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公开公平公正

实现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公开公平公正（通用4篇）

篇1：实现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公开公平公正

实现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公开公平公正

为依法正确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减刑、假释作为重要的刑罚变更制度，有利于激励罪犯改造、维护监管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规定的基本精神与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有关负责人就规定的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减刑假释制度改革司法改革重要任务之一

问：请您介绍一下规定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答：减刑、假释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公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指导减刑、假释工作开展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减刑、假释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如案件审理程序透明度不够高、监督机制不够健全，“重罪多减、轻罪少减”的规定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假释适用率普遍偏低等，人民群众对减刑、假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减刑、假释制度改革也是本轮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以及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确定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减刑、假释审理程序的公开制度，严格重大刑事罪犯减刑、假释的适用条件”。

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将一律公示

问：减刑、假释案件为什么要开庭审理？具体案件范围有哪些？

答：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主要采用书面审理方式，这既不利于人民法院科学判断罪犯是否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也不利于充分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对减刑、假释案件依法实行开庭审理，可以避免人民群众对减刑、假释审理工作“暗箱操作”的怀疑，也可以使人民法院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时，听取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罪犯本人以及同监区罪犯等多方面的意见，增强司法公信力，确保减刑、假释案件的公平公正。

但鉴于目前人民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矛盾，要求所有减刑、假释案件一律开庭审理是不切实际的。规定选取了现阶段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社会关注度较高、司法实践中也容易出问题的六类减刑、假释案件，明确要求必须开庭审理。这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分别是：（1）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提请减刑的；（2）提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一般规定的；（3）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4）公示期间收到投诉意见的；（5）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6）人民法院认为有开庭审理必要的。

问：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为什么要一律公示？应如何公示？

答：规定明确要求，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一律予以公示。公示地点为罪犯服刑场所的公共区域。有条件的地方，应面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从而，对于仍然需采取书面方式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人民法院在作出减刑、假释裁定前，应将拟减刑、假释罪犯的基本情况及减刑、假释依据等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及相关各方的监督，经过必要的期限后，未收到举报或者举报经查不实的，人民法院才能作出减刑、假释裁定，以公开透明的审理程序来确保减刑、假释案件的公平公正。此外，《规定》也明确了公示的内容，包括：（1）罪犯的姓名；（2）原判认定的罪名和刑期；（3）罪犯历次减刑情况；（4）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和依据；（5）公示期限；（6）意见反馈方式等。

问：规定在加强程序监督方面做了哪些规定？

答：主要有两点：一是切实加强检察监督。规定明确，执行机关在提请减刑、假释时，人民检察院对提请减刑、假释案件提出的检察意见，应当一并移送受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对于执行机关减刑、假释“不当提而提”和“当提不提”均有着重要的监督和纠正职能，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可以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公正裁决提供重要而有力的帮助。

二是规定了人民法院自身纠错程序。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在减刑、假释裁定作出后，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但并未规定人民法院自己发现减刑、假释裁定存在错误后的纠错程序，无疑是个缺憾，不利于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因此，有必要在司法解释中设置人民法院的自身纠错程序。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发现本院或者下级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减刑、假释裁定确有错误，无论检察机关是否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法院都应当依法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定。

严格重大刑事罪犯的减刑假释条件

问：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的规定，对因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那么，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执行中应如何减刑？是否可以假释？

答：规定积极配合刑法修正案

（八）关于刑罚结构调整的制度落实，相应严格了重大刑事罪犯的减刑、假释条件，推动改变“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刑罚轻重不平衡现象。规定明确规定：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被减为无期徒刑的，或者因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应当比照未被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和减刑幅度上从严掌握。从而，既严格限制此类罪犯的减刑条件，使其最低实际执行刑期不少于二十五年；同时又给其留有减刑的空间和希望，激励其遵守监管秩序，认真接受改造。

关于被限制减刑的罪犯是否可以假释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规定第十八条明确，对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被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后，也不得假释。可见，因前款情形和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无论人民法院是否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其即使在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仍然不得假释。

