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会决议利润分配

2022-08-10

第一篇：股东会决议利润分配

股东会利润分配决议书范本（大全）

美术空间装饰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利润分配方案)

一、会议日期：2017年月日

二、会议地点：美术空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办公室

三、出席人员：李海阔、辛继全、郎壮。

四、会议主持：董事长

五、会议决议事项：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作出如下决定：

鉴于公司2017年月日税后可分配利润为：元;2017年月日税后可分配利润为：元。

现决定将其中的人民币元分配给投资者按持股比例分配。分配后尚余可分配利润人民币为：元，暂不分配。

一致同意上述决议事项。

特此决议!

股东签名：

日期：2017年月日

第二篇：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

2011-09-16法律快车|作者：未知 818人看过股东会没有作出分配利润决议，个别股东直接向法院起诉公司，请求公司向其支付一定数额的利润的，法院对该类案件应如何处理，是目前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否赋予股东绕过股东会直接起诉的诉权，如何在保护小股东利益和维护公司自治之间取得平衡，司法介入公司运作能否取得良好实效，是法院处理该类纠纷时首先要解答的几个关键问题，即谓司法裁判的困境。本文从上述几个角度进行分析，倾向于认为法院不受理该类案件。

一、问题的提出

股东利益的保护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对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更是保护股东利益的关键所在。2005年颁布的《公司法》对小股东利益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公司法》第四条规定，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等权利，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第三十八条规定，股东会行使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的职权。该法施行后，法院受理的股东请求分配公司利润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属于公司没有作出分配决议，股东就直接起诉的情况。对直接起诉的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如何有效地保护，应否允许股东在没有公司决议的前提下直接提起请求分配利润的诉讼，受理案件后应如何处理?这已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仅就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没有作出利润分配决议时股东直接起诉公司请求分配利润的案件的司法裁判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法院受理的该类纠纷案情复杂多样，裁判结果也不尽一致。笔者试列举几例：

[案例一]和发公司和俊浩公司原为永发公司的两股东，各持股50%，后和发公司将20%股权转让给鸿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鸿达公司担任，和发公司退出了管理。和发公司称其退出管理之后未得分文利润，永发公司将其所经营的商城所得收益拆分给永安公司、永泰公司、永豪公司，故起诉上述四公司，请求：四公司停止侵害和发公司投资权益的行为、撤销拆分经营协议、提供财务文件审计利润、向和发公司支付永发商城2001年至2004年间的利润1000多万。一审法院依照和发公司的申请查封了2001年至2004年永发公司的账册及合同等，并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永发公司的经营利润进行审计。审计报告结论是永发公司2001年至2004年利润为300多万，但报告同时也注明原始财务资料不完整。一审法院根据审计报告确定的利润额判决永发公司向和发公司支付90万元利润。此案正在二审审理当中。

[案例二]投资公司是海南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37.5%。2005年10月，因交通银行诉投资公司借款合同一案，法院委托拍卖投资公司持有的海南公司的股份，中粮公司竞买得投资公司的股份。2006年，工商局根据法院的执行裁定将投资公司的股权变更到中粮公司名下。2006年1月，海南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制度》向投资公司送达2005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现金流量审计报告。该报告反映2005尚有3049181元未分配利润。投资公司依据该审计报告向法院起诉海南公司，要求海南公司按37.5%的比例向其分配2005年的利润1143442.88元。法院认为利润分配请求权作为股权的一种，是一种期待权，股东能否现实获得利润依赖公司盈利水平与利润分配政策而定，实难事先担保。一旦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的税后利润，而且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作出了利润分配决议，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即由期待权状态跃入债权状态。股权转让后，股东基于股东地位对公司所发生的全部权利均一并转让给受让人，投资公司请求分配转让前未分配利润，没有法律依据。当转让人将其股份转让给受让人时，利润分配请求权与其他股权一并转让于受让人，不得独立于股份或股权而存在。[2] [案例三] 朱某系安泰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12%。2006年10月，朱某以公司经营良好，有可分配利润69万，但公司从1998年以来一直未分配利润为由向法院起诉公司。法院认为，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讨论盈余分配问题，股东可享有的利润处于不确定状态，股东要求分配利润的权利，须待公司股东会讨论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方可行使，故驳回了朱某的诉讼请求。[3] [案例四]东湾公司于1995年成立，股东为金鹏公司和丽晶公司，出资比例分别为35%和65%。公司章程规定每年分配利润一次。至2002年底，东湾公司从未召开股东会讨论利润分配事宜，亦未向股东分配过利润。2003年，金鹏公司向法院起诉东湾公司，请求东湾公司分配至2002年底的利润665万元。法院委托的审计结果显示，东湾公司1995年未实现销售收入，1996年至1999年连续亏损，2000年至2002年连续盈利，截至2002年底的净利润为1980万元。法院认为东湾公司在连续多年有巨额利润的情况下，既不召开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决议，也不向金鹏公司作不分配利润的说明，从根本上侵害了金鹏公司的股东权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金鹏公司的请求应予支持。[4] 上述案例均属于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直接向法院起诉公司请求分配利润的情形。在案例一中，一审法院依据审计结果直接判决公司支付一定金额的利润。在案例二中，股权发生了变更，法院认为在公司股东会没有作出分配利润决议之前，对利润请求权只是抽象的请求权，不能独立于股东身份，原股东不能再请求分取利润，驳回了原股东诉请。在案例三中，法院认为股东可享有的利润处于不确定状态，须待公司股东会讨论通过利润分配方案后方可行使，故驳回了股东的诉讼请求。在案例四中，法院则认为公司连年有利润却不召开股东会决议分配利润，也不作不分利润的说明，侵害了股东权益，故支持原告股东的诉讼请求。

