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电影作品

张艺谋电影作品（通用6篇）

篇1：张艺谋电影作品

张艺谋电影的作品风格及分析

在中国，张艺谋似乎是电影界的一个神话，他从来不拍电视剧，只拍电影；而他的电影、不论是城市题材还是农村题材，不论是现代还是当代，总是令人刮目相看。他认为，有些拍得好的商业电影有一定的艺术性，艺术电影也有一定的商业性。他把自己的影片归结于艺术类影片。不过，他的影片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其所表现的情感，他认为，“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人类共有的情感，不分民族，不分国界，感动你了，你就喜欢了。”

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顶尖人物，他以直觉把握的形式天才地表达社会心理愿望，传送、显现大众心中的密码，这种内在心理密码的传递和内在的约束的强制与类型化的商业电影在深层次正好相通。张艺谋的本领在于他能强烈而不失准确，适时而又超前地拨动中国百姓的心弦，展示中华大众心态。他拍过的影片题材广泛，有农村的、城市的，有历史的、现实的，无论是表现贫民生活还是描写宫廷贵族，他都注重挖掘人物内心的东西。

张艺谋的电影在强烈的色彩、大量的构图背后,严格坚持了生活的真实,叙事和抒情是其电影创作所遵守的主线。

张艺谋作为我国很少有的天才艺术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等，它们可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艺术作品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始终显示了他厚积薄发，对电影艺术的赤诚态度。在他电影作品中始终如一的三个基本主题：对

美的追求，对执著信念的描述，对城乡差别的关注。

张艺谋电影中的红色和趣味美作为他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这是任何一个熟悉他电影的人所共同感受到的。他对完美形式的追求在当代电影艺术中是绝无仅有的。最显著的是对视觉审美效果的追求，可以这样说，他精心经营的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和画面都具有广告一般的美。对视觉审美效果的追求是电影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根本的特征。他对视觉效果的刻意追求，甚至是苦心孤诣的追求，显示了他对电影艺术与众不同的理解。在张艺谋的电影对美的追求中，《我的父亲母亲》、《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最为突出的。电影的画面精致、对称、和谐，具有一种古典的美。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公子做生意从外面回来，在楼上吹笛，最后和四姨太一同离开的场面，这种匠心独运不仅显示了张艺谋对画面的刻意追求，与整个电影以四合院为基调的平整、稳定、压抑的画面既和谐一致，又显示了他内在的浪漫气息。与此相反，《我的父亲母亲》的画面则充满了一种不稳定的动感，显示了青春的活力，同时也显示了生命的一种悲壮与崇高的美。特别是在画面与细节的处理上表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根本特点。红颜色为血和火的颜色，它代表了对幸福和理想的向往。与国庆、生日、婚宴等各种喜庆中出现的红色所代表的稳定和平吉祥的寓意不同，张艺谋电影中的红色大多具有民间文化所特有的跳跃、奔放、热烈、动荡的特点。

张艺谋的电影中很多地方都反复出现“犟”的主题，主人公的执著、倔、犟，对信念的不懈追求，显示了张艺谋电影对善的理解和渴

望。《一个都不能少》主要表达对信念的执著。电影不仅仅表达对教育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表达一个普通人对信念的追求。如果说此电影仅仅是对教育的关注，我们无法在张艺谋其他的电影中得到印证。而对执著的叙述确是他电影反复出现的主题。电影告诉我们的并不仅仅是教育的重要性：破败不堪的校舍，生活无着的学生，毫无着落的教师。张慧科到城里去打工，是众多学生中的一个，他的归来对整个山村的教育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至少在电影里没有讲清张慧科的归来对整个山村教育的影响。但是电影里唯一讲清的就是魏敏芝为“一个都不能少”所付出的努力与代价。当然，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穷山沟里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近乎原始状态的教育状况在观众视觉上造成的强烈冲击淡化了人们对魏敏芝“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的敬意。从这个角度，这是对一个在普通教育岗位上坚持到底的普通教育工作者的歌颂。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表达了对公平的追求。秋菊对“说法”的执著使很多人都感到不可理解，其实，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中就能常常看到秋菊的形象。

对城乡差别的真诚关注则是他对中国现实关注的一个最为令人赞赏的主题。中国是一个城乡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着巨大差异的国度。有些艺术家关注城市，有些艺术家关注农村，而张艺谋却用他的艺术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城乡的巨大差别。《一个都不能少》强烈地表现了城乡差别，因此对农村并不了解的城里学生认为电影太夸张，不真实。任何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感受到它无比强烈的真实性。它使我们关注城乡的巨大差

异，关注农民的命运，思考农村的发展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巨大意义。至于他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和赞美就更是艺术家中所绝无仅有的了。

......总之，对美的追求，对执著信念的描述，对城乡差别的关注是张艺谋电影的大体风格。

篇2：张艺谋电影作品

序:

《张艺谋谈电影创作电影导演》是我院张会军院长对多位中国知名导演的个人访谈文章中的一篇，现在这本访谈录尚未出版，但为了支持我校校刊的建设，使全院师生尤其是刚入校的新同学更多更好地了解电影学院了解电影，张院长特别向本刊提供了以下这篇访谈。

该文章不同于以往媒体或个人对张艺谋的访谈，在张院长的这篇访谈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国际上声名显赫的大导演，而是一位和我们有着同样求学经历的对我们谆谆教诲的师兄，他通过对所有拍摄或导演过的影片的客观全方位的阐述告诉我们他对电影的认识和热爱，这种访谈不是娱乐杂志的八卦新闻，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电影人之间的对话！

