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二审答辩状（共5篇）
篇1：行政二审答辩状
答辩人(第三人)xxxx。
答辩人现就XXXXTFTF不服“(xxxx)渝三中法行初字第00019号--00051号”行政判决分别提起上诉案，现答辩人统一作如下答辩。
一、一审裁定正确。
因这一裁定既与事实相符，也与法律不悖。
双方对以下事实本身是没有争议的：xxxx年3月25日，原丰都县人民政府北岸城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处理旧县城房屋搬迁遗留问题的通知》，决定对丰都县旧县城淹没区内xxxx年5月10日后修建的符合有关条件的房屋给予适当补助，对原名山镇居民符合条件的住房授权由原名山镇人民政府负责签订补助协议并组织兑现。原名山镇人民政府(即本答辩人丰都县人民政府名山街道办事处)按照《关于处理旧县城房屋搬迁遗留问题的通知》文件精神，与上诉人分别签订了《丰都县旧县城住房补助协议》，对上诉人在旧县城淹没区内xxxx年后修建的原名山镇中华路280号前楼房屋给予了补助。前楼房屋后由县北城管委会予以拆除。
但双方对该事实是否符合超过起诉期限的法律规定产生了不同观点。
前述事实证明，上诉人至少在xxxx年就已经知道拆除、补助行为发生。最高法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诉人不属于不知道的的情形。
一审据此认定上诉人的起诉早已经超过起诉期限，驳回起诉。也即，一审与答辩人方的观点相同。
二、上诉人的观点错误。
一是，行政诉讼中没有诉讼时效一说，上诉人硬生生一再以诉讼时效说事。
二是，上诉人制造出一个逻辑，行政机关自己纠正违法行为，行政相对人不需要计算诉讼时效。上诉人把102次会议纪要说成是在纠正违法行为，系杜撰——该纪要分明是在处理与上诉人原设定的权利义务无关的、案外人的遗留问题，何来违法?即便违法，也因是与案外人相关的法律关系，对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不发生影响。上诉人又称行政机关自己在纠正违法行为，行政相对人不需要计算“诉讼时效”，这更是杜撰。试问，何处有此规定。
三是，上诉人彻底误解了起诉期限的法律意义及构成要件。起诉期限与行政相对人“认为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这一要件紧密相联。本案中即：上诉人至少在xxxx年就已经知道拆除、补助行为发生，就应“认为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期限就得从此时起算。怎么可能如上诉人的上诉中所称：行政机关自己纠正违法行为，“所以诉讼时效不需要计算”?难道此时就没有“认为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既然没有，又为什么要起诉、要上诉?
谨此答辩，恳希采纳。
此 致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QQQQQ
代书：付xx·律师
xxxx年3月18日
篇2：行政二审答辩状
答辩人：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592号 法定代表人：王金山 局长
因张迎伟诉答辩人行政赔偿纠纷一案，提出答辩如下：
一、原告不具备本案的行政赔偿请求权，不是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适格主体
答辩人所作出的长雨工商强字（2014）0000638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是针对长沙市韶山南路758号、754号、752号门面的经营户的无照经营行为作出的，该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相对人是该门面的经营户，而不是本案的原告。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六条的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行政赔偿请求权人只能是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而本案的原告并不是答辩人所作的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相对人，所以其不具备行政赔偿请求权，不是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适格主体。
二、原告要求赔偿长沙市韶山南路750号及附752号门面的租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答辩人作出的长雨工商强字（2014）0000638号《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是针对长沙市韶山南路758号、754号、752号门面的经营户的无照经营行为作出的，决定查封的门面仅涉及长沙市韶山南路750号、754号及752号门面，原告要求赔偿长沙市韶山南路750号及附752号门面的租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原告的租金损失与答辩人的行政强制措施无因果关系 原告提出门面被查封后损失租金收入677600元，这一损失与答辩人的行政强制措施没有因果关系。答辩人的行政强制措施是针对长沙市韶山南路758号、754号、752号门面经营户的无照经营行为，而不是针对原告作出的。行政赔偿请求人其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事实必须是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直接造成的，致害人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而原告的租金损失并不是由答辩人的职权行为直接造成的，因此答辩人对原告的门面租金损失没有赔偿义务。原告的门面租金损失应当属于其与租户之间的民事纠纷，与答辩人无关。
四．原告门面的卷闸门、招牌和监控设施损失与答辩人无关 答辩人的行政强制措施是针对长沙市韶山南路758号、754号、752号门面经营户的无照经营行为，而不是针对原告作出的，答辩人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过程中只对门面贴上了封条，并未采取其他措施，没有对原告门面的卷闸门、招牌和监控设施造成任何损毁。因此，原告门面的卷闸门、招牌和监控设施损失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答辩人对原告的这一损失不承担赔偿义务。
综上所述，原告不是提起本行政赔偿诉讼的适格主体，原告的门面租金损失与答辩人的行政强制措施没有因果关系，原告门面的卷闸门、招牌和监控设施的损失与答辩人无关。恳请法院在查明事实后，驳回原告的起诉。
此致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篇3：行政二审答辩状