二、司法裁判困境一：诉权的正当性评判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就直接向法院起诉的，股东是否享有直接向法院起诉的诉权?法院应否受理该类案件，首先面临的是股东的诉权问题。公司决定分配利润的权利在股东会，而非个别股东。在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决议的情况下，个别股东是否有权直接起诉公司请求分配利润?《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是股东有权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这是否意味着赋予个别股东越过股东会单独提起分配利润诉讼的权利?这个问题归结到底就是个别股东在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决议的情况下是否享有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分配利润的诉权。这是法院受理该类案件的前提条件。如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所认为的，诉的利益是掌握着启动权利主张进入诉讼审判过程的关键，是通过诉讼审判而创制实体法规范的重要开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诉权的规定比较模糊，容易发生歧义。笔者试图从诉权理论角度为该类诉讼中股东的诉权问题寻求正当性解说。

诉权[5]是诉的基础。评判原告是否享有诉权，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诉的利益是指司法解决的必要性，即法院有必要通过审判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保护公民的正当利益，这是具体案件进入诉讼审判程序的前提。诉的利益是原告就其私权主张请求法院予以裁判时所必须具备的必要性，或称为权利保护利益或者权利保护的必要。[6]就本文所述的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纠纷而言，判断股东是否享有直接起诉请求分配利润的权利，就要看股东是否有必要以提供司法裁判的形式获得救济。

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赋予股东诉权有利于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需要，加强股东对董事和监事约束的需要，保障公司活动依法有序进行的需要。[7]有学者还认为，依民事诉讼理论，起诉阶段原告行使的是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法院也只是审查原告的起诉是否具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以确保把真正有争议的民事关系和合格的案件当事人纳入到诉讼中去。因这种审查从程序角度讲，不具备必要的正当程序条件，但其内容又涉及当事人的诉权能否行使，故法院在这个阶段的审查应只是一种形式审查，而不能是一种实质审查，否则当事人的权益易受非法行使的司法权的侵犯。[8]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我们撇开诉讼目的来考察诉权内涵，认为民事诉权仅仅具有孤立的程序内涵和价值而不具有实体内涵和实现实体目的的价值，则意味着为行使诉权而行使诉权、为诉讼而诉讼。[9]如果法院受理，虽然有利于对实际利益的救济，但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受案条件不符，而且还可能会造成诉权被滥用的不良后果。如果当事人没有实体意义上的诉讼，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也就没有行使的必要。[10]如果审判权的作用范围大于诉的利益的范围，将势必造成审判权与其它权力之间的不当摩擦与冲突。[11] 笔者认为，在公司未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之前，不宜允许股东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分配利润。第一，缺乏必要性。按照大陆法系的传统观点，一般认为原告有请求法院为之判决的必要。如日本学者兼子一教授所认为的，诉之利益是诉权的要件，判断一个请求是否具有正当的利益必须看原告对请求具有要求判决的现实必要性。[12]在公司作决议后未实际支付利润，或者股东对决议持有异议的，股东则有必要提起诉讼，股东享有请求公司实际给付利润的权利和请求撤销决议的权利，法院应受理这类案件并根据具体案情对实体权利作出判决。但在公司未作决议的情况下，是否分配利润仍属于公司自行决定的范畴，股东若认为权益受损，可通过转让股权、要求公司回购其股份等方式获得相当的收益，股东并非没有其他救济途径。对公司未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无法如期获取投资收益的损失，尚不具备请求法院采取司法介入的方式予以保护的必要。第二，不符合效率原则。有学者认为，法官在判断原告是否具有诉的利益时，必然要考虑将该纠纷纳入司法程序处理是否是适当的或最佳的选择。只有在确信原告具有足够的正当理由利用诉讼制度，并不会因此使被告遭受讼累时，才可能判定原告具有诉的利益而对其争议作出实体上的裁决。[13]笔者同意这个观点。只有在能够有效地、最恰当地解决纠纷时，司法才有介入的必要。小股东未必能了解公司的真实盈利状况，即使通过起诉的方式得到一定的利润，也未必是该股东应得的完整的利润收益，而且，公司具有人合性，股东起诉公司多少会造成股东和股东之间、股东和公司之间关系恶化，对该股东来讲，起诉不是最佳的选择。第三，不能终局性地解决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失衡状况。在日本，诉之利益是指通过适用法律能够终局性地解决发生在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民事权利义务纠纷。英美法系法学理论虽没有诉之利益的提法，但其诉讼资格理论的要义是：一个人是否享有诉权，取决于他是否享有向他人要求给予救济或补偿的、可强制执行的权利。[14]股东起诉公司后，由于股东和公司关系的恶化，股东可能因此而失去了另外的商业机会，股东和公司之间的矛盾不会因为司法的介入而化解。而且，在股东起诉请求分配利润指向的时间段，公司可能是盈利的，但法院作出判决时，公司可能发生了亏损，股东获得判决支持的利润额可能得不到实际支付。第四，有的观点认为应先赋予股东诉权，到实体审查阶段再决定应驳回还是支持诉讼请求，对股东实体权利的审查不应前移到程序性审查阶段。笔者认为不可割裂程序审查和实体审查的关系，如前所述，股东在公司没有决议分配利润的情况下就直接起诉，法院采取司法介入不是最佳的选择，那么，如果只赋予原告孤立的程序内涵和价值，而无法给予实体价值和实现实体目的，那么原告的起诉就算被受理，也没有实际意义。

