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伞范文

第一篇：檀香伞范文

读《檀香刑》有感

美与丑——读《檀香刑》有感

文/ 刘敏锐

从看《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到《红高粱》、《生死疲劳》，再到近读的《檀香刑》，我时常想，为何莫言笔下有这么多有味的故事，而山东高密东北乡生活为何如此丰富多彩，足以成为他一个取之不竭的文学宝库?我想可以以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题目来回答吧：《讲故事的人》。的确，莫言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更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莫言总是在自己的小说中创造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也好，听到的当地传说的英雄也罢，这些人物来自于个体又被他从个体中抽离升华，最终融合垒砌成了一个民族血性的脊梁，他也由此建构了自己的文学王国，《檀香刑》亦不离此意。

莫言文学道路的起点来自于这样一个场景：

“生活留个他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紧缩。”

莫言说他总是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他的记忆与生活，便是这样一个个有声音、有气味、有颜色的画面。正由于此，当莫言脑海里不断翻腾火车呼啸而过与猫腔如怨如诉的声音之时，便有了这部向历史与传统致敬的《檀香刑》!火车和猫腔——这两种与莫言的青少年时期交织在一起的声音，由最初种在作者心田的两颗种子，终于发育成了参天大树!

《檀香刑》的故事主体来源于高密东北乡的孙丙抗德的传说，作者“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刻意吸收了“猫腔”这一当地最有特色的民间俗艺。于是，浓郁地方气息的这类戏剧韵文充斥全篇，在文中人物以各自视角诉说时都以猫腔为引子，进行内容提要，总领全章，此外，猫腔“唱腔悲凉，尤其是旦角的唱腔，简直就是受压迫妇女的泣血哭诉”，分明为全文奠定了凄凉与壮美的基调，可以说，这是一部凄美的英雄史诗!而且，正文中还频繁出现押韵之文，读起来朗朗上口，正是作者所说的，“这部小说更适合在广场上由一个声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那么下面观众必然有听说书之大悲大喜、畅快淋漓之感。

接着，故事其实纷乱复杂，但莫言以眉娘、赵甲、小甲、钱丁四人视角轮流来讲述故事，这一多视角转换的叙事手法是本文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亮点。最早知道这一叙述手法是来自大导演黑泽明的惊世之作《罗生门》，这部影片可以说非常出名，影片从从强盗、武士之妻、武士、樵夫几个角度叙述同一个凶杀事件，处于事外的观众始终不知道事件真相，这类似于一个多面的棱镜，不同的侧面折射出不同人物的性格。此后，这一叙述手法便应用的十分普遍。面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人必然会有不同的感受，在本文中，作者在大部分叙述中并没有采取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而是以几个主要人物的叙述来一步步逼近事情背后的真相，文中即以四人在孙丙抗德这一事件上各自主观视角的差异性展开叙述，这体现在主观行为上，则是孙媚娘不择手段地救父孙丙，赵甲衷心于完成檀香刑这一自认为的伟业，小甲的唯父是从，县令钱丁则最为复杂，一面深爱眉娘，同时关爱百姓，心里不想抓住她的父亲，而且还能为民请命;但另一方面又迫于上司的压力与对官位升迁的迷恋，又必须抓住孙丙，这二者的矛盾始终在后者心理冲撞，一开始放走孙丙，但是后来还是迫于朝廷与德国方面压力，抓住孙丙，并协助孙甲完成檀香刑。这样，几个人物性格特征由此也凸现出来，孙眉娘的热烈、坚定与执着，赵甲之狡猾、阴险与精悍，小甲的懦弱无能，但最后舍己救父也显示其孝的一面，而对县令钱丁来说，痴情、正直爱民是其善良的一面，但另一面却是利欲熏心，唯命是从，怯懦，可见多方面的冲突，造成了后者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最后他刺死孙丙，阻止了檀香刑的阴谋，可看作是其人性从利欲中的复归，也是“超我”对“本我”的征服!

当然，孙丙作为文中故事的最主要人物，性情耿直好爽，才情卓绝，猫腔技艺无与伦比，妻儿死后，入义和团带领村民抗击德国，可谓英勇无畏，执着至死方休，但其同时也具有农民阶级不脱其局限的愚昧无知、冥顽不灵的一面。

简单说了猫腔与人物，这下来说说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的东西。毫不犹豫地说，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最为“惊悚”的一部小说，书中几次杀人场面，寒气逼人，都让我如刀在胸，压得喘不过气来，喝口水压压惊，特别是小虫子被阎王闩所杀、钱雄飞的被凌迟处死和最后孙丙受檀香刑折磨三处，莫言都用一种异乎寻常的冷静语调来将这三个酷刑的实施准备、经过娓娓道来，浓墨重彩同时语言细致入微，似乎毫不关己，冷漠得令人咂舌，但读起来如在目前，虽如刺刀剔骨般森森然，但是在这透不过气的压抑中还是舍不得放下书。这些语言这儿就不录入了，有兴趣的朋友可去看看。对于酷刑在全书的构架中占到了什么位置，起到了什么样作用?莫言这样说过：“这就像书的封面，‘檀香刑’三个字是黑色的，整个封面又用灰色做底，只有在‘香’字的下面有一抹殷红。酷刑在书中就像黄昏或黎明的时候，在灰色或黑色的天幕上忽然出现的一抹鲜红的霞光。”(惊奇于封面的寓意!)可见作者满意于自己叙述笔调，这一场场酷刑的大戏正是这一抹殷红的亮色，一抹红透的霞光!

