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车的年代诗歌

水车的年代诗歌（共9篇）

篇1：水车的年代诗歌

水车的年代诗歌

记忆中有你影子

那时的天，很蓝

河堤上杨柳青青

槐树是你的骨头，并涂上

夕阳的色彩

溪水踏着你血管的梯子

流进父亲的心田

那时，阳光很柔

河水湛蓝

母亲也很年轻

长长的马尾，红红的蝴蝶结

旁边还有

奋力攀爬的父亲

母亲唱着歌谣

父亲吱吱的踩着

没有尽头的你

我分明听到的.却是：

骨头里的声音！

那是我童年的年代

当杨柳青了又青

槐树的骨头早已腐烂，剩下那只

锈迹斑斑的铁环，还在

日记本里

是它把我牵到了青春期

就像枯木年轮的刀

雕啄了岁月，也

老了父亲

篇2：水车的年代诗歌

虽然已过花甲年。

但是我们

曾有过黄金的人生，

曾有过迷人的气概，

这并非夸张，

也无遗憾和悲哀。

我们是不寻常的一代，

历史的洗礼，

命运的考验，

这种财富或许是厚爱。

我们这一代，

曾有理想、激情和失落，

有过军旅的生涯，

或是知青的`岁月，

或上过工农兵大学，

还有那下岗和失业。

我们这一代，

历经的磨难

造就了勤奋和坚韧。

最能吃苦耐劳，

富于奉献胸怀。

是中国有理想，敢担当，

能支撑的最后一代。

暮年时壮心不已，

喜看夕阳红似火。

今天浪漫的嘉年华，

填补着青春的空白。

旅游、摄影、歌友会，

广场舞跳遍了全国，

我们这一代，

篇3：水车的年代诗歌

1959年,正值罗伯特 · 彭斯诞生200周年,“我国文艺界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纪念活动,报刊上发表了很多纪念诗人的文章”[1]。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王佐良先生选译部分彭斯的诗,1959年收诗37首的《彭斯诗选》问世,同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袁可嘉同志译的《彭斯诗钞》。第一位把彭斯诗歌译介到中国来的当属苏曼殊,1909年,他把彭斯的爱情名诗My Lu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以五言古体诗形式翻译为《熲熲赤蔷靡》,而后,瘦麓[2]、卞之琳[3]也零星翻译过彭斯诗歌。1944年,袁水拍同志在重庆出版了《我的心呀,在高原》这本译诗集,共翻译了30首彭斯诗歌,建国初,新群出版社于1950年再版了袁水拍的译文。虽然“彭斯的诗在中国的爱好者是代不绝人”,[4]但在1959年却同时出现了两种新译本,研究界热情高涨,《世界文学》1959年1月号刊载王佐良的《伟大的苏格兰诗人彭斯》,《文学研究》1959年第2期刊载袁可嘉的《彭斯与民间歌谣——罗伯特 · 彭斯诞生二百周年纪念》,《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刊载范存忠的《苏格兰诗人罗伯特 · 彭斯——彭斯诞生二百周年》,《西方语文》1959年第3卷第1期刊载英共名誉主席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 的文章《罗伯特彭斯:纪念苏格兰人民诗人彭斯诞生二百周年》。1950年代这位苏格兰诗人的突然走红,除了如两位译者所指“为了纪念诗人诞生二百周年”[5],和当时的中国社会又有怎样的关系?

2、1950年代中国文学翻译的社会背景

2.1 1950年代新民歌运动的社会背景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出现,带来了党在文艺领域的跃进运动。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表示了对民歌的重视——“中国诗的出路, 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两者结合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6]。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强调收集新民歌、 创作新民歌是“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新民歌运动更是得到了文艺界权威人士的肯定和推动。《红旗歌谣》,这个“官方钦定本”的新民歌选集由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共同编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诗人、作家为配合当时的形式所写的“民歌体新诗”。新民歌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文化,诗人对新民歌的认同也就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认同,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皈依。虽然新民歌运动在1958年底逐渐退潮,毛泽东本人也在1959年3月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对“全民写诗”的大跃进民歌运动的不满,[7]新民歌运动的余温却并没有完全消散。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也为翻译彭斯——这位丰富了苏格兰民歌的“粗布衣诗人”——的诗歌奠定了基础。

2.2 1950年代意识形态主导的文学翻译

翻译研究操纵学派的旗手之一,安德烈 · 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一书中指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系统是译入语文化对文学翻译操纵的三种基本力量。1949年后, 中国逐渐建立起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制约、操纵最为突出[8]。政治、外交上向苏联的“一边倒”推动了中国文学艺术向苏联学习的热潮,文艺界批判“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一部分残余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9],而苏联推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成为我国文艺思潮的主流。“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决定介绍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条件”[10],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提出的要求则是翻译介绍“优秀”和“进步”的外国文学作品。按5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尺度,“所谓‘优秀’和‘进步’的作品, 就是指在思想性上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11]。纵观50年代的外国文学艺术作品翻译,俄苏文学作品占中心地位,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文学的翻译也是重点之一,而欧美国家文学的翻译集中于古典名家作品, “它们大多是为‘批判继承’的对象而翻译过来的”——“有的曾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赞扬,有的是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思想内容方面,有的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有的‘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残酷’,因此这些作品也就具有了译介的政治合法性”[12]。

1950年代,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制约、操纵尤为突出, 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成为决定翻译选择的关键因素。1958年兴起的新民歌运动是一场在大跃进政治背景下的文艺运动,诗歌创作被烙上政治的印记,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操纵着当时的诗歌创作形态。显然,彭斯诗歌的译介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新民歌运动密切相关。

3、彭斯诗歌特征与中国意识形态的契合

3.1彭斯诗歌的形式特征与中国新民歌运动

彭斯诗歌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形式上的民谣性,他用苏格兰方言作诗,配以民间流传的曲调,“利用方言的音韵特点来造成奇妙效果,也能用这种喷发着土地芬芳的诗歌语言写出他最细微最隐秘的思想感情”[13]。在《彭斯与民间歌谣—— 罗伯特 · 彭斯诞生二百周年纪念》一文中,袁可嘉将彭斯诗歌分为两类:讽刺诗和抒情诗。他的抒情诗以歌谣为主,叠句重复,歌与白并存,既有双韵体的吟唱,又有六行体的随常口吻。Auld Lang Syne(《往昔的时光》)这首脍炙人口的歌谣正是彭斯根据旧歌谣改编而成:

Should auld acquan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f auld long syne?