三、司法裁判困境二：司法介入公司运作的必要性解说

如前所述，对公司没有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直接向法院起诉，法院应否受理该类案件存在争议。但如果不受理该类案件，小股东利益还能否得到其他有效救济。小股东提起诉讼时，公司内部通常已陷入僵局状态，不判支付利润是否使得小股东无路可走?对公司长期不分配利润情况下法院应如何保护小股东利益，如何在保护小股东利益和尊重公司自治之间寻求平衡，是法院面对该类案件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应着重保护小股东利益，司法应介入公司运作，支持股东分配利润的请求，有学者则认为小股东可通过转让股份或请求公司回购股份等方式得到保障，分配利润不是唯一的救济途径。这些观点大致可归入“肯定说”和“否定说”。

“肯定说”[15]认为，公司连续多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目的就是要将小股东排挤出公司，如不支持小股东行使股权收购请求权，无异于帮助大股东顺利实现目的。司法机关不能因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属内部关系而拒绝受理。公司治理表现为由一定的治理目标联系起来的一系列制度的总和，应当包括内部机制、市场机制、诉讼机制。《公司法》第二十条既然规定了滥用股东权利者的损害赔偿责任，根据举重明轻的裁判法理，对公司有利润而不分，司法更应介入。对大股东的压榨和排挤，主要通过大股东的诚信责任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来予以个案的具体调整。[16]也有的学者认为，股东会未对是否分配利润作出决议时，股东提起诉讼请求分配利润，法院应当受理案件，但不能直接判公司是否应当分配利润，更不能判公司应当分配多少利润，应判股东会在规定期限内就是否分配利润作出决议。因为《公司法》明确规定，决定公司是否分配利润的决定权属于股东会，股东不能在股东会尚未就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作出决议之前行使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法院无权代替公司决定是否应当分配利润，尤其是在这一判断尚属于商务判断而非法律判断时。法院在必要时可以要求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判股东会就是否分配利润作出决议。[17] “否定说”认为，利润分配请求权分抽象与具体请求权。[18]股东投资于公司，获得股东身份，因股东身份而享有抽象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是指股东依据股东会依法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而享有的请求公司支付一定数额利润的权利。在公司盈利、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决议后，抽象请求权才转化为具体的请求权。如果公司没有作出决议，股东仅享有抽象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不具有可诉性，只有享有具体的请求权才可提起请求分配利润之诉。如果股东会没有作出分配或不分配利润的决议，就允许股东就任意提起强制分配利润之诉，不符合公司资本多数决的原则，而且也与司法不应干预公司自治的原则相违背。况且，小股东并非没有其他救济途径，可以向第三人转让股权，也可以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行使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也有学者以不作分配决议的时间来评判股东是否享有直接起诉的权利，认为仅一年或两年未分配利润，尚不足以说明股东会决议的违法性或不合理性，只有在股东会连续多年不决议分配利润或决议不分配利润时，股东才可以提起要求强制分配利润之诉，否则，法院不应受理案件。在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受理该类案件，并直接判令公司分配利润，包括根据商务经营惯例确定具体的分配数额。这样可以避免判令由股东会决定利润分配时再次出现不分配决议的反复，延误股东权利的实现，而且可以避免出现股东会决议只分配极少数额利润以敷衍股东的状况。在资本多数决原则被大股东滥用的情况下，司法有必要强制介入，且不应被视为对公司自治的不当干预。[19] 在公司有利润可分却未作出分配决议时，小股东能否以提起请求分配利润之诉的方式寻求救济?笔者同意“否定说”的观点。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与公司所处的行业状况、公司在行业的位置、未来发展机会有关，分配利润是公司的商业行为，属于公司自治范畴。在公司没有作出分配利润决议时，法院不宜取代股东会直接作出支付分配一定金额利润的判决。保护股东利益是司法介入的动机，但如果司法介入无法发挥良好的效应，那司法介入就不是股东寻求权益保障的最佳途径。股东可以设立公司之初在章程中确定及时分配利润的规则和具体的分配方案，如果认为公司没有分配利润损害了自己的权益，可以通过出让股权、请求回购股份等方式得到相应的收益。

四、司法裁判困境三：司法介入公司运作的实效分析对公司没有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直接起诉的案件，除了面临股东诉权的正当性问题和司法保护的必要性问题之外，司法介入公司运作还面临能否取得良好实效的问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司没有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直接起诉公司，法院若判决公司在一定期间内召开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但公司在该期间内拒不召开股东会的，法院并不能强行要求公司召开股东会。股东得到这种判决，实际上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正如前文所述，当事人的诉权取决于他是否享有向他人要求给予可强制执行的权利。[20] 不可执行的权利，对当事人来讲只是一纸空文。如果法院作出确权判决，即确认截至该原告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所指向的时间段该股东拥有的利润额，亦同样存在弊端。确权判决不具有强制执行内容，对股东的保护力度不够，股东得到确权判决后，还要面临能否实际收取利润的难题。有学者认为法院应当作出确定性的给付判决，执行时无足够利润可分的，法院就不再继续执行，小股东无法完全获得判决支持的利润额的，可向侵权股东提起损害赔偿之诉。[21]但是，股东提起诉讼的目的就是实际取回收益，如果得到的是不具有强制执行内容的判决，实际上意义不大。第二，公司资产处于不断变化当中，若法院作出判决的时候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如股东诉请利润指向时间段的经营状况，那么股东获判决支持的利润额不一定能得到完全实际支付。如果法院直接判令公司给付一定的利润额，这实质上就转化成股东对公司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只能和公司其他对外债务一样受偿，并无优先受偿的权利，而一旦执行中公司利润减少甚至亏损，股东更是难以得到完全的支付。所以，如果公司经营状况不佳，股东应及时采取出让股权、请求公司回购股份等其他方式收回相当价值的收益。

