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

第一篇：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

中国诗歌发展史概述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棗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

三、四言发展到

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

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采、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

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曲子词与长短句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诗乐一体，《诗三百篇》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关之名。汉以后的

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

唐宋之词，系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可说是前代乐府民歌的变种。当时新兴乐曲主要系民间乐曲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传入的曲调，其章节抑场抗坠、变化多端，与以“中和”为主的传统音乐大异其趣;歌词的句式也随之长短、错落、奇偶相间，比起大体整齐的传统古近体诗歌来大有发展，具有特殊表现力。曲子词、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之名由此而得。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宛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

前人按各词调的字数多少分别称之为“小令”、“中调”或“长调”。有的以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到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有的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词调中除少数小令不分段称为“单调”外，大部分词调分成两段，甚至三段、四段，分别称为“双调”“三叠”“四叠”。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阕”原是乐终的意思。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词虽分片，仍属一首。故上、下片的关系，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有同有异，而于过片(或换头)处尤见作者的匠心和功力。我们看到宋代许多词人于此惨淡经营，创造出离合回旋、若往若还、前后映照的艺术妙境，在一首词中增添了层次、深度和荡漾波澜。

大部分词的句式长短不齐，押韵也变化多端。例如为唐宋词人所常用的词调《菩萨蛮》，系唐代时据从东南亚传入的乐曲所制。北宋魏夫人依此调所填的词云：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

本词调全首八句，句句押韵。上片前两句七言押仄韵，本词用仄声中上声“纸”韵;后两句五言押平韵，本词押平声中“麻”韵。下片四句均是五言，前两句押仄韵，本词用仄声中的去声“遇”和“御”韵;后两句押平韵，本词押平声中“微”韵。通常近体诗八句的，全篇都是七言句，或都是五言句，隔句押同一个韵，首句也有押韵的。两者比较，词调显然别呈错综参差之美。本词上片写景色，下片写女主人公的行动与心理活动，环境与人物、人物的动作与内心，通过

五、七言长短参差的句式、“麻”“微”平韵和“上”“去”仄韵的交替迭代，臻于多角度、多层次地情景交融的美妙境界。

平仄诸韵分别具有声情之美。一般说来，平声声调长，不升不降，宜于慢声吟唱，表达不尽的情意、盎然的韵味。仄也称“侧”，是不平之意。诗词中仄声包括上、去、入三声，声调都是短的。上声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是特别短促。以欹侧短促的仄声押韵，易于寄寓奇拗不平的感慨，令人激动不已。不少词调中平仄诸韵递押，也就是长短声调递用、平调与升、降调或促调递用，不仅声调抑杨顿挫，激荡而和谐，蕴蓄的感情也显得更加丰富曲折。这是我们诵读宋词时所值提注意的。

词调有一般诗体中罕见的一字、两字句，或八字以至十字以上的长句，交错迭出。例如蔡伸《苍梧谣》(即《十六字令》)：“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开头以一字句振起全篇，接以七字、三字、五字句，又有摇曳的余韵。再看辛弃疾的《唐河传》：

春水，千里。孤舟浪起，梦携西子。觉来村巷夕阳斜。几家? 短墙红杏花。

晚云做些儿雨，折花去。岸上谁家女?太狂颠! 那边，柳棉，被风吹上天。

这里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押平韵的、仄韵中上、去声的，错综递用，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描绘出无边春色的生意盎然，青春少女的天真娇憨，全词在写作上对前举魏夫人《菩萨蛮》似有所借鉴，而写来更加清新活泼、跌宕多姿，也与所用词调更加灵活多变有关。相对说来，《菩萨蛮》句式保留较多

五、七言诗体痕迹。

词中的长句也能使情意更加宛转，气势更见浩瀚：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 残阳当楼。(柳永《八声甘州》)

柳词中“渐”字下领三个四字句，实为十三字句。再如刘克庄《沁园春》中的“叹年光过尽，功各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也当为十七字长句。