一、如何设立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死刑二审量刑程序没有规定,这种立法上的现状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关于死刑二审量刑的法定程序可以遵循。如何设立量刑答辩程序、特别是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从地方司法机关到中央司法机关都积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实践中进行摸索。2009年4月,河南省检、法两院与司法厅有关部门制定了《关于在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实行量刑答辩的实施办法(试行)》;2009年5月,云南省检、法两院与司法厅联合下发了《关于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试点工作会议纪要》;同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并决定在全国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今年6月4日,河南省首例死刑二审案件量刑答辩庭在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把法庭辩论阶段分为对犯罪事实、定罪的辩论和对量刑的辩论两个部分。从庭审的效果看,这次在死刑二审案件审理中尝试量刑答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与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笔者结合河南实践和各地模式,认为设立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死刑二审庭审量刑答辩程序指死刑二审庭审过程中,控方、辩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就上诉人是否应当判处死刑以及具体应当判处何种刑罚进行专门辩论的诉讼活动。设立该程序的出发点是为了进一步规范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促使二审裁判更加公开、公正。所有开庭审理的死刑二审案件,原则上均应进行量刑答辩,但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定性存在较大争议的和合议庭认为其他不宜施行量刑答辩的不实行量刑答辩。其次死刑二审庭审量刑答辩放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辨双方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对案件事实、证据、定性辩论后,进入量刑答辩环节。庭审量刑辩论过程中,控辨双方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可对一审量刑是否适当发表意见和看法,提出其认为适当的具体量刑建议或请求,并阐明理由。答辩的顺序一般先是由控方根据上诉人的犯罪事实、相关罪名的法定量刑范围和上诉人的犯罪动机、目的、手段等量刑情节提出具体量刑建议。三是量刑建议应当包括上诉人基本情况、刑法分则关于该上诉人涉嫌犯罪行为的法定量刑幅度、上诉人是否具有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建议法院对上诉人处以刑罚的种类和执行方式,并列明相应证据和理由。上诉人犯有数罪的,对指控的各罪分别提出量刑建议;共同犯罪案件,根据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分别提出量刑建议。检察机关对上诉人进行量刑评估应当全面考虑影响量刑的因素,评估量刑情节时,遵循法定情节优于酌定情节,“应当情节”优于“可以情节”,案中情节优于案外情节。案中存在多个同向或法定量刑情节并存时,每个量刑情节应当得到实际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评估。四是辩方针对控方量刑建议进行答辩,向法庭提出所有有利于上诉人的量刑情节,对控方提交的不利于上诉人的量刑情节加以反驳和辩论,同时提出辩方认为合理的量刑请求。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上诉并参加庭审的,其本人或代理人可以在控方提出量刑建议后,对量刑发表意见。法官就控方、辩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在量刑意见上存在的差异,组织上述三方在法庭上进行充分辩论,必要时可以进行二轮答辩。五是控辨双方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可以放弃量刑建议或请求权,也可以对原提出的量刑建议或请求在法庭辩论终结前进行修正,但最多不能超过两次。合议庭在评议时应充分重视量刑答辩程序中控辨双方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提出的量刑建议和请求,并将其作为合议庭评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进行论述。[2]
二、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的证据范围和重点
死刑二审的量刑答辩程序中,控方、辩方、附带民事诉讼方可以提供一切与量刑有关的证据。笔者认为量刑证据包括自首、立功、品格、有无前科、平常表现、社会评价、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犯罪目的和动机、被害人过错、被害人宽恕、犯罪后表现、犯罪手段是否残忍、犯罪社会危害性、被告人有无犯罪记录、甚至包括引起媒体关注度和社会恐慌程度等证据。非法取得的证据、与定罪无关的证据、会引起法官偏见的证据在定罪程序中被禁止提出,但应当允许在量刑程序中提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确认,定罪阶段被排除的信息资料,如传闻或歧视的证据可能在量刑阶段被采用,品格证据也构成了量刑酌定因素的主要内容。[3]检察机关在拿出具体量刑建议时,要准确把握“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认真审查与量刑有关的任何事实和证据。辩护方可以根据控方指控内容,从自己角度阐述有利于从轻量刑的观点。笔者认为可以把答辩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否成立自首和立功
自首和立功是死刑二审量刑中较常见的两种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也是控辨双方容易产生分歧的情节。
检察机关在认定自首时应当注意:一是自动投案。可以从投案的时间、投案的自动性、投案对象、投案主体四方面来把握。二是如实供述。未供述真实身份不应认定为如实供述,同时要注意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认识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检察机关在量刑答辩时要注意自首与坦白的区别,对于犯罪事实、犯罪人未被发现时的自首,应当予以充分考虑;对于其他情形的自首,在综合分析后要看从重因素和从轻因素哪方面更突出一些,对于从重因素突出的,可以依法提出适用死刑的意见,对从轻因素更突出的,则应依法体现从宽。对于具有累犯等人身危险性的犯罪,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的,要从严掌握自首情节。反之,对于没有犯罪劣迹记录的人实施的突发性犯罪,具有一定的自首特征,即使自首不成立,也可以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原则上也可从宽。
立功主要有两种情形,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并经查证属实和提供重要线索使侦查机关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除此之外,协助司法机关缉捕其他罪犯;犯罪人在羁押期间,遇有其他在押犯自杀、脱逃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监视行为,及时向看守人员报告;遇有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奋不顾身加以排除等情形也应视为立功。检察机关对于具有立功情节的上诉人是否提出从宽量刑的建议,主要看立功效果如何、能否将功赎罪。如果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只有一般立功表现,功不足以赎罪的,可不予从轻处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首要分子、毒品犯罪中的毒枭一般掌握较多的犯罪线索,有的为了为逃避法律制裁事先留有后路,他们检举揭发与其犯罪有关联的人或事即使构成重大立功,从轻处罚也应从严掌握。被告人亲属为了使被告人得到从轻处罚,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人,客观上对打击犯罪有利,这种情形虽不能认定被告人具有立功表现,但也可酌情从宽处罚。而對于被告人亲属采取严重违反监规甚至通过行贿帮助或串通被告人立功的,则不应当认定为立功。