第三，法院若直接判支付一定的利润额，该数额未必能给股东实质性保护。在股东起诉公司请求分配利润的纠纷当中，公司一般不会采取积极合作的姿态参与诉讼。公司财务账册掌握在大股东手里，原告股东能够向法院提交的公司财务资料，未必是完整和真实的。法院根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委托审计得出的审计报告，未必能完整、真实、客观地反映该公司的盈亏状况。法院依据该审计报告中的税后利润额，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对所余利润按照原告股东的出资比例判决公司向该股东支付一定的利润额。但实际上，股东诉求的利润额，往往远远高于法院判决支持的利润额，司法裁判给予小股东的保护无法达到预期目的。以本文列举的案例一为例，作为股东的和发公司起诉永发公司请求分配利润，其主张的利润额是1000万，永发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和发公司单方向法院提供了永发公司的财务帐册，由法院委托审计，审计结果为：“根据现有材料审计，永发公司税后利润为374万元”。原审判决根据审计结果，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对所余利润按照原告股东的出资比例判决永发公司向和发公司支付90万元利润额，该数额与和发公司所诉求的1000万元相差甚远。

五、出路：充分尊重公司自治，司法不宜介入公司运作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法院是否应受理该类案件，应如何处理，这是审判实践中的新问题，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司法解释加以规定。法院受理该类案件，面临三个困境，一是股东是否享有该诉权，二是如何在尊重公司自治和保护小股东权利之间寻求平衡，三是法院给予该类案件原告股东的保护能否取得良好的实效。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尚不享有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公司给付利润的权利，法院应坚持充分尊重公司自治，谨慎介入的理念，一般不宜受理该类案件，由股东另寻法律途径。理由如下：第一，股东分取利润的请求权分为未确定的请求权和确定的请求权。未确定的请求权和确定的请求权的界线在于公司作出分配利润决议。公司未作决议之前，股东享有的分取利润请求权是股东因对公司的投资而享有的收益权，是股东权中的自益权[22]的一种，包括提请股东会决议分配利润，按投资比例分取利润的权利，是一种概括的、抽象的权利，尚未确定是否给付，未确定给付金额。这种请求权为股东的专有权利，不能独立于股东身份而存在，当股份转让时，该权利也随之转让。确定的请求权则是一种具体的权利，针对的是特定数额的利润，公司作出决议后，股东享有要求公司支付一定金额利润的权利。在公司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后，股东享有的利润才进入确定状态，股东因其对公司的投资而享有的分取利润权利才转化为确定的、具体的请求权，股东才能行使该请求权。在公司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之前，股东并不享有具体、确定的请求权，不能直接起诉请求公司支付一定利润额。

第二，股东分取利润的请求权还可分为普通股权性质的请求权和对债权的请求权[23]。股东因其身份享有股东权，这当中包括分取利润请求权，但这种请求权只是概括的权利，没有实际履行内容，在公司作出分配利润决议后，公司就负有向股东支付一定金额利润的义务，股东享有的权利就转化为一种普通的债权。根据《企业会计制度》第六十八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企业会计制度中有未分配利润和应分配利润之分。未分配利润属公司所有, 应分配利润属于股东对公司享有而未实现的债权。只有当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决议之后，税后利润才由未分配利润转化为应分配利润，股东权才转化为债权。只有当股东享有该债权时，才享有实际的利润分配请求权。[24]股东对未分配利润的权利属于股权，对应分配利润的权利属于债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应当是对应分配利润的分配请求权，而不是对未分配利润分配请求权。股权与债权的分界点是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决议。因此，股东可以在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决议以后，就应分配利润起诉，但无权在公司没有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之前越过股东会直接要求分取利润。

第三，在股东转让股权后，对转让前已经由股东会决议分配的利润，在不违反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有权请求法院判决公司按照利润分配决议实际支付利润，因为在公司作出决议后，股东的分配利润请求权就成为独立于股东权利之外的普通债权，不必然随着股权的转让而转移。但对股权转让前尚未决议分配的利润，除非股权转让合同作了特别约定，否则原股东无权请求股东会决议分配公司利润。因为股权转让前公司股东会未作出分配利润决议，股东因其身份享有的只是普通股权性质的、未确定的利润分配权，该权利随着股东身份的丧失而丧失。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会决议对转让前的利润进行分配的，原股东已无权请求分取利润，分取利润的权利应由新股东行使。除非股权转让合同特别约定转让前的利润仍由原股东享有，否则应推定协商转让价格时原股东已充分考虑到将来可能会分配利润的情况。[25] 如在前述案例二中，投资公司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了中粮公司，转让时并没特别约定转让前公司未分配利润的归属，那么，转让后利润分配请求权就与其他股权一并转让于受让人，不得独立于股东身份而存在。

