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完善共同诉讼制度

试论完善共同诉讼制度（精选6篇）

篇1：试论完善共同诉讼制度

试论完善共同诉讼制度

共同诉讼很早就出现了，现代各国的民事诉讼法也都有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了共同诉讼是解决纠纷、实现权利不可或缺的一种有效形式。不同国家间诉讼形式上的相似性，也说明了诉讼规律的共同性和诉讼技术的相通性。因此，在考虑完善我国的共同诉讼制度时，比较借鉴国外的某些合理做法，应该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民事诉讼法也将共同诉讼分成两种，即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便对必要共同诉讼在立法及理论上的均未进行进一步的划分，而许多国家则将必要共同诉讼又细分为固有的(真正的)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的(非真正的)必要共同诉讼。

根据日本学理，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指只有数人共同才承认他们主张的.权利关系并接受判决的适格，即不能以个别地起诉或应诉来请求本案判决。我国台湾学理也认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是指依法律之规定，必须数人一同起诉或数人一同被诉，当事人始为适格，且为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对于数人必须合一确定是也。《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9条规定的当事人的强制合并也与此有共通之处，即如果法院认为某人不参加诉讼就无法对现有的当事人实体问题作出完全公正的判决，若强制合并的当事人不可能参加诉讼，就应驳回诉讼。虽然各国在具体情形上规定不尽一致，但一般都包括下列几种情形：一种是由数人全体对数人全体行使的形成权，如债权人行使对其债务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的撤销权而提起的诉讼;另一种是处分权和管理权由数人行使作为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有关权利，如共有关系的共有人对共有物的诉讼，数人以当事人地位共同行使职务的诉讼等。这些情况下虽然一方当事人为多个，但他们与对方当事人之间只有一个请求，这意味着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是不可分之诉

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依日本民事诉讼法理论，是指对其请求虽然各自具有独立的适格，但共同起诉或应诉时，在法律上要求必须作出合一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判断，并统一决定其胜诉或败诉的诉讼，即当事人有选择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的自由，但一旦共同起诉或共同被诉，法律上要求合一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统一决定其胜诉或败诉。而一人起诉或被诉时，判决的效力仍及于其他本应成为该案的共同诉讼人，尽管其他共同诉讼人可以再行起诉或被诉。如数人提起的公司合并无效之诉、公司成立无效之诉、撤销股东大会决议之诉等。美国虽没有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的提法，但《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0条规定的“当事人的任意合并”则相似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依该规定，基于同一个行为或事件或者数个法律行为或事件产生的共同的可分的、或选择的民事权利或义务，数个原告或被告可合并。

而我国对必要共同诉讼的理解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的诉讼。对其适用的情形，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具体规定，为补立法之不足，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规定了九种具体情形。有学者依此进行归纳总结，将诉讼标的共同的情形分成两种：一种是当事人之间原来就有的共同权利义务关系，包括：对共有财产的诉讼;对合伙组织的诉讼;承发包期间因承包企业负债引起的诉讼;涉及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共同责任的诉讼;及涉及保证人与被保证人的诉讼等;另一种是一方当事人之间原来没有共同的权利义务，由于同一事实和法律上的原因才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多子女继承父母遗产的诉讼;企业分立后产生的与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诉讼;共同侵权所致的诉讼;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合同书或银行帐户产生的民事责任所致的诉讼等。

从概念的内涵上看，我国必要共同诉讼与国外的必要共同诉讼并不对接。我国的必要共同诉讼都被视为不可分之诉，而国外只把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作为不可分之诉看待，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则被看作是可分之诉。从这一点上看，我国的必要共同诉讼更接近于国外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不同之处在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更在意的是当事人的适格性和处分性。因为必须共同进行诉讼当事人若个别地起诉或应诉，则会导致法官以当事人不适格而驳回。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必要共同诉讼则更在意法院合并审理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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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试论完善共同诉讼制度

2、造成随意转程序的原因：①不注意事先识别繁简案件，加之现行识别标准不便于实务操作，使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前未实施繁简分流，未固定所适用的诉讼程序；②法官的程序意识不强，把程序视为工具，忽视了诉讼程序所固有的功能和价值，如约束法官行为、保障司法公正等等，是法官必须遵守的法律制度之一，而有的法官甚至利用“转程序”来掩饰自己工作上的无能；③法院内部对转程序案件的监督制约不力，既没有准许转程序的前提和条件，又未规定随意转程序的责任和处罚办法。适用简易程序还遇到一些难点问题，主要为：（1）送达难。送达难已直接影响到诉讼进程，降低了审判效率，这不只是简易程序所特有的问题，在普通程序中也存在。民事诉讼法规定了6种送达方式，适用起来遇到不少困难，比如：大量非常住人口的存在，其居所普遍不稳定；城市建设和房屋租赁市场发展带来的当事人住所变动和易于更换；更有甚者，有的当事人存在厌诉心理，为拒绝和躲避诉讼，和亲属合起合与法官捉迷藏。为了送达，送达人员有时要起早贪黑、蹲点守户，这样一味地要求法官尽职尽责，既不合理也不长久，没有体现“两便”原则。简易程序中的口头、电话、捎信、便条等传唤方式，仍是以当事人诚信、住所稳定、自觉接受审判为前提，不能应付现今诚信缺失的社会现况，操作起来显得“吃软不吃硬”，常常拖延诉讼进度，造成审判被动。（2）识别难。识别简单民事案件本身就是起争议的问题，不同法院和法官对同一案件的难易程序评价不一，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实践中还出现看似简单但很难、看似繁杂但很易的现象。这里面有法官个人及群体的业务素质、司法经验和授业基础不同的原因，有每个案件所蕴含的繁杂性、特异性和难解性不同的原因，还有案件自身发展变化的原因。人们担心，识别结果的不同会表现为实务层面上的司法不统一。这一担心绝非多余。目前，各法院均不同程度地突破司法惯例，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3）简化难。前文提及法律规定和法院内部规章对简化简易程序的掣肘，其中制作裁判文书繁简不分就是具体问题。因为我国未采用格式化裁判文书，而现行法律又明确要求裁决文书写明当事人争议以及法院裁决的事实和理由，因此，不论案件多么简单明了，不管是调解结案还是判决结案，法官都要为了写清一个完整的案件事实与争议的来龙去脉而详尽调查，娓娓道出。此外，由于是凡判决均可上诉，当事人虽明知判决正确却恶意利用上诉制度拖延判决执行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使得本应快捷的审判变得拖趿，还耗两级法院的审判资源。