And here's a hand,my trusty friend

And gie's a hand o'thine;

We'll take a cup o'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For au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Should auld acquanintance be forgot”在一、三行重复出现,“For auld lang syne”叠句重复,既强调诗歌主题, 诗句本身又充满音乐魅力。

彭斯改编民间歌谣的艺术手段与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采风热潮不谋而合。袁可嘉选择翻译彭斯诗歌,有意强调抒情诗歌,而“讽刺诗与歌谣关系较少”则被“略过不论”。 这样的翻译选择显然是迎合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 正如他自己所言“文艺界正在热烈讨论新诗与民歌的关系问题”,所以“探讨一下彭斯怎样吸取歌谣中的精华,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创作”[14]。 而王佐良在《彭斯诗选》的序跋中也指出“五十年代的大规模新民歌运动中,这位苏格兰民歌的作者、保存者更被视为同调,又恰逢他的二百周年纪念来临,于是条件具备,对他的翻译和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潮”[15]。

3.2彭斯诗歌的主旨特征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彭斯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的诗歌从苏格兰民间文学中获得很多灵感,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健康、乐观、聪明的苏格兰农民形象,并把他们同残酷的乡绅、贪婪的商人进行强烈对比。彭斯诗歌主题广泛,有如《威利长老的祷词》之类批判虚伪的讽刺诗,有如《老农向母马麦琪拜年》、 《写给小鼠》等描写动物的咏动物诗,有如《汤姆 · 奥桑特》 的叙事诗,也有歌颂友谊、爱情的抒情诗。不论何种类型, 现实性、革命性都是彭斯诗歌的显著特点,民主与自由思想也贯穿其中。

在1950年代翻译彭斯诗歌之前,其诗歌就受到两位影响中国政治界、文艺界意识形态的权威人士鲁迅和马克思的肯定。1908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对彭斯做出了高度评价——“英当十八世纪时,社会习于伪,宗教安于陋, 其为文章,亦摹故旧而事涂饰,不能闻真之心声,于是哲人洛克首出,力排政治宗教之积弊,唱思想言议之自由,转轮之兴,此其播种。而在文界,则有农人朋思生苏格兰,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音,不惧权威,不跽金帛,洒其热血,注诸韵言;然精神之伟人,非遂即人群之骄子,憾轲流落,终以灭亡”[16]。而该论文对于当时欧洲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具有指导作用,正如《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中所指出,该文“论述了欧洲近代文学的主潮”, “表达了鲁迅战斗的文学主张”[17]。196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学者撰写的《十八世纪外国文学史》这样描述了彭斯的作品:这位马克思喜爱的诗人的作品“充满了战斗的进取精神……给予他同时代的英国贵族资产阶级以无情的嘲笑和批评”[18]。得到鲁迅、马克思的赞扬,彭斯诗歌被认可为“优秀”、“进步”之列而得到译介,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

1950年代的文学空间里,现实性、浪漫性和大众性赋予了文学作品政治合法性。毛泽东在新民歌运动中提出了 “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针,无疑操纵着文学翻译的选择与策略。所谓现实性,就是“从客观生活的实际出发,一方面务求生活经验的真切与充实,另一方面则务求观念之正确与通达”[19]。彭斯的诗歌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百态,真切反映农民的情感思想,他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性格,每个情节都有生活上的依据,每段描写往往也有真实的细节”[20],符合现实性的要求,而袁可嘉更赞其是“民主爱国的思想内容,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无比的欢乐和丰富的幽默感”[21]。彭斯歌唱爱情、颂扬友谊的抒情诗感情真挚、生气勃勃,体现了浪漫主义特征。爱情名诗《一朵红红的玫瑰》将爱人比作红红的玫瑰、甜甜的曲子, 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要我屈从》描写了乡村姑娘反抗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决心,传递了诗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心声。另外,其诗歌取材于农民生活,形式改编自民间歌谣,吸取苏格兰方言的精髓,这些因素无疑赋予了它大众性的特征。

由此可知,彭斯诗歌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性、浪漫性、大众性与毛泽东大跃进时期提出的“两结合”文学方针一致, 被赋予了政治合法性。鲁迅、马克思这两位文学界、政治界的权威人士对彭斯的肯定更是推动了彭斯在1950年代的走红。意识形态显然在彭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3彭斯诗歌译文出版社与赞助系统

在意识形态与诗学之外,勒菲弗尔所提出的翻译操纵的另一种力量赞助系统在1950年代译介彭斯诗歌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建国后,“文学翻译被纳入了全盘组织与计划的宏观控制之中,列入从中央政治局到各级党组织的议事日程,也成为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2]。民营出版机构得到整顿,后又改造为公私合营,文学翻译作品被限定只能由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后改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少数出版社出版[23]。出版社作为文学翻译的赞助系统完全由国家掌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得到巩固,强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纵。上文已经提到,王佐良与袁可嘉翻译的彭斯诗集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两个新成立的出版社作为彭斯诗歌翻译的赞助系统,显然对译者在翻译策略和选择中起到了制约和规范的作用。

4、结论

彭斯之所以在1950年代的中国走红,50年代的意识形态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当时文艺界的主旋律,而彭斯诗歌的现实性、浪漫性则与该旋律不谋而合。 1958年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是一场在政治跃进背景下所引发的文艺界的跃进运动,毛主席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针,全国各地热衷于收集创作新民歌。彭斯这位粗布衣诗人的诗歌很多改编自民间歌谣,苏格兰方言在其诗歌中也常常画龙点睛,显然其诗歌的民谣性与大众性又与新民歌运动合拍。恰逢1959年是彭斯诞生200周年, 所以王佐良、袁可嘉分别受当时影响翻译赞助的权威出版社之邀,翻译了彭斯诗歌。袁可嘉只选择彭斯具有民谣特点的抒情诗进行翻译,而对不具该特点的讽刺诗“略过不论”, 体现了意识形态、诗学对于翻译选择的操纵。总之,彭斯在1950年代的中国走红,是意识形态、诗学、赞助系统三种力量统一作用,而对文学翻译进行操纵的具体表现。

摘要：彭斯诗歌在中国的译介虽然始于20世纪初,却是在1950年代突然走红。1959年诗人诞辰200周年之际,翻译界同时出现了其诗歌的两种新译本,报刊上发表了很多纪念诗人的文章。彭斯的走红除了与这个特殊时间有关,究竟还受到了何种力量的推动?倘若把彭斯诗歌的翻译置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之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勒菲弗尔所提出的操纵文学翻译的三种基本力量——意识形态、诗学、赞助系统在彭斯诗歌的翻译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篇4：诗歌年代最后的绿光

我们何其幸运，

无法确知，

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We'er extremely fortunate

not to know

precisely the kind of world we live in.

—Wis awa Szymborska

辛波斯卡最为国内读者熟悉的一首诗是《一见钟情》，这首诗激发了幾米创作著名绘本《向左走，向右走》，同时这也是令著名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喜爱并推崇的一首，与电影《红》所表达的意念非常相近，将爱情的缘分与偶然写得含蓄而隽永。而当她的诗集出版后，人们豁然发现，这位生于1923年的波兰女诗人，不只擅长写爱情，她还用诗回答生活的疑问。

在《万物静默如谜》后，辛波斯卡的中译本诗集《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的扉页，写着一句她的《种种可能》中的诗句：“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于不写诗的荒谬。”有读者说，只这一句话就会让很多热爱诗歌的人为之疯狂抑或热泪盈眶。这就是辛波斯卡，在被称为“诗歌已死”的这个年代里，她带给了我们久违的温暖和感动。

“在诗歌的语言中，每一个词语都被权衡，绝无寻常或正常之物。没有一块石头或一朵石头之上的云是寻常的。没有一个白昼和白昼之后的夜晚是寻常的。总之，没有一个存在，没有任何人的存在是寻常的。”

这是辛波斯卡1996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演讲时说的一段话。令人愕然的是，当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她正在度假，得知这一消息后，她有点紧张，她对旁人说，诺贝尔文学奖对她而言非常抽象。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称她为“诗人中的莫扎特”，一位将语言的优雅融入“贝多芬式愤怒”，以幽默来处理严肃话题的女性。她以冷静、清醒的笔触，把幽默与柔情结合起来，赢得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高度评价，被认为具有“反讽的精确性”和原生力量。

