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饮食文化主要有

中国的饮食文化主要有（通用8篇）

篇1：中国的饮食文化主要有

第一个阶段是草创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以创始人的思想，即任正非的思想来武装华为员工。主要体现形式是一些朴素的理念和口号，如“不让雷锋穿破袜子”，“奋斗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板凳要做十年冷”等等。华为公司还专门创办一张报纸《华为人报》，用作传播华为文化的主要阵地。

第二个阶段，是系统化的阶段，1995-1995年，华为公司集中了大量的人力来参与《华为基本法》的起草和讨论，宣传。随着《华为基本法》的定稿，华为文化进行了第二个阶段，形成了系统的理念，并走向成熟。华为文化的主要内容——核心价值观分为七条：

第一条(追求)：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

第二条(员工)：认真负责和管理有效的员工是华为最大的财富。尊重知识、尊重个性、集体奋斗和不迁就有功的员工，是我们的事业可持续成长的内在要求。

第三条(技术)：广泛吸收世界电子信息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虚心向国内外优秀企业学习，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开放合作地发展领先的核心技术体系，用我们卓越的产品自立于世界通信列强之林。

第四条(精神)：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和爱生活是我们凝聚力的源泉。责任意识、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与团结合作精神是我们企业文化的精髓。实事求是是我们行为的准则。

第五条(利益)：华为主张在顾客、员工与合作者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努力探索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部动力机制。我们决不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

第六条(文化)：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一切工业产品都是人类智慧创造的。华为没有可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唯有在人的头脑中挖掘出大油田、大森林、大煤矿……。精神是可以转化为物质的，物质文明有利于巩固精神文明。我们坚持以精神文明促进物质文明的方针。

这里的文化，不仅包含了知识、技术、管理、情操……，也包含了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无形因素。

第七条(社会责任)：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

这七条只是一个总纲，每个条目下面还有一些子条目，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第三个阶段，是华为文化的升级阶段。随着华为在国内市场成为主流供应商，国际化的不断深入，华为文化加速吸收中国和世界的先进文化，兼收并蓄之后形成了如今的华为文化。其核心内容，就是六条价值观：成就客户，艰苦奋斗，自我批评，开发进取，至诚守信，团队合作。具体含义如下：

一、成就客户

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客户需求是华为发展的原动力。我们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持续为客户创造长期价值进而成就客户。为客户提供有效服务，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价值评价的标尺，成就客户就是成就我们自己。

二、艰苦奋斗：

我们没有任何稀缺的资源可以依赖，唯有艰苦奋斗才能赢得客户的尊重与信赖。奋斗体现在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任何微小活动中，以及在劳动的准备过程中为充实提高自己而做的努力。我们坚持以奋斗者为本，使奋斗者得到合理的回报。

三、自我批判：

自我批判的目的是不断进步，不断改进，而不是自我否定。只有坚持自我批判，才能倾听、扬弃和持续超越，才能更容易尊重他人和与他人合作，实现客户、公司、团队和个人的共同发展。

四、开放进取

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我们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坚持开放与创新。任何先进的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和业务管理，只有转化为商业成功才能产生价值。我们坚持客户需求导向，并围绕客户需求持续创新。

五、至诚守信

我们只有内心坦荡诚恳，才能言出必行，信守承诺。诚信是我们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华为坚持以诚信赢得客户。

六、团队合作

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团队合作不仅是跨文化的群体协作精神，也是打破部门墙、提升流程效率的有力保障。

篇2：中国的饮食文化主要有

民俗旅游有四大主要文化功能，即民俗旅游有利于各民族的文化传承,民俗旅游有助于对各民族文化的了解,民俗旅游可以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民俗旅游能够增传统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的重要资源。民俗包括风情民俗、传统节日、婚丧嫁娶、宗教仪式、建筑风格、民间歌舞 等。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它是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比较接近生活中自然形态的东西。说道婚庆这个民俗，我的家乡乐亭有一套独特的风味，在旧时代，代，乐亭县男女婚嫁向以“门当户对、贫富相宜”为传统。议亲不用婚书，一言为定。媒人根据两家经济状况相当，属相相合，进行提亲。男女双方父母同意，则邀媒为证，互相宴请，名曰“会亲”。八十年代、风气有所转变、男女双方选择对象注重志向与兴趣相投。进行方式，多为介绍人牵线，然后男女见面商谈，也有男女自由恋爱、争得家长同意即可定婚，结婚。在彩礼上，除少数人还要高价彩礼外，大多是男女双方互赠纪念品。结婚时，男方或双方出钱买些常用家具。结婚仪式也剔除了一些封建糟粕。从凤冠、花轿、跨火盆、拜天地、入洞房，到如今的婚纱、名车、酒席、旅游，婚庆文化随着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文化积淀和历史演变形成了一个特色的婚庆文化。我国多元一体、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源头、根基和底层，是各族人民性格、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是国情、民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俗旅游资源进行科学的开发和合理的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俗是一种群众性的文化创造成果,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为应付各种环境、满足各种需要而不断积累起来的一种社会创造物,是没有个人版权所有的群众文化积淀.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品格、原始文化品格、生活属性品格、动态积累品格、历史传承品格和地域变异、阶级阶层变异等多重品格.是一种始终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重视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民俗对继承和弘扬传统的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篇3：中国的饮食文化主要有

说服文化与历史

中国历史学在诞生之初, 就承担了对最高统治者的进行说服的任务。“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 所以慎言行, 昭法式也。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 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 帝王靡不同之。”[1]可以说, 历史学的目的即通过对君主言行的记载形成对君主的限制, 以完成对君主的说服, 进而“昭法式”, 达成对社会的立法, 对整个社会进行说服。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然《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还有待商榷, 其作用也不免有夸张成分。但历史著作的确有说服社会、规范社会的作用。由此可见, 中国历史学与说服文化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

