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与中国革命

中国农民与中国革命（共8篇）

篇1：中国农民与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十八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的世界范围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初步形成，世界逐渐连为一体。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被迫迈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这一变革的发展也必然带来历史发展的剧痛，不仅是对中国本身，对欧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在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就用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定律”来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巧妙的有逻辑性的联系起来，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马克思当时的写作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南京条约》的割地赔款，还有资本主义世界对半封建社会半封建的社会制度的致命冲击。在社会制度方面，大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寿命将尽，这或许是中国亘古不可改变的历史循环规律，而在华夏走过了漫长的古代之后，终于在清朝迎来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变异，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而就经济来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鸦片战争的推动，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成为原料输出地和世界最大的市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濒临破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政治上，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等级差异不断分化，阶级斗争的趋势开始不断加强；文化上，魏源翻译了赫胥黎著作在中国发表为《海国图志》，“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启了学习西方的大门，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继发起了戊戌变法等运动，掀起了爱国运动的思潮；外交上，中国“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被强制打破，《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也丧失了大部分关税自主权，通商变得更加开放。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欧洲这一阶段的情况。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阶级矛盾日益显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凸显工人阶级不满的呼声日益增加，被称为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也均在此时爆发；而同时美国的独立、法国的政变、欧洲各国的混战、“神圣同盟”的名存实亡，酝酿着民族起义的爆发。终于，1848年欧洲爆发大革命，民族主义浪潮逐渐在欧洲大陆上蔓延，对封建专制和资本残酷剥削的反对声音迅速在意大利、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沙俄等整个欧洲大陆上响起，但是在封建君主的大力镇压和各国混战的压迫下，革命军队均以失败告终。

在正式解读思想之前，先介绍一下1853年6月左右马克思的状况。1848年2月，席卷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同盟投入革命洪流。3月初，马克思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布鲁塞尔到达巴黎。1850年，马克思写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1年底至1852年春，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总绍了欧洲、特别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经验。据此可知，马克思参与了欧洲革命的亲身实践，而实践是真知的来源。

接下来，让我们逐一解读马克思的思想。

首先，有一点必须明确指出，马克思所指的中国革命正是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原因有三：一，“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全国各地连续爆发多次农民起义，较大型的近有捻军起义，远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而期间小型的农民起义可谓从未间断，最终1846—1850年两广自然灾害终于成为农民阶级不满集中爆发的导火线；二，“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知道，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是拜上帝教，而太平天国运动不论是对腐朽的清王朝，还是对侵略的西方资本主义，都产生了强大的打击；三，强调是“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暴力运动，而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发起的起义。综上，可以确定马克思文中所提及的是太平天国运动。

马克思由此看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是不断的量变积累起来导致的质变，并对社会的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而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中国近十年来起义不断，农民阶级与统治者的矛盾尖锐，而这两者互相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农民生活无以为继，生存受到威胁，不得不反抗。而通过十余年的积累，这场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大有将清政府推翻之群众力量基础。接着，马克思以哲学的眼光运用了两极相联规律，论及到欧洲势必会爆发又一次革命，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问题、激化的矛盾将以中国革命为导火线而最终爆发。

接下来，马克思开始由经济角度切入，列举了从1833年到1853年中英贸易的数据，证明了中国与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的紧密联系。而随着中英贸易的不断加深，资本的逐渐扩张，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学习到的辩证主义以及他《资本论》中的经济学理论。下面让我来引述一下他列举的一些论点和论据。

一，货币方面。马克思阐述了在当时，黄金价格上涨，白银流失，而贸易是循环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英国没有足够的货币对茶叶丝绸等进行采购，导致货物的损失和涨价，棉纺织品市场也因此缩小。

二，西欧农业歉收引发的生活必需品的涨价。马克思通过《经济学家》杂志的调查报道，预言“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必会导致群众对工业品需求的减少。

三，中国市场紧缩。他描述道：中国就犹如是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在被欧洲列强轰开大门后，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开始解体，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都受到了破坏性的打击。由此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民不聊生，人民购买力下降。而中国的农民起义掀起了巨大的反外浪潮，太平天国运动正轰轰烈烈地进行，许多人据买洋货，砸洋店，在革命爆发的地区，贸易几乎瘫痪。而欧洲各国彼此间的纷争剧烈，对华贸易严重受限。

