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审被上诉人答辩状（通用8篇）
篇1：二审被上诉人答辩状
二审被上诉人答辩状
民事答辩状
答辩人：李XX，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XX市XX区地税局工作，住XX市XX区XX路XX巷XX号XX单元XX号。
被答辩人：刘XX，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住XX市老军营西区XX号楼XX单元XX层XX号。
答辩人就上诉人刘XX提出返还原物纠纷上诉一案，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一、本案属于公民合法享有所有权的房屋被他人非法侵占后引起的返还原物的侵权纠纷案件，并非单位内部分房纠纷，应属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非法侵占诉争房屋的事实认定清楚。
首先，本案诉争房屋系答辩人于1993年12月30日向原所在单位XX市XX区财政局(现更名为XX市XX区财政局)在预交了购房款后取得的房产。XX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95年1月11日核发的并房权字第0100128号的《XX市房产所有权证》载明诉争房产即老军营西区XX号楼XX单元XX层XX号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答辩人李XX，2010年2月，本着原售房单位同意，购房人自愿的原则，由原售房单位XX区财政局向XX市房地产管理局申报，在答辩人向售房单位一次性补交房价款及利息后，XX市房地产管理局为原告李XX换发了晋房权证并字第F201XXXXXX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确认了答辩人为诉争房产100%单独所有权人。1995年3月左右，上诉人刘XX在未经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将诉争房屋门锁撬开并居住至今。上述事实已经在一审法庭审理中查明。而上诉人辩称1993年单位分房时，区财政局将答辩人居住的位于XX路XX巷XX号XX单元XX号旧房分配给了上诉人，由于在三个月的腾房期答辩人没有腾，后经单位同意，上诉人才住进了原本分配给答辩人的位于老军营西区XX号楼XX单元XX层XX号的新房，并一直居住至今。对于上述事实，无论是上诉人在起诉房地产管理局撤销答辩人诉争房屋产权证的行政诉讼中还是在原一审民事诉讼中，上诉人始终没有向法庭提交据以支持其主张的任何证据。相反，在上述行政诉讼中第三人XX区财政局当庭否认曾授权或同意上诉人入住诉争房产;在原一审法庭调查中上诉人在独任审判员的询问下，当庭陈述，是在没有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撬开诉争房屋门锁，堂而皇之一直非法侵占入住至今。由此可知，上诉人不顾原单位未经授权且已将诉争房屋所有权登记在答辩人名下的事实，肆意侵占他人合法房产，属于典型的民事侵权行为。因此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应属人民法院案件的受理范围。
二、答辩人名下只有诉争房屋房产证上登记的唯一一套房产，上诉人凭空捏造所谓答辩人与前妻骗取其他公房以及用非正常手段办理诉争房屋所有权的事实纯属乌有，也与本案审理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不再赘述。
三、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一审法院审理案件适用法律正确。
答辩人认为，上诉人没有正确理解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2)38号《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3条的精神实质。对单位内部的房地产纠纷，应分类对待，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如果认为只要是单位内部房地产纠纷法院一概不予受理，机械地适用“法发(1992)38号解释”，实属断章取义。
第一、所谓单位内部分房纠纷是指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等房地产纠纷。该定义中的“纠纷双方当事人”指的是分房单位和本单位的职工，两者的主体地位不是平等的。单位内部分房纠纷主要发生在单位对职工进行分房时，出现的单位因建房需拆除职工居住的单位自管房屋，但职工不同意拆除而引起的占房纠纷，因单位分房，职工对单位的分房方案(包括职工对所分配房屋位置、面积、楼层等)不服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纠纷等。单位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职工对住房并不享有权利，职工在分房中所享有的权益是依据政策而享有的住房福利。
本案中所涉及的纠纷实际上与单位内部分房纠纷大相径庭，存在本质区别。首先，纠纷双方当事人并非XX区财政局与其职工，而是在同单位的两个普通职工。其次，纠纷也没有发生在XX区财政局对职工进行分房时，而是在房屋已经分配之后，单位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行为已经结束，答辩人已取得诉争房产的房屋所有权，拥有对该房屋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在本案中，XX区财政局不属于纠纷双方当事人的任一方，只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
第二、本案中上诉人与答辩人之间的房屋纠纷应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侵权纠纷，属于法院主管和受理的范围。判断一起纠纷是否属于民事诉讼范围，主要有两个标准，一看纠纷的双方当事人是否属于平等主体，其次看纠纷的实质内容是否因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发生的民事权益纠纷。本案中，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应为答辩人李XX与上诉人刘XX，二人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本案争议标的是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其纠纷实质内容是因财产关系发生的民事权益纠纷。《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诉讼。对“法发(1992)第38号解释”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予以正确理解和适用。根据以上原则和标准，答辩人认为，法院受理本案合乎法律的宗旨。
另外，为解决单位内部房产纠纷案件的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统一裁判尺度，维护司法权威，2009年3月25日XX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的《XX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明确了关于审理单位内部房产纠纷案件的处理意见。对于受理单位内部房产纠纷案件要符合下列条件：
1、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
2、权属明晰;
3、诉讼标的属于明显的财产权纠纷。从上述条件来看，首先答辩人具备《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告适格;被告明确;诉讼请求具体。其次，答辩人持有诉争产的房屋所有权证，享有该房屋的100%所有权，已属权属明晰。最后，本诉的诉讼标的是答辩人作为房屋所有权人要求上诉人返还房屋原物的物权纠纷，明显属于财产权纠纷。因此原告的起诉，完全符合人民法院的受理条件。
答辩人认为，《XX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专题研讨会会议纪要》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真正回归，明确了单位分配给职工的房屋被其他职工抢占的侵权案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该纪要对于司法实践中有效区分单位分房纠纷与占房侵权纠纷提供了现实依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由关部门久拖不决的单位分房引发的侵权案件，不仅可以定纷止争;对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也有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正确，但是上诉人置事实和法律于不顾，企图永久占有答辩人的物权。在国家大力倡导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今天，答辩人相信正义一定能伸张，违法一定会受到制裁。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明镜高悬，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保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答辩人：李XX