对当代史的记载是对当代人的说服, 记载下来流传后世的历史文献则是对后代人的说服。中国古人在进行说服活动时多采用例证法以增强说服的力度, 而其所引用的例证, 大多是古代的史实。古人的成败得失为今人的言行提供了借鉴, 对今人形成了良好的说服作用, 在这一点上理解的最透彻的即是先秦诸子。先秦诸子无不言史, 在说服的过程中都善于使用例证法, 多在历史典故中寻找例证。甚至是主张变革的法家也概莫能外。因为无论是何家何派, 其所追求的终极真理“道”的意义, 均存在于历史之中。先秦诸子的引经据典, 都是从历史典故中为自己的学说寻找依据, 使听众信服, 达到最理想的说服效果。“百家争鸣”这一中国说服文化最重要的象征符号在文化层面与历史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以至于后代出现了“六经皆史”的说法。

中国传统说服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即是说服活动主要在一国的上层统治者之间展开, 说服的内容也主要是一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因此, 说服活动是历朝历代的史书记载的重要内容。从先秦时代即使如此, 比如《左传》, 之所以被后世称作“相斫书”, 除了多处的战争描写外, 其中记载了大量的政治外交活动也是重要原因。而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都离不开说服的重要作用。而《战国策》更是直接因为以各种出谋划策的言论为主要内容故而得名为“策”。不惟先秦, 后代史书中也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说服活动。史书的记载为我们进行说服活动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这些材料成为了我们研究中国说服文化的基础, 通过这些我们才可以清晰直观地了解到说服文化在各个时期呈现出的不同形态。

说服文化与哲学

任何一种思想的提出都是为了能被尽可能多的人们接受, 而使其他人接受的根本方法就是说服。中国哲学起源于先秦时起, 尤以诸子百家为代表。先秦诸子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乱世提供了各自的解决方案, 他们提出了各种思想主张, 各成一家。而其推广本学派学说的主要方式即是说服。先秦诸子既要对门人听众进行说服, 从而广纳信徒, 壮大本学派的社会影响力;还要与其他派别展开论战, 对其他学说进行批判, 以此显示自己学说的优越性, 突出本学派的地位, 在此过程中, 还可以吸收各家学说之所长, 完善本派理论;而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则是周游列国, 游说国君, 推行自己的主张, 希望自己的学说可以成为一国, 乃至数国施政之指导思想, 进而推广至天下, 成为解决天下大乱的良方, 达到天下大治。所以说, 先秦诸子进行活动的主要手段即是说服。而正是“百家争鸣”的活动成为了先秦时期中国说服文化第一次大繁荣的关键推动力量。

先秦诸子的著作, 尤其是年代较早的著作, 大多采用语录体的方式, 即通过记录某一位或几位人物与他人的对话或其个人言行以阐释其思想。而其记录的内容中间有很多正是对他人的说服记录。这种形式类似于早期史书的编纂方式, 而此类著作的作用也与早期史书类似, 即通过记载说服过程达到更广泛的说服效果。其目的也在于可以通过更加简单、方便的方式对更广泛的人群进行说服。随着时代的发展, 后期诸子以及后代思想家、哲学家著作的形式逐步完善和渐成体系, 但其本质的目的和作用没有变。“著书立说”指的正是通过著作的方式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尽可能地扩大说服听众, 增强说服效果。

说服文化与文学艺术

为了达到良好的说服效果, 说服者需要对言辞进行文学性的修饰。中国传统说服者讲究的“文”就是对说服语言的修饰。这一点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说服文化与《诗》的密切关系。《诗》中的篇章语言优美, 音律顿挫, 且包含了大量咏物抒怀, 甚至是“刺怨”之作, 因此在先秦通晓《诗》成为了外交家必备的才能, 在外交过程中常以《诗》中的章句进行委婉地提问与回答, 即所谓“诗言志”。孔子教导儿子伯鱼:“不学诗, 无以言。”[2]指的就是若不能颂诗则不能在外交场合应对自如。“诗言志”一方面增强了说服语言的文采, 同时又促进了《诗》的进一步普及。

前文提到中国说服文化起源于对最高统治者进行说服。因此说服活动的成败与否很可能会对一国甚至几国之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史记》就曾记载子贡的一次对列国的说服导致了“存鲁, 乱齐, 破吴, 强晋而霸越。”使得诸国“使势相破, 十年之中, 五国各有变。”[3]因此为了说服一国之君, 实现自己的目的, 说服者通常会极尽所能地修饰自己的言辞。先秦时代的散文名篇多为说理议论之文, 原因即在于此。《古文观止》之中共收录文章二百二十二篇, 其中三十四篇出自《左传》;三十六篇出自《国语》、《战国策》、《公羊传》、《谷梁传》、《礼记》等书[4]。先秦散文总计七十篇, 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 而这些篇章中大部分都与说服有关。以这些文章为代表的议论说理散文文思开阔, 逻辑严密, 语言流畅, 寓意深刻, 气势磅礴, 无论是叙事议论还是铺陈渲染都有声有色, 其中用到的很多寓言与典故, 如“唇亡齿寒”、“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狐假虎威”等今天仍为人所熟知与通用。说服者充满文学性的语言有会成为新的文学典范, 其语言以及行文风格为后代文学家所效仿。无论是汉赋骈文的铺陈雕琢还是唐宋八大家的质朴刚健, 观点精辟独到都可以从说服文化的语言传统中找到源头。而议论文章也成了中国传统散文最重要的分支之一,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5]。中国古代的文学大家讲究“文以载道”, 就是强调文学作品在说服方面的巨大作用。文学作品成为了宣传作者本人或其所属团体思想的重要工具, 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是在说服方面起到了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说服过程伴随着双方学识、智慧与口才的激烈交锋, 其知识性、技巧性、曲折性甚至戏剧性使得说服活动一直吸引人们的普遍关注。因此, 具有强烈审美特征的说服活动会成为后代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比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隆中对》等说服活动案例就被后代改编为《将相和》、《三顾茅庐》等戏曲或小说等形式, 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值得注意的是, 很多文学创作者在对说服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的情况下, 可以灵活地将其运用在作品之中, 增强作品的艺术性。比如, 《三国演义》中的经典段落“舌战群儒”在历史上并未发生, 但在小说作者的匠心独运之下, 无论是说服的起因, 过程还是最终的结果以及影响不但合乎逻辑, 其说服过程还颇多精彩之处。这正是说服文化与文学艺术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