四，中国本国意欲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如此一来印度的主要贸易来源将受到致命的打击，使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

从以上论点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都是非常客观的从经济资本的角度来剖析世界的局势，不过从以上我们不免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不是什么才华横溢的帝王将相，而是看得见的资本与看不见的市场。

马克思接着又从欧洲本身的情况开始论证。欧洲1789年和1848年的革命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马克思论述道：“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随后他又尖锐地指出欧洲各国所隐含的巨大危机：

“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无庸赘述的。”

也就是说，欧洲的革命的内部矛盾己经逐渐酝酿，就只差一根导火线。而中国的这次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必将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线。

马克思从以上经济方面论述了欧洲发生重大变革的必然性，他每一个论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作为支撑，而他列举的众多数据和引用的权威刊物的报道都极大的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而且这是多角度的综合性论证。不过，虽然马克思说得有理有据，但为何世界却没完全按他的预言发展或许是因为他忽略了经济背后的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论是民族，还是社会，都不能用单纯的经济数字勾勒。

首先，我们应该看出，马克思论证的核心规律是两极相联规律，他用其前瞻性的广阔的视野看到了近代社会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在他看来，虽然中英相隔甚远，但其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双方某一方面的小小改变必将导致另一方的重大变革。然而，对于他来说，他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认清中国内部社会和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

马克思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送往西方世界。”确实，西方列强于清政府忙于平定内乱之际，趁火打劫，于19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用暴力的方式，再次大开中国大门，并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来维护所谓的贸易 “秩序”。同时，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互勾结，将开始腐败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我想马克思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如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居然这么快就被镇压了。马克思过高的估计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力量，认为它可以推翻那个腐败的满清朝廷．没有想到它自己先腐败了。他没有看清此次农民起义真正的性质，那只是一群农民的绝地反击，一旦这些农民获得了土地，获得了金钱，他们就满足、奢靡了，反而会造成内部争权夺利，最后土崩瓦解。马克思在文中说道“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然而，事实是，西方的干预使革命很快就被镇压，而且使中国进一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他们也在对华贸易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和利益。他们通过对清政府的威胁获得了大量的赔款，从而解决其本国的财政问题，又通过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使其贸易能更深入中国，而且各种不平等条约降低了列强贸易的成本，从而实现了把本国的危机转移到中国来。也就是说，中国的这次农民起义，不仅没有引起欧洲的革命，反而加快了欧洲的资本累积，促进了欧洲的工业化，从而使欧洲下一步实现民主的和平过渡成为可能。我想这是大大出乎马克思所预料的。

综上所述，我觉得马克思有几个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其一，重大的革命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只有当经济危机爆发，各方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人民才会选择采取行动，在欧洲，他们选择对外侵略，在中国，只是愚昧的农民起义。其二，中国这个原料生产地和市场对欧洲有巨大的影响，中国地大物博，虽然人均少，但总量却很多，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都是欧洲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绝对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尚未开发，具有巨大的潜力。其三，众多偶然叠合在一起必会使某一问题激化而爆发，欧洲的物价上涨，贸易顺差，加速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列强的侵略，自然灾害，造成了天平天国运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有几个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其一，世界发展改革的方法不是只有革命，欧洲民主制度的建立告诉我们，只要有一定的基础，改革是人民更愿意采取的和平演变方式。其二，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大有不同，若类似太平天国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发生在欧洲的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身上，很有可能是会取得成功的，至少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从而出现像马克思所说的中欧贸易的瘫痪而带来重大经济危机。然而，中国固有的愚民政策所带来的中国农民的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而清政府的妥协软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列强对中国侵略的需要，使得欧洲的经济危机迅速地转移到了中国。另一方面，美国独立后的迅猛发展也是出乎马克思意料的，而它也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缓解了危机。