又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所说的，在早期，惩罚是把具有疼痛感觉的犯人肉体作为行使法律的主要对象，用精心计算的间歇和连续的伤残来拖延死亡和加剧死亡的痛苦，如肢解、腰斩，在面部和臂部打上象征性的烙印(这在霍桑的《红字》里面出现)等。而示众场面与对肉体痛苦的刺激是这一惩罚的核心因素，即将死刑的实施当做一个公众景观，通过对肉体的摆布，惩罚的重心不在于死亡，而在于持续的制造痛苦，借肉体与鲜血的悲剧场面从而在围观民众及其社会中间形成“镇压”效应，这实际上把惩罚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与政治策略，达到所谓的积极地、有益的效果。很明显，这一酷刑惩罚的背后隐藏的是政治权力，通过犯人肉体这一工具与民众博弈，最终靠着痛苦与鲜血的震撼力驯服后者。文中四处详细的酷刑描写：小虫子遭阎王闩、戊戌六君子被斩杀，钱雄飞受凌迟、孙丙遭檀香刑，里面都有着大批的围观人群，执刑过程中通过正面的作者细致又血腥的描写，侧面突出围观之人的激烈反映，强烈地让人感到现场气氛的那种震撼力与无力感，而且执刑之后，更是总少不了“杀鸡儆猴”、“他就是你们的榜样”之类强力政治话语，围观群众便都驯服在这样一种政治行为与语言中。但最后文中乞丐们、崇拜孙丙的猫腔艺人对孙丙的营救与抗争，这一对权力政治的反拨，在我看来，也是那封面的一抹亮色，象征着灰暗人性底色上的一点光亮吧!

就今天来说，将肉体作为刑法主要对象的现象消失了，惩罚的仪式因素也逐渐式微，这是时代进步与文明发展后，随之而来的人们各种权力凸显的结果。

再者，看到文中多种酷刑的介绍，我常常感叹于先人们如此“聪慧”，绞尽脑汁得想出来如此多的杀人方法，可以说，这彰显的是那个时代以赵甲为代表的宫廷刽子手变态的审美心理，他们冷血无情，心理阴暗，文中作者也多次对此进行刻画，如

“师傅说面对着这样美好的肉体，如果不全心全意的认真工作，就是造孽，就是犯罪。”

“师傅说他常常用整夜的时间，翻来覆去地回忆那次行刑的经过，就像一个高明的棋手，回忆一盘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精彩棋局。在师傅心中，那个美妙无比的美人，先是被一片片地分割，然后再一片片地复原。在周而复始的过程中，师傅的耳边，一刻也不间断地缭绕着那女子亦歌亦哭的吟唤，师傅的鼻子里，时刻都嗅得到那女子的身体在惨遭脔割时散发出来的令人心醉神秘的气味。”

作者以一个全知视角来展现一个杀人狂魔的病态心理，文中语言愈是优美，我们愈是分明地感到脊背发凉，汗流浃背，同时，第十三章，赵甲凌迟钱雄飞被命名为“杰作”，这一个个酷刑被视为“大戏”，我以为，莫言正是以此反衬手法，把这些刽子手的阴暗变态心理展露无遗。

我们知道，看客形象来源于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在他的笔下总是有那么些麻木不仁的看客形象，如《药》中的华老栓、小栓和五爷等，先生也对这些具有根深蒂固国民劣根性的看客大肆揭露。在《檀香刑》一文中作者也借赵甲之口对这些从未缺席过的看客进行赤裸裸的批判，其中最为直接的便是这处：

“你如果把活儿干的不好，愤怒的看客就会把你活活咬死，北京的看客那可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看客。”“这实际是一部大戏，刽子手和凡人联袂演出。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地哀嚎，既能刺激看客的虚伪的同情心，又能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师傅说他执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脔割的美人身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凌迟美女，是人间最惨烈凄美的表演。师傅说，观赏这表演的，其实比我们执刀的还要凶狠。”

语言优美而犀利，可谓毫不留情!看客已经把这种血腥场面视为一道景观，尽情地享受欣赏，并且还对残酷的执行者有着甚高的期待，对于被行刑者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同情与怜悯，其虚伪如此!邪恶如此!丑态毕现!读到最后一句话，振聋发聩，更让人深感悲哀!梁任公在《呵旁观者文》中也曾不无激烈的说道：“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此诚为不刊之论也!

最后，很久没在如此深夜敲击键盘，写些东西了，我诚知自己无法用专业全面的眼光与语言来评价这么一部奇书，但是这本就是由一点点浅薄的看法与收获而来，这就够了。

第二篇：《檀香刑》读后感

翻开历史课本，1900年是伤痕累累的中国近代史上极为深刻的一道疤，《檀香刑》读后感。这一年，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这一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

这一年，中国人在做什么?