结语:中国说服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 在中国文化系统之中并不是孤立存在, 其文化外延涉及其他多种文化形式。本文就中国说服文化的文化外延的几种主要形态进行了简要分析, 并着重探讨了中国说服文化与历史, 哲学以及文学艺术在文化上的关联。希望能为中国说服文化下一阶段的继续深入研究提供借鉴或拓宽思路。

注释

11、《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2007年版

22、《论语译注·季氏》杨伯峻中华书局1980年版

33、《史记·仲尼弟子列传》p406岳麓书社2001年版

44、根据《古文观止》宋晶如注释中国书店版

篇4：中国的饮食文化主要有

首先，看字体。由于字体是书籍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字体是随着朝代更替不断变化的，因此通过辨别字体特征是鉴别古籍版本最主要的方法。抄本自不必说，印本无论是活字本还是雕版本都是由专人书写，后经由刻匠刊刻印刷而成，刻匠的“刀法”虽有差异，但总体还是服从于书写字体的。除时代外，宋元时期的字体还有地区差异，出现了诸如浙江杭州（浙本）、四川眉山（蜀本）、福建建阳（建本）及山西平阳（平水本）等多个刻书中心，如以浙本为例，宋多用欧（欧阳修）体，元明多用赵（赵孟頫）体，清前期多用万历传下来的方字体，也有用天启时期创制的长方体字及汲古阁创制的扁方体字。

其次，看版式。中国古籍版式分为单页版式和成册线装书版式两种，单页版式多由天头、地脚、牌记、鱼尾、象鼻等组成，成册书版式多由书衣、书签、书脊、书根等组成。使用何种版式虽多出于实际刻印的需要，但积久也会形成风气，这种风气与字体一样也会随着时代、地区的变化而变化。如以宋朝为例，浙本多用单黑鱼尾，左右双边，无书耳牌记，蜀本多用白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无书耳；宋建本前期沿浙本多白口，左右双边，中期以后多转为细黑口，双黑鱼尾四周双边；平水本多白口，黑鱼尾，或单或双，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行字比较密。因此，通过古籍版式是鉴别古籍版本的又一尺标。

再次，看纸张。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以后，纸张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其多由手工业作坊生产，由于书写习惯、地区造纸原料等方面的不同，各地区各时代所用的纸张也有较大的差异。如以元朝为例，元渐本纸张多用白麻纸、黄麻纸，后期纸纹较窄，只有一指宽，也有用白棉纸的，元建本主要用麻纱纸，也用竹纸；元平水本近于浙本而不同于建本。由于我国古代的纸张名称多是由工匠口头传承，或是仅用纸张俗名，通过此法鉴别古籍版本需要对纸张原料、生产技艺等有细致了解，故此法较通过字体、版式鉴别难度较大。

篇5：中国主要菜系文化

1、鲁菜

山东菜(也可以叫做鲁菜)历史悠久，流传广，是齐鲁文化的结晶。流传到北京后，吸收和沙漠风味和其他风味，在北京形成了独特的宫廷菜。举世闻名的北京烤鸭，就是源于山东，而吃法仍离不开齐鲁人爱吃的大葱。鲁菜风味不仅扩大到京津，而且远播至白山黑水之间，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一大菜系。鲁菜，今名山东菜系，由胶东与济南两地地方菜发展而成。

鲁菜的特点：以清香、味纯而著名，十分讲究清汤与奶汤的调制，清汤色清而鲜，奶汤色白而醇。现在曲阜利用《孔府档案》记载的明清时期孔府向皇帝进贡的菜单与孔氏家族日常筵席食谱，进行仿制，深受国内外游客欢迎。

代表名菜：糖醋鲤鱼、德州扒鸡、锅贴豆腐、九转大肠、清氽鲤鱼、红烧大虾、油爆海螺、孔府一品锅等20余味。

2、川菜

四川菜有着悠久的历史，以成都，重庆菜为代表，在中国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今天的食客人数最大的菜肴。四川重视材料的选择，规格精美，颜色鲜艳，有明显的协调性。

它的特点：麻辣、鱼香、味厚、注重调味，离不开“三椒”(即辣椒、胡椒、花椒)和鲜姜，以辣、酸、麻脍炙人口，素来享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美名。因此有人把川菜特点归纳为“清鲜见长，麻辣见称”。川菜对湘、鄂、黔、滇也有影响。

代表名菜有：宫保鸡丁、麻辣豆腐、灯影牛肉、鸳鸯火锅、干烧岩鲤、家常海参、锅巴肉片、干煸冬笋等20多味。

3、淮扬菜

今称江苏菜系，主要由苏州、扬州、南京三大流派构成。

其特点是：以炖、焖、烧、煨、炒著名，重于酥烂，鲜香，原汁原汤，浓而不腻;口味平和，咸中带甜，咸甜适中，适应性强。烹调上，用料考究，注意配色，讲究造形，菜谱四季有别。

南京菜口味和醇，花色菜玲珑细巧，用鸭制菜负有盛名。扬州菜清淡适口，主料突出，刀工精细，醇厚入味，以制江鲜、鸡类著名。苏州菜口味偏甜，配色和谐，以烹制河鲜、湖蚧见长。淮扬菜影响江、浙、皖、赣等地。

代表名菜有：金陵盐水鸭、水晶肴肉、清炖蟹粉狮子头、文思豆腐、三套鸭、梁溪脆鳝、松树桂鱼、沛公狗肉等20多味。

4、粤菜

又名广东菜系，是由潮州、广州、东江(惠州)三大流派组成。广东菜特点：配料较多，注重装饰;讲究鲜、嫩、爽、滑;擅长小炒，善于掌握火候，油温恰到好处;还注意季节搭配，夏秋力求清淡，冬春偏重浓醇。以广州菜为代表的粤菜影响闽、台、琼、桂诸地。潮州菜以烹制海鲜见长，以菜汤最有特色，刀工精细，甜味较浓，注意保持主料原味。东江菜则下油重，味偏咸，主料突出，朴实大方，具有乡土风味。