综上所述，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到马克思全球化的视野以及对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清晰的认识，但毕竟马克思不是中国人，所以其对中国的解读很有缺陷，但是其对欧洲各国的剖析确实是非常到位的。马克思试着从中国的角度对欧洲的发展提出些许建议，而我们为何不试着从欧洲的角度对中国的发展提出建议呢。应该说，如果当时有人能深刻的认识欧洲的发展历程和规律，中国的近代化就不会那么坎坷了，如今，中国也存在不少问题，如，马克思在文中所提到的，清朝制度的腐朽性导致鸦片轻易就侵蚀了整个政府，权钱交易以及利益相关的裙带关系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官员的目光的狭隘性以及思想上的愚昧使得他们日益沦落为鸦片的奴隶，也逐步丧失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权。而如今中国这种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依然大行其道，仍未有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历史的发展既有一定的必然性，又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说，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中华民族的觉醒也是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寻一条更适合中国的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是如此。在这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充分活用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元素。就像读马克思的这篇《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样，我们始终要怀着一种批判的心态，还要尝试从新的角度解读发展他的理论。

总而言之，批判地看问题，并遵循客观规律，再加以拓展分析，或许是解决和分析问题的最好方法。

篇2：中国农民与中国革命

任何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世界是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正如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样，相互之间存在着关联。中国革命—太平天国运动对文明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显示出农民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不能领导革命的成功。而欧洲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更是显著，工人是革命的主体，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为中国的辛亥革命以及往后的革命提供借鉴作用。同时还表明科技是革命的推动力，科技的迅速发展为革命提供动力。

任何的战争或者革命都是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来自工商业的危机导致欧洲革命的发生。资本家追逐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经济是国家稳定的重要物质条件，资本家的利润又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在工人与资本家以及国家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革命爆发了，革命一方面摧毁了国家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推动了国家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不能完全摧毁旧中国的统治，但却有力地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为以后的革命奠定了基础。

市场全球化以及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不应该人为地抑制这种趋势。联系是具有客观性的，不能人为地破坏。由于欧洲完成了工业革命，在自身国家需要更广大的市场时，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海外市场。因此，正当中国人沉浸于天朝王国之梦中，而统治者主观地割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之时，欧洲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市场，也打破了旧中国的闭门造车之状态。世界的资源本来就是同一个整体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各国资源共享，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搞独立。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更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联系的普遍性与客观性。

篇3：中国农民与中国革命

关键词：中共,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实践

在土地革命时期, 为了顺应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的现实需要、夺取土地革命的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结合当时我国的具体国情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农民教育实践。该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教育,有着十分鲜明的历史特征,有着一切为了战争服务的阶级特点以及服务于生产的显著目标。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时期开展的农民教育实践,保障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民群体中得到贯彻实施,显著地提高了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力,广大工农红军的政治觉悟、思想文化素质均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充满不少“ 闪光点”,在党对农民教育的过程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农民群众获取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土地革命时期必须加强农民教育

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先后于1927年4月至7月,叛变了革命,他们大肆勾结封建买办和帝国主义、残忍迫害共产党人,蒋、汪两个集团的叛变活动直接葬送了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大好形势,国共合作化为泡影,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遭受了十分严重的迫害,中国革命和斗争的形势从高潮暂时转入到低潮阶段。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发动了“ 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等武装起义,自此之后逐步建立了众多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了“ 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局面[1]477。 苏维埃政权开展革命斗争的形势无疑是十分严峻危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凭借其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不懈的斗争精神,在全国各地积极开展了土地革命和经济改革,以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引领土地革命的实践,调动一切反封建的势力和因素开展土地革命实践,保证了土地革命的最终胜利。 我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群体长期以来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状态,农民群体在中国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均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农民群体的生活困苦悲惨。 农民群体长期以来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现实使其被教育拒之门外,农民群体的思想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的初期依然处于一种较为愚昧、较为混沌的状态,如果不对农民群体开展教育,这支力量的作用就无法更好地发挥。实际上,由于农民有着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渴求,因而对其开展教育是最为容易取得成效,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农民群体卓有成效地开展教育,促使农民迅速被教育、动员和组织起来,成为土地革命的生力军,为中国共产党取得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石。

