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精选6篇）

篇1：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规要求

本报北京4月29日电(记者徐日丹)最高人民法院今日下发《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要求职务犯罪在内的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所有减刑、假释案件须在立案后五日内依法向社会公示。《规定》指出，对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开庭审理: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报请减刑的;报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司法解释一般规定的;公示期间收到不同意见的;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被报请减刑、假释罪犯系职务犯罪罪犯，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及其他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

篇2：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为依法正确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减刑、假释作为重要的刑罚变更制度，有利于激励罪犯改造、维护监管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规定的基本精神与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有关负责人就规定的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减刑假释制度改革司法改革重要任务之一

问：请您介绍一下规定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答：减刑、假释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公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指导减刑、假释工作开展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减刑、假释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如案件审理程序透明度不够高、监督机制不够健全，“重罪多减、轻罪少减”的规定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假释适用率普遍偏低等，人民群众对减刑、假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减刑、假释制度改革也是本轮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以及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确定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减刑、假释审理程序的公开制度，严格重大刑事罪犯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将一律公示

问：减刑、假释案件为什么要开庭审理？具体案件范围有哪些？

答：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主要采用书面审理方式，这既不利于人民法院科学判断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也不利于充分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对减刑、假释案件依法实行开庭审理，可以避免人民群众对减刑、假释审理工作“暗箱操作”的怀疑，也可以使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听取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罪犯本人以及同监区罪犯等多方面的意见，增强司法公信力，确保减刑、假释案件的公平公正。

但鉴于目前人民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要求所有减刑、假释案件一律开庭审理是不切实际的。规定选取了现阶段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社会关注度较高、司法实践中也容易出问题的六类减刑、假释案件，明确要求必须开庭审理。这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分别是：（1）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提请减刑的；（2）提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一般规定的；（3）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4）公示期间收到投诉意见的；（5）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6）人民法院认为有开庭审理必要的。

问：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为什么要一律公示？应如何公示？

答：规定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一律予以公示。公示地点为罪犯服刑场所的公共区域。有条件的地方，应面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从而，对于仍然需采取书面方式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人民法院在作出减刑、假释裁定前，应将拟减刑、假释罪犯的基本情况及减刑、假释依据等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及相关各方的监督，经过必要的期限后，未收到举报或者举报经查不实的，人民法院才能作出减刑、假释裁定，以公开透明的审理程序来确保减刑、假释案件的公平公正。此外，《规定》也明确了公示的内容，包括：（1）罪犯的姓名；（2）原判认定的罪名和刑期；（3）罪犯历次减刑情况；（4）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和依据；（5）公示期限；（6）意见反馈方式等。

问：规定在加强程序监督方面做了哪些规定？

答：主要有两点：一是切实加强检察监督。规定明确，执行机关在提请减刑、假释时，人民检察院对提请减刑、假释案件提出的检察意见，应当一并移送受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对于执行机关减刑、假释“不当提而提”和“当提不提”均有着重要的监督和纠正职能，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可以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裁决提供重要而有力的帮助。

二是规定了人民法院自身纠错程序。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在减刑、假释裁定作出后，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但并未规定人民法院自己发现减刑、假释裁定存在错误后的纠错程序，无疑是个缺憾，不利于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因此，有必要在司法解释中设置人民法院的自身纠错程序。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发现本院或者下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减刑、假释裁定确有错误，无论检察机关是否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都应当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定。

严格重大刑事罪犯的减刑假释条件

问：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的规定，对因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那么，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执行中应如何减刑？是否可以假释？

答：规定积极配合刑法修正案

（八）关于刑罚结构调整的制度落实，相应严格了重大刑事罪犯的减刑、假释条件，推动改变“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刑罚轻重不平衡现象。规定明确规定：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被减为无期徒刑的，或者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应当比照未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和减刑幅度上从严掌握。从而，既严格限制此类罪犯的减刑条件，使其最低实际执行刑期不少于二十五年；同时又给其留有减刑的空间和希望，激励其遵守监管秩序，认真接受改造。

关于被限制减刑的罪犯是否可以假释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规定第十八条明确，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被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后，也不得假释。可见，因前款情形和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无论人民法院是否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其即使在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仍然不得假释。

问：未被限制减刑的普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执行中应如何减刑？是否可以假释？

答：关于未被限制减刑的普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的减刑，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的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规定对于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应如何减刑，作出了明确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为二十三年有期徒刑。同时，规定将其实际最低服刑刑期由十二年提高到十五年，且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

关于普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是否可以假释的问题，规定第二十一条予以明确，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确符合假释条件，实际服刑刑期在十五年以上（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且不属于前述不得假释情形的，可以假释。

问：刑法修正案

（八）将无期徒刑罪犯的实际最低执行刑期由十年提高到十三年。那么，关于无期徒刑罪犯的减刑有哪些调整？

答：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的上述修改，规定将无期徒刑罪犯减刑后的刑期整体提高了二年，即将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减刑幅度由原来的可以减为“十八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修改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将因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刑幅度由原来的“十三年以上十八年以下”修改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修改后的条文规定为：无期徒刑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问：1997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有关“重罪多减、轻罪少减”的规定，实践中一直争议很大，规定对此是否进行了修改？