第四，公司是否分配利润的决定权在股东会，分配利润是公司的商业行为，受公司未来发展机会等条件影响，法院不能代公司作出商业决定。首先，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定权由股东会行使，是《公司法》明确规定的。其次，利润分配关系到股东的切身利益，应由股东的集体——股东会决定。分取利润收益是股东投资的目的所在。股东收益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着股东的积极性，因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业绩和效益。由股东的集体——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能最大程度地体现股东的意志。个别股东无权绕开股东会决议直接提起诉讼请求分配利润。如果法院在没有公司决议的情况下直接判决公司向股东支付一定的利润额，不符合公司自治原则，也动摇了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股东会有权作出分配利润或不分配利润的决议，公司暂不分配利润并不意味着当然侵犯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没有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法院不应行使本应由公司股东会行使的权利，不能直接作出支付利润的判决。

第五，法院不受理小股东直接起诉的案件后，小股东并非没有其他救济途径，股东的投资也并非只能靠提起请求分配利润的诉讼得到收益，例如对公司五年或五年以上盈利而公司股东会仍作出不分配利润的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享有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请求权，或者可以向第三人转让股权，收回投资价值。

第六，如果有证据证明公司连续多年有盈利而未分配利润(通常以达到五年为判断标准)，股东请求法院判决公司向股东支付利润的，法院应否支持?有学者认为，股东会的职权不仅是权利也是义务，股东会多年不决议利润分配方案，应允许股东予以起诉。[26]笔者认为，如果原告股东在诉状中请求公司作出分配利润决议的，理论上法院可以判决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召开股东会，但如果股东不自觉执行判决的话，法院实际上无法强行要求股东召开股东会。因此，笔者认为，即使公司多年不作出分配利润决议，法院亦不宜受理该类案件。

第三篇：向境外股东分配利润何时缴纳所得税

公司刚刚做出向境外股东分配2008年利润的决定，还没有实际支付，我公司是现在还是等实际支付时再履行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义务?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

(四)项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企业因权益性投资从被投资方取得的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按照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另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号)第七条的规定，扣缴义务人在每次向非居民企业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所得时，应从支付或者到期应支付的款项中扣缴企业所得税。本条所称到期应支付的款项，是指支付人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应当计入相关成本、费用的应付款项。扣缴义务人每次代扣代缴税款时，应当向其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及相关资料，并自代扣之日起7日内缴入国库。

因此，公司在做出利润分配决定时就应履行代扣代缴义务，并自代扣之日起7日内缴入国库。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视股东性质缴纳所得税

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企业多存在将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行为。在此，提醒纳税人注意要正确缴纳所得税。具体来说，就是要区分股东性质进行纳税。

股东为个人，且为居民纳税人的，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股东征税。政策依据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规定，

一、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股份制企业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红股数额，应作为个人所得征税。

股东为外籍个人的，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税。政策依据为：《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1994]财税字第20号)

二、下列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八)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

股东为居民企业或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符合规定的免缴企业所得税。政策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2007年第512号)第八十三条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

(二)项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

(二)项和第

(三)项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股东为非居民企业且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政策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7年第63号)第十九条的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本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所得，按照下列方法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

(一)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全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四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司法救济

一、案由、案情及其争议焦点

(一)案由

广东越秀恒和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浚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浚泰百货有限公司、广州市俊豪百货有限公司、广州市浚港企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

(二)案件基本情况

1999年，广东省广州市越秀恒和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恒和公司)与宇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投资50万元，于1月11日成立了浚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浚泰物业)。浚泰物业公司章程约定股东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股东会审议批准;公司在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提取利润的10%列入法定公积金，提取利润的5%列入法定公益金。

1999年5月10日，恒和公司将所持浚泰物业50%股份中的40%转让给香港聪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聪志公司)。2001年，聪志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永佳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与恒和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此诉中，恒和公司的股权因受到查封退出了公司的管理。2004年12月22日，恒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浚泰物业、浚泰百货、浚豪百货、浚港公司提供全部真实的财务文件并由中介结构审计2001年2月1日至2004年12月1日浚泰物业的经营利润;浚泰物业、浚泰百货、浚豪百货、浚港公司向恒和公司支付利润约为1109万元。

对于该案，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恒和公司作为浚泰物业的股东，享有分取红利的权利，而且在公司利润不确定时，恒和公司对公司经营利润进行审计的申请合理合法。因此，法院依申请查封了浚泰物业从2001年2月1日至2004年12月1日的账册，并委托广东启明星会计师事务所

对浚泰物业这一时间段的利润进行审计。根据启明星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粤启审字[2006]第1534号《专项审计报告》，在查清案件其他事实的基础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第167条的规定，判决浚泰物业向恒和公司支付利润954109元。

但是，恒和公司认为启明星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内容不完整，不满判决所确定的利润数额，因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对于该上诉案件，二审法院认为：恒和公司分取利润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作出利润分配决议的机构是股东会，股东没有决定分配利润的权利。《公司法》也未赋予股东在股东会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前直接向法院提起分配利润的请求权。恒和公司越过股东会直接向法院请求判决分配利润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恒和公司可通过转让股权或者请求公司回购其股份的方式获得救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作出裁定：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穗中法民二初字第32号民事判决;驳回恒和公司的起诉。1