三、简单民事案件的识别标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2条的规定，简单民事案件的识别标准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对这一识别标准如何进一步理解阐述，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曾就此作出司法解释称：“‘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无原则分歧”④这一解释，有的地方值得推敲和商榷。比如“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一句，就不切实际，因为有些案件的当事人因客观因素限制不能提供证据，但可以提供确切的证据线索，只要法院调查一下就可查明事实。以抚育费纠纷案件为例，相关法律规定完备而明确，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也易于查清和认定，纵使双方争议再大，用3名法官去审理和用1名法官去审理的效果都是一样。这类案件争议最多的地方通常是负有给付义务一方的收入情况，不是无须调查即可判明事实，而是一经调查就可判明事实，不也简单！相比之下，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编写的业大教材《中国民事诉讼教程》中对识别标准的表达，更为通俗易懂。它从法官的视角写道：“简单的民事案件，有三个等同的特点；一是纠纷不复杂，易于弄清事实，分清是非；二是法律、政策有明确规定，易于作出处理决定；三是当事人双方对立情绪不大，矛盾易于解决”⑤—易查、易判、易解决矛盾是简单民事案件的核心内涵，也是法官识别和评价简单民事案件的基本标准。如果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理解这一标准，可以表述为：能够提供确切的证据或证据线索，权利要求有明确而具体的法律依据，相互间的争议不属于法律分歧，而是认知或信用分歧。现行识别标准的立法技术是概括式规定，其基本上能反映出简单民事案件的内在本质，具有抽象、原则和适用性强的特点，有利于从横向上应付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人口素质、法治环境和需求等客观情况不同带来的法院、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存在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结果的差异，以及从纵向上应付不同时期人们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结果的发展变化。但是，司法实务中的识别是非常直观的分辨过程，作为一个识别标准，由于其过于抽象和原则必然会导致在由本质向外延推导的过程中，因操作人员、方法、时间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结论。这又说明现行识别标准的主观成份太多，客观成份太少，不利于从表象上统一司法。依照现行标准进行识别，同一案由下的各个案件有难易之别，不同案由下的各

类案件也有难易之分，因此有学者批评当前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过于宽泛。⑥我们有必要区分不同民事案由之间的难易差别，确定一个相对稳定的按不同案由划分的适用范围，以便精确实施繁简分流，并建立起相应的考核依据；对于同一案由下的难易变化，可通过转程序制度予以调整，使之适用的诉讼程序更加符合立法理想。一个好的识别标准，应具有减少分歧、统一效果、便于操作和推广的特点。现行识别标准显然不具有上述特点。有句广告词如是说：把问题变得繁杂了，太累！把问题变得简单了，才是贡献！这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识别标准的意义所在。从实务层面上讲，识别标准越直观、越具体、越简单越好，立法时采用列举式规定而不是概括式规定可达到这一目的。综观各地法院划分繁简案件的不同做法，无外乎有以下四种：一是根据受理案由划分，将医患纠纷、劳动争议、侵犯名誉权等在当地～影响大、可能涉及社会稳定或对专业知识要求高、法律规定不健全或存有矛盾的案件类型，适用普通程序；二是根据争议标的大小划分，将争议标的在一定数额以上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三是根据案件统计类别划分，将房地产类、赔偿类和合伙等部分债务类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四是综合上述划分法。国外的相关立法多采综合划分法，即区别简易事件和小额轻微事件适用简易性程序。当前我国还没有完备的民法典，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民事案由尚未完全定型，自然无法对全部民事案由进行梳理比较，鉴别难易，因此参考外国立法和实践经验不容忽视。《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一书列举了7类简单民事案件，⑦分别对应离婚、赡养费、抚养费、抚养关系、借贷、继承和损害赔偿等案由，主要为传统的几种常见民事案件，多集中为婚姻家庭类案件。这几类案件，无论从司法经验积累、法学理论研究还是立法司法政策建设，在当时都较为发达，因此法官们觉得属于“易”的范畴。但是，这一简易范围在二十世纪90年代初是可行的，现在看来，它低估了当代民事审判法官的查案、判案和处案的能力，已不能反映时代进步所带来的法学研究、立法建设和司法实践成果。第一，它涉及的案由太少，只有7种，而新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300种民事案由⑧，照此比较，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太小，无法解决案件量增长问题；第二，它与现行审判实践相脱节，各基层法院每年有80%以上的民事案件适用了简易程序，早已突破了前一适用范围；第三，它束缚住人们的思维空间，制约了简易程序的拓展适用。前一适用范围的立法技术是一一列举法，又称对应式列举法，虽说具有具体、直观的特性，但并不简单，因为300种民事案由若一一列举适用情形将是一个庞大的标准群，这必定会增加识别人员掌握、记识、储备标准的难度，而且标准多了不免会相互影响，顾此失彼，制造混乱。可见，对应式列举法没有实现识别标准的简单化。近期，广东省法院在制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规则（试行）》⑨时采用了另一种列举法，即排除式列举法，其只规定少数几种已为现行司法解释明确不得适用的情形，予以排除，其余案件均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从而方便了识别标准的记识、推广和运用，达到简单化要求，并从实质上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其中，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①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②本辖区内有较大影响的案件；③涉外、涉台案件；④发回重审或再审的案件；⑤疑难复杂或新类型案件”。这种方法值得今后修改司法解释时参考。

四、完善发展简易性程序之构思人类简化诉讼程序的努力贯穿于民事诉讼制度的全部历史。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更是掀起简易程序改革浪潮。但是，在每一时期内，程序的繁简并存，由繁到简的趋势明显，同时，民事诉讼法的公法化以及程序技术的日益发达，规范层次上的民事诉讼程序越来越繁杂了，这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实际需要使然。⑩从我国的情况看，现行诉讼制度正面临着两极考验，一方面普通程序失于严谨，需要进一步加强规范，比如如何真正发挥合议庭作用，如何利用审前程序完成证据出示和归纳争议焦点，使庭审过程更加集中而不拖拉，成为辩论是非曲直的言词中心；另一方面简易程序缺乏简便，需要进一步简化完善。在建构诉讼制度的时候，人们都希望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但是，公正与效率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难题，当公正与效率发生矛盾是，人们不得不作出悲难性的选择。⑾我国的立法者则喜欢直接为当事人作出选择，其结果往往也引起当事人的不满的抱怨，饱受指诋，不如多设置几种程序供当事人选择，赋予他们充分的程序选择权⑿，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如果说早些年我国公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一份选择就是多一份无法逾越的诉讼障碍，那这一担虑如今不复存在，一是群众的自主意识更强了，二是群众的接受能力更强了，虽然大多数人未受过法学专业训练，但只要作适当的司法指导，其还是能识别不同程序之间的差别。社会对诉讼制度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以前媒体曾讨论“二毛钱官司”究竟值不值得打的问题，如果从纯经济利益角度考评，当然应限制此类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但如果从论个事理争口气的角度考评，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其诉讼。而且，民事诉讼中涉及的私人利益又能大到哪里？权利无大小，均应有救济机会，百姓不就是找个地方说理吗！为此，我们也有必要设置多种程序价值模式。简易性程序可以强调效率优先，其公正内涵次之；复杂性程序可以强调公正优先，其效率内涵次之。象前述的二毛钱官司，就可以给之于简易性程序进行诉讼。