二○XX年XX月XX日
篇2：二审被上诉人答辩状
地(住)址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受理人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现答辩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如纸张不够，可用答辩书同样大小增加续页。
附：
一、本文书是根据《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人事争议处理办案规则》第十五条的规定制作的。
二、本文书是供人事争议案件的被诉人填写的。
篇3：二审被上诉人答辩状
上诉起源于西方近代刑事诉讼的上诉不加刑, 是为了保障人权而诞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前, 西方一直是一审终审。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 社会刑事案件增多, 继续坚持“一事不再理”必然损害资产阶级极力推崇的人权保障至上理念, 因此必须对“一事不再理”原则有所突破, 设立上诉制度予以救济。但这种救济程序必然破坏法律的稳定性, 并可能剥夺被告人因“一事不再理”原则而获得的既得利益, 为了调和上诉制度带来的法律的稳定性和真实性的冲突和摩擦, 上诉不加刑制度即应运而生, 并在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得到明确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古老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已近二百年, 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该原则才有几十年的历史。我国古代就有上诉制度, 但一直没有上诉不加刑原则, 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 国家立法机关在1963年《刑事诉讼法 (初稿) 》的基础上重新制定刑事诉讼法, 新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许多反映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要求的新内容, 其中包括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正式确立为上诉程序的一项诉讼原则。
二、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及其弊端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0条明确规定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 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 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 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由于此规定过于抽象、原则, 不够具体, 缺乏可操作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称《解释》) 第257条对这一原则进一步作出了具体解释。除了刑事诉讼法第190条和刑事诉讼法解释第257条, 2008年5月12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48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第二审判决改变第一审判决认定罪名后等否加重附加刑的批复》再次对上诉不加刑进行了明确规定。
我国相关法律对上诉不加刑作了全面系统的解释,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但也存在严重的缺陷, 主要体现在《解释》第257条第1款第5项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 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 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 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必须依法改判的, 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它一方面在明确设立了上诉不加刑, 另一方面又借发回重申或再审进行的变相加刑。这两种变相加刑, 虽然从表面上看, 由于它们并没有在二审的过程中直接加重上诉的刑罚而不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 但是实质上都是二审为了实现加刑的目的而迂回周转产生的。其结果不仅使被告人在基于对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信赖而无所担忧的提起上诉后实际遭受了重罚, 而且也确实违背了刑事诉讼法上诉不加刑的原则的立法承诺。这一结果自然与刑事诉讼法确立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立法初衷相违背, 对上诉人更为不利, 可能会增加讼累、转嫁过错责任, 有损司法声誉。
三、完善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建议
首先, 被告人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而检察机关未抗诉或自诉人未上诉的案件, 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刑罚;上诉后发回重审的, 重审判决不得重于原审判决。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目的, 是为了减轻被告人的刑罚和获得对被告人有利的结果。刑事诉讼法设置上诉审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救济提出异议的当事人。上诉不加刑原则作为有利于被告人的特设原则, 如果不能保护被告人的利益, 则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此, 在检察机关未提起抗诉 (或自诉人未上诉) 的案件中, 上诉不加刑原则应自然延伸到发回重审的过程之中, 这是对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全面认识和进一步深化, 体现了法的基本精神, 也与立法者设立此原则的初衷相一致。
其次, 取消以证据不足为由的发回重审。由于案件事实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因此, 探明案件事实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现有的证据去再现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或案件发生的过程。但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审判人员判别思维方式的差异性, 想要完整地再现所有案件的客观事实是不切实际的。依据现代证明责任的规则, 当案件处于真伪不明时, 法院应依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 而无权对此拒绝审判。诉讼活动不是一个认知过程, 而应是一个证明过程。因此, 从诉讼活动的客观规律出发, 二审法院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 应在查清事实后改判, 或者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直接作出无罪判决。