在此特别鸣谢张会军院长对我们校刊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同学可以从中学习到做一个电影人的真谛。

电影：

我怎么看待电影？我觉得，电影就是一个梦。电影的形式就是一个梦。我们把自己的梦传达给别人，让别人跟我们一起造梦。梦的解释很广泛，我们是在梦里寄托自己的一种感觉。

作为电影导演，当你的影片拍摄到了一定的程度，影片中的电影技巧，你对电影的了解，以至于你在影片中如何去讲一个故事，都不重要了。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电影拍到了最后，就如俗话所讲的那样：文如其人。个人的情感、感觉都表现在电影当中。我不能总结我自己的影片拍摄，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比较倾向平民化。我一直保持着普通人的平和的心态。我觉得，一个人生长的环境，成长的经历，会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对一个人留下深深烙印，不能磨灭。电影中会反映和表现出来。

我们常说，拍电影的过程是导演的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坚持自我的过程。我们将来工作谁都会面对这样的现实。

我拍电影，首先希望能从一个通俗的角度讲一个故事。让观众喜欢看，让观众理解，能看懂。但我还是希望这故事能有思想，能有想象力和内涵。我最欣赏的是两者能很好地结合，这样的作品最好。因为，我现在是对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来回答问题，不是对社会上的一般观众，也不是对一般的读者。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将来出了校门、走向社会去拍你们的作品时，你们可以谁都不管，什么都可以不信，都没有关系，你们可以把什么都推翻。但是，你们要对得起心底里，那些你们爱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经历：

对小时候的事情我记忆犹新，那时，我妈给我买一毛钱一小袋的花生米，我就会把花生米放在口袋里，用手慢慢把它的皮弄掉，在手里摸半天才把它放在嘴里，然后，用嘴把花生米咬成两半，一点一点的吃。往往是一袋花生米能吃上好几天，仔细地回味，延长那种享受的时间。小时候就是这样，这是一些很小的印象。由于我经历了到农村的插队，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环境的原因使我一直很自卑，也不觉得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背景，我从思想上没有这种感觉。当我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我从来不抱怨，我总觉得是应该的。

我学习照相是在一九七四年开始的，完全是自学的。因为，那时在工厂很无聊，工作以外，没有什么其它事可以做。那时候很年轻，总觉得不能荒废青春年华，但是，又不知该做点什么。后来，逐渐喜欢照相，就开始学照相。

这种学习，完全出于一种渴望，一种没有目的的渴望。只是觉得年轻，不能浪费光阴，不能就这么混下去。那时，我有这种感觉。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在学习暗房技巧的时候，我记得是一本非常厚的暗房技巧书，我差不多把半本书都抄下来。因为借人家的书要还给人家。我那时全是自己学习，我记得那时候我比较擅长拍结婚照，我们工厂职工只要有人结婚都来找我。

我从小在机会很少的时候，绝对不敢想太多。为什么想上大学？并努力争取，是因为那个年代这个机会已经全面铺开，给每一个年轻人一个上大学的机会。我也曾想过考体育学院，因为我爱好体育。我会画画，一度也曾想考美术学院,但我觉得我不行，因为我没有什么专项。而且，当年我已经二十六、七岁了，有很大的困难。考美术学院要画素描，我觉得我的水平考不上，我没有正经地画过几张素描，我只会在工厂写写标语，办办展览，写毛主席语录，出一些黑板报，做一些宣传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不行。后来，是别人给我出主意，我才下决心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摄影系。因为我爱照相，而当时，纯粹是为了找出路。

在影片《活着》中，葛优饰演的福贵，一生为人谨谨慎慎，谁也不敢得罪，总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但是，命运的折磨，总是使他遇上问题。他想的是鸡变羊，羊变牛，以后的日子就会好起来。他从心底对未来有一种憧憬。这完全是一种小人物的正常心态。在社会大的时代变迁中，在社会大的政治动荡中，他无能为力，无以应对，苦难屡屡降临在他头上，但是，他坚强地活下去，就是想活得更好。

我觉得，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在所有的家庭的潜意识中，就是“活着”两个字。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都有这样的精神经历，就是活着，没有任何想法，连想法的影子都没有，它不存在你的脑海之中。因为，你不知道明天的生活会是怎么样，你完全不知道，而且，那时大家的思想非常的单纯，单纯得像小孩一样。听领导的，听中央的，听毛主席说的话，说什么都照做，不作他想。自己没有想法，思想上是空白一片。因为，那时毛主席说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

影片《活着》一直没上映，我想短期内也不会上映。中宣部有规定，我们国家历次政治运动的题材不能拍。不是说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拍，而是不能拍。作为一个导演，如果你的作品，中国人长期看不到，我相信是很失落的，我不能接受这情况。我还是一句话，我拍电影是给中国人拍。你的工作影响了大家，让大家为它多说两句话，让大家为它多骂一句人，这就是你作为导演的价值，其实你还能做什么呢？