问：未被限制减刑的普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执行中应如何减刑？是否可以假释？

答：关于未被限制减刑的普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的减刑，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的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规定对于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应如何减刑，作出了明确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减为无期徒刑后，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服刑二年以后可以减为二十三年有期徒刑。同时，规定将其实际最低服刑刑期由十二年提高到十五年，且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

关于普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是否可以假释的问题，规定第二十一条予以明确，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后，确符合假释条件，实际服刑刑期在十五年以上（死刑缓期执行期间不包括在内），且不属于前述不得假释情形的，可以假释。

问：刑法修正案

（八）将无期徒刑罪犯的实际最低执行刑期由十年提高到十三年。那么，关于无期徒刑罪犯的减刑有哪些调整？

答：根据刑法修正案

（八）的上述修改，规定将无期徒刑罪犯减刑后的刑期整体提高了二年，即将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减刑幅度由原来的可以减为“十八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修改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将因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刑幅度由原来的“十三年以上十八年以下”修改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修改后的条文规定为：无期徒刑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可以减为二十年以上二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问：1997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有关“重罪多减、轻罪少减”的规定，实践中一直争议很大，规定对此是否进行了修改？

答：根据1997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如果悔改表现突出的，可以减刑二年；有重大立功情形的，甚至可以减刑三年；而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即使悔改表现突出，最多只能减刑一年。如此规定，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不合理的，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减刑过快”的问题。因此，规定删去了1997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重罪多减、轻罪少减”的有关规定，使减刑幅度回归到正常合理的轨道上来。

问：规定在严格重大刑事罪犯减刑、假释条件的同时，有哪些规定体现了从宽精神？

答：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规定未成年罪犯的减刑、假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当从宽。

二是规定老年、身体残疾（不含自伤致残）、患严重疾病罪犯的减刑、假释，应当主要注重悔罪的实际表现。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年、身体残疾、患严重疾病的罪犯，能够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应视为确有悔改表现，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可以相应缩短。假释后生活确有着落的，除法律和本解释规定不得假释的情形外，可以依法假释。

三是规定对被判处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比照有期徒刑的一般减刑条件，适当缩短起始和间隔时间。

四是规定对减刑后余刑不足二年的罪犯，符合条件决定假释的，可以适当缩短间隔时间。

明确减刑假释标准推动与社区矫正顺利对接

问：应如何理解和判断刑法规定的“确有悔改表现”的一般减刑条件？

答：我国刑法关于减刑、假释一般条件的规定较为原则，为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统一掌握减刑、假释标准，规定对刑法规定的一般减刑、假释条件进行了细化。规定明确了“确有悔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规定要求，对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提出申诉的，要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对罪犯申诉不应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

问：应如何理解和判断刑法规定的“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一般假释条件？

答：我国刑法此前关于“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把握，一定程度上导致假释适用率普遍偏低。在刑法修正案

（八）将其修改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后，增强了该标准的可操作性。在规定起草过程中，考虑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仍然较为原则，且属于主观判断的范畴，为便于实践中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故对该问题进行了重点调研。规定明确规定：办理假释案件，判断“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除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外，还应根据犯罪的具体情节、原判刑罚情况，在刑罚执行中的一贯表现，罪犯的年龄、身体状况、性格特征，假释后生活来源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对该一般假释条件的进一步细化，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假释制度的进一步适用。

问：在刑法修正案

（八）确立假释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后，规定在推动假释与社区矫正顺利对接方面做了哪些努力？

答：主要有两点：一是将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作为人民法院裁定假释与否的重要参考依据。《规定》明确要求，执行机关提请假释的，应当附有社区矫正机构关于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报告。

二是明确规定减刑、假释的裁定作出之日起七日内，必须送达有关执行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罪犯本人，包括社区矫正机构，从而确保假释罪犯的顺利交接，防止脱管、漏管，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着力解决刑罚执行疑难复杂问题