最后, 不得就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次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除非结果对被告人有利。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7条第5项规定, 笔者建议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予以明确否定。人民法院为了追求实体公正, 体现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 就可以绕过上诉不加刑原则, 就同一事实、同一理由再次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这不符合国际通行的一事不再理原则, 也违反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
摘要：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通用的原则, 对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作用, 被称为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基石。任何制度都是有利弊之分的。上诉不加刑原则也不例外。本文将着重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利弊之分, 并提出改进的意见, 使其加以完善。
篇4：二审被上诉人答辩状
关键词：上诉人；撤诉权；处分权；必要性
一、概述
民事撤诉制度是作为一项重要的訴讼制度，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原则，彰显了司法公正与效率，体现了公民权利保护和程序公正的统一。撤诉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一种方式，也能起到使法院高效率结案的效果，法院应当尊重并保障当事人撤诉权的行使。撤诉制度实现了诉讼定纷止争的终极目标，使诉讼过程更民主、更完善，在民事诉讼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二审上诉人撤诉权设置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为了实现“尊重原告的撤诉权，保护被告利益，兼顾诉讼经济和效益”等价值的平衡和最大化，在我国现行的民事撤诉法律制度框架下，不能绝对地否定上诉人在二审程序中的撤回起诉权，而应在肯定上诉人在二审中享有撤回起诉权的基础上，对上诉人二审撤回起诉权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
1.二审撤诉权设置的法理基础和法律原则
从法理学角度分析，允许上诉人撤诉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是贯彻处分原则的要求。当事人选择诉讼程序的救济方式来解决纠纷，就是想通过国家公权力的干预来解决私利问题，把私权和公权有机结合起来，使自己的权利得到发挥，纠纷得到解决，利益得到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与法院审判权形成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这实际上是当事人处分权在诉讼程序上的延伸。
处分原则贯穿于民事诉讼活动的始终，主要通过当事人自由行使处分权来体现。处分权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诉讼权利的具有约束力的利益和自由[1]。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处于主动、积极的地位，有权提起和终结诉讼，有权决定在何时，以何内容、范围提起诉讼。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则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开始或终结诉讼程序。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理论中，处分原则被普遍认为是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2]。
2.二审撤诉权的权利分析和权利制衡
从诉讼权利角度分析，权利与义务作为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所有的纠纷都是围绕这一主要内容展开的，也是公民参与诉讼的最终目的。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诉讼权利，撤诉权作为诉讼制度重要的一环，是诉权的直接体现。对这一制度的规定可以凸显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对二审上诉人的撤诉权的必要性分析有利于促进诉讼权利更加完备、诉讼制度更加完善。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权利平等的内涵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相同或对等。在撤诉制度中，撤诉虽然是原告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但是相对应地，被告也应被赋予相应的权利以保障其利益。《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原告享有撤诉权，相对应的被告也应享有撤诉同意权，从而使得被告与原告有相对应的权利进行抗衡，然而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缺少被告对原告撤诉权同意的相关规定，所以要做到权利平等，就应该构建平衡的撤诉制度，保证对应性权利，通过权利制衡达到公平。
3.二审撤诉权的程序要求和法治体现
从诉讼程序角度分析，撤诉权是一种程序性选择权，是上诉人的意思自治表示，并且这种意思自治是针对法院作出的，与被上诉人无关，法院基于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没有理由拒绝上诉人的撤诉权。可见，撤诉权对诉讼程序的规范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民事诉讼作为解决当事人之间权利纠纷的一种方式，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纠纷的解决，而更是纠纷的公正解决，公正是民事诉讼的最高理念，程序公正更是实体公正的保护伞。程序安定是法律基本价值的体现，其对司法事务有序开展起到重要保障作用，撤诉制度同样要保护法律秩序稳定。
4.二审撤诉权的效率精神和法院规制
从诉讼效率角度分析，允许二审上诉人享有撤诉权，不但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而且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所谓“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在司法活动中，效益逐渐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积极追求的目标，撤诉权的行使可以缩短诉讼周期，降低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并且撤诉也是以一种更平和更稳定的方式来化解矛盾，更是现代建设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
二审程序作为审判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救济私法权利、保障法律适用和解释的统一性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二审制度设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裁判的正当性，使当事人对裁判形成信服[4]。二审上诉人的撤诉权相比一审的撤诉权，更难行使，但同时作用更大，更能突破传统观念，促进法制进步。一个完善的诉讼程序应该同时体现公正与效率两种价值，只有这样，法院所作的裁判结果才能真正得到各方当事人的认同和履行。
三、结语
撤诉制度的确立和应用，不仅为当事人自由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有助于法院科学合理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减轻诉讼负累，提高诉讼的整体效率。科学合理的撤诉制度不仅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还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加快法制建设，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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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曾耀林，王长军，何瑶.二审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原审原告的起诉可与上诉人的上诉一并撤回[J].人民司法.2013（8）：32-36.
