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刑假释制度问题思考

2024-04-14

减刑假释制度问题思考（精选6篇）

篇1：减刑假释制度问题思考

减刑、假释是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在改造罪犯的长期实践中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人民法院是减刑、假释的决定主体，监狱（包括看守所）是减刑、假释制度的执行主体。他们在执法实践中，充分利用这两项制度教育服刑人员，调动罪犯改造的积极性，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减少重新犯罪，稳定改造秩序，促进监所安全，为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发挥了巨大的职能作用。但是，在执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此，就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减刑假释制度的功能和效益，特别是如何纠正减刑、假释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消除负面影响如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进一步促进减刑假释制度在刑罚执行中发挥积极作用，确保法律的准确实施等等，笔者作一些探讨。

一、直面减刑、假释制度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减刑、假释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减刑假释案件具有一定“个性”的，很难制定出普遍适应的规则。虽然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0月28日制定了《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减刑假释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该规定简单笼统，过于原则。《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了审查“确有悔改表现”的标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根据前述规定，“立功表现”和“确有悔改表现”就成了减刑的重要条件。在执法实践中，“立功表现”直接明白，好把握，而“确有悔改表现”就不好把握了。这给执法者留下了主观操作的空间和余地，容易产生随意执法。“认罪服法”和“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实践中很难量化成为客观的内容；而“认真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实践容易量化，但是监管部门及其民警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厚此薄彼，大多监管部门都将“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作为减刑的主要标准。监管部门据此作为呈报减刑假释的主要标准，实践证明监管不能公正、公开、公平地体现在每一个服刑罪犯身上。客观上限制了减刑假释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有的作用。从《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确立减刑的四个标准的排列顺序来看，“认罪服法”排在最前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其次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在四个标准中排在最后面，其作用地位应该是最小的。而在执行刑罚实践中，监管部门将“劳动”标准作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减刑依据，将四个标准的作用地位倒了过来。导至那些老弱病残的服刑人员由于客观的身体条件限制，劳动任务难完成，获取劳动分数少，以至于很难获得减刑假释。这有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公平正义的要求。从办理减刑、假释的程序看，对罪犯的减刑、假释，法院审理的依据主要是刑罚执行机关（监狱、看守所）呈报的材料。执行机关呈报的材料一是平常的按监管要求建立的档案资料,二是对罪犯进行的调查材料。罪犯只有接受调查的义务，而没有辩解的权利，被害人及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均被绝对地排除在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也是在法院裁定之后，即人民检察院在收到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书副本后，认为裁定不当，应当于二十日内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大多采用书面审理，结果人民法院的裁定基本上成了例行公事。从法院、监狱、检察院在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权力配置看，一是法院与刑罚执行机关之间的工作制约流于形式；二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减刑、假释裁定的监督，由于缺少具体的监督程序规定及相应处分权，缺乏进行实质审查的有效途径，也难以发挥实际监督作用。执法实践中，监狱呈报减刑、假释、主要靠罪犯减刑靠积分累积，而评分决定权在监狱警察手中，这样，减刑、假释的权力实际上在执行机关。这为一些监狱警察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收受犯人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预留了空间。

（二）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原判刑罚越短实际服刑期限相对越长。就一般情况而言，原判五年以下短刑期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期的5／6；原判十年至二十年长期刑的，平均实际服完原判刑罚的4／5。原判刑期越短服刑期限相对越长。二是五年以下短刑期罪犯的减刑机会和减刑比例偏少。减刑奖励制度规定，减刑的奖励考核以年为单位，受年减刑率30％的制约，每个罪犯平均3年有一次获得奖励减刑机会。因此，原判不满五年的短刑期罪犯，扣除在看守所已服刑期和入监初3个月集训期约1年不参加考核评奖的时间，在考核评奖的有效时间内，一般仅能获得一次奖励减刑约六至十个月；又因再次减刑间隔为1至2年，减刑后的余刑不足一至二年的罪犯很难再次获得奖励减刑；即使偶然获得奖励，余刑已满无法兑现减刑。三是对无期徒刑以上重刑罪犯能够减刑但不实行假释，经几次减刑刑满释放，导致合法地规避了刑法为他们专设的十年假释考验期的法律规定。四是在减刑、假释的具体适用上，对两类罪犯有失偏颇。第一，老弱病残罪犯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完成劳动任务，影响了减刑、假释。第二，一些老弱病残罪犯虽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悔罪表现、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个能自理”的标准，但不具备“假释后的生活确有着落”的条件，不能被假释。第三，尽管《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强调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适用从宽，减刑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但目前尚无统一规定的条件和量化的标准，造成各地理解不一致，适用法律不一致，影响了刑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第四，由于监督机关与外地罪犯原籍基层组织联系渠道不畅，无法落实对其家庭社会生活的调查，加之，在改革开放、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往往罪犯假释后仍需要外出打工谋生，对其假释考验期的考察根本无从落实。因而外省籍罪犯的假释极为有限。