长短句比诸齐言体提供选词用语方面远为灵活的条件。李清照《声声慢》的运用大量叠字就是著名的例子：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前人对此评价极高：“此乃公孙大娘舞剑器手”，“出奇制胜，真匪夷所思。”王又华《古今词论》略云：“晚唐诗人好用叠字语，义山(李商隐)尤甚，殊不见佳。”“如《菊诗》：‘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亦不佳。”李清照《声声慢》“起法似本于此，乃有出监之奇。盖此等语，自宜于填词家耳”。晚唐诗人李商隐是造语的高手，李清照却更能“出奇制胜”、“青出于监”，除其绝世才华外，还因为“曲子词”、“长短句”这个在当时来说属于现代化的有多功能设备的舞台使得她得以充分施展其绝技。本词开端一连十四个叠字，一波三折而一气贯串，诗中无此句法。“到黄昏点点滴滴”，七字句而上三下四，于诗属拗句，而在句法参差的词中则读来十分自然，断续连绵细雨凄清入耳的声情也充分而又有余不尽地传达出来了。

当然，词调中也有全首齐言的，如《生查子》上、下片实为两首五言绝句，《玉楼春》上、下片实为两首七言绝句。词体并不完全丢掉整齐之美。

第二篇：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1919～1949)

与戏剧、小说散文比较，中国新诗的80年发展是相对薄弱的。小说毕竟还有鲁迅、沈从文、巴金和老舍;戏剧有曹禺、老舍和高行健;这些作家都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而诗歌却缺少这样的人物。中国新诗面对两个难以超越的高峰：一是中国古典诗歌，一是西方自莎士比亚以来的诗歌成就。诗歌的存在必须有精粹成熟的民族语言，诗歌与语言联系最为紧密，而现代汉语才产生不到100年，用只发展了100年的尚处于年轻阶段的语言能写出成熟的诗歌来吗?中国新诗就它的超越对象来说是显得稚气了一些，但就其自身发展速度来说确是迅速的，而且是成绩斐然。

中国新诗只80年发展历程——现代文学的30年和当代文学的50年。

现代文学中的30年是新诗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A.第一个10年： 1.尝试中的新诗

胡适是“第一个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1920)是“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个别诗歌具备现代汉语抒情形式，大部分诗歌仍不能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传统。同期诗人还有俞平伯(《冬夜》)、康白情(《草儿》)、沈尹默(《三弦》)、周作人(《小河》)、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等。

新诗的手法一是“白描”，二是比喻象征。这样早期的白话诗也分为两类，一是运用白描手法的客观写实倾向，一是托物寄兴的现代主义倾向。后者在传统诗歌里并不常见。

2.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郭沫若的《女神》(1921)是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重视与发挥，奇特大胆的想象让诗的翅膀真正飞腾起来。“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和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都在这本诗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湖畔派诗人”：汪敬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爱情诗合集《湖畔(1922)。

“小诗体”：冰心《繁星》《春水》，宗白华《流云小诗》。

“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语)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是形式上的半格律体，处处体现出艺术的节制，后来的闻一多与之相似。

3.新诗的规范化——新月派

如果说《女神》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彻底破坏精神，冲决了传统诗词的格律，新月派则应需而生，它以`北京《晨报副刊》为阵地，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徽因、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主张“理性节制情感”，闻一多倡导新诗的格律化，提出诗歌的“三美”理论： 音乐美(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 绘画美(中国诗画相通理论)、

建筑美(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

《红烛》、《死水》是他诗歌创作的集中体现。徐志摩是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飞动飘逸的诗情与对形式美追求相结合，使徐志摩总是抓住每首诗特有的“诗感”、“原动的诗意”，寻找相应的诗律。《志摩的诗》是在不断的实验与创造中寻求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 4.早期象征派的诗歌

穆木天提出纯诗的概念，主张诗歌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内生命的反射”，“是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其次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世界的东西。”李金发的《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是早期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之作。 B.第二个10年： 1.中国诗歌会

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继承前一个十年蒋光慈早期无产阶级诗歌传统，殷夫为代表。特点：一是反映革命斗争和时代重大事件;二是强调诗歌的意识形态化，诗歌的主体并非诗人自己而是一个战斗集体;三是艺术表现上注重写实。这多少背离了诗歌的本质即个体生命情感的宣泄。 2.后期的新月派

抒情的重心转为“灵魂的战栗”，表现灵魂的战栗，和现代人精神的异化。徐志摩的《猛虎集》、《云游集》是这方面的代表。《再别康桥》属于这一时期，但情绪仍是前一时期的余绪。新诗人的加入，如陈梦家、方玮德，多为徐志摩的学生。在形式上进行“十四行诗”的转借与实验。

