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实证论文范文

2022-05-10

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金融实证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作为市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先驱者，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对其他地区具有较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一篇：金融实证论文范文

非正规金融影响下浙江农村金融发展实证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金融从自发发展、外部引导，进一步转变为对深化改革的内在需求。浙江作为沿海开放和经济发展较领先的省份，由市场化改革而催生的非正规金融发展一直是其农村金融发展的特色和优势，并构成引发不稳定因素的某种金融成分。文章实证检验和分析了浙江农村金融发展与其功能表现(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间的均衡互动关系，为规范农村各类金融成分的健康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农村金融发展;协整关系

一、引言

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32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1年增长7.8%，居世界第二位。按产业看，201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5.2377万亿元，比2011年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3.5319万亿元，增长8.1%;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3.1626万亿元，增长8.1%。相对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第一产业农业的增长幅度比较小，远远落后于二、三产业。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从而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

农村金融也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促进我国农业发展、提高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团结，各国政府都将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的经济学课题，探索它们之间的微妙而瞬息万变的关系。随着这一课题的深入，金融发展理论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该理论结合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各项数据指标，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同时探索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金融体系的规律。由此可见，农村金融的发展直接关系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金融发展理论与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述评

(一)关于金融发展的理论进展

关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研究有很多学者专注，并且关于这种机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Romer(1986)、Lucas (1988)、Rebeio(1991)等学者通过对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得出了金融体系的发展会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他们还指出了金融体系影响资本积累率的渠道有两个：一是通过改变储蓄率;二是通过储蓄进行再次分配。除此之外，Levine(1997)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功能分为便利交换的功能和动员储蓄的功能、公司治理功能、信息揭示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同时，经济的增长又会要求金融市场同步发展，以利于两者发展的统一。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二)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的研究

李春霄、贾金荣(2012)以我国1985-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础，并用农村金融效率、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结构三个指标衡量农村的金融发展水平，用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表示农村经济增长，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金融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在长期内具有协整关系，在短期内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结构的关系明显、和农村金融规模和效率的关系不明显的结论。禹跃军、王菁华(2011)通过运用VAR模型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了农村金融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结论，但是同时发现了农村金融的发展要滞后于农村经济的增长。安翔(2005)基于Pagano模型对其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村金融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发现利率指标却和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同时，还有不少学者通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严天华、曹小春(2011)以农村金融与经济增长理论和Pagano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农村金融相关率、资本边际产出率、储蓄率等一系列指标，实证分析了四川省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邓恩(2011)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方法对湖南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建立了农村真实货币余额增长率、存款利率、乡镇企业贷款三个因素的协整关系，其中农村真实货币余额增长率、乡镇企业贷款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存在因果关系，其他序列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则不存在因果关系。研究结论说明，湖南农村的金融深化与农业借贷业务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分析可见，学者们对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研究选取了不同的衡量指标，运用了不同的计量经济方法，但得出的结论基本相似。∞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农村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并没有针对非正规金融发展背景下的农村金融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的专门研究。

(三)非正规金融影响下的我国农村金融发展

我国金融机构从其构成来看，按其性质划分，共有两个大类。第一类为正规金融机构，它又分为传统型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其中传统金融机构包括我国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新型金融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邮政储蓄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第二类为非正规性金融机构，它是以合作基金会、地下钱庄和私人借贷为代表。

历史和现实状况都表明，我国农村民间借贷情况不仅从未停止过，而且在各个发展时期，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边远地区、正规金融服务不到的地方，民间借贷即合作基金、私人借贷等发挥了缓解资金供求紧张、弥补市场供应不足等作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家庭个人信贷资金需求。温铁军等学者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共15个省份24个市县的一些村庄进行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然而，非正规金融机构由于运营机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地方历史传统等问题的存在，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首先，非正规金融机构容易诱发高利贷现象，增加本就不富裕的农民的融资成本。其次，非正规金融机构容易与正规金融机构形成恶性竞争，损害农村金融环境。最后，非正规金融机构引发的债务危机等不良结果会造成民事纠纷甚至社会动荡。

三、基于经济增长关系的浙江农村金融发展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变量选择

1 指标的选择。(1)农村金融发展指标选择：第一个是浙江省内各年农业贷款指标，第二个是浙江省内各年农业存款指标。这两个指标均可以从浙江省历年统计年鉴中获得。选择用浙江省内农业存款、贷款指标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替代性指标是因为考虑到浙江省目前的农村金融的实际情况：多数农村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缓慢，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其他金融活动最终都会体现在农业贷款和存款方面，多数地区主要的金融活动是金融机构的信贷，所以本文选择农业存款和贷款作为金融发展的指标之一。(2)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一般情况可以选用浙江省GDP、浙江省人均GDP来衡量浙江省的经济增长，由于农村人均GDP很难收集，所以本文将采用浙江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代替人均GDP来作为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的指标。为了使数据具有趋势线性化，消除从统计年鉴中获得的数据存在异方差的可能性问题，先对数据进行统一处理，取对数。处理后的变量分别记作InAS、InAL和InPI。