1、创设独任程序。前文提及简易程序正演化成独任程序，若加上普通程序运作中存在的合议庭不合议、主审法官独揽审判的情况，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完完全全可以归位为独任程序。笔者设想，独任程序应成为将来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诉讼环节、方式、审级等制度进行00调整再设置普通（合议）程序和简易程序，除重大复杂和简单小额 事案件外，一律适用独任程序审判。所谓独任程序，是指基层法院一般民事案件所适用的基本程序。运作环节、方式、与现行普通程序没有太大区别，所区别的，一是审判组织的人数不同，前者由1名法官担当，后者由3名以上法官担当，二

是所适用的案件类型不同，普通（合议）程序只适用于疑难民事案件或法律特别规定的民事案件如提请复议案件的审理；其与现行简易程序的区别主要是所适用的案件类型不同，后者主要适用于法律所规定的简单民事案件。设置独任程序有如下基础：①法学理论进步的基础。谁都不否认我国近几年法学理论研究和立法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如物权法正在制定，民法典也提上拟制日程。法律整体水平的提高，势必会促进司法活动的进一步繁荣和经验积累，这为提高法官业务素质、增强法官应对不同类型案件的适应能力创造了条件；②法官素质提高的基础。近十余年，法官队伍中补充了不少接受过法学教育的新生力量，法院系统还通过举办业余大学等方式对原有非法学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大幅度提高了法官素质。2001年修改的《法官法》将法官任职条件由专科提高到本科，即说明了这点；③司法实践发展的基础。目前各法院大力推行的案件流程管理体制，有利于规范审判行为，但也在将简易程序变得普通化。现行简易程序不简便但仍不失其“独任”特征，因此不如固势利导将现行简易程序改造成独任程序。从程序运行保障机制权衡，这样做也更为合适，实际上也是在扩大现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2、简化简易程序。利用独任程序消化大量民事案件，抑制住案件增长对法官人数的需求，我们始有机会讨论现行简易程序不简便问题。简化简易程序，就是简化现行简易程序，而不是对新简易程序的简化。笔者设想从9个方面实现诉讼程序的简化：（1）限定一个有限的适用范围。新简易程序只适用于简易事件和小额事件。简易事件是指：①抚育费、赡养、协议离婚、探视子女权、撤销婚姻等简单民事案件；②应适用独任程序但尚未进入开庭阶段即撤诉、和解、调解的其他民事案件。小额事件，是指诉讼请求数额在1-2千元以下的借贷、拖欠租金、工资、电话费等简单财产纠纷案件。（2）配置专门机构和人员。这一机构和人员主要负责通知应诉、接待当事人、开庭排期、庭审记录、发送文书等事务性工作，可与案件流程管理机构合署办公，不编入法官，而由独任法官轮流坐班，适时审理，及时作出裁定、调解和简易判决。与之对应，法官本部可分为独任庭（组）和合议庭（组），分置独任法官和合议法官，各自适用独任或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审理案件，这样可避免法官因不同程序习惯而出现互相干扰影响的现象。合议庭主要由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组成，负责审理重大繁杂案件和复议简易程序的申请复议案件。（3）采用表格式诉状。当事人在法院工作人员指导下，通过填写表格或打勾即可完成起诉和答辩；有关证据作为诉讼状附件，应一并将副本送达原被告。（4）增设短期公告送达方式。简易程序中送达传票、判决书等书面文件时，可适用直接、留置、邮寄和短期公告4种送达方式。对那些早出晚归、居无定所、有意藏匿躲避送达或拒绝送达人员入户的当事人，采用短期公告送达方式，即在其最后一个住所或近亲属住所连续3-5日张贴并公告有关文书即视为送达。（5）兼采书面审和言词审。证人可以提供附有身份证明的书面证言，无须直接出庭作证；法官通过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若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即可直接判决；若一方当事人未提供书面材料或虽提供书面材料但事实存有争点，可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言词辩论，澄清事实。同时，强化诉状和答辩状的效力，非法定事由不得反悔或变更。（6）简化言词审过程。简易程序庭审以法官纠问方式为主，重点在于查清案件事实，庭审过程不拘于成式，法官视情况组织法庭辩论，甚至可以取消此庭审单元。（7）实行格式化裁判文书。简易的判决、调解和裁定文书，可以不附裁判事实和理由，只需记明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址或其他自然情况，案号，原告的起诉时间、证据名称和诉讼请求，被告的证据名称和应诉要点，判决主文、时间及法律依据即可。（8）缩短审限期。简易程序审限期为1-2个月，不得延期，但可以转换为普通程序。（9）限制上诉，实行本院复议制。当事人如对简易判决不服，不得上诉，但可提出复议。复议由合议庭负责，可书面审也可言词审，复议期限不超过20天。

3、拓展非讼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是非讼程序，它们与简易诉讼程序一样也具有简便、迅速、及时的特点，都属于简易性程序的范畴，但是司法实务中并不常用。公示催告程序所适用的案件类型，目前尚不多见，因此不常使用；但是，督促程序不常运用，却让人匪夷所思。有人曾查找原因是法院嫌所收取的费用低，当事人嫌该程序不可靠，如被申请人一提出异议支付令即失效，所以双方的积极性都不高。⒀上述法院方面的原因，毫无道理，只会降低自身威信，影响司法公正形象。设置简易性程序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少诉讼成本而不是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投入。因此，对不同程序收受诉讼费用加以区别，拉开档次，是合理的，这已有学者提出改革意见。⒁至于当事人方面的原因，可以通过转程序机制来解决，下文另作论述。非讼程序中可以设置独立的调解程序供当事人选择。调解员由人民陪审员、资深书记员、律师或熟悉法律知识的人士担任，这样可以发挥人民陪审员和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法律人士的作用，还可以减轻职业法官工作负担和减少法院开支。若一方当事人拒绝调解或在调解过程中达不成协议，案件转入诉讼程序。拒绝调解的当事人，如果在判决中没有得到比调解结果更有利的结果，将要承担拒绝调解以后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⒂