答：根据1997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如果悔改表现突出的，可以减刑二年；有重大立功情形的，甚至可以减刑三年；而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即使悔改表现突出，最多只能减刑一年。如此规定，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不合理的，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减刑过快”的问题。因此，规定删去了1997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重罪多减、轻罪少减”的有关规定，使减刑幅度回归到正常合理的轨道上来。

问：规定在严格重大刑事罪犯减刑、假释条件的同时，有哪些规定体现了从宽精神？

答：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规定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当从宽。

二是规定老年、身体残疾（不含自伤致残）、患严重疾病罪犯的减刑、假释，应当主要注重悔罪的实际表现。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年、身体残疾、患严重疾病的罪犯，能够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应视为确有悔改表现，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可以相应缩短。假释后生活确有着落的，除法律和本解释规定不得假释的情形外，可以依法假释。

三是规定对被判处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有期徒刑的一般减刑条件，适当缩短起始和间隔时间。

四是规定对减刑后余刑不足二年的罪犯，符合条件决定假释的，可以适当缩短间隔时间。

明确减刑假释标准推动与社区矫正顺利对接

问：应如何理解和判断刑法规定的“确有悔改表现”的一般减刑条件？

答：我国刑法关于减刑、假释一般条件的规定较为原则，为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统一掌握减刑、假释标准，规定对刑法规定的一般减刑、假释条件进行了细化。规定明确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规定要求，对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提出申诉的，要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对罪犯申诉不应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

问：应如何理解和判断刑法规定的“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一般假释条件？

答：我国刑法此前关于“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把握，一定程度上导致假释适用率普遍偏低。在刑法修正案

（八）将其修改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后，增强了该标准的可操作性。在规定起草过程中，考虑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仍然较为原则，且属于主观判断的范畴，为便于实践中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故对该问题进行了重点调研。规定明确规定：办理假释案件，判断“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除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外，还应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原判刑罚情况，在刑罚执行中的一贯表现，罪犯的年龄、身体状况、性格特征，假释后生活来源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对该一般假释条件的进一步细化，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假释制度的进一步适用。

问：在刑法修正案

（八）确立假释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后，规定在推动假释与社区矫正顺利对接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答：主要有两点：一是将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作为人民法院裁定假释与否的重要参考依据。《规定》明确要求，执行机关提请假释的，应当附有社区矫正机构关于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报告。

二是明确规定减刑、假释的裁定作出之日起七日内，必须送达有关执行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罪犯本人，包括社区矫正机构，从而确保假释罪犯的顺利交接，防止脱管、漏管，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着力解决刑罚执行疑难复杂问题

问：罪犯财产刑执行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履行情况对其减刑、假释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

答：规定建立了罪犯财产刑执行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履行情况与其减刑、假释的关联机制。当前，财产刑执行难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履行难的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对于确有财产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罪犯，不仅难以弥补犯罪造成的损失和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也不利于维护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不利于缓和与消除社会矛盾。将罪犯财产刑执行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履行与其减刑、假释关联起来，对于解决财产刑空判现象，推动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履行，具有明显和积极的作用。因此，规定明确要求，对确有财产刑执行能力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履行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罪犯，在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当然，对于确实没有执行和履行能力的罪犯，在减刑、假释时不应从严掌握。同时，罪犯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也表明其能够认罪悔罪，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可视为有认罪悔罪表现，在减刑、假释时可以从宽掌握。

问：案件再审后，原减刑、假释裁定应如何处理？

答：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案件再审后原减刑、假释裁定的处理问题成为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难点问题，各地在具体操作上也不完全统一。考虑到，案件再审与原减刑、假释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法律条文难以涵括各种情形，若作具体列举，反而将可能不利于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因此，规定在确保案件公正处理的前提下，尽量节约司法成本，将该问题区分两种情形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一是再审维持原判决、裁定的，原减刑、假释裁定效力不变。二是再审改变原判决、裁定的，应由刑罚执行机关依照再审裁判情况和原减刑、假释情况，提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减刑、假释裁定。

问：实践中还有哪些突出问题？规定是如何解决的？

答：规定主要根据执行机关的意见，对以下三个问题作出了规定。一是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抗拒改造，尚未构成犯罪的，此后减刑时可以适当从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只要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即应减为无期徒刑，这导致有些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虽未构成犯罪，但抗拒改造，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监管秩序，也不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

二是严格在执行期间又犯罪罪犯的减刑条件。在执行期间又犯罪的罪犯，尤其是原判罪行较重或者新罪罪行较重的罪犯，体现出很大的人身危险性，是监管和改造的重点。规定明确：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自新罪判决确定之日起二年内一般不予减刑；新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自新罪判决确定之日起三年内一般不予减刑。