当年西安厂拍《老井》，导演吴天明让我演，我也觉得很新鲜。我自己说服了自己，好，我答应了，我怎么做呢？我不会表演，我不像会表演的人，马上可琢磨角色该怎样演，或是排小品，我都不会，我只能下笨功夫呀，我唯一能做的准备，就是跟农民住在一起，把自己弄得象农民。那时我不知会不会拍到手的特写，你看《老井》，其实拍手的特写很少，但是我搓了三个月的手，只要一开会，一闲下来，就往地上一坐，抓一把土，抓一把砂子搓我的手，让十个指甲的边全部藏黑，并且把手搓得特别粗糙，结果也没用上，我背石板背了将近3个月，一开始背五十斤，后来背三百五十斤，走十几里山路，我就是觉得要对得起吴天明，把这件事做好。

影片《一个和八个》

在当年，我们要拍摄《一个和八个》，老师和同学听说我们要拍这个剧本时都很惊讶，都认为我们应该拍反映年轻人生活的影片，拍当代题材的影片才对，怎么能茫然地去拍反映历史的东西？拍抗日战争？那个年代你们还没有出生，你们不了解那时的情况。其实，《一个和八个》这剧本不是我们选择的。当时，我们很清楚，当时的年代和我们的处境是不能自己挑选剧本的。如果我们真是自己找剧本的话，领导也不一定会相信我们。那样的结果一定是翻来覆去地修改剧本，这样做没有什么意思。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都在私底下打听，领导现在最喜欢哪个剧本，哪个剧本可以通过，我们就拍哪一个。这样上手最快，很容易就能得到领导的肯定。后来，我们打听到有《一个和八个》这剧本，领导很喜欢，而且，没有人拍。我们就说好，我们就拍这个。过去和今天是一样，对年轻人来说，机会很重要，先不要选择，先要有机会去表现。用现在我们的话来说，先把这个位置坐上，你先当了导演再说。我认为，影片《一个和八个》是很愤世嫉俗的，是挑战传统的，是激烈表现自我意识的作品。今天反省起来，《一个和八个》的摄影构图，那些不完整的构图，与其说是从艺术的角度去构想，莫不如说它是反应我们几个人当时的心态。大学分配时，我们四个人（张军钊、张艺谋、萧风、何群）都不想去广西，后来没有办法，我们都去了。到了广西，我们觉得自己是同学中分配最差的，所以当有机会拍电影时，我们特别想表现一种很愤懑的情绪。

影片《黄土地》

影片《黄土地》的原名是《古塬天声》，并以这个为名开拍的。在陕北，寸草不生的黄土，就是塬。陕北土地之厚的状态，给你很强烈的感受。因为三年的插队知青生活的锻炼，使我跟土地的关系拉得很近，不再是概念。由于我们对黄土地的感受特别强烈，所以我当时就跟导演陈凯歌说，我特别希望能把土地的那种颜色拍出来，以表达我们那种很强烈的情感因素。

在影片《黄土地》中，在摄影创作的过程中，我对天空的处理，对地平线的处理，对黄土的表达，对土地的描述，我觉得有一定的思想内涵。这是我们每一个去陕北的人都会有的体会。也是我第一次在影片的摄影构图中，所要传达的主观的感受。今天重看影片《黄土地》，我觉得还是有这种感觉在里头。我不是说《黄土地》这部电影多么了不起，今天再看，可能看到很多幼稚的地方，但是影片中那种人和土地的关系，对土地所阐述的情感，是今天拍不出来的。

分配：

第一次来南宁，是一九八二年的九月，我、张军钊、何群、萧风，我们四个人坐火车南下，三天两夜坐到了南宁。大学分配分到这儿来，其实我们是不想来的。因为，广西是我们八二届毕业分配最远的一个地方。我们印象中的广西是少数民族地区，很偏远的一个省份，所以谁也不想来。广西厂原先给学校的是十一个名额，其它人都不去，因为，根本没有人去。只有我们四个人去了。那个时代，我们对分配的趋向还是不能违背的。我找老师谈，谈不愿意来广西。但是，看起来没有作用。后来我查地图，我以为广西厂在桂林，因为，广西我只知道桂林，但别人说在南宁，然后，我看中国地图，南宁在最南面，最底下，在地图上特别的小。然后，何群告诉我，你看看，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越南了。

影片《我的父亲母亲》

我也算是游子，经常在外不回家，父亲的去世给了我一种感受。有些东西搁在心底里，需要触发。我看了鲍十的小说，触发了我这种感受，调动了我自己对亲情的很多眷念之情，我特别想拍这样的电影，即使是自己的一种感受，我也希望和时代有一定的碰撞，也就是说，能唤起大家的某种共鸣。想一想在世纪末，我们人类，我们自己最宝贵的是什么？我们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觉得缺少了什么，为什么我在九八、九九年后我拍摄这两部电影，我自己没有总结过，也没有理论发表过。但实话实说，很大程度在于，什么东西可以拍，什么东西不能拍，是现在的大气候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你可以表现得较为充足一点，可以保持原则的百分之七八十，如果你要拍一个批判和反思为主题的电影，可能经过多次的磨难之后，你的创作初衷只剩下百分之十，你就不到家啦。当然我还是喜欢深刻的和批判的，如果我选择，我还是将以深刻和批判为主。

影片《我的父亲母亲》，我们为什么彩色部分拍得非常美丽？具有一定的抽象感和唯美感？彩色部分不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视觉印象。是儿子脑海中的一种印象。每一个儿子想起母亲十八岁的时候，一定觉得她是世界上最漂亮、最清秀的。回忆部份的美丽是一种非常个性的，很独特的感觉。所以，我经常说，回忆部份为什么不强调故事性，而强调那些细节、情绪、画面和音乐，我觉得这都是一种主观的点点滴滴的东西。所以，与其说我们是拍一个写实电影，不如说是拍一个印象的电影，这么取舍，这么去处理这个题材本身，我觉得，这一点是跟传统的中国电影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问题是不在于影片的黑白与彩色的处理。中国电影长期以来，还是比较注重讲故事的。