(二)被害人是否存在过错
被害人过错的情况多种多样,对死刑二审的量刑影响应有所区别。被害人过错分类很多,按严重程度可分为严重过错和一般过错,严重过错对量刑的影响比一般过错大;按性质可分为为法律上的过错、道德上的过错及习惯上的过错,这三种过错对死刑二审量刑的影响应依次减少。在死刑案件的被害人过错认定上应当比一般刑事案件更加严格。在量刑答辩的过程中要区分被害人过错的性质和程度,只有当被害人有“明显”过错,严重地侵害犯罪行为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才能影响对死刑二审被告的量刑。如果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很轻微,尚不足以对上诉人犯罪行为的主观原因、行为方式和手段产生影响,犯罪行为完全是由上诉人的主观恶性所致,对上诉人量刑时,一般不应考虑被害人的过错责任。如果被害人过错责任明显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就要注意考虑被害人的过错责任,不建议对上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当事人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分清双方过错的大小,并结合被告人的作案手段、社会危害后果等各种情节综合考虑。可以说,被害人的过错程度直接影响上诉人的刑事责任,在被害人负有一定责任的情况下,上诉人的刑事责任可以因之而减轻,对其处罚也应随之减轻。笔者认为立法上可以把被害人过错分为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如被害人法律上有重大过错、严重暴力侵害被告人及其近亲属、严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的,在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使其成为法定量刑情节。对违背伦理道德的一般过错或违反习惯的一般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三)双方当事人是否达成和解协议
实践中,当事人和解确实对死刑二审量刑有着重大影响。特别是当二审检察员和法官的意见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左右摇摆时,如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协议,更能坚定二审承办人改判死缓的信心。而经济赔偿是否到位很大程度决定着当事人和解能否达成,从而在社会上容易造成“赔钱免刑”或“拿钱赎刑”的印象。以金钱为媒介的正义出让,并非人人都能承受,有能力用金钱“消化”罪行的人只能是一部分人。因缺乏金钱能力无法进行适度赔偿以求得刑事和解,从而无法避免牢狱之灾的人会因此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甚至演变为对司法机关和国家政权的对立。[4]因此死刑案件应当严格当事人和解的适用条件,主要把握五条:一是必须是有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案件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案件;二是必须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真诚认罪悔过、积极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已切实履行和解协议的案件;三是必须是被害方已经谅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且要求或同意对其依法从宽处理的案件;四是必须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五是必须是不属于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不特定多数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五个条件缺一不可。同时还要注意审查双方是否出于自愿;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是否违背社会公德。要坚决防止调解后一味从宽、以钱赎刑等不严格执法的情况。[5]目前情况下,当事人和解对量刑的影响无法用数学公式来描述,死刑二审程序中如何把握当事人和解对量刑的影响是一项政策性很强也很难把握的工作。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的过程中检察机关要善于通过和解处理化解矛盾,又要防止突破法律一味地去搞和解,或把和解作为不依法办案的“遮羞布”。控辨双方可以有针对性、有重点的辩论,证明己方提出的观点或反驳对方意见,使法官充分了解各种量刑证据,确保正确适用死刑,维护稳定团结的良好环境。
三、探讨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建立死刑二审庭审量刑答辩程序是一项具体而有益的探索,在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二审审理中,量刑答辩程序不仅有助于查明案情,激发法官量刑潜力;而且可实现控、辩、审三方平衡,防止权利的独断专行和量刑环节的腐败,为同案不同罚等司法不公现象增设了一道新防线。同时也应当看到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也对检方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笔者认为在探讨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下几个方面:
(一)正确把握死刑法律政策
“保留死刑,依法严格控制死刑”是党和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死刑政策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立足自身职能,在提出量刑建议和量刑答辩过程中,要正确认识保留死刑和依法严格控制死刑的关系,依法严格控制死刑适用,以最严格的标准和最审慎的态度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通过量刑答辩工作把被告人最关心的量刑问题拿到法庭上展开充分的辩论,落实好检察环节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提高死刑二审量刑的透明度,切实加大对死刑二审量刑环节的监督力度。
(二)理性追求量刑精确化
死刑二审庭审量刑是社会科学,不是精确的自然科学。量刑在每个个案中都表现出不同的考虑因素,有些因素需要法官主观判断和自由裁量。设立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也很难做到绝对精确。对量刑精确化的追求必须把握合理的度,有学者和司法实务者对数学量刑方法、电脑量刑方法进行长期研究,过于精细的量刑不但不现实,还可能带来相反的后果。考虑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情,可以充分发挥各地法院的主观能动性,允许有条件的省级人民法院根据当地审判实际制定死刑二审量刑实施细则。《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总则(试行)》[6]和《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毒品犯罪之一》[7]为我国死刑二审量刑精确化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思路。设立和完善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有必要考虑长期工作在一线的法官们量刑思维的差异性,认真研究法官的量刑思维规律,使之早日转化相对具体量刑标准。量刑标准既不能过于机械,也不能过于宽松;过于机械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情况,过于宽松容易造成权利滥用,要适度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在死刑二审量刑标准的制定上可以模仿《刑法》制定方式,分为总则和分则。总则概括性的规定死刑二审案件中应当判处死刑的一般条件,分则可根据不同罪名并结合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予以细化。