二、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质量与社会效果监狱、法院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保障减刑、假释制度的正确实施，推进司法公正。按照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监狱、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各自的法定职责，严格执法程序，确保减刑假释的案件质量。下一页监狱在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过程中，首先要搞好对监管民警的法制培训工作教育，监管民警熟练掌握减刑假释的法律规定、工作规范及其监管业务知识，为监管民警承办减刑、假释案件提供强有力的法律知识保障。其次，要加强对监管民警的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广大监管民警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本着对法律负责的精神，公正对待每一位罪犯。同时，事事处处体现司法公正，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袭与干扰，勇于同徇私枉法、办关系案、人情案等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保证减刑、假释制度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再则，监狱部门要组织精干警力，对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三大现场的具体要求，结合每种服刑罪犯的实际情况，在现行对罪犯考核记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具体量化，便于宏观考核计分，以杜绝监管民警的主观随意性。第四，建立考核计分公开制度。在日常监管工作中，监管民警要实事求是的对每位罪犯进行考核、计分。落实对罪犯的奖励措施，公开评选劳动积极分子，公开考核计分情况，接受服刑人员及其亲属的监督、举报，以畅通服刑人员及其亲属不服考核计分、记功，报请减刑、假释的申诉渠道，并予以及时受理、查证、答复。从而让服刑人员真切感受到公平与正义，促使其积极改造、弃恶从善、回归社会。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中，首先要严格审理程序。人民法院在受理监狱（包括看守所）呈报的减刑、假释案件后，首先进行书面审理，具体是从实体、程序两个方面进行审理，发现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立即退回呈报单位，并将退回的理由分别告知呈报单位和驻监检察部门，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提供依据。其次，对于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改变局面审案的方式，主动邀请人民检察机关的有关人员一同深入监区走访调查，收集、核对呈报减刑、假释罪犯的实际表现情况，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实质的考察。对于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贩毒等暴力犯罪分子进行减刑、假释审理时，应当征求受害人，案件中有利害关系的人的意见。使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过程真正成为一个普法过程，一个教育挽救的过程，一个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再则，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集中审理。在一定时期内，在监管部门进行集中审理，一次审理多起，让减刑、假释罪犯参与，其它服刑人员可以旁听，使减刑、假释人员自己比较、互相比较。如此，既保证了案件的公平、公正、公开。又让服刑人员受到法制教育，触及灵魂，使其增强教育改造的自觉性，同时增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三、检察机关加大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法律监督的力度，保障法律正确施，增强教育改造罪犯的社会效果。

（一）增强宏观指导，强化日常监督。根据《宪法》的规定，承担法律职责的是人民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应当把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第一，要突出监督工作重点。刑罚执行监督工作应当以发现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违法问题为重点，全力查纠办理减刑、假释案件中存在的徇私舞弊、执法不廉、执法不公等不当执法行为，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驻监检察部门的全部工作都要突出这个重点。考核、评价驻监检察工作，都要以此工作效率、社会效果等作为主要依据；创建规范化检察室，实行驻狱检察工作公开，确保监督到位。第二，要强化驻监检察官的工作责任心。检察人员要正确理解检察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责、任务，自觉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决不能放弃职能、明哲保身、不讲公平、不讲正义。不依法办事、不严格执法，以求得与监管机关及其民警“和气共事”、“和谐相处”。要正确把握社区矫正与减刑、假释的联系与区别，决不能因此而弱化监督，以至被监督机关放宽减刑、假释条件，降低减刑、假释标准，把不该减刑的减刑，不该假释的假释，不该出监的出监，损害法律的尊严。决不能对减刑、假释执行中的违法现象视而不见、察而不纠，公然不作为，致使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大大降低。要履行监督职责，运用法律武器，本着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敢于纠正一切不当执法行为。第三，检察官要深入监督场所察实情、掌动态、彰显执法公正。有的驻监检察人员存在浮、浅、泛、松的问题。所谓“浮”，就是派而不驻，驻而不察，即使驻在监狱也不进监区，不深人三大现场，不掌握罪犯考核计分情况和奖惩情况。所谓“浅”，就是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仅仅停留于了解是否公示减刑、假释罪犯的名单，书面审查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和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以及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起始期限、间隔年限、减刑和假释幅度等。所谓“泛”是指检察官既使列席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议，也是在会前审阅有关材料，对监狱集中成批提请的材料，往往是大致翻阅一下，使会前审查流于形式，成为例行公事办手续。所谓“松”，就是对程序上的问题关注不多，即使发现问题也没有严格把关，更没有深究细查。相反，监督民警因滥用职权而受到法律、纪律追究的案例证明，往往程序上的执法不规范的背后隐藏着徇私舞弊行为。因此，对办理减刑、假释案件进行检察监督，检察人员必须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勤勉工作，始终保持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保持高度的职业敏锐性和洞察力，以对法律负责的精神，严格审查呈请减刑、假释材料，实体与程序并重，深入监区服刑人员中了解情况，发现减刑、假释工作中的任何不当执法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切实实现执法的公平正义，彰显执法公正。第四，要严格执法。一切执法行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作为检察官，一定要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以习惯性做法为标准，特别是在所谓“习惯”与法律规定抵触的时候，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必须严格遵守，决不能对不当执法行为视而不见；对于违法报请裁定减、刑假释的，不论是违反实体法，还是违反程序法，不论是发生在报请环节，还是发生在裁定环节，都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二）切实履行驻监检察工作职责，提高减刑、假释案件质量第一，要大力倡导并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官要通过勤奋工作让所有服刑人员深切感到检察官无处不在，服刑行为受到检察监督，大墙内人权得到法律保护；检察官要主动与服刑人员的亲属及所在单位联系，同时做到让所有服刑人员的亲属可以随时联系上检察官，以便及时提出申诉、控告、举报；让所有检察室人员真正懂得监督什么，怎么监督；让所有监管干警真切感到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保护。驻监检察人员视野扩大到应有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监所，还要关注法院以及对假释罪犯的考验、监督工作；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规范。