2 数据的选择。选取浙江省统计年鉴中1990-2009年的年度经济数据作为研究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数据。金融中介效率指标由农业存款指标和农业贷款指标做比较得出。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各指标取自然对数。除了上述数据处理外，本文数据没有做其他的处理。本文将采用Eviews6.0计量软件进行相关的数据处理和测试。

(二)实证分析

1 单位根检验。在对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时，传统上要求必须采用平稳的时间序列，否则将会产生“伪回归”现象。而且，对于将要进行的协整关系检验，只有当所分析的时间序列具有相同单位根阶数时，协整检验才有意义。单位根检验实验如下：为了保证分析和模型的有效性，首先用标准的ADF单位根检验对农村贷款(InAL)、农业存款(InAS)、农村投资(InI)和农民人均年纯收入(InPI)变量的稳定性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ADF检验的结果表明，在1%、5%、10%三个显著性水平检测下，农村贷款(InAL)、农业存款(InAS)在原时间序列上都没有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原变量InAL、InAS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具有时间趋势。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的ADF值都小于临界值，通过了单位根检验，为一阶平稳序列，即存在一个单位根。农村人均纯收入(InPI)在原时间序列上和进行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的ADF值都小于临界值，通过了单位根检验。

2 协整检验。有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通过数据的处理达到某种平稳状态，这种情况下的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对于上一步中这些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不适用传统的计量方法去检验他们之间的关系，否则容易出现伪回归。因此，本文采用处理基于VAR模型的EG协整检验分析方法研究其相关关系。

EG两步法具体检验步骤：在检验协整性之前，已经对变量进行过了单位根检验，并且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所以存在协整关系。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是一阶平稳的。

第一步：利用最小二乘法建立估计模型(1)。

同时，计算相应的残差序列，见式(2)。

以变量农村贷款(InAL)、农业存款(InAS)为解释变量，农民人均年纯收人(1nPI)为被解释变量，用OLS回归方法估计回归模型，结果如式(3)所示。

第二步：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如果经过DF检验(或ADF检验)拒绝了原假设H0：δ=0，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则意味着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如果接受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则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模型(1)是虚假回归方程。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得出结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t检验统计量值-2.729879，小于相应的临界值，从而拒绝了HH0，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解释变量农村贷款(InAL)、农业存款(InAS)和被解释变量农民人均年纯收入(InPI)存在着协整关系。农村贷款(InAL)、农业存款(InAS)和被农民人均年纯收入(InPI)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三)分析结论

从上文中的协整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存在着密切的长期均衡关系，农村农业贷款和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存款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个可以理解为因为农村存款的增加将使农业资金进入农村金融机构，而在目前的体制下，农村金融机构把这部分的资金放贷到比较发达的地区，这对农村地区的金融市场形成了“抽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改革思路及政策建议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思路

首先，应该明确其市场定位。定位于村镇，服务于“三农”，明确广大农户为其主要的金融服务对象，并且要将其经营目标定位于农村发展的长远效益。其次，应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建设好风险防范机制，研发比较灵活的还贷方式，创新农村担保抵押方式，并做好监督防范工作。再次，要发挥好其与农民大众联系紧密的优势，广泛地吸收存款，扩大业务范围，积极创新产品。最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除了强化自身独立经营能力之外，还应该积极开拓与商业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广泛合作(既包括业务合作也可包括金融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建立起良好的农村信用体系，共同构建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强化为农村、农业和广大农民服务的金融功能。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规范化

首先，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非正规金融机构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措施，对于已经具备了正规金融特征的地下金融机构，应该使其合法化，将其产权、信用关系纳人法律保护范围内，给予政策扶植，促使其正常积极地发展。其次，严厉打击不法高利贷和地下钱庄，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做好教育指导工作，建立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最后，应该由农行或者农村信用社建立相关的监督机制，建立危机评估机构，在积极引导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同时，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并且要为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咨询征信担保等工作便利。

作者：周丹

第二篇：农村金融供求的实证研究

摘要：作为市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先驱者，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的经验对其他地区具有较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基于典型抽样的浙江省农户融资情况调研，本文对浙江省农村金融供求的特点、金融改革与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展开了实证分析，提出建立多层次信贷服务体系，提高农村信用社、农村保险公司的服务质量，完善金融“新政”的配套支持措施等一系列促进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与创新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创新；农户信贷

文献标识码：A

我们利用典型抽样方法，对浙江省300户样本农户进行了融资情况入户调查，基于此，对浙江省农村金融供求状况及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调研设计及说明

农村金融需求根据主体和内容分成不同种类。从农村金融需求主体而言，一般包括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非企业组织三大类。作为农村经济的基本经济单位，农户兼具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特点，其金融需求与农村企业与非企业组织具有明显区别，后者更靠拢一般的企业或非企业组织的需求特点。从农村金融需求种类来说，主要包括存款、贷款、结算、保险、汇兑、证券投资、金融咨询等业务，现阶段，贷款是最重要但却难以得到充分满足的金融需求。考虑到农户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及贷款难这一农村金融市场上的突出问题，我们的调研对象锁定为农户，重点是农户的融资情况。