山东半岛上，义和团装神弄鬼的开展了农民起义;袁世凯在出卖了光绪帝和戊戌变法后，平步青云;慈禧太后将北京城丢给了洋鬼子，胁光绪帝出逃。

这一年，基层官员在做什么?

选择做走狗的，官运亨通;选择爱民如子的，早晚性命不保。

这一年，普通百姓在做什么?

居无定所的乞丐，生性风流的戏子，红杏出墙的屠夫老婆…面对国难，他们在做什么?

赵甲，这个被大清朝，不，被中国五千年文化培养出来的刽子手，已经告老还乡的他，还打算做什么?

于是，一场戏在山东上演。小说以七天后对义和团一个头目施以檀香刑为线索展开，将各个行业，不同个性的人聚集在一起。国难家仇当头，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檀香刑》是一部让人为之震撼的小说。从结构上讲，莫言把叙事角度、时间、空间全部打乱，彼此穿插，重新排列。所以这部34万5千字的作品，有机而紧凑，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显得拖沓。故事的五个主人公，赵甲、小甲、眉娘、孙丙、钱丁，关系错综复杂，他们是刽子手、麻木民众、具有反抗精神的妇女、农民起义的领袖、爱民如子却身不由己的县令;他们也是公爹、儿子、儿媳、亲爹、情人(干爹)，读后感《《檀香刑》读后感》。 各种矛盾集中在这五个极具代表性的人身上爆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却让人从个性中看到了背后的中国历史的沉淀。如赵甲，这个大清朝第一刽子手，这个被钱丁等人视作猪狗不如的杀人恶魔，却被另一些人看做大清朝法律的捍卫者;如红杏出墙的眉娘，这个人们眼中的荡妇，却又是大胆追求，勇于反抗的中国女性觉醒的代表。

从语言上讲，《檀香刑》以对话为主，却又不同于对话。所谓对话，当为一来一回，《檀香刑》的对话，却往往只有此没有彼，在此中显露彼的回应。这种对话方式使得每一章节都是独立的，干净清楚。眉娘、孙丙等戏班出身的人，其语言又是粗俗中带有韵脚，读着就像在唱。特色的语言和对话，和贯穿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地方戏"猫腔"相结合，使得整部作品就像猫腔演唱的大悲调。

从选材上看，作者用大量笔墨细写了满清几大酷刑。影子说没有读完《檀香刑》，因为写得过于残忍。读者都不忍读的文字，作者是如何写下去的?但是通部书，看不到一点作者的情感挣扎。或许作家有两种，一种满腔热忱泄于笔端，于是，他哭，读者与他一起哭，他笑，读者陪他一起笑;另一种，内心波涛汹涌，文字却冷酷无情，他思考，他追寻，他呐喊，却大音希声。前者如路遥，后者如莫言。居然有人问莫言，《檀香刑》写了什么。莫言说，不知道，只写了声音。那是为1900年唱的哀歌。

大清朝这艘破船，在风浪中，还能坚持多久?

第三篇：《檀香刑》读后感

卢静

去年下半年，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趁着“莫言热”我拜读了先生的《檀香刑》，也算是赶了一回潮流。说实话这是一部让我很纠结的小说，一方面它的结构很精巧，情节环环相扣，让人欲罢不能，而另一方面它在描写侩子手行刑时的那种冷静，甚至是冷漠的叙述，让人不寒而栗，不忍再视，看完这部小说，会有一种如大赦般的解脱。

这部小说最让我喜欢的是它的结构，它不像一般的小说有一个主人公，然后不停的用旁白和对话来表现一幕幕的场景，它用小媳妇孙媚娘的呓语以表现市井家庭日常生活的点滴以及当时人们的七情六欲，用农民起义军首领孙丙的酒后真言来描述百姓受到侵略者压迫、被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的悲惨生活，用县令钱丁的无奈感叹去映衬当时社会的不公、国家主权沦丧的事实。可以说，先生用他笔下的寥寥几个人物的自述，就勾勒出了一张人情世故的网，就表现出了当时社会各阶级人民生活的苦难和各种阴暗、不公的社会法则。

其次让我觉得比较出彩的是这部小说的人物关系，五个主要人物之间，穿插了孙丙和孙媚娘的父女之情、孙媚娘和赵小甲的夫妻之情、赵甲和赵小甲父子之情、孙丙与赵甲的结亲之情、甚至是县太爷钱丁与孙媚娘的不伦之情，人物虽然不多，但是人物关系纷乱，矛盾指向尖锐。正是有这些复杂纷乱的人物关系和数量并不多的人物，使得先生用上面所说的表现结构有了平台，试想如果主要人物再增加五个，那么用这样的结构来描述便会觉得过于繁乱，而如果人物关系不能纠