(三)控制可能存在的风险
死刑案件多发生在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体中,被害方家属受中国传统而又朴素的杀人偿命思想影响,要求判处上诉人死刑立即执行的情绪一般很强烈。不少被害方家属不能理解“宽严相济”和“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不能接受检察机关在法庭上出示对上诉人有利的证据,更不能接受提出的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量刑建议。检察机关如何在法庭上恰当表述量刑建议,并不引起被害方家属不满是个难题。实践中有一种较好的做法,检察机关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为避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方产生对抗情绪,出庭检察员可表述为提请法庭依法判决;检察机关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直截了当地提请法庭维持一审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这样检察机关既能明白的向法庭表明自己的量刑意见,又能够避免与被害方家属的正面冲突。检察机关在死刑二审庭审中提出量刑建议前,要注意做好给被害方家属释法析理的工作,向其解释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宽严相济”和“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从根本上做通被害方家属的思想工作,做到办理一案稳定一片,最大可能地瓦解、消除和减少社会对立,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和谐发展。
(四)充分发挥控制死刑的功能
控制死刑是设立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的重要功能。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废除了死刑;有20多个国家虽在立法上保留死刑,但通过严格的程序控制,已10年以上没有执行死刑;美国、日本等国家虽然执行死刑,但每年不过十几个,印度也只有几十个。在我国设立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与国际社会减少和控制死刑的趋势一致。我国刑罚有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功能。死刑是刑罚的一种,其适用应当体现刑罚的功能。判断上诉人是否适用死刑,就是判断被告人主观恶性是否很深、人身危险性是否很大、有无再犯可能性的过程。在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的过程中,要认识到判处上诉人死刑不是刑罚的目的,而是消除再犯危险性的必要选择,要判断对上诉人判处死刑是否符合罪责刑相一致的原则,以及能否起到警示和震慑潜在犯罪人的作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对死刑的控制作用。
综上所述,没有科学量刑程序的状态下,死刑二审量刑在追求正义时可能会滑向缺乏理性的裁判,导致死刑二审诉讼的纠错功能和保障功能受损。完善死刑二审量刑答辩程序无疑能够强化死刑二审程序的把关作用,具有纠偏扶正、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意义。在当前经济形势遇到暂时困难,利益诉求的日益多样和社会成员心态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办理死刑二审业务的检察官应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增强大局意识,积极支持与正确引导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实行量刑答辩的改革。笔者在此提出一些浅薄的看法,观点或有偏颇,不当之处还有待各位专家学者批评和斧正。
注释:
[1]胡常龙:《论程序正义视域中死刑案件二审开庭问题》,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2期。
[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关于在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过程中实行量刑答辩的实施办法。
[3]程进飞:《美国死刑量刑程序对我国的启示》,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4]2007年4月贺恒扬副检察长在河南省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5]2008年3月贺恒扬副检察长在河南省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重(死)刑案件办案质量座谈会上讲话。
[6]沪高法[2005]83号《上海法院量刑指南——總则(试行)》。
篇4：二审答辩状-二审答辩状格式
何俊红二审答辩状
答辩状
答辩人:何俊红，女，1960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陵县城区菜园小区，身份证号码***02x。
被答辩人山东宝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商河县人民法院2016商民初字第477号判决书上诉一案，答辩人针对其上诉理由答辩如下：
基本事实如下：2016年初，答辩人及其众亲属经朋友介绍与原审被告常耀国认识，在被答辩人的‘水木清华’售楼处商谈借款事宜，谈好细节后，自2016年3月，答辩人众亲属开始把钱借给常耀国，被答辩人承担担保责任。截
止至2016年12月，累计本金达230多万元。因时间跨度长，涉及亲属众多，便于结算，原审被告常耀国多次提议，并经众亲属同意后，将多笔借款汇总到了何俊红名下，并由原审被告常耀国给答辩人出具借款协议，被答辩人宝恒公司签章认可自愿承担担保责任。
现对被上诉人称的 事实与理由部分 逐一驳斥如下： 关于其一
何俊红为适格原告、一审法院程序合法
1.‘红红’是农村中常见的乳名，本属农村习俗，最知悉该真实情况的基层组织为村委会，经陵县安德街道办事处菜园村民委员会、德州经济开发区赵虎镇冷家寺村委会、德州市公安局赵虎派出所出具证明各一份，该三份证据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红红’与何俊红为同一人。载明出借人为‚红红‛的借款协议也在原告手中，何俊红持有两份借款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相关规定。
一审中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六、七证明的内容印证了每笔借款的真实存在，为区分每笔借款才列明‚红红‛与‚何俊红‛，而不是被答辩人所称的什么‚自认‛，更不能推测出红红与何俊红非一人。
2.一审法院程序合法