瑞典文学院给予辛波丝卡的授奖辞是，“通过精确地嘲讽将生物法则和历史活动展示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她的作品对世界既全力投入，又保持适当距离，清楚地印证了她的基本理念：看似单纯的问题，其实最富有意义。由这样的观点出发，她的诗意往往展现出一种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視野上却又变化多端，开阔无垠。”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这样形容辛波丝卡：“害羞，谦虚，获诺奖对她是个负担。她在自己的诗里面静默，她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写进诗里。”

然而，辛波斯卡却把诗歌当做生活方式，当做了生命的回答。

生于波兰知识家庭的她五岁就开始写诗了。辛波斯卡说，童年的家庭生活中，众人谈论最多的就是读书。第一个热情的读者是她的父亲。每当父亲觉得她的“涂鸦”还行时，就会赏她零用钱，让她去买糖果。

1945年——1948年，辛波斯卡进入波兰历史名城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哥白尼、居里夫人都是从这所大学出来的——攻读社会学和波兰文学。读大学时，辛波斯卡正式开始了其文学生涯。1945年，她在报纸上发表第一首诗歌，参与当地文学圈子活动，认识了后来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兰诗人米沃什。然而，因生活贫困付不起学费，辛波斯卡1948年无奈退学了，没能拿到学位。不过，文学才能，向来与文凭没什么必然的联系。退学后，辛波斯卡对雅盖隆大学不无微词。她认为，大学历史课本歪曲了历史真相。当然，绝非只有彼时的一家大学这么干。后来，辛波斯卡积极参与一个叫“高等教育协会”的组织，倡议创办“流动大学”。理想中的“流动大学”，课程设置与官方大学是很不一样的，讲究历史真相。虽然，这只是一种理想，但也无处不透露着了辛波斯卡的现实关怀。

20世纪在战争的夹缝中灭亡又幸存下来的波兰是多么的不寻常——1939年德国闪电战突袭波兰，1940年政府逃亡到国外，1941年德国全面占领波兰，1942年在苏联的支持下波兰工人党成立并与德国展开斗争，1943年2.2万波兰军人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在苏联卡廷森林被残忍杀害，这就是著名的卡廷事件，因为这次事件波兰与苏联断交，1944年在《七月宣言》的宣读声中波兰新国家诞生，同年8月又爆发了著名的华沙起义，在希特勒的暴力镇压下华沙起义失败，1945年苏波军队解放华沙，1947年波兰开始了它的社会主义征程，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暴露了波兰与社会主义的不兼容，但一直到1989年在波兰反对派的不断努力下波兰才削弱了统一工人党的国家权利，成立了包括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联合政府，1990年这个执政45年之久的代表社会主义的统一工人党宣布解散。

——辛波斯卡就生活在这样一段如此激烈又不寻常的历史环境下。而这一段历史是我们的女诗人，从美丽的16岁到垂暮67岁的人生。

辛波斯卡在195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存活的理由》，在那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她这本诗集也不可避免地唱起了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颂扬苏波友谊及社会主义的红歌。她对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很失望，她说她从此不再谈论政治，但她在《时代之子》中写道：

这是一个政治的时代。

所有的白昼的、夜晚的，

一切——你们、我们、他们的——

无一不是政治事务。

无论你喜爱或厌恶，

你的基因中含有一个政治的过去

皮肤，有政治的色泽，

眼睛有政治的偏见。

……

如她的诗所说，无论何种方式，无论在表达什么，她都在谈论政治，在动荡的波兰看到这样的诗句，不由的让人动容，一个有着诗人情怀的人，在那样的环境下无疑是细腻且矛盾的，在如此激烈的历史里，她却坚定的保持着自己的模样。她仿佛是一个站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边安静回眸的白衣少女，每一个举动都如此迷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看到她致辞中的那句话时立刻就爱上她的原因，一个没有诗人情怀的人，一定不会在本就不寻常的历史之中发现诗歌中的不寻常，她并未屈服于现存的种种主义对文化的冲击，对诗人情怀的冲击，对独立个体的冲击。她像水一样用优美的诗歌表达着自己的情怀，那些看似平淡的诗句常常会冷不丁的击中你，让你感动不已，却也让你在被感动的一瞬间，领悟辛波斯卡式的智慧。且置诺贝尔文学奖于一旁，也置“诗界莫扎特”的头衔于一旁，绿光般诗歌的魅力就已经可以将人心俘获。

写早归的鸟儿时，她写下：

“望着生活，就像望着一系列失败的尝试。”

写喜剧演员时，她写下：

“假如，我们不能拥有足够的绝望、忧伤、以及这一切，

那么高傲的言辞将会消灭我们。”

她说流浪汉是：

“世俗的修道士，唱反调者，

他睡着，四肢摊开，如一尊骑士雕像。”

她向喜马拉雅山上的雪人介绍这个世界：

雪人，我们这儿所从事的

并非全是罪行。

雪人，每一次判刑

并不意味着死亡。

你会看到，我们如何

在废墟中生儿育女。

……

辛波斯卡，这是一位洁身自好、將灵魂寄托给星空的最纯粹的诗人。

作为20世纪波兰文坛独树一帜的诗人，她的诗歌总是闪耀着日常生活的画面，却又带着深刻的自省和隽永诗意。她多从生活中的物事出发，以冷静但不疏远的笔调加以描摹。而辛波斯卡并不止于物事描摹，她更是从物事写出了自己的思考—偶然的机遇对命运施加的影响。“一个开始/仅仅是续篇，/事件之书/总是从中途开启。”

2012年2月1日，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去世。追置北极，绿光却遥在天际，漫天的极光闪耀。辛波斯卡，仿佛从穹窿中翩跹而下，俯身于耳畔，喃喃道——

世界不是我们自己织的网，是一切所料到与无法所想，它是无常的狂风暴雨，是电闪雷鸣……是晴空万里！

I no longer have to do without now，

all colors are translated into soumds and smells.

and they ring infinitely sweet like tones.

如今我已不再置身事外，一切色彩皆已入声音与气味，且如曲调般绝美地鸣响。

——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参考资料：

[1]胡桑/译，《我曾这样寂寞生活》。

[2]陈黎、张芬龄/译，《辛波丝卡诗选》。

[3]凤凰网《辛波斯卡——万物静默如谜》。

[4]林蔚昀/译，《给我的诗：辛波丝卡诗选（1957-2012）》。

[5]三农直通车《辛波丝卡：二战和极权主义牺牲品的守灵人》。

[6]辛波斯卡《自问集》1954年。

[7]辛波斯卡《101首诗》1966年。

[8]辛波斯卡《选读札记》1992年。

[9]辛波斯卡《一粒沙看世界》1996年。

篇5：写信的那个年代爱情诗歌

谁做了我们的邮差

谁急切的把信封打开

不怕回信的漫长等待

就怕寄出的信石沉大海

不怕真心得不到表白

就怕有太多的无奈

时间过的真快

快的我都跟不上节拍

再见你时

你还是那么的清纯可爱

我却早已不是

当年那个帅气的男孩

想把情书去翻晒

却挥不去心中的阴霾

想向你诉说情怀

却又一时的语塞

篇6：九十年代诗歌

1、个人化写作取代了作为运动的新诗潮。

2、80年代的先锋诗歌阵营产生了分化。

诗人到书商坚持民间立场知识分子写作

3、民间刊物、诗歌网站兴起。

4、诗歌的社会功能日益减弱，诗歌本身美感被凸现出来。

发展脉络：1990-1995-1999

二、90年代诗歌的几个概念

叙事问题：不否定抒情，主张有感而发，反对过分的、绝对的、空泛的抒情。其目的是修复与现实的传统性关系。《不及物/及物》

知识分子写作

80年代后期由西川和陈东东提出，针对80年代诗歌的反传统和非崇高化和90年代“泛滥成灾的平民诗歌”和“与正统意识形态关系暧昧的朦胧诗”提出。

一种精神：理想、使命感、责任感西方文化资源

民间立场

趋向“复杂”和“综合”