代表名菜有：明炉烤乳猪、白云猪手、太爷鸡、杏元鸡脚炖海狗、鼎湖上素、东江盐h鸡、护国菜、脆皮炸双鸽等20多味。

5、北京菜系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古都之一。汉、满、蒙、回各族人民长期定居在这里，因而在烹调技术方面取长补短，逐渐发展成为主要由本地风味与山东风味构成的北京菜系，并继承了明代和清代宫廷菜系的精华。

代表名菜有：北京烤鸭、涮羊肉、白片肉、荷包里脊、它似蜜、酱汁活鱼、熘鸡脯、蛤蟆鲍鱼、翡翠羹等20余味。

6、浙江菜系

浙江菜，是由杭州、宁波、绍兴、温州、金华菜发展而成的。其中杭州菜久负盛名。杭州盛产淡水鱼虾，又是中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地，湖山清秀。雅淡宜人。杭州菜也恰如其景。

代表名菜有：东坡肉、宋嫂鱼羹、龙井虾仁、西湖醋鱼、薄片火腿、新风鳗鱼、宁波摇蛆、干菜焖肉等20余味。

7、福建菜系

福建菜又叫闽菜。它起源于闽侯县。福建菜系是由福州、泉州、厦门等地的菜发展起来的。福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盛产多种海产品。如琅岐岛的海鳗、长乐的竹蛏、张港的海蚌等，都是当地的特产。所以多以海鲜为主要原料，常用的原料有海鳗、鱿鱼、黄鱼、燕皮、海参、香菇等。由于福建人民善于用红米酿酒，因此，红糟就成为福建的特产，菜肴中常以红糟来调味。福建菜以福州菜为代表，在中国地方菜系中独具一格。

代表名菜有：酸辣烂鱿鱼、烧片糟鸡、太极明虾、小糟鸡丁、清汤鱼丸、红糟肉、桔烧巴、小长春、溜奇等;特别是称誉全国的名菜“佛跳墙”，具有特殊风格。

8、湖南菜系

湖南菜又名湘菜，是以湘江流域、洞庭湖区和湘西地区的菜肴发展而成的，尤以长沙菜为代表。湖南菜历史悠久，早在汉朝，烹调技术就有相当的发展。在长沙市郊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古墓中，不仅发现有鱼、猪、牛等遗骨，而且还有酱、醋、腌制的果菜遗物。

代表名菜：腊味合蒸、红煨鱼翅、麻辣子鸡、东安鸡、金钱鱼、冰糖湘莲、霸王别姬等。

9、安徽菜系

安徽菜，简称徽菜，由沿江、沿淮、徽州三地区的地方菜构成。徽州菜是主要代表。安徽位于东华的西北部，长江、淮河横贯全省，土地肥沃，特产较多，有马蹄鳖、雁来笋、果子狸、肥王鱼，还有斑鸠、山鸡、鸭等。

著名菜肴有：火腿炖鞭笋、雪冬烧山鸡、腌制鲜桂鱼、火腿炖甲鱼、红烧果子狸、奶汁肥王鱼、李鸿章杂烩、符离集烧鸡等。

[中国主要菜系文化]

篇6：中国的饮食文化主要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历史，党领导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历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阶段。(一)、从五四新文化到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通过不同途径走上革命道路，但从思想精神上说来，大体都得益于五四新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可以说，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价值的五四新文化，是当时中国结束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最先进的文化。此后，随着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信仰，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随着党的成员投入到劳苦大众当中去做工作，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自然而然地从五四新文化发展为革命文化的建设。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大革命高潮中的各种文化现象，是这个时期先进文化的典型体现。

（二）、从革命文化到左翼文化和苏区文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由此，革命文化有了新的建设内容和发展方式。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国统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中国共产党在各种左翼文化组织中，毫无疑问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再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呈现出来的文化建设新气象。当时根据地的政权被称为苏维埃政权，根据地被称为苏区，这种文化建设的新气象可简称为苏区文化。1934年1月，毛泽东曾经对苏区文化建设的思路和内容作过这样的概括：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左翼文化和苏区文化是从大革命失败到爆发全面抗日战争这10来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文化建设的典型体现。

（三）、从抗日文化到延安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

篇7：学习中国文化的方法有哪些

在青春期到来之后，孩子逐渐变的独立，思考能力也逐渐增强。这个时候家长应增加孩子的动手实践机会，参观古迹人文，扩展其视野。

中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人文古迹遍布中华大地，英雄人物身上彰显着中国精神文明的脊梁。在寒暑假时间里，带孩子旅游不应止于游山玩水。去陶瓷之都唐山和景德镇体验，陶瓷制作的神奇和各式艺术品的美丽。去红色旅游区，了解中华大地上曾发生的真实故事。

在回来之后再次捧起历史课本，也就不仅限于纸上文字。思想的范畴也不会陷于言情小说的空虚小世界。

动手实践古为今用，最近有不少高中女生喜欢优美的古装，自己动手做一套优雅的唐装或汉服，甚至在上了大学之后仍是汉服傍身，为校园增加了一道亮丽风景线。

篇8：中国的饮食文化主要有

1 夏商周三代玉器的种类、工艺特色与艺术特征

1.1 夏代玉器的种类,造型与工艺特色

公元前2070年,大禹的儿子启开创了子承父位的世袭王朝制度,开始了“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转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王都河南偃师。这标志着中华大地上的远古人类开始跨进文明的门槛,古老的民族制度被国家所替代。据古代文献记载,夏朝是一个崇尚玉文明的国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考古研究人员对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出土的玉器形制庄重,风格独特,超凡脱俗,证实是夏代玉器的典型代表。