上述三份书证为一审法院认定何俊红是本案适格原告的证据，根据民诉解释104条、105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严格遵循有关程序，组织了原、被告进行质证，全面客观审核了证据；该三份证据能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密切关联，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足以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故，被答辩人宝恒公司的辩解违背事实，没任何法律依据 关于其二
答辩人提供证据足以证明欠款数额，一审法院认定准确。
1.被答辩人称，进入公司账户资金已偿还出借人，竟然诡称一审法院未核查！置民诉法之基本规定都不顾？稍微懂点法律常识就能耳熟能详—‚谁主张
谁举证‛，一审中，被答辩人拒不提供任何证据，竟让一审法院核查，荒唐之至！
试问被答辩人，每次结清后借款协议都收回，现被答辩人主张已经结清，那在原告手中两份借款协议，又作何解释？
2.一审中，答辩人已经详尽解释起诉数额之由来，且每笔都有直接证据支持。
见一审卷宗中—何俊红起诉数额资金往来情况、起诉数额说明。每一笔都有原始直接证据—即原审被告常耀国出具的原始借款协议和对应的转账记录，直至常耀国出具最后两张借款协议，且已经多次说明，最终起诉数额是应原审被告常耀国要求，将众借款汇总到答辩人名下，数额无任何争议。
关于其三
保证期间问题
诉争的855376元借款2016年6月30日到期，保证期间到期日为2016年12月30日，自2016年12月以来，原告众亲属多次找被答辩人山东宝恒房地产开发公司催要，多次给其法定代表人李一桥打电话，发信息，一直为解决，万般无奈，2016年12月25日，给被答辩人宝恒公司及其常年法律顾问律师分别寄去催收函，其工作人员王秀予以签收。在法定期间内，答辩人及时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完全正确。
关于其四
公司的担保问题
1.本案中，常耀国作为宝恒公司法定代表人向答辩人借款，宝恒公司签章确认承担保证责任，自2016年第一笔借款，借款合同都是在宝恒公司办公地点签署，各款项打至宝恒公司账户及工作人员账户，答辩人足以信赖宝恒公司的签章担保是经其正常决策程序之行为。
2.被答辩人称原审被告常耀国不是其股东，仅为外聘人员，宝恒公司为其担保根据公司法第16条属于对外担保，非必需股东会决议，被答辩人签章
担保行为有效。
3.退一万步讲，即使担保合同无效，根据担保法解释第七条 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过错，被答辩人依然需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其五
印章真实与否不影响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被答辩人主张公司签章真伪不明，显然是无理推测，请问签章哪来真与假，章只分为备案章与非备案章，即使非备案章也是
宝恒公司日常用章之一，体现公司意愿，借款协议签章担保系各方协商后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借款协议签章即使非备案章也丝毫不影响本案中被答辩人宝恒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综上，民间借贷借贷纠纷中，通常情况下，原告只需要举证一份借条，就足以达到其证明标
准；本案中被答辩人认可借条的真实性，只是进行一些无关联的抗辩，又提供不出有效证据；涉案两借款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利息约定计算方式不违法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借款都已实际交付；要求第二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在宝恒公司初期运营急需资金时，答辩人众亲属举全部财力支持了其发展壮大，而当被答辩人、原审被告应该偿还该借款时，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却千般刁难，万般推诿，现已致答辩人及众亲属生活陷入绝境，于情难讲，于理不通，于法相悖！
一审中答辩人提交各证据互相印证，已达到确实、充分；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理应维持，恳请人民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答辩人：
2016年 月 日行政二审答辩状(1)
行 政 答 辩 状(二审)
答辩人：徐闻县城北乡那练村民委员会那练村
法定代表人：骆*锻，村长
答辩人：徐闻县城北乡迈报村民委员会迈报村
法定代表人：骆*辉，村长
答辩人因上诉人徐*县人民政府及上诉人邓*贤、邓*武、邓*九不服徐*县人民法院徐法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提起上诉。现根据其行政上诉状，答辩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
1、原审法院认为“被告的发证行为与原告主张的权益具有一定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起诉主体适格”，符合事实，认定正确。上诉人的发证行为与答辩人所主张的权益之间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决定了答辩人是否适格主体。本案原审时，业经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答辩人的主体资格作了审查，以湛中法行终字第114号行政裁定书做了定论。认为：“两上诉人主张为其先民所建，直至上世纪
六十年代仍由两上诉人村民使用。后两上诉人虽不再使用骆氏宗祠，但不能否认两上诉人与该建
筑物在法律上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由于被上诉人徐*县人民政府向被上诉人邓*贤等人核发房产证的地点与骆氏宗祠具有重叠性。故徐*县人民政府的发证行为显然与两上诉人主张的权益具有一定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依此认为答辩人为合法主体是正确的。
2、上诉人徐*县人民政府、及邓*贤等称答辩人与被诉发证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上诉理由无理。基于上述理由，上诉人徐*县人民政府在上诉状再次提出“本案无任何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徐闻县城北乡迈报村与发证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观点以及上诉人邓*贤等在上诉状再提“无任何证据证实被上诉人徐闻县城北乡迈报村与发证行为有任何的利害关系”的主张已无任何意义。
3、原审判决认定“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该„骆氏宗祠‟房屋被政府没收或接
管”符合事实。上诉人徐*县人民政府在上诉状称“骆氏宗祠土改时被政府接管”，上诉人邓*贤等人在上诉状也称“本案讼及的骆氏宗祠土改时被政府接管”，均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所谓政府接管或没收，必须要以政府的名义作出，且必须有何时何地如何接管或没收的具体事实。但上诉人徐*县人民政府、邓*贤等在不能举证出任何证据证实曾有法律事实发生的前提下，仍然强词夺理不顾事实硬说骆氏宗祠已被政府“接管”、“没收”，显然蛮横无理。
4、上诉人徐*县人民政府称“是政府于1963年征用第三人房地产后安置居住”因无事实、不合法，故不被原审法院采纳正确。首先，上诉人徐*县人民政府在迟延提交 的证据中，无任何以“政府”名义安置的依据、证据。第二，即使所谓“安置”，在骆氏宗祠财产权利人权利未被剥夺(即没收、征用)的前提下，发证机关也不能向邓*贤以“继承”为由将骆氏宗祠房
