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临骏：蓝色多瑙河与红色维也纳的风格

肖临骏：蓝色多瑙河与红色维也纳的风格（精选2篇）

篇1：肖临骏：蓝色多瑙河与红色维也纳的风格

据说150年前，当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Baptist Strauss，1825-1899）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在奥匈帝国演奏之后，维也纳人才意识到多瑙河有着和蓝天一样的颜色。1872年，小约翰·施特劳斯受邀，前往美国波士顿参加音乐盛典，在容纳10万人的空间里，指挥由上千名乐手组成的乐队演奏《蓝色多瑙河》。从此，他和他的音乐风靡美国，使得欧洲之外的人也将维也纳与蓝色联系起来。20世纪后半叶，《蓝色多瑙河》作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固定曲目，则更是聚集了全世界观众对于维也纳的蓝色想象。

如此一来，人们却忽略了维也纳的另外一种颜色——红色。而红色，对于奥地利的深远影响不亚于蓝色。就连小施特劳斯本人也不乏红色成分。当1848年维也纳爆发市民革命时，他加入到革命派阵营，曾因演奏《马赛曲》被拘捕。《蓝色多瑙河》是他在1866年帝国战败后，受托创作的一部“象征维也纳生命活力”的圆舞曲。

1890年的第一次游行 虽然五一游行始于美国，1886年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全美35万工人示威，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确立则是在欧洲。1889年7月14日，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这天，由各国工人政党组成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在巴黎举行。这次会议通过了《劳工法案》和《五一节案》。第二国际的一个重要成员是来自维也纳的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恩格斯的终生好友。

阿德勒出生于布拉格犹太富家，学习于维也纳大学，与小约翰·施特劳斯不仅生活时空有重叠，而且是1848市民革命精神的追随者，更有甚者，他伴随和参与了1860年代在维也纳兴起的工人运动和组织，最终整合各个工人组织，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创始领袖。

阿德勒决定在通过《五一节案》的第二年，1890年，组织工人在维也纳举行一次显示力量和团结的五一游行，宣布五一节是劳动人民的节日。地点选在原皇家猎场，后成为城市公园的Prater林荫大道。

对此，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 I，1830－1916）非常紧张，唯恐发生工人暴动，严阵以待。五一这天，阳光灿烂，工人们携家眷欢快而轻松地前往Prater大道。他们衣装整洁，佩戴红色康乃馨，四人一排行进。与军警林立形成强烈反差。同在维也纳的心理学家弗罗伊德（1856-1939）曾在他的书里说：“在维也纳，不同颜色的康乃馨有着不同含义，白色康乃馨是反犹太人的标志，而红色康乃馨则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象征。”这是因为当局禁止举旗游行，他们决定将红色康乃馨别在衣服扣眼里作为识别标志。

历史上的五一。（柳红/图）

一战后，社会民主工人党（现社会民主党）成为第一共和国执政党（1919-1920年）——“红色维也纳”就是这样来的——然而在1934年被法西斯政权取缔，二战后重新崛起，成为最强的政治势力，一直处于联合执政地位。

一百多年来，维也纳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演变，但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举办大型游行集会，一直没有变，成为一种传统。

市政厅前响起“英特纳雄耐尔”

2016年的五一，并非一个寻常的五一。它不单是左派、劳动者聚会、表达诉求的“节日”，更是奥地利执政首脑面对国民的尴尬时刻。因为，就在此前一周，4月24日，奥地利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名落孙山，极右势力自由党候选人赢得高达36.7%的选票，遥遥领先。而这背后则是交织在一起的难民危机、失业和经济问题。社会民主党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临分裂。

这是个阴天。早晨8点多，各个社区、工会团体已在维也纳市政厅附近集结。每人身上至少有一个红色标记：红衣、红裤、红鞋、红旗、红围巾、红帽子、红气球、红色康乃馨。市政厅是修建于1872-1883年的哥特式建筑，市长和市议会办公场所。门前广场是市民游乐园，冬天开设溜冰场，夏天放映露天电影，也作为维也纳城市马拉松终点，和五一集会会场。

上午9点，游行开始。并非印象中雄赳赳气昂昂的阵式，而是漫步，一个一个团体走向主席台。大约有数十上百个团体，比如有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知识界则有各级教师、医生、艺术家；公务员有财政、税务、养老等机关职员；社会团体有妇女、环境、反核、少数民族等等。至少有十几个乐队，吹奏者将曲谱夹在端举乐器的左臂上；还有驾驶的汽车、小火车、摩托车、自行车、婴儿车、残疾人车；有很多老人，也不乏小孩和宠物。