问：罪犯财产刑执行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履行情况对其减刑、假释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

答：规定建立了罪犯财产刑执行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履行情况与其减刑、假释的关联机制。当前，财产刑执行难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履行难的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对于确有财产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罪犯，不仅难以弥补犯罪造成的损失和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也不利于维护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不利于缓和与消除社会矛盾。将罪犯财产刑执行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履行与其减刑、假释关联起来，对于解决财产刑空判现象，推动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履行，具有明显和积极的作用。因此，规定明确要求，对确有财产刑执行能力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履行能力而不执行、不履行的罪犯，在减刑、假释时应当从严掌握。当然，对于确实没有执行和履行能力的罪犯，在减刑、假释时不应从严掌握。同时，罪犯积极执行财产刑和履行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也表明其能够认罪悔罪，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可视为有认罪悔罪表现，在减刑、假释时可以从宽掌握。

问：案件再审后，原减刑、假释裁定应如何处理？

答：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案件再审后原减刑、假释裁定的处理问题成为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难点问题，各地在具体操作上也不完全统一。考虑到，案件再审与原减刑、假释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法律条文难以涵括各种情形，若作具体列举，反而将可能不利于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因此，规定在确保案件公正处理的前提下，尽量节约司法成本，将该问题区分两种情形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一是再审维持原判决、裁定的，原减刑、假释裁定效力不变。二是再审改变原判决、裁定的，应由刑罚执行机关依照再审裁判情况和原减刑、假释情况，提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减刑、假释裁定。

问：实践中还有哪些突出问题？规定是如何解决的？

答：规定主要根据执行机关的意见，对以下三个问题作出了规定。一是规定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抗拒改造，尚未构成犯罪的，此后减刑时可以适当从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只要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即应减为无期徒刑，这导致有些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虽未构成犯罪，但抗拒改造，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监管秩序，也不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

二是严格在执行期间又犯罪罪犯的减刑条件。在执行期间又犯罪的罪犯，尤其是原判罪行较重或者新罪罪行较重的罪犯，体现出很大的人身危险性，是监管和改造的重点。规定明确：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自新罪判决确定之日起二年内一般不予减刑；新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自新罪判决确定之日起三年内一般不予减刑。

三是强调符合减刑条件的管制、拘役罪犯以及判决生效后剩余刑期不满一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可以酌情减刑。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管制、拘役罪犯以及判决生效后剩余刑期不满一年有期徒刑是可以减刑的，但由于执行时间较短，又缺乏相应的赏罚机制，实践中较难获得减刑，有些表现突出的罪犯心有不满，甚至产生抵触情绪，不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因此，规定对该问题予以专门强调和明确，对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篇2：实现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公开公平公正

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规要求

本报北京4月29日电(记者徐日丹)最高人民法院今日下发《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要求职务犯罪在内的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必须开庭审理，所有减刑、假释案件须在立案后五日内依法向社会公示。《规定》指出，对六类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开庭审理:因罪犯有重大立功表现报请减刑的;报请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或者减刑幅度不符合司法解释一般规定的;公示期间收到不同意见的;人民检察院有异议的;被报请减刑、假释罪犯系职务犯罪罪犯，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及其他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

篇3：实现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公开公平公正

摘要：2014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该规定积极回应了社会期待，对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作出了更加严格、明确的规定，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还会不断涌现，人民群众对减刑、假释工作还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笔者结合此次规定的出台情况，对我国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关键词：减刑假释建议

1 进一步强化司法文书说理

笔者认为在减刑、假释审理实践中，假释案件应该进一步扩大开庭审理的范围，因为开庭审理使裁决文书更加具体、详实（如：罪犯的基本情况、生效判决书内容、罪犯在监狱中的表现及其所获奖励情况、驻监检察室的意见、开庭审理情况、裁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以及裁决结论等），强化了法律文书的说理，使裁决过程、裁决结果及裁决理由一目了然，从而促进了减刑、假释案件的公开化、透明化，增强了司法公信力。