农村地域广阔，即使在同一个省份，不同地区的经济与金融发展状况差距依然较大。为了较全面地反映浙江省农户金融供求的整体状况，调查采用典型抽样法。本次调查按照2007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将全省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与低收入三个区域。利用浙江大学农村生源学生回乡探亲的有利时机，结合调研学生生源地的分布情况，在每个区域选择3至4个样本村发放“浙江省农户融资情况问卷”，总计发放300份问卷，回收300份，有效率基本达到100％。

二、样本农户的经济特征

我们主要从农户经济活动类型包括创业情况、收入与储蓄存款方面考察了农户的经济特征。

首先，农户经济活动多样化，初步摆脱了以传统产业为主的生产活动领域。其中，有58户创办了私营企业，占比为19.4％。从开办私营企业所在行业的类别信息及未开办私营企业的农户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业信息的分析中发现(见表1)，在样本农户中，开办的私营企业中仅有5家的行业类别为农业，其余均为工商业或其他行业；未开办私营企业的农户中，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活动的有114家。这表明在样本地区，从事非传统农业生产已经成为农户就业和其经济收入的重要渠道。

其次，从样本农户2007年全年现金收入信息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总收入集中分布在1万元以上区间(76.4％)；从储蓄余额来看，这些地区农村居民整体上具有较好的储蓄能力(见表2)，约32％的农户储蓄余额超过3万元，约有一半左右的农户储蓄余额超过1万元。同时，结合样本农户的收入与储蓄来观察，可以看到大部分农户的收入和储蓄能力比较可观，具备了一定的抵御自然灾害和风险的能力。

农户金融需求多样化的特征已经开始出现，但金融意识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从样本农户金融需求(见图1)来看，除了传统的存取款、贷款、保险需求外，由于对外经济联系如出外打工，子女外出读书、就业等增强，样本农户对转账、汇兑有需求的占比为20.9％，农户对基金等金融产品的投资性需求也已初露端倪。

(二)贷款需求较大，正规金融渠道满足率不高

农户贷款意愿调查及最近三年农户实际借贷行为表明，农户贷款需求较大，约占样本农户的40％左右，正规金融渠道只能满足部分贷款需求。

从对“目前您是否需要银行、农信社的贷款”这一问题的回答来看，34.1％的农户选择“需要”。对不需要贷款农户(197户)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其中有16户农户因“已有其他更方便的资金来源渠道”而无需银行、农信社贷款，因此，如果把这部分非正规金融渠道的贷款意愿包括在内，则样本农户的总体贷款意愿为39.3％。

从最近三年内实际借贷行为来看，有过贷款或借款的农户为132位，占比为44％。对132位农户贷款情况的进一步细致调查发现，共有304笔借款，来源于银行、农村信用社的借款为115笔，正规金融机构来源倾向为37.8％；来自亲朋的借款为150笔，亲朋渠道来源倾向为49.3％；来自民间放贷者的贷款为25笔，来自有业务关系企业的贷款(赊销款)为14笔。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银行、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渠道为农户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但其对农户信贷需求的满足率还不高，非正规金融渠道是农户融资的主渠道。

另外，从对农村信用社的服务评价来看，只有48.3％的农户对农信社的服务表示满意，13.1％的人则表示对农信社的服务并不满意。不满意原因分析中排在首位是“要打通关系才能获得贷款”，在所有因素中占50％，其次为“信用社的服务品种少、态度差”，占比为25％。表明农户对农村信用社评价较低的原因是其贷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特别是信贷活动中某些违规事件如人情贷款等现象大大降低了农户对信用社的评价。

(三)保险需求与意识较为强烈，但保险公司的供给与服务有待提高

农户保险需求较大，有一定的保险意识，并且保险参与率较高。在受访的299位样本农户中，约78.6％的农户认为花钱投保值得，有266位农户参加了保险，占比约为89％。调查发现，在已经投保的农户中，有25.6％的农户出现过保险事故，出现保险事故的农户中只有73.5％认为保险理赔及时，85.3％的农户认为保险理赔是按照保险合同进行的合理赔付。这些事实反映出农村保险公司理赔的及时性有待加强，约有四分之一强的事故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并强化了农户的不愿参保行为。对未参保原因的调查显示，有相当多的农户因担心“理赔太麻烦”和“怀疑保险公司赔付的可能性”(这两项原因占比分别为23.8％和19.8％)而未参加保险。另外，样本农户中有21.4％的比例认为花钱买保险是不值得的。保险作为风险管理手段，其设计的基本原则为大数定理，因此，吸引尽可能多的客户参与是有效发挥保险功能的最佳途径，涉农保险公司应该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推出适合农户的新险种。

