血，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使得他积极的投身进了革命，从俩万五十里长征到全中国解放，他金戈铁马，整整征战了三十余年。

在战场上他抛头颅，洒热血，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只为民族可以长治久安，只为百姓可以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家家都能有口热饭吃，户户都能有件暖衣穿。他先抗日，后反蒋，平金门，战朝鲜。面对强大的对手，他明知不敌，却要毅然的与之斗争。即使全团倒下了，即使全团阵亡了。也终要化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不让敌人跨过这道山，越过这条岭来伤害一方百姓。

他为了民族大义而战，为了国之尊严而战。他曾经说过，“做为一名军人，就算是死，也要战死在冲锋的路上。”他没有空口说白话，李云龙用了他传奇一生的时间，去完美的做到与兑现了他曾说过的话，并且也展现出来了，中华铁血男儿的气魄。

我认为在李云龙身上所体现的，就是这种“亮剑”的精神。那是一种无敌可挡的大无畏精神，那是一种正义永远战胜不了邪恶的舍身救人精神，那是一种我们中华民族，世代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军人，需要有这种亮剑的精神。

百姓，需要有这种亮剑的精神。

国家与民族，更需要有这种亮剑的精神。

亮剑，亮的是一种智慧与谋略，亮的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胆识，亮的是不屈服于殖民列强主意的堂堂中国人。

第五篇：“亮剑”精神，你还有吗？——求职路上需亮剑

先从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说起。书，是不是读的越多越好?当然不是。

这个问题，自己早在一两年前都想清楚了。可是，今天在和同学散步时又谈起这个话题，我用“二八法则”来解释了这个观点。纵观古今，能有多少个读书人探得做学问的真谛，能有多少读书人历经寒窗苦读之后成为真正地智者。少之又少，姑且20%吧，另外80%的人都成了平庸之人——平庸的凡人。不是他们不够刻苦，也不是他们不够勤奋，只是他们选择了不该选择的路，这个世界上本不需要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试想一下，如果当今大学生全都成了学术大师，难道不是国家的一大损失吗?一个人的未来，不仅仅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也和大势息息相关。多读书，要么成为智者，要么成为庸人，没有什么中间状态可言。进而观之，眼下那些勤勤恳恳钻研学术的人士，大多数人性格上都是有缺陷的。如果不信，你可以仔细留心观察。

之前，有所谓“一流的人去当官，二流的人去经商，三流的人去教学”，不无道理。搞学术要费很多精力去看文献、读专著、写文章，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花在这种和文章作者书面交流上的时间多了，必然花在与人面对面沟通的时间就少了。但是，与作者交流是一种动对静的半互动式交流，而与活生生的人面对面的交流则是动对动的全互动式交流。可想而知，久而久之前一种人的脑子肯定没后者的好使，不过前提是这里是指那些80%的未来将会成为庸才的人，少部分人可能会成为通透“做学术”和“做人”的智者。所以说，书读的不是愈多愈好，有些人不适宜读太多的书。平心而论，随性而生，倒是一种不错的活法。

《新亮剑》虽然拍的不如原汁原味的《亮剑》有水平，但是又让我重新回味了“亮剑”精神。狭路相逢勇者胜，迎难而上、遇敌敢于亮剑的男儿血性，貌似离我们这些苦读数十载的学子很遥远了。在大学的最后那些日子里曾经想过要去当兵，但是人生没有回头路可走，即使有也不由得自己选择。就这样，本来应该血气方刚的男儿，现在被软化得经不起和风细雨的轻抚。

