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安全论文

2022-05-12

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转基因食品安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文章分析了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现状、缺陷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建议。

第一篇：转基因食品安全论文

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与生态风险

摘要：转基因作物的迅猛发展使它的食品安全性已为全世界所关注，它不仅涉及到贸易效益，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本研究综述了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以及其生态风险，从而推动安全型转基因作物培育和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进程。

关键词：转基因作物;食品安全;生态风险

自1996年以来，转基因作物迅速发展，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已经由1997年时以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为首的1 200万hm2的土地面积扩展到了2011年的1.60亿hm2。在这期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长了将近94倍。这一数字同时也说明转基因作物的时代已经到来，笔者将从以下几点来简单阐述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性与生态风险[1-2]。

1 转基因作物概述

1.1 转基因作物的概念

转基因作物，是利用基因工程将原有作物的基因加入其他生物的遗传物质，并将不良基因移除，从而造成品质更好的作物。

1.2 转基因技术的介绍

转基因食品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从而改造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在形状、营养品质、消费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目标转变。转入的基因主要包括抗除草剂基因、抗虫基因、抗真菌病害基因、抗细菌病害基因、抗干旱基因、抗盐碱基因等。应用这些基因创造出的转基因作物能更有效地防治害虫和杂草，全面减少农药的应用，有效地保持土壤中的水分、土壤结构、植物养分等。然而，在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转基因作物可能带来的生态风险、环境问题、使人体健康受到影响等问题已引起世界性的广泛关注。

1.3 转基因作物的发展历程

1983年，世界第一例转基因植物(烟草)问世，1986年，转基因作物(抗虫和抗除草剂棉花)进入田间试验。1993年，第一个抗磺酰脲类除草剂大豆品种在生产中开始应用。1994年，世界上第一个商品化的转基因植物产品——延熟番茄获得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进入市场。1996年，抗草甘膦大豆品种推广，1998年，抗草铵膦大豆品种试验种植 [1，3-4] 。我国自1997年3月以来，共受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申请703项，批准517项，申请单位涉及国内科研教学单位41家，国外公司2家。批准商品化生产的有棉花、番茄、甜椒、矮牵牛花4种植物，基因工程疫苗和饲料用微生物;批准环境释放的有棉花、大豆、烟草、番茄、甜椒、马铃薯、水稻、黄瓜、杨树、玉米10种植物，4种微生物[3，5]。

目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大约有30多种转基因农作物的种子已经获准在美国播种，包括玉米、大豆、油菜和棉花等[6-10]。

英国在生物技术科研领域中所取得的进展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英国现在有500处转基因作物试验田，总面积约为290 hm2，但这一技术在英国还没有进入商业化应用。其他国家也在进行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和应用，例如加拿大批准了18种转基因作物商品化，日本批准了7种，澳大利亚批准了4种等。

2 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性

2.1 转基因作物可能产生的危害[6，11-19]

2.1.1 直接危害 (1)转基因寄宿、受体或带菌生物感染人类、动物及植物;(2)转基因生物、组份或代谢物产生毒性或引起过敏反应;(3)因意外释放转基因生物而对环境产生影响。

2.1.2 间接危害 (1)产生具有传染性或抗药性的微生物;(2)将有害的基因传给人类;(3)产生克隆环境、抑制原生植物或富有攻击性的转基因植物;(4)转基因植物中有关基因物质转移到杂草类的相关植物中，使之增加抵抗力而变得具有生长的竞争性。

2.2 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性之争

转基因作用的食品安全性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转基因作为食品对人类安全问题的影响，即转基因作物潜在的风险。重要问题是转基因作物作为食品是否会引起人类一切不良的过敏反应。