导演：

电影导演是我喜欢的工作。从第一部影片开始我就喜欢电影导演的工作。尝过以后就更喜欢了。很多东西都是你尝过后才开始热爱。当初，你选择它是为了生存，是你的利益的需要，不是理想。我的性格从来都是实事求是的，我是很实际的一个人。我从来没有建立过宏伟的蓝图。上电影学院，学习摄影，改当导演，拍第一部电影都特别实际，没有伟大感，没有崇高感受和献身精神。我首先考虑的是生存。做摄影师我也是一个很称职的摄影师。改当导演是出于实际考虑，我觉得自己年龄太大，同班同学有的比我小将近十岁，我在年龄上没有什么优势了。所以，我一看导演系的陈凯歌、田壮壮年龄和我差不多，大家在同一个起点，我应该往导演上发展，这完全出于实际考虑，不是我对导演有更多的爱好，不是。

影片的题材选择对导演来说也十分重要。我们生活的环境不是城市就是农村，都是我们生活的真实环境，各占百分之五十。所以我想，无论拍农村或城市，都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的故事，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感动了我，我就去拍它。如果我一味地拍城市题材的电影，只是为了证明我会拍城市题材的电影。我拍城市，若是拍不好，大家在这里不欣赏，看电影看一半就走，我觉得也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们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有特别多的规矩，特别多的禁区，我们不能触犯，触犯了我们将不得好死。好象我这两天在看的一本小说——《羊的门》，这小说是写中国现在官场上的事情，写的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的故事，写官场之间的事，有点象现代《官场现形记》。我觉得很生动，人物也很生动，故事也很生动。但我知道，我拍不了，这个题材有很大的限制，所以也就算了。我们首先是要能生存，首先要符合国情，这是一个国家的现状，不是你抱怨就能解决的。

影片《红高粱》

影片《红高粱》是表现大胆，表露敢爱、敢恨这样一种热烈的生命态度。至今，我仍然很欣赏这样的态度。后来，我拍了影片《菊豆》，我把《菊豆》看作是《红高粱》的姊妹篇。《红高粱》表达了热烈张扬，表达了无法无天的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在中国人当中非常少有，而且，这种性格往往是我们理想的人格状态。我们拍《菊豆》的时候，描写了人类的那种有贼心，没贼胆，走一步，看三步，满脑门子的规矩，不敢突破自己，折磨自己，表达的是一种性格悲剧。这个作品是在说：我们不超脱，就会走向我们反面。《红高粱》是我们的一种风格。我相信，极少的中国人可以有影片《红高粱》中表现的那样的性格，那么狂放不羁，无法无天，不可能。所以那是我们的理想，现实中是寸步难行的。

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

八九年，中国发生了那场很大的“政治**”后，你再重新审视我们的国家，你想很多的关于中国传统，关于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问题，中国人的悲剧，一种很无形的东西，你会想很多。会使你在这方面的嗅觉很敏感，联想很丰富。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再重看苏童的《妻妾成群》这个作品，我很自然地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把小说中所写的庭院挪置于北方的深宅大院中，表现那种高墙大瓦，一成不变，坚固的东西对人造成的压力和桎梏。点灯、封灯、吹灯、灭灯，我们加了很多的仪式。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东西，就像仪式一样每天在重复。包括我们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有时你会觉得象仪式一样。在一个深宅大院中，在一种不可逾越的仪式当中，人在当中很渺小。这个大院没有生气，永远不变的是每天的仪式。台湾导演侯孝贤是这个电影的监制，侯孝贤到外景地仔细地问了影片的拍摄和影片中所要表现的生活气氛。侯孝贤跟我谈当时的生活，说这一家人应该怎样生活，出门这样、那样，他所描述的很多生活细节，在我的电影中却一点都没看到。侯孝贤跟我说：“艺谋，只有你才会这么拍。要我拍，我一定把当时的生活拍出来。”侯孝贤特别喜欢拍生活的题材，我为什么这么拍？我用减法。在影片中，一个太太只带一个丫环，走在天井中，孤伶伶的，这是不真实，但这些形式感构成了一种象征性。可以说，这种象征是隐含了我自己在那个年代的一种忧患意识。当时，审查时给我的电影下了一个结论“沉渣泛起”。

获奖：

我的影片得奖，对我而言，是锦上添花。青年导演的影片得奖，是雪中送炭，意义是不一样的。八八年我在柏林电影节，算是一匹黑马吧。因为没有任何人认识我，我是第一次拍电影参加电影节。我得到大家的认可，第一次得到外国人的认可，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得到比较大的国际奖，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觉得，一些非常大的大导演，例如：黑泽明、库布里克，已经达到了大师级了。大师的电影作品对整个电影界，甚至整个世界，都能产生广泛的影响。不是任何人封你做大师，你就是大师。我是达不到这个程度，我到不了这个程度。我们首先不具备大师的能力，其次我们也不一定碰上大师的时代，我觉得这都很重要。第一，本人要有这样的能力，确实是大师的水准；第二，还要碰上一个时代。这我都不去想，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想这个太累了。反正我知道我不是大师，我只是一个导演，好好地拍电影。