作者简介：
篇5：二审民事上诉状
事实和理由
一、上诉人在209月16日前在被上诉人处劳动，而且完成了工作任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及被上诉人制定的“衡钢发[]14号”文件及《集团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工资分配暂行方案》之规定，被上诉人应当结清上诉人年1-9月份的工资报酬。一审法院判决不予支持上诉人的这一诉请是错误的。
1、上诉人于2006年9月16日解除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之前，仍然在被上诉人直属的单位89连轧分厂任副厂长，并认真工作，敬业勤业，切实履行了自己的工作职责，按质按量完成了当月的工作任务。因此，上诉人应当获得其按年薪制在2006年1-9月份的全额劳动报酬，从而体现《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法律要求。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四条第(3)项规定：“乙方在合同其内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甲方按标准支付乙方月工资，实行计件工资的，按实际完成任务计发;(4)乙方未按要求完成任务时，甲方按企业有关规定酌情减发工地资”。
根据被上诉人制定的《集团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工资分配暂行方案》第五条规定：“工资年度为单位计算，由基薪、风险收入和效益工资三部分组成，其中：基薪反映岗位对管理者的要求，是管理者所在岗位的基本报酬。风险收入是管理者年度业绩的具体体现;效益工资是岗位年度综合管理效能和集团公司效益的回报。”被上诉人发给上诉人2006年1-9月份工资每月仅仅是预支2400元，对其工资尚未最后结算，那么，如何进行结算?《集团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工资分配暂行方案》第五条第一项明确了基薪的计算方法和标准，即基薪是由“基础工资和职务年功工资形成”，基础工资标准又分三种情况进行计算。涉及到本案的基础工资标准的计算方法是：“主辅分厂(部门)为本部门在岗员工当年人均收入”。根据这一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2006年89分厂职工年薪情况”的依据。但是，被上诉人却没有向法院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提取该证据，遗憾的是一审法院没有去提取。
2、《集团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工资分配暂行方案》第五条第二项规定了“风险收入标准”。风险收入标准是：“根据部门职责，年度生产经营任务确定，与部门年度经营指标挂钩考核，履行职责或完成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的全额发放;超额完成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的，给予奖励。否则，相应扣减收入”(具体见《风险收入年度目标挂钩考核表》附一)。该考核表已明确了“风险收入标准为6万元，并规定完成年度目标成本(实际产量结构计算)按标准发放风险收入，否则按同比扣减风险收入：>1%≤1.5%的增加5000元;>1.5%≤2%的增加8000元。这种考核的责任部门是财务部，审核部门是领导小组办公室。被上诉人应当提供2006年“89分厂年度考核的内容及考核结果”的依据，以核算确认上诉人2006年1-9月份 “基薪、风险收入和效益工资”。可被上诉人没有提供。
3、效益工资与公司年度利润挂钩，集团公司实现利润每超计划利润1%计提200元。那么，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其实现利润生产的情况依据来计算上诉人的效益工资，被上诉人还是没有提供。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应当根据《集团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工资分配暂行方案》之规定，对上诉人在2006年1-9月份完成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并按照“基薪标准、风险收入标准及效益工资标准”三大部分计算出上诉人的工资数，然后扣除已预支部分的工资，剩余的工资应当一次性支付给上诉人。这种计算工资的方法，在被上诉人制定的《工资分配暂行方案》第三章“工资支付与管理”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该章第十一条规定：月预支工资标准正职为3000元，副职为2400，助理为2100元;第二款规定：集团公司当月未完成计划利润或本部门未完成当月目标成本、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或该单位班子成员按1500元预支工资。上诉人在2006年1-9月份已分别完成了当月工作量，应当获得“基薪标准、风险收入标及效益工资”，从而体现“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法律要求。
4、被上诉人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工资分配暂行方案补充规定》以此来证明上诉人不能按年薪计算工资，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该《补充规定》的出台没有经过“民主程序”且内容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也没有向“劳动者公示”，同时还违反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这份《补充规定》完全是被上诉人为应付本案诉讼而作，不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提供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工资分配暂行方案补充规定》作为其判决被上诉人不支付上诉人2006年1-9月份工资的依据，显然是错误的。
1、上诉人在2006年1-9月份已切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指标，付出了自己辛勤的劳动，其劳动价值远远大于每月预支的2400元。其间，上诉人遵纪守法，为被上诉人创造了经济效益，没有违反公司的管理制度，没有任何违法违纪的行为，没有给被上诉人造成任何经济损失。被上诉人没有理由扣减上诉人的工资。
2、被上诉人提交的由其人力资源部制定的《工资分配暂行方案补充规定》是违法的，不能作为本案处理的依据。该规定违反了：
①《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
②劳动部颁发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的规定，以各种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第九条规定：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
③11月16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分配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二项规定：执行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按照其承担的岗位职责和做出的贡献确定工资收入，并实行严格的考核和管理办法。
④被上诉人制定的《集团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工资分配暂行方案》第二十一条中明确规定人力资源部只是在执行《工资分配暂行方案》产生歧义时负责解释，但其无权作出新的规定。
⑤该规定未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程序制定，从未在单位向劳动者公布过。
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四条第(3)项规定：“乙方在合同期内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了任务，甲方按标准支付乙方月工资，实行计件工资制的，按实际完成任务计发;”第(4)项规定：“乙方按要求完成任务时，甲方按企业有关规定酌情减发工资;”(5)“甲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经济效益增长情况，制定工资增加办法。”
总之，该份《工资分配暂行方案补充规定》一是内容违法，前文已阐述;二是制定的主体违法，人力资源部无权制定;三是制定的程序违法，没有经过民主程序讨论，没有向劳动者公示，四是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相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工资分配暂行方案补充规定》没有经过“民主程序”且内容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也没有向“劳动者公示”，该份《工资分配暂行方案补充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被上诉人拒付上诉人工资的依据。