这几个月来，总算是体会到了在国家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我们这些大学应届毕业生找工作的残酷竞争。惨烈的现实，深深地暴露了大学教育的不足，暴露了大学生身上所匮乏的元素。在校园的温室里生长不出任他东南西北风的劲松，象牙塔的美好幻想就像肥皂泡一样瞬间破灭。迎面而来的是与你竞争的千军万马，你的表现是怎样的?你是勇敢地亮剑，即使牺牲也勇往直前;还是默默地退缩，辅之以“低调”的名义或者各种借口苦苦守住仅有的一丝尊严，否则虚荣的一面成了他人攻击的活靶。狼的精神，早已被人们忘的一干二净;狼的故事，早已成为饭后漫步时讲述的传说。

目前的处境，我们太需要这种“亮剑”精神了，可是我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当你网申了若干个单位却如石沉大海，当你走完所有招聘程序最后却杳无音讯，当你突然收到一封来自HR的拒绝信，当你表现很优秀却因他人走后门而丧失心仪已久的良机，当你并不比别人差却出身不如别人……你一定要坚持，一定不能气馁，也不要抱怨，我们所要做的只有保持内心的那份勇气和自信，因为这是我们奋战到底的最后王牌。

现在回到是否该多读书的问题上来。李云龙，一大老粗，没什么知识，斗大字不识几个，但是他一讲话，部下准会冒死往前冲锋陷阵，他领导力、号召力很强，其实就一点，他脑子好使，能从精神上唤醒战士沉睡的意志;赵刚，燕京大学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性格沉稳，保守有余，血性不足。就像他们说的，过于保守的人难成大事，也不会出大错;敢于冒险的人，很可能成大事，但是他们酿成大错的几率也大。很明显，或许二者的中和才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这样，就与孔子所言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道理不谋而合。

群狼的野性，“亮剑”的精神，不仅在战争年代需要，在和平时代也需要。作为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也要具备这种宝剑出鞘、敢于亮剑的勇气和迎难而上、不畏艰辛的意志。不要让书本消磨了你的战斗力，不要让书本主宰了你生命的轨迹，走出教材，恢复生命自然的本性。

方/2011-12-30

首

军

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与影响因素相关研

究综述 方首军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系，广东 广州

510642)

内容提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化解“三农”难题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目前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分别从组织发展、创建主体、产业分布、农户分布、登记注册和服务内容六个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进行综述;同时，从组织成员因素、区域制度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产品特性因素、组织运行机制这五个角度对影响其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最后是综合各文献资料进行简要述评。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发展现状

影响因素

综述

一、引言

合作经济是当前农民通过互助达到自助的主要方式，合作经济组织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其载体。目前，我国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农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傅晨，2008)。其中后者是本文的综述对象。由于农民从来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所以他们借以改变其处境的各种农民合作组织由来已久，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建国初期表现为以农业互助组、初级生产合作社和高级生产合作社为依托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合作化后期推行以“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制，后来出现以社区为单位、以集体财产为基础、以股份合作为形式的农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近些年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也在全国遍地开花(傅晨，2001)。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种新型的合作组织的产生有赖于上述制度变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值社会转型之际，研究者们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黄祖辉等(2002)以浙江省为整体样本,基于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调研，对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状和若干因素进行一些实证分析。国鲁来(2001)利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理论、实践等多层面分析如何降低合作社的组织成本。苑鹏(2001，2007)通过案例分析、中外对比的方式对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政府在合作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虽然对国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出重要研究的研究者甚多，但多是就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从发展现状和影响因素角度进行综述的研究成果相当少。为了弥补这一空白领域，下面主要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进行综述，并指出有待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方向和领域。笔者能力有限，望读者批评指正。

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当前农民扭转其弱势地位，农业克服其双重风险，农村摆脱其落后状况的重要途径。因此，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各项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欲达此目的必须对其现状有足够清晰和准确的认识。