篇3：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一、对减刑假释案件的检察监督的历史变化

(一) 减刑假释案件书面审理模式下的检察监督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方式未作出明确规定, 实践中各地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一般就是书面审查监狱刑罚执行机关上报的相关材料后, 就直接做出裁定。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定是事后监督, 发现裁定有问题后, 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是一种亡羊补牢的做法。虽然后来检察机关实行了同步监督, 将对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提前到监狱报请阶段, 但检察意见需要通过层报、转送等方式送达审理法院, 监督程序繁杂, 渠道不畅, 监督的效果很难保证。

(二) 案件听证审理模式下的检察监督

基于实践中常用的书面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 有地方开始尝试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听证审理。听证审理是指法院通过召开听证会, 组织服刑人员或其代表参加, 结合监狱报请材料, 作出裁定。此种模式透明度较书面审理高, 但缺乏对抗性, 服刑人员的意见也不能全面表达, 检察机关参加听证也流于形式, 监督效果同样不能有效发挥。

针对书面审理和听证审理不公开, 不规范的问题, 目前实务界、学界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引入减刑假释诉讼机制, 建立减刑假释案件的开庭审理模式。[1]

(三) 开庭审理模式下的检察监督

为解决现行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2012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具体规定了六种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2], 减刑假释开庭审理模式从实践探索层面变为具体的法律规定。随着减假案件的开庭审理模式的全面推进, 检察机关对庭审活动的监督也全面展开。

二、对减假案件开庭审理进行检察监督的意义

刑罚执行活动是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 此项活动是否公平、公正直接影响司法公信力的高度, 直接关系到刑罚功能能否得以实现。对庭审活动的检察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一) 有利于对刑罚变更执行活动的同步监督。对庭审活动的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活动全程同步监督的重要内容。对庭审进行监督极大的丰富了检察机关同步监督的内容, 实现对提请机关和审理机关的监督制约。

(二) 有利于强化对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过去书面审理时, 阅卷检察官的意见, 需要层层转交到法院, 由于环节多, 监督不可能及时有效, 而开庭审理后, 检察官的意见可以面对面的直接向审理法官表达, 法院必须记录在案, 并对需要反馈采纳情况, 监督环节少了, 监督方式更直接, 效果也会更好。

(三) 有利于强化对驻监检察人员自身的责任追究。中央政法委出台文件规定, 对减假暂各环节的承办批准人, 实行“谁承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开庭审理对检察人员会产生“倒逼”作用, 促进检察人员业务水平和工作态度的提升, 提高监督能力。

三、减刑假释庭审的检察监督工作现状及问题

2014年笔者所在检察院对所负责的六所监狱提请的共187起减刑假释庭审案件出庭监督, 重点关注罪犯对罚金刑的履行情况, 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罚金的3名罪犯, 依法建议法院从严掌握, 降低减刑幅度, 促使服刑人员积极履行罚金, 切实维护了司法权威。但总体上看庭审监督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一) 开庭审理案件的比例小。以笔者所在检察院为例, 2014年全年共审查减刑假释案件6021件, 审查中法减刑假释裁定6004件。而当年开庭审理的案件才187件, 仅占当年减刑假释案件总量的3.1%;全年共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报请不当102件, 其中在开庭审理中监督纠正4件4人, 占监督纠正总数不到4%;全年监督财产刑履行情况42件, 其中开庭审理的仅3件, 占总数的7%。[3]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对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比例小, 范围窄, 影响开庭审理作用的发挥。

(二) 对开庭审理案件的检察监督不深入, 甚至流于形式。我院从2013年开始出席减假庭审, 以减刑庭审为例, 中法往往集中一上午的时间, 去一个监狱开庭, 每个监狱大概都有十名左右服刑人员参加减刑的庭审, 平均每名服刑人员的审理时间只有十多分钟,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不论是法院还是检察机关也只能对每名罪犯的相关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如记功、奖励材料是否经过审批, 而对每名罪犯的这些奖惩材料是否真实合法有效, 很难进行了解, 也不可能在庭审监督中完成。

(三) 出庭的主体问题。实行开庭审理后, 检察机关都会派员出庭执行职务, 哪一级别的检察机关出庭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以减刑开庭为例, 对监狱报请的服刑人员减刑案件, 一般都是有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而对这些减刑案件进行同步检察监督工作的是监狱所在地基层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是中法同级的地市级检察院派员出庭, 还是进行同步监督的基层院派员出庭?地市级检察院出庭级别是对等了, 但之前的工作是基层院做的, 他们并不了解情况, 不利于监督。如由了解情况的基层院出庭, 级别不对等, 在庭审中发现问题, 直接向中法审判人员提出没有法律依据, 只能向市级检察院汇报, 由市级检察院向中级法院提出, 监督流程繁琐影响监督效果实现。