(三)争议焦点

在上述案件中，针对恒河公司提出的分配利润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作出了不同的判决(裁定)。一审法院认为恒和公司作为浚泰物业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35条之规定，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利。并且法院通过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确定了恒和公司应得的利润，直接判决要求浚泰物业向恒和公司支付利润。二审法院则认为在股东会作出分配股利的决议前，股东不能直接向法院提请分配公司利润，因此驳回了恒和公司的起诉。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司法争议，是因为两级法院在理论认识上的不同和法律规定的欠缺。股东投资设立公司，从事商业行为，其目的在于获利。营利性是公司的主要特征之一，公司的存在应以营利作为经营活动之目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最高价值取向。2如果股东投资设立公司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那么这种组织就算不得公司，也许只是一个公益组织。另外，我国《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的权利，第35条规定了股东有按照实缴的 12案例来源于郑鄂：《商事审判研究》(2007-2008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刘俊海：《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版，第312页

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权利，第167条第4款规定公司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前述第35条之规定向股东分配。可以说，在投资目的的支配下，股东对公司利润分配的请求权是其一项固有的权利，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都不能对该项股东权利予以剥夺。而且，法律上也明确了股东享有的分配利润的权利。因此，当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时，法律应当予以救济，否则该项权利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尤其是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的原因在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欺压、排挤时，法律更应该提供司法救济，允许股东越过股东会直接向法院提起分配利润之诉。3

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在公司股东会未作出利润分配决议的情况下，法院不应受理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4因为利润是否分配、如何分配是公司的内部事务，而且公司的利润分配涉及到复杂的商业因素，比如公司的发展前景、公司所处行业的情况，需要公司作出商业判断。而法官缺乏商业知识，对公司内部情况也不了解。因此，法院应当遵循“谨慎干预商业判断”的原则，对股东越过股东会提起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不予受理，受理的则要驳回起诉。只有当股东会通过了利润分配的决议而不履行决议内容时，股东才有权提起利润分配之诉，法院也应当予以受理。

对于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在法律上并无明确的规定。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享有分红权或者说资产收益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1条第2款也提到了“利润分配请求权”。但是，对于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法律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也使得法院在受理该种诉讼时出现了不同的做法，比如本文所举之案例，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就采取了不同的做法。

综上所述，当中小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未能获得应得之利润，而公司股东会又未通过利润分配决议时，法院是该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还是充分尊重公司自治，遵循“司法谨慎干预商业判断”之原则，将其作为公司内部事 3 参见刘俊海：《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39-340页;褚红军：《公司诉讼原理与实务》，中国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03-405页;刘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请求分配股利之诉的司法应对》，《人民司法》2008年第9期;杨咏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保护的困惑与出路》，《中国民商审判》(第8集)，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版，第119页。 4 参见陈颖：《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纠纷之司法裁判困境与出路》，《商事审判研究》(2007-2008年卷)，第129页;王蕴：《翁国平与常州华晨铸造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兼论该案所涉公司法的几个问题》，《公司法律报告》(第3卷)，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务而不予受理呢?一方面是弱者权益，一方面是公司自治，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结合本文所述之案例，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争议焦点：在股东会未通过利润分配决议的情况下，法院可否受理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股东会未通过利润分配决议的情况下，股东能不能提起利润分配请求权之诉?第二，法院应不应当受理该诉?

二、法理分析

(一)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

1、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概念

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也称股东分红权，是指股东在公司有利润可分配时，基于其公司股东的资格和地位而享有的请求公司向自己分配利润的权利。5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作为股东权之一种，在所有的股东权利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因为股东进行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收益，股东所进行的所有活动，所享有的一切权利，都离不开获利这一最终目的。而公司利润的分配，对股东，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获取收益的途径。在众多的股东权利当中，只有股利分配请求权最为直接地体现了这一目的。如果没有利润分配请求权，其他的股东权利，如知情权、表决权、参与管理权无论受到多么完善的保护，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2、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法律性质

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层次性的权利结构，对其性质的探讨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6

(1)抽象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

抽象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指的是股东基于其公司股东的资格和地位而享 56 刘俊海：《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页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328页

有的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一种股东权权能。7它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抽象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属于一种期待权。期待权是一种成立的要件尚未完全具备，须待全部具备时才能实际发生的权利。股东最终获取应得的利润依赖于公司是否有可供分配的利润以及股东会通过了股利分配的决议等条件，在这些条件成就前，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只能是一种期待权。只有当具备一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时，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才能转化为一种既得权，即是下文所说的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

其次，抽象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属于股东的一种固有权，具有不可剥夺性。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目的在于获取收益，自然享有公司股利分配的请求权，而且不能通过公司章程或其他方式予以剥夺。“不以取得投资孳息为目的的股东，本来就不必成为股东，而可成为非营利社团法人的社员，或成为慈善基金会的主要捐款者;不以向股东分配股利为宗旨的商事公司也不可能至少很难设立。”8

(2)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

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指当公司存有可供分配的利润时，股东根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的股利分配决议而享有的请求公司向其支付一定利润的权利。9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首先，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具有债权性。分配利润的方案一经股东会决议通过，股东即享有对决议所确定的利润的给付请求权，而公司负有向股东支付决议所确定的利润的义务。

其次，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是一种既得权。既得权是成立条件完全具备，权利主体已经实际得到的权利。10具体的股利分配请求权作为一种债权，当然是一种既得权，这是它同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区别所在。