二、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的实践

1.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的原则。 ( 1)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认识依赖于社会实践的观点[2]16。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的过程中,坚持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体运用到农民教育的实践之中, 积极倡导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积极倡导一切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农村农民的具体实际出发开展教育工作。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教育,从一个方面来看,从我国革命战争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通过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教育实践,使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有了较大程度提高,为开展土地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让更多的群众充分认识到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才能使农民翻身成为主人。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实践和农民群众的生产劳动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提升农民思想政治素质的同时,以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推动了根据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的实践中, 始终坚持了农民自愿的原则。之所以坚持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农民教育,其原因在于,当时根据地的大部分农民均为文盲或者半文盲, 其文化素质极为低下,对教育和学习缺乏正确的认识,缺乏必要的积极性、主动性,强迫其进行学习很显然是不现实和无法取得良好成效的,只有在坚持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开展教育,才能保障教育效率、保障教育取得成效。除此之外,只有坚持农民自愿基础上开展教育的原则,才能契合农民心理状态,同时也深刻地体现了我党历来尊重人民意愿、将人民当作主人的优良品格,这能够更加有力地激发广大农民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使许多农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脱盲”,从而为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奠定思想基础、文化基础,以便更好地为战争服务。

2.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的内容。( 1) 思想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建立的根据地大部分是农村,农民是土地革命时期开展革命工作的主体,土地革命实际上在较大的程度上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实践活动,而只有用马克思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武装农民,才能提升农民群体的思想政治觉悟,才能占领农村思想阵地。为此,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中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坚持多种形式教育农民、发动和组织农民,坚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重视提升农村党员和农村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 2) 文化科技教育。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农民的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总体较差,全国文盲的80%以上是农民,根据地农民大部分属于文盲半文盲。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据了全国总人口的大部分, 农民是否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科技素质,事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土地革命能否取得胜利,事关苏维埃政权能否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而逐步巩固起来。 因而,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切实加强了对农民的文化教育、科技教育“, 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已经在加速度地进行文化教育了”[3]78。 在科技教育方面, 毛泽东就强调:“ 科学技术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手段。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加强了对农民的科技教育,以此促使根据地农民的生活状况逐步获得改善,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为中国革命和战争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3) 军事教育。 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过程中,对农民广泛进行了军事目的教育,让农民知道什么样的战争是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让农民群体支持正义之战争、反对非正义之战争。 同时,还对根据地农民开展军事理论教育、军事技能训练,大力培养和壮大“ 民兵”队伍、提升“ 民兵”战斗力。

3.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的举措。 ( 1) 开办大量日学、夜校。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的实践中,日学和夜校是最为稳固的教育教学方式。 比如,在才溪乡,共有4个日学,4个日学,由1名校长共同进行管理,教师的伙食费大部分由群众募集, 以每名教师每天1角3分为标准,4个日学共有学生141人。 由于农民均需在白天进行劳作,为了更好地开展好农民教育,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还在根据地开办了大量的夜校,让农民白天进行劳作、晚上到夜校学习。 比如,在长岗乡就有9个夜校,共有农民学生将近1000人,有的已经五六十岁的农民也到夜校学习,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在根据地开办的夜校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 2) 开展扫盲教育。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大部分农民属文盲 、半文盲,为了尽快脱盲、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中国共产党于该时期大力开展了扫盲教育,扫盲教育成为农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成立了识字班、识字组开展扫盲活动,将识字班、识字组作为党在根据地开展扫盲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这些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清除文盲, 让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基本识别日常所用汉字。 ( 3) 倡导启发式教学。 毛泽东于1929年在《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中提出了红军教育训练的教授方法,其中就谈到必须废止注入式教育法、倡导启发式教育法,并且还要求由浅入深、由近及远、通俗化、趣味化开展教育工作。 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些教授方法是针对红军第四军的教育而提出的。 但是,此种教育法被中国共产党广泛地运用在各个教育领域,包括农民教育。 在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启发式教学,按照具体的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学规律和农民接受教育的客观规律,结合根据地的具体实际和农民群众的具体实际出发以农民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使根据地不少农民得到启发,充分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和科学文化知识技能学习的积极性,保障了农民教育取得实效。

三、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教育成效显著

篇4：关于“农民与中国民主革命”设题

材料一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地，按其产量的多寡，分为九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寡分，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

（1）上述材料反映了当时农民怎样的要求？它有何局限性？

材料二 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同盟会宣言》

（2）“平均地权”是孙中山先生关于土地问题的核心思想，它是否解决了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土地问题？为什么？

材料三 中共党员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国民党号称有20万党员，而中共只有400多人。尽管如此，中共当时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国民党吞并或“融化”，相反抱有要充当革命动力去推动国民党革命的愿望。……1926年，广东国民党召开全省农民委员会全体会议，聚集了全省各地的农民积极分子代表，其中80%是共产党员。由此一来，国共合作的形态，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