• 《在硬卧车厢里》（西渡）《父母来看我们的新家》（孙文波）

三、90年代诗歌事件

• 前期平静如水，后期波涛汹涌

• 诗人之死

• 世纪末诗歌论争——“盘峰论剑”

• 缘起：权力话语之争

• 两部 诗歌选本程光炜《岁月的遗照——90年代诗歌》

•杨克《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

• 民间写作群体：于坚、伊沙、沈浩波、杨克、韩东朱文、徐江、周伦佑、沈奇、谢

有顺等

• 知识分子写作群体：西川、王家新、臧棣、孙文波、程光炜、唐晓渡等

• 过程：两次会议盘峰会议、诗坛英排行榜、龙脉会议

四、90年代的诗歌和诗人

• 西川海子的挚友 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和西方的博尔赫斯、庞德等诗人影响较大。

早期诗歌对形而上的内容多有描述（纯诗），后来创作有所转向，趋向于综合和智性。

诗集：《中国的玫瑰》、《隐秘的汇合》、《虚构的家谱》、《大意如此》

散文集《让蒙面人说话》

翻译米沃什、博尔赫斯作品

•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一个人老了》。

王家新中国当代诗坛的常青树

• 早期迷恋“山水写意”的诗歌，后来 转入对诗歌语词关系和技巧的探索，艺术创

作进入自觉阶段。其1986-1992年年间创作的诗歌影响甚大。

•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开始思考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内，一个人如何继续对生

活进行独立思考，包括对民族历史命运的“承担”，而且开始了更艰难的对精神生活的探索和追求。

• 代表作：《帕斯捷尔纳克》《卡夫卡》《日记》《词语》 《瓦雷金诺叙事曲》等，他

试图通过与众多亡灵的对话，编写一部罕见的诗歌写作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帕斯捷尔纳克》创造了深度意象 ——个人内在化要求的体现这首诗歌以个人的睿智和忧伤体认了一个时代苦难的形象，然后确立起一种要求承担苦难并朝向灵魂的高贵的存在尺度。伊沙是九十年代中国诗坛上持解构主义写作姿态的青年诗人的代表。自上世纪80年代末迄今，一直活跃在中国诗坛上，引人瞩目也饱受争议，是非官方反学 院的“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诗歌《饿死诗人》《车过黄河》《结结巴巴》 长篇小说《狂欢》《迷乱》《中国往事》《黄金在天上》 编选诗集《现代诗经》去解构日益八股化的所谓经典的、书面的母语。伊沙的《结结巴巴》一诗，被称为后现代诗歌的语言“本”。新世纪的汉语诗歌喧嚣与宁静 新世纪诗歌关键词：草根性、底层、乡愁、个人化、社会承担 农民诗人张联 打工诗歌：柳冬妩、谢湘南 第三条道路写作； 中间代（介于第三代和70后，60年代出生，90年代成为中坚）如森子、蓝蓝、杜涯、桑克、臧棣、西渡、伊沙、海男等等； 70后，如安琪、黄礼孩、霍俊明等等

篇7：在年少那个情愫暗生的年代诗歌

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

暗恋是瓶中等待发芽的种子，不可预知的未来，却真心而倔强的等待着。

篇8：水车的年代诗歌

铁链锁不住她的翅膀

在黑暗中发光

在痛苦中歌唱

在烈焰中飞翔

她的孪生姐妹是

斗争和希望

———曾卓《生命》

这是一个觉醒的时代, 带着70年代之前那些腥风血雨的镣铐, 不停地寻求挣脱, 不停地渴望成长, 不停地将生命的本真传达……于是, 就有了这个时代独有的坚强与领悟。

五六十年代, 加之文革时期, 自我意识被那些“假、大、空”的形象所掩埋, 生命被高调的社会集体意识所异化而变得政治化。七十年代以后, 随着“七月派”的归来 (后称为“归来诗人”) , 一种生命的觉醒开始出现。生命的个体意识开始变得强烈, 振颤于内心的真实世界被一点一点地打开。而在这一过程中, 诗歌中那些象征着生命、凝结着生命意识的意象, 便显得尤为引人共鸣。对于历史厚重的思考, 对于人生价值取向的探寻, 对于社会发展的忧虑……构成了生命不断成熟的历程。在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里, 我寻找到了许多生命意象, 诗人以不同的表达方式, 传递着他们的人生追求和对世界的思考。

一、贝壳、化石、钻石:被掩埋的意象, 缔造生命的前奏

70年代, 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过去,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诞生, 在这个悲喜交加的时代, 诗人会自觉地去回忆历史留下的苦痛, 那种被压抑的时代之痛, 那种被摧残的生命之痛。因此, 那些被掩埋的意象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味, 被象征为一种生命被压迫的状态, 其中化石、贝壳、钻石等意象就被生动地展现出来。艾青笔下的《鱼化石》曾经活泼旺盛, 却“失去了自由, 被埋进了灰尘”;《虎斑贝》“在绝望的海底有多少年, 在万倾波涛中打滚”;《互相被发现———题常林钻石》里的钻石“不知道有多少亿年, 被深深地埋在地里, 存在等于不存在, 连希望都被窒息”……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漫长”和“黑暗”。虽然贝壳、化石等都是静态的物象, 但却因为沉埋而包蕴着一种时间的沉积, 代表了一个在黑暗中的时间段。而这个时间段在诗人心中被象征为那段深沉的记忆, 而他们的自我意识也逐渐在这一苦难记忆中萌生。

当然, 诗人的笔触远不仅限于沉埋, 在这些诗歌中, 更多的是沉埋意象的发现与被发现。《鱼化石》中地质勘探队员发现了鱼化石, 《题常林钻石》中“两种光互相对照, 惊叹对方的美丽”, 这是发现者与被发现者心灵的碰撞。那种发现不仅是诗人生命意识的觉醒, 更是一种反抗和斗争的开始。在流沙河的《贝壳》里“放在耳边, 我听见汹涌的波涛, 放在枕边, 我梦见自由的碧海”;艾青在《鱼化石》里也说“活着就要斗争, 在斗争中前进”。这些沉埋事物被发现, 可是说代表了一种痛苦打磨后的重现, 也应该是诗人对生命, 对自我的重新认识。正如蔡其矫《贝壳》里所讲“贝的伤”是“痛苦的结晶”, 这就像“黎明前的黑暗”, 历经痛苦却最终将在“沉默中爆发”。