产发证至其名下，难道人民政府就可以向与骆氏宗祠财产权无任何瓜葛的人发证吗？故发证行为不合法。
5、上诉人邓*贤等人提出“从构建和谐、维护社会最大利益角度出发，一审判决撤证明显不利社会稳定”该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唯有维持本来是错误的发证才是构建和谐、维护稳定，不维持便是破坏稳定，用文化大革命的大棒挥向法律、挥向法院，企图要求法院抛弃法律审理案件显得十分荒唐滑稽。
二、原审法院判决合法有据
1、原审法院因被告提供的证据超过举证期限而不予采纳正确、合法。答辩人是xx年11月5日向原审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但上诉人徐*县人民政府却不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发证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上诉人丝毫不对法律有所敬畏，无视法律的权威，却以“客观原因”作强调。甚至以所谓的“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社会隐患大，矛盾纠纷一触即发…不利社会稳定”
企图威胁、绑架上诉审法院意志，不仅毫无道理，更显示了该行政机关的傲慢及对法庭的藐视。
2、原审法院判决符合法律规定程序。行政诉讼是民告官案，依照法律规定，负有举证责任的是被告方即行政机关，即是上诉人徐*县
人民政府。该行政机关本应在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发证行为的合法证据、依据。但该机关不在规定时限向法院提交证据。由此，原审法院在查明上诉人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的基础上，依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上诉人徐*县人民政府的违法发证行为予以撤销，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所述，原审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正，程序合法。请求上诉审人民法院依法维持原审判决。
此致
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徐闻县城北乡那练村民委员会那练村
法定代表人：骆*锻
徐闻县城北乡迈报村民委员会迈报村
法定代表人：骆*辉
2016年12月9日答辩状范文：刘茶英的二审答辩状
法律文书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具体指各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等。小编为大家整理了答辩状范文：刘茶英的二审答辩状，希望大家喜欢。
答辩人：刘茶英，女，53岁，土家族，重庆市酉阳县人，务农，住本县清泉乡池水村3组。
委托代理人：王剑音、王娟，重庆剑音律师事务所律师。
答辩人因上诉人重庆电信菲斯特实业有限公司酉阳分公司(以下简称分公司)提起工伤认定行政复议决定纠纷一案，答辩人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认为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要求驳回其上诉请求理由。现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一、答辩人之夫侯守银与分公司之间形成的是事实劳动关系，而不是分公司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委托代理关系
首先，侯守银与分公司于2000年8月23日签订的《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答辩人认为其名为代办协议实为劳动合同，因为该协议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合同的法律特点。首先从该协议的主体上看，甲方是用人单位酉阳县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电信局(即分公司)，乙方是劳动者侯守银。其次从该协议签订内容上看，明确了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例如协议中的第三条1—5项明确了劳动者的工作内容;6—7项是劳动者应当遵守的劳动纪律;第四条约定了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第六条是劳动者应当获得的劳动报酬等。这完全符合《劳动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故应当认定该协议为劳动合同。
其次，分公司与侯守银之间并不是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托人与代理人是平等的关系，代理人利用自
身的知识、技能独立地完成工作，不受委托的支配与管理。劳动关系则相反，是用人单位提供生产资料，劳动者作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为其提供有偿劳动，因而劳动关系具有人身性、隶属性的特点。协议中的第一条第一项甲方“提供通信设备、电话号源、装、移机材料、工具、业务单册”表明是用人单位提供生产资料，第三条第一项乙方“接受甲方的业务管理和监督检查，积极完成甲方临时性交办的任务”及第6项乙方“遵守通信纪律，服从指挥调度”体现了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支配与管理，由此可见侯守银与公司的地位并不平等，侯守银是在分公司的安排下工作的，故分公司上诉状所称的委托代理关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2001年8月23日《代办电信业务协议书》到期，侯守银与分公司并未续签订该协议
根据《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有关问题处理的座谈纪要》(渝劳发2号)第二条第
二项的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未续签劳动合同的，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002年3月28日侯守银在维修电话途中，遇车祸身亡是分公司认可的事实。根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规定，应当认定侯守银为工伤。
综上，答辩人认为酉阳县劳动局作出的(2002)字第8号《劳动和社会保险工伤认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法院予以维持。分公司的上诉事实理由均不能成立，故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此致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刘茶英
二〇〇三年八月六日答辩状范文：刘茶英的二审答辩状是不是很有意义呢？愿您能写出适合自己的应用文档，书村网伴您成长！雇佣关系二审答辩状范本
雇佣关系二审答辩状范本
答辩人(原审原告)：AAA，男，19XX年X月4X日出生，汉族，北京市顺义区GGG村村民，现住该村。
答辩人就原审被告GGG村民委员会上诉一案提出答辩如下：
一、针对上诉人提出的第一项“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的证据不足，且与事实不符”，答辩如下：
首先，上诉人称“被上诉人不是在上班时间，从事雇佣活动时受的伤”明显与证据及事实不符。
答辩人在村中是农场小组长并担任村管水小组长，负责卫生、水电、管道等工作，基本上是全天24小时工作，任何时候，只要村中的水电、管道等出了问题，必须马上解决。并且在与上诉人签订的《后勤工资制度协议书》中约定，答辩人保证每天上班，不离农场。根本不是上诉人所说的固定工作时间，下午上班时间是十四点。雇佣关系二审答辩状范本由书村网提供!