四、完善减刑假释庭审检察监督工作的几点设想

(一) 强化庭审前、庭审后的监督。开庭审理时, 由于时间等客观原因, 只能对服刑人员减刑材料做形式上的监督, 如果检察机关不注重庭前的调查, 庭审监督就会变得有名无实, 流于形式。庭前检察机关应通过向管教干部, 其他服刑人员调查, 通过社会走访, 银行调查等多种方式, 认真核实服刑人员所获得的奖惩材料的真实性, 将监督触角前移, 按照高检院的要求, 从监区提请阶段介入, 全程监督确保在庭审中出示的材料真实、有效、合法。减刑裁定送达后, 也应对审理结果进行监督, 发现有误及时纠正。

(二) 及时沟通促进法院裁定吸纳检察监督意见。在现行法律条件下, 检察机关对法院减刑审理的监督, 仍然是软性监督, 检察机关只是单方提出自己的意见, 至于法院是否采纳检察机关是左右不了的, 所以就需要检察机关加强同法院的沟通协调, 必要时可以召开法检两家联席会议形成会议记要, 确定法院裁定吸纳检察建议的制度, 在法院裁判文书中明确表述对检察意见的采纳情况。明确表述既体现了对检察机关出庭的尊重, 又能全面反映庭审过程中各参与方的意见, 增强裁判的公正度, 提高司法公信力。

(三) 庭审由哪一级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的问题。笔者认为应由派驻检察室和审理机关同级检察院共同出庭进行监督。因为这种出庭方式, 一方面, 与法院同级检察院派员出庭, 可以满足级别对等的要求, 级别对等了, 在开庭审理中发现的问题, 出庭检察官直接向法院审判人员提出检察意见就有了法律依据, 监督更直接, 更便捷, 无疑监督效果会更好。另一方面, 也充分发挥了派驻检察更了解服刑人员改造情况的优势, 符合监督亲历性要求, 也能保证全程同步监督工作的连续性要求。派驻检察室和法院同级检察机关共同出庭, 既满足了级别对等的要求, 也更好履行监督职责。

摘要：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是在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明确提出, 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随着开庭审理的全面铺开, 检察机关如何在庭审中发挥监督作用的探索就日益迫切, 本文就庭审监督实践中出现的了一些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探索。

关键词：减刑,假释,开庭审理,检察监督

参考文献

[1]付磊.减刑程序之模式化检视[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0 (3) .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 六种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是:“1.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提请减刑的;2.起始时间、间隔、幅度不符合一般规定的;3.有重大影响或关注度高的;4.公示期间有投诉的;5.检察院有异议的;6.法院认为有开庭必要的.”最高人民法院.2012.

篇4：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摘要：2014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该规定积极回应了社会期待，对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作出了更加严格、明确的规定，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还会不断涌现，人民群众对减刑、假释工作还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笔者结合此次规定的出台情况，对我国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关键词：减刑假释建议

1 进一步强化司法文书说理

笔者认为在减刑、假释审理实践中，假释案件应该进一步扩大开庭审理的范围，因为开庭审理使裁决文书更加具体、详实（如：罪犯的基本情况、生效判决书内容、罪犯在监狱中的表现及其所获奖励情况、驻监检察室的意见、开庭审理情况、裁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以及裁决结论等），强化了法律文书的说理，使裁决过程、裁决结果及裁决理由一目了然，从而促进了减刑、假释案件的公开化、透明化，增强了司法公信力。

2 探索减刑、假释案件判例制度

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律由于最大程度体现人民利益和意志，因此其正义性与合法性毋庸置疑，然而仅有文本正义并不能达到法治正义的要求。法律条文中的正义当然应该体现在具体而鲜活的司法实践中。

现行减刑、假释法律条文体现了普遍正义，这些条文只有在具体审理的案件中才能发挥其更重要的作用。2014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虽然将减刑、假释案件实现的正义通过部分公开审理的方式展示给了公民。但笔者认为，在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基础上，还应该积极探索减刑、假释案件判例制度。对部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良好、具有代表性的公开审理之减刑、假释案件，应尝试将其作为判例示范公之于众。这样既能保障法制的统一性，防止出现减刑或者假释差异较大的情形，又能将其在更大范围内对公民公开，获取公民的认可。

3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中吸收公民建议

2014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中虽然已经将“证明罪犯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重大立功表现的证人，公示期间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以及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其他人员”列为可以参加庭审的人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建议应该尽力保证参与减刑、假释旁听公民的广泛性。听取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的可以包括审判地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人、农民、罪犯或者被害人生活社区的群众、律师、大学中专家学者、法学专业学生、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离退休干部职工等，尽量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切实体现听取意见的广泛性。

在陕西，“还有的基层法院尝试将群众意见归纳写入裁判文书，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服力”，这种做法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对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删除，提升司法公信有重大启发性。《刑法修正案（八）》第16条对《刑法》第81条进行修改，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犯罪分子假释后生活在社区中，不可避免地会对社区居民产生影响，如果是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影响可能更为强烈，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社区居民产生不安全感，对司法机关产生强烈不满。因此，要考虑罪犯假释后对社区的影响。