2.3 转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性评价

转基因作物的争论愈演愈烈，应该如何正确的面对这一问题是值得思考的。转基因作物研究有其的必要性，虽然传统育种已经拥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还只局限于种内或者是近缘种间的有性杂交，没有任何的突破与重大进展。转基因作物的种类很多，而且环境的多样性极其复杂，应该逐个去分析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食品，无论是否是转基因作物，关键是应该落实在如何去控制量这个问题上。转基因作物目前还是处于发展阶段，技术尚不成熟，但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对于解决日益剧增的世界人口温饱问题上，转基因作物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3 转基因作物的生态风险[1-2，20-24]

转基因作物主要存在着以下的风险：

(1)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如对非靶标生物造成伤害;(2)转基因作物本身可能变为其他生物的杂草;(3)转基因作物的抗性基因转移至其野生亲缘种，产生“超级杂草”;(4)转基因的水平重组可能形成新的有毒细菌;(5)病毒型转基因作物通过基因重组有可能产生新的病毒;(6)杂草或害虫的抗性进化问题;(7)转基因作物可能会成为自然界的外来品种;(8)转基因作物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其他方面的影响;(9)对土壤系统的影响，如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土壤肥力的影响等;(10)使靶标生物产生抗性;(11)目标性状有效性的减弱或丧失;(12)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冲击;(13)知识产权缺失潜在威胁社会稳定;(14)转基因食品改变食品的营养品质;(15)转基因作物使人体产生抗药性;(16)转基因作物的副作用能杀害人体。

如何应对上述这些潜在的问题，促使了研究人员不得不对转基因作物进行管理。在转基因作物飞速发展期间，我们应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我国的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同时加强自我创新工作，加速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进程中对其安全性的评估的重视程度。

4 对转基因作物的未来展望

转基因作物虽然在飞速发展，但是这一技术仍处于发展的阶段，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到转基因作物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要明确它的优点，同时看到它的劣势。从而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与分析，争取早日取得更多的成果。而转基因作物目前的发展趋势，很可能逐步取代传统的农业产品，成为主流，但是与此同时，其他问题应运而生。所有的转基因作物几乎都是受到专利保护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掌握这些专利的公司和商家寥寥无几。日后的趋势是否会发展成为垄断的形式，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研究转基因作物的同时，还应同时关注转基因作物是否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影响，还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和土壤的影响等方面。

虽然政府在积极扶持我国的转基因技术，并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研究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具有一定差距的，在日后的研究中应更加贴近国际化。转基因技术带的不仅是餐桌上的革命、巨大的市场和高额的利润，而且将是思维上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它的出现和发展正如哲学中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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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陈屹，张士强.农业基因工程与生态环境[J].生态经济，2000(6)：31-32.

作者：曹华明

第二篇：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摘要：文章分析了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现状、缺陷以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

虽然我国近些年来发展速度很快，然而由于认知能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有限，对于转基因食品已知的危害，未知的不可预测的危害等监管能力不足，导致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无法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毫无疑问，查漏补缺，改正制度缺陷，完善监管制度，是我们当下的关键任务。

一、转基因食品的概念以及优缺点

转基因食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对人民群众来说，它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基因”这一概念的提出，大大的推动了生物科学的发展。利用现代基因工程技术，通过杂交，获取拥有人们希望其拥有特质(即基因表达)的食物。这就是所谓的转基因食品，也被称为基因修饰食品。

转基因食品固然有一定的危害，但不可否认它的优点。首先，转基因食品完全可以满足人们对食物营养的价值的需求，蛋白质，糖分等相较于原始产品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次，大多数转基因食品的保质期会被延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在市场上很多食物保鲜时间太短的问题。除这些以外，转基因食品产量很高，抗感染能力强，能够更好的缓解世界上许多地方食物供给不足的问题。

转基因食品的最大的缺陷在于它的不可知性。虽然很多转基因食品也被人类接受，当下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然而由于技术因素，我们很难判定转基因食物真的对人类没有任何伤害，还是会在体内残存，一直到特定的量之后，再对人类产生不可估计的伤害。

二、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现状、缺陷及原因

人们之所以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监管，主要在于无法确定它的安全性。我国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越来越重视，也正在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一)现状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就逐步出台了卫生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直到今天，我国多个基因工程法律法规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检查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并构成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二)体系缺陷