游行队伍中来自医院的员工，还亲自演绎医护工作，还有人扮成死神。（柳红/图）

每个队伍都举着旗帜、标语、横幅，诉求主要有几类：一是收入分配：“征收财富税”“公平报酬，而不是让财富流向大公司”“为资本设上限，而不是为普通劳工”；二是对待难民：“没有必要设立栅栏”“难民法案撕裂了社会民主党”“给予人平等保障”；三是国际贸易：“反对TTIP，公正的世贸不这样”；四是执政党和选举：要求现任总理辞职，召开党大会，把票投给来自绿党的独立候选人等等。

整个游行过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或在游行队伍中，或在主席台上，维也纳市市长霍伊普尔（Michael Häupl，1949年生人）来得早，始终向游行队伍挥手；奥地利总理维尔纳·法伊曼（Wernner Faymann，1960年生）到得迟，和几十个人挤站在台上，似乎未见警察相跟。

10点45分，游行完毕，集会开始。首先由总理讲话。尚未开口，已是嘘声、哨声一片。他一再提高嗓音也难以盖过，只能借助麦克风比赛谁声大。他说：“过去一年来我们帮助了许多难民，我们为此而自豪。但是，奥地利不可能独自解决全世界的难民问题，我们需要法律和措施来保障人权和秩序。”台下的人们将败选的怒气一股脑地投向他，不想听漂亮的言辞，要求他承担责任和下台。

集会中奥地利总理出来稳定民心，未见警察相随。（柳红/图）

紧接着是当了22年维也纳市市长霍伊普尔的讲话。他回答了很多人心中的担心：社会民主党会不会为了执政与极右势力合作？他的回答是：绝不会！

集会结束时，全场高唱《国际歌》。有人举起左臂，伸向前方，“英特纳雄耐尔”，这六个被我们唱过千百遍的字，是世界范围内无论用何种语言歌唱都能听得懂对得上的，其实就是international——“国际”的音译。伫立在寒风中，眼前的红歌海洋，据说有8万人，令我有恍惚隔世之感。

市政厅主会场的活动结束了。接下来是各个左派团体的时间，他们把摊位支起来，海报标语举起来，有演讲的，有端着马恩列斯毛像游行的，有卖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有卖毛选的；有托派，有毛派，有马克思派，还有来自不同宗教信仰国家的左派，不一而足，各行其是。

随着游行队伍走过，洒水车和清洁工人马上将街面打扫干净，城市恢复如常。

卡尔·马克思大院与红色住宅

位于维也纳19区海利根施塔特的卡尔·马克思大院，有一个“红色维也纳”展览，在五一节这天对游人免费开放。

时间要回溯近100年。1918年，当奥匈帝国国王放弃权力的第二天，卡尔·伦纳（Karl Renner，1870-1950）就宣布就任德奥共和国总理。伦纳政府推出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带薪休假，并给予妇女选举权。共和国第一任维也纳市长（1919-1923）雅各布·瑞曼（Jakob Reumann，1853-1925）一上任，就开始考虑工人住宅，而真正实现这个构想的，则是第二任市长（1923-1934）卡尔·塞兹（Karl Seitz-1950）。他们的目标是：给大量居无定所的工人，包括从帝国其他地方涌来的工人，建设大型宿舍区，既负担得起，又有好的生活条件。设计规划采取城中城的概念：有一座大门，进去以后是园林，从园内可进入各个楼道和公寓。配套设施有：超市、游泳池、洗衣房、幼儿园、图书馆、浴室等等。

奥托·瓦格纳美术学院的学生参与了这一庞大的设计项目。第一座住宅在维也纳5区落成；接下来就是卡尔·马克思大院，它是由一位名叫卡尔·恩(1884–1957)的设计师所做，卡尔·恩还完成了位于16区一座拥有1531套公寓的建筑。

最值得看的是建于1927-1930年的卡尔·马克思大院。这是一座宽广雄伟的楼房，长度达1100米，跨度有4个汽车站，是世界上最长的单体居民楼，共有1382套公寓，每套面积30-60平方米。在15.6万平方米土地上，仅用了18.5%建造楼房，其余都用做游乐园和花园，可供5000人享用。

马克思大院。（柳红/图）

1930年，在卡尔·马克思大院落成庆典上，维也纳市长致辞说：“有一天，当我们都不在了，这些石头会替我们说话。”诚哉斯言。

二战期间，这里曾被重炮损坏，上世纪50年代得到修复；此后1989年和1992年又作过翻新，至今还在使用。

从1923年到1934年，维也纳究竟建设了多少公共住房？答案是惊人的：第一，在348个区块里，建有61,175套公寓；第二，在42座排屋里，建有5227套公寓。这是发生在90年前的一次社会政治实验。从地图上看，红色住宅星罗棋布。难以想象，如今的维也纳如果没有这些建筑，整个建筑图景会是怎样？