1.1.1 玉器种类

礼仪类:有玉圭、玉璋、玉琮、柄形饰等,为王室专用,烘托出贵族气氛。

装饰品类:有玉珠、玉镯、玉管、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

兵仗类:有玉戈、玉钺、玉刀、玉戚。

生产工具类:有玉铲、玉斧、玉镞。

1.1.2 玉器造型

主要为几何形器物,以直方形为主,如玉圭、玉刀、玉斧,大多数光素,无纹饰。柄形饰为创新玉器,造型为商、周同类玉器开了先规,是夏王朝的重要发明。造型分为二式:一式为长方棒形,光素;二式玉柄,可分上、中、下三组兽形纹,装饰两组浅浮雕似花瓣纹,兽面用双阴线与浅浮雕相结合的技法精心雕成,线条自然流畅,典雅庄重,工艺极为精美,不亚于现代玉雕技术。经文物专家鉴定,夏代的玉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权杖,是夏王朝最高权力的象征。

镶嵌玉器的典型代表为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以青铜饰牌为衬底,其上用数百块各种形状的绿松石薄片(眼球小片为圆形、稍凸起)镶嵌而成饕餮纹图案,饕餮双目挣圆,鼻与身脊相通,两角长而上延,卷曲似尾,所嵌各形绿松石相互接合,工艺精巧,制作精细,美学内涵丰富,是夏朝典型的铜镶玉工艺,开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工艺之先河(见照片1)。

玉戈造型规范,分为二式:一式为尖锋,双刃,援与内相连处有叙线纹,无中脊,内上一孔,保持龙山文化(新石器时代)玉戈的造型特点,是龙山文化(黄河流域)玉戈的延续;二式为尖锋,锋前端略起一段中脊,内部窄短,穿一孔。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玉戈最长可达43厘米,器形之大,应该是典型的兵杖玉器。

玉钺造型分为二式:一式为长方形,两侧边缘出脊齿,刃略作弧形,是龙山文化(距今4500年～4000年)玉钺的延续;二式为创新型,整体近圆形,顶端较圆,两侧直,有数个脊齿,弧刃分成四连刃,从现代力学原理分析,短形四连刃的砍杀力会相对增强,每段为双面直刃,中间有一大孔,重要的考古价值在于为商周同类器型开了先河。

玉刀造型为长条梯形,分为三式:一式为长条梯形;二式两侧出脊齿;三式两端均刻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的细网络纹,平行于刃部的长直线纹,刃宽最长可达65.2厘米,是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石刃的延续(见照片2)。

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的夏代玉器中,兵杖类玉器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以出土的实物为证据,突出地反映了“以玉为兵”的历史事实和“轩辕之时,神龙氏世衰,诸侯相侵伐”的炎黄之战,黄帝蚩尤之战,共工颛顼之战的氏族社会末期社会战乱的实景。战争的结果是强大部落兼并弱小部落,社会开始向部族融合统一(国家形成)迈进。玉戈、玉钺、玉刀是作为兵器形成出现的三大类型“兵杖玉器”,出土的实物证实,夏王朝是经过腥风血雨的长期战争,才得以建国执政的,象征的是夏朝君王的军权和战争的胜利与凯旋。玉器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服特殊的文化形态。

1.1.3 工艺特色

夏代玉器的加工工艺有了很大进步,除了继承新石器时代的石质工具之外,开始使用金属工具,在玉料的切割、钻孔、镂空、纹饰、边饰等工艺上有自己的特色。夏朝在玉器开片加工时使用了金属线,玉器钻孔技术有了很大提高,玉器上的孔是用金属钻,实心钻钻成的,管钻钻出的孔径变化不大,管壁平直。如二里头文化发掘的玉琮、玉箍,孔洞制造得非常工整;在片状器、筒状器上开始出现镂空玉器。边饰在夏代玉器中,表现为对玉器边缘进行加工,形成复杂的凹凸形状,纹饰主要有直线纹、云雷纹、兽面纹、斜格纹。云雷纹主要见于玉圭;兽面纹,橄榄形眼眶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石家河文化虎形玉环的延续,宽鼻阔口形态是龙山文化玉器兽面纹的蓝本,重要价值是为商周玉器青铜器兽面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夏代玉器工艺规整,表面光滑,在阴线纹的刻法上,根据线纹形式的不同需要,在玉器表面刻画出条条细阴线,称为“勾”法;在阴线沟槽的一个立面,用砣轮向外拓展,形成较宽的斜坡面,称为“彻”法,即“勾彻法”。它使两条平行阴线产生差异,具有层次感与活跃感,是勾彻法的工艺特色。与新石器时代玉器的阴线纹比较,形式美上有了较大进步,并为后世数千年玉器阴线纹工艺技法奠定了基础。

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第一个朝代的夏代玉器,是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历史总结,其造型(柄形饰、玉戈、玉钺、玉刀)与纹饰(兽面纹)成为其后商、周玉器制作的根据,其成果为商周玉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史学家研究夏代玉文化和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证据,在历史交替时期起到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容置疑,功不可没的。

1.2 商代玉器的救量,分类,工艺与艺术特征

公元前1600年,商汤(甲骨文称大乙)灭夏,建立了商朝,都于亳(今河南濮阳)。商王朝“不常厥邑”,曾五次迁都,自盘庚迁殷后(273年)便稳定下来,长期安居,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诸方面都有发展,文明的进程大步向前推进,玉器制造呈兴旺发达之势。历史、政治背景是古代玉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商王朝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决定了商代玉器走向国家高度垄断的局面,成为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垄断制造业。

1.2.1 商玉数量

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历经近80年系统化、科学化的考石发掘,在殷墟安阳出土和传世的商代玉器数以万计。一座妇好墓出土玉器计有755件。殷商时期王室、诸候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众多礼祭活动中,因对玉器有大量的需求,使殷成为全国各地玉匠集中,玉器生产的集中基地,生产的玉器,品种繁多,数量极大。《逸周书·世俘解》曰:“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从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商王朝在统治的五百年间究竟制造了多少玉器,实在是难以估算,没有人说得清,已成为千古之谜。