3.现代派诗人

施哲存在《现代》发表的《又关于本刊的现代诗》，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的一个宣言。强调要写纯然的现代诗，它在谱系上与早期的象征派诗歌相承;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现代的诗形。“诗坛首领”是戴望舒、卞之琳。其中戴望舒以《雨巷》一诗获得“雨巷诗人”的美称。

4.汉园三诗人

1936年《汉园集》收入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卞之琳的《数行集》。卞之琳最为瞩目。他受到徐志摩和戴望舒的影响，为新诗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即由主情向主智的转变。他是新诗历史上一位具有自觉哲学意识的诗人，其诗歌于平淡中出奇，因为他善于对日常生活现象进行哲学的穿透与开掘。

30年代现代派诗人中，另一位智慧诗的作者是废名。他是一位东方化的现代诗人。融入他灵魂的是佛道精义，是诗禅传统。

C.第三个10年： 1.艾青

在中国诗歌发展历史上完成了历史的“综合”的任务。一方面坚持发展“中国诗歌会”诗人忠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克服扬弃其“幼稚的叫喊”的弱点，同时也批判地吸收了现代派诗人新诗艺术探索中取得的某些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诗歌艺术，他吸取了郭沫若式的激情，也吸取新月派的外在形式的追求，艾青使中国新诗开始追求一种内在的美。成为第三个十年最有影响的诗人。也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新诗人之一。 2.七月诗派的出现

抗战之初中国诗歌会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都唱起了民族解放的战歌。抗战相持阶段经过诗歌审美艺术特征与政治宣传的争论，使人们对诗的内容与形式的认识达到新的水平。出现很多把新诗的艺术探讨提高到理论高度的学术著作：艾青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谈》、李广田《诗的艺术》、朱光潜的《诗论》。在诗歌创作上对失落的诗歌个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臧克家写出《泥土的歌》，戴望舒写出《灾难的岁月》，出现了风格的转化，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在此期间影响最大的就是七月诗派。此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胡风为中心，以《七月》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形成的一个青年诗群。代表诗人有：鲁藜、绿原、冀方、阿垅、曾卓、卢钿、方然、牛汉等。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诗体为主要旗帜，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从冯至等校园诗人到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

由西南联大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老一辈诗人，和穆旦(查良铮)、郑敏、杜运燮、袁可嘉、俞铭传、王左良、赵瑞蕻等年轻诗人组成。

是历史的机遇把新诗的主要代表集中于这简陋的天地里，中国成名的、不成名的、已经成型的、尚未成型的诗人一起进入了人生与艺术道路上难得、少遇的“沉潜”状态。这首先是生命的“沉潜”——这是一种经历了战乱中的流亡，有了丰富的生命体验以后的生命沉潜：他们面对现实与自然默思，将中国土地上生活的沉重与灾难潜入内心深处，将民族本位的、更具感性(非理性)的战争体验转化为(融入)个人与人类本位的、更具形而上色彩的生命体验与思考。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是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与同时期出版的朱光潜的《诗论》、艾青的《诗论》，同为新诗理论的经典著作;为新诗的发展寻找更丰富的艺术资源，他们的艺术探讨的触角既伸向中国古代诗歌(文学、文化)传统，同时开展了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师生们以更加开放的眼光，与当代世界师潮进行直接的交流：冯至、卞之琳翻译和介绍了里尔克的诗歌与小说，燕卜逊则以当代英国诗人的身份开讲《当代诗》，而后期象征派诗人奥登这一时期的访华，使得40年代的校园诗人的创作以逼视(直面)现实、人生、自我的矛盾(分裂)为主要追求与特点的，而且他们将这种现实与灵魂的逼视上升为既保留个体的独特性，又是普遍、超越的人类经验和形而上的生命体验，同时又通过对现代诗的思维与语言的探讨与实验，将其转化为审美的形态。这“知性的提升与融合”与“文本实验”的自觉，都是充分体现了校园诗歌的特色的。 冯至的《十四行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它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它使中国现代诗歌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