篇2：减刑假释制度问题思考

根据我国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所谓减刑是指对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在刑罚执行期间的悔改、立功或重大立功表现，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

根据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所谓假释就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后，由于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将其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制度。

二、当前减刑、假释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与不足

减刑、假释作为一项重要的行刑制度，是有效调动服刑人员认真接受改造，帮助他们早日回归社会和提高改造质量的重要手段。对服刑人员依法减刑、假释是监狱执行刑罚的重要内容，也是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重点和焦点，更是服刑人员在监狱服刑期间关注的焦点。但是，在当前运行的减刑，假释程序中，由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或弊端，造成了减刑、假释过程中出现某种不公平。减刑、假释比例的不确定性、裁定幅度的不平衡等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一)减刑、假释运行过程中罪犯参与权过少的弊端所导致的不公等问题

1、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对减刑、假释规定程序规定，没有赋予罪犯本人对自己和其他罪犯考核情况的知悉权。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对减刑、假释程序运行中的一大难题。因为减刑、假释等刑罚变更制度与罪犯人身自由密切相关。对罪犯本人获得减刑、假释应视为每个罪犯的权利。而在目前减刑、假释程序不公开、书面审理缺乏有效监督情况下，罪犯获得减刑、假释的权利很难得到充分保证。

2、假释裁定缺少必要的救济途径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裁定不当的，可以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引起再审。而对部分减刑、假释裁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罪犯本人却没有规定不服减刑、假释裁定应该怎么样，能够具有哪些权利。由于法律上的空白，难免会造成服刑人员在减刑、假释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时，得不到必要的救济。

(二)在具体实践中减刑、假释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1、减刑、假释案件比例的不确定性

在监管改造工作实践中，每个监狱对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总数都有一定的限制。通常做法就是确定一个大致的减刑、假释比例。这个比例的确定主要是监狱与各地中级法院协商而定。这种比例上的不确定性给具体实践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后果。由于减刑、假释人为比例影响了部分罪犯的改造积极性，导致罪犯的改造情况随着减刑、假释案件办理比例的升降而起伏。

2、减刑、假释案件裁定幅度的不平衡性

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就减刑、假释的条件和程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可以减刑、应当减刑、可以假释。但对减刑、假释幅度没有明确的规定，出现了不同监狱或同一监狱的不同监区之间罪犯减刑、假释的实际裁定结果不相同的现象。

3、减刑、假释审理结果的不可逆转性

人民法院关于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一般情况下很难变动。即使裁定没有送达，减刑、假释案件一经裁定，同样也很难变动。减刑、假释案件的这种不可逆转性，在改造罪犯的实践中，也出现了种种不良的影响。一是部分罪犯减刑后余刑不长，不再有减刑、假释的机会，就可能躺倒不干，或无病装病，或小病大养。有的罪犯甚至对抗管教，对其思想教育、行政惩处却作用不大;二是部分罪犯一旦减刑到手，便放松改造、表现滑坡。认为即使再好好干，也要等一年半或二年以后方能再减刑。有的罪犯想减刑时，夹着尾巴做人。减刑以后，搞秋后算帐，打击报复。而监狱对已经裁定的减刑结果却无可奈何。减刑、假释制度，尤其是减刑制度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客观上助长了罪犯伪装积极、投机改造等消极现象。