七月派诗人的归来, 正如他们诗中那些沉埋意象的发现, 透着希望, 回响着孕育新生命的前奏。贝壳是离开大海的生命, 它的存在给人以斗争的勇气;化石、钻石是岁月厚重的沉淀, 发现它们是对岁月的怀念, 也是对生命的赞赏, 更重要的是, 生命价值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掩埋、伤痛已然过去, 但那种历史的沧桑、人生的况味, 却最终昭示着生命的意志和尊严。

二、树、船:抗争的意象, 生命高昂的歌唱

如果说“被掩埋”的意象是无生命的静态意象, 那么“树”“船”等意象就更具有抗争性、能动性;如果说“被掩埋”意象是对生命自由和价值的向往, 那么, “树”“船”等意象则可以说象征着诗人对于生命自由的主动追求。

树和船都是传统诗歌中非常经典的意象, 而历经沉痛的七八十年代诗人, 又将他们的生命体验融入这些意象中, 赋予他们独特的生命价值。正如谢冕所说, “诗到底是立足于个人的情感体验, 只有对于生命过程的真实体悟, 他方可抵达众生。” (1)

曾卓《悬崖边的树》将树置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森林的喧哗、小溪的歌唱, 更衬托出它的孤独。然而, 纵然被奇异的风吹出了“风的形状”, 纵然已经弯曲了身体, 就要跌进谷里, 它仍然倔强、不屈, 保持着展翅飞翔的姿态。这首诗作于1970年, 那个动荡的年代里, 文革将很多人吹上了悬崖。这是作者历经沧桑, 用最真实的生命体验写就的诗章, 诗人用树这一意象, 表达出不畏磨难的倔强, 并且以“展翅飞翔”的结语预示着一种冲出束缚, 开掘新的生命价值的信心。这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品格, 也是诗人对于生命最深切的体悟。正如诗人自己所说, “以诗来说, 我最贴心的还是在最艰难的岁月中所写的东西, 因为, 在那样的处境中, 能比较更为深切地感受生活, 也更为全身心地在创作中去寻求慰藉和倾泄, 在艺术与生活中找到了一个血肉相连的契合点。” (2)

在“七月派”归来诗歌中, 另一棵同样闪烁着生命光芒的树, 就是牛汉诗歌中的“树”。牛汉的诗歌也充满了生命苦难的体验。1955年5月他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 生命经受过严酷的考验, 他几番从濒临死亡的边缘奇迹般地复活。因为有了这种生死临界的体验, 所以他尊重生命, 特别珍惜和礼赞一种庄严而高贵的生命境界。在《悼念一棵树》中, 这棵被伐倒的树, “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藏了这么多的芬芳这是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还有那棵被雷劈了一半的《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诗人不仅仅在写苦难, 更多的是通过树来表现和赞颂不屈的生命力量。即使生命近乎消失, 但灵魂却充满着抗争, 要“比它站立的时候, 还要雄伟和美丽”, 要和“一整棵树那样伟岸”。这种抗争性, 还能在牛汉其他的诗歌意象中找到, 那不羁的, 闪着火焰般眼睛的华南虎, 翅膀上镀着金色阳光, 在雷鸣电闪中高歌的苍鹰;承载生命果实, 相信地心有太阳的树根……充满抗争意识, 进取精神的意象, 凝聚了诗人坚强不屈的力量和正直率真的品格。

白桦在他的《船》中写道, “命中注定我要常常和它们相逢, 因为我的名字叫做船, 面对强大于自身千万倍的对手, 能援救自己的只有清醒和勇敢”“即使它们终于把我撕碎, 变成一些残破的木片, 我不会沉沦, 决不!”在乘风破浪中, 船具有了人那种勇往直前的品质。诗人通过这个意象, 告诉人们生命的价值在于搏击, 在艰难险阻中发现自我, 超越自我。

不过, 除了抗争的“船”以外, 置身于政治激流和风暴中的“小船”, 代表的是另一种创伤记忆和生命的迷茫。彭燕郊《小船》“满载着蹭蹬岁月的辛酸遭遇, 和悠长又悠长的困顿生涯的印记”, 曾卓的《两只小船》“还残留着惊涛骇浪的齿痕, 在狂风暴雨的黑夜”。在那个年代, 迷茫是因为内心世界与外界的强烈冲突, 诗人与很多人一样失去了自我的判断, 他们在迷失中寻找, 在寻找中痛苦。终于, 还是在这种痛苦中, 他们开始冲破传统, 开始还原生命最真实的价值, 在冷漠和忘却之前, 勇敢地去自我唤醒, 大声地喊出“这不是我的过错, 只有绝望才是我唯一的过错!” (彭燕郊《小船》) 。

三、两棵树、船:交互的意象, 生命视野的扩展

“树”和“船”在经历了苦难、抗争之后, 渐渐地面临着更加深入内心的矛盾和思考。当朦胧诗人再次使用这些意象时, 我看到了一种更新的、更独立的思考。他们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于是两棵树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诗人通过两棵树的意象来传达一种平等、互相尊重的爱情观。而《双桅船》里“船”与“岸”的关系, 则是“你在我的航程上, 我在你的视线里”, 隐喻了理想与爱情, 独立与依恋的关系。其实, 这种意象的再次构建, 并不仅仅是去阐述一种爱情, 或许更多的, 是这一代诗人在思考自我生命成长、发展的同时, 对于生命之间, 人与人之间, 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考。这时, 这种意象会成双出现, 如橡树和木棉, 或是增加一个对象, 如双桅船和岸……它们的出现, 让我们看到诗人对于生命更开阔的视野, 对于所处环境更多的关注。诗人借此表达对人格尊严、独立平等、发展个性的肯定与呼唤。

四、后记

生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生命意象承载着诗人对于生命的思考, 象征着一个心灵成长的过程。本文只是截取了文革以后一二十年来的诗歌, 在那样一个特定时期, 这样一个特定的人群, 必然会有许多极有冲击力的生命触动出现。而这以后, 在每一个时间段里, 都存在着许多生命意象, 也许它并不那么明晰, 但读者不会毫无觉察, 因为生命流淌在每一个人心灵深处的。近年来, 中华民族经历了几次重大的灾难后, 生命又被警觉、沉重地谈起, 人们讴歌她、祝福她, 相信这其中存在的生命意象同样会打动这一代人。

附注:

(1) 谢冕一个世纪的背影———中国新诗[J]1977—2000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2) 曾卓《曾卓文集》第三卷[M]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第二版) [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篇9：40年代兰州地区的诗歌概况

关键词：兰州地区诗歌；同声歌唱；蓬勃的西北诗运；诗坛新生代

三四十年代，随着东部地区时事形势的日益严峻，许多院校和文化人士都选择了“西迁”。作为“落脚地”之一的兰州，藉此成为了西北地区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地区，并且同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西北诗运”、“西北剧运”，文学创作活动一度受到全国文坛的瞩目，诗歌创作尤其成绩斐然。许多外来的诗人在兰州地区“生根发芽”，发表了不少的优秀诗歌作品。对于这一地区诗歌发展脉络的梳理，将会有益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甘肃地区的现代文学，同时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把握40年代后期全国诗歌创作的整体状况。