1.2.2 玉器分类

商代玉器品种繁多,可分为礼玉类、仪仗类、装饰类、工具类、用具类和艺术品类。

(1)礼玉类。商代是礼器系统开始形成时期,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具有鲜明的王权特征,为最高统治者天子和上层集团专用;其二,具有独特的等级特征,反映的是我国古代的等级制度。品种有玉璧、玉琮、玉璋、玉琥、玉圭、玉璜、玉瑗、玉簋等,是新石器时代祀神玉器的传播和延续(见照片3)。礼用玉器因具有代表神灵的功能,形制一般不会轻易改动,其造型已成为千年不变的定势,其中玉簋为礼器中的新品种,为食器,即大碗,但绝非寻常之物,典章中有明确记载。《礼记·曾子问》曰,“天子赏、衤帝、郊、北、社五大祀之祭, 簋既陈”。得知簋为朝廷重大礼器,乃天子、王侯祭祀宴飨之具,为传世之宝。据史书记载,往往成偶数出现,从殷墟妇好墓发掘的玉簋出土时置于椁顶的东西两侧,证实了这一礼数。出土的玉簋为和田玉琢制,器形规矩,侈口鼓腹,有矮圈足,表面光滑圆润,纹饰(饕餮纹、云纹、月纹、雷纹)明快简练,为前所未见之玉器。艺术特色上表明商代礼玉的琢制水平已达到高超的艺术境界,时代特征上是商玉典型的断代标准之器,属商代当之无愧的国宝。

(2)仪仗类。品种有玉戈、玉钺、玉戚、玉刀、玉矛、玉援等,系三代(夏商周)重器。大多数形体较大,制作精良,打磨光洁,边刃较薄,于实用无缘,为仪仗玉器。其中玉援铜内戈,是铜玉结合的新品种,是青玉与青铜艺术有机结合十分精致完美的艺术品,是商代仪仗玉器的创新,一件商代传世的珍贵文物。

(3)装饰类。玉器从一出现便成为审美文化的开创,最早出现的玉器是人身装饰器,在我国造型艺术中始终是重要门类。商代装饰玉器分为两类:一类为专门用于人身装饰的,有冠饰、头饰、臂饰、挂坠饰、串珠饰、牌饰等,具代表性的是一套编珠鹰鱼组合头饰,由一枚雕鹰玉笄,琢有“大示它”三字的一条大鱼,十七条小鱼和十八颗绿松石组成,颇具特色;另一类是装饰在各种器物上的玉件,有长条形饰、柄形饰、圆箍形饰等。

(4)工具等。商代玉工具有玉斧、玉镰、玉铲、玉锛、玉槌、玉凿、玉纺轮等。大多数并非实用工具,为象征之物。其中妇好墓出土的曲背玉镰,用和田玉琢制,镰身成拱曲形状,中脊外凸,上下有刃,前端犹如镞尖,后部向内弯曲,钻有圆孔,不安装手柄,长为13.8cm,宽1.8cm,厚0.3cm,从规格上分析,仅是一件象征形器具。商代农耕尚处于初级阶段,出土的玉镰刀造型在今日农村随外可见,几千年来,一直延续,令人叹为观止。

(4)用具类。商代玉制用具是最早的日用工艺品;有玉梳、玉弭、玉调色盘、玉扳指、玉马具等。具代表性的实用工艺品为玉梳,其上部为装饰部分,雕刻一对鹦鹉,两只鹦鹉低首私语,相对而立,神态亲昵,显得温和、平静,可见商代玉匠对动物神情把握得非常准确、到位;下部为实用造型,梳背与梳齿,背上有孔,可用于装饰,梳齿有15枚,自梳背处向外稍作放射状排列,是商代玉器用具艺术创造和实用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中国玉器的生活化起源于商朝,并为其后秦汉唐玉器大规模走向社会生活打下了基础。

(5)艺术品类。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玉雕人像艺术品,是从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大溪文化中的玉人继承发展而来。玉人(用圆柱体和田玉)有傲首站立,有踞蹲的,有男有女,有正有侧,服饰、发型各异,有的纹饰华丽,有的简朴稚拙,艺术特征为追求写实、讲究变形。商朝社会出现了帝王,在艺术品上,开始从崇拜神转向崇拜人,这一新的理念在玉雕人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见照片4)。其二,玉雕神怪形象艺术品,主要有玉龙、玉凤、怪兽、怪鸟等。商代玉龙是从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流域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考古发掘的龙胎玉块祖形的演变,在造型和纹样上有较大的变化,多呈圆形卷曲状。商早期玉龙为素身、有纹样,表现为简朴;商中期玉龙开始有蘑菇形耳和鳞,云纹出现;商晚期玉龙有齿牙之形,出现两只龙足,龙形璧,龙形块,龙形佩是代表性玉器。其三,玉雕动物形象艺术品;大致可分为兽类、两栖类、爬行类、禽鸟类、昆虫类、鱼类。总体特征表现为造型逼真,结构合理,形神姿态准确、优美、生动,显示了动物内在的生命力。

(6)工艺特色。商代玉雕工艺有了较全面的发展,表现出独特的工艺特色。在玉器的线条上表现为棱角分明,轮廓清晰,细节突出;在玉器的造型上做到规矩、严格、真切,鲜明地体现出玉器整体的完美。玉器常见的装饰图案,多作二方连续排列,以双阴线为主。有方格纹,呈斜方格形,排列时以角部相接。重环纹,呈“D”形,方折“S”形。双线折线纹、较复杂,表现在一枝主干上向一侧牵出方形折钩。单阴线纹:有联弧纹,将两个弯弧相连;鱼鳞纹,在几条平行长直线间琢出等距弧线,表示鱼鳞;人字形纹,表现为多个“人”字重叠排列;折线纹,表现为单线,双线折线纹在转折处构成很大的角度,较方较硬,特别刚劲有力,近似折直角,即“折铁钱”,是商代独特的工艺特色及断代依据。玉器的边饰分为两种,一种为凹凸形的装饰边带,呈二方连续图案,多用于平面形状的玉礼器和圆雕动物的脊背;另一种为动物形玉器的边缘或表面,随动物造型进行边缘变化。