影片《秋菊打官司》

影片《秋菊打官司》，我当时选这个题材后，特别是决定让巩俐演这个人物时，全体的工作人员都坚决反对，都说巩俐演不了这个戏。但我对她比较了解，我相信她的塑造能力，所以，我坚持让她演。我把影片中的秋菊的人物改成“大肚子”。原先小说中的角色不是孕妇。我为什么要改？我就是要发挥巩俐的模仿能力。一个原因，是她学习“大肚子”孕妇的状态学得像；另一原因，是她学陕西话学得像。都是因为你对演员了解了，你才能发挥她的模仿能力这长处。但是，很多人认为，我坚持让巩俐演是出于个人关系。当时他们很多的人认为这个戏要砸，这下完蛋了，张艺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因为私人的关系，让巩俐去演一个她根本不能胜任的角色。当时许多人，跟我合作的所有人几乎都不看好。但恰巧的是《秋菊打官司》是至今为止巩俐演得最好的角色。

影片《代号美洲豹》

影片《代号美洲豹》不成功，因为那不是我想拍的东西，是我为朋友而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自此以后我尽量避免拍自己不想拍的东西。

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不成功，因为，我自己的创作心态不好，我觉得我没有感觉。

影片《一个都不能少》

拍影片《一个都不能少》，自己就象一个托儿所的阿姨，整天唠唠叨叨老得说。你跟小孩工作，根本不能烦。这几年，我经常在农村拍电影，在农村和贫困山区的孩子，刚刚开始学文化的时候，一笔一划地学写字，学念书，我认为这情景让我比较感动。这么多年来，我老是跟我们摄制组的人讲，我迟早要拍一部农村小学校的电影，至于写什么故事，我不知道。我总是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好象是一种未了的心愿。

《一个都不能少》这个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只有用电影才可以表现。从中国人的习惯来看，一个有关小孩子很可爱的故事，如果有一个不圆满的结局，一般观众可能承受不了。在中国拍电影，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政治原因，外国人选择从政治角度看中国电影，这是文化的偏差。

我把电影从法国戛纳电影节撤回这事很正常，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也是用一种比较公开的方法表达我自己的观点，电影允许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我一个人站在电影大厅，所有人给我鼓掌，我真是觉得掌声是属于电影的，是电影有一份心让他们感动。电影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电影最难得的就是你那份心动的感觉。过几十年，或者过几百年，或者你不用过一百年，过两年，围绕这个电影的所有是是非非，都很无聊，都是过时的。这部电影是不是让你心动，你再回头看它，情感的东西特别重要。我觉得电影其实就是抓情感，抓人性，其它都不重要。创作：

一千多人看一部电影所产生的磁场效应，让你感受到一种萌动。如果你的电影在放映的过程中，有几次爆棚的笑声，你就觉得非常非常好，你在观众当中会觉得很满足。但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灯亮了之后，观众起来，你听观众的掌声，你看观众每一张脸，我觉得这是导演最满意的时候。

怎么样才能拍一个好电影？一个人一个习惯。我有我的习惯，我觉得找一个原创小说，找一个人来谈谈，像鲍十的小说，还有像施祥生的《一个都不能少》。那种小说，他们给我的只是一个启动的点，从这个点开始走，有时对原来小说的改动是百分之九十，但都是我们共同来讨论的，原作者参加的。因为，现在我也清楚，中国文学的现状，不像十年前，你很难看到一个小说那么完整和那么具震憾力。现在文学不景气，所以，我们要把标准放低，你不可能看到像《红高粱》、《妻妾成群》那样在思想和意义上都完整的小说，我们只改动百分之四十。在谈剧本的过程当中，我说话的时间占百分之七、八十。为什么我自己不写剧本？很多人都这样问我，我觉得人是有自知之明的，我有自知之明，我属于借题发挥的类型，我不擅于白手起家，也不擅长想象。所以，有时候我看作家，我还是挺敬佩他们的。他们在屋里，面对一张白纸或一台计算机，就能把故事弄出来，要我，我觉得是很难的。如果你让我面对一张白纸，我很容易使主题先行、立意先行、人物先行、概念先行。这样你就缺少了灵魂的东西。所以，我宁愿这样反复地操作、讨论剧本。经常是一年花不少钱，结果没得到一个剧本，倒是跟很多作家成为了朋友，但我还是宁可用这种方式继续工作和准备剧本。

歌剧《图兰朵》

导演创作歌剧《图兰朵》，很坦率地说，我的工作是包装。歌剧地导演就是包装。我非常清楚这一点，我是为这服务，用我的能力尽可能地包装。不能说我不懂歌剧，我不是完全不管它唱什么，那不行，那你怎么做导演？我还要和演员排戏。实际上，我的导演工作是跟着剧情，跟着故事，跟着它演唱歌词的内容，来进行场面调度，来进行戏剧渲染。当时，我们就定了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跟着剧情争取十分钟有一个变化，让它不沉闷；第二个原则是每一个变化，都要突出中国古典艺术中的诗意，一种意境，使它显得不俗，我觉得还是基本做到了。《图兰朵》第一幕刽子手要出场，要磨刀，我们看过三个版本，都是彪形大汉，拿出不同形式的刀来磨，接着就是把那个人拉上来杀了。像这样的情节，我觉得太实，对死的描写太实，不够雅，我不管他唱磨刀不磨刀，我就不磨了，我们改成中国十八般兵器的兵器谱，然后出来一个小个子，就在那十八般兵器里选兵器，我们把整个磨刀的过程改为展示中国十八般兵器的过程，合唱队反复地合唱，那些女孩子们都穿著长袍，像鬼魂在舞蹈，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一段剑舞，我觉得很好，很美，也把歌剧的情节传达出来，反正指挥梅塔特别喜欢这一段。有人说张艺谋这歌剧没什么层次，它就是一个博览会，我觉得博览会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中国人站在洋人的立场上评价。这种评价在电影中也能常常看到，我觉得很有意思。中国人的批语是常常站在对面替人家说话。