缠、交织至此，可能这些主要人物叙述的内容就不会有如此强的艺术感染力。

再者作者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的揭露也是入木三分，通过几位主要人物命运的表现，表达了一种人在乱世中的无力感。孙媚娘与县令钱丁的不伦之恋源自于被人操纵毫无幸福的婚姻，孙丙唱罢戏文落草为寇是因为德国兵杀害了他的妻儿却无法讨回公道，赵甲干了一辈子侩子手以为可以安稳回家养老却被袁世凯强行要求执行“檀香刑”，钱丁以为自己能替老百姓带来公义但被上级要求强行镇压孙丙带头的农民起义，这些无奈，成为这些主要角色在描述时的一阵血泪，控诉着社会的阴暗和不公，描述国家不强大受到列强欺凌后老百姓的痛苦生活，突出了在那个时代人性得不到尊重，一切的一切，最终化为一阵叹息。

看到中段后，有一段关于刺杀袁世凯的军人钱雄飞被施以“凌迟”的描写和一段关于孙丙被施以“檀香刑”的描写，都是通过侩子手赵甲的自言自语来表现。赵甲是封建社会用以巩固统治的权力机构的缩影，在赵甲这个人物身上，透着残忍、冷漠和他背后的无奈，和县令钱丁一样，他都只是这个巨大的权力机器中一个身不由己的零件而已，而不同的是赵甲已经习惯作为这样的一个零件，并乐此不疲，所以虽然赵甲获得了所谓的侩子手的最高褒奖，但无法阻止其样貌越来越古怪，也无法阻止其内心的空虚，所以在赵甲描述中，对于古往今来最为残忍的“凌迟”和“檀香刑”的描述，就变的如此的自然，甚至是有点自夸的感觉，对于赵甲这个叙述主体，执行这些刑罚甚至能

使其个人得到升华，但对于读者而言，这种反差过于强烈，甚至会成为一种不适，甚至欲罢不能，最终在纠结的心情中期待解决早点到来。

最终的结果是一种解脱，伴随着越来越不太平的高密县，袁世凯乱世用重典的镇压不仅没能奏效，反而唤醒了更多的人来反抗这个腐朽而黑暗的社会机器。最终，县令钱丁和孙媚娘杀死了侩子手赵家父子，也杀死了孙丙给他以解脱，故事的结尾没有交代最后这两人的命运，而是通过媚娘的叙述回到了故事开始的时间，留给了读者无穷的想象空间。

这个故事从我的角度来看，可能和我们的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故事能给人带来很大的震撼，能让人体会文字的张力，给人以无限遐想和反思的空间。其实，一部伟大的作品，不正是给人以不断思考的空间，带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吗，同样的，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想最大的任务应该是展现给学生阅读的美好，带他们走进那些奇妙世界的大门。

我想起我高中时，看的汪曾祺的《受戒》，小船划过的涟漪，最终不仅仅留在了湖面上，也留在了我的心里，文字带给人们的印象，有的时候可能会超过其他任何一种载体。希望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中，我们还能通过自己对文字的热爱，带给学生一点对于阅读的影响。

第四篇：一个时代的刑罚——檀香刑

读一本好书如交一挚友，高山流水，推心置腹，彻夜长谈，互诉衷肠，互相窥探，阅读对方的内心世界。但这本书一旦读完，这位好友也即逝去，内心空虚，怅惘。写一读后感如给好友的一场追思会，不仅是思念，更是一种思考，思考他的思想，然后吸收容纳。 最近读完了莫言早期的一本书《檀香刑》。其实已经读了莫言的三本书，《蛙》和《丰乳肥臀》是其余的两本。莫言是个会讲故事的人，高密东北乡是个盛产故事的地方。一个个故事在莫言的笔下变的生动，通灵，如被风吹起的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轻盈。读莫言的书如初如涓涓细流，和风细雨，之后，涓涓细流汇入江河最终入海，和风细雨变为狂风骤雨，继之大海狂怒，波涛翻滚，狂风呼啸，骤雨倾盆，激动荡涤心灵。突然，大海平息，狂风无影，骤雨无踪，只在一霎那间，故事终结，留给人动荡过后无法平静的心情„„

《檀香刑》的故事在主人公孙眉娘和她的三个爹中展开。三个爹，干爹钱丁，亲爹孙丙，公爹赵甲，三个职业，县衙正堂，猫腔传人，大清刽子手，一个时代的悲哀。

孙眉娘身世坎坷，但容貌出众，只因脚大嫁给有点傻的屠户赵小甲(赵甲的儿子)。不美满的婚姻使其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更加强烈，直到见到县衙正堂，未来的干爹钱丁，这一如被阻挡了太久的洪水一样的情感终于找到了河堤的缺口，最终爆发。钱丁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将孙眉娘深深吸引，无法自拔，竟致生病将死。她如痴如醉，

为了见钱丁一面，她每天拎着黄酒，狗肉转到县衙，为了见钱丁，她可以跳墙，她不顾别人闲言碎语，只因这是内心真实情感的爆发。当亲爹孙丙冒犯钱丁，两人斗须时，孙眉娘甚至都选择了钱丁作为胜利者。甚至当后来亲爹孙丙聚众造反被钱丁抓获，并且钱丁作为监刑官时，孙眉娘仍没有怨恨钱丁，她明白亲爹造反是被逼，但也明白钱丁的不易。直至在最后的行刑台上当钱丁被赵甲掐住脖子即将死亡时仍将刀子刺进赵甲的身体解救钱丁。孙眉娘本可以拥有幸福的生活，但那个时代不允许，一个女人的脚就决定了这个女人的一生。不能说孙眉娘和钱丁的偷情不是孙眉娘对命运的抗争，但是这种抗争在当时只能是那个被扭曲了的社会价值观的牺牲品。