4、规范程序转换。转换程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独任或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换，二是非讼程序向诉讼程序转换。独任或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换，仅仅是基于案件自身发生变化的理由⒃，有的由难变易，有的由易变难，甚至予盾激化。欲克服转程序中的随意性，必须限定其转换方向，如只能由简向繁而不能反向转换，具体一规则为：①简易程序不能转换为独任程序。无论是简易程

篇3：试论完善共同诉讼制度

一、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现状分析

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确立直接来源于司法实践。“1985年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四川省安岳县元坎乡、努力乡1569户稻种经营户与安岳县种子公司水稻稻种购销合同纠纷案, 被认为是我国诉讼代表人的先行。”随后鉴于司法实务的迫切立法需要, 1991年颁行的《民事诉讼法》, 总结司法实践经验, 吸收借鉴国外有关制度的立法经验, 确立了我国群体性诉讼的制度, 即代表人诉讼制度。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下称《意见》) , 对该制度进一步作了具体的规范。

(一) 我国代表人诉讼在立法上的规定

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可知:代表人诉讼的基本要件是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 众多当事人一方诉讼标的共同或属同一种类, 即多数人之间存在共同诉讼人间的利益关系, 诉讼请求、抗辩理由对各成员都能成立。如果在多数人内部对诉讼请求或抗辩方法达不成一致的情况下, 依照司法解释, 可由部分当事人推选自己的代表人进行诉讼。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多数人诉讼中, 要求分担选定代表人。同时规定“推选的代表人必须是他所代表的一方当事人中的一员, 与其他成员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必须由依法定的程序登记的权利人推选或由人民法院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定;具有相应的诉讼行为能力;能够正确履行代表义务, 能善意地维护被代表的全体成员的合法权益。”

(二) 我国代表人诉讼在司法上的适用

法院在对提起的代表人诉讼的审理过程中:首先, 要确定其管辖范围, 我国民诉法对代表人诉讼案件的管辖未作专门规定, 但按照我国民诉管辖原则的规定及司法实践将其确定为:1.级别管辖;2.地域管辖;3.特别地域管辖或专属管辖;其次, 对代表人诉讼受理的决定, 人民法院受理代表人诉讼不仅要审查代表人诉讼是否具备一般的起诉要件, 还要审查其是否符合代表人诉讼的要件。不符合代表人诉讼条件的, 裁定不予受理。但是这并不排斥多数人分别行使诉权, 单独提起诉讼;再次, 人数众多一方在起诉时, 其人数不确定的, 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 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 并通知有关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进行登记。进行权利登记, 登记人要证明他与对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所受损害, 证明不了的, 不予登记, 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 人民法院的裁判在权利登记的范围内执行;最后, 对于代表人的产生、变更及其权利的限制, 起诉时人数确定的, 由多数人一方推选代表人;推选不出的, 由人民法院与之商定。如果起诉时人数特别众多没有推选代表, 人民法院就在其中指定代表人。诉讼中出现诉讼代表人死亡、丧失诉讼行为能力以及不能尽代表职责的情况时, 可以由原推选代表人的当事人推选新的代表人予以更换。更换后的代表继续履行原代表人职责;原代表人的诉讼行为, 对新更换的代表人具有法律效力。为保障群体的利益, 我国民诉法规定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 同时规定, 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 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二、我国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存在的缺陷

由于代表人诉讼这一制度在我国时间较短, 在立法上又比较原则, 导致它虽然具有重要的功能, 在诉讼实践中却很少被援用, 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以下笔者将对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各自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 我国代表人诉讼在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1.《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和裁定的效力扩张到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这种代表人诉讼裁判效力的间接扩张性极易助长受害当事人“搭便车”的心态, 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代表人诉讼较少被援用的因素之一。

2.《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

“代表人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的同意才能处分其实体权利”。这使代表人在共同诉讼中权限范围狭窄, 没有足够的实体权利。在处分实体权利时还要受到限制, 必须经被代表的全体当事人同意, 这无疑限制了代表人进行诉讼的实体权利, 此外, 由于代表人诉讼中当事人人数众多, 如处分实体权利要征求全体当事人的同意, 不仅代表人要花费大量时间、人力和物力, 造成诉讼拖延。而且, 当事人人数众多也极易造成意见的不统一, 只要少数被代表人不同意, 代表人便无法行使代表权, 从而导致诉讼无法进行。

3. 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提起不作为之诉的便利条件。

在司法实践中, 公民、法人对自身权益的保护还是侧重于直接财产利益方面, 而很少有单纯地提起不作为之诉的代表人诉讼案件, 更缺乏为预防将来可能产生侵权纠纷而提起作为或不作为之诉的条件, 使得公民难以主张权利受侵害的事实。

4.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中的权利登记制度尽管克服了人数不确定的弊端, 但这同时也有其负面作用, 因为代表人诉讼最重要的功能是在小额多数情况下, 给予受害者群体以救济, 如果有关权利人不来登记, 并且以后也不主张权利, 违法者受判决确定的赔偿额大大低于其违法所得利益, 不但不能起到最大限度地救济受害者的作用, 反而放纵了违法行为人。

5.《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

必然导致代表人诉讼的提起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它严格要求代表人诉讼与共同诉讼有同一适用条件, 把代表人诉讼作为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的特殊处理形式, 限制了代表人诉讼制度的适用。按照我国学者通常的理解, 诉讼标的是诉讼争议的法律关系即权利义务关系, 对同一事实依不同的法律规定提起不同的诉, 将会出现一事多诉的现象。依这种解释, 尽管受害者众多, 也不得提起代表人诉讼, 这必然把代表人诉讼局限于很狭窄的范围, 那些因同一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引起的多数人争议就被排斥于代表人诉讼范围之外。