二、上诉人依法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后，没有给被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所谓的经济损失5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上诉人是提前三十天通知被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且是在三十天期满后离开被上诉人。在上诉人没有离开之前，被上诉人对接替上诉人工作的人选已经选定并作了明确的分工。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没有给被上诉人造成经济损失。
根据劳动部发布的《违反〈劳动法〉有关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四条规定：“劳动者违反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劳动者应赔偿用人单位下列损失：(1)用人单位招收录用其所支付的费用;(2)用人单位为其支付的培训费用，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办理;(3)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4)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就本案而言：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赔偿其50万元的依据是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阳华菱公司)给被上诉人《关于赔偿损失的函》及其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和电子付款凭证。除此之外，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佐证其《关于赔偿损失的函》和《赔偿协议》所指的给衡阳华菱公司“生产、管理工作造成直接损失近200万元”或一审判决所认定的50万元损失存在的有效依据。
1、衡阳华菱公司向被上诉人提出的《关于赔偿损失的函》中所陈述的损失系衡阳华菱公司的一面之词
该函指出上诉人擅自离职，给其“生产、管理工作造成了直接损失近200万元”。该损失只是衡阳华菱公司的一面之词，而且明显不符合事实，且没有相关的依据予以佐证。
事实很明显：
(1)上诉人不是擅自离职，而是提前三十天向被上诉人提出了辞职请求，且是在三十天期满后，依法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同时上诉人所在的工作单位对接替上诉人的工作的人员在上诉人没有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前已经作了安排，因此，上诉人解除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后，对被上诉人和华菱公司生产、管理工作没有造成影响。
(2)上诉人是2006年9月16日与被上诉人办理工作移交手续，9月16日星期六，9月17日星期日，9月18日星期一，9月19日是星期二。当上诉人的代理人问被上诉人：“200万元的损失从何时发生，算到何时为止时?”被上诉人当庭回答：“从上诉人离开时算到2006年9月19日”。然而，9月16日、17日是双休日，大家都在休息，正常工作日是9月18日、19日。这两天华菱公司在正常生产，其生产损失从何而来?上诉人离开被上诉人和华菱公司之前就安排了具体人员接替上诉人的工作。那么，上诉人离开被上诉人和华菱公司之后，接替上诉人工作的人员又去干什么去了?湖南华菱公司提出的《关于赔偿损失的函》是同年的9月19日。也就是说，从正常工作日而言，上诉人离开被上诉人两天，就给湖南华菱公司生产造成了200万元的直接损失，这可能吗?这200万元的直接损失的依据何在?是由哪些部分组成?被上诉人无法说明，也没有提供这200万元的直接损失的依据。
2、被上诉人衡钢集团公司与其利害关系人衡阳华菱公司于2006年10月8日签订的关于《赔偿协议》所确定的损失，无任何依据佐证
该《赔偿协议》第二条定：“乙方派出的职工黎新春未经甲方同意擅自离岗，给乙方生产造成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近200万元”。那么，该所谓的200万元损失中直接损失是多少?间接损失又是多少?被上诉人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
本案进行仲裁庭开庭和一审开庭时，对上述所谓的损失问题，被上诉人当庭回答上诉人的代理人发问：“200万元的损失中，直接经济损失是多少，间接损失又是多少?”时，被上诉人明确回答：“直接损失200万元，间接损失为零”。不言而喻，被上诉人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3、被上诉人衡钢集团公司与其利害关系人衡阳华菱公司签定的《赔偿协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作为本案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衡钢集团公司50万元损失的依据
《赔偿协议》是上诉人黎新春辞职之后，被上诉人衡钢集团公司与衡阳华菱公司之间商定的《赔偿协议》。 该《赔偿协议》并未经上诉人黎新春本人签字同意或认可，对黎新春不具有约束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确定第三人权利义务的协议，未经第三人同意或认可，对第三人是没有约束力的，这是基本的法律常识。被上诉人衡钢集团公司与衡阳华菱公司之间签定的《赔偿协议》约定的50万元所谓的损失，是没有事实依据的。该所谓的50万元损失，完全是被上诉人衡钢集团公司与衡阳华菱公司主观上随意协定的。实际上衡钢集团公司与衡阳华菱公司为同一管理机构和同一总经理，衡钢集团公司用它与衡阳华菱公司之间互相串通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协议，来约束上诉人黎新春，并将该所谓的损失强加给黎新春，显然是非常可笑的。
另一方面，从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几个问题，一是黎新春劳动合同是与衡钢签的，无任何文件表明黎新春与衡阳华菱有任何关系，解除劳动合同无需征得第三方衡阳华菱同意;二是黎新春根据劳动法提前30天已书面报告衡钢，30天以后，在法律上与衡钢的劳动关系已自动解除，衡钢或衡阳华菱有任何所谓损失，均是衡钢责任，与黎新春无关。
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培训费9000元有失公正。上诉人自培训(非脱产，业余)开始至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之前，已服务了4年，培训费应相应递减。
四、上诉人与第三人没有形成劳动关系。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第三人处工作，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依据不足。
上诉人因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相关证明，致使上诉人求职困难，现在尚未找到工作。上诉人没有在第三人处就职，第三人也没有聘请上诉人，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没有形成劳动关系。
为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特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此致
篇6：民事二审上诉状
法定代表人：张×
被上诉人：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买卖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XX )西民初字第9102 号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 、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
2 、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货款584766.42 元，利息50962.0元。
3 、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理由：
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
2003 年3 月29 日的收条以及三张出库单持有人均为上诉人，且上诉人也向法庭提供了证人郑×的证言以及厂家的送货证明，证言和证明这两份材料更进一步说明了收条及出库单中的`货物确系上诉人所有，只是部分货物没有亲自去送，而是委托其他公司或个人送货到羊坊店路9 号×工地。
上诉人认为，证人郑×的证言及售货公司的证明与上诉人手中持有的收条及三张出库单中记载的货物内容相辅相成，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确已收到上诉人主张的全部货物。
不能仅凭是否具有被上诉人明确授权的人接收来作为被上诉人收到货物与否的唯一凭证，故此，上诉人对2003 年3 月29 口的收条以及另外三张出库单所记载的货物享有相应的所有权，对被上诉人形成了合法的债权，被上诉人应尽给付上诉人货款的义务，此点请求二审法院在评议本案时给予充分考虑，使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能够充分体现。
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及时受到保护。
篇7：二审民事上诉状优秀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某某
上诉请求：
1、请求法院撤销**市**区人民法院民初字第**号民事判决书，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适用法律不正确。