(一)从组织发展来看，发展速度较快，农户覆盖率有所提高但仍较低

发展速度较快主要表现在组织的数量和社员数量均有所增加，由此，农户覆盖率会有所提高，但相对中国分散众多的小农户总数来讲仍然相当低。据黄祖辉等(2002)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势头较猛。至2000年底，浙江省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共有2667个，参加农户201794户，平均每个专业合作组织为75.66户，但参加农户仅占全省农户总数的1. 88 %(黄祖辉等，2002)。到2000年底，江苏省有专业合作社1965个，专业协会3586个，共有合作组织社员146.35万，占全部农户的9.8%(孙亚范，2003)。到2006年底，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达到6410个，组织成员200万人，占全部农户的12.8%，带动农户304万户，占全部农户的18.6%(孙亚范，2008)。四川省也是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到2006年底，四川省遂宁市建立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502个，组织成员12.6万人，带动农户12.8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0.6%(胡碧玉等，2007)。截至2007年年底，湖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11647个，比上年增加1209个，组织成员达167万个，带动农户394 万户，分别占全省农户总数15.2%和35.9%(王芳等，2009)。

(二)从组织的创建主体看，外部力量参与的多，农民自己组建的少，总体呈创建主体多元化的特点

由于大部分农民不具备创建专业合作社的条件，即使少数群众具备条件做起来或许也是不经济的。由此，外部力量的介入，多元主体的参与也不过是常态。除农民以外，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办主体主要有供销社、信用社、基层政府、农业部门、科协、大学生支农志愿者、企业或其他经济实体。相对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真正由农民自己兴办的少，而由农民以外力量“领办”的多，外部力量的介入及其程度，事实上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快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傅晨，2004)。据黄祖辉等(2002)对浙江省的情况的研究显示，目前浙江省以企业为依托以及不同依托同时并存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约占5. 32%，农业部门组建的占45.14%，供销部门组建的占3.38%，科协部门组建的占12.75%，政府其他部门组建的占13.57%，完全由农民自己组建的占19.84%。每一种依托的介入都有其特定的利益动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联系度的疏密以及这种专业合作组织生命力的强弱。在郭红东等(2004)调查的浙江省164个农户参加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 实际由政府领办的占54.5%, 由农技部门领办的占22.7%，由企业领办的占9.1%，供销社领办的占4.5%，由专业大户领办的只占9.1%，没有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办的。根据王芳等(2009)对湖南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可知，由技术服务部门领办成立的合作组织有3226个，占总数的27.7%;依托龙头企业组建的合作组织共有1142个，占总数的9.8%;由农村能人或专业大户带头办起来的合作组织共有4461个，占总数的38.3%;依托现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组建的合作组织共有2051个，占总数的17.6%(其中后两种不排除有外部力量的参与)。

(三)从产业分布来看，行业分布广而不均，主要合作领域集中在商品率较高的种养业 黄祖辉等(2002)对浙江省情况的调查显示，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种植业占35.66%，养殖业占16.50%，两者合计达到52.16%。据我们对广东省湛江市的调查，截止2003年7月，该市58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种植业29个，养殖业16个，加工运输业6个，其他7个(傅晨，2004)。据广东省农业厅的统计，至2004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按行业划分，种植业485个，占46.5%，畜牧业137个，占1 3.2%，渔业86个，占8.3%，农机28个，占2.7%，其他306个，占29.3%(傅晨，2007)。据庄美华(2007)对福建省的相关研究，福建省当时的1700 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 从事种植业的占50.4%、养殖业(包括畜牧业和渔业)占23%、其他行业占26.6%。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在商品率较高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成立的合作组织较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在这些行业联合起来对抗市场风险的意愿充足。