我的观念就是，如果有机会做其它事情，当然好，可以延展你的空间，可以开拓你的事业，可以积累你的经验，而且，对电影起了潜移默化的帮助。这些东西都是共通的，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有人愿意做一种工作，除了这工作外，其它都不做，我则希望如果有机会，我就做。

创作：

电影是沟通人类的一道桥梁。好的电影应该是让所有人都感觉到。拍电影的目的是什么？拍电影的目的是给别人看，不是满足自己，你要满足自己的话，你就不用拍电影，因为，电影太费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人，工作了半天，只是为满足你一个人，那大可不必，那就写小说好了，或是画一张画算了，或是自己在家做一些私人的事情罢了。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当导演，拍电影，他的目的都是想把作品拿出去，给别人看，希望得到交流和共鸣。

篇3：张艺谋电影作品

一、电影色彩的表达

运用色彩的过程是自我感受的过程，是自我审美个性的宣泄。电影都比较注重画面的视觉的冲击力，色彩作为画面的核心内容，在整个影视艺术发展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现代电影导演更注重影片视觉造型语言传递信息的作用与功能。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在电影发展和求变中向我们展示了电影艺术的张力。张艺谋是第五代导演中的佼佼者，他用自我的艺术感性和艺术追求，创作了一批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影作品，他以极具中国味道的视觉风格在国际影坛获奖无数。

色彩不仅包括使用色彩的各种技术使用手段，而且包括更广阔和更深入复杂的问题，要求理解各种色彩的象征意义，各种色彩引起的情感反应，全面认识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文化中色彩使用方面的各种微妙问题。从张艺谋所有拍摄、导演的电影作品看，构图新颖、画面华美、色彩绚丽，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和表现意识，色彩效果极度夸张、冲突强烈、极致风格影像。如电影《红高粱》用红黄两色铺满整个画面，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红色显得那样的激烈、张扬，而黄色代表朴实和力量，还有那肆意飞扬的高粱地。如颠轿、野合、酿酒等是一种原始生命力和欲望张狂的表现，体现了尼采的酒神精神，唱出了一支痛快淋漓的生命赞歌。剧中那场颠轿的戏，“我奶奶”坐在轿子里，被几个大汉用颠轿的方式折腾了一番，在这场戏中，导演向我们展示了他那仪式感极强的影像风格，红色的轿子，在烟尘飞舞和宽厚的黄土地的映衬下犹如一团猛烈跳动的火焰，表现出一种无比奔放的力量，血性的生命力，电影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势不可当。电影《菊豆》中的彩色染布，被赋予了浓重的感情色彩，客观的物象充溢着张艺谋主观化的意绪，当菊豆和天表两人情感爆发时，他利用红色的染布为我们呈现出一种无比宣泄的视觉体验，高高挂起的鲜红色的染布飞速泄入染池，成为两人激情化的隐喻。

二、电影叙事色彩结构

爱森斯坦说：“除非我们能够感觉出贯穿整个影片色彩运动的‘线索’，否则我们就很难对电影中的色彩有所作为。”[1]这个色彩运动的“线索”，实质指的就是色彩结构，电影色彩不仅仅是电影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它能传达作者的创作结构，不管是直观的表达，如场景空间、服装造型、道具布局，还是隐喻，烘托故事情节，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阿恩海姆说：“人们在传统上把形状比作富有气魄的男性，把色彩比作富有诱惑力的女性，实在是并不奇怪的。形状和色彩的结合对于创造绘画是必需的，正如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对于繁殖人类是必需的一样。”[2]就像张艺谋的电影，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让人带着一种深沉的关怀想去了解那一个个个性鲜明，内心饱满的形像。如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部色彩鲜明，发挥到极致的电影，红灯笼成了唯一明亮的色彩，但又是权利和腐朽的象征。电影《菊豆》里面与染坊色彩丰富绚丽的场景相呼应的是影片整体色调的阴冷压抑，人物内心的欲望和环境的压抑，在银幕上通过色彩鲜明地呈现出来。

三、电影色彩的客观写实性和主观写意性

张艺谋的电影在强烈的色彩、构图背后，严格坚持了生活的真实，客观写实性色彩仅仅只是客观记录而已，而是创作者以极其冷峻的目光来审视客观现实，以极为写实的构图色彩，来揭示生活，它应该比生活还要真实。电影《秋菊打官司》就表现得朴实无华，使其更接近剧本创作，说明了导演对色彩的把握相当细腻。通过极为客观的写实色彩影像，客观真实地再现了秋菊所生活的地方，运用不同色彩呈现出“乡”、“县”、“市”富有戏剧性的变化。

主观写意电影色彩中一种至高境界，写意的主旨在于主体心灵情感世界的表现而非对客观对象的再现。在电影《英雄》中，色彩成为了语言。影片中有三次叙事，不同的叙事配以了不同的颜色，红色代表谎言，蓝色代表猜忌，白色代表现实，不同的色彩把我们带入了不同的氛围之中。色彩和景物完美结合，高超的艺术风格表现了东方的婉约和含蓄。同时这红、白、蓝的色彩也衬托出人物不同的情绪及其性格特征。