本案的事实情况是上诉人实际上是从7月份开始在被上诉人处工作，虽然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中只看出被上诉人是从10月份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将工资支付给上诉人，但事实上
月之前的工资支付形式是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进行，该支付凭证一直保存在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将工资支付凭证予以出示。另外，上诉人在职期间，被上诉人给上诉人缴纳了社会保险，有社
保局打印的社保凭证，能够证明上诉人在207月份已经在被上诉人处从事工作。
1、关于双倍工资的问题。
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长达五年之久，自身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曾多次要求公司领导与其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公司领导一直予以拖延，上诉人碍于情面也只是时不时提到此事，但公司始终不与上诉人
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虽然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双倍工资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但在这过程中，上诉人一直以各种形式要求被上诉人签订劳动合同，已经多次中断仲裁时效，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
人支付双倍工资符合法律规定。而一审却认为上诉人的双倍工资主张不应支持，理由在于上诉人主张过时效，一审认定的事实错误，导致上诉人双倍工资主张未得到支持。
2、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问题。9月，被上诉人以自身业务发展不好，便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擅自单方解除与上诉人的事实劳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的行为应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7条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决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经济补偿金两倍的标准支付赔偿金。而该处的赔偿金计算基数应当按照每月2.5万元，因为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组成总额的规定第4条、四
川省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等规定可以看出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基数应当按照劳动者的“应得工资”计算，即未扣除社会保险费、税费之前的当月工资总额。上诉人提交的银行
转账记录显示上诉人离职前的平均月工资标准为13677.41元，并不包括年终奖12万元和扣除保险费、个人所得税费。但一审认为在劳动关系终止前原告的平均工资已超过成都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
据此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
支付赔偿金为64601.25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上诉人要求签合同，被上诉人迟迟不签，导致双方未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进而使得此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太大，于法于理而言
，上诉人都不应当为被上诉人的过错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使用法律偏差，导致上诉人权益得不到保护。
3、关于12万元年终奖的问题。被上诉人属于房地产行业，双方约定的30万元年薪对于一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来讲符合目前的工资水平，根据国务院关于工资组成总额的规定第4条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
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从上述的规定可知上诉人主张的年终奖应当属于工资总额的组成部分，且根据银行转账记录显示被告已经按照12万元的标准支
付了年的年终奖。因此，上诉人主张被告支付的工资符合法律规定。而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对上诉人的这项请求不予支持，使得上诉人的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 综上，请求贵院依法查清事实，维护上
诉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市中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
篇8：二审被上诉人答辩状
一、如何设立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死刑二审量刑程序没有规定,这种立法上的现状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关于死刑二审量刑的法定程序可以遵循。如何设立量刑答辩程序、特别是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从地方司法机关到中央司法机关都积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实践中进行摸索。2009年4月,河南省检、法两院与司法厅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在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实行量刑答辩的实施办法(试行)》;2009年5月,云南省检、法两院与司法厅联合下发了《关于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试点工作会议纪要》;同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并决定在全国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今年6月4日,河南省首例死刑二审案件量刑答辩庭在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把法庭辩论阶段分为对犯罪事实、定罪的辩论和对量刑的辩论两个部分。从庭审的效果看,这次在死刑二审案件审理中尝试量刑答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笔者结合河南实践和各地模式,认为设立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死刑二审庭审量刑答辩程序指死刑二审庭审过程中,控方、辩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就上诉人是否应当判处死刑以及具体应当判处何种刑罚进行专门辩论的诉讼活动。设立该程序的出发点是为了进一步规范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促使二审裁判更加公开、公正。所有开庭审理的死刑二审案件,原则上均应进行量刑答辩,但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定性存在较大争议的和合议庭认为其他不宜施行量刑答辩的不实行量刑答辩。其次死刑二审庭审量刑答辩放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辨双方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对案件事实、证据、定性辩论后,进入量刑答辩环节。庭审量刑辩论过程中,控辨双方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可对一审量刑是否适当发表意见和看法,提出其认为适当的具体量刑建议或请求,并阐明理由。答辩的顺序一般先是由控方根据上诉人的犯罪事实、相关罪名的法定量刑范围和上诉人的犯罪动机、目的、手段等量刑情节提出具体量刑建议。三是量刑建议应当包括上诉人基本情况、刑法分则关于该上诉人涉嫌犯罪行为的法定量刑幅度、上诉人是否具有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建议法院对上诉人处以刑罚的种类和执行方式,并列明相应证据和理由。上诉人犯有数罪的,对指控的各罪分别提出量刑建议;共同犯罪案件,根据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分别提出量刑建议。检察机关对上诉人进行量刑评估应当全面考虑影响量刑的因素,评估量刑情节时,遵循法定情节优于酌定情节,“应当情节”优于“可以情节”,案中情节优于案外情节。案中存在多个同向或法定量刑情节并存时,每个量刑情节应当得到实际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估。四是辩方针对控方量刑建议进行答辩,向法庭提出所有有利于上诉人的量刑情节,对控方提交的不利于上诉人的量刑情节加以反驳和辩论,同时提出辩方认为合理的量刑请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上诉并参加庭审的,其本人或代理人可以在控方提出量刑建议后,对量刑发表意见。法官就控方、辩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在量刑意见上存在的差异,组织上述三方在法庭上进行充分辩论,必要时可以进行二轮答辩。五是控辨双方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可以放弃量刑建议或请求权,也可以对原提出的量刑建议或请求在法庭辩论终结前进行修正,但最多不能超过两次。合议庭在评议时应充分重视量刑答辩程序中控辨双方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提出的量刑建议和请求,并将其作为合议庭评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进行论述。[2]