（3）依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20年代国共两党采用了什么合作方式？促使号称拥有20万党员的国民党与仅有400多党员的共产党走向联合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材料四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4）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的？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到一条怎样的中国式民主革命道路？

參考答案：（1）要求：反映了农民阶级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平均分配天下土地的愿望。局限性：绝对平均分配天下土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实现，也不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因而从未真正实行，只是一种空想，根本无法实施。

（2）没有解决。理由：因为它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没有满足农民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孙中山是采取改良的办法，即核定地价，由资产阶级国家向地主收买土地。这里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其一，怎样防止地主以贵报贱的弊病；其二，土地增价如何收归国有；其三，迫切希望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又如何公平地享用土地权益。

（3）合作方式：党内合作。因素：“打倒列强，铲除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共产党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算得上是真正的民主派；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孙中山个人的努力。

篇5：中国的革命与改良

内容摘要：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前途面临着改良与革命的抉择。改良与革命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和相似的思想根源,经过维新立宪与社会革命两种主张的斗争,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立宪改良派逐步转化到革命阵营,中国最终选择了革命.在一系列救亡图存之后，20世纪初，出现了一批新的革命者——以孙中山代表的革命派。他们意识到只有走民主革命的道路才能拯救中国，于是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爆发，顽固的封建统治被推翻，孙中山是真的猛士，辛亥革命是伟大转折，中华的振兴，从辛亥革命开始。

关键词：革命 改良 现代化 辛亥革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最剧烈的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的奇耻大辱,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使古老的华夏帝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四万万同胞流下了伤痛的血和泪。救亡图存、保国保种,成为全民族的当务之急。中国将何去何从?这是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的抉择。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已经无法领导中华民族做出正确的抉择。中国的优秀分子不断地判断着、尝试着、选择着,革命和改良交相辉映,中国到底走哪条路也一直难以抉择。当孙中山回到中国，开始艰难的救亡图存之路，革命之路就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前行的主要道路。但不管是革命与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就是说，革命与改良，不是某一部分人主观地造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造成的。

“中国是带着首都被敌人攻占的耻辱进入到20世纪的”，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起民族痛史。20世纪初，中国在经历了维新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震撼着中国思想界。觉醒的新兴知识分子认识到，“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的失败表明，旧式的中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都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只有民主革命才是通向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

以武昌起义的枪声为发端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和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一个形式上先进的共和制国家。虽然辛亥革命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它引发的中华民族的变革，比这个革命的本身，具有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辛亥革命十年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壮大，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因其自身的缺陷和弱点，没能取得完全成功，但其的历史价值却不能否定。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伟大篇章，是革命派用血与火铸就的历史丰碑，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启程。

篇6：中国农民与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所著，对中国社会矛盾和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及性质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文章的第一章主要是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性质和矛盾做了详细的分析，让我更加了解了中国近代的国情，并且是我对近代史的了解更加深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

19世纪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使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解体，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步变化成半殖民半封建化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明白，于是他耗费篇章去推导论证，去让人们认清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和国情，他知道，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

文章的第二章共有七个小节，在第二节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实力强大的帝国与封建主义，并且还有令人憎恶的勾结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在第三节中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并且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土的入侵是当前民族革命的主要任务。并特别指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统一的。尔后，毛泽东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也深刻的指出中国革命的动力、性质、前途与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篇7：反传统主义与中国工业革命

自从北伐战争后期，新兴的国民党政权便断然抛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的中左政治路线，转而采取对外依附西方列强，对内依靠中上层阶级的内政外交方针。应当承认，这种选择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20年代国民革命之所以采取反帝路线，一方面固然是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继承，但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当时的主要敌人直系和奉系军阀分别受到英国(长江中下游流域)或日本(东北及山东)的大力支持。反帝路线可以调动国内广泛的民族主义热情，赢得广大阶层的拥护。应当说，这正是当时北伐迅速获胜的关键之一。至于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原因之一则在于：当北伐接近全国胜利之时，蒋氏集团需要争取欧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而当时社会主义苏联孤悬于北方，尚未形成后来的华约阵营，甚至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迟至1928年才启动)。因此，蒋氏集团如果继续采取联俄联共政策，势必像后来的新中国那样，遭受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长期封锁和围堵，而同时可从苏联获得的经济、军事援助又势必极为有限。这当然是新兴的国民党政权所不愿承受的。因此，北伐愈是接近全国胜利，国民党政权便愈是面临外交战略的重新选择。而外交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内政的延伸。