一方面，这些规定对转基因食品的上市，进出口都做了硬性要求，还加强了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客观分析转基因食品的利与弊，保障了消费者具有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另一方面，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确实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漏洞。

1. 转基因食品监控范围太小

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准确的对转基因食品的危害进行评估，也没有足够先进的技术对其检测。所以，在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食用转基因食物之前，我们需要对转基因食品进行全方位检测，从各个方面全程监控转基因食品。为整个人类安全和地球生态环境安全负责。

2. 没有有效执行标识制度

转基因标识其实是在维护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然而由于我国在这方面执法较为松懈，同时我国规定标识的转基因食品种类很少，使得我国的标识制度发展缓慢。

3. 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立法不能与时俱进

从整个生物与环境安全角度思考，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生物管理体系不够全面，只能在紧急情况下发挥作用。而且，这些我国没有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专门立法，内容不够细致。

4. 转基因食品评估标准具有很大局限性

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技术不够发达，导致我们很难正确评判它是否会在未来影响人类的生命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安全，也没有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体系。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我们的检测水平与检测能力，进行标准化评估。

(三)产生问题的原因

1. 科学技术水平

第一，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在国内外饱受争议，它的出现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解决温饱问题上作用突出，同时也由于基因改变过程的不可知性，一度造成人类的恐慌。本身转基因技术就存在着难以预估的风险，在基因突变的过程中有可能朝着人类需求以外甚至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些负面新闻的出现，也增加了人们的恐惧。第二，监管技术水平低。随着对食品安全认识程度的加深，我国已经在法律上进一步承认了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的意义，更是把食品安全风险的评估结果作为对我国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但需要指明的是，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评估内容与方法滞后，无法满足越来越详细的评估标准。第三，安全检测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设备及检测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除此之外，科技不断发展，杂交种类多种多样，得到的新的转基因食物也增加了检测难度。

2. 法律约束

我国虽然已经颁布了较多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但却没有专门针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法律，使得立法内容不够完善，更不够系统，容易产生用法不当甚至无法可依的问题，酿成不良后果，阻碍转基因食品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三、如何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所谓民以食为天，我国人口众多，要真真正正彻彻底底地解决我国温饱问题，我们不能放过转基因食品这样珍贵的资源，然而为了打消民众对其的顾虑，我们非常有必要严格制定监控管理制度，提高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

(一)全程监控转基因产品

转基因产品与非转基因产品本质上就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各个环节都对二者进行分类监控。为了及时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之后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出现的问题，我国需要对转基因产品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环节上进行实时监控。

(二)完善标识制度

食品标识的作用就是向消费者解释食品的信息，帮助消费者购买到更符合要求的产品。完善标识制度，也是切实维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表现。在对待转基因食品上，我们的标识不仅要真实，更要显著。食品包装上一定要在显著位置标识转基因，明确的告诉消费者，消费者依据自己的判断在多个品牌之间选择产品。标识上不能掺有任何虚假信息，不能欺骗消费者，更不能什么也不写，隐藏真实信息。这样才符合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要求。

(三)做好转基因食品售后工作

市场上鱼龙混杂，消费者的权利要想得到全面保障，售后工作不可少。不管是哪一类产品，我们都不能说它绝对没有问题，销售出去也不代表着我们就不用再为产品负责。相反，我们要从长远角度出发，做好可能出现问题的预防措施。转基因食品不是某一类食品，它代表的是一个整体，一旦一种转基因食品出现问题，整个转基因食品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一方面，面对问题，不要慌张，沉着冷静的思考，快速反应解决方法，做好问题产品及时召回工作依照现有制度，将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要做好转基因食品问题事后安排。不仅要通过详细的记录数据查出责任承担者，还要加大对其的惩罚力度，赚取盈利的同时，也要遵守规章制度。严格管理转基因食品市场，增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信心，进一步扩大转基因食品市场。引导消费者的选择。还要增强对消费者的补偿力度，如果是因为自身产品的问题侵害了消费者的权利，甚至造成消费者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责任方应该主动承担责任，满足消费者赔偿要求。