另一方面，上诉人所述的“根据证
人CCC的证言，被上诉人到农场后并没有从事与雇佣相关的工作，而是在农场床上睡觉”，完全是断章取义。上诉人完全无视证人CCC中午12点给答辩人打电话要求修理自来水的事实、DDD证实在13：20左右，答辩人已不在床上事实、证人EEE证实13：50，看到答辩人躺在农场的院子里的事实、以及证人EEE、DDD、FFF将抬到屋内的事实。
其次，关于CCC证言，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并没有在审理过程中对二者使用的电话调取电信部门相关通话记录来佐证证人CCC证言的真实性”，上诉人的此番言语完全是一法盲的真实体现，根据民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上诉人应当提供相关的证据来反证答辩人的证人证言，不能把举证责任推给法院。同时，上诉人也根本不懂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的“高度盖然性”理论，法院考察的是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只要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对方，法院就可以根据证明
力大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
再次，法官断案是可以根据经验法则来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这是从法律上规定了法官可以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进行案件事实认定。所以，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致伤的原因未进行相关审查和了解，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凭主观推断认定被上诉人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的伤害明显证据不足”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一审法院正是在综合全案证据的基础上，得出的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的事实结
果。
二、针对上诉人的第二项上诉理由，答辩如下：一审法院采信鉴定报告合法，判决内容准确
首先，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法医检验鉴定局所出具的鉴定问题，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法医检验鉴定所是北京市顺义区法医院司法鉴定所的前身，具有鉴定资质，获得北京市司法局的批准后应当以北京市顺义区法医院司法鉴定所的名义出具鉴定报告。
另一方面，如果上诉人对一审的鉴定报告有异议，完全可以在一审程序中申请重新鉴定。上诉人未在一审程序中提出重新鉴定申请，视为放弃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一审法院采信鉴定报告，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不能通过二审程序来，弥补一审程序中放弃的权利。
鉴于以上情况，一审法院采信鉴定报告合法，判决内容计算准确。
三、针对上诉人的第三项上诉理由答辩如下：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
首先，只要是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的伤害，雇主就应当赔偿责任。本案中，答辩人在从事雇佣的活动中(为村民CCC修理自来水，去拿工具过程中)，且在雇佣活动的地点(农场)，发生的伤害结果，所以作为雇主的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民事赔偿的“填补”原则，只是一般的民事原则，针对个案应具体分析。本案中，合作医疗与本案的赔偿责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同时答辩人加入合作医疗是答辩人的个人行为，是答辩人在缴纳保险费后的对价行为。不能由于答辩人个人的交保险费获得的权利来减轻上诉人的赔偿责任。
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侵权人的过错不是唯一的确定精神损害的条件，并且存在除外条款，即法律另有规定，不以侵权人有过错来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确定精神赔偿数额时，不应考虑侵权
人的过错。一审法院正是根据本条规定，针对本案的具体情况，考虑法定的各个因素，最终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数额的。所以，上诉人称“在上诉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责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的说法是无稽之谈。雇佣关系二审答辩状范本由书村网提供!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完全是为了拖延承担答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此，为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请求，维持原判，此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
法定代理人：
200X年X 月 X日二审答辩状(法人)
民事上诉答辩状
答辩人：荆门市恒祥棉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易家
岭五三大道
法定代表人：张金元，董事长
答辩人就上诉人荆门市牛石水泥有限公司不服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 xx 年11月7日京五民二初字第08号民事判决书，依法答辩如下：
1、被上诉人使用了上诉人生产的矿渣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尽管被上诉人由于笔误在一审诉讼状中只说明“使用被告生产的矿渣硅酸盐水泥”，但一审原告提供的产品入库通知单、收款收据、收条以及荆门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分局质技监检告字第2016号《产品质量检查告之书》均能证明被上诉人使用了上诉人生产的矿渣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而且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口头变更了原诉讼请求，这些事实在一审判决书中已进行了明确的说明。上诉人仅以“至今没有收到变更文书，因此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坚持认为“被上诉人没有使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显然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的。
2、被上诉人的400型棉花加工设备改造项目工程始于xx年11月，砼路面、水泥砂浆地面以及除尘车间大梁等工程从xx年开始，一直持续到xx年6月结束。因为砼路面、水泥砂浆地面以及除尘车间大梁等工程水泥凝固有一个过程，因此被上诉人在xx的2-3月间也就是凝固期满后才可能发现所用的水泥出现质量问题。上诉人仅以被上诉人原一审诉状中所称的发现问题的时间来断章取义、片面地认定为使用水泥的时间，显然也是与客观事实不符的。