把握好影片中的色彩设计、应用，及其各方面的渲染功用，就能表现出极致的视觉影像，达到独特的艺术风格。阿恩海姆曾惊叹道：“色彩表现作用太直接、自发性太强以致于不可能把它们归结为认识的产物。”[3]作为电影要素之一的色彩，它本身不具有民族性，但是一经融入导演的主体意识色彩，就成为有思想、有感情，甚至带着某种民族共同的心理符号了。张艺谋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色彩作用。在《红高粱》里红色在影片中形成了铺天盖地之势，尤其是影片的结尾，“我奶奶”给烧酒坊的兄弟们送饭，倒在了日军的枪下，而烧酒坊的兄弟们和日军同归于尽，整个故事情节染成了血红色，张艺谋用这种大胆的方式，以红色为基调，利用色彩本身对人视觉作用和色彩象征意义，阐述出一种强烈的生命力和民族气节。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就像是一篇抒情散文，张艺谋以黑白和彩色营造起“现在”和“过去”两个电影时空。“现在”是灰暗、悲痛，“过去”是明亮、美好。影片拍摄的景色优美、色彩鲜艳，灿烂色彩的组合和自然景观的展现，整体色调鲜艳明快。

色彩成就极致的影像风格，体现着艺术家的色彩气质和视觉修养，饱含着独特的个人风格，承载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可以说张艺谋就是这样一位运用色彩的高手，我们在他的电影世界里观赏到了不同寻常的视觉盛宴。

摘要：色彩成就极致的影像风格, 体现着艺术家的色彩气质和视觉修养, 饱含着独特的个人风格, 承载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可以说张艺谋就是这样一位运用色彩的高手, 我们在他的电影世界里观赏到了不同寻常的视觉盛宴。

关键词：张艺谋电影,电影,色彩

参考文献

[1][苏]爱森斯坦著.爱森斯坦论文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2:440.

[2]鲁道夫.阿恩海姆著.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459.

篇4：张艺谋电影的“欲望”表达

[关键词]张艺谋电影“欲望”内心表达

“欲望”指示一种“缺乏”，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Eros”就是指“缺乏”，表现一种情感渴求，是人对自身内在缺乏在外在中寻求满足的表现。柏拉图认为，欲望是一种主体的缺乏，需要获得客体的充填：黑格尔认为“欲望即欠缺，它只能被他人的欲望所满足”。弗洛伊德说到达芬奇时甚至更加的绝对：“我们必须满足于强调一个事实——我们很难再怀疑这个事实——即一个艺术家创造的东西同时也是他的性欲望的一种宣泄。”他将对欲望的考察大量运用于其现代心理学理论，并且广泛运用于文学研究和艺术分析领域。产生经久不息的影响。拉康则极力强调欲望“其对象不是实在物而是一种幻想的关系”，是对无法达到的爱的无意义的追求。

无可否认，每个人都常因得不到满足而产生更多的欲望，以此循环，而艺术往往能很好的抚平了这些痛苦，因此有人说艺术是欲望得不到满足的释放，艺术家通过作品完成了对此的转移。得不到满足的愿望可以在创作中天马行空的实现，这是作者最大快感的实现和欲望的满足，所以尽管矛盾悲痛却依然幸福，因此艺术创作可以看做个体生命欲望的真实表达。

对于导演张艺谋，他的电影正是他对生命力理解的表现。电影艺术给导演自由的施展才华的空间。对无奈、失败的人生在电影中的探索表明了导演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对人性困境的普遍关注，因而在描述痛苦绝望的情感时能引起观众的共鸣。残酷而沉重的现实让当事者处于没有感情的悲哀之中，所以对在对现实固执而真诚的描述中又叙述温暖的故事，总能打动很多人。

张艺谋电影大多都是表达生命被压抑的状态，在他的电影语言里，往往能让观众感到异常痛快。张艺谋第一次读到《红高粱》就有这样的感受：“有时候人喜欢一个东西就是凭本能。我可以告诉你们最早我怎么喜欢上莫言这部小说的。我觉得莫言笔下的这些人活得有声有色，活得简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抢女人就抢女人，想到高粱地里睡觉就睡了，我喜欢他书中表现的那种生命的骚动不安、热烈、狂放、自由放纵。我以前不是拍了几部深沉的电影吗?这一次咱们能不能也踢达踢达?”张艺谋说的这种感觉，就是被压抑的欲望最后爆炸性的释放，生命中得不到的东西被我们深深的渴望着，这种欲望强烈而痛苦，走到极致甚至是最美的，它是人性最深处亳不修饰的渴求。对这种渴求的关注和描述，往往可以产生非同一般的艺术。对于电影艺术这种根植于构想和形式的有机组合的表达方式，当形式被导演充分利用。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情感关键点时，与观众情感的强烈互动便轰轰烈烈的产生了。描述人性欲望的形态。是跨越语言和民族的，因为来自现实和来自内心的压力与对自由情感的向往的差距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无法超越的人性界限，这种越艰难越韧性并且越坚持的精神被张艺谋导演紧紧抓着。并表达出来。被思索、矛盾、困惑、强烈的渴求和道德感的约束一层层包裹着的人。正是张艺谋电影所表现的对象。