(四)针对转基因食品专门立法

为了保证我国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应当尽快针对转基因食品制定相关法律。行政部门颁发食品法，转基因食品管理条例只是这些食品管理法中的一小部分，并且比较松散，这就增大了相关部门执法时的阻力。导致执法速度慢，不能及时解决民众的问题。

(五)完善现有法律制度

第一，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制度。一方面，我们要不断丰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内容，综合考虑各个方面，全面完善安全评价内容。例如，由于动物的特殊性，需要在对转基因动物食品的安全评价基础上，增加对其伦理方面的评价。另一方面，与国际评价标准保持一致，减少中西差异，克服阻力。第二，健全人民评价服务机制。广大人民群众是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的真实评价不仅能引导更多的消费者的消费方向，更能真实的反馈市场。因此，为了使公众的评价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我们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评价的积极性，保障每一位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另一方面，可以设立专家在线答疑，避免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各种舆论或不实言论对转基因食品产生排斥，甚至以讹传讹，传播不实消息，产生消极态度，对转基因食品发展丧失信心。

(六)顺应时代发展，满足发展需求

作为农业大国，未来转基因食品对我国发展的意义不言而喻。为了提高人民群众对转基因食品的信心，在现有科技水平亟待提高的情况下，我们更加需要采取完善的规章制度去保障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虽然风险依旧存在，但为了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同时，承认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择其善者而从之，借鉴其优点，弥补自己的不足，在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国家经济。

参考文献：

[1]刘利丹，于磊，赵明杰，等.扑朔迷离的转基因安全之争——转基因食品争论述评之一[J].医学与哲学，2014(21).

[2]王扬，刘晓莉.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5(04).

[3]施佳乐.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调查与思考[J].生物学教学，2014(04).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作者：林雨璇

第三篇：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机制研究

摘要：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需要引入公众参与机制以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监管的实施效果。我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须从完善法律保障体系、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提高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培育公众参与意识及能力等方面构建和完善此公众参与机制。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

随着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以及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和加工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进入了消费者的食物链。与此同时，由政府主导的以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为主要形式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也已初步形成。2014年12月，農业部为包括两种抗虫水稻和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在内的三种转基因粮食作物再次续签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来进行实验性种植，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申明“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表明政府推动转基因食品产业化的决心和信心。然而，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危及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等风险的疑虑一直没有消除。从最初的朱燕翎诉瑞士雀巢公司案、金龙鱼转基因大豆油事件、“黄金大米”事件等，到近两年喧嚣尘上的“反转派”代表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和“挺转派”代表方舟子之间关于转基因食品有害性的争论，反映了消费者知情参与权意识的日益高涨和政府监管乏力、信息不对称之间的矛盾。在风险不确定的背景下，食品安全监管和公共决策面临巨大挑战。

一、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正当性

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亦存在高度的风险及不确定性，转基因技术各关联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争夺增加了决策压力，政府与公众之间传递信息的不对称降低了监管效率。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决策已超出常态科学决策和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范畴，亟须引入公众参与机制。

（一）转基因食品存在的自然、社会风险引发公众基于维护切身利益的关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公众对科学技术内在的风险属性和社会影响愈发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转基因技术开始进入产业化阶段。较之传统食品，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具有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食品耐贮性、提高产量、缩短食品开发周期、改善环境等优点。同时，转基因技术可以使不同物种间的遗传物质相互流动，打破传统农业生产不同物种间天然杂交的屏障，由此引发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在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自然风险的高度关注。尽管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数目前已超过10亿，尚未发现转基因食品对身体有害的确凿事实，但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产生的安全隐患也无法排除。而由转基因食品安全引发的国民经济发展受阻等经济风险以及可能存在的伦理冲突、社会不稳定、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等社会政治风险更加剧了公众的心理担忧与恐慌。[1] 作为转基因食品研发和生产投入的贡献者、消费者、安全隐患的承受者，公众关注转基因技术风险的社会控制，要求进一步成为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评价者、决策者和监管者，最大限度地减轻转基因技术发展给自身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的风险。