为了真正重视社区居民的感受，使假释受到良好效果，笔者本人认为，应该在假释开庭审理时有条件地吸收社区居民参与审理，发表意见和建议。把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纳入假释裁定过程，吸纳其符合常识、常理、常情的成分，在假释裁定中体现社情民意。如果大多数居民代表赞同罪犯假释，则应采纳其意见，这样不仅有利于罪犯在社区改造，重新融入社会，更有利于居民产生主人翁感，信任法律是自己的法律，人民法院是自己的法院。如果大多数居民代表否定对罪犯进行假释，与合议庭意见相左，合议庭可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最终依法作出裁定。对罪犯假释后居住社区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无论采纳与否，都要进行当面或者书面反馈，告知采纳或者否定的事实理由与法律理由，并将裁判文书在社区公示。对减刑案件，尽管法律并没有要求考虑减刑后居住社区的影响，但是毕竟罪犯出狱后还要生活在社区中，因此在某些案件中同样应该考虑罪犯减刑后对其周围民众的影响，基于这种情况，应该更加重视居民对罪犯减刑的意见和建议。

4 结束语

总之，减刑、假释制度改革可以说是新时期我国司法体制系统明确的改革任务，也是完善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步骤，目前有大量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最终目标就是建立符合我国司法改革要求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期待的减刑、假释制度。

参考文献：

[1]武建敏.司法公信力的判例法立场[J].河北法学，2011（3）.

[2]安东.公民参与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J].人民司法，2009（19）.

[3]王炜，黄晓云.直面社会监督 强化司法公信——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周建平就裁判文书上网答记者问[J].中国审判，2013(08).

[4]黄晓云.看得见的正义 专家、学者热议裁判文书上网[J].中国审判，2013(08).

[5]钟文渊，黄勇.让司法更加阳光，以透明提升公信 海口中院司法透明度荣获全国第一背后的故事[J].中国审判，2013(08).

作者简介：

王卫民（1981-），男，讲师，研究方向：法学，山东经贸职业学院教务处。

篇5：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摘要：近期，针对我国减刑、假释案件司法实践中曾长期存在的违法行为，中央决定将“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司法改革的重点来抓。本文，笔者拟从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的视角论述其对司法公信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减刑 假释 司法公信 意义

1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确立了减刑、假释制度，但没有规定公开审理。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三个该司法解释都没有涉及两类案件公开审理的问题。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解释第26条规定了6种情形需要对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2014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将“公示制度”作为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前置程序，并且明确规定了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范围，对促进司法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2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对于司法公信建设的重要意义

2.1 有利于贯彻宪法原则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司法权也同样来自人民，人民有权利依法参与司法活动，对司法活动行使监督权。学者论述到，“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于民众，以便被指望服从规则的人们了解规则是什么。”笔者认为，被指望服从规则的人们在了解了规则是什么之后尚显不足，还需要了解是哪些人在怎么样适用这些关系自身利益的规则，他们适用这些规则是否合情合理或者合法。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将刑罚执行变更的活动公之于众，则人民了解缩短宣告刑时间或者变更刑罚执行地点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明确自己所赋予人民法院行使的司法权之运行过程，知晓法院并没有滥用权力，而是在科学以及审慎地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建立对法院的信任。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增强了司法公信，保障了人民在司法环节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2.2 有利于祛除减刑、假释神秘色彩 长期以来，监狱行刑工作在高墙电网、武警站岗的封闭环境中进行，外界对罪犯在监狱中的活动充满好奇。减刑、假释工作大多限于书面审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一司法活动的神秘性。与世隔绝的监狱和停留在办公室内的减刑、假释审理使这项司法活动不象刑事审判活动一样能为公众接触，因此变更宣告刑的实际执行时间或者执行地点成为人们十分感兴趣的事情，往往认为其中容易存在暗箱操作。罪犯获得减刑出狱，有些情况下会再次实施犯罪，媒体报道中常常提起该罪犯曾经多次获得减刑，话语中充满了对减刑的不理解和不满意。对部分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使罪犯在监狱中的表现公之于众，能够令公众对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的情形有直观的认识。对罪犯裁定减刑、假释的司法过程向公民、媒体公布，能够使公民理解相关法律的设立原因，适用背景及罪犯在监狱内的活动情况。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活动公之于众，有利于祛除减刑、假释工作的神秘色彩，增加公民对法律适用、执行的感性认识，从而增强司法公信。

2.3 有利于保障罪犯的权利 对部分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有利于保障罪犯的知情权，了解自己为什么不能获得减刑、假释，他人为什么能够获得。对罪犯在监狱中的确有悔改表现、重大立功、是否累犯、犯罪情节是否恶劣、是否及时缴纳罚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情况等均在申请减刑、假释前予以公示，有利于被减刑的罪犯知晓自己被提请减刑和法院裁决减刑之间出现差距的原因，从而理解法律运行的规律，明白日后努力的方向。“一个理性的公民，只有当他相信司法机构对法律有足够的忠诚并有足够的‘护法力量的时候，他才能够相信法律不会在他有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走开。”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能够保障罪犯的基本权利，使被减刑、假释的罪犯以及其他罪犯清楚了解这一制度的运行过程，从而对人民法院的裁定心服口服，相信法律会保护他的权利。