(二)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司法上存在的问题

1. 代表人诉讼制度在法院适用程序中存在的不足

由于我国法院的特点以及有限的司法能力造成法院某些制度功能的缺失, 致使一些法院不合理地限定受理群体纠纷范围, 将某些案件排除在主管范围之外;很多个案显示在代表人诉讼庭审阶段, 出于维持法庭秩序的需要, 一些法院运用分时段审理的模式, 开庭审理时严格控制到庭人数, 以防众多当事人串联起来哄闹法庭。群体诉讼规则的缺失和法院对程序管理能力的严重不足, 造成程序运作困难。另外, 我国法院的审判责任追究以及法官的考核制度, 更使法院对群体诉讼表现出审慎的态度。

2. 代表人诉讼制度抑制律师诉讼利益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中关于律师代理的规定缺失, 使得诉讼难以进行。群体诉讼中众多当事人的诉求并非总是一致, 他们之间达成合意往往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些法官认为律师参与并没有真正的用处, 有时反而因为律师的挑词架讼而加剧了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加大了案断事了的难度, 在法官潜意识中的拒斥律师的态度当然会挫伤律师参与的积极性。”这使得当事人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三、从立法与司法两方面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首先应当坚持的原则是要有利于保护被代表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要有利于发挥代表人的作用, 简化诉讼程序, 实现诉讼经济。针对以上问题, 笔者认为, 应从以下几点完善:

(一) 解决“搭便车”问题

对在公告期内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 法律应规定, 未在公告期内登记权利必须有正当理由作为受理条件, 这样才能促使当事人积极行使诉权。如果权利人在明知公告内容的情况下不登记权利, 表明他无意行使诉权, 即放弃了将纠纷诉诸司法机关解决的权利。因此在纠纷已经审理终结后又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不再受理。对于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参加权利登记的, 法律应明确规定, 再起诉的不予受理。

(二) 完善权限设置

应赋予代表人实体处分权, 这样既可以保持法律上的统一性, 又可以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落到实处, 使诉讼程序得以顺利进行, 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代表人的“代表”作用。当然, 为了制约代表人滥用处分权, 可以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对代表人的诉讼行为进行监督和干预, 代表人对实体权利的处分, 必须经法院审查同意。

(三) 解决纠纷的功能有待进一步扩大, 应明确地赋予提起不作为之诉的便利条件

在人数不确定的情况下, 即使是一小部分人提起不作为之诉, 也应被看作是全体受害者构成的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 并简化诉讼程序, 规定纯粹的不作为之诉, 笔者认为, 在人数不确定的情况下, 无需进行权利登记, 只要公告即可;不作为之诉的代表人无须取得全体当事人的同意, 只要所代表的权利人在法院公告期间没有声明退出集团、对代表人资格没有提出质疑即为适当等等。立法上作这种补充规定, 有利于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救济功能以及防御保护功能, 调动受害人运用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诉讼的积极性。

(四) 权利登记的程序要件有待缓和

应借鉴美国集团诉讼制度中的权利登记制度, 公告和登记的目的是为了除名, 使裁判的效力不及于自身而登记。只有承认判决效力的广泛扩张, 有待于代表人诉讼实践的深入以及司法水平的提高, 并修正权利登记程序才可以做到。在目前, 首先有必要专门修改立法, 对纯粹的不作为之诉, 不应适用权利登记程序, 只要不申请退出的, 即可由代表人代表其利益进行代表人诉讼。

(五) 适用范围有待扩大

将性质相同的法律关系作为提起代表人诉讼标的共同利益要件, 把诉讼标的范围限定在传统诉讼标的基础上, 使代表人诉讼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因此应借鉴美国集团诉讼制度中多数人一方与对方的纠纷是基于共同的事实问题或法律问题内部关系既可以是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是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 来扩大代表人的诉讼范围。

(六) 增强我国审判机关解决群体纠纷的能力

法院在审理群体纠纷时往往处于核心的位置, 只有法官在审理群体纠纷的过程中正确地行使自己的职权, 公正地处理群体纠纷, 合理地运用法律, 才能使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更加完善。

(七) 加大代表人诉讼制度中对律师权益的规定

现行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中并未对律师应如何处理群体性纠纷做出详尽的规定, 致使当律师接到群体性纠纷诉讼时, 没有明确的规定引导其如何进行, 以及没有相应的注意事项, 导致律师的代理权利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 这将对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实施带来不便, 因此应相应的在代表人诉讼制度中对律师的权利予以规定, 以便更好的引导律师在群体诉讼中的工作, 进一步完善群体诉讼制度。

摘要：本文拟通过对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现状的阐述, 提出现行代表人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进而提出若干完善意见。

关键词：代表人诉讼,现状,缺陷,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晋红.民事之诉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5.

[2]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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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编.改进民事审判方式实务与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5.

[5]庄淑珍, 董天夫.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与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J].法商研究, 1996.

[6]卜开明.试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5 (4) .

[7]于胜刚.构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思考[J].法制与经济, 2007 (3) .

[8]许曼莉、梁玉超.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之缺陷及其矫正[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04 (6) .

篇4：试论完善共同诉讼制度

关键词：小额诉讼；程序；完善

一、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程序设计

我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在立法上属于民事简易程序，但规定了对诉讼标的额更小的案件所适用的更简易化程序。目前小额诉讼程序涉及极为简单，只是通过一个条文以及其概要的内容加以规定。除了概括性的适用范围规定外，关于其审理程序、救济途径等并未予以特别规定，有必要在学理上对于小额诉讼程序设计进行梳理。

（1）程序定位属于独立程序。从性质和形式上看，虽然我国立法上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非常非常概括、简单，但这并不影响其应确立为一种独立的民事诉讼程序。目前，立法对于这一程序的审级制度进行了特别规定，使这一程序与一般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具有独特的程序特征。小额诉讼程序虽然在功能上与ADR等存在较大的相似性，但由于这一程序属于法院实行的一种民事诉讼程序，原則上是由职业法官主持审判，因而与各种法院附设的非诉讼程序（ADR）存在明显的区别。这种程序本身仍属于法院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为公民提供一种低成本的简便的司法救济。因此，从小额诉讼的定位看，这一程序是作为多元化的审理程序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由于目前民事诉讼法只是对于其适用作出原则性规定，故有必要对于具体程序运作加以设计，以实现其独立程序的地位。