4.九叶派

抗战结束后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回到北方(北京或天津)，他们和在南方的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相互寻找，遥相呼应，彼此确认共性，远距离地携手走上上海的《中国新诗》这块诗垦地，这些人虽未曾谋面，但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流派特征。1981年他们中几位老诗人结集出版了他们当年的诗选《九叶集》，后来“九叶派”便成为海内外流行的称谓。九叶诗派的走红，一方面因为40年代的诗歌得以在尘封中挖掘，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新时期又焕发了创作的青春。也就是说九叶派作为40年代的诗歌流派，在80年代仍在活跃着。在文学史上以穆旦为首的九叶诗人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他们强调：一是诗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二是极端重视日常语言及说话节奏的应用。“只有变化多，弹性大，新鲜，生动的文字与节奏才能适当地，有效地，表达现代诗人感觉的奇异敏锐，思想的急遽变化。”强调诗的思维和语言的基本改造，这是中国新诗派的特征，也集中体现了它的反叛性与异质性，这恰恰是与早期白话诗的主张遥远呼应。这一派的诗人在80年代能复兴和重新被认同，也许正因为它与当代诗歌有着审美价值的一致性。或者说中国新诗派是对现代中国新诗30年发展的一个总结，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形成做了一个准备。最能体现中国新诗派的这种反叛性与异质性的，无疑是它的代表诗人穆旦(1918——1977)。穆旦在他的代表作《被围者》里，这样写着他的新发现：“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他们完整。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要坏——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希望才会来灌注：推倒一切的尊敬!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我们翻转，才有新的土地觉醒。„„”早期白话诗人所提出的建立现代新诗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的历史任务，到穆旦这里开始得到了初步的落实，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

第三篇：中国诗歌发展史文献综述

中国诗歌发展综述

摘要：中国古代诗歌博大精深，具有极其高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史学价值，现我就诗歌史做一下简要说明。

关键词：诗歌史

艺术

诗歌体例

文学

美学

概念界定：中国古代诗歌，一般称作旧诗，是指用文言文和传统格律创作的诗，广义的中国古代诗歌，可以包括各种中国古代的韵文如赋、词、曲等，狭义则仅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

研究对象：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

研究现状：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况我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产生过无数杰出的诗人，创造出难以计数的优美诗篇。从诗经、楚辞到乐府民歌，从魏晋诗歌到唐诗、宋词、元曲，它们一脉相承，而又风格迥异，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欣赏这些诗篇对我们陶冶性情，提高审美品位，具有积极的作用。那什么是诗歌呢 我们一般认为，诗歌是文学作品的一大样式，是饱含着强烈感情和丰富想象，运用比兴、隐喻、象征、拟人、反复、重叠等表现手法，更集中概括地表现诗人情思，语言生动凝练，富于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作品。国内外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都十分热衷。

汉语古诗在周边国家的影响：汉诗，字面上的意思是汉语的诗歌。但这个概念主要是在汉语世界之外使用。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因为使用汉字作为书写文字，自然也深受汉语诗歌的影响。随着佛教禅宗在这些国家的流传，汉诗成了禅宗文学的最重要的形式。

日本

在日本，从奈良时代开始，文人因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开始仿照汉语的诗的形式来创作日本诗歌。日本汉诗和日本本土的和歌、俳句最明显的区别是汉诗一首有四句(绝句)或八句(律诗)，每句通常五言或七言，而和歌、俳句则有

五、

七、五或

五、

七、

五、

七、七等多种长短句，更像汉语的词。

751年，日本最早的汉诗《怀风藻》出版。之后在平安时代达到全盛期，凌云集 、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敕传汉诗集持续出现，风行之盛被人称作‚国风黑暗期‛。其后鎌仓时代、室町时代日本的汉诗得到持续的发展，譬如一休宗纯的《狂云集》中收录了一休的很多汉诗。江户时代汉诗的发展达到高峰。明治维新时期的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几乎人人都会作或好或坏的汉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汉诗的影响开始衰落，迅速衰落则为昭和时期。不过今日初中程度以上的古文教育仍然包含汉诗、汉文的背诵、解释、以及创作等。为中国之外汉诗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朝鲜

高丽朝时期，汉诗在高丽逐渐普及。高丽诗人如崔冲(985年-1068年)、李奎报(1169年-1241年，号白云居士)、郑道传(?-1398年)等都有大量汉诗流传下来。除此之外，高丽文人还把古老的朝鲜语民歌用汉字纪录下来，形成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后人称之为‚别曲体‛，又称为‚景几体歌‛，大体上采用了334的格式。譬如著名的朝鲜民谣《阿里郎》，或电视连续剧《大长今》的古风片头曲《呼唤》。