2.4 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最直接的承受者，通常情况下，犯罪人获得减刑或者假释容易引起被害人的不满。林山田教授指出，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报应论的思想根源在于正义的概念。由于减刑、假释不公开审理，被害人并不能了解罪犯在监狱等设施中的表现以及自由被剥夺后的痛苦，不了解罪犯在工厂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其他方面的努力，他们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裁定不公正，从而不信任司法机关。即使司法机关具有高度的信用，但是如果不能得到信任，就会缺乏公信力，不利于公权力的行使。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可以邀请被害人参与开庭，听取犯罪人在监禁设施中的良好表现，促进正义的实现。

3 结束语

司法公信建设，是个艰难且漫长的工程，与每个法律人都息息相关，与法律运行的每个环节都无法分开，它需要在精密的法律制度设计中实现，需要在繁琐的法律运行程序中实现。二千多年前的先哲曾说，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司法公信建设，需要从减刑、假释这样的法治细节中开始起步。

参考文献：

[1]夏勇.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年版.

[2]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J].中国法学，2008（4）.

[3]郑成良.法治公信力和司法公信力.法学研究，2007（4）.

篇6：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内容摘要：减刑、假释制度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刑罚变更执行制度，在减刑、假释案件中引入证据规范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文针对减刑、假释证据规则之缺失，分析减刑、假释案件证据的种类、收集方式，探析减刑假释案件证据审查的模式构建。

关键词：减刑假释 证据 监督

在以往的实践中，减刑假释的检察监督多是以办事方式开展的监督，存在对证据的收集要求不高、监督程序不严、监督过程未留存等问题，影响减刑假释的监督质量。当前，监所检察部门更名为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部门名称的改变不仅将原监所检察职能更加科学精准地定位于对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刑事执行部分的法律监督，而是要以司法思维和司法方式改变以往减刑假释监督的行政化、办事化模式，赋予检察官相对的独立的司法办案权，减刑假释的监督由“办事”向办案模式转变，对证据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案件的提请、审理、裁定等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对减刑假释案件证据审查进行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如何审查证据，如何排除不合法证据、如何构建减刑假释案件证据审查模式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我们对减刑假释案件证据审查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一、减刑假释案件证据存在的问题

第一，法律规范缺失，证据模式构建于法无据。我国《刑法》在第4章第6节、第7节对减刑、假释的条件和程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62条至26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减刑、假释提请和人民法院减刑、假释案件审理和裁定的监督。《监狱法》在第3章“刑罚的执行”的第4节“减刑、假释”第30条至第34条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减刑、假释提请和人民法院裁定的监督。《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的定义及种类、证据的收集、证言的审查判断、证人的资格与义务等作了规定。上述证据规定主要是针对刑事侦查、刑事一审以及二审等案件制定的，没有明确规定适用减刑、假释案件，减刑、假释证据规定处于缺失状态。

第二，部分证据不符合证据合法性、关联性和客观性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减刑假释案件中存在部分证据收集主体不合法，证据经多次涂改，证据署名、指纹系假冒等问题。如服刑罪犯主张其暂无财产履行能力的各式困难证明，且困难证明出具主体各异，证明的随意性较强，且存在主观臆断的问题。又如个别罪犯的认罪服法书和思想汇报由他人代笔；个别证人的证言由他人代笔，且未有罪犯、证人与代书人共同在自述材料、证言上署名和加盖手印。

第三，检察机关证据意识不强，监督随意性大。目前，检察机关对于减刑假释的检察监督主要是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方式进行，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考核的主要依据是有回复，至于纠正文书该不该发、提出问题是否有针对性、整改措施是否具体、是否被采纳、回复是否及时等都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由于没有明确的质量要求，个别检察人员没有树立办案意识、证据意识，在制作前不作认真调查研究，制作时也较轻率，问题把握不准，建议的改进措施不具体，泛泛而谈流于形式，使检察纠正文书的质量不高，还有的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或为了应付考核而制发，监督效果不好。

二、减刑假释案件证据的种类

减刑假释案件的证据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书证。在司法实践中，因减刑、假释案件数量庞大，人民法院对“六类重点案件”[1]以外的案件通常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即人民法院根据减刑、假释建议书和刑罚执行机关提供的书面证据材料对服刑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作出最终裁定，因此执行机关在向检察机关抄送的减刑、假释建议书副本多是书证。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对服刑罪犯认罪服法、遵规守纪、教育改造、劳动改造、安全生产、生活卫生等方面用计分方式进行考核，刑罚执行机关提供的日记载积分表中管理民警对服刑罪犯的考察和加、扣分事项的记录，以及刑罚执行机关对服刑罪犯获得表扬、记功，立功和重大立功表现的材料多数为书证。