（二）公众参与有助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在政府公共决策中，公众以合法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并对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这种参与既是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民主权利的行使，也是公共决策民主化发展的直观体现。[2] 通过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机制，尊重各方利益主体话语权，促进自由平等对话，赋予决策形式及实质理性。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决策建立在转基因技术未知风险的基础上，对该技术发展的科学评价超出常态模式，评价标准从单一价值判断向多元化价值判断演变，技术评价客体从技术本身向技术的社会影响转变，技术官僚制和专家决策咨询模式受到严重挑战。“科技民主”的理念打破了“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专家的意见不再是公共决策的唯一依据，科技民主化要求科技决策阶段吸纳公众意见，通过论证排除在科技发展规划中没有市场前景的技术研究，节约科研成本。[3] 较之专家和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高度警惕感和“无知”认识反而能够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克服专家固有的狭隘和成见，客观评价转基因食品的实质或潜在影响，为管理决策提供新的信息和视角。

（三）公众参与有利于提高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实施效果

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目的不在于遏制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或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而在于满足消费者在充分知情基础上的理性选择和消费。政府作为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监管实效的提升有赖于公众的知情参与。政府在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寻租现象，转基因技术的研发者和食品生产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福利，会采取游说、贿赂等方式影响监管机构的决定，从而形成政府与企业间的政治分肥，造成消费者福利的损失，企业缺乏提高效率的动力，最终使社会总福利受损和政府监管绩效下滑。[4] 在转基因食品商业化过程中，跨国公司与中小企业之间，种子公司和与种植者之间，生产者、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价值冲突和盘根错节的利益链条增加了政府监管俘获的压力和企业道德责任。同时，在转基因食品发展中占据特权地位的专家因其对转基因技术和知识的垄断及由此获得的优越地位，具有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倾向。公众的知情参与，才能抑制专家对价值理性的偏离，加强对监管机构和被监管企业的有效监督，降低转基因技术各方关联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公众的信任度和接纳度。

二、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渠道广泛。依据内在的逻辑层次，可分为信息公开与知情、风险评价与决策参与以及实施监督等几个环节。

（一）信息公开与知情

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安全知识的了解和认知是其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前提和基础。转基因技术远非大众科学，其专业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公众的认知能力，转基因食品的加工和生产方法也区别于传统食品，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高度依赖于政府、专家、媒体和生产经营者提供的相关信息，当人们受制于现有科学技术水平的局限性而无法准确预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风险时，应尽可能充分地获悉相关信息，便于公众在扩展认知能力的基础上根据个人偏好作出风险判断和决策。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取决于转基因技术信息公开机制的健全和转基因食品安全教育的普及。通过政府信息公开、专家建言、媒体宣传、企业信息披露、学界探讨、公众热议等多种渠道普及转基因技术及食品安全知识，介绍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和转基因食品产业化的现状和趋势，提高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和参与能力，积累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知识。

（二）风险评价和决策参与

公众参与转基因技术风险评价和决策的基本目标是还原风险认知、传递风险意识、普及风险知识，提出决策意见，减轻决策压力。转基因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价、商业化推广及管理决策，不仅是政府、科学界和企业界的分内之事，更是全社会的关注焦点，只有加强公众的参与以及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对话，才能对风险作出全面、恰当的认识和科学防范。纵观世界转基因技术研发和食品生产大国，其安全监管的基本理念是前端的审慎预防和后续的追踪监管相结合，组织公民会议、建立公民陪审团、选举公众共识委员会、展开社会调查和访谈，并辅助媒体报道和监督等。这正是事前审批监管的核心措施。从各国公众参与的实践可以发现，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和食品安全的风险认知更加全面客观理性，满足了公众参与的意愿和兴趣，提升了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水平，公众参与成果为政府监管决策作出积极贡献。