高丽朝中期开始，具有朝鲜语特点的时调得以发展，并在李氏朝鲜时期达到顶峰。时调是朝鲜的俚语民歌，但由于是汉诗诗人整理记录，而且汉诗诗人创作了很多时调，时调在发展中自然地融入了汉诗的因素。诗人申钦(1566年-1628年)在《放翁诗馀序》中说：中国的歌极具风雅，可载籍流传，而我国所谓的歌却只能用于宾筵娱乐，不能丰我载籍。

越南

越南作为中国的一个郡县(交趾)时汉字即作为官方文字。中国五代十国时越南从南汉的治下独立，但官方文告和科举考试仍通用汉文，一般著作也以汉文撰写。是以作为汉文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汉诗在越南也得到发展。陈朝末年，著名的汉诗作家有陈艺宗、胡季牦等人。后黎朝时，尤其是黎圣宗(名灏、思诚)时，汉诗达巅峰状态。

艺术起源于劳动。诗歌同样也起源于劳动。 鲁迅先生说：先民在劳动中，为了协调动作，消除疲劳。‚其中一个叫‘抗育抗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门外文谈》)

从集体劳作的节奏中直接孕育降生的初民文学可以说是中国最原始的诗歌。

早期的诗歌伴随着歌舞，‚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这种传统一直贯穿于我国的诗歌发展史中。

进行诗歌创作不仅要有丰富的情感和想象，而且还要有人生意识、空间意识、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与传统进行纵横思考，对当前的现实生活也要进行哲理的思索。为此，我们对中国诗歌发展史要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脑中要形成一个大概的轮廓。下面我们分几个阶段进行简要阐述：

一、先秦诗歌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一)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故又称《诗三百》，包括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约五百多年的历史。全集分风、雅、颂，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雅分‚大雅‛、‚小雅‛，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表现手法有赋、比、兴。‚子曰：《诗》三百，一言蔽之，曰：思无邪。‛如《关睢》，这是一首民间情歌，用起兴的艺术手法着笔，‚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写青年男子思恋少女，感情真挚大胆。由于此诗思想、艺术性都很强，且为《诗经》之首篇，故历来均受重视。

(二)屈原《离骚》

《离骚》是屈原作品中最伟大的一首抒情诗，在我国诗史具有独特地位。《离骚》篇名之意，据汉代班固所释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全诗共373句，2490字。两千多年前，有这样的鸿篇巨制，确为我国诗史上之骄傲啊。

屈原的代表作除此外，还有《九歌》、《天问》等。

二、秦汉诗歌

我国的诗歌发展至汉魏之间，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主要是乐(yue)府诗、民间歌辞与文人五言诗。

(一)乐府：乐府原为秦时设臵的音乐机关，后经汉武帝充实编改，其任务是制定乐谱，搜集歌辞等;魏晋六朝，乐府则是指带有音乐性的诗体，逐步转变为一种新的诗体的名称。唐时的乐府是相对于近体诗与一般五七言古诗而言的另一种比较活泼质朴的诗体，‚感于衰乐，缘事而发，‛具有现实主义传统。宋元之后，凡属合乐之，如词、散曲均可称为‚乐府‛。

(二)汉乐府诗：它主要包括四类作品：

1、郊庙歌辞;

2、相和歌辞;

3、鼓吹曲辞;

4、杂曲歌辞。

乐府民歌是在《诗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诗经》有共同之处。可以说《诗经》又向前发展了。

三、魏晋南北诗歌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全盛时期，而且开始形成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诗体，主要有建安体、正始体、永嘉体、陶体、谢体、永明体等。在此不作详细论述，我们简略谈谈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东晋著名诗人，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寻阳柴桑人。其诗的内容尤为丰富，通过对农村田园生活之吟唱，表现躬耕田亩的种种体验与坚持崇高理想的斗争精神，出污泥而不染，并向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提出抗议。

他开创中国的田园诗，把田园看作是一片纯情的净土，歌颂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表现其自然天籁与美好。陶渊明具有敏锐的领悟力，生存在那与大自然距离很小的环境中，对田园生活的欣赏出见一辙，对它歌颂咏唱，以至于复归自然。如他的《归园田居》‚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表现一种深远的竟境。 南北朝的诗歌形式，上承汉魏，下开唐宋，在民间歌辞的基础上，经过许多诗人的努力，逐步形成各种诗体，成为一个重要的诗体过渡时期。