4、死缓罪犯减刑法律规定与实践的矛盾性。

刑法第五十条规定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罪犯的减刑问题。即“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实践中，对于死刑缓期二年执刑的罪犯减刑，监狱机关只有在二年考验期满后才能予以减刑。监狱办理其减刑须报省监狱局审核，再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裁定，总有一个时间流程。《刑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死刑缓期执刑期满之日起计算”。对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起刑日期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对死刑缓期执刑减为无期徒刑的起刑日期却没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往往是从省高级法院将死刑缓期执行裁定减为无期徒刑的日期界定为罪犯无期徒刑的起刑日期。而实际情况是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到省高级法院裁定减为无期的日期往往各有悬殊。一般情况下相差四、五个月到半年，个别罪犯甚至相差近一年。而这一段时间就成了法律规定上的盲区，造成了实际执行中死缓罪犯缓期二年多执行的现象。

另外，在管教工作实践中，对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管理也存在着法律规定上的盲区。根据刑法第五十条的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这两种情形在实践中出现得几率很小，而该条规定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在实践中占绝大多数。笔者所在监狱自1997年新刑法颁布以来，只有一名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因犯脱逃罪(未遂)被执行死刑，没有一名死缓罪犯因重大立功表现被减为有期徒刑。作为刑罚执行机关的监狱，在对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刑的罪犯管理上存在很大的难度。作为罪犯本人在改造中也很难有积极性。因为不管这部分罪犯改造表现好与坏，受到奖励多与少，只要没有故意犯罪和重大立功，都将依法减为无期徒刑。

三、对减刑、假释制度的重新构建和完善

(一)可以参考罪犯本人申请减刑、假释模式的运行方式，重新构建减刑、假释程序运行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基于目前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过程中，存在应当减刑、假释的而未予减刑、假释的服刑人员。因为获得减刑、假释是每一名服刑人员享有的权利，刑罚处罚针对的是罪犯的犯罪行为，而不是罪犯本身。这就意味着，大多罪犯在认罪服法，努力改造的过程中，享有与之相适应的减刑、假释权利。通过赋予罪犯本人减刑、假释的申请权来保障服刑人员和应获得减刑、假释的权利，能够更为有效调动服刑人员本人接受改造的自觉性。

这种模式的运行方式为：已服刑一定期限的罪犯，本人认为自己在服刑期间的表现符合减刑或假释条件，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减刑或假释，也可以通过监狱机关向法院递交申请。法院接到罪犯本人申请后应公开进行审理，一并在开庭前将罪犯本人申请送达监狱机关和驻监检察机关。在庭审中，申请人陈述申请减刑或假释的理由和依据，监狱机关提供罪犯改造表现情况，驻监检察机关根据监狱提供材料及审查情况，发表是否同意罪犯本人减刑、假释申请的意见。法院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作出是否准予减刑、假释的裁定。

为了体现减刑、假释程序的公正性，法律应赋予罪犯参与减刑、假释程序所享有的权利，包括：

1.知悉权。罪犯有了解减刑、假释案件情况，包括自己的减刑考核及有关其他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情况的权利。

2.要求公开审判权。罪犯本人有要求法院公开审判的权利，以防止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的“暗箱操作”。

3.申请回避权。罪犯参加减刑、假释审理过程中，认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或其他诉讼参与人与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到公正审理，可以申请其回避。

4.参与法庭调查权。因为减刑、假释涉及罪犯本人的切身利益，其本人参与法庭调查是非常必要的。

5.对不服裁定的上诉权。赋予罪犯不服减刑、假释裁定的上诉权，是对罪犯减刑、假释申请权的救济渠道。可以利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裁定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减刑、假释裁定的公正性。

(二)具体实践中对完善减刑、假释制度的思考

1.取消减刑、假释的比例限制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依法对罪犯执行刑罚，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各监狱关押的对象不一样，管理工作情况也不一样，对罪犯考核的具体办法也有差别。在这种情况下，用一个统一的比例，不符合实际。只有严格按照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有关规定，严格标准、严格条件、严格程序，符合条件的就可以多减刑、假释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就不能减刑、假释，从而保证减刑、假释案件的办案质量，更大限度地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当然，取消比例限制，也不是只要符合条件的都要给予减刑，监狱可以依据监管安全考核内容，根据罪犯单位的考核结果，综合平衡各种罪犯单位减刑、假释的数量。

2.根据减刑工作实际，参照刑法中关于假释考验期的规定，建立减刑考验期

我国的法律、法规对减刑、假释的条件规定得明确具体，对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时间也有明确的规定，但对减刑、假释裁定后的送达时间没有明确规定。而在减刑、假释裁定中，明文规定“本裁定送达后发生法律效力”。具体的送达时间是由监狱和人民法院协商确定的，笔者认为，对减去剩余刑期和假释的裁定，仍然沿袭现在适用的由监狱和人民法院根据各自工作实际协商确定送达日期，并按裁定结果释放被减去剩余刑期或假释的罪犯。