(四)从农户分布来看，地域跨度较小，主要基于乡村范围以内，但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覆盖范围较小，经济实力大多较弱，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覆盖范围大多是本乡本村，一般不超过本市(县)，跨省的就更少了, 不到6 %(孔祥智等，2006)。黄祖辉等(2002)对浙江省2000年底2667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在乡镇范围内的有2230个，占83.61%;跨乡的412个，占15.45%;跨县的25上，占0.94%。据庄美华(2007)对福建省的相关研究，有些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开始突破行政区域的界限, 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如2002年4月成立的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养猪协会;但全省大部分合作经济组织的区域跨度较小，有的仅仅局限在邻近的乡或县。顾剑明等(2009)对浙江省的研究成果表明，全省有55个市、县(市、区)经农业主管部门批准，民政部门登记，依法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笔者也曾在2006—2009年下乡支农期间，目睹河南兰考县和社旗县的部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由弱到强、由原先以村为单位的农民协会扩展到如今的以县(镇)为单位的联合社。这些表明，近些年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分布地域跨度较小，多数是基于乡村范围成立的，这主要由于大区域范围的合作组织存在管理和协调上的困难，而小范围内的合作组织基本上就能满足农户的合作需要。不过，部分合作组织发展较快较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合作区域。正如黄祖辉等(2002)所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形成之初通常是不太可能跨区域的，多为封闭性运作，目前也不可能有大的改观，但以后它们必将走向跨区域的开放的经营格局。

(五)从注册登记来看，登记管理不规范，法律地位不明确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登记管理还很不规范，仍然存在未注册、注册机构混乱、注册登记的单位名称混乱和性质不明确等问题，但这一状况正在逐步改善。黄祖辉(2002)指出，就法人登记来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该具有法人地位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但究竟是按企业法人还是按社团法人对待，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据孔祥智等(2006)对23省(直辖市、自治区)的176家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有117 家进行了注册登记，占调查总数的66.5%，未注册的有59 家，占33.5 %，超过了调查总数的1/3。这次调查显示，在工商局注册的合作组织数量最多，有73家，占登记的61 %;其次是农业局，有24家，占20%;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有19家。另外，周建华等(2005)也就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注册登记立法问题做了相关研究。

(六)从服务内容来看，服务功能主要以技术信息服务为主，但随着组织的不断完善有多样化的趋势

据黄祖辉(2002)对浙江省2000年底2667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调查，以提供技术、信息服务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占65. 24 %，而提供加工服务的专业合作组织只有11. 51%，提供供销服务的专业合作组织为11.21 %。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分为技术服务型、采购型、销售型、加工型、综合型等五种基本类型，其中技术服务型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傅晨，2004)。据庄美华(2007)对福建省的相关研究，福建省已进行规范运作的1176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中，从事产加销综合服务的有403个，占34.3%;加工服务为主的有65个，占5.5%;仓储、运销服务为主的有134个，占11.4%;技术、信息服务为主的有276个，占23.5%。这些研究表明，前些年农民合作组织的技术信息服务主导非常明显，因为农民最注重的是追求增收致富的信息和技术把产品及时地卖出去;而近些年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地走向为成员提供综合服务，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降低风险力争取胜。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离其理想状态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解决问题、缩小差距就需要对造成这些问题或阻碍问题解决的因素进行分析。本部分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依次从组织成员因素、区域制度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产品特性因素、组织运行机制等几个方面来综述。

(一)组织成员因素

组织成员作为组织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组织综合发展的核心。黄祖辉等(2002)根据对浙江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的分析，提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之一是组织成员因素，他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关键成员(通常是发起者、领导者和大股东)与普通成员之分;许多专业合作组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将组织成员分为“核心会员”和“联系会员”，甚至会员之间股份也不同，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专业合作组织“全体成员所有型”中的“部分成员所有型”阶层;组织成员的经济实力通常决定专业合作组织的经济实力。孙亚范(2008)基于对江苏省84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证研究发现，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由农村民营企业家、乡镇干部和政府职能部门人员等外部组织或部门的人员兼任的有59家，占样本总数的70.3%，他们在管理中不能代表社员的愿望和利益，再加上农民社员对其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从而产生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另外，他还发现84个样本中只有15.5%的合作经济组织理事会成员完全由农民社员构成，真正体现了农民自我管理的原则，其余84.5%的组织有理事会成员异化，其中21.4%的组织基本上背离了由农民社员民主管理和控制的原则。这种理事会成员严重异化的现象必然会影响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方向和经营活动，不利于农民社员利益的保护。刘婷等(2008)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以及能否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的素质;在以入社自愿为合作社首要原则的条件下，农户的合作意愿也是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并且认为农村“能人”(具有合作精神的企业家人才)是合作经济组织成功创建和发展的关键。傅晨(2004)也提出“能人”无论是在最初的组织发起、制度订立，还是日常的管理决策，甚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兴衰与成败，都拥有着突出的影响力。另外，邓桂梅等(2007)也认为合作组织成员素质低下，农村人才稀缺是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不难看出，组织的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组织的发展状况;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农民不断学习农业现代化知识，不断改造传统小农意识从而培养合作精神、合作意识并实现自我超越的历程。