关于维也纳的红色联想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已经有138年历史，却在此次大选中显现出被社会各阶层抛弃的困境：同情难民的左翼对执政者收紧难民政策不满，转向支持绿党出身的候选人；排外的劳工认定他们不再代表自己的利益，转向支持极右党。在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权人道之间究竟有没有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在哪里，怎么才能达成，成了摆在奥地利面前最为严峻的课题，它也是欧洲乃至世界的严峻时刻。而这，与一个多世纪前，社会民主党创立时面对的问题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果将目光从卡尔·马克思大院移开，退一步，拓宽一个较大的视野，又看到了什么？首先，社会民主工人党红色住宅项目，也是一战之后国家重建的一部分，奥地利是行动最快和力度最大的；其次，时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全面波及欧洲，却没有使维也纳的建设停下来；第三，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政变，纳粹势力抬头，近在咫尺的维也纳似乎尚无警觉；第四，身在维也纳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81-1973）等人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1904-1965）等在1920-1930年代，就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展开过一场历史性争论。这些事件似乎是孤立的，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提及这个时段的维也纳，不免想到同时生活和工作在红色维也纳的一些影响历史的思想家，例如，弗洛伊德，1873年入维也纳大学，188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精神分析学派正是在这个期间最终形成；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1901年入读维也纳大学，1906年获法学博士，1919年任奥国财政部长；卡尔·波普尔，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哈耶克，1899年出生，1921到1923年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分别获法律和政治学博士学位，同时也学习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这不由得让人想到：红色维也纳和维也纳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思想史的关联？在欧洲福利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和发育过程中，维也纳起了什么作用？至少可以肯定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出版）和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有着比我们已知的更为丰富的思想和社会资源。

当然不免会想到这个时段的中国，北洋政府和广州革命政府的决战，黄埔军校和北伐，之后，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直至发生国共第一次内战。还有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那是一个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制度遭受彻底破坏，只有革命和战争，充满动荡，少有建设的岁月。而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界，对于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贡献，实在是太有限了。

从卡尔·马克思大院返程，沿多瑙运河南行，途中巧遇奥地利艺术家和建筑师，被中国人叫作百水先生（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1928–2000）的杰作——维也纳热能与垃圾处理厂。将能源产生、垃圾处理艺术化，是百水设计精神的体现，从色彩到形状到结构，无直线、无平面、无相等，彻底地“人应与自然共存”和“对不规范的容忍”。真是有意思的比照！卡尔·马克思大院与之相得益彰。这才是维也纳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真谛所在。归根结底就是开放和包容。这也是它眼下应对政治与社会危机当取的精神。

篇2：肖临骏：蓝色多瑙河与红色维也纳的风格

初冬时节，我和老伴踏上了红色之旅，来到心慕已久的韶山，在激动与臆想中，感受着她的魅力与神奇。

韶山位于湘潭与湘乡、宁乡交界处，距湖南省会长沙90公里。

那日中午，我们乘坐的火车从长沙抵达韶山站，然后坐汽车进入韶山的群山环抱之中。此时这里仍是满目苍翠、鲜花盛开，芬芳四溢，让人顿感心旷神怡。

走下汽车，我心訇然涌起万般情愫，是兴奋？是激动？是幸福感？我说不清。像一股热流推着我疾步前行，直奔毛主席故居。

毛泽东故居座落在三面环山绿树成荫的韶山冲里，坐南朝北，青砖泥墙和黒木灰瓦的建筑呈“凹“型。这里层峦叠嶂，松柏葱茏，翠竹依依，风景秀丽。传说这里的山脉间暗藏着“龙脉”人称风水宝地。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这里。并在此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故居前有一池塘。池塘岸边绿柳婆娑，塘里长着荷花，此时已是冬天，花已凋谢，但池中的水却非常清澈，平静如镜，四围青山屋影清晰可见。

参观故居的游人如织似潮，但大家都好像怕打扰了什么似的，却是那样的安宁与恬静，迈着庄严的脚步，缓缓走进这向往已久的农家小院，“毛泽东同志故居”几个金色大字映入眼帘。

走进故居横屋，右边是父母卧室，墙上挂着二老的遗像。里处是毛主席卧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与母亲文氏弟弟毛泽民毛泽潭的合影，室内床上放着一布棉被支着蚊帐。转过右厢房、卧室、廊檐和碓屋之间，可看到毛泽东的全家照，日常器皿和各种农具以及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文物照片和资料，其中陈列着毛泽东少年时期用过的扁担、水桶、锄头等。