孙丙可以说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嗜酒赌博，气死了妻子，不尽父亲职责，致使孙眉娘的头被毛驴咬了一口，在很长时间都让人以为孙眉娘是个小子。但他的一生也是被命运折磨。先是不服县令的胡须侮辱县令被抓，二人斗须时，县令用水胶刷须致使其失败，最终胡须被薅。失去引以为傲的胡须的孙丙本想夹着尾巴做人，放弃猫腔，开个茶馆，过平常人都有的平凡生活，但老天注定不让他平静。修铁路的德国人欺侮妻子，孙丙反击，最终惹祸上身，村里27人被屠杀。妻子儿女皆死于非命。他最终选择了造反，当面对德国人的大炮和县令的劝说，以为自己出城可以换来百姓生还时，他出了城，但德国人出尔反尔。可以逃脱时，他选择了留下继续这场大戏，上刑场时，他选择大唱猫腔，大义凛然。孙丙可以说是一个不俗的人，他犯了错误，但他知道悔改，他曾经想过选择平凡的生活，但是他不能。继而他选

择了轰轰烈烈。孙丙的造反有理可循，但这个时代不给你讲理的机会，也不给你过平凡生活的机会。不要怨自己命不好，怨只怨这个时代的中国太窝囊，怨只怨这个时代是个病态的时代。孙丙只是这个病态时代身体上的一块肉，身体在病变腐烂，最终走向死亡，这块肉也不能幸存。

县令钱丁是个矛盾的集合体。他可谓有着良好的出身，两榜进士，有一个名门之后的妻子，他也曾做着为国尽忠的美梦，亲民近民，如果离职，他会是一名让百姓称赞的好县令，百姓会送他一把万民伞。孙眉娘的出现弥补了他身体和精神上的空虚，他本以为他的将来会一帆风顺，万事如意，但是他错了。孙丙造反了，他知道孙丙是被逼无奈，他见过村庄内被屠杀的27具尸体，他为民请命，历尽艰辛到抚台告状，但抚台的一句话便将他从梦里打回到了现实，就像师爷说的“你是在为上级做官，不是为百姓，为百姓就不要做官”，他想做一名为民请命的官，但朝廷不允许。在德国大炮轰击孙丙阵营时，他认为只要抓得孙丙一人，其他人便可免遭涂炭，所以他不惧一人入敌营，但得到的又是当头一棒。在孙丙受刑之后，他既想让孙丙死，又想让孙丙活，孙丙死了，德国人就不能看笑话，孙丙活着，自己就可能得到升迁。在最终看破了袁世凯和德国人的本质后，钱丁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在铁路通车的前一天将孙丙杀死，完成了最后的反抗。钱丁是个比较称职的县令，但当面对上级的强权时他选择了沉默和服从，他既是顽强的又是软弱的，他为民请过命，但也屈从抓住了孙丙。在看清朝廷与德国人的本质后，他做出了最后的抗争，纵然无力。社会和

时代不允许钱丁做一个好官，所以他只能在夹缝中生长和抗争，但是他的力量不足以将夹缝撑大，所以只有自己的死亡。

在这本书中，赵甲的任务非常之重，他担任着最后檀香刑的行刑人的重任。赵甲技术过硬，获得过太后和皇上的接见和封赏，他自卑自己的职业，但又感到自豪，他尽全力去完成每一次刑罚，使之完美的如一件艺术。他贪图便宜，但是不贪便宜又怎样生活。他期待每次刑罚完美以得到赞赏，他不管受刑人为什么受刑，他的心在近千次的执行中被磨砺的如同一块冰冷的石头。可以说赵甲没什么过错，他只是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处在当时的时代，处在内忧外患的时代，尤其是他的这次使命，就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执行了，虽然这次执行也接近完美，只是因为这次刑罚是德国人为了看中国的笑话。最终，他死在了儿媳孙眉娘的刀下，无声，无息。只是一个普通生命的终结„„

故事在钱丁将刀刺进孙丙的胸膛后戛然而止，没有交代钱丁的结局，没有交代第二天铁路通车的情景。就像狂风骤雨突然停止，让人一时反应不过来。这也是莫言小说的一种特点。孙眉娘死了，孙丙死了，赵甲死了，钱丁虽然没有死，但心也死了。四个人，都死了。书的名称叫《檀香刑》，这个刑罚也贯穿了全书，调动人们的想象。但最终檀木橛子从孙丙的谷道打入直到肩膀时，我感觉受刑的不只是孙丙，受刑的更是书中所有的人，也是这个病态的时代„„

第五篇：浅析莫言《檀香刑》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檀香刑》 刑罚文化 官场文化 民间文化

摘要:

莫言的《檀香刑》侧重于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小说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檀香刑》同莫言以前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丰乳肥臀》等小说在内容意蕴上具有一脉相承之处。它们都可以定位为一种文化小说。所不同的是，《红高粱》家族系列等小说着重表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那些为人所熟知的部分，而《檀香刑》所着重发掘的是其中更隐秘的部分。换句话说，它所着重发掘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文化层面。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显”和“隐”两个层面，而被一般的人们所熟知的或者说是进人文化研究视域的大多是“显”文化层面。“隐”文化则往往隐藏在‟.显”文化下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许多思想、观念、理论、知识所掩盖着，人们只有从大量的、具体的、细微的历史生活深处才能把它剔剖出来。但是“隐”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生活和精神的存在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对一个民族性格的塑造同样起着巨大作用。

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先驱曾经用一种对于民族文化的强烈反思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清理，在着重批判以礼教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显”文化的同时。对于传统“隐”文化的内容也有所涉及，但所发掘的力度和深度都不够。鲁迅后来对传统“隐”文化的内容及其影响给予了较多的注意，如看客的间题、妇女缠足的问题、宫刑的问题、乞丐的问题、鬼神的问题等等。鲁迅在这方面的努力对于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确实具有独到的贡献，但遗憾的是鲁迅的这一努力方向没有得到后来者的充分重视与继承。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反思思潮之中，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发现了传统文化许多新的内涵，对于„‟隐”文化的问题也有所关注，但缺乏更深人的探讨和更有力度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我以为莫言的《檀香刑》是一个突破。

《檀香刑》的叙事结构是由三个家庭的故事所组成的，即赵甲的刽子手家庭的故事、钱丁的仕宦家庭的故事、孙丙的民间艺人家庭的故事。这三个家庭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隐”文化层面，从不同的角度折射着中国传统“隐”文化的存在形态及其特色，反映着这种“隐”文化对于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塑造作用。

围绕着赵甲刽子手家庭的故事，小说侧重展开的是对中国传统“刑罚”文化的描写。中国古代的“刑罚”文化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它的花样繁多的名目和施刑过程的种种繁杂而有序的程序及仪式，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民族性格。

赵甲就是这种文化的一个化身。他从小受到“刑罚”文化的教育和刽子手职业的严格训练。这种教育和训练培养了他独特的性格与心理，那就是非同寻常的阴鹜、冷酷和老到。“刑罚”文化在他的手中成为一种高超的技艺，而他也把“刑罚”文化的内涵发挥到了极致。怎么样按照刑罚的要求去精致地杀人，在他看来是一门艺术，他在这种艺术中获得了人生的满足。小说中特别写到他对于“凌迟”这种刑罚的知识和醉心:“他记得师傅说，不管割多少刀，最后一刀下去，应该正是罪犯毙命之时。所以，从何处下手，每刀之间的间隔，都要根据犯人的性别、体质来精确设计。如果没割足刀数犯人已经毙命或是割足了刀数犯人未死，都算刽子手的失误。师傅说，完美的凌迟刑的最起码标准，是割下来的肉大小必须相等，即使放在戮子上称，也是不应该有太大的误差。这就要求刽子手在执刑时必须平心静气，既要心细如发，又要下手果断;既如大闺女绣花，又似屠夫杀驴……天才的刽子手……是用心用眼，而不是

用刀用手割。”把一种残忍的酷刑发展到近乎精致的艺术的程度，可见这种文化本身的阴鹜、冷酷和老到。赵甲作为这种文化的一个具体的执行者，从身心两方面透露着这一文化所蕴涵的信息。

诚然，刑罚从道理上说是对于犯罪的惩罚，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它们已超出了惩罚的意义，而演变成为一种人类同类间特殊的杀戮和折磨，一种以同类的痛苦和恐惧为欣赏对象的游戏。这实在是“文化”自身的一种异化。五四时期鲁迅等思想先驱们曾经把中国文化形容为一种„.吃人”的文化，他们在当时虽然矛头主要指向的是以礼教为主的“显”文化，但如果联系“刑罚”文化的实际来看，他们的这种形容似乎并不过分。中国的“显”文化和“隐”文化之间形成的这种反差足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矛盾性。

值得注意的是，《檀香刑》在这一点上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莫言在小说中一再写到，赵甲这些职业刽子手大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行刑时一定要“把活做好”、“把活做得地道”。这不仅是让统治者满意，也是让群体的看客们满意。因为他们知道被这样一种精致的“刑罚”文化培养出来的统治者和群众，都有着同样精致的欣赏口味。赵甲曾说:北京的看客们那可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看客，他们懂得什么样的刑罚该用什么样的技艺去匹配。而刽子手心理。为了满足看客们的心理，行刑便成为了一种表演，惩罚便成为了一种折磨。这种刽子手与看客的相互适应，正是对中国传统“隐”文化心理的绝妙揭示。就这一点而言，我以为莫言达到了对传统文化表现的一个新的深度。他用锋利的刀笔切人到了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内部，从“隐”文化的角度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两面性、矛盾性、复杂性。