(7)艺术特征。商化玉器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对玉质的追求(和田玉),造型的追求,左右对称的追求,装饰效果的追求,器物象征灵性的追求和创新的追求。将阴阳刻线,浅浮雕和圆雕有机结合起来,制作出的礼玉器端庄、典雅,玉雕饰品雍容华丽,人物、走兽、花鸟惟妙惟肖,总体上具强直古拙的韵味,别具风格,有纹饰图案的玉器成为当朝的时尚,深受人们的喜爱。玉器、玉雕以杰出的成就成为中国古代玉器史上的一面旗帜,三代玉器的艺术高峰。

1.3 西周玉器的种类,分期,工艺创新与艺术特征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伐纣灭商,建立了西周,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周成王姬诵执政以后,确立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军事、经济、礼乐、典章制度,国家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成、康、昭、穆王统治时期,进入盛世,玉器玉雕业在继承夏商玉器的基础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发掘的2000余座西周墓葬中,已发掘出玉器近万件,主要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陕西,河南周势力的中心地带及山西曲沃天马曲村,山东济阳刘台子、甘肃灵台白草坡、岷山县东山,四川广汉中心乡,北京昌平琉璃河、白浮、房山,安徽屯溪,江苏句容,金坛等周的势力范围内,加上西周的传世品,其总量相当可观,并且玉质优良,种类齐全。

1.3.1 玉器种类

可分为礼仪类、装饰品类、动物类和生产工具类。

礼仪类:西周是玉器走向礼制化的时代,社会讲究礼仪,宗法制度等级森严,为了适应社会礼仪的需要,在礼器制作方面较为严格;有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玉璜、玉琮、玉钺、玉戚、玉匚也、玉覆面、玉握圭壁组合、玉冶、牙璋等。其中玉匚也、玉覆面、璧琮组合、圭璧组合为创新品种,玉璧、玉圭、玉璋、玉璜雕琢十分精美。

装饰品类:有玉块、玉环、玉珠、玉管、玉璇玑等,以几何型为主,其中结构复杂的组佩是装饰品具代表性的新品种。

动物类:玉佩、玉饰有玉虎、玉牛、玉马、玉熊、玉龙、玉羊、玉鹰、玉鹿、玉兔、玉鸽、玉乌、玉龟、玉蝉、玉凤、玉贝、兽面、龙凤合体等。

生产工具类:数量明显减少,有玉斧、玉刀、玉铲、玉凿、玉匕等。

1.3.2 玉器的分期

大致可分为早期和晚期。

早期玉器(周穆王之前)因受殷商玉器的影响,在种类、造型、纹饰、工艺特色诸方面表现为广泛的相似性,二者有时难以区分。

晚期玉器(周穆王时期)正值甲骨文“潇洒、圆润、飘逸”的时期,正是周穆王车辙马迹遍天下“征伐西戎”并获大胜,明于朝政,治国有方的时代。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使玉器的艺术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在装饰线纹上,玉器的双阴线保持早期繁复的结构,线形变成宽和窄两条线,宽线用“彻”法刻成,窄线由“勾”法雕刻,使线条,线形更为卷曲柔美,别开生面;圆润流畅,颇具特色(见照片5)。

1.3.3 玉材玉器工艺创新

西周玉器在玉材上仍保持商玉用和田玉(透闪石质)的特点,在颜色选择上比商代玉器广泛,和田羊脂玉、白玉、青白玉、青玉、碧玉、墨玉、黄玉,只要是和田玉,所有颜色皆用。西周玉器业对和田玉的应用,处于“小高潮期”,当朝特别重视和田玉质色纯净,表里如一,温润坚韧的特性和审美价值,从玉器工艺学角度分析,应该是从西周时期开始的,并为其后历朝历代广泛应用和田玉打下了工艺学基础。

西周在复合材料的工艺创新上有突出贡献,在河南三门峡虢国墓中发掘出土的玉柄铁剑可为实物证据,该剑是在承袭商代玉铜、青铜复合材料工艺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西周玉与铁的结合,在中国玉器史上首开此类复合材料工艺之先声。

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中,西周的创新玉器较为突出,且数量多,造型独特,纹饰优美,最具典型的是人龙合体纹璜,二人首与三龙合体佩,造型新异、奇妙、罕见,其文化内涵与龙神的人形化和周代敬拜龙神活动相关。

1.3.4 工艺艺术特征

主要表现在玉器的纹饰,线纹技法上,流行用双勾阴刻表现纹饰,玉器更细小、时尚。开创了一面坡粗线与细阴线镂刻技术,创造了斜刻新工艺手法,使琢工更精湛。西周玉器纹饰与商代完全不同,向繁复和图案化方面发展。多用双阴线勾撤法,多弧线,勾撒的坡度较大,纹饰弯化转变,如双钩垂直阴线,不再是两侧压地,而是一侧压地,另一侧保持为阴线。一改商朝板状体玉器纹饰的平面化,赋予人层次感,曲线具有韵律。其特色是在直沟外侧有整排的细阴线,表面与斜面磨光,使反光度各异,使人有莹润之感。玉器上常见的纹饰有20多种,以写实的纹饰为主,由单个纹饰构成完整花纹,以鸟纹(为固定的侧面装饰图案),龙纹、人物形纹、动物形纹(兽纹(兽面眼部为“臣”字形、方环形)鹿纹、兔纹、象纹、鱼纹、蝉纹较多见),装饰性纹饰(云纹、雷纹)一般不受器形局限,可随意为之。

西周玉器的线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单阴线纹、线条简练、刀法刚劲有力;二类是双阴线纹,线条繁复,转弯处呈弧形,刀法刚柔相济。每类线纹可分为二式:单阴线,一式为较细的阴线,二式为较宽的阴线,线形的纵剖面为凹形;双阴线,一式为同宽双阴线,二式为由宽、窄两条阴线组成。