四、唐代诗歌

唐代是我国诗史上的黄金时代，各体诗歌全面成熟。三百年间，诗才辈出，作品繁多，题材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诗坛上万紫千红，百花争艳。

(一)初唐时期——准备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

(二)盛唐时期——顶峰期

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诗发展至顶峰时期，题材广阔，流派众多，出现‚边塞诗派‛与‚田园诗派‛等。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即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诗雄视千古，为一代之冠，在他们的笔下，无论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古风歌行皆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洒》;杜甫的《三吏》、《三别》等等。

(二) 中唐与晚唐时期——发展与成熟期

(三) 在中晚唐时期，诗人各有成就。但成绩最卓著的要数白居易，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进步理论主张，并亲自参加领导‚新乐府运动‛，白居易的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代表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中晚唐诗人较著名的还有：韦应物、刘长卿、韩愈、孟郊、柳宗元、李贺、李商隐、杜牧等。

五、宋代诗词

词起源于唐代。宋词是我国诗史上又一高峰。北宁著名的词家有晏几道、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等。

苏轼(号东坡)，北宋最有名的文学家，诗、词、散文都写得很好。苏词题材广泛，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风格亦多样，但其主体风格是豪放的。他不仅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而且也用来表现爱国激情和反映农村生活，代表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怀子由》、《念奴娇〃赤壁情古》，表现诗人对理想之执着与追求，对祖国美丽河山的赞颂和热爱以及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向往，感情奔放，联想丰富，笔力豪迈，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成为豪放派词家的典范作品。

南宋著名词人是张孝祥、辛弃疾、李清照、陆游、姜夔……。 宋代著名诗人是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陆游、文天祥，其中以陆游和苏东坡的成就最高。

陆游是一个多产的诗人，一生写了9300多首诗，他的不少诗篇洋溢爱国主义豪情，激越悲壮，雄浑豪放，在宋代诗坛上独树一臶。代表作如《关山月》、《金错刀行》、《书愤》、《示儿》等，充分表达了他对南宋王朝忍辱苟安的愤恨和祖国命运的关怀。他的诗不论在当时或对后世，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六、元曲、杂剧

元代是散曲和杂剧兴盛的时代。

元代散曲是继诗词而兴起的一种新诗体。马致远是元代散曲之大家，很有影响，其作品多写怀才不遇的悲愤或羁旅飘泊的痛苦，代表作如《双调〃夜行船》(秋思)、《天净沙》(秋思)等。

‚枯藤老树皆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天净沙》)

马致远的确善于摄取自然景物，融羁旅飘泊之情于萧瑟荒芜之景，强烈烘托出‚断肠人在天涯‛的秋思情绪，情调虽感伤，艺术手法却很高，给人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元杂剧的代表作家是关汉卿与王实甫，代表作分别为《窦娥冤》和《西厢记》。

七、明清诗歌

明清两朝是戏曲和小说兴盛的时代。

较有成就的诗人如：高启、于谦、戚继光、俞大猷、顾炎武、陈子龙、夏完淳、吴伟业、王士祯、纳兰性德、袁枚等人。

新诗的发展离不开对旧体诗词的借鉴。创作新诗应当全面继承和发展几千年来中国古典诗词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优良传统，努力创造发扬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诗的民族形式。在此对我国诗史只作了一个简要介绍，理出一个基本脉络构想，还有待不断充实、完善。

综上所述：中国诗歌的发展史大致是：歌而诗，诗而词，词而曲。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诗歌才集艺术、文学、美学、历史价值于一身，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艺术瑰宝之一。

第四篇：中国的诗歌发展

vv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

三、四言发展到

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

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vv流。

第五篇：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述

上古——口头歌谣

现实主义源头：西周至春秋《诗经》浪漫主义源头：战国后期《楚辞》

(代表作家：屈原)

汉代——汉乐府《上邪》、《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

(汉末)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

魏晋南北朝——

1、建安文学：

三曹(曹操 、曹植、曹丕 )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文学特征：“建安风骨”或 “汉魏风骨”) 浪漫主

义源头：战国后期《楚辞》

(代表作家：屈原)

先秦——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

2、正始文学：代表作家：阮籍、嵇康

3、两晋文学：

西晋：左思东晋：陶(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派)

谢(谢灵运 ：开创了山水诗派)

4、南北朝时期(最大的成就是民歌的发展)

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狭窄(爱情)、风格艳丽、喜用双关

代表作《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北朝民歌：文学特征：题材广泛、风格刚健、语言直率

《木兰辞》(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文人诗创作：代表诗人：鲍照、谢朓(永明体)、萧纲(宫体诗)、庾信(徐陵、.