再次，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具有社团性。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是一种债权，但这种债权具有一种社团性。具体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实际上是抽象的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在具备了一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时转化而成的，而后者的产生源于因投资而获得的股东的资格和地位，因此，具体的股东利润分 78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修订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刘俊海：《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315页 9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修订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10 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配请求权存在的基础在于股东的资格和地位。

3、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实现条件

在公司利润分配问题上，许多国家的公司法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我国的公司法也不例外。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润分配的条件可以分为两方面——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公司只有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条件，才可进行利润分配，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才能得到最终实现。

(1)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实现的实质要件

我国《公司法》第167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11

根据该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公司进行利润分配的资金必须来源于公司利润。股东利润是公司依照法律或章程的规定，按期以一定的数额和方式分配给股东的利润。12进行股东利润分配，暗含了公司要有可供分配的利润这一条件。如果公司不存在任何利润或盈余，也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分配。股利分配的资金必须来源于公司利润，这一条件体现了我国《公司法》所坚持的资本维持原则。因为若没有可供分配的利润，而股东为了一己之利，不顾公司利益，强制进行股利分配，就有可能损害到公司的资本充实。

111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4月，第67-68页

赵旭东：《公司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63页

其次，公司利润的分配应遵循一定的顺序。当公司存在利润时，并不能直接、全部地分配给股东，而是应当先缴纳税款、提取公积金、弥补亏损，所余利润才能进行股东利润分配。公司利润分配的顺序如下：

第一，公司应当依法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我国《公司法》第167条第1款规定了用于股东利润分配的是“税后利润”，公司所获利润必须先用于缴纳所得税。

第二，弥补亏损。公司存在利润时，应当用利润弥补以前的亏损，维持公司资本。

第三，提取法定公积金。提取法定公积金是我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公司在分配税后利润之前，应首先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作为法定公积金，只有在法定公积金的数额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时，公司才可以不再提取。对提取法定公积金的强制性规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提高了公司对债务的承担能力，有利于公司债权人的保护。

第四，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可以根据公司实际情况作出决议，决定是否提取任意公积金。我国《公司法》对该种公积金的规定属于任意性规范，是否提取、提取的比例或金额都是由公司股东会做决定。

第五，股东利润分配。公司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的资金来源于公司全部利润扣除去上述五项后的余额。即如果存在余额，公司可以根据利润分配方案，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按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或者股东约定的其他方式分取红利。

公司利润不能直接、全部地用于股东利润分配，必须严格按照前面所述的顺序进行分配。如果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了上述顺序，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所获的利润退还给公司。

2、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实现的形式要件

公司是否向股东分配利润，除了取决于公司是否有利润可供分配，还取决于公司是否有分配股东利润的决议。只有当公司通过法定程序，作出分配股东利润的决议后，股东才能获取其投资回报，最终实现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有限责任公司中有权作出决议的机构是公司股东会。我国《公司法》第38条第1款第6项规定了公司股东会具有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的职能，

第47条第5项规定了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有权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上述两条规定的内容，明确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在股东利润分配决议方面的职权——董事会制定股东利润分配方案，股东会决定是否批准该方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司法》对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实现的形式要件的规定，即先由公司董事会制定利润分配方案，然后提交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当股东会作出了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时，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实现就具备了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

不过，我国《公司法》对有权作出股利分配决议的公司机构的规定存在瑕疵。《公司法》第167条第5款规定了“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向股东分配利润的法律后果，该款规定从反面说明了公司董事会也有权作出向股东分配利润的决议，这样就同公司法第38条、第47条的规定相悖。对于此处的矛盾，本文认为应当遵循公司法第38条和第47条的规定，只有股东会拥有决定权，而董事会仅享有制定利润分配方案的权力。原因在于董事会作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直接从事经营管理活动，它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财务状况最为清楚;而股东会虽然代表了全体股东的利益，但它并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对公司的状况的了解程度显然不如董事会。因此，由董事会作出利润分配方案，能够照顾到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照顾到公司的长远发展;由股东会作出决议，则对股东利润分配请求权的保护有重大意义。如果单纯地由董事会或股东会作出决议，那就会产生诸多弊端。如董事会可能会为了增强公司的发展后劲，或者为了一己之利，而不向股东分配利润，侵害股东的利润分配请求权;股东会则由于不了解公司经营、财务状况，在分配利润时可能会损害到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可诉性

股利分配请求权分为两个层面，即具体股利分配请求权和抽象股利分配请求权。对于前者，因其具有的债权性而当然具有可诉性。本文所论述的是抽象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可诉性。

1、股东期待权的保护

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期待权，期待权作为民法上的一种

权利分类，与既得权相对应，是指成立要件尚未完全具备的民事权利，理论界也称其为“生成过程中的权利”。期待权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当其受到侵害时，应当由法律予以救济，以保护将要形成的权利，稳定民事法律关系。13

股东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利，也是股东从事商行为的一个原则。因此，当公司成立之时，股东就自然地获得了一种期待，期待公司在持续盈利的情况下向股东分配应得的利润。这种期待，落实到股东权利之上，就是股东的抽象股利分配请求权。在公司持续盈利，有可供分配的利润，并且利润的分配不会影响到公司长远发展的情况下，如果公司不向股东分配利润，那么，股东的期待就会落空，最终也会影响具体股利分配请求权的形成。股东这种期待权得不到实现，也就是说股东要求获利的目的没有得到实现，面对这样一种情况，股东有可能要收回投资，退出公司，这样也不利于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