（三）实施监督

公众作为转基因食品的基础消费群体，有权通过大众传媒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转基因食品生产销售行为予以揭露、曝光，直接参与有关行政部门对转基因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监督、检查，实现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外部监管。[5] 公众可就转基因食品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向主管行政部门举报、反映、查询、提出建议，以便主管部门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我国转基因食品市场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采取有效的监管方式，规范转基因食品市场的生产经营行为。同时，公众参与还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严格履行职责，保障食品安全监管及时到位。对于转基因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以及行政机关的违法监管行为，公众还可以通过启动公益诉讼及行政救济程序，遏制和惩罚经营者违法行为，纠正行政渎职或失职行为，维护自身权益。公众借助传媒披露不法行为，形成广泛的舆论监督力量，有助于改变公众的分散、弱势地位，增强监督实效。

三、我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制约因素

公众能否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参与的程度和效果如何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既有制度供给等客观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等主观因素。笔者对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转基因食品信息不公开、公众了解不够”、“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公众缺乏参与渠道”、 “公众的参与意识不高”等成为受访者普遍认同的制约因素。我国的公众参与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公众有效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仍面临诸多障碍。

（一）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缺失

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保障涉及多领域的法律法規，绝非单一立法所能实现。我国目前相关立法存在的缺漏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信息公开立法粗陋，公众知情权难以保障。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基础和前提，不能获取全面准确的信息，就无法实质性参与。2007年国务院颁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位阶较低，在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公开方式以及公开监督等方面规定过于强调原则，操作性较差；2015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虽确立了食品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属于影响公民切身利益及公共利益的信息，依据该条例应属政府主动公开的范围，然而在实践中政府往往出于对公众理解和接受转基因技术程度的担忧或者对专家意见的过于信任而有选择性地公开，加之信息公开监督机制的虚置，加剧了政府和公众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食品安全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转基因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信息披露和标识义务规定亦不够详细。

2. 转基因技术风险评价和管理决策公众参与权的专门立法缺失。我国《宪法》第41条赋予公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而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建立的是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制，未明确赋予公众参与食品风险监测评估和监管的权利，而且迄今为止尚未出台关于科技决策公众参与的专项法规，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地位、参与内容和方式、参与程序以及权利救济等基本问题缺乏法律依据。

3. 公众监督权实现的立法明显不足。尽管《食品安全法》第12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条也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公布食品安全信息，为公众咨询、投诉、举报提供方便。具体操作起来，仍存在主体观念认识不足、社会评价机制不合理、有效渠道明显不足等问题。[6]

（二）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渠道不畅、形式单一

正如前文所述，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渠道主要包括信息获取渠道、风险决策参与渠道和举报监督渠道。作为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的主要发布端，政府信息发布具有选择性和滞后性，生产经营企业信息发布不规范，随意性较大，且惩治措施不力，加之信息接收端公众申请信息公开的主动性和针对性较弱，加剧了信息发布者和接收者信息传导和沟通的不畅。目前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主要采取前置审批的控制方式，在安全评价和食品上市的环节发挥关键作用的是专家委员会，公众没有参与和话语权。在实践中，为了避免引起媒体关注和专家争论，2009年2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和1个转基因玉米品种的安全审批流程在较为隐秘的情况下进行，参与该环节的农业部工作人员和委员会专家被要求严格保密。[7] 安全证书颁发后公众才通过媒体披露得知，引发经久不息的争论和强烈的抵触，此类行政决策的执行效果可想而知。我国对食品安全履行监管职责的行政主体涉及多个部门，职能交叉、多头执法的现象屡有发生，举报监督的受体不明，举报监督后的反馈机制没有确立，举报监督流于形式。有限的公众参与多为媒体发起或公众自发组织的论坛或座谈会，由于缺乏明确的公众参与目标、议题设定不尽合理、人员构成不够全面，游离于政府和专家决策体制之外的公众参与很难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产生实质影响。