庾信体代表作家) ......

隋唐五代——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

盛唐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中国诗坛盛极一时的“双子星”

山水田园诗派：王(王维)、孟(孟浩然)、常建、储光羲

边塞诗派：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中唐韩孟(韩愈、孟郊——诗歌的风格特征：奇崛险怪)、 柳宗元

元白(元稹、白居易——诗歌的风格特征：语言平易直白)

刘禹锡(怀古和政治讽刺诗，语言平易，寓意深远)

李贺(人称“诗鬼”——诗歌的风格特征： 诗境诡谲)

晚唐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温庭筠诗歌的风格特征： 哀艳

花间词人：温庭筠、韦庄

南唐五代词人：冯延巳、李璟、李煜

宋代——宋诗重理趣

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 ，杨万里(“诚斋体”)、陆游、苏轼

宋词(婉约派：柳永、李清照、 姜夔，豪放派：苏轼、辛弃疾)、周邦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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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和白朴 )、张养浩

清代——清诗(龚自珍 、黄遵宪)、清词(纳兰性德)

散 文

概述

散文这个名称，随着文学的发展，它的含义和范围也在不断的演变。我国古代把与韵文、骈体文相对的散体文章称为“散文”，即除诗、词、曲、赋之外，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都一概称之为“散文”。现代的散文指除诗歌、戏剧、小说以外的文学作品，包括杂文、小品文、随笔、游记、传记、见闻录、回忆录、报告文学等。近年来，由于传记、报告文学、杂文等已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文体，所以人们又趋于把散文的范围缩小。

古代散文：我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一律称之为散文。

散文的分类

根据散文的内容和性质可分为以下几类：

(1)叙事散文：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散文。

(2)抒情散文：注重表现作者的思想感受，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的散文。

(3)写景散文：以描绘景物为主的散文。

(4)哲理散文：哲理，是感悟的参透，思想的火花，理念的凝聚，睿智的结晶。

散文的主要特点

1、形散而神不散。

“形散”主要是说散文取材十分广泛自由，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现手法不拘一格。 “神不散”主要是从散文的立意方面说的，即散文所要表达的主题必须明确而集中，无论散文的内容多么广泛，表现手法多么灵活，无不为更好的表达主题服务。

2、意境深邃，注重表现作者的生活感受，抒情性强，情感真挚。

作者借助想象与联想，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由实而虚的依次写来，可以融情于景、寄情于事、寓情于物、托物言志，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实现物我的统一，展现出更深远的思想，使读者领会更深的道理。

3、语言优美凝练，富于文采。

散文的鉴赏技法

1、读散文要识得“文眼”。

凡是构思精巧、富有意境或写得含蓄的诗文，往往都有“眼”的安置。

2、读散文要抓住线索，理清作者思路，准确把握文章的立意。

线索通常有以下几种：⑴以事物的形象为线索，如巴金的《灯》;⑵以感情的发展为线索，如杨朔的《荔枝蜜》;⑶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如刘白羽的《长江三日》;⑷以空间顺序为线索，如朱自清的《绿》;⑸以人物活动为线索，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6)以事理为线索，如唐韬的《琐忆》。

3、注意散文表现手法的特点，深入体会文章的内容。

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

一、先秦散文

诸子散文(说理)

卜辞—————《尚书》————

(殷商、巫师)(商周、史官)历史散文(记事)

诸子散文

汉代对先秦文化学术进行总结整理，把诸子分为儒、道、阴阳、法、名、 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代表：

儒家有《论语》、《孟子》、《荀子》;道家有《老子》、《庄子》; 法家有《韩非子》;墨家有《墨子》;杂家有《吕氏春秋》等。

文风方面

《论语》言简意赅，《墨子》讲究逻辑 ，《孟子》言辞雄辩 ，《庄子》想象奇特，

《荀子》论证缜密，《韩非子》犀利峻峭。

历史散文

史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编年体的《左传》,有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等, 《春秋》只是编年的大事记,写得比较简约。其中的褒贬是通过一字一句来显示的。 后人称之为“微言大义”或“《春秋》笔法”。其中的意义很不容易为读者所领会，后来就有解说、补充它的书出来。现存的有《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世称“春秋三传”。