2 探索减刑、假释案件判例制度

目前，我国法律体系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法律由于最大程度体现人民利益和意志，因此其正义性与合法性毋庸置疑，然而仅有文本正义并不能达到法治正义的要求。法律条文中的正义当然应该体现在具体而鲜活的司法实践中。

现行减刑、假释法律条文体现了普遍正义，这些条文只有在具体审理的案件中才能发挥其更重要的作用。2014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虽然将减刑、假释案件实现的正义通过部分公开审理的方式展示给了公民。但笔者认为，在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基础上，还应该积极探索减刑、假释案件判例制度。对部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良好、具有代表性的公开审理之减刑、假释案件，应尝试将其作为判例示范公之于众。这样既能保障法制的统一性，防止出现减刑或者假释差异较大的情形，又能将其在更大范围内对公民公开，获取公民的认可。

3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中吸收公民建议

2014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中虽然已经将“证明罪犯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重大立功表现的证人，公示期间提出不同意见的人，以及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其他人员”列为可以参加庭审的人员，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建议应该尽力保证参与减刑、假释旁听公民的广泛性。听取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的可以包括审判地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人、农民、罪犯或者被害人生活社区的群众、律师、大学中专家学者、法学专业学生、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离退休干部职工等，尽量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切实体现听取意见的广泛性。

在陕西，“还有的基层法院尝试将群众意见归纳写入裁判文书，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服力”，这种做法是非常有建设性的，对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删除，提升司法公信有重大启发性。《刑法修正案（八）》第16条对《刑法》第81条进行修改，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犯罪分子假释后生活在社区中，不可避免地会对社区居民产生影响，如果是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影响可能更为强烈，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社区居民产生不安全感，对司法机关产生强烈不满。因此，要考虑罪犯假释后对社区的影响。

为了真正重视社区居民的感受，使假释受到良好效果，笔者本人认为，应该在假释开庭审理时有条件地吸收社区居民参与审理，发表意见和建议。把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纳入假释裁定过程，吸纳其符合常识、常理、常情的成分，在假释裁定中体现社情民意。如果大多数居民代表赞同罪犯假释，则应采纳其意见，这样不仅有利于罪犯在社区改造，重新融入社会，更有利于居民产生主人翁感，信任法律是自己的法律，人民法院是自己的法院。如果大多数居民代表否定对罪犯进行假释，与合议庭意见相左，合议庭可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最终依法作出裁定。对罪犯假释后居住社区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无论采纳与否，都要进行当面或者书面反馈，告知采纳或者否定的事实理由与法律理由，并将裁判文书在社区公示。对减刑案件，尽管法律并没有要求考虑减刑后居住社区的影响，但是毕竟罪犯出狱后还要生活在社区中，因此在某些案件中同样应该考虑罪犯减刑后对其周围民众的影响，基于这种情况，应该更加重视居民对罪犯减刑的意见和建议。

4 结束语

总之，减刑、假释制度改革可以说是新时期我国司法体制系统明确的改革任务，也是完善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步骤，目前有大量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最终目标就是建立符合我国司法改革要求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期待的减刑、假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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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钟文渊，黄勇.让司法更加阳光，以透明提升公信 海口中院司法透明度荣获全国第一背后的故事[J].中国审判，2013(08).

作者简介：

王卫民（1981-），男，讲师，研究方向：法学，山东经贸职业学院教务处。

篇4：实现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公开公平公正

摘要：近期，针对我国减刑、假释案件司法实践中曾长期存在的违法行为，中央决定将“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程序，强化监督制度”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司法改革的重点来抓。本文，笔者拟从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的视角论述其对司法公信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减刑 假释 司法公信 意义

1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确立了减刑、假释制度，但没有规定公开审理。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三个该司法解释都没有涉及两类案件公开审理的问题。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解释第26条规定了6种情形需要对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2014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将“公示制度”作为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前置程序，并且明确规定了减刑、假释案件开庭审理的范围，对促进司法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2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对于司法公信建设的重要意义