西周玉器重视对纹饰的布局、线条渐趋繁复、弯线条增多,较多地使用长弧线。纹饰线纹采用“外线”(“彻”法的宽阴线)围绕“内线”(“勾”法的窄阴线)的“彻”与“勾”二法同用的造型方法,多使用了勾连线条进行装饰,表现为弧线勾连、环线勾连多种样式,变化出新、畅朗委婉,别出心裁。其纹饰、线纹的形式美,是中国玉器纹饰线形曲线美的真正发端,清丽尔雅,回旋转折,卷曲流美,达到了玉器纹饰曲线美与和田玉温润美的审美品性的统一,在玉器造型与纹饰的处理上既多样变化,又整体统一。多样变化达到了玉器丰富、耐看的视觉效果;整体统一体现了玉器内涵丰富、对称、平衡、和谐、完美的形象。重要的艺术价值为其后春秋、战国玉器造型、纹饰、线纹技法与风格开了先河、达到了三代(夏、商、周)玉器形式美的高峰。

2 夏、商、周三代玉器的主要成就与礼玉文化

2.1 夏、商、周玉器的主要成就

我国夏、商、周三朝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解体后相继出现的三个奴隶制国家,玉器在礼仪、祭祀、装饰、美身、生产工具、艺术等社会生活诸方面占据主流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考古发掘出土的数以万计高品位的三代玉器,令我们惊叹,在夏、商、周三朝的1300年间,我国玉器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达到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又一个鼎盛期。玉器的造型进一步成熟、精美、玉雕技艺更加高超、精湛;礼仪用玉的强化和人身装饰、器物装饰用玉范围的扩大,创新玉器的出现(玉簋、玉匚也、人龙合体纹璜),是史前时期无法比拟的。国家殿堂上仪仗用玉和玉器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全新开发,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中华玉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表现为:

其一,奴隶制国家的建立,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国家的垄断,政治统治的需要,为玉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玉器创作、创新不受史前时期南北两系的限制,在变化中求统一,在统一中富于变化;创作方法集南北各地、各代玉器艺术之大成,使造型纹饰的变化与统一取得完美的结合,并逐步加以完善,取得了卓越的玉器、玉雕艺术成就。

其二,在意识形态方面。夏、商、周三代社会已经从原始社会的荒原中走了出来,对鬼神的信仰开始有所松动,理性的因素已欲萌发。史前时期被认为神圣不可亵渎的玉,开始走向了社会生活,多样统一(变化统一)这一对立统一辩证法根本规律在玉器艺术形式美中开始体现,崇尚自然,追求真实,突出神韵的玉器脱颖而出,为三代玉器、玉雕艺术打开了通向无限广阔,建功立业的大门。

其三,在开拓创新、物质、精神文明方面。在中国古代玉器发展历史中,三代创新型玉器极为突出,表现在对新材料、新工艺、新题材的创新,并且数量多,质量好,造型纹饰(双龙首纹璜、双人首纹璜、人龙合体纹璜、玉匚也、柄形饰、龙首纹、龙鳞纹)标新立异,丰富优美,多彩纷呈。如创新型玉匚也,造型源于青铜匚也,匚也为盛水器,用于盥洗,三代时王公贵族洗手,以匚也盛水,自上而下浇之,谓之“沃”,双手接水洗涤时,污水流入其下的盘中,这一过程称为“沃盥”。用玉匚也和玉盘二器具洗手,可以避免用水的第二次污染(见照片6、照片7)。由此可见,几千年前,在三代王公贵族生活中所体现出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按现代时尚说法,为节水环保型洗手玉器。充分反映了三代玉匠在继承新石器时代玉器基础上的开拓创新的精神。

2.2 三代玉器格调统一的礼玉文化

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统一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中,有自己独特内容与独特风格。三代(夏、商、周)玉器在整体上呈现出具有代表性的独特时代风貌,表现为礼制化风格。夏、商、周三代玉器与政治、宗教、道德、文化融为一体。体现血缘制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以礼玉文化为特点,通过用玉,达到维护与巩固夏、商、周三朝统治体系与制度的目的,进入最高的“礼”的境界。表现为以玉作六瑞、六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云:“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候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道德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玉的“道德楷模说”起源于三代(夏、商、周),以礼用玉,以玉节礼,玉组佩与礼、德、温、润相结合。三代玉文化与“君子比德于玉”的伦理准则和社会习俗密不可分,君子有德,玉亦有德,两者可媲美,佩玉于身便是最好的照应,有力地促进了玉佩的发展。商、周时出现了以璜、珩、环及其它佩玉组成的垂直悬挂佩玉体系,玉佩件由单一变为复杂,由少增多,整套玉佩由短变长,分为上、中、下三部分,长者过膝。君子佩玉于身,形影不离,约束举止,走路珩璜相撞,鸣之从容,和之以步,告之君子按古礼行事。并强调一个“温”字。“温”是关于人的品德最广泛的要求,表现为处理事物时把握适度和符合礼的要求,不要超过限度。《诗·秦凤》云:“言含君子,温如其玉。”要求君子像玉那样内里“缜密以粟”,外表则温润而泽。其玉文化沉淀已超越了玉的自然属性,把德和玉结为一体,使玉成为君子的化身,赋予玉以德行化,人格化的内涵,从神权、王权的控制中解脱出来。

强调佩玉的本质不只是外在美,核心是表现君子的品德,自我修养和精神世界。用玉来表现君子温文尔雅,洁身自好,才识渊博,谦恭有礼。以玉修身示德,物质、社会、精神三合一的独特的玉意识,是夏、商、周三代礼玉文化格调统一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内涵。时至当今21世纪,在中国人心目中,玉是温润的,高洁的,有德的潜在意思,就是从夏、商、周君子那里继承下来的玉观念和审美观的玉文化沉淀。几千年来,驱动炎黄子孙全球华人佩玉于身,将历史悠久的中华玉文化,“君子比德于玉”的伦理准则一代复一代的传承下来。

本文为“中国玉文化专题研究”课题成果,得到亚洲珠宝联合会、湖北省宝玉石协会的协助和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中国宝石》、中国地质大学《宝石和宝石学杂志》、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超硬材料工程》、中国矿业报《新财富珠宝周刊》、《全国宝玉石周刊》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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