第二，证人证言。罪犯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的监狱环境中，其改造表现除刑罚执行机关提供的罪犯日常考核积分、罪犯奖励审批表等书证外，同监区罪犯以及罪犯的管教民警最熟悉服刑罪犯改造表现情况，因此在刑罚执行机关呈报的减刑假释证据材料中，同监区罪犯、管教民警书面证言占有很大比重。证人证言是证人就有关情况的感知所作出的陈述，但证人证言的缺点在于自身客观性较差，且容易受情感等主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处于封闭的服刑环境中，同监区罪犯证人本身就是服刑罪犯，其身份在服刑罪犯与证人之间转化，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样易导致各服刑罪犯为顺利获得减刑、假释而互相包庇、作伪证。在实践中，管教民警为获取私利，在证人证言中隐瞒罪犯的违纪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情况时有发生。如管教民警利用职务之便，为服刑罪犯携带现金等违禁品进监狱，从中获取私利，并在罪犯的奖励评审会上隐瞒罪犯违纪的事实，使罪犯顺利获得减刑假释。

第三，鉴定意见。对身体残疾罪犯和患有严重疾病罪犯进行减刑、假释，其残疾、疾病程度应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鉴定机构作出认定。罪犯病残状况鉴定意见书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文书，其表现形式应当是严肃、规范和统一的。但实践中鉴定意见书出现了很多版本，有的参照司法鉴定书的格式制作，有的简简单单就是一张纸，有的是电脑打印，有的是以手抄件形式出具。同时部分鉴定意见缺乏针对性，比如罪犯临床表现的症状是高血压，鉴定意见没有专门针对高血压并明确是高血压几期。

三、减刑假释案件证据的收集方式

第一，执行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刑事诉诉法》第262条第2款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的规定，执行机关移送的材料包括：执行机关拟提请减刑、假释意见；终审法院裁判文书、执行通知书、历次减刑裁定书；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证明材料；罪犯评审鉴定表、奖惩审批表；其他应当审查的案件材料。对拟提请假释案件，还应当审查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基层组织关于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报告。

第二，通过召开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收集的证据材料。通过听证会、罪犯座谈会、监管民警座谈会、原办案人员座谈会的方式，了解罪犯是否由再犯罪的危险，罪犯日常考核情况、罪犯日常表现情况、此次减刑期间所受的警告、记过、禁闭等行政处分以及原判认定事实情况、当时的认罪悔罪情况，并应将获取的材料及时转化成证据材料。

第三，启动法律监督调查机制，开展法律监督调查获取的证据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规定》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罪犯有立功或者重大立功表现拟提请减刑的；提请能够、假释罪犯的减刑幅度大、假释考验期长、起始时间早、间隔时间短或者实际执行刑期短等情形，应当启动法律监督调查机制进行调查核实。在调查中，主要采取以下方式：一是监管民警、罪犯本人、同监室罪犯等相关人员进行个别谈话，全面了解罪犯的刑罚执行中认罪悔罪情况。二是与原办理案件的侦查人员、公诉人员、审判人员谈话，综合审查罪犯对原判认定事实情况、认罪悔罪情况、财产性、附带民事诉讼的执行、履行情况。三是向执行机关调取罪犯的会见情况、零用金账户的消费情况等，到银行等金融机构调取罪犯及其家属的财产明细，核实其是否有执行、履行财产性能力。四是检察机关到罪犯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家庭情况及个人财产情况。五是到相关单位调阅复印相关材料。调阅罪犯档案，了解犯罪性质、刑期起止、入狱时间、减刑间隔期等情形；复制罪犯禁闭、严管等惩罚记录，调查民警对服刑人员违纪行为有无降档处分或者不予处分的情形。六是对罪犯在减刑、假释案件提请、审理、公示期间的举报、投诉进行调查核实，获取相关证据。

第四，派驻检察室要加强与与公诉、反贪、反渎、控申检察等部门的沟通、配合，主动收集减刑假释案件违法线索并进行调查取证。派驻检察室要加强与与公诉、自侦等部门的沟通、配合，要善于从公诉审查的疑点重点环节，刑事执行中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环节发现违法减刑假释的案件线索，并对违法线索进行调查取证，综合判定罪犯一贯的认罪悔罪情况，在减刑假释案件的提请或审理环节发表检察纠正意见。

四、减刑假释案件证据审查的模式构建

减刑假释案件证据审查是指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移送的减刑假释提请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进行审查，综合判断证据是否足以证明被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没有再犯罪危险。具体措施如下：

（一）减刑假释实体条件的证据审查

1.主体条件的证据审查。减刑假释主体应当为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但是也包括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后的减刑情况。因此，应当对原判决书、裁定书进行审查，核查减刑假释罪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减刑假释的主体条件。重点审查职务犯罪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严重暴力恐怖犯罪罪犯，或者其他在社会上由重大影响、社会关注度高的罪犯以及“踩点减刑”、立功或者重大立功减刑、减刑幅度大、假释考验期长、起始时间早、间隔时间短、实际执行刑期短的、考核计分高、专项奖励多或者鉴定材料、奖惩记录由疑点的罪犯。同时，在审查减刑假释时，应当对罪犯是否是未成年犯、老、残、病犯等年龄、身体状况方面的证据进行重点审查，主要对病残鉴定及病历资料是否客观真实、全面完整；医学检查或检验方法是否具有针对性；病残鉴定结论是否合理，引用的条款是否恰当，与病历资料之间有无矛盾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