(四)农户借贷行为的特征

从300位农户对最近三年内借贷行为的特征描述来看，其特点如下：

1.贷款用途多样化

贷款用途中，发展工商业名列首位(33.6％)，其次是涉农用途，合计比重为15.5％，孩子学杂费、建房，看病与红白喜事等也占了一定比重(见图2)。农户的贷款需求既是满足生产需要，同时

也要满足生活需求。

综合借款来源渠道与贷款用途的交叉信息来看，银行、农村信用社的借款主要用于发展工商业(占比为44.3％)和农业(占比23.4％)，建房用途和孩子学杂费的用途占比分别为10.4％和12.2％；亲戚朋友的借款中，孩子学杂费、发展工商业、建房和看病这四项用途分别占了借款笔数的21.3％、19.3％、16.7％和14.7％。显然，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的融资需求主要通过亲戚朋友渠道来满足，特别是看病、红白喜事、建房、孩子学杂费等这些生活性资金需求。

农户借贷中有较大比重的生活性用途反映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由于我国农村的公共投入长期不到位，农村的一部分卫生、教育、医疗、保险等本应属于财政职能范畴的资金需求落到了金融机构的头上，一部分金融机构贷款被用于基本生存、生活所需。调查显示，农户借贷中用于医疗、教育等生活性需求占比合计为23.4％。这一事实加剧了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的畏难情绪，使农户贷款难问题更为严重。

2.借款金额大额化

借款金额出现大额化趋势。304笔借款中，3万元及以上的借款所占比重为44.4％，1万至3万元的借款所占比重为23.4％，5000元至1万元的借款比重为16.8％。

银行、农信社发放的115笔贷款中，60.9％以上是3万元及以上，1万至3万元、5000元至l万元的贷款比重分别为17.4％和16.5％，显示出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的大额倾向。亲戚朋友的借款金额分布较为均等，其中3万元以上的贷款占31.3％，1万至3万元的贷款比重占26.7％，2000元至5000元以及5000元至1万元的借款比重分别为16.7％和17.3％。

3.借款期限

借款期限多为中短期。在304笔借款中，期限在1年以下的占24.3％，期限在1—3年的为54.3％，3—5年和5年以上的分别为8.2％和13.2％。银行、农信社发放的贷款大多数为1年以下和1—3年。而亲戚朋友的借款则多数为1—3年。5年以上的借款中，约有40％的比例用于造房子，看病、孩子学杂费及其他用途各自又占了15％的比例。在3—5年的借款，发展工商业用途的借款占了40％，造房子和孩子学杂费的比例各为20％。显然，造房子与孩子的教育投资对农户而言是长期投资，需要长期融资来满足需求。

4.偿还情况

在304笔借款中，共有290笔借款给出了是否按期偿还信息。银行和农信社的109笔贷款中，仅有2笔未能按期还清，所占比重为1.8％；源自亲戚朋友借款的142笔借款中，约有28.2％的借款未能按期偿还，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户借贷的风险度。

从对样本农户不能按期还款的原因调查来看，存在一定程度的恶意欠债行为。调查中有21位农户认为不能按期还款的原因是“模仿其他人有钱也不还的样子”。这表明农村的社会信用还有待完善。

5.贷款利息

在304笔借款中，共有300笔借款给出了利息的信息。在所有借款中，只有亲戚朋友间的借款存在无息的情况，在147笔亲戚朋友间的借款中，无息借款的比重为59.2％，另外40.8％的借款则是有息借款，说明表明农户的金融市场意识日益强烈。一般来说，生活性需求如看病、孩子学杂费、建房、红白喜事等资金需求在亲戚朋友间往往不收利息，但发展工商业等商业性用途的资金需求则需要偿付利息。

(五)农户借出款项情况

针对农户借出款项行为的调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借贷的活跃度与基本概况。目前，农户间的资金互借行为比较普遍，样本农户中61.3％的比例有借出款项行为。其中，收息农户比例为18.5％，不收利息的农户占比为65.2％，另有16.3％的农户视情况决定是否收息，这些数据表明无息借款是亲戚朋友借贷行为的主流，也是目前民间借贷的主体部分，但不可否认收息行为也在较大范围内存在，农户的金融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从是否有固定借款期限、是否有借据这两个问题来看，有33.7％的农户事前规定了具体的借款期限，有45.1％的农户选择写有借据，反映出农户法律意识的增强。另外，从资金的安全性考虑，有14.7％的借款者要求有抵押或担保，说明具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能否在需要时如期收回借款这一问题的回答则反映出民间融资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有25％的款项不能在需要时收回。

(六)样本农户对新型金融组织的态度

2006年银监会金融“新政”出台后，新型金融机构的试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然而，如果不出台相应的“新政”支持配套措施，与国有金融机构及农村信用社相比，新型金融组织的市场竞争力不容乐观。调查发现，农户对于参股新成立农村金融机构态度比较谨慎。在农户对“如果有人要在村里组建一个金融合作组织，且经过正规注册，你是否愿意人股成为该金融组织的股东?”的答案统计中，可以看出有51.3％的农户愿意成为新成立农村金融机构的股东。其主要动机包括两个，一是“作为投资，获取投资收益”(40.3％)，二是“为了今后自己方便”(36.4％)。不愿成为股东的主要理由是“农信社已满足需要”(38.4％)、“这样的机构经营风险大(22.6％)”和“担心机构受能人控制(21.9％)”。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浙江省农村金融供求的实证分析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与建议：