(二)区域制度因素

这里所谓的区域制度因素，主要从区域经济体制、政府的影响、法律法规几个方面来阐述。

从区域经济体制方面着手研究的主要有以下几位学者。黄祖辉等(2002)在对浙江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迅速发展的市场化进程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的同时，国家流通体制和对合作组织融资限制等因素目前依然制约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刘婷等(2008)也认为在农产品商品经济发达和内在凝聚力较强的农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都比较容易，良好的市场环境对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邓桂梅等(2007)认为当地农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融资渠道不畅造成的资金来源不稳，土地的分散性和流转制度不健全，计划体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等因素都影响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赵慧峰等(2009)基于对河北保定市的实证分析表明，农产品市场化率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最重要的因素。

从政府的影响角度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主要观点是政府应该明确合理地把握其角色定位，并在政策、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给予合作组织大力支持。黄祖辉等(2002)对浙江省的研究认为，基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现实，行政组织的介入与影响(特别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初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部门对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自身角色定位和介入方式把握不准;另外，他还认为很多合作组织资金不足就是因为信贷政策不完善。傅晨(2004)认为很多基层政府部门事实上充当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领导人或者指派领导人，导致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致使农民的主体地位虚置，这严重扭曲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基本原则。苑鹏等(2007)从美国政府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出发研究，认为中国政府应当整合各部门资源，完善合作社公共服务平台，为真正的农民合作组织提供大力支持。邓桂梅等(2008)认为政府应该充当“引导而不参与，扶持而不干预”的双重身份，尤其是在税收方面应该给予优惠。孔祥智等(2009)根据调查的情况认为，政府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仍显不足，此次调查的33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多达54.5%的组织没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近79%(频数26)的受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表示资金不足是其发展面临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郭红东等(2005)基于对694个农户的问卷分析认为，政府的支持对于促进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些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处的法律法规环境经历着很大的变化，在不断的实践摸索中逐趋完善，例如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正式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但是法律法规的出台总是滞后于实践的发展，所以法律法规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新型专业合作组织，其法律地位未被明确，在法人登记、征缴赋税等方面还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这不仅给其经营活动带来种种不便，而且使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黄祖辉等，2002)。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登记注册的混乱，不仅使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身份”(性质)的认定产生歧义，享受不到应有的优惠扶持政策，而且使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性受到破坏，导致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去寻求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的庇护，独立性受到影响(傅晨，200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前，周建华等(2005)就专门研究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滞后的现状、原因及其后果，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邓桂梅等(2007)也曾提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带来的组织性质不能明确界定，登记注册困难重重等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三)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影响着文化环境中人的认识，并调节着人们之间交往的行为规则。其实，文化也属于广义上的制度因素，但在此把它独列出来，以突出其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大影响。