（2）适用范围明确具体。依据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简易程序通常根据纠纷的性质及复杂程度并结合诉讼标的额确定适用范围。《民事诉讼法》第162条仅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点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局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小额诉讼程序作为独立于一般简易程序的特别程序，适用范围除了限定简单民事案件外，并限定了特定的诉讼标的额，这使得适用范围更加明确具体。但何谓“简单民事案件”，则没有采取列举的方式予以引导或规范。笔者认为，应当进一步细化，明确将其限于金钱给付请求或者其他替代物、有价证券给付请求的案件。涉及离婚、收养等人身性质的案件不宜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主要是由于具有人身性质的案件不适宜以金钱价值来衡量，也无法衡量。

（3）程序简便快捷。小额诉讼不仅降低了诉讼门槛，给小额当事人提供寻求诉讼救济的可能；同时，其提供给当事人简便快捷的高度简化程序，使进入小额诉讼程序的当事人具有实际利用这一程序的能力。相较于普通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简便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在起诉环节，当事人可以进行口头起诉，也可以利用法院印制好的格式化表格进行起诉和答辩；诉讼及审理时间可以更为灵活，以方便当事人，如在休息日甚至晚间开庭；审理程序不进行证据开示、简化证据调查、甚至无需法庭记录；强调当事人亲自诉讼，不主张律师代理；审理过程一般限制反诉；判决内容主要是明晰裁判结果，无需详述理由。程序的简便快捷与程序的非正式特征相关联。

（4）调解与审理一体。小额诉讼所表现出的非正式程序特征中，其调解与审判的一体化做法非常明显，这与普通程序为实现程序正当化，强调调解与审判的分离具有明显的不同。小额诉讼程序效率价值，往往通过程序的灵活性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以实现。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可能以谈话的方式，让原被告之间进行对话，法官也不再使用专业的术语，而是积极协调规劝双发达成和解，在听取双方当事人的主张之后，会在他们无法解决纠纷时，直接提出解决建议。

二、关于完善小额诉讼的设想

在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司法改革要求坚定不移地继续实行小额诉讼，对小额诉讼实行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笔者有以下几点设想：

（1）明确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小额诉讼程序的存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额诉讼程序被界定的适用范围。因为对于民事诉讼案件而言，诉讼标的所涉及金额的大小对于诉讼程序的开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对于什么类型的案件适用于小额诉讼必须作出明确的界定。

（2）建立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目前，我国小额诉讼案件一般交给基层法院审理。而纵观全球设立小额诉讼程序的国家，大部分都建立了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而且有的国家为了便于最后阶段的执行，还完善了最终的赔偿制度，这无疑可以促进小额诉讼更好更快地运用。笔者认为，可以增添我国基层法院的部分职能，使其成为能够为小额诉讼程序服务的法庭，从而实现既服务于人民又为法院减轻工作负担的双赢局面， 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资源消耗的最小化。

（3）允许当事人享有程序选择权。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这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救济权，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首先，当事人应当拥有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权利。其次，应该增加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手段。美国采取限制上诉的方式就值得我们借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上诉：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才能提起上诉；并且，上诉主体只能是败诉方；最后，只能通过原审法院提出。

三、结束语

小额诉讼制度对降低诉讼费用，提高司法效率，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具体案件比较辅助，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研究，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立法经验，来完善我国的小额诉讼制度，以达到更好的解决纠纷、促进和谐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范愉.《小额诉讼程序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2]肖峰.《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定位与制度分析》.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7期.

[3]毕玉谦.《关于在民事诉讼中设立小额诉讼的司考》.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8期.

[4]范愉.《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载《北大法律评论》，1988年（第1卷第1辑）.

作者简介：

篇5：浅析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完善

00级2班法本

张敏 学号: 11 / 1321154666 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越来越快，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和破坏，给人体健康和自然资源带来了严重危害。美国为此最早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诉讼制度，允许与环境侵害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和社会团体为了公共环境权益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就是本文所指的环境公益诉讼。本文针对我国目前环境污染，结合典型环境案例，提出了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特征和分类，研究当前实施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不足之处，提出了相应改进措施，弥补环境公益诉讼的空白区域。

关键词：

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

特征

必要性

可行性

立法不足 制度完善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生活的自然环境逐渐受到破坏，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在此大背景下《环境保护法》应运而生。一大批心怀社会群众的公民为了保护大众的利益希望那些为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一定的代价，但是，由于《民事诉讼法》的限制，这些并没有直接受到环境污染的公民的诉权没有得到充分的实现，我们将这些公民的而主张的诉讼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新出现的诉讼类型，对于解决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有着重要作用。当前现有的环境公益诉讼还并未很完善，亟需在不断的理论探讨和实践中发展壮大。

一、当前中国的环境污染概况

三十五年来的经济飞速发展，导致了一些列环境问题，这些环境问题的背后反映出当前中国主要面临几大环境污染。

首先是水资源的污染，据国家环保局2008年统计，全国废水排放总量571.7亿吨，比上年增加2.7％，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国家环境监测网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I一Ⅲ类、Ⅳ～V类和劣V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1％、32％和27％，地表水体污染现状也不容乐观；在对我国118个城市地下水监测资料的评价，污染较重的城市有76个，占64%，污染较轻的城市39个，占33%，基本未受污染的城市只有3个，不足3％，地下水体严重污染。

其次是大气污染，我国目前还处于第一代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阶段，其趋势是农村好于城市，小城市好于大城市，轻工业城市好于重工业城市。

再次是酸雨，据84个国控网络城市监测降水平均pH值<5．6的城市有43个，pH值最低达到3．54。降水平均pH值<4．5的城市有4个。形成了华中酸雨区、西南酸雨区、华南酸雨区、华东沿海酸雨区等几大酸雨区。

除了以上三大污染之外，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二、环境诉讼的相关案例

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00年审结的“地球之友”诉莱德洛公司案，起诉莱德洛公司违反排污许可，排放了过量的汞和其他污染物，要求法院进行禁令救济并对莱德洛公司进行民事罚款。联邦最高法院最后作出判决，原告所受的损害具有救济可能性。2、2003年11月，四川省首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在阆中市“尘埃落定”，阆中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该市群发骨粉厂停止对环境的侵害，并在1个月内改进设备，直至排出的烟尘、噪声、总悬浮颗粒物不超过法定浓度限值标准为止。3、2005年6月17日，北京市华清嘉园小区绿地行政诉讼案，最终以和解结束。北京市园林局于2005年7月10日对华清嘉园小区的绿化工程实地测绘并出具此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单，与广告宣传作对比。