一、时代的鼓声与同声歌唱：30年代及抗战初期诗歌创作

“九一八”前后，起初是一些文艺工作者和爱国青年在报刊上撰写一些诗歌来提倡抗日文艺，如杨希珍(杨静仁)、潘若清、张亚雄、万良才、徐国贞、苏芝畅、王孤萍、薛文波、袁若水、张文郁、徐味冰等人的诗文。但由于甘肃远离东北，人们把西北看作“安乐天地”，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又无实际的抗日生活可言，因而那时的作品大都流于空泛。张漫冷的诗词《哀辽东》，杨汉文的诗词《吟北大营》、《九一八》等，基本格调都是浮泛的斥责日寇暴行.诉说东北沦陷之苦，对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示不满，讲些“杀尽倭奴，锄尽汉奸，要将无人性的三岛踢翻”之类的愤慨话。樊大卫的诗歌《朋友不要退》便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我醒来时，犹在梦中恍惚 ,/甜蜜的幻景突然破灭;/耳边隆隆的炮声，还在震动我的耳膜，/朋友，你看中华多么衰弱。/我们在青年时代，/不管雪花如何踊跃，/不管大风多么猛烈，/你总得抱着正义，向前去杀敌。/朋友不要退，不要退！/这是我们应负的责任，/你尽管把你的爱国力量发挥尽透。/朋友不要退，不要退！”

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当时甘肃文坛存在的“为艺术而艺术”，风花雪月、唯美颓废的诗歌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如潘若清在《我们的需要》一文中讲:“国家成了破落户，民族走上了困厄的路，如果写作的笔尖跳不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圈子，虽然不是失却灵魂的木乃伊，也是十足的后补亡国奴……”幻人撰文说:“凶暴的强邻，枪口向我们瞄准，我们绝不能捧着诗集受死。所以我们现在的文艺，不应是少数人所能欣赏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而是需要大众生命推动力的文艺。明白点说，我们中国现在不需要消极的、浪漫的、颓废的、无病呻吟的文艺，而是需要奋发的、有为的、唤起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的文艺。”

时代的呼声使得诗人们要做出重大的抉择：坚守自我的诗歌风格与追求抑或加入时代的大声音中去。坚守自有其合理意义所在，并且我们不能用“顾影自怜”“风花雪月”等词汇简单地加以否定；放弃自我风格，转而呼吁民众觉醒的努力亦有其重要价值，也自然会呈现出种种的缺陷、留给后人很多遗憾。当然，绝大多数的诗人都放弃了以前的“无病呻吟式的伤感”，转而加入到时代的大声音中去，他们的诗歌创作方向也为之一变，或表达对侵略者的愤怒，或赞颂战士们的英勇的精神，或号召全国人民（包括“友人”和“毕业同学”）起来反抗，紧密地围绕着“抗战”“救亡”这样的时代主题来展开创作。或许正如同时代的一位诗人所说：诗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要写诗，是要写一部革命史呵！”（绿原《憎恨》），真诚的声音夹杂着跟风的呐喊，共同汇成了一曲“抗战救亡大合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抗战初期。

兰州地区直至1938年还有“具着死的决心/怕甚么大炮坦克/冲锋吧，同志！/努力吧，战士！/碧血白骨/为最光荣的结果！”[1]这一类口号式的诗歌。在此类诗歌中抗战的激情与斗志固然很浓烈，然而艺术方面的粗糙、主题的单调、空洞的呐喊却是它们的阿喀琉斯之踵，然而新的形势和新的转变也即将到来。

一般来讲，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一个历史分界点。自此时起，战争连着革命，动乱纷纷，时代已经不复是三十年代那样一种“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的年月，而是狂风暴雨开始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日子。兰州固然因其地理位置未能直接遭遇大规模的战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40年代来到兰州的许多作家及文人却是战火的波及者，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使得他们创作的诗歌摆脱了30年代乃至抗战早期的“空洞无力感”。战争的烽火烧遍了大江南北，诗人们再也没有“浅酌低唱”之所，他们面对着生存与精神的双重磨练。

事实上，在早期诗歌界“蛙声一片”的时候，同样也出现了曼霖的《高粱叶》这种饱含着热泪与激情，风格沉郁的佳作。在“编者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首诗歌曾经由穆木天在《思想月刊》第二期加以介绍，并惹起了读者的注意与寻求。

“时光已经把记忆剥蚀得模糊/仿佛是姑娘面前不穿/裤子的年龄”，第一章中“高粱地”里保留着儿时“寻觅美味的甜楷和乌米”的记忆，“‘好杂种！’看青的追着骂/小柱，刘秃挟着乌米奔逃/高粱叶悉悉索索地/把我的哭声淹没了”，画面逐渐暗淡，记忆逐渐消逝，“时光已经把记忆剥蚀得模糊/仿佛是姑娘面前不穿/裤子的年龄。”[2]

高粱在生长，在发育，快要丰收了，然而却恰逢动乱的年代，劫匪、“丰收之灾”、日本人的炮火逼迫一村又一村的人起来反抗，“咆哮了王家屯/咆哮了张家屯/咆哮了吴家屯/咆哮了刘家屯/”。

无疑的，这首诗歌是日军的侵略行径所给激发出来的，虽然艺术上仍略显粗糙，但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口号式呐喊”，转而从生活中攫取素材，显得内容翔实、感情慷慨悲壮，与同时期的其他诗歌相比，已经是很大的突破。

二、蓬勃的西北诗运：1941—1947年的兰州诗歌状况

大概到1939年的时候，诗歌的发展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陈敬容、沙蕾开始主编《甘肃民国日报》的《草原》文艺副刊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契机。他们约到了很多优秀的稿子，而这些诗作已经没有了早期诗歌的口号式呐喊，开始有了新的转变。比如牛汉就多次向兰州的《民国日报》文艺副刊《草原》(沙蕾、陈敬容主编)投稿，并刊发了几首短诗。[3]由于这一时期的材料比较短缺，所以也很难说明具体情况，只能作为一个问题留待论证了。

1941年12月14日，《甘肃民国日报》的《生路》副刊上有一则信息值得注意。“来函选辑”中选冯振乾《提倡诗歌》，内容如下：

（1）增多诗歌刊量

（2）排版上对诗歌的改革

（3）稿费的提高

（4）出诗歌专号

（5）举行些学生诗歌征文

（6）编“诗歌副刊”

这些都是对于诗歌具体发展举措的一些建议，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批热爱诗歌的人的迫切愿望。同一时期，陕南xx西北师范学院同学所组之诗社，因见《生路》颇有起色，来函要求编者为该社辟一诗刊；此外，还有青川等其他新诗爱好者也是亟待“诗歌专页”的出炉。

在如此迫切的请求、期待之下，《甘肃民国日报》的编者沈宗琳终于下定决心要自编“诗歌专页”了；再加上“最近到了兰州”的《帐角集》作者（诗人冯振乾），他热诚自愿帮忙编“诗歌专页”，这无形之中又是一种推动力。

冯振乾来兰州之后，积极推动兰州诗歌的发展，呼唤并号召展开蓬勃的西北地区诗歌运动。他于1942年2月9日发表了《展开蓬勃的西北诗运》一文，指出了抗战早期诗歌的弊病与收获：“初期的诗歌是感情的泛滥，诗人的感情如一般人的义愤一样沸腾，‘为实用而实用’，诗歌作了抗战的喇叭，斗争的号角，诗人鼓起腮加劲的吹，吹出了国民的心声，吹出了民族解放的歌，主题集中在一个焦点，题材是单纯的，形式是极自由的。”

同时他又对当时的诗坛状况提出了批评:“有些人说这时期吹得似乎有点太不美妙了，于是名之曰‘抗战诗歌’（有意的），但这种呼声在时代的巨浪中随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没落而没落了。”