(一)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必须构建多层次的信贷服务体系，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与民间融资等非正规金融渠道在农村金融市场上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农村金融创新的方向既包括提升正规金融机构服务能力的努力，更应为非正规金融有序健康的发展创造条件。

(二)提高农村信用社、保险公司的服务质量，扩大“存量”金融供给。具体途径包括加强农村小额贷款的宣传推广，提高小额贷款的覆盖率；促进农村保险产品保单的简明化，提高保险理赔服务的及时性，加强与农户的沟通提高保险公司的服务质量；结合信用村建设，促进农户金融教育与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三)制订金融“新政”配套支持措施，发挥金融“增量”的积极作用。目前，金融“增量”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显现。尽管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准入门槛，构建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符合“市场化、多元化、商业化”农村金融创新取向，但由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三种机构的发展在推行过程中呈现严重不均衡的态势，总体上来说，村镇银行一枝独大，资金互助社与贷款公司则有边缘化趋势。即使是各地创建积极性较高的村镇银行也普遍存在资金来源不足问题。因此，落实“金融新政”，扩大新型金融机构的有效金融供给还有赖于政府配套支持政策的完善。可以考虑在农村地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增加村镇银行等弱势金融机构的存款安全性和吸引力；另外，开放小额贷款公司获取村镇银行牌照的人口，允许经营良好的小额贷款机构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制成为村镇银行，激发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发展的热情与积极性；允许正规金融体系与农村新型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垂直联系渠道，通过银行批发资金来缓解新型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不足问题。

参考文献：

[1]李莉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进程与阶段性评价[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9)：24-27.

[2]陈军，曹远征.农村金融深化与发展评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银行家》研究中心课题组.传统农区金融需求与机构布局调研报告[OL].http://business.so-hu.com/20070810/n251519206.shtml.

(责任编辑：李　琳)

作者：朱建芳

第三篇：数字普惠金融视阈下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的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围绕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和金融行为进行了问卷调查，着眼于借贷行为、理财行为和保险行为这三个方面，了解到我国城乡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差距仍较大，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较低，制约着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通过构建了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表明随着金融素养的提升，农村居民产生金融行为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对此本文对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村居民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农村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金融行为

一、引言

随着金融科技与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更新迭代速度加快，各类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个人在进行金融消费时，需要更多的金融知识与更高的金融素养。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会直接影响其对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生事物的接受意愿与程度。在2020年两会上，提出要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加强国民金融教育，特别是加强偏远农村地区的金融教育水平，使更多的主体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红利”，提升金融素养，农村居民是要优先考虑的对象。易思（2020）胡锦娟（2019）周雨晴、何广文（2020）研究都有指出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陈慧敏、姚萍（2019）研究表明城乡居民金融素养水平差距较大，农村地区金融素养仍需提升，李聪聪、朱云章（2020）指出部分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虽基本完善，但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并未得到有效提升，也同时制约着当地经济发展，王琳（2019）何学松、孔荣（2018）朱雪明（2019）的研究都指出金融素养和金融行为之间呈現正相关关系。

由此本项目立足于农村居民，选取保险行为中的互联网保险、理财行为中的普惠金融理财产品、借贷行为中的小额信贷，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下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选择的影响情况。从这三方面进行测评，以期为提升农村地区的金融素养，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出针对性的意见。

从理论上看，首先，有助于完善我国相关金融制度的欠缺。在数字化技术全方位引领普惠金融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整体上与城镇居民仍存在较大差距，通过考查我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情况，了解其具体情况，为政府提供有关数据有利于其制定相关政策，提高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水平，为促进金融知识普及提供理论根据。其次，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本项目着眼于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对其金融行为的影响，初步了解其形成的原因，分析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数字化普惠金融开展之间的关系，为日后进一步研究深入提供可供借鉴的理论支撑和数据支持。

从现实来看，通过了解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现状以及分析与其金融行为的内在关系，阐述在数字普惠金融的背景之下，数字化普惠金融对培养农村居民金融意识有积极影响，同时也明确了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能一定程度上正向作用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开展，两者具有双向效应。分析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形成条件和阻碍因素，结合模型计量结果，一方面，对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农村居民自身提供实际性的对策建议;另一方面，为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提供新思路，并借此机会拓宽社会资源投入该领域的渠道，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最后，引发社会的关注、提高重视程度，吸引更多的人开始关注金融素养的影响并加以学习，由此能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的提高，增强其自我造血功能，进一步助推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理论分析

本文以数字普惠金融为背景，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进行测评，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下不同金融素养水平的农村居民对金融行为的选择情况，并对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与借贷行为、理财行为和保险行为进行理论分析：