在内政方面，国民党政权采取了一条依靠中上层阶级的政治路线。由于它与现存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阶级并无根本利害冲突，因此不存在彻底变革现有社会结构的需要。这一政治路线表面上是稳健的--在保留社会原有秩序的前提下寻求渐进的富国强兵之路;其实质却暗含深刻危机--土地问题没有解决，站在了人口中绝大多数即农民阶级的对立面。同时，蒋氏集团全面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不但日益侵害到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阶层的利益，而且与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其他集团如冯、阎、桂等派系形成了严重对峙和冲突的局面，[1]从而使其社会基础受到更大的削弱。

由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相当薄弱，使之难以动员与整合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此，它无力承受东西方列强的封锁和围堵，而只能承认和加入现有的国际秩序(由中心与外围组成的世界体系)，采取垂直依附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在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压力面前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这种外交局面又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内政。

本书第2章指出，当统治集团面临强大外敌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转嫁矛盾的方法，以暂时缓解外部压力。然而，妥协和绥靖的方针路线在暂时奏效的同时，必然造成国内社会矛盾的紧张激化。由此，外部民族矛盾不断转化为国内阶级矛盾，从而使一场推翻上层统治集团的社会革命势不可免。也就是说，外部民族矛盾通过妥协和绥靖的外交路线必然激化国内阶级矛盾。在40年代后半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作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因素正是以这种方式联结在了一起。

首先，经过多年抗战洗礼，国内政治力量分化重组，各派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国民党政权在日本入侵面前的全面瓦解，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员之下，底层民众已摆脱半封建的政治-文化束缚，成为民族解放的行动主体。战后，由于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仍竭力恢复和保持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的全面垄断，因而导致阶级矛盾迅速激化，最终表现为国共内战。

其次，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全面接管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并在远东地区采取了压制日本、围堵苏联的战略。为此，美国在大力扶植国民党中国同时，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渗透，根本目的是把中国塑造为实现其亚太地区战略目的的堡垒和工具。而国民党政权为争取美国支持其内战政策，不惜大量出卖国家利益和主权，与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为例，条约规定：美国在华的法人和团体享有与中国法人和团体同样待遇;美国国民、法人和团体在华可取得动产和不动产权;美国货物的输入按最惠国待遇征收关税，内地税、运输和销售享受与中国人生产物品同样待遇;美国船舶、军舰可在中国沿海、内地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战后，在这些条约的支持下，美援和美国投资合计约占外国在华投资的80%，美国的剩余产品和战争剩余物资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成为“美国工业的边疆”，致使战后中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

&nb

篇8：太行烽火与中国革命

听党指挥, 服务人民

日本自制造“九一八”事变以来就不断利用武力步步进逼, 企图将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 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出发, 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随即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改编并开赴抗日前线投入抗击日军侵略的战斗, 成为华北抗战乃至全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8年3月, 山西主要地区沦于敌手, 日军占领了山西境内大中城市及铁路和公路干线, 广大农村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恒山、吕梁山、太行山等山脉为依托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展开全面的游击战争, 并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抵抗遥相呼应, 共同支撑了华北持久抗战和全中国持久抗战大局。而以太行山脉为战略支点的各抗日根据地则是八路军的中枢根据地, 八路军虽经发展壮大并向整个华北乃至于华中地区迅速扩展, 但以之为依托的各抗日根据地担当的基本角色及其领导地位却未曾改变。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转战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 特别是太行地区。刘少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人均曾在此运筹帷幄, 指挥作战。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因之被侵华日军视为建立华北“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最大障碍, 日本华北方面军长期将之作为主要作战地区, 妄图从根本上捣毁八路军的中枢指挥系统和消灭八路军主力。然而, 太行山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八路军不仅没有被日军消灭, 相反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最终将日军赶出太行山, 赶出全中国, 实现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宏愿。