为了使在押罪犯能一如既往地积极改造，不因减过刑而放松改造，或因为有减刑间隔期产生故意违反监规也不至于影响再次减刑的糊涂认识，对监内服刑人员的减刑，(除按刑法规定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罪犯的减刑和减剩余刑期以外的减刑)，设立减刑考验期。即在减刑裁定中，明确规定本次减刑的考验期。可以有二种途径：一是本次减刑裁定后至下次减刑裁定期间为本次减刑的考验期;二是模仿“档案工资”做法，对罪犯的减刑实行“档案减刑”办法。即对在押罪犯的减刑仍按现在的做法予以公布，但是不送达。而是将减刑裁定书放入罪犯正档，等到罪犯服刑期满或减去剩余刑期、假释时一并宣布。

3.适当调整减刑、假释的比例结构，扩大假释的比重。根据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法律规定，罪犯减刑和假释的条件基本相同，甚至可以说假释的条件比减刑规定得宽松。在实践中适用假释有如下优点：

(1)假释是有条件的释放，罪犯的身份没有改变。从跟踪调查各地历年假释工作实践情况看，假释罪犯重新犯罪的很少，社会效果很好。

(2)修改后的刑法对假释的纪律要求和撤销假释作了明确规定。对假释罪犯在社会上遵纪守法、重新做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了更好地促进罪犯改造，加速行刑社会化的进程，笔者认为可以适当扩大适用假释的比例，同时应重视对老残犯的假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十四条规定：对老年和身体有残疾(不含自伤自残)罪犯的减刑、假释，应当注重悔罪的实际表现。对除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外，有悔改表现，丧失作案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且假释后生活确有着落的老残犯，可以依法予以假释。监狱应与法院协商，加大对老残犯的假释力度。当然，这些工作需要法院的理解和配合。

4.弥补死缓减为无期徒刑起算时间的法律空白。对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建议主审法院统一认识，严格执行法律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在减为无期徒刑的裁定书中明确写明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无期徒刑的起刑日期为缓刑二年期满之日。这样，便于监狱机关执行。同时，对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缓期二年执行期间的表现和奖惩情况，计入该犯无期徒刑的表现和奖惩之内，在罪犯无期减刑时一并计算，以此来调动死缓罪犯的改造积极性，稳定这阶段罪犯的改造情绪。

篇3：减刑假释制度问题思考

一、减刑、假释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法律、法规对减刑、假释的考核规定不规范、不细致、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影响减刑、假释制度功能的发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8条、第81条的规定,减刑、假释的实质条件是罪犯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或有立功表现,不再危害社会。所谓“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不再危害社会”仅仅是一种主观上的认识,没有具体考核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伪造罪犯的奖励材料用以申报减刑、假释,使罪犯得以减刑、假释的现象,影响了减刑、假释功能制度的发挥。

(二)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制度中的监督功能难以发挥。检察机关是刑罚执行监督机关,对减刑、假释工作进行监督,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许多无法可依的困难,导致监督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减刑、假释监督的法律规定难以操作。目前对减刑、假释监督的法律规定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22条简单而笼统的规定之外,再也找不到检察机关对减刑工作进行监督的法律法规。从对罪犯日常改造行为评定的监督,到监管部门提出建议呈报减刑、假释的监督,乃至法院审理减刑、假释做出裁定的监督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就造成检察机关在实际行使监督职能时无法可依。

2.对减刑、假释的监督方式过于单一。由于减刑、假释是刑罚执行机关对服刑罪犯采取并由人民法院裁定的一项鼓励罪犯积极接受教育改造的奖励措施,人民检察院理应对工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的层次较为单一,仅限于对减刑、假释裁定不当的案件提出纠正意见。

3.对减刑、假释的监督缺乏处分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即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在认为法院做出的减刑、假释裁定不合理时可以提出纠正的建议权,却未规定其他任何的实际的处分权。

(三)法院以书面形式审理减刑、假释材料,难以发现错误并进行纠正。减刑、假释案件是人民法院根据监管场所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裁定,主要是审查呈报手续完备与否,而不进行实质性审查。对减刑、假释案件主要进行书面审理,侧重程序性审查,对申报材料的真伪则无从考证,导致减刑、假释案件范围适用的任意扩大。

二、对做好减刑、假释案件工作的几点建议

为了确保减刑、假释的公正性,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监管部门制定统一的罪犯奖惩标准,解决减刑、假释案件中主观随意性大的问题,确保公平公正。目前,在对罪犯的考核评定中,何谓“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仅仅是一种主观上的认识,而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造成罪犯之间获得减刑、假释机会上的不平等,失去了法律上的统一性和公正性。因此建议各省级监管部门根据罪犯劳动强度、任务完成情况和获表扬情况统一考核标准,统一奖励考核制度。