2.1 有利于贯彻宪法原则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司法权也同样来自人民，人民有权利依法参与司法活动，对司法活动行使监督权。学者论述到，“法律必须公布，晓之于民众，以便被指望服从规则的人们了解规则是什么。”笔者认为，被指望服从规则的人们在了解了规则是什么之后尚显不足，还需要了解是哪些人在怎么样适用这些关系自身利益的规则，他们适用这些规则是否合情合理或者合法。

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将刑罚执行变更的活动公之于众，则人民了解缩短宣告刑时间或者变更刑罚执行地点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明确自己所赋予人民法院行使的司法权之运行过程，知晓法院并没有滥用权力，而是在科学以及审慎地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建立对法院的信任。减刑、假释公开审理，增强了司法公信，保障了人民在司法环节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

2.2 有利于祛除减刑、假释神秘色彩 长期以来，监狱行刑工作在高墙电网、武警站岗的封闭环境中进行，外界对罪犯在监狱中的活动充满好奇。减刑、假释工作大多限于书面审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一司法活动的神秘性。与世隔绝的监狱和停留在办公室内的减刑、假释审理使这项司法活动不象刑事审判活动一样能为公众接触，因此变更宣告刑的实际执行时间或者执行地点成为人们十分感兴趣的事情，往往认为其中容易存在暗箱操作。罪犯获得减刑出狱，有些情况下会再次实施犯罪，媒体报道中常常提起该罪犯曾经多次获得减刑，话语中充满了对减刑的不理解和不满意。对部分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使罪犯在监狱中的表现公之于众，能够令公众对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的情形有直观的认识。对罪犯裁定减刑、假释的司法过程向公民、媒体公布，能够使公民理解相关法律的设立原因，适用背景及罪犯在监狱内的活动情况。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活动公之于众，有利于祛除减刑、假释工作的神秘色彩，增加公民对法律适用、执行的感性认识，从而增强司法公信。

2.3 有利于保障罪犯的权利 对部分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有利于保障罪犯的知情权，了解自己为什么不能获得减刑、假释，他人为什么能够获得。对罪犯在监狱中的确有悔改表现、重大立功、是否累犯、犯罪情节是否恶劣、是否及时缴纳罚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情况等均在申请减刑、假释前予以公示，有利于被减刑的罪犯知晓自己被提请减刑和法院裁决减刑之间出现差距的原因，从而理解法律运行的规律，明白日后努力的方向。“一个理性的公民，只有当他相信司法机构对法律有足够的忠诚并有足够的‘护法力量的时候，他才能够相信法律不会在他有所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走开。”公开审理减刑、假释案件，能够保障罪犯的基本权利，使被减刑、假释的罪犯以及其他罪犯清楚了解这一制度的运行过程，从而对人民法院的裁定心服口服，相信法律会保护他的权利。

2.4 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权利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最直接的承受者，通常情况下，犯罪人获得减刑或者假释容易引起被害人的不满。林山田教授指出，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报应论的思想根源在于正义的概念。由于减刑、假释不公开审理，被害人并不能了解罪犯在监狱等设施中的表现以及自由被剥夺后的痛苦，不了解罪犯在工厂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其他方面的努力，他们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裁定不公正，从而不信任司法机关。即使司法机关具有高度的信用，但是如果不能得到信任，就会缺乏公信力，不利于公权力的行使。减刑、假释案件公开审理，可以邀请被害人参与开庭，听取犯罪人在监禁设施中的良好表现，促进正义的实现。

3 结束语

司法公信建设，是个艰难且漫长的工程，与每个法律人都息息相关，与法律运行的每个环节都无法分开，它需要在精密的法律制度设计中实现，需要在繁琐的法律运行程序中实现。二千多年前的先哲曾说，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司法公信建设，需要从减刑、假释这样的法治细节中开始起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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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J].中国法学，2008（4）.

[3]郑成良.法治公信力和司法公信力.法学研究，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