在钱丁仕宦家庭的故事中，莫言着重切人的是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官场”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载体，是中国传统的“显”文化与“隐”文化的一个奇特而绝妙的结合部。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面性、矛盾性、复杂性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融会与体现。在官场里，人们一方面是“文化”的人，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文化的行为规范和皇权—官僚体制的制度要求，从事着种种表面的冠冕堂皇的官场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动物”的人，遵循利益要求和欲望驱动的原则，进行种种隐藏于表面的官场行为之后的“潜官场”活动。前一种活动体现的是“官场”文化中“显”的特点，后一种活动则体现的是“官场”文化中“隐”的内涵。《檀香刑》写“官场”文化，所主要着眼的是其“隐”文化的内涵。它揭去了“官场”文化用儒家政治、伦理文化所装扮的“显”文化表象，切人到这一文化的内层，展示出由人的利益要求和欲望驱动所呈现的种种隐密的文化因素。

钱丁是“官场”文化的“显”因素与“隐”因素互相结合而又互相矛盾的封建官吏形象。就文化基因而言，钱丁是正统儒家文化培育出的标准官吏，但对个人私欲的渴求又使他不可能摆脱官场“隐”文化的制约。首先，在他身上体现着儒家文化的政治理想、伦理规范和价值追求。钱丁是“皇皇两榜进士”，他曾有过当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它”理想，但因不谙官场之道而屈居下僚。对于袁世凯等人一方面馅媚洋人，另一方面又残害百姓的做法，他很看不惯，却无勇气像弟弟钱雄飞一样挺身而出反抗官场的黑暗;甚至为了能保住自己的官位，他不得不忍辱受垢，屈从于官场的腐败。这使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恼。其次，在钱丁身上也体现着中ni官场的“隐”文化特点。钱丁的内心世界同样是一个充满着七情六欲的世界，这使他一旦得了权势，也就必然运用这些权势去干一些满足个人私欲的事情。如为保住官位，不得不听命于上司和洋人的旨意，想方设法镇压了孙丙的起义;为使自己能有一个好前程，在京城走门路通关节，跑官买官;为满足自己的性欲，利用权势和魅力奸占孙媚娘……在从事这些活动时，钱丁有矛盾甚至有自责，但在利益驱动和为官理想的两难选择中，他还是选择了前者。儒家的政治、伦理理想同实际的为官之道的矛盾，是一个一直困绕着中国传统官吏们的怪圈。

《檀香刑》对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特点和“隐”文化内涵的揭示，除了钱丁之外，另一个

关键着眼点是对于袁世凯的描写。这本小说并没有全面写到袁世凯的官场活动，只是重点写了袁世凯在处理高密县孙丙起义这一事件中的机谋和权变。他对于洋人心思的揣摩和迎合，他对于高密县令钱丁的软硬兼施，他对于退休还乡的刽子手赵甲的巧妙利用，他对于手下军官的利益拉拢和酷刑震慑的治军手腕等等，这些都极为生动地显示了袁世凯驾驭权术的能力和洞悉官场文化的老到。与袁世凯相对应，莫言还写了奉行儒家政治、伦理理想但不谙官场“隐”文化内涵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的悲剧。这种对比描写，实际上显示了莫言对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一种认识，那就是“显”是表面的，“隐”是内里的;“显”是理想的，“隐”是实际的;“显”是失败的，“隐”是成功的。正是官场“隐”文化的这种内里性、实际性、成功性决定了中国传统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也决定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黑暗与腐败。

孙丙家庭的故事，主要体现的是莫言表现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意图。民间文化是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赖以存身的基础。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显”文化更多表现了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特点，那么这个民族的“隐”文化则更多地体现着社会下层人们的文化要求，它的主要形式就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通常会受到“显”文化的影响，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但是民间文化也具有自己特殊的运行规律，它同“显”文化并不是重合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和对立的。一般来说，民间文化所遵循的是人的自然欲望的规律，更直接地反映着一个民族实际的而不是理想的、世俗的而不是超越的生存状态，它所具体表现的特点就是同“显”文化的“雅”相对立的“俗”。在这种“俗”里，既包含着张扬生命力的内涵，也包含着扭曲生命力的力量。

孙丙是民间戏班的小首领，高密地方戏“猫腔”的传人。他同赵甲、钱丁不同，没有介人过上层统治社会，始终是一个属于社会下层的小人物，这就使他所受“显”文化或“雅”文化的影响甚少。但就是这个小人物却在高密东北乡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这就是领导了当地的义和团起义。孙丙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逞强与抗争。这同中国传统“显”文化以“和”为贵，崇尚“中庸”的文化精神是很不一致的。逞强与抗争保留的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血性和生命力，同时也是民间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秉承这一民间文化的精神，使得孙丙敢于对人人敬畏的县太爷说出那“犯上作乱”的话，敢于当街打死侮辱他妻子的德国技师，敢于扯起义和团造反的大旗向洋人和官府挑战;也正是有这民间文化精神的支撑，使得孙丙在“檀香刑”的酷刑面前临危不惧，从容赴难。逞强与抗争作为人的自然欲望的表现形式，体现了自然界的生存原则对于文化的作用，它的原始性虽然使它被“显”文化的重重厚幕压抑着，但在民间文化中仍然保存下来。莫言用他独特的文化视角发现了民间文化的这一内涵，并用它为主调演绎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