（一）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借贷行为

从贷款人自身资质来看，金融素养高的农村居民比金融素养低的农村居民更加了解金融机构的借贷流程，更易于理解最新的金融政策，借贷的渠道也更为广泛，获得贷款更为容易;从贷款人还款能力来看，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越低，对自身的信用管理能力越弱，主要表现在进行借贷时不考虑自身还款能力，导致后期出现还款逾期、债务积累等问题，还款能力较低，金融素养高的农村居民金融决策较理性，会对家庭资产进行合理规划，降低逾期风险，能够更好地管理自身财富，提高主动还款意愿，其还款能力也高于金融素养水平低的农村居民。提出假设1。

假设1：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村居民更可能合理借贷。

（二）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理财行为

在面对各种金融服务与理财产品时，金融素养低的农村居民由于缺乏对金融市场的了解，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服务与理财产品。而金融素养高的农村居民，对各种理财方式的选择更多，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更高，购买理财产品的意愿也更加强烈。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影响下，农村居民的投资渠道也更加广泛，并且能够以最便捷快速的方式完成投资。对于短期内收益，金融素养高的农村居民能够更好地管理，其收益存在增值空间，而金融素养低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把短期收益转化为现实资金，不再继续持有或购买理财产品。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假设2。

假设2：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购买理财产品。

（三）农户金融素养与保险行为

金融素养高的农村居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更强，倾向于通过购买各种金融产品降低风险，投保率也就越高。而且，金融素养高的农村居民，经济实力也相对更强，金融规划的能力也就越强，能够正确理解保险的作用，会购买保险以此来为家庭提供保障。金融素养低的农村居民拥有的金融知识较少，对于保险的运作机理、风险收益等情况不够了解，也更加容易被不良保险经纪人忽悠，对保险的购买意愿也较低。综合以上分析，提出假设3。

假设3：金融素养水平高的农村居民保险购买意愿更强。

三、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和金融行为问卷的设计与调查

本文的问卷调查主要包括直接性调查和问卷调查。因为目前并未设定有关金融素养的测评的标准，为了使调查结果更为具象化，本次调查参考相关文献制定相应的标准，明确相应的计分体系，统计数据进行评估。

本次农户调查采用普查的形式对县域农村居民进行了调查，主要调查的金融素养方向是：金融行为包括借款行为、理财行为和保险行为这三个板块，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调查：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对互联网金融的了解程度、金融素养、金融行为，并且将年龄、学历、月收入设置为调查的基础项，基本金融产品认知、金融知识理解、金融风险与回报、金融规划、金融知识普及、金融权益保护这六个方面设置为调查项，从不同的维度了解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情况。

为了更具象地了解目前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现状，量化居民金融认知、理解应用等方面的金融素养现状，结合模型分析结果等，在做问卷时采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进行提问，使得被调查能够更为清晰的了解题目意思并做出选择，并对本次问卷中的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赋分，有侧重点地反映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情况。

根据题目赋分标准，金融素养调查满分为65分，下表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各指标平均情况，数据显示互联网金融基本认知的满分是16分，均值是5.55分;金融知识理解运用板块的满分是16分，均值是11.2分;风险与回报板块的满分是12分，均值是7.45分;金融规划板块满分是9分，均值是5.5分;金融知识普及板块满分是8分，均值是4.6分;金融权益保护板块满分是4分，均值是1.51分;金融行为板块满分是3分，均值是1.68分。

大部分農村居民对互联网金融知之甚少，缺乏对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认知，说明农村地区金融整个发展受一定的限制，农村居民对通货膨胀的相关知识和整个市场的价值浮动的认知还不够健全，整个模块平均分较低，保险、债券作为日常生活中出现较多的金融产品，调查中仍然存在一些农村居民了解不够全面的局面，而且整体而言，大家的维权意识也是比较弱的，农村居民的风险分散意识和风险回报认知能力不强，因此可能出现风险集中的情形，只有少部分农村居民对自己的收入进行规划，均分呈现一个比较低的态势，三种金融行为的均分都比较低，农村居民对于借款、理财和保险认知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四、实证分析与结论

（一）模型的构建

本文探究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即借贷行为、理财行为以及保险行为影响的显著性和程度，以此进行回归分析。因变量为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根据以上所介绍的评估指标及所赋分值，通过对农户评分所得，属于数值型变量;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借贷行为、理财行为和保险行为，若填写问卷或被采访的调查对象有对应的金融行为则填1，否则填0，被解释变量属于虚拟变量;选取年龄、性别、学历、月收入的人口统计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由此可见，由于被解释变量为0和1的二值选择离散模型，probit模型的应用特点比较符合，故选择probit模型，以此研究金融素养和金融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

回归模型设定为：

i=1（借贷行为），2（理财行为），3（保险行为）;

j=1，2……n，表示每个被调查的样本;

Aij表示因变量，是0-1型虚拟变量;

FLj表示自变量，即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

Xj表示控制变量，即金融素养主体的人口统计特征——鉴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及月收入四项;