其实，我国公司法对股东的权利规定司法救济，有不少涉及到了期待权的保护。例如异议股东股权回购请求权之诉，《公司法》第75条规定了三种情况，当出现这三种情况时，异议股东可以提起股权回购请求权之诉。对于股份回购请求权，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期待权，当股东投资设立公司时，即期待公司具有稳定的经营特征(如连续五年盈利，符合利润分配条件)或者公司的存在保持一定稳定性(如不希望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如果公司不是股东期待的那样，股东的期待权就得不到实现，异议股东因此可以选择退出公司。14另外，有学者认为封闭型公司中的公司解散之诉也涉及到了期待权的保护问题，股东向法院提起强制解散公司之诉，是因为股东参与公司事务管理、对公司事务进行控制的合理期待落空。15抽象股利分配请求权作为一种期待权，应当同其他期待权一样，在受到侵害时，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权利义务的对应

权利和义务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对应，一项权利的实现对应着义务的履行。在存在双方当事人的情况下，一方权利的实现往往需要另一方义务的履行。股东投资设立公司的目的在于获利，股东基于其资格和地位享有获取公司利润的权利，这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公司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最高价值取向， 1314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王伟：《论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证券法律评论第2期，第229页 15张民安：《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53-557页

负有向股东分配利润的义务。股东获取利润之权利的实现有待于公司分配利润之义务的履行。虽然利润的分配还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即股东会审议批准利润分配方案，但这也是公司履行分配利润之义务的一部分内容。股东会没有审议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并不能说明公司就不承担分配利润的义务了，而且，在公司有利可分的情况下，股东会未批准利润分配方案，也就相当于公司未履行利润分配的义务，那么，股东的权利也就受到了侵害。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股东当然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分配公司利润。

(三)司法谨慎干预商业判断原则

公司自治原则是私法自治原则在公司法领域的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国家司法权应谨慎干预公司的商业判断，即法院应当遵循公司自治原则，尊重公司的商事行为自由和意思表示自由，尊重公司的选择，对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正常的商业判断不能随意干涉，更不能以司法权取代其正常的商业判断。具体到公司利润分配的问题，一方面，从公司的角度来说，由于公司利润分配涉及到诸多商业因素，如公司的营利状况、市场环境、行业情况和公司的债权债务等情况，同时也取决于公司是否有利润可分以及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公司对于是否有利可分、是否分配、如何分配等问题的决策，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公司章程之规定，就属于公司正常的商业判断。因此，公司利润分配问题实质上是公司内部事务，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法院也应当以“谨慎干预商业判断”的态度对待公司利润分配问题。另一方面，从法院的角度来看，“法院原则上缺乏对其妥当性进行司法审查的正当依据和专业判断能力”。16法官是法律方面的专家，但缺乏商业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在与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相比较之时。公司的利润分配存在着技术性、复杂性等特征，比如公司利润额的确定、现金股利还是股份股利的确定。如果法院不顾“司法谨慎干预商业判断”的原则强行干预公司利润分配问题，以司法权取代公司正常的商业判断，那么“必定要牺牲商事行为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并可能造成大量案件久悬不决或司法不统一的问题，既影响交易安全，又增加诉讼成本，还可能导致司法混乱。”17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多遵循 1617刘俊海：《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页佚名：《公司股利分配相关法律问题研究》，http:/// [3] 西方法律网：http://。

第五篇：利润分配-股利分配

利润分配是将企业实现的净利润，按照国家制度规定的分配形式和顺序，在企业和投资人之间进行分配的过程。分配的是税后净利润(即权益表净利润项)。

分配形式包括盈余公积金、公益金、股利等。

分配顺序

1、先计算出可分配的利润

本年净利润(或亏损)+年初未分配利润(或亏损)=本年可供分配的利润。

本年可供分配利润为负则说明企业已亏损，不能分配利润。为正数则可进行利润分配。

BTW.关于补亏问题

如果企业当年出现亏损，则用当年的未分配利润弥补。(因为本年净利润(或亏损)+年初未分配利润(或亏损)=本年可供分配的利润。)

弥补亏损的渠道主要有三条：一是用以后税前利润弥补。按照现行制度规定，公司发生亏损时，可以用以后五年内实现的税前利润弥补，即税前利润弥补亏损的期间为五年。二是用以后税后利润弥补。公司发生的亏损经过五年未弥补足额的，未弥补亏损应用所得税后的利润弥补。三是以盈余公积弥补亏损。公司以提取的盈余公积弥补亏损时，应当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经股东大会批准。

2、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

提取盈余公积金有以下两种情况：

(1)在不存在年初累计亏损的前提下(即未分配利润为正数)，法定盈余公积金按照当年税后净利润的10%提取。如果法定盈余公积金达到注册资本的50%，可不再提取。(见公司法第167条)

(2)如果上年存在亏损，当年应先将利润弥补亏损，补亏后缴纳企业所得税后，再按照一定比例提取盈余公积。税前利润补亏只能持续五年，五年后须用所得税税后利润弥补亏损。

(盈余公积金数量可见资产负债表的盈余公积项)

3、支付优先股股息

如果发行优先股，则优先支付优先股股息。优先股股息的分配方式及额度按照发行优先股的种类而定。

4、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公司法177条第三款规定：“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 任意公积金的提取与否及提取比例由股东会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和盈余情况决定，法律不作强制规定。”

5、向股东(投资人)支付股利

企业之前的未分配利润，可并入本分配。

其他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