（三）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组织化程度较低

各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的实践表明，公众组织化参与较之个体参与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公众个体分散的偶然性参与虽然可以表达利益诉求，但个体在与政府的利益博弈中，显然缺乏平等对话和互动能力，对决策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同时，面对风险不确定的转基因新技术，公众个体的风险感知程度和态度也有很大差异，个体化的公众参与并不必然对所有的问题解决带来积极的效果，一定条件下反而会成为决策和行动的障碍。依托民间社群团体、科学协会、绿色和平组织等非政府组织来形成意见合力、进行有效参与的组织化效应由此凸现。[8] 近年来，无论是央视名嘴崔永元自费前往美国拍摄的转基因安全性调查，还是武汉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入大型超级市场事件，能够迅速引起全社会重视的原因均不乏民间组织的技术和舆论支持。然而，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总体上正处于发育期，机制还不够健全，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依靠政府资源建立，在行动方面受到较大的约束，参与政府决策的能力明显不足。此外，公众包括非政府组织参与转基因食品监管的过程始终是自发的，政府层面缺乏相对独立的部门，无法为公众参与提供组织保障和信息、资金、人力、物质等资源的支持。总体上看，公众参与决策缺乏组织制度层面的保障。

（四）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意识不足、能力偏弱

社会政治文化基础、公众文化程度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意识的主要因素。在缺乏民主传统的旧有政治文化氛围中所形成的“官本位”思想和“管本位”执政理念在政府机构和公众心中根深蒂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仍相对匮乏。由于片面强调“专业化”、“精英化”的治国理念，导致政府监管中的公共精神被淡化，公众在政府决策中的主体地位被削弱，而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又促使公众形成了对政治精英和专业权威依赖盲从的心理习惯。[9] 转基因技术决策自身的专业性和风险不确定性，加剧了公众对决策机构和技术专家的依赖以及对参与安全监管决策的淡漠心理。同时，转基因食品知情权以及参与权的实现需要公众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教育水平。我国人口总体受教育程度和科学素养水平偏低，根据笔者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公众文化程度的高低与转基因技术食品安全意识的强弱成正比关系：文化程度越高，对新技术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越高，维护食品安全的意愿越强烈、行动越积极。我国公众转基因技术知识的贫乏、理解能力的欠缺以及由此产生的参与意愿的冷淡已成为制约其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广度和深度的前置性障碍。

四、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

（一）构建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体系

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保障涉及多领域的法律法规，绝非单一立法所能实现。根据公众参与的主要内容，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立法完善的重点。

1. 应当将公民知情权明确写入宪法，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保障知情权实现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提供根本法依据；并尽快促成更高阶位的立法，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和原则，逐一明确例外事由，避免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任意扩大免除公开的范围；健全政府违反信息公开义务的行政法律救济机制，加强消费者社团、媒体监督。[10] 同时，强化转基因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统一标识制度，规范标识内容和标注方法，建立转基因食品标识可追踪制度，细化违反标识义务的民事赔偿责任。[11]

2. 明确转基因食品安全的公众监督权。应创新食品安全监管举报方式，鼓励公民通过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播媒介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监管、进行举报；建立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督监管工作意见反馈和建议接受专项制度，监管机关应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处理公众对监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反馈处理结果。[12]

3. 通过专门立法明确转基因食品风险评估和监管决策的公众参与权。可在《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进一步明确赋予公众以主体地位参与食品风险监测评估和监管的权利而非仅作为评估监管信息的被动接收者，并出台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专项法规对参与的内容和方式、参与的程序以及权利救济等基本问题予以详细规定。