αi表示截距项;

εij为随机误差项;

βi代表回归系数，表示自变量对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由于因变量的特殊性，其实际意义难以具象说明，故本文选取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边际效应作为解释。

以上变量的定义及赋值情况见表2。模型的路径框架见图3。

（二）变量的定义及统计描述

1. 自变量——金融素养评分得分

本文所采取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评分得分是通过实地调研、发放问卷，计算每一份问卷的得分所获得的。取得每一份问卷得分数据后，对数据进行剔除筛选，剔除无效数据，选择真实、有效的数据，再对数据进行百分制处理，使数据更能直观反映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情况。数据结果显示该地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平均得分为55.09分，标准差为28.26分，最高分70.76，最低分为23.07分，从分布特征看，峰度为2.83，比较靠近标准正态分布的峰度3，偏度为-0.74<0，说明金融素养评分分布为左偏，表明有大量的被调查者在平均分以下。因此，根据该地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地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整体水平还需提高。

2. 因变量——借贷、理财、保险3种金融行为

（1）借贷行为

在问卷中设置问题“您通过什么渠道借款”来反映借贷行为的发生，依据数据显示，有53%的被调查者申请了贷款，以银行借款为主，占数据的33%，其余借款渠道为亲友借款，占26%，网络借贷方式占数据的11%。

（2）理财行为

在问卷中设置问题“您通过什么渠道购买理财产品”来反映理财行为的发生，其中被调查者中有55%的人购买过理财产品。在购买理财产品的这些人当中，有38%的人是通过银行柜台进行购买的，有21%的人是通过银行APP进行购买的，在支付宝等金融APP上购买的人占总数的15%，另外有26%的人是通过其他途径购买的理财产品。

（3）保险行为

在问卷中设置问题“您购买哪几种保险”，来反映保险行为的发生。其中被调查者只有33%未购买过保险，有67%的调查者购买过保险。从保险产品的购买状况上来看，机动车辆保险占比最高，达到38%，其他依次为人寿医疗险、意外伤害险，财产保险，分别占比为31%、21%、10%。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年龄、性别、家庭月收入、学历这四个变量作为研究金融行为的发生情况的控制变量，将全部数据的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上表所示。年龄的最小值为18，最大值为78，均值是38.64，标准差是19.07，说明选取的年龄样本里，差异较大。此外其他两个控制变量的差异也比较大，学历的均值为2.94，标准差为1.06，家庭月收入的均值为2.35，标准差为0.95。

（三）probit回归结果描述

1. probit模型

根据所建立的模型分析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对其借貸、理财、保险行为的影响，probit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从Probit计量的结果中，前文所提出的三个假设是成立的，即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保险行为、借贷行为以及理财行为是显著正相关的，且数据显示均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越高，其发生金融行为的可能性就会越大。作为控制变量的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月收入也对这三类金融行为几乎均在10%的置信水平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男性、学历高以及家庭月收入高的农村居民更有发生金融行为的可能性。

2. 内生性检验

本文在采纳二元离散选择模型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时，该模型可能会遇到存在着内生性的问题。例如本文在分析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情况时，就需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的提高来源于他们发生的金融行为的发生。具体来讲就是，个体的金融素养得分对个体的金融行为的产生是有着明显正向影响的，而个体金融行为的发生又可能提高个体的金融素养得分。因此，金融素养作为本文分析研究的一个内生变量，在进行实证检验时，probit模型有可能得不到一致估计。另外，在进行数据收集时，数据可能存在数据误差和遗漏变量，造成模型估计出现偏差。由于以上两个问题的影响，我们需要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

本文选择“您主要通过以下哪种形式了解金融知识“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一方面，了解金融知识的方式与金融素养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了解金融知识的形式并不直接影响金融行为的选择，故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进一步，对农村居民了解金融素养的形式进行赋值，采用一种方式赋值为1，两种方式的赋值为2，以此类推。先将获取金融知识的方式与金融素养进行回归分析，再对金融素养影响金融行为的内生性进行检验。

第一步分析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及控制变量都在10%的置信水平下，和金融素养有着相关关系，其中，拥有越多获取金融知识的途径，就越有利于金融素养的提高，男性的金融素养高于女性的金融素养。学历越高，金融素养也就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金融素养也越高。学历与家庭年收入这两者都与金融素养呈正相关的关系，与前文拟合结果分析一致。另外，对工具变量进行考察，工具变量的F值均大于10%偏差水平下的临界值16.38，说明本文采纳的“您主要通过以下哪种形式了解金融知识“作为工具变量方法是恰当的，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二步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素养对借贷、理财、保险三项的p值分别为0.0689、0.0789和0.0364均可以在10%的置信水平上认为金融素养是保险、理财、消费的内生变量。说明存在未度量的变量，提高金融素养的同时，提高了农村居民发生借贷、理财、保险行为的倾向。同时在利用IVprobit模型时，金融素养对理财、保险、借贷的估计系数都显著增大，且都在1%的置信水平下存在相关关系，表明了假如忽略金融素养的内生性，将会低估金融素养对借贷、理财、保险的三项金融行为的影响。