(二)完善立法,改革检察监督模式,加大对减刑、假释的监督力度。

1.完善立法,保证检察机关减刑、假释的监督权。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已经明确对侦查、审判、刑罚执行进行监督的权力归检察机关所有,但是对刑罚执行监督尤其是其中对减刑、假释监督的规定过于简单,这使得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工作进行监督时没有标准的程序可以遵循。因此,尽快填补立法空白,保证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提起公诉权至关重要。

2.改革检察监督方式,变静态监督为动态监督、变事后监督为同步监督。说是静态的,是因为当前监督的方法仍然停留在审查罪犯减刑卷宗等书面材料上。所谓动态的,就是对减刑的监督不只停留在审查书面材料上,监所部门工作人员平时深入罪犯改造现场,对整个刑罚执行过程监督检察,并与监管部门的微机联网,掌握全部的罪犯改造的适时的动态资料,实现了对整个刑罚执行工作包括减刑、假释工作的动态监督。所谓同步监督就是重点加强对提请(报请)减刑、假释人员的表现情况、同时有关单位在提请(报请)减刑、假释、时应将变更执行对象及其表现等有关材料及时通报监所部门,采取适当方式征询,听取监所检察部门的相关意见。

3.加大对减刑、假释的监督力度,赋予检察机关的处分权。加大监督力度需要一定的权力做保证,没有权力的监督只能是空谈。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作为减刑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只有提出纠正意见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在提出的合理意见得不到明确答复或解决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必须具有相关的处分权。

(三)对减刑、假释案件可以实行开庭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9条、第82条之规定,对减刑、假释案件由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而审理本身又包括书面审理和开庭审理,该刑法条款并未规定减刑、假释案件只能适用书面审理,而采用传统的书面审理方式又存在弊端,现在实行开庭审理是符合刑法规定精神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21条及其司法解释364条之规定,对罪犯减刑、假释,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审核既包括书面审理后核准,也包括开庭审理后核准,也并未排除开庭审理,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审理也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综上,对减刑、假释案件实行开庭审理方式是完全合法的。

摘要：减刑、假释体现了我国刑法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但由于法律法规对减刑、假释的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减刑、假释的适用缺乏统一性,极易发生徇私枉法现象。本文根据减刑、假释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建议。

篇4：三类罪犯减刑、假释问题实证分析

内容摘要：三类罪犯减刑、假释中存在岗位分配不透明，计分考核不规范，提请材料不真实，比例限制不公平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从信息化、同步化、专业化等角度加强法律监督。

关键词：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法律监督

近年来，减刑、假释环节司法腐败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三类罪犯“以钱买刑”、“权刑交易”、“提钱出狱”等问题突出，严重践踏法律尊严，损害司法公信力，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大不满。笔者结合浙江省H市的实践，对三类罪犯减刑、假释问题进行了调研和分析，并从检察监督角度提出了完善对策，希望能对规范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有所裨益。

一、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案件的基本情况

浙江省H市境内有A、B、C三个监狱和D、E、F、G四个看守所，年均关押罪犯14000人左右，年均减刑、假释罪犯6500人左右。2011年至2013年，H市检察机关共审查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案件462件，其中三类罪犯减刑案件244件，具体包括职务犯罪罪犯减刑案件157件，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减刑案件80件，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减刑案件7件；三类罪犯假释案件218件，具体包括职务犯罪罪犯假释案件178件，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假释案件40件，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假释案件0件。

二、三类罪犯减刑、假释中存在的问题

（一）监区、岗位分配不透明

监区、岗位分配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罪犯的考核得分高低，减刑、假释机会的多少，罪犯普遍认为“干得好不如分得好”，但执行机关监区、岗位分配过程不够透明，三类罪犯会利用各种关系，想方设法“争取”好的监区、岗位。表现如下：一是三类罪犯被分到“好监区”的比例较高，如医院监区或后勤监区，这些监区工作轻松、限制较少、环境较好，而且获取减刑、假释的条件也比普通监区低，是罪犯心目中的“好监区”。据统计，462名三类罪犯中，有109人曾被分到医院监区，占三类罪犯总人数的23.59%。以B监狱的医院监区为例，该监区共有医护人员36人，其中28人为三类罪犯，占比77.78%，具体包括职位犯罪罪犯22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6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既没有医护工作经验，也不属于老病残犯，根本不具备分到上述监区的条件；二是三类罪犯从事“好岗位”的比例较高，所谓的“好岗位”是指没有定额劳动任务，管理相对宽松，比其他罪犯享有更多自由的岗位，如无定额劳动任务岗位、事务犯岗位等。据统计，在462名三类罪犯中，从事无定额劳动的罪犯315人，占三类罪犯总人数的68.18%；担任或曾担任过事务犯的罪犯104人，占三类罪犯总人数的22.51%。