（二）拓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渠道

构建便利社会公众的信息获取渠道，使公众能够在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机关或转基因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及监管信息发布处及时获取，或者根据特定需求向相关食品安全信息法定义务主体索取。公众有权抄录、复印、翻拍、摄像等方式对转基因食品安全和监管信息资料进行复制保存，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另外，考虑到我国公众普遍对于转基因技术风险评价和食品安全审批这一专业性极强、技术性难度极高的决策问题的参与能力有限，应借鉴各国立法及其实践成果，按公众参与的实际认知素养和水平决定其采用强度不同的阶梯式公众参与决策途径：如听证会、公民评审团、共识会议和评议委员会等。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国情，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价的目的至少有两点：一是让公众理解转基因技术，普及转基因食品安全知识；二是让有能力的公众实质性参与决策过程，影响决策结果。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既需要参与决策前的质问、咨询和听证阶段，也应参与决策方案出炉后、生效前的评议阶段，更应该参与决策在实施过程中的社会监督阶段。公众参与的范围既要考虑普通大众的广泛参与，也要考虑有利害关系群体和独立专家的针对性参与。因此，每一次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和决策公众参与的目的、议题、范围和过程的科学设计将成为公众参与实效显著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三）提升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组织化程度

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社团组织，是公众参与的代表和倡导力量。相关社团组织能够有秩序地安排公众参与集体行动，能够高效地对各方意见进行汇聚整理得出统一结论，能够快速地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突发问题作出反应，能够实际有效地对政府转基因监管决策形成直接影响力；同样，政府也能通过发挥公众社团的橋梁作用及时全面地与公众沟通协商、获取公众意见权衡利弊，有利于减轻决策的施行压力。公众社团组织化的定期集会可成为公众参与的基本场所和组织依托，成为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沟通交流平台。作为社会性监管主体，转基因食品消费者协会等组织亦能通过自身拥有的网络平台或其他公共传媒曝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转基因食品生产经营行为等手段参与行政机关对转基因食品的监督、检查。同样，面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侵权的隐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需要拥有技术和经验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社团组织支持和代表弱势转基因食品消费者依法诉讼维权保障公众权益。因此，应该在政策法律层面鼓励发展社团组织，规范社团组织的运营；理顺政府和社团组织的关系，积极支持社团组织理性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活动；明确社团组织的监督、沟通、服务等基本职能，发挥其在监督转基因食品生产经营、平衡政府决策倾向、普及公众转基因食品安全知识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四）增强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意识和能力

公众主动参与意识是实现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的先决性条件。在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形成和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官本位”的传统文化弊端的革除更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从公众参与的主观意识来看，公众必须摒弃盲从或冷漠心态，肯定自身的参与地位，融入与政府、专家的互动博弈，强化权利意识，充分发挥自己在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从公众参与的客观条件上看，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往往取决于政府作为决策的主导力量对于公众意见的认可和回应程度，政府重视公众在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将政府精英、技术专家和公众三方主体融入到同一监管系统中决策共赢、风险均摊，形成政府科技多元决策和风险均摊治理理念，有助于公众参与意识的培养。从参与公众的自身素质来看：首先，要提高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将科学素养教育和公民教育纳入公众教育系统，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其次，普及转基因技术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公众的转基因技术食品安全知识储备和风险意识，加强转基因食品安全知识普及和技术风险教育；最后，公众通过参与由政府组织的转基因食品安全监管座谈会、重大转基因食品项目听证会，参加由社团倡导的转基因技术食品安全宣传公益活动，倡议启动转基因食品安全损害赔偿法律救济程序等实践活动中积累参与经验，提高实践参与能力。在这一施教和受教的全过程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社团组织的示范带动作用以及媒体、志愿者的宣传作用，形成积极广泛的公众参与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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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士如，郭倩.政府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制度思考[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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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旭霞，刘渊博.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中的公众参与[J].自然辩证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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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华涛.论公众知情权与政府规制[J].理论与改革，2007，（2）：33-35.

[5]刘旭霞，李洁瑜，朱鹏.转基因食品监管模式探析[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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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毛新志.我国公众参与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其出路[J].华中农业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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