因此两阶段的回归结果都进一步表明了随着金融素养的提升，农村居民产生借贷、理财和保险行为的可能性的确会显著提高。

3. 稳健性检验

为剔除极端数据对模型的估计造成的影响，进一步证明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删除总体样本的10%和15%，分别得到样本1和样本2。对样本1和样本2再次进行probit分析，数据显示，不论是样本1还是样本2，其计量结果仍与前文结果及所做假设保持一致——当地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越高便越有可能进行保险、借贷以及理财行为。因此可以做出此次以宜昌市农村居民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所得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和有效性。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背景下，对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展开调研，通过对宜昌市农村地区的居民开展问卷调查，获取了500份有效样本数据，并从借贷行为、理财行为、保险行为三个方面构建了Probit模型，以此来探究金融素养对金融行为的影响及其显著性。考虑到异方差可能是个内生变量，就采用了内生性检验，同时为了剔除极端数据带来的误差，就采用了稳健性检验。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与性别、学历和月收入呈正相关。男性的金融素养明显高于女性的金融素养。金融素养高的农村居民基本上是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学历越高，接受的金融知识教育就越多，金融素养水平也就越高。并且月收入高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也更高，第二，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与金融行为——借贷行为、理财行为和保险行为是显著正相关的。金融素养的提升会促成金融行为的发生。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越高，就更可能做出适合自己家庭的借贷、理财和保险决策。

本文调查发现，农村地区金融知识普及教育还有所欠缺，农村居民整体金融素养水平不高，较低的金融素养使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影响受限。故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政府做好顶层设计

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深化金融服务。在农户金融素养提高和促进金融行为上增加财政预算，加大对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的资金投入;与金融科技公司进行合作，加大对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等的投资，提供更加便民的金融服务;与家庭收入等情况相结合，实现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构建金融教育长效机制，提高教育的针对性。首先，将金融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针对不同阶段的学生打造相应的课程结构，展开针对性的知识传授，满足各类的金融知识需求，从而逐步实现建立正确的金融理财观念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促进有效金融行为的发生。其次，建立金融教育工作部门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工作，在当地开展金融知识盲点调查，结合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薄弱点、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差异化金融素养培训。再者，与各大银行、金融机构等合作开展相关金融知识培训，以提高农户金融教育的可获得性。最后，展开金融教育立法工作，以法律作为贯彻实施相关工作的最终保障。

完善农村金融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农村居民合法金融权益。设置行业准入门槛，维护农村互联网金融良好环境，对于不符合行业准入规则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坚决不允许进入。加强农村地区金融防诈骗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同时要实行差别监管，由于互联网金融产品品类众多，实行差别化监管能够有效解决监管混乱的问题。但是也要注意适度监管，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发展，为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注入活力。

以大数据和互联网为依托，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录入农村居民信用记录，使农村居民信用有依据可循。同时建立信用奖惩制度，对于信用状况良好的农村居民，给予借贷扶持政策，而对于失信农村居民，将其列入失信人员名单，增加借贷等金融活动的条件限制，从而强化其金融责任意识。

（二）金融机构完善自身建设

金融机构应夯实自身服务基础。重视完善金融产品的创新机制，增加资金的投入，加大金融服务供给，给农村居民和信用和效益较好的农村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增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育，给予客户良好的服务体验，也有助于向农户普及金融知识，避免与其发生利益冲突。

做好给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普及工作。加强对金融知识的学习，提高自身金融素养，创新更为多样的推广方式，使自身的专业素养得到有效运用，在开展业务时注重向农户普及金融知识，包括金融产品知识等，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金融相关应用软件的使用率，学习国外优秀的金融教育普及经验，更好地向农户普及金融知识。

推动农村经济与数字金融相结合。调查显示，经济水平越高的农户金融素养越高，金融机构应深入基层了解情况，针对不同的村镇设置相配套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案，加大金融資源的倾斜力度，拉动内需，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水平。

（三）农户主动提升金融素养

增强对金融素养的重视程度。在信息化数字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不少人通过信息技术、数字金融实现了财富增值。对于农村地区而言，缺乏良好的金融素养的乡村居民容易做出失当的金融决策，不利于其财富的保值。为缩小贫富差距，乡村居民应提高对本身金融素养的注重程度，树立正确的金融行为观念;关注金融市场发展，培养一定的抗风险意识。

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网络。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农村地区的各种媒体网络，对媒体宣传的数字普惠金融知识进行认真学习，从而使得本身对数字金融的认知得到进步。

积极参与金融知识教育活动。农村居民还可以通过金融知识教育提升金融素养，增强对金融教育的重视程度，积极主动地参加政府或者金融机构开展的金融知识宣讲活动，认真学习。同时在参加金融实际活动过程中不停提高本身的金融素养，争取能在现实中处理好遇到的金融问题。

（指导老师：李正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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