然而，莫言对这场戏的发掘并未到此为止。他还发现了在民间文化中深藏的另外一些东西，一些扭曲民族生命力的东西，即民间文化中同人的生命进化和社会发展相违背的力量，这就是由愚昧而导致的理性的缺失。在莫言的笔下，孙丙起义既有其悲壮的一面，也有其滑稽的一面。悲壮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生命力的体现，滑稽则是其生命力的扭曲。面对外来的压迫，传统民间文化表现了它必然的抗争意识，但是这种抗争意识却没有伴随着其应有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进步，而是被包裹在愚昧和迷信的外在形式中。这就使得民间文化在同外来的西方文化和上层的官场文化的对抗中处于劣势。一种劣势文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劣势地位，只是仅凭着本能的自然竞争原则而不是自觉的社会竞争策略来处理同强势文化的关系，反而以一种过分逞强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必然命运。劣势与逞强之间的反差就形成了滑稽。小说里所写的孙丙的义和团同官军及德国军队的战斗场面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它的原始的冲动、夸张的表演、可笑的仪式同它的惨烈的结局一起，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对于战争的独特理解。其实，整个的义和团运动也就是这样的一次民间文化的大表演。逞强与愚昧，或者说，悲壮与滑稽，构成了孙丙这场起义壮举的两面性，也构成了民间文化的两面性。莫言从文化批判的视角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这一独特反思，同他对刑罚文化、

官场文化等“隐”文化内涵的揭示一样，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出色的现代作家对于五四以来现代文化的自觉继承。

当然，一个作家对于历史生活切人的视角以及他对这一历史生活的理解和思考，主要还是通过他对于作品的整体构思表现出来。为了表现其文化批判的意图，莫言在这部小说的构思上体现了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采用了以表现民间文化为主，刑罚文化和官场文化为辅的结构原则，以孙丙的“猫腔”戏、义和团起义、檀香刑为主线索结构小说;二是利用叙事视角的变化，把现实与魔幻结合起来构成其叙事情节，形成一种多声部的叙事结构;三是利用给人物的命名，尽量使人物符号化，以此来体现人物所代表的文化涵义。

之所以采用以民间文化为主，刑罚文化和官场文化为辅的结构原则，我想，莫言大概是出于他对文化批判的历史客观性和文学视角的主观性如何更好结合的考虑。要揭示中国传统“隐”文化所包含的那些消极内涵，达到文化批判的目的，但又不能抹杀在这一文化中客观存在的那些积极因素，从而完整地体现中国传统“隐”文化的特点，这就需要一种艺术的整体性的把握。毕竟在小说所涉及的这三个“隐”文化层面中，民间文化是最能保留那些积极内涵的地方，是最能为民族生命力留下一些传统的地方，也是最让莫言那颗维系着乡土和民族情结的心灵不能忘却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檀香刑》尽管文化批判的意图很重，但其精神主调却同他以前的小说具有共同之处，那就是意在高扬一种积极的民族精神，意在发现一种富有血性和生命力的民族传统。在批判中有保留，在保留中进行批判，这正是莫言这一代现代作家对待传统的态度。

如果把莫言在这部小说中所采用的现实和魔幻相结合的叙事手法仅仅看作是作者在艺术上的一种探索，这恐怕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我认为，莫言对这样一种叙事手法的运用，同他的文化态度和文化批判的意图是息息相关的。一种文化只要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哪怕今天已经式微，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当代的人们用文化批判的眼光来认识它，只能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而它更真实的存在则是其感性的丰富性，这只能把它还原到它原有的感性状态来表现。特定的人物视角就是一种还原文化感性状态的努力。如写刑罚文化，莫过于以“赵甲狂言”的视角来叙述;写官场文化，用“钱丁恨声”的叙述最为真切;写民间文化，除了“媚娘诉说”、“孙丙说戏”外还能有更感性的叙述方式吗?同时，莫言还利用视角变换的方式来交叉换位叙述不同的文化层面，如用傻子小甲的眼睛来看刑罚文化，用民女媚娘的眼睛来看官场文化，用知县钱丁的眼睛来看民间文化，都具有一种新奇化、陌生化的叙述效果，这也增加了小说对于这些文化层面表现的感性的丰富性。这样一种艺术手法和表现内容的成功结合，使得《檀香刑》的文化涵义获得了具体、生动的形式。

说到《檀香刑》中主要人物的命名，人们都会注意到莫言使用的一个有趣的手法，那就是使人物的名字具有“泛符号化”的特征，如赵甲、钱丁、孙丙。至于为什么给人物采用这样的命名，莫言自己没有解释。但没有解释并不等于没有意图。我猜想，莫言的这种做法大概也是基于更好地表现小说文化内涵的设计。一个人物，没有实际的名字，只有一个宽泛的符号化的名称，这说明这个人物并不是历史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而是一个文化群体的代表，一种文化方式的象征。这样，人们在阅读《檀香刑》这部小说的时候，就不仅会注意到人物性格这些只属于个体的因素，而更会注意到由人物所体现出来的那些更为广泛更为深远的文化内容，那些包含着群体的民族文化性格的历史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檀香刑》绝对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一部具有文化象征意味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