他对诗歌的发展前景极为乐观：“由于抗战的转入长期，诗歌开始由无数沸腾的源泉汇成奔波的河流，题材上广阔了，手法上繁复了，技巧上提高了！于是大家感到‘差不多’已降低了作品的力量，渐渐脱了公式化的桎梏向技术的顶尖上爬。”

他反对纯性灵派的个人主义的诗歌，而提倡诗人对艺术性与宣传性作精炼的调整，走向叙事诗、走向史诗、走向伟大的杰作。

基于以上观点，他主张“诗歌工作者，歌唱在西北”、“在民族主义文艺的旗帜下展开西北的诗运！”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兰州地区诗歌运动即将蓬勃发展的宣言。自此时起，兰州地区的两大报纸《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皆按期出有《诗歌专页》，“诗歌专页”的发刊，不仅为西北各地的诗作者开辟了园地，同时也为诗歌的写作起到了初期的示范作用，并且达到了与西北各地以及西北以外各地诗作者的共鸣与交流的目的，冷落之兰州诗坛，行将蓬勃起来。

自此时起，诗人们不再像抗战初期时把诗歌仅仅当成一种宣传工具，而是转而探索讨论诗歌本身的诸多问题，例如“诗的格律问题”、“诗的音韵问题”、“诗的朗诵问题”以及“怎样正视现实的问题”，并且他们还就兰州地区诗歌的发展前途达成了共同认识：“诗歌的发展要走民族主义文艺道路”[3]。

歌谣的搜集、外国诗歌的翻译、西北地区特有题材的融入可以说是这一段时间内的诗歌所应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

首先，歌谣的搜集与整理，为诗歌提供了新鲜的养料、扩大了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在兰州，虽然早至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人意识到歌谣搜集的重要性并有结集出版（如张亚雄的《花儿集》），然而这些搜集活动却更多是从文化遗产保留的角度加以关注的，真正从民歌中汲取养料与活力并转化为现实功用的人还很少。当然，并不是说1941至1949年的诗歌在这方面的成就有多大，只是诗歌界、评论界对于民歌的搜集整理乃至分析研究都开始渐渐地重视起来，并给予相当多的关注，比如黑人《民歌集》的出版；《西北文灯》《文艺之页》《西北风》等文艺副刊也专门开辟了“民歌专页”“民歌讨论专号”；还有许多探讨诗与民歌关系的评论文章：幽帆《漫谈诗与民歌》、胡扯《由民歌谈新诗》、水心《向民歌学习》等；此外一些少数民族民歌也被译成了诗歌，如森里、仁仲合译的《托合谛与丹妮汉》（新疆维族民歌）；冻之《狼望着牧群》（哈萨克民歌）；里森、浮生《维族恋歌》；黎明《吸尔克纳依》；黎明、彭荫《友爱》；霍然选辑的《维族民歌》等， 民歌的发展一时颇受瞩目。

外国诗歌及外国诗人的翻译情况也颇为引人注意。据笔者的简单统计，这一时期就有这样一些译诗发表在兰州的报刊上面：如《孤独的割乂者》（ M·华兹华斯作，伊格译）、《海涅诗抄》（海涅作，夏雪译）、《云雀曲》（华兹华斯作，于庚虞译）、《海涅诗三首》（骆忠译）、《清泉》（劳威尔作，雷昂译）、《那不勒斯的忧郁》（雪莱作，家钦译）、《雪莱的两首诗》（袁水拍译）、《奥丽莎》（康巴拉作，李葳译）、《给胜利的兵士》（黎苏赫斯基作，韩卫之译）、《中国兵颂》（奥登作，平水译）、《短歌》（莱蒙托夫作，伊林译）、《天鹅巢之痴想》（E·M·勃朗宁 作，穆柳天 译）、《牧人的悲哀》（歌德 著，海帆译）、《墓碑的诗》《落日的歌》（莱卡兹 作，李白林译）、《炼钢工人》（亚历山大·菲拉托夫，慧冰译）、《雪莱与吉茨（济慈）》（于庚虞译）、《悲歌》（普希金著，李麦宁译）、《无言的爱》《长庚星破船》《朗法楼的格言诗集》《朗法楼诗抄》（朗法楼作，李白林译）、《惠特曼短诗选译》（曼芝）、《生命的诗篇》（朗弗罗作，亚音译）、《忠告少女》（赫里克作，李白林译）、《天使》《战争》（莱蒙托夫 作，胡植译）、《歌》（莱蒙托夫作，冻之 译）、《囚徒》 （莱蒙托夫 作，汤茀之译）、《我的思想》（谢夫琴科 作，北屏译）、《给》（莱蒙托夫作，君壁译）、《生命的赞美》（佛朗罗作，陈东江译）、《春之歌》（歌德著，郭岂民译）、《晨》（普式庚作，君壁译）、《好与坏》（马雅可夫斯基 作，非子译）、《等着我吧》（莱蒙托夫诗，戈宝权译）、《我建立了一座纪念碑》（普希金诗，葆荃译）。翻译的范围从雪莱到奥登，风格也不拘泥于一种。在这些译诗当中，雪莱、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朗费罗成为最受兰州诗人喜爱的诗人，个中缘由，可以细细思索。

除了上述两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之外，这一时期兰州的诗歌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出现，即西北地区特有题材的融入。当时的一位诗人李白林认为：“西北是伟大的西北，是文化的宝藏。有辽阔的草原，有崎岖的山峦，有浩瀚的戈壁，有雄壮的黄河，有遍山遍野的牛羊，有民族的特异风习，都是诗篇，一草一木一石一砂都是文章。”并且希望“寓居于西北的朋友多有发掘，多多摄取西北的特殊素材，创造独特的风格”[4]。从创作情况来看，“草原”“牧女”“大漠”“黄河”“骆驼”等西北地区较为独特的意象便频繁地出现于诗歌之中，其中“骆驼”尤其受诗人的青睐，例如小月《驼群》、红薇《塞北的驼群》、冯振乾《骆驼二章》《骆驼与道路》、时明《驼群》、史谷风《驼队的摇篮》、李定一《驼队》、范哲民《大西北的列车》（任重致远诵骆驼）、盾子《驼队》等诗篇，红薇甚至还有专门咏诵“骆驼”的诗集《骆驼群》出版。或许在兰州“拓荒”的诗人们就是一匹匹在沙漠中行走的“骆驼”吧，任凭风沙漫天，依然以傲岸的姿态、稳重的步伐在杳无人烟的沙海里不停的搬运；穿行过黄昏与沙阵，带着疲倦的神色却永不疲倦，永久是一个节奏似的：“前进！”、“前进！”。

在不倦地追求与探索诗歌艺术的路途中，相当一部分的诗人也因此脱颖而出，成为兰州诗坛的佼佼者，比如时称“西北三大诗人”的朱古力、冯振乾、韩卫之，以细腻的情感而蜚声诗坛的“抒情诗人”红薇、曼芝、琳书，居于兰市的时间虽短但却发出耀眼光芒的“短暂的歌者”陈敬容、于赓虞、阎栋材，孜孜不倦地为兰州的文艺事业作出奉献的“沙漠拓荒者”沙蕾、夏羊、李白林、李泊，处于诗歌的“沉潜”状态并在日后备受瞩目的唐祈等。可以说，此时兰州地区的优秀诗人与优秀诗歌作品层出不穷，一时蔚为大观。