据黄祖辉等(2002)对浙江省情况的研究，他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比较容易在两类地区兴起，一是具有比较深厚的合作组织传统的地区;二是区域亚文化与社会主文化整合度不高，且区域亚文化中的商品经济成份和内在凝聚力较强的地区。孙亚范(2003)基于对江苏农村农民合作需求与意愿的实地调查，发现受传统体制、自身素质、合作意识淡泊的限制，农户普遍缺乏对于合作组织及其制度特征的了解和认识，要把他们组织起来需要合作组织付出高昂的谈判成本和组织成本。建国初期，我国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改造个体小农，但是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由于采取了行政命令和财产“归大堆”的错误做法，伤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败坏了合作经济的名声，相当一部分人至今还“谈合色变”(傅晨，2004)。这是对合作文化和合作意识的一种扭曲，而且农民的思想观念中新的合作组织的概念还不是很明确。邓桂梅等(2007)认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例如对农民合作是否重视等，还有农民的小农思想等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落后的文化意识都对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刘婷等(2008)认为政府关于合作思想方面的宣传、教育，以及为农民合作组织提供信息技术等都有利于深化农民的认知，转变农村文化传统，这些有利于改变农民潜在的合作行为，进而有利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四)产品特性因素

黄祖辉等(2002)很早就把产品特性因素列为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认为就产品特性因素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通常率先兴起于农产品商品率较高、农业剩余较多、市场风险较大、单个农户博弈弱势较明显的情况下，同时也兴起于具有较明显季节或时间约束、易损性较强的农产品领域内，以及规模经济较显著、专业化程度较高、资产专有性较高的行业中。其实，农产品的很多市场特性取决于农产品本身的特性。对于具有保鲜期短、不易运输、易损性等特性的农产品，通常较易率先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因此在以生产蔬菜、水果、花木、水产、家禽等为主的农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较早，数目较多，而在以粮食生产与经营为主的农区合作经济组织分布极少(刘婷等，2008)。

(五)组织运行机制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运作情况是这个组织能否健康发展下去的关键。邓桂梅等(2007)认为组织规范化程度低，运行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的现状严重影响了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带动作用的发挥，为合作组织的发展留下了隐患。傅晨(2004)认为合作组织存在组织名称不规范，制度安排不规范等问题，严重影响到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孙亚范(2008)认为合作组织内部的产权制度问题和治理结构异化使得民主管理仅仅流于形式，这严重破坏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机制，不利于合作经济组织的长远发展。孔祥智等(2009)的相关研究认为，合作组织内部管理制度的缺乏，民主管理尚未落到实处，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残缺，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正常发展。

四、简要述评

综上，研究者们就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但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还应成为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

(一)研究角度和研究成果雷同，缺乏创新和应用价值。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个研究主题上，很多学者都是从历史变迁、性质、模式、意义、制约因素或存在问题及其对策、发展方向、内部运行机制、制度分析、国内外对比经验借鉴等方面去研究，其中很多角度的研究成果早已达成共识，如何开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向仍值得进一步去探索。

(二)研究结构不平衡。目前国内研究主要侧重于基于省份或者县市的局部研究和案例的分析，而对全国合作经济组织整体发展现状的研究则偏少，更多的是侧重从局部研究中发现问题提出对策。这些案例研究能否代表全部、个性研究能否有效上升为共性研究是个问题。但是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例如类似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样一般性的政策措施都是基于全国合作经济组织整体形势出台，从这个角度考虑，基于实证的宏观研究明显缺乏。

(三)目前国内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属于规范研究和定性分析;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的很少。这主要是由于数据资料的收集难度较大，而且有些影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非经济变量(例如社会文化因素等)难以找到统计资料，很难被量化到计量模型当中进行回归分析。在这个方面，研究者们应该大力提倡并努力尝试在农业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中使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理论的发展，相关的实证研究会越来越多。

(四)实证研究中行为主体能力差异的影响难以剔除。部分实证研究利用的样本覆盖范围较广，但是那些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多是通过缺乏相关经验的学生来完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原始数据存在某种程度的偏离。这必然会导致研究分析的结果不够准确，进而影响到政策建议的执行效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实证研究将会逐渐地走向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