二、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的证据范围和重点
死刑二审的量刑答辩程序中,控方、辩方、附带民事诉讼方可以提供一切与量刑有关的证据。笔者认为量刑证据包括自首、立功、品格、有无前科、平常表现、社会评价、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犯罪目的和动机、被害人过错、被害人宽恕、犯罪后表现、犯罪手段是否残忍、犯罪社会危害性、被告人有无犯罪记录、甚至包括引起媒体关注度和社会恐慌程度等证据。非法取得的证据、与定罪无关的证据、会引起法官偏见的证据在定罪程序中被禁止提出,但应当允许在量刑程序中提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认,定罪阶段被排除的信息资料,如传闻或歧视的证据可能在量刑阶段被采用,品格证据也构成了量刑酌定因素的主要内容。[3]检察机关在拿出具体量刑建议时,要准确把握“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认真审查与量刑有关的任何事实和证据。辩护方可以根据控方指控内容,从自己角度阐述有利于从轻量刑的观点。笔者认为可以把答辩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否成立自首和立功
自首和立功是死刑二审量刑中较常见的两种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也是控辨双方容易产生分歧的情节。
检察机关在认定自首时应当注意:一是自动投案。可以从投案的时间、投案的自动性、投案对象、投案主体四方面来把握。二是如实供述。未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为如实供述,同时要注意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检察机关在量刑答辩时要注意自首与坦白的区别,对于犯罪事实、犯罪人未被发现时的自首,应当予以充分考虑;对于其他情形的自首,在综合分析后要看从重因素和从轻因素哪方面更突出一些,对于从重因素突出的,可以依法提出适用死刑的意见,对从轻因素更突出的,则应依法体现从宽。对于具有累犯等人身危险性的犯罪,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的,要从严掌握自首情节。反之,对于没有犯罪劣迹记录的人实施的突发性犯罪,具有一定的自首特征,即使自首不成立,也可以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原则上也可从宽。
立功主要有两种情形,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和提供重要线索使侦查机关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除此之外,协助司法机关缉捕其他罪犯;犯罪人在羁押期间,遇有其他在押犯自杀、脱逃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监视行为,及时向看守人员报告;遇有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奋不顾身加以排除等情形也应视为立功。检察机关对于具有立功情节的上诉人是否提出从宽量刑的建议,主要看立功效果如何、能否将功赎罪。如果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只有一般立功表现,功不足以赎罪的,可不予从轻处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毒品犯罪中的毒枭一般掌握较多的犯罪线索,有的为了为逃避法律制裁事先留有后路,他们检举揭发与其犯罪有关联的人或事即使构成重大立功,从轻处罚也应从严掌握。被告人亲属为了使被告人得到从轻处罚,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人,客观上对打击犯罪有利,这种情形虽不能认定被告人具有立功表现,但也可酌情从宽处罚。而對于被告人亲属采取严重违反监规甚至通过行贿帮助或串通被告人立功的,则不应当认定为立功。
(二)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
被害人过错的情况多种多样,对死刑二审的量刑影响应有所区别。被害人过错分类很多,按严重程度可分为严重过错和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对量刑的影响比一般过错大;按性质可分为为法律上的过错、道德上的过错及习惯上的过错,这三种过错对死刑二审量刑的影响应依次减少。在死刑案件的被害人过错认定上应当比一般刑事案件更加严格。在量刑答辩的过程中要区分被害人过错的性质和程度,只有当被害人有“明显”过错,严重地侵害犯罪行为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才能影响对死刑二审被告的量刑。如果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很轻微,尚不足以对上诉人犯罪行为的主观原因、行为方式和手段产生影响,犯罪行为完全是由上诉人的主观恶性所致,对上诉人量刑时,一般不应考虑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如果被害人过错责任明显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就要注意考虑被害人的过错责任,不建议对上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当事人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分清双方过错的大小,并结合被告人的作案手段、社会危害后果等各种情节综合考虑。可以说,被害人的过错程度直接影响上诉人的刑事责任,在被害人负有一定责任的情况下,上诉人的刑事责任可以因之而减轻,对其处罚也应随之减轻。笔者认为立法上可以把被害人过错分为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如被害人法律上有重大过错、严重暴力侵害被告人及其近亲属、严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的,在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使其成为法定量刑情节。对违背伦理道德的一般过错或违反习惯的一般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三)双方当事人是否达成和解协议
实践中,当事人和解确实对死刑二审量刑有着重大影响。特别是当二审检察员和法官的意见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左右摇摆时,如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协议,更能坚定二审承办人改判死缓的信心。而经济赔偿是否到位很大程度决定着当事人和解能否达成,从而在社会上容易造成“赔钱免刑”或“拿钱赎刑”的印象。以金钱为媒介的正义出让,并非人人都能承受,有能力用金钱“消化”罪行的人只能是一部分人。因缺乏金钱能力无法进行适度赔偿以求得刑事和解,从而无法避免牢狱之灾的人会因此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甚至演变为对司法机关和国家政权的对立。[4]因此死刑案件应当严格当事人和解的适用条件,主要把握五条:一是必须是有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案件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案件;二是必须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真诚认罪悔过、积极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已切实履行和解协议的案件;三是必须是被害方已经谅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且要求或同意对其依法从宽处理的案件;四是必须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五是必须是不属于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五个条件缺一不可。同时还要注意审查双方是否出于自愿;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是否违背社会公德。要坚决防止调解后一味从宽、以钱赎刑等不严格执法的情况。[5]目前情况下,当事人和解对量刑的影响无法用数学公式来描述,死刑二审程序中如何把握当事人和解对量刑的影响是一项政策性很强也很难把握的工作。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的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善于通过和解处理化解矛盾,又要防止突破法律一味地去搞和解,或把和解作为不依法办案的“遮羞布”。控辨双方可以有针对性、有重点的辩论,证明己方提出的观点或反驳对方意见,使法官充分了解各种量刑证据,确保正确适用死刑,维护稳定团结的良好环境。