与此相似的环境案件还有许多。其中第一例号称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原告资格的第一案，对于我国扩宽环境公益案件主体资格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最后一例案件被称为成功的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标志着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突破固有传统法律模式的羁绊，创造了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合作，合力对抗和规管企业的环境侵权行为的成功范例。

三、公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

（一）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在国外被称为“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就是当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侵犯时，法律允许的组织或个人代表国家或整个社会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制度。①

（二）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最早出现在美国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The Clean Air Act）中，是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它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它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到侵害或有侵害可能时，法律允许公民、社会团体、有关组织或国家机关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环境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②换言之也可以理解为，允许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或者非政府组织出于公益的目的和维护社会大众的利益，在环境可能受到破坏、正在受到破坏或者已经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的，要求法院通过审判对相关的民事主体和行政机关的不法行为予与阻止或者制裁的一种新型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顺应了时代的发展，立足于解决普遍民事主体享受大自然优美环境的权利和国家环境行政机关的不法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之间的矛盾。这一制度为世界各国所接受，通过其特征可以得到反映。

第一、当事人的广泛性，并非环境侵害的直接受害者。环境公益诉讼中只要有导致公共环境权益和生态平衡发生危险或损害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提起诉讼。它突破了传统“诉的利益”的观念，原告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的受害人，也赋予某些希望保护环境权益的公民和非政府组织以诉讼资格，包括国家、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社会团体。

第二、诉讼目的的特殊性，对公共权进行保护。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公共环境利益，并非私益诉讼上的私权。

第三、诉讼功能的预防性与补救性。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事项不仅针对过去已发生的事件采取救济措施，还具有指向未来，防止或减轻对环境公益损害结果发生的意义。它和传统诉讼的事后被动性有很大不同，这种未雨绸缪的防范功能能使环境和社会大众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保护，这也是根据环境一旦破坏便难以恢复的特征所作出的制度设计。补救功能相比之下发挥的作用小一些，环境公益诉讼的重点还是在环境受到破坏之前加以防范。

第四、环境公益诉讼附属性。环境诉讼包括民事、行政、刑事三大方面，当为被告为行政机关时，法院应当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适用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同理，被告为企业时，法院应当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适用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第五、诉讼裁判效力范围的扩张性。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对立的利害关系具有公共性，其涉及的利益范围更广，原告体现的是民众和社会对环境的整体性和普遍利益，因此其涉及的范围呈现广域化和规模化的特点。其裁判效力不仅直接拘束本案的当事人，而且对未参加诉讼的一般民众也产生拘束力和引导力，通过环境公益诉讼能够起到形成或促进环境保护公共政策的作用。③

（三）环境公益诉讼基本分类

第一、根据性质分，环境公益诉讼应该包括民事环境公益诉讼、行政环境公益诉讼、刑事环境公益诉讼三种类型，无论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环境公益受到侵害，都应得到救济。

第二、根据起诉的主体分，环境公益诉讼可分为公民之诉、国家公诉、后代人之诉和自然物种之诉。④

还有的学者根据起诉主体把环境公益诉讼分为公民个人、社会团体、检察机关和政府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⑤

第三、根据诉讼功能分，环境公益诉讼可分为事前预防的环境诉讼和事后补救的环境诉讼。

四、施行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从一出生就是沾满鲜血的，当利润达到10%的时候，他们将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他们将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的时候，他们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他们敢于冒绞刑的危险。”在利益的驱动下，众多企业都选择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高额的经济利益，其结果可见一斑。出现了前文所述的众多环境污染以及环境问题，环境不断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在此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环境保护法》给我们带来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可能性，环境公益诉讼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我国自然资源和环境，而且还可以惩罚环境违法者、预防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产生、增强公民的环保意识、提高公民的环保责任感。同时，公司人类社会的一大发明——公司更是迅猛发展，其骄傲的代表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将带来更多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在国际安全保障问题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通过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第（二十七）项中指出“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这是国务院首次在文件中明确提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可见由于社会的需求，政府开始注重这方面的发展。同时，广大学者们纷纷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去呼吁立法部门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建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有理由相信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施与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下指日可待。

五、当前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不足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规定较少，并没有对环境公益诉讼作出直接性的规定，只是简单表现在个别法条中。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应当把握现实情况之所需，对符合时代发展大趋势的内容列入其中，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律的制定提高指导，促进环境公益诉讼立法进程。

2、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难度过大，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对于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要求太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4)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可见，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都对原告的诉讼资格做了严格的限制。《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法律也没有赋予一切单位和个人有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具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环境公益诉讼几乎是处在无法可依的状况，我国应该尽快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使公民的合法权利和环境得到保护。

3、没有环境公益诉讼的管辖、审级规定。我国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并不完备，法院受理的多起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都以没有管辖权、审级无法确定被裁定不予受理，使很多污染者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4、环境公益诉讼缺乏独立地位，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环境公益诉讼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只能附属于民事、行政、刑事三大方面，成为民事环境公益诉讼、行政环境公益诉讼、刑事环境公益诉讼三种类型的诉讼。当为被告为行政机关时，法院应当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适用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同理，被告为企业时，法院应当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适用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

5、公益诉讼费用的交纳没有具体规定、举证责任没有合理配置。我国因为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不完善的缘故，对于为了公益诉讼费用的交纳也没有具体规定、举证责任也没有合理配置。使得众多想提起公益诉讼的个体因为经济原因无力提起诉讼，无法承担举证责任，出现被迫的举证不能，极易导致法律不平等的状况。在此方面，美国走在了前面，《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固体废物处理法》等均规定，法院如认为合适，可以将依惯例由原告承担的那一部分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等诉讼费用可能由被告分担合理部分。我国也应当把减轻公众因提起公民诉讼而承担的费用作为立法的一大重点，对环境公益诉讼费用的交纳作出具体规定、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六、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架构的完善

第一、适当的时候完善宪法，对环境公益诉讼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30年未再做修改，当前时代发展速度迅猛，社会日新月异，应当在合适的时候完善宪法，作出相应的增删。

第二、放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讼资格。环境公益诉讼将公益引入到诉讼中，突破了以往诉讼中要求原告须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环境公益诉讼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诉讼资格的确立。只有放宽了诉讼资格，才能使环境公益诉讼发生。扩大原告的范围是因为环境是一种公共物品，任何公民都是环境的享有者和保护者。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如果被告人无力提起诉讼，就很容易使侵权人逃避法律的制裁，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环境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如初，如果赋予一切单位和个人以诉权，相信会很好地保护环境，也能使环境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值。根据以上分析可知，要构建环境公益诉讼首先就要放宽公益诉讼中的诉讼资格。