三、新生代的崛起：1947—1949年的兰州诗坛

蓬勃的西北诗运，为诗歌的创作发展营造了很好的环境，也扩大了诗歌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多的诗歌爱好者们逐渐加入进来，继续推波助澜，推动西北诗运的发展。

在抗战胜利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陈敬容、于赓虞等许多外地来兰的诗人开始离开兰州，回到内地去。随着这样一批诗人的离去，兰州地区的诗歌一度呈现出青黄不接的景象，然而可喜的是，在学校内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诗人开始崭露头角，为诗坛注入了新的激情与力量，其中比较突出的诗人有：盾子、非子、周伯道、沈流、平白、剑南、采蘋、野藜、波潮、吉星煦等。

他们批评“浪漫派余音”，在诗歌创作方面 “拒绝无病呻吟”，强调要“认识诗人现时代应有的态度和应走的路向，表达人民的心声。”当然，这样的诗歌主张更多地是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诗歌而言的，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把诗歌变为传声筒式的工具。他们更多地是感触现实、生命的悲痛，就像盾子在他的诗中所表达的情感一样：

“生活的琴，永远是悲哑的……/声音比哭泣/更要苦涩/ 生命的叶子/被年月的不停的风霜/浸得枯黄/只等待一阵死神的风/

伢亲底生活的故事/像呜咽的江流/说着，说着/给听的我们带来了秋…/再没有悠快的心情/去仰看闪动的星星/心田的泪水/涌流着，没浸着我的眼睛/”[5]

正是基于此种创作追求，他才把当时诗坛上出现的“南江才子派”诸人如唐湜、郑敏、陈敬容、辛笛、金克木等批评得体无完肤，认为他们“坐在神秘的象牙塔里抒写一些神神怪怪的东西，简直就是在‘企图破坏’新诗的路途”[6]。当然，这种评论的合理性我们暂且不予以理会，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新成长起来的一批诗人的诗歌创作方向。

除了这些诗人之外，有一些在40年代初期比较活跃的诗人也在继续着他们的诗歌创作，并且还有新的诗人从外地来到兰州，丰富着兰州诗坛的创作队伍，代表诗人如芭林（即夏羊）、阎栋材等。

与前期相比，夏羊在诗歌的艺术技巧、内在观察方面有了极大的进步，在此时发表的《孤独的树》《森林在哗响》等优秀之作，力求从苦痛的生命之中汲取傲然不屈的精神品格，感情深沉内敛又饱满丰富，被称之为“有生命活力的作品，处处洋溢着生命的热，生命的光芒”[7]

阎栋材是40年代后期来到兰州的诗人，他是“诗歌向下走”的积极鼓吹者。他的两首政治抒情长诗《我走在故乡的土地上》、《据说，这是太平的日子！》曾先后发表于1947年郑振铎、李健吾在上海合编的《文艺复兴》月刊上面。他的人生充满了艰难与挑战，严酷的现实、艰苦的生活磨砺了他坚强的意志，造就了他朴素、果敢的气质，也形成了他的诗歌特有的坚毅、奋进、激昂的风格。从诗歌的艺术方面来看，阎栋材的诗歌固然不能算得上是优秀的诗歌，然而其人其诗其文的那样一种悲愤激情、凌然气势，实属罕见。他的传奇经历，他的坚毅不屈的品格，他的不断进取的精神，无形中造成一种“气场”，影响了许多诗坛新人，由此他也成为了新一代诗人的“精神领袖”。

另外，这一时期的兰州诗歌界有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即李泊的诗集《铁索桥》的出版。这部诗集是诗人李泊自1940年至1949年之间所有诗作的辑录，内容从早期的抒情及师法波德莱尔至后来的现实主义转向，是他创作生命的一次自我蜕变，是一块里程碑。

他在题记中写道：

“我们不吝惜用肢体架桥/你们在险桥上，面色不苍白/敢于挺胸前进

弟兄们！/请踏着自己弟兄们的躯壳走/我们是甘心的/总比我们叫外人吃掉好

说这些你也不要伤心/有泪先不要流下来

等到你们的脚尖/已落在快乐而自由的土地/在那桥头/你们放声大哭”[8]

可以说，《铁索桥》凝结着诗人的血泪真情，充满了热情，其中“热情的果实是呼吁，是抗议，是愤懑”，后期的作品尤为评论者们所激赏，认为《铁索桥》体现了“诗人与时代与群众的相连”，“是诗人主观战斗精神的昂扬，勇敢地与血泪的现实作拥抱，作无情的突击”，“有一种力量强迫人去读去欣赏”，它是兰州地区后期诗歌的代表性作品。

到了1949年，大概是诗人们的敏感使然，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时代的“黎明的气息”。李泊的一首《献诗》非常贴切地体现了这种预感：“我们蛰伏在/黎明的微光/和黑夜平分的线上/像叶片下的小甲虫/身子停留在阴暗里/但我们的触觉/已伸到了阳光里/ 我们生活在/痛苦的痉挛/和幸福集聚的交点/像梦里那一缕焦急的怀念/形体虽扎挣在苦痛里/但有微笑的遐思/带我们捕吻那永无灾难的明天”[9]。于是，带着对“永无灾难的明天”的憧憬，诗人们开始真诚地讴歌起了即将到来的“春天”，《春的呼唤》《至迎春花》《春雨，我欢迎你》《春天的歌》《春天》等作品纷纷出炉，诗坛一时“春”意盎然。

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于是对于诗歌今后的发展道路，文化人士开始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其中，于1949年6月1日《西北日报·绿洲》上发表的郑振铎的诗歌《诗人们唱些什么》或许更具有代表性。它表达了许多人对于诗歌发展道路的期待之情，认为在以后的创作道路上，诗人们“要唱的是人民世纪的新歌；唱出人民痛苦与欢乐，愁闷与跌蹉；唱出人民的的不平与焦躁，悲愤与怒诃；唱出农民的忧郁，工人的生活，如马似骡；歌唱人民的觉醒与奔腾汹涌的人民斗争；唱着民主力量的巨大。”[10]

然而，曙色渐明之时，黑色的恐怖尤为残酷。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分崩离析造成了人心的离弃，然而他们不甘心就此失败，于是特务们极为猖獗。一个又一个的进步文化人士被列入黑名单之内，就在兰州解放的前夕遭到杀害，其中有阎栋材、李泊、武村等，这无异于对本来就没有发展充分的兰州诗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歌唱的岁月过去了”，相当多的诗人停止了他们的诗歌创作，直到新中国的成立。

【参考文献】

[1]筝友.战士[N].甘肃民国日报，1938-3-11.

[2]曼霖.高粱叶[N].甘肃民国日报，1937-12-23.

[3]古力.读诗小组晚会记[N].甘肃民国日报，1942-4-19.

[4]李白林.新年新文艺新贡献[N].甘肃民国日报，1947-1-2.

[5]盾子.悲哑的琴[N].西北日报，1948-2-15.

[6]盾子.读唐湜《英雄的草原》后[N].和平日报，1948-10-13.

[7]甘农.读了《孤独的树》[N].西北日报，1948-11-10.

[8]孙浮生.写在铁索桥上[N].西北日报，1949-5-4.

[9]李泊.献诗[N].甘肃民国日报，194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