二、汉代散文

政论文 ：贾谊(西)、晁错(西)王充(东)

史传文 ：司马迁(西)、班固(东)汉赋 ：司马相如(西)、扬雄(西)、枚乘(西)、班固(东)、张衡(东)等

《史记》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 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

赋

赋的产生

赋的特点：“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注重铺陈，词藻华美，色彩绚丽。 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的是战国后期的荀子。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

登徒子好色赋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

汉赋的发展

赋体的流变：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

大赋 ———— 京都赋 ———— 小赋

代表作家、作品：枚乘的《七发》， 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 扬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班固的《两都赋》， 张衡《二京赋》、《归田赋》， 蔡邕的《述行赋》 ，祢衡的《鹦鹉赋》。

三、魏晋南北朝散文

这个时期的散文具有如下的特征：

①在内容上抒情色彩越来越浓，表达社会政治见解和抒发个人感慨往往密切结合。(写山水景物的散文、抒情小赋)

②在形式上骈偶化倾向逐渐明显,更加讲求遣词造句的艺术技巧,体裁愈益多样化。(骈文)

代表作家： 魏曹氏父子魏晋 阮籍、嵇康

东晋 王羲之(《兰亭集序》)、陶渊明(《桃花源记》《五柳》《归去》)

南朝 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

骈 文

也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全篇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骈文就成为和散文相对举的一种文体。盛行于六朝，代表作家有徐陵、庾信。中唐古文运动以后衰落。在元明两代成为绝响。至清初，作者接踵而起，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序》：

„„.西瞻博望，北临玄圃，月榭风台，池平树古。倚弓于玉女窗扉，繫马于凤皇楼柱;仁寿之镜徒悬，茂陵之书空聚„„.

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

山溪猥至，渡泝无边，险径游历，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始以今

日食时，仅及大雷。涂登千里，日踰十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去亲为客，如何如何!

四、唐宋散文

一方面扬六朝余波，有讲究辞采的骈文(王勃《滕王阁序》)，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可算骈文中的双璧;另一方面革六朝旧习,有散行流畅的古文。

代表作家：唐宋八大家

韩愈

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师说》)

柳宗元

字子厚，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种树郭橐驼传》、《捕蛇者说》、《童区寄传》、《永州八记》)

欧阳修

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醉翁亭记》、《伶官传序》)

苏轼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生于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卒后追谥文忠，后人也称为苏文忠公。(《石钟山记》《记承天寺夜游》《赤壁赋》)

王安石

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于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游褒禅山记》)

曾巩

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墨池记》)

苏洵;文章纵横驰骤(《六国论》)

苏辙:文章汪洋醇厚(《黄州快哉亭记》)

古文运动

背景：

一 文学因素：魏晋以来骈体文盛行，其内容空洞，远离实际。

二 社会因素：中唐之后国势日渐衰微，士子文人想恢复大唐国风、重振国家势力，于是从古代的思想、文学中找出可以改变当时社会的精神价值----儒家思想与先秦两汉散文。

古文：

与骈文相对而言的，更为实用、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

五、元明清散文

元代散文和宋代相比，远为逊色。

明代的散文取材较为广泛，后期散文的表现手法也较为多样，尤其是晚明小品文。 清代散文，包括古文和骈文。

小品文

具体指篇幅短小精悍，格调清新自然，抒写性灵，情趣盎然的散文。

袁宏道(中郎)《满井游记》，张岱《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刘基(《卖柑者言》《郁离子》)

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 ”

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

时代介于前后“七子”之间的“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的“唐宋派”(归有

光《项脊轩志》

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提出“性灵说”)、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

(主张与“公安派”接近)

清：

“桐城派” 方苞讲“义法”(《狱中杂记》)、刘大櫆讲“神”“气”“音节”姚鼐 讲“义理”“考据”“文章”(《登泰山记》)等。

在“桐城派”极盛时期，文学主张和写作倾向与“桐城派” 不同的有袁枚、沈复等

人，袁枚提倡“性灵”，反对模古。

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病梅馆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整理于2011-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