抗战时期, 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也在密切关心着广大民众的生存和发展。1941年至1943年日军数次大规模入侵太行山腹地, 许多村庄被摧毁, 无数农田被破坏, 大量牲畜和粮食被抢被烧, 数以千计的百姓惨遭杀戮, 但太行山每一个山头都使日军望而生畏。日军被逐出太行山后, 边区政府立即领导人民重建家园, 组织灾民恢复生产, 合理减轻人民负担, 发放救灾贷款, 将敌人的破坏活动转化为各项建设的动力。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 一切服务于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人员无论职位高低均不分等级差别, 上至边区政府领导下至村委会委员都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根据地群众从每一位八路军将士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重、以百姓衣食为重的高尚品格, 深切体认到“民族救星共产党, 国家干城八路军”的真谛。

正可谓, 中国共产党抗战与革命的道路是通过“太行道路”实现的, 而“太行道路”则又铺平了通往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兵民是胜利之本”

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八路军抗战由山西而华北、由华北而全国则无法离开广大山西人民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人民为民族利益而勇于奉献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全国人民, 并带动了根据地人民的英勇奋斗与无私奉献。抗战期间, 无论环境如何险恶, 根据地党员干部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苦思焦虑、勤俭淳朴, 领导人民群众进行边打边建, 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而根据地人民则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人周围,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充分发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深明大义、舍身为国的优秀品德, 支持抗战, 捍卫根据地, 形成克敌制胜的“钢铁长城”。

战争期间, 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先后进行“三路围攻”“八路围攻”“九路围攻”, 实施“囚笼政策”“蚕食政策”“三光政策”, 发动“百万大战”“铁壁合围”等数百次的扫荡或报复进攻。面对日军疯狂进攻和残酷杀戮, “工农兵学商, 一起来救亡”, 成千上万群众参加到抗日队伍中。太行山上的人民群众将多年不用的矛枪、大刀、土枪、土炮搜罗出来武装自己, 组织自卫队, 打击日军, 并踊跃从事诸如站岗、放哨、送信、带路、运输等抗战勤务。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人民群众积极开展以破路拆墙为内容的改造地形运动, 甚至将狗打死, 造成“行军百里无狗叫”, 以便于八路军夜间活动。各地普遍建立起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至1939年春, 太行山全区参加工、农、青、妇和自卫队等抗日团体的群众达140万人以上。

民兵组织是根据地人民群众在人力方面最重要的支持之一。太行根据地民兵是一支力量雄厚的群众武装, 他们平时生产, 战时打仗, 夺取敌人武器武装自己, 是群众武装斗争的骨干。八年抗战中, 太行区人民先后有117573人参加八路军。

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在物力财力上的支持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物质保障。太行根据地群众在自身财力物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仍源源不断地供应抗战所需要的大量粮食、被服和军需物资, 承担了庞大的战争费用和繁重的战勤服务。他们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警戒队, 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打扫战场、维持治安, 使战争军需供应和战勤服务得到充分保障。太行抗日军民在这里所形成的凝聚力和推动力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性是难以估量的。8年间, 太行人民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 以民族利益为先,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 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无私贡献了自己全部力量, 其为抗日战争所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走在了全国前列。

太行精神对当代的启示

太行精神这一命题最早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于2004年8月在视察八路军太行纪念馆时提出的, 即: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太行儿女展现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 是为民族解放展现的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 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太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宝贵财富之一, 革命年代需要这种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离不开这种精神。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太行精神仍然是各项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弘扬太行精神,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发扬太行精神, 加强廉政建设和实现党风好转同样离不开太行精神。

在当代,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咄咄逼人。国内建设虽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也存在许多困难。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增强太行精神所体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 增强对中华民族强大力量的认识。

八年抗战的历史, 是千百万烈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一部充满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历史。了解和认识太行精神的实质, 使之成为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成为丰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精神食粮, 提高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免疫力, 激励他们保持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和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使太行精神代代相传。

要把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太行精神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 提倡健康文明高尚的生活方式, 反对挥霍浪费、腐化奢靡的丑恶风气, 使我们的干部永远保持当年抗日的革命热情和拼搏精神, 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同时还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重、自省、自励, 扎实开展反腐败斗争, 加强廉政建设, 保持党的先进性, 在干部队伍中形成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浩然正气,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精神动力。

历史证明, 太行精神是一曲长盛不衰的歌, 是精神品格的魂, 是战胜一切困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