横屋书房客厅,毛主席曾先后在这里组织农民学习革命理论发动农民运动，并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建立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7岁时他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一首诗告别了父母走出韶山冲，奔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探求真理，立志救国，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苦难，走上了社会主义幸福大道。其博大胸怀，丰功伟绩，彪炳千秋

睹物思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就是从这极其简朴、平常的农舍中，竟然走出了一位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开国领袖。

那一物一景都会能勾起你对历史的追溯而万分感慨，给人予心灵深处的震撼。得以踏进这块孕育伟人的圣地，心里自然感到无比的自豪。

走出毛主席故居，我们来到韶山冲凤凰山下的毛泽东纪念馆，该馆建筑现代化设计风格优美，气势宏伟，肃穆庄严。

步入大厅，一尊毛主席塑像赫然入目，满面慈祥，亲切自然。展厅共收藏有关毛泽东生平和韶山人民革命斗争的文物、资料、照片有上万多件，充分的反映了毛泽东生平和光辉业绩。

展厅里游人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每个人都将庄重与激动写在自己的脸上。每一件文物都让我感到亲切，都使我心生敬意，每一件文物都有不寻常的背景和历史，见证了我们人民领袖的崇高与伟大。

走在纪念馆里，给人感觉是走进革命传统教育艺术的殿堂。

离开纪念馆，我们又去参观毛泽东铜像广场。在广场入口处有一墨绿的青松掩映着一块巨大的橘黄色岩石，形状很像我国的地图，上面刻着八个鲜红的大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广场南北约有两百多米长百余米宽，地面用花岗岩铺成。四周群山环抱，两边绿化植物错落有致，花卉点缀其间，姹紫嫣红，争芳斗艳。苍松翠柏间竖立着六块形状各异的天然岩石制成的诗碑，上面镌刻着毛主席手体的诗词。

广场上到处都是来此瞻仰的人群，穿过这些人群，清楚地看到，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铜像背靠韶峰，座南朝北，高高地耸立在多层台阶之上，褐红色大理石基座正面，镌刻着“毛泽东同志”五个贴金大字。周围摆满人们敬献的花篮。毛泽东身着中山装，左胸前挂着主席证，手执文稿，目光炯炯，面带微笑，正视前方，巍然挺立，气宇轩昂，展示了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风采，再现了这一伟大光辉的历史瞬间。

听导游讲，毛泽东铜像是1993年12月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而建。基座高4.1米，寓意他老人家执政41年；像高6米，通高10.1米，暗寓国庆10月1日，更象征着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

导游还讲述当年运送毛泽东铜像时，曾发生几件极为奇妙的事情。

一是1993年12月铜像铸成后从南京启运，行至井冈山时车子忽然抛锚久修不好。因天色已晚，有人提议，井冈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闹革命时建立的第一个根据地，和主席有着特殊的情感，就让他老人家在这里住一晚上吧！于是决定全部护送人员留宿井冈山。次日一早在没有任何修理的情况下，车子居然恢复正常启动！

二是铜像如期抵达韶山后，更为神奇的现象又接连出现。原本春天开放的杜鹃花竟在寒冬天争相怒放，如同一团团红色的火炬，映红了韶山，笑迎主席归来。

三是在江泽民同志为毛主席铜像揭幕时，蔚蓝的天空突然出现了日月同辉的景象，仿佛日月有眼，花木有情，令在场的众人万分激动。是奇迹还是巧合？无从解释，这让韶山原本就灵秀的地方更增添了一份神秘色彩，也引来更多人来追寻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足迹。

此时，阴沉的天空飘起了淅沥小雨，整个广场更加肃穆庄严。《东方红》《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乐曲不时响起，在韶山冲久久回荡。

伴着乐曲，向毛泽东铜像敬献花篮的仪式连续不断。大家怀着一颗崇敬之心，表达对伟人的深情怀念，自觉的在毛泽东铜像前排列整齐向他老人家鞠躬致敬。还有外国朋友也来瞻仰主席的铜像，此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眼睛湿润了，是泪水？雨水？分不清了„„

在毛主席铜像前，人们纷纷拍照，我俩也合影留念，终于了却了我的多年夙愿，心中不禁荡起阵阵涟漪„„

傍晚时分，太阳露出红脸，我们恋恋不舍的告别韶山。

巍巍韶山，美丽风光，伟人风范，永励后人。

韶山之行，红色之旅，感恩之旅，感慨万千。伟人虽去，其物犹存，无不引起我们对伟人的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