3、上诉人所称的一审判决认定“由于原告施工过程中发现砼路面、水泥砂浆地面、屋面强度不达标、起砂等目测即可看到的质量问题”与事实不符并提出了两条理由，这与本案没有关系。因为工程质量不是本案的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请求是因一审被告 的水泥质量不合格导致原告的砼路面、水泥砂浆地面、屋面强度不达标、起砂等问题，不能正常使用，侵害了原
告的合法权益。上诉人把产品质量与工程质量混为一谈，以工程质量没有鉴定为由来推卸责任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的。
4、上诉人所称“一审判决证据采信不当”没有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砼路面、水泥砂浆地面起砂应该说目测都可
以看到，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影响正常使用功能，一审原告对此事实无需举证证明；一审原告根据这一事实，结合实际的面积、参照工程定额计算的损失应该说是合法有效的，而且庭审时也明确说明了如果一审被告不认可的话，可以请专业人士或者双方一起重新核实并以核实的为准，但一审被告一直没能提供有效的证据，理应承担相应的后果。
5、上诉人所称的“本案性质不是产品质量纠纷而是建设工程质量纠纷”没有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使用上诉人生产的水泥进行施工，很明显是将水泥作为建设工程使用的建
~ 26 ~
筑材料，出现纠纷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6、上诉人所称的“发现质量问题由其自负”没有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了产品质量责任承担方式、产品生产者的免责事由等，而不是上诉人所称的“责任自负”。至于被上诉人是否有违反《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
~ 27 ~
关规定的行为，那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决，同时判令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
此致
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 ：荆门市恒祥棉业有限公司
2016年1月6 日
附：本状副本3份
篇5：二审答辩状
答辩人：李某，女，1979年9月23日生，汉族，居民，住盐城市盐都区某镇某居民委员会朝阳路666号。
被答辩人：刘某，男，1975年4月2日生，汉族，居民，住盐城市盐都新区某村二组。
被答辩人：刘某，男，1971年10月11日生，汉族，居民，住盐城市盐都新区某村三组。
答辩人因与被答辩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作如下答辩：
一、一审法院判定上诉人按责一次性全部支付假肢费用是合法且公平的。
1、一审判决的假肢费用标准不高，且低于省里规定的相关标准，在一审庭审中答辩人也提出关于假肢安装标准低于省里的标准但由于是答辩人申请法院咨询的，故不再另行申请。
2、被答辩人认为只应该支付首次安装费用是错误的观点。根据人损解释的相关规定，残疾辅助费用的更换周期、赔偿期限均参照配置机构的意见确定。盐城市义鼎假肢矫形器装配服务有限公司具有民政部资质批文其出具的意见具有证明力。答辩人认为应该按该咨询意见判决予以一次性支付。对于被答辩人提出的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如年龄等，这纯粹是被答辩人逃避责任的说法。那么答辩人不禁要问如果被答辩人存在不确定因素时，答辩人的权利到时向谁主张呢?且人损解释的第三十一条也规定应当一次性支付。另外假肢安装费用是对答辩人生活质量下降部分的赔偿，是被答辩人必须承担的民事责任。
3、假肢咨询费是假肢安装保证金纯粹是被答辩人的主观臆断。假肢咨询意见是答辩人在一审时申请法院咨询的，如同法医鉴定一样收取相关咨询费用是合理的。
二、关于精神抚慰金应考虑本案中答辩人年纪较轻且该事故对答辩人的身体和精神带来极大的痛苦。答辩人看到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一度有轻生的想法。故这两万元的精神抚慰金是合理的且也不足以弥补对答辩人造成的精神伤害。
三、本案中答辩人家庭承包客车营运，且答辩人参与经营管理和售票，另答辩人与丈夫高某居住在盐城市某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宿舍区，故对答辩人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另关于残疾等级根据市中院的规定多处残疾者的经济赔偿计算，只有一个最高伤残等级的，最终的伤残等级可以在最高的伤残等级之上，以最重的等级作为赔偿的主要依据，每增加一处伤残，则增加05级，但全部所加幅度不能超过一级，故本案中在答辩人一处五级伤残、两处十级伤残时合并上升1级以四级伤残计算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法庭依法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此致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李某
特别授权代理人江苏珠溪
律师事务所律师姜曙滨
XXXX年XX月XX日
范文二：
答辩人：陈某，男，汉族，1980年12月7日生，住址：石家庄市长安区XX街
答辩人因与本案上诉人贺某土地使用权确权纠纷一案，现针对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答辩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没有任何依据。
上诉人称207、8月份，其通过中介与被上诉人把位于长安区XX街6号的房产卖给被上诉人，约定房款173000元，上述事实在一审法院判决书中得到了确认，并无对事实认定错误，至于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要把缴税凭证给上诉人，且被上诉人擅自修改房款等，纯属无中生有，且也不属于本案争议焦点。另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也未能说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错在何处，所以，上诉人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土地使用权有明确的约定。
在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中，第三条即规定“甲方将房产移交给乙方时，该房产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移给乙方。”因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当初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对土地使用权进行了明确的约定。
三、上诉人称一审法院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作出的第二项判决违反了民事审判不告不理原则是无效的，该理由不能成立。
一审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判决上诉人协助被上诉人办理过户手续是确认该土地使用权归属理应包含的内容，因为既已确认该土地使用权归被上诉人，那倘若上诉人不配合被上诉人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过户手续，仅仅一审法院判决书中确认其土地使用权是没有实际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