2.减刑假释实质条件的证据审查。对减刑假释审查，重点审查以下五方面证据：一是服刑期间的一贯表现的证据材料，重点审查有无违纪行为、违纪行为所受行政处罚的种类以及立功、重大立功表现是否属实；二是财产刑是否执行、民事责任是否履行以及退赔退赃情况；三是原判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和假释的禁止性情形；四是再犯危险性，重点审查假释罪犯的身体状况、性格特征、假释后生活来源和监管条件等影响再犯罪的因素；五是是否具备社区矫正条件。

根据规定，罪犯是否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与其是否有认罪悔罪表现挂钩。对于是否具有执行履行能力，应审查证据客观性。如可对原判认定事实情况进行分析，是赃款去向不明还是被挥霍一空，赃物能否追缴发还，罪犯之前的身份职务和经济状况如何，作案次数等等，综合分析罪犯通过犯罪可能获得的收益和犯罪收益的消费去向，从而推断其是否具有执行履行能力。同时也应对罪犯执行期间消费情况证据材料进行分析，了解其消费水平和经济状况，判断其是否有执行履行能力。实践中，家庭贫困证明材料证明罪犯是否有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能力的重要书证材料。在审查证据材料中，要对出具证明的工作人员身份如何，是否有权出具；证明的内容是否真实，是否有证据证明，是否存在内容虚假等证据进行严格审查。

（二）减刑假释程序条件的证据审查

1.提请阶段的证据审查。这一阶段由检察机关对执行机关提请的减刑案件进行全面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提请减刑、假释案件证据，可以采取以下方法：一是派员列席执行机关讨论减刑案件的评审委员会会议，对案卷的证据进行全面的审查和了解；二是核查罪犯计分考核原始材料、罪犯认罪悔罪改造情况材料、罪犯奖惩情况材料、集体评议记录、刑罚执行部门审查意见，审查证据的真实性；三是以个别谈话、听取监管民警意见等方式，对某些有争议或不清楚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四是对于专业性较强的事项，如疾病诊断情况、伤势鉴定情况，进行文证审查；五是核查罪犯获得行政奖励的原始材料、罪犯历次减刑的具体情况、罪犯此次减刑假释与上次减刑之间的时间间隔等相关证据；六是必要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如可以询问本案、侦查人员、公诉人，了解原判认定事实情况、审查的疑点难点、罪犯当时的认罪悔罪情况、是否民事赔偿等，以便充分评估犯罪社会危害性。[2]

2.减刑假释审理阶段的证据审查。在实践中，减刑、假释案件通常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对“六类重点案件”应当开庭审理。对于开庭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指派检察人员出席。出庭检察人员应当全面审查案卷材料，为出庭监督做好充分准备，必要时可以开展调查。出庭检察人员在庭审中对证据的审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询问。针对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出庭检察人员可以询问执行机关办案民警、罪犯本人、监区民警和罪犯等其他证人。询问的质量是其他庭审监督权力行使的基础，因此出庭检察人员既要事先制定询问提纲，又要根据庭审具体情况，灵活行使询问权，以配合法庭查明减刑假释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二是举证、质证。围绕减刑假释案件事实，经审判长许可，出庭检察人员可以当庭向合议庭提供己方已掌握和收集的证据，并可以建议合议庭就己方和执行机关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出庭检察人员应针对案件不同情况，依据派驻检察同步监督工作的成果，结合之前的询问，充分行使好举证、质证。三是当庭建议。根据庭审过程中，检察人员认为需要进一步调查核实案件事实、证据，需要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或者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的，应当建议休庭。

3.减刑假释裁决阶段的证据审查。检察机关收到审判机关减刑裁定书副本后，承办人应当审查裁决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内容有无错漏。对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刑罚执行机关意见不同案件的裁决应当重点审查。检察机关发现裁决内容有疏漏差错等，应当向审判机关提出检察意见；审查认为减刑、假释裁定不当的，应当向审判机关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并书面通知提请单位。审判机关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同时要对罪犯减刑、假释后严重违反监规、监纪，甚至违法犯罪的服刑罪犯实行倒查机制，查是否存在伪造材料、弄虚作假情况，查是否存在对监狱警察行贿等违法犯罪手段获得行政奖励情况，查是否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办理情况，一经查实，建议法院撤销减刑、假释；对于严重违反假释规定，经监督机关和监督人员警告、劝诫后仍无明显转变的假释人员，建议法院撤销假释收监执行监禁刑罚。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可以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但下列案件，应当开庭审理：（一）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提请减刑的；（二）提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一般规定的；（三）在社会上由重大影响或者社会关注度高的；（四）公示期间收到投诉意见的；（五）人民检察院由异议的；（六）人民法院认为有开庭审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