第三、环境公益诉讼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为了使权利受到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尽快向法院寻求救济和节省司法资源，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诉讼时效，要求当事人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否则将丧失法院救济的权利。环境公益诉讼不同于传统的诉讼模式，它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 条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⑥这是出于保护国家利益而规定，而环境公益诉讼也具有这样的目的性。因此，我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只有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其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第四、诉讼费用的承担。环境诉讼费用相对一般案件费用高昂，再加上因果关系的证明较为困难，需运用高科技知识和方法，其所需费用之巨，非经济能力微薄的被害者所能支付，然逾期不交，法院将按自动放弃诉讼处理，这使得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在未来修订的有关公益诉讼立法中务必要将该内容规定进去。

第五、确立环境公益诉讼独立地位，规定案件管辖规则，保障判决执行力——由法院直接执行。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立法，确立环境公益诉讼的独立地位，不再局限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的限制，更好的保障被害人权利。同时明确规定管辖规则，使人民起诉有门、起诉有方，法律能够得到贯彻落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一般的民事诉讼案件中，只有义务人拒不履行义务，权利人才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由于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受害人数众多，即使裁判生效后被告自愿履行，也往往难以操作。为了能有效地保护对国家环境利益和社会公共环境利益，保护受害人利益，可以由法院直接执行生效的裁判文书，以达到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

七、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期望

由于环境被不合理开发和利用，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我们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解决环境污染与破坏方面问题，环境公益诉讼显得愈发重要。由此而产生的环境公益诉讼在西方已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实务基础，在我国目前还处于较为薄弱的起步阶段，需要构建完善的理论基础和较长时期的实践摸索，相信通过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通过法律的修改、制定，一定能够确立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参考文献：

① 董开军, 张卫平, 俞灵雨.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研究—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年会论文集2011年卷[D].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年6月.519页

② 徐安住, 甘德怀.司法创新—从个案到法理的展开[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年4月.172页

③ 别涛.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及其立法设想[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第1版23-25页

④ 别涛.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及其立法设想[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第1版26页

⑤ 邓一峰.环境诉讼制度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第1版第第79页,113页

篇6：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确立和完善

在现代公司法中，股东面对自身利益的损害，可以提起三种诉讼：直接诉讼、群体诉讼和股东代表诉讼。这三种诉讼形态的诉权依据、诉讼程序以及法律救济措施等皆有差异，应当分别构建，独立适用，不可混为一谈。

股东代表诉讼，又称派生诉讼、股东代位诉讼，是指当公司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公司却怠于起诉时，公司的股东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诉，而所获赔偿归于公司的一种诉讼形态。[1]英国和美国率先在衡平法上创设了股东的代表诉讼制度。英国的第一个代表诉讼案例始于1828年，但英国司法界直到1975年“WallersteinerV.Moir”[2]一案中才正式将“派生诉讼”(DerivativeAction)一词接纳为法律术语。在该案中，原告股东原本是代表其他股东申请直接诉讼的令状的，但最终被法院作为派生诉讼对待。[3]随后股东代表诉讼在美国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大陆法系国家受其影响也逐渐建立了此项制度。日本于1950年修改《商法典》时引进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我国台湾《公司法》也仿美日立法例规定了股东的代表诉讼。可以说，股东代表诉讼已成为广大股东监督公司经营及预防经营权滥用的最重要的救济和预防手段。

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形成较晚有所不同，直接诉讼是股东寻求司法救济的最早形态。无论何国的公司法均普遍确立此一诉讼形态。所谓股东直接诉讼，是指股东作为公司成员，在其股东权受到侵害时所提起的诉讼。股东权是指基于股东地位而可对公司主张的权利，分为自益权与共益权。股东为自身利益而可单独主张的权利，为股东自益权，如接受股利分配的资产受益权、剩余资产分配权。股东为公司利益兼为自己利益而行使的权利为共益权，如股东会议出席权、表决权、委托投票权、公司帐册、股东会会议记录查阅权、召集股东临时会请求权。

股东代表诉讼与直接诉讼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直接诉讼由股东以个人名义提起，没有其他限制;代表诉讼本应由公司提起，因为公司怠于起诉，才由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提起。直接诉讼保护的是股东的股东权利，胜诉后，股东的个人权益得到满足;而代表诉讼保护的是公司的权益，胜诉后利益归公司所有，作为原告的股东只能根据公司法和其他股东一起分享公司的权益。

法院判断某一诉讼是否属于股东代表诉讼，主要看三个标准：(1)是否能够避免复杂繁多的诉讼之累;(2)是否能够保证所有受害的持股者将按比例从代表诉讼的救济中获益;(3)能否使公司的债权人和优先股股东阻止公司将其资产直接分配给部分持股人。直接诉讼的判断标准是：(1)是否违反了对股东的特定义务(如契约义务)，尽管该违反义务行为已明显使公司受损;或者(2)原告股东所受损害是否可与其他股东所受损害相分离。

事实上，股东代表诉讼和直接诉讼的适用范围也是有区别的。股东代表诉讼主要适用于：(1)针对董事会未尽到适当的.注意;(2)公司管理人员的自我交易行为;(3)要求退回公司给予其高级管理人员的不相称的超额补偿;(4)针对高级管理人员侵夺公司机会的获利。直接诉讼一般适用于：(1)强化持股人的投票权利;(2)要求分取股息和红利;(3)禁止经理采取措施不正当地保护自己;(4)防止压制少数股东;(5)迫使公司允许股东检查其帐簿和记录。

二、股东代表诉讼与代表人诉讼

代表人诉讼是群体诉讼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表现形式。代表人诉讼是将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的多数当事人一方组合起来，将诉讼实施权授予其中的一名或几名当事人，由他们代表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全体当事人起诉、应诉，法院作出的判决对全体当事人都有拘束力的一种诉讼制度。

股东代表诉讼和代表人诉讼均属于代表他人进行的诉讼，二者在诉讼程序的构造上有相似之处，比如：代表人提起诉讼，均借助于他人的诉权，而不是基于其独立的原始诉权;当事人的诉讼身份具有复杂性和多重性，都存在程序当事人和实体当事人的分离现象;法院裁判的结果都归属于被代表的未直接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判决的效力都有适度扩张现象。但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领域：股东代表诉讼适用于公司法领域，在其他诉讼领域，无所谓股东代表诉讼;代表人诉讼则是一个普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