三、探讨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建立死刑二审庭审量刑答辩程序是一项具体而有益的探索,在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二审审理中,量刑答辩程序不仅有助于查明案情,激发法官量刑潜力;而且可实现控、辩、审三方平衡,防止权利的独断专行和量刑环节的腐败,为同案不同罚等司法不公现象增设了一道新防线。同时也应当看到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也对检方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笔者认为在探讨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下几个方面:
(一)正确把握死刑法律政策
“保留死刑,依法严格控制死刑”是党和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死刑政策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立足自身职能,在提出量刑建议和量刑答辩过程中,要正确认识保留死刑和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关系,依法严格控制死刑适用,以最严格的标准和最审慎的态度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通过量刑答辩工作把被告人最关心的量刑问题拿到法庭上展开充分的辩论,落实好检察环节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提高死刑二审量刑的透明度,切实加大对死刑二审量刑环节的监督力度。
(二)理性追求量刑精确化
死刑二审庭审量刑是社会科学,不是精确的自然科学。量刑在每个个案中都表现出不同的考虑因素,有些因素需要法官主观判断和自由裁量。设立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也很难做到绝对精确。对量刑精确化的追求必须把握合理的度,有学者和司法实务者对数学量刑方法、电脑量刑方法进行长期研究,过于精细的量刑不但不现实,还可能带来相反的后果。考虑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可以充分发挥各地法院的主观能动性,允许有条件的省级人民法院根据当地审判实际制定死刑二审量刑实施细则。《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总则(试行)》[6]和《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毒品犯罪之一》[7]为我国死刑二审量刑精确化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思路。设立和完善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有必要考虑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法官们量刑思维的差异性,认真研究法官的量刑思维规律,使之早日转化相对具体量刑标准。量刑标准既不能过于机械,也不能过于宽松;过于机械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况,过于宽松容易造成权利滥用,要适度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在死刑二审量刑标准的制定上可以模仿《刑法》制定方式,分为总则和分则。总则概括性的规定死刑二审案件中应当判处死刑的一般条件,分则可根据不同罪名并结合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予以细化。
(三)控制可能存在的风险
死刑案件多发生在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体中,被害方家属受中国传统而又朴素的杀人偿命思想影响,要求判处上诉人死刑立即执行的情绪一般很强烈。不少被害方家属不能理解“宽严相济”和“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不能接受检察机关在法庭上出示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更不能接受提出的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量刑建议。检察机关如何在法庭上恰当表述量刑建议,并不引起被害方家属不满是个难题。实践中有一种较好的做法,检察机关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为避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产生对抗情绪,出庭检察员可表述为提请法庭依法判决;检察机关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直截了当地提请法庭维持一审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这样检察机关既能明白的向法庭表明自己的量刑意见,又能够避免与被害方家属的正面冲突。检察机关在死刑二审庭审中提出量刑建议前,要注意做好给被害方家属释法析理的工作,向其解释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宽严相济”和“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从根本上做通被害方家属的思想工作,做到办理一案稳定一片,最大可能地瓦解、消除和减少社会对立,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和谐发展。
(四)充分发挥控制死刑的功能
控制死刑是设立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的重要功能。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废除了死刑;有20多个国家虽在立法上保留死刑,但通过严格的程序控制,已10年以上没有执行死刑;美国、日本等国家虽然执行死刑,但每年不过十几个,印度也只有几十个。在我国设立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与国际社会减少和控制死刑的趋势一致。我国刑罚有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功能。死刑是刑罚的一种,其适用应当体现刑罚的功能。判断上诉人是否适用死刑,就是判断被告人主观恶性是否很深、人身危险性是否很大、有无再犯可能性的过程。在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的过程中,要认识到判处上诉人死刑不是刑罚的目的,而是消除再犯危险性的必要选择,要判断对上诉人判处死刑是否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以及能否起到警示和震慑潜在犯罪人的作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对死刑的控制作用。
综上所述,没有科学量刑程序的状态下,死刑二审量刑在追求正义时可能会滑向缺乏理性的裁判,导致死刑二审诉讼的纠错功能和保障功能受损。完善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无疑能够强化死刑二审程序的把关作用,具有纠偏扶正、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意义。在当前经济形势遇到暂时困难,利益诉求的日益多样和社会成员心态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办理死刑二审业务的检察官应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增强大局意识,积极支持与正确引导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实行量刑答辩的改革。笔者在此提出一些浅薄的看法,观点或有偏颇,不当之处还有待各位专家学者批评和斧正。
注释:
[1]胡常龙:《论程序正义视域中死刑案件二审开庭问题》,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2期。
[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关于在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实行量刑答辩的实施办法。
[3]程进飞:《美国死刑量刑程序对我国的启示》,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4]2007年4月贺恒扬副检察长在河南省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5]2008年3月贺恒扬副检察长在河南省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重(死)刑案件办案质量座谈会上讲话。
[6]沪高法[2005]83号《上海法院量刑指南——總则(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