（二）计分考核规范性不足

罪犯的计分考核是罪犯各项行政奖惩的基础，也是减刑、假释的前提。立法对此方面的规定较为原则，虽然各省根据需要自行制定了实施细则，但可规范性仍然不足，给执行机关留下了过多的自由裁量权。表现如下：一是滥用兜底条款，顶格加分。根据浙江省《看守所留所服刑罪犯考核奖惩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看守所考核奖惩办法》）第9条规定，在看守所服刑罪犯每月人均考核分不超过10分，个人加分最高限额为18分。如果要达到最高限额加分，要求罪犯服刑表现非常突出，但部分三类罪犯的每月加分都达到最高限额。如职务犯罪罪犯郭某，在H市某县看守所留所服刑，从2011年8月到2013年2月，连续19个月加分达到最高限额18分，远远超过人均月考核分（10分），而且看守所在罪犯考核加、扣分表中只列出加分所依据的条款，没有写明加分事项；二是频繁记功表扬，额外加分。立法对罪犯的记功表扬等规定不具体，也没有次数限制，三类罪犯被频繁记功表扬。如原某市公路管理段副段长楼某，因犯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没收财产4万元，2010年4月16日被送H市A监狱服刑。2011年至2013年，楼某获得各类立功、奖励15次，平均每年5次。

（三）减刑、假释材料可信度不高

减刑、假释材料作为案件证据，需要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的本质要求。但实践中，部分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材料违背事实，可信度不高，甚至有弄虚作假的现象。表现如下：一是虚报考核分数、记功次数。由于减刑、假释与考核分数直接挂钩，考核分数高也就意味着可以减刑的幅度大，假释的时间早。因此，一些监管民警徇私枉法，为罪犯虚报考核分数、记功次数。如罪犯王某，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8个月，后在H市某县看守所留所服刑。在2010年底看守所为王某申报省级劳动改造积极分子的材料中，王某2010年度的考核总分为178分，单项记功1次，但在2011年看守所为罪犯王某呈报假释的材料中，王某2010年度的考核总分却变为268分，单项记功4次。与2010年度申报省级改造积极分子时的分数相比，总分多出90分，单项记功多出3次；二是开具虚假贫困证明。有些罪犯为了逃避履行罚金财产刑、退缴赃款等，通过各种关系开具民政部门或者社区的贫困证明。如罪犯彭某，因犯受贿罪被判刑，在H市B监狱对其呈报假释时，尚有4万元的罚金未履行，驻监检察人员在审查其材料时，发现一份由某县民政局出具的贫困证明，经检察人员核实，彭某家里有别克君威轿车和奥迪轿车各一辆，而且其子在国外读书。显然，彭某不属于贫困人员。经检察人员进一步调查，贫困证明是彭某为逃避履行财产刑，授意家人找关系开具的。为此，驻监检察室建议对彭某暂缓假释，并由监狱依法处理。

（四）人为设置比例限制不公平

由于监狱对减刑、假释进行比例限制，并不是所有符合条件的罪犯都能被呈报减刑、假释，当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超过比例时，就由执行机关决定哪些罪犯可以优先呈报。三类罪犯因为人脉关系广和经济条件好，更容易获得优先呈报的机会，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率明显高于普通罪犯。据统计，2011年至2013年H市的平均减刑率分别为23%、27%和25%，而同期三类罪犯的平均减刑率分别为48%、51%和47%，分别高于同期平均减刑率25个百分点、24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2011年至2013年，H市的平均假释率为7.33%，其中三类罪犯的平均假释率为为28.37%，三类罪犯的平均假释率是H市平均假释率的4.48倍。

（五）检察监督滞后乏力

由于人员配备不足、监督手段不多等限制，检察机关对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检察监督效果不理想。一是检察监督没有全程同步。根据高检院对规范化检察室考核评定的要求，检察室应当对减刑、假释的全过程实行同步监督，应当全面及时掌握罪犯的监区、岗位分配、计分考核、奖惩和刑期执行情况，并对呈报减刑、假释的案件逐案进行审查。但实践中多数检察室从监狱提请减刑、假释阶段才开始监督，没有对罪犯的计分考核情况进行监督，更没有对罪犯的监区、岗位分配给予足够重视，使这些阶段成为检察监督的盲区；二是检察监督沦为书面审查。根据高检院《监狱检察办法》的规定，对提请减刑、假释活动进行检察，应当查阅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的案卷材料，监区集体评议会议记录、罪犯积分考核原始凭证等。但实践中，多数派驻检察室只对监狱报送的罪犯名单及罪犯基本情况表进行书面审查，内容包括罪犯的姓名、罪名、刑期、考核分、年龄、住址等信息，很少查阅案卷材料和原始凭证，更极少主动找罪犯谈话，这种纯书面审查方式，发现问题的可能性很小；三是检察监督刚性不足。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监督意见、纠正意见等能否发挥作用，依赖于被监督者的自觉和配合，严重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效果。

