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意与司法审判

2022-09-29

一、“民意审判”的运作原理

( 一) 司法属性的必然要求

( 1) 司法的民主性与尊重民意。我国政体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司法的民主性, 必须充分反映和尊重民意。法律固然凝固了民意, 现实社会却更为复杂多变, 司法审判要承担起继续反映和体现民意的职责, 需要在审判过程中不断地把民意吸收进来, 丰富和发展法律的内容, 使法律与时俱进、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 ( 2) 司法的开放性与吸纳民意。司法审判既要诉诸法理又要诉诸事实。诉诸法理要求按照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 诉诸事实则要求在界定法律规则时持开放的态度, 考虑法律之外的社会因素, 包括民意。 ( 3) 司法的沟通性与融合民意。裁判不是简单的发号施令, 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沟通。就我国司法而言, 裁判中尽管以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为常态, 然而在疑难、复杂和新类型的案件则需要借助其他资源, 听取社会的反响和呼声, 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

( 二) 自由裁量权的享有

美国学者梅里曼指出, 审判上的自由裁量是指“能够根据案件事实决定其法律后果, 为了实现真正的公正正义可以不拘泥于法律, 还能够不断地解释, 使之更合于社会”的权力。简而言之即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公平正义考虑, 酌情作出决定。因此在社会舆论一片倒的情况下, 法官处理这类社会影响广, 社会争议大的案件, 行使其自由裁量权, 将民意纳入裁判依据作出决定。

( 三) 法律规范的抽象和滞后

一方面固定形态的法律不能完全涵盖社会生活的各种生活动态, 使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无法可依, 法官裁判主要依据的缺失令人左右为难。另一方面现有法律的语焉不详为实际断案增添阻力。以《刑法》为例, 条文中有相当多的“情节严重”等概念模糊的用语。法官只有依据一般逻辑经验定性定量。在无法可依、有法难用的情况, 法官听从民意断案审判也是人之常情。

二、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 一) 民意对司法审判的积极影响

1. 填补公权力缺漏, 有利于实现个案的公正公平。公权力与个人权力相比有其权职方向的天然优势, 却难免失于细节。民意覆盖范围的广泛性, 可以帮助补充法院检察院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遗漏或无法获得的证据, 使得案件调查更加接近于事实真相, 有助于实现个案的公平公正。2.监督司法运作, 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新闻自由度的增加与媒介多样化的进展使得司法透明度高涨, 司法程序在民众的舆论监督下运行, 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的不当行为通过曝光敲响警钟, 促使司法程序回归法治本意, 成为司法审判公正的一道有力牵制。3. 推动变革, 有利于法律构建的完善。孙志刚年轻生命的消殒引起民众强烈反响, 加快了《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 佘祥林杀妻案在媒体曝光下, 推动死刑案件审判程序的改革。民声的沸腾与民意的反馈, 提醒国家立法机构与司法人员、法学专家专注焦点问题, 改革现有不完备、不合理法律, 推动我国法律构建的完善。

( 二) 民意对司法审判的消极影响

1. 干扰司法独立。刑事诉讼法第5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正如卢卡斯所言“一个看重正义、法律与自由的国家, 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必定是不平等的, 即法官必须占据实权地位,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成为法官”。而现实却是司法人员被非法律专业的意志所操纵, 将司法审判沦为迎合民意的工具, 不仅不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 反而是其独立的巨大阻力。2. 损害司法权威。司法权威要求其具备公信力, 即社会公众 ( 含当事人) 从道义上、思想上对司法的认同与信服。而如李昌奎案一审二审再审, 判决在民意的牵引下改了又改, 公权力的权威沦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追随者。另一方面, 公民心中最质朴的“同态复仇”“杀人偿命”又与刑法“少杀慎杀”思想相对立。在根本思想偏差的情况下民意难免对法意指导下的判决抵触甚至产生“不公”之感, 司法审判的公信力如何不言而喻。

三、民意不应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 一) 民意片面多变、非理性的特点使其无法成为司法审判依据

在民意沸腾的案件中不难寻觅到媒体推波助澜的身影, 追求“眼球效益”的大众传媒对案件的报道重在凸显其最具新鲜感和独创性的部分, 甚至很多臆想、夸大情节也会大篇幅的呈现, 真实性大打折扣。民众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 先是被媒体所蒙蔽, 又在解读中加之个人好恶, 经过两重主观解读的事实很有可能已经与真相相去甚远。而随着时间的推演, 又涌现新爆料推翻之前的猜测, 舆论风向再次扭转。随着药家鑫身份由“富二代”到“穷小子”的演变, 舆论从一边倒的必死无疑到杀与不杀两派分庭抗礼。如果将民意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那么对药家鑫的审判不是就变成了一场今天该死, 明天不该死的可笑闹剧吗? 再者网络时代的匿名性与开放性在保障民众隐私的同时又降低了民众言论的道德责任, 此时民意更多的是情感的宣泄与倾吐而非理性探究。将民意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换来的或许只是一场“多数人的暴政”。

( 二) 民意与法意判断标准的不相契合

司法审判是通过证据构建出的法律真实进行审判, 而民意则是依据媒体构建的主观真实来进行“审判”。辛普森案中多数被调查民众认为辛普森有罪, 而陪审团在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宣告辛普森无罪。诉讼中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 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审判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 而不可能是事实真实。因而法律事实与民意事实的偏差, 容易导致民意与司法审判结果之间的冲突, 外化为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不同追求。同时, 以个人道德作为评定标准、以经验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民意审判的常态。“普通人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 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律做出回应。”民意与法意的根本立足点不同, 使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盲目将民意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

( 三) 民意与司法审判价值本意的差别

首先司法审判的民主性要求其充分体现民众的意志。民主性并非群众性, 司法审判的专业性要求审判人员必须受过专门法律训练具备法律专业素养, 若将其视为群众性事务则导致大量非法律专业人士进入司法部门, 不仅有悖于司法审判的价值本意, 且在实践中造成损害。再者司法审判的民主性不等同于司法屈从于民意。民主性的内涵在于程序公正和保障人权, 而不是以公共利益和民意的旗号压制个人的程序权利。现实中一旦被民意打上有罪的标签, 个人权利极易遭受到损失。司法审判本着公正公开的原则向公众提供相应犯罪嫌疑人情况这本无可厚非,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越过个人正当权利的界限。如果把民意信奉为司法审判的准则, 必将是与司法审判价值本意的背道而驰。

四、结语

无论是法律立意所凝固的当时民意, 还是在司法审判中体现的动态民意, 时代的进步离不开民意, 司法审判的法律本质不排斥民意。虽然现实操作中, 存在着“民意审判”、“道德拷问”、不理性甚至冲击司法审判的现象, 但在本质上两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追求的都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而我们无法武断的将民意排除与司法审判之外, 两者密不可分。然而吸纳民意也不意味着一味的“唯民意至上”, 坚守住一条底线———民意不能成为司法审判的依据。民意与司法审判的协调非一朝一夕即可实现, 唯有正确把握民意与司法审判的本质, 且思且行。

摘要：自媒体时代下人人都是话题者, 畅通、便捷、无处不在的媒介进一步将民意与司法的摩擦碰撞推向高潮。有人说这是民意挟持司法的尴尬时代, 也有人说这是民主时代萌芽的勃发。本文将从民意对司法审判的影响, 运作方式等入手, 探讨民意与司法审判。

关键词：民意,司法独立,司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