三、完善三类罪犯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对策

（一）推进检察监督信息化

加强派驻检察室“两网一线”等信息化建设，全面实现派驻检察室与看守所、监狱等的执法信息系统、监控系统的联网，充分发挥信息化手段在动态监督、固定证据、提高监督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一要建立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数据库，通过看守所、监狱、监外执行检察信息系统，实现网上办理刑事执行检察案件、网上查询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信息，及时掌握三类罪犯的罪名、刑期、政治面貌、出监、入监、减刑、假释等信息，这些信息在执行机关的监管平台上都已录入过，检察人员没有必要重新录入，这样既减少了重复劳动，提高了工作效率，又有利于刑事执行检察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重要的监督工作中。二要建立派驻检察室与监管场所信息系统和监控系统联网的驻所检察监督平台，实现对监管场所的动态监督，及时掌握监管民警的执法是否规范，三类罪犯的计分考核、悔改表现是否真实等情况，实现对监管场所和三类罪犯的动态、全程监督。三要积极开发简便、实用的监督工作软件，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手段，丰富监督形式，提升监督工作的信息化水平。

（二）落实检察监督同步化

所谓检察监督同步化是指检察机关应当对减刑、假释的执行过程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全方位的同步监督。具体包括日常监督（深入三大现场，掌握罪犯服刑原始情况）；评审监督（列席减刑、假释评审会议）、提请监督（审查提请机关送交的提请呈报的材料）、法院审理监督、对法院作出的减刑、假释裁定结果以及决定机关作出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监督，以及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监督[1]。一要突出重点罪犯，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减刑、假释法律监督工作的程序规定》、《关于重点监督罪犯建档的规定》及中政委《意见》的要求，对于“三类罪犯”逐人分类建立相应的电子档案并定期更新，掌握实时信息，做到对“三类罪犯”的动态监测，为开展后续的检察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对于三类罪犯的减刑、假释，必须从严把握法律规定的“确有悔改表现”、“立功表现”、“重大立功表现”的标准。二要紧盯关键环节，对监区分配、岗位安排、计分考核、提请、裁定等关键环节要加强监督。在岗位监区分配环节，重点监督刑罚执行机关是否按照罪犯的年龄、身体状况、劳动技能等因素合理分配劳动岗位，对于三类罪犯与普通罪犯是否采用相同分配标准；在计分考核环节，重点监督执行机关是否及时报送三类罪犯的计分考核变化情况，考核基础分及奖励分的依据是否准确，计分奖惩的事由是否真实等。对加、减分异常的三类罪犯要通过找罪犯本人谈话、调取原始计分凭证等方式进行核实；在减刑、假释提请环节，重点监督减刑、假释的起始、间隔时间及减刑幅度等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考核期间内所获得的行政奖励是否属实，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是否开庭审理等。要通过逆向审查等方式，加强对监狱内部各提请环节扣下的减刑、假释案件的监督，防止监管民警徇私舞弊、上下其手，对三类罪犯过分“关爱”；在减刑、假释裁定环节，注意审查“当减（假）未减（假）”和“不当减（假）却减（假）”两种情形，重点监督法院裁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法律依据是否正确，有无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同案不同判”等问题。

（三）实现监督手段多元化

造成检察监督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监督手段，应当通过完善立法，为检察监督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监督手段。一要强化现有监督手段的法律效力，应当明确规定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的法律效力，即对于检察机关发出的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等，被监督单位必须按照要求，限期审查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如果确有违法情况的，要及时纠正或采取有效措施，并将纠正或改进情况书面通报发出纠正违法通知的检察机关；如果认为没有违法情况的，应当及时书面回复检察机关[2]。二是赋予检察机关抗诉权，由于减刑、假释实质上是对原判决的变动，其与刑事裁判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其中并没有将减刑、假释的裁定排除在外。为制约裁决权，确保对裁决结果的有效救济，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裁决的抗诉权，这既符合权力制衡原理，也符合检察监督规律。三要赋予检察机关配套的监督权能。若要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抗诉权等发挥制度设计的功能，还需要赋予检察机关配套的监督权，如检察监督知情权、调查权、建议处分权等[3]。

（四）提高监督队伍专业化

“徒法不足以自行”，无论制度设计的多么完善也离不开人的执行，检察监督工作也不例外。一要选好配强刑事执行检察人员，选派一批工作经验丰富，监督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检察人员，充实到刑事执行检察一线。应当根据监管场所每年提请减刑、假释的罪犯人数，按照一定比例配备派驻检察人员，以保障同步监督工作的落实。二要提高队伍专业化水平，针对刑事执行检察业务特点，积极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着力提高刑事执行检察人员的执法监督能力、应对重大监管事件能力以及发现、查处职务犯罪的能力，确保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贴合实际、学以致用[4]。

注释：

[1]周伟：《刑事执行检察的若干问题》，载《人民检察》2013年第24期。

[2]单民：《刑罚执行监督中的问题和对策》，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1期。

[3]侯国云：《刑罚执行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