张艺谋对欲望得不到满足状态的把握十分有力。如代表作《红高粱》中色彩、音乐的运用和人物性格所表现出来的热烈奔放沸腾着的生命力，透着原始和粗犷的颗粒，是人潜意识中的原始意志。张艺谋自己说：“小说里的刺激性场面或‘魔幻’手法都是次要的，它最打动我的是爷爷奶奶的爱情传奇，是充满活力的人，是那种豪放舒展的活法。高粱与人结合位一体，这里没有扭曲的心态，没有女人重负或男人的萎缩，有的是热血沸腾的活力。中国人应该活得舒展些。”(P33-34)正是这种舒展让现实中脆弱的人们在看了电影后得到一次痛快的审美释放。痛苦、压抑，甚至处于极端的困顿以及在困顿中孕含着强烈的欲望，在夹缝中生存，满含压抑。张艺谋关注的正是这种生存状态，并为之探寻出路，所以他的电影能够带来令人振奋的情感共鸣。豪迈的色彩和表达方式，简直就是告诉活在规矩中的人们，你们的内心可以有另一种活法，火红的大块的自由状态。影片中近似于纯粹的性欲冲动。明确、直接并且大胆，直指人们内心深处最真实情感体验。

女人的命运在中国社会呈现的状态也是张艺谋导演的关注点之一。在中国传统中，女人的欲望是最不受关注的，在现实面前她们大多屈服于命运。但在张艺谋电影中的女人却异常的反叛，她们带着导演心中所理解的中国女人的特质出现。巩俐所扮演的“九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红高粱的世界里，她最终也可以像男人们一样，释放自己的心灵，这种决不屈服的精神在电影里比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篇5：张艺谋电影影评

人能够知觉物体的最基本的视觉因素是――色彩。色彩对人的视觉可以产生最直接的刺激，能使人的情绪产生变化，间接地影响人的情绪和心理改变，见影响人的判断。因此，张艺谋电影中大面积，不同的色调，明度，饱和度强的色彩可以塑造为具有独创性能力的媒介体。

在张艺谋所拍的电影中，他的画面冲击力都很强。在画面效果上可看出，张艺谋在摄影和镜语以及色彩上的感悟力。其实纵观他影片就不难发现他对色彩的使用。尤其是红色尤为出众。如《菊豆》中的红染布《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灯笼《秋菊打官司》中的红辣椒以及本片中的红色的枫叶林等等这可能与他的故乡有关。他出生于陕西，我们知道陕西的土质黄中透着红，明间也喜欢用着红色，红色代表着喜庆，因此我们常常在办事情中也使用红色，这种风俗习惯无形中影响了该片的导演，便使他的影片中时常出现红色等等

他所有的电影都给人一种流光溢彩的感觉，会使观众不觉沉浸在浪漫唯美的画面中去，心醉神迷，不能在己。同时他也被电影界称为色彩大师，这个称号非他莫属。在《英雄》中完全可以看的出。

色彩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当然是属于典型的形式范畴。在《英雄》这部电影中，它收集了他最青睐也最擅长的所有颜色，并把它们发挥到了极致。片中白色的沙漠，蓝色的书房，红色的枫叶林绿色的山水，犹如国画一般，渲染到了观众的心底。该片与他的影片有所不同，在这部影片中的对白被减少到了极致，人物也被淡化为符号，只有那幻妙的唯美的`色彩飞舞在我们的眼前。显示出了一幅充满诗意的境界和具有艺术张力的画面。片中成功地应用黑白等颜色。苍凉，凄美的厚重的色彩就会让你读懂片中的主题。斯皮尔柏格盛赞《英雄》是一部开创了用色彩来讲故事的经典力作。同时这也给予张艺谋极度的评价。

张艺谋在介绍《红高粱》的色彩时说：“画面营造强烈，充分发挥色感，主角穿红衣，最后画面全是红色，红色成了电影的主调传达了一种强烈的感觉??《红高粱》是想表达热烈的情感，而故事是简单的。通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在高粱地发生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简单的思想表达出一种对生活热烈的态度，舒展生命的活力，是一种人生的态度，用红色就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故电影大量用红色，保持其中的冲击力。”基于对红色的文化和美学的理解，张艺谋非同一般地突出红色的感染效果，使得他有关“颂赞生命”的主题得到表达。勿须伪言，张艺谋在处理画面效果上的确是位天才，《红高粱》中火红热烈的高粱舞和喜庆奔放的颠骄都当之无愧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镜头。

张艺谋是值得尊敬的强者，当我们静下心来欣赏他的作品时，你就会被这位不善言辞的导演所具有的张艺谋电影影评魅力所感染。那就是他最擅长对色彩的运用。他的执卓，他的悲壮从他的作品中喷涌而出倾写到我们心中拨动着我们内心与之呼应的那根颤抖的琴弦??

篇6：张艺谋电影《活着》观后感

“活着”，一看这电影名字我们也许会猜想，这影片究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毕竟影名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那就是生命。究竟是活着，还是死去。

《活着》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福贵的悲惨命运。影片背景是从内战到解放战争再到大跃进最后到文革，在这几个叫转的时期，福贵经历了命运加之在他身上的磨难和对他残忍的捉弄。尽管他的人生经历了如此多的波折，最悲的就是他那两次白发人送黑发人。可是这些磨难都没有把他击垮，他依然坚强的活着。其实福贵的命运也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兵荒马乱还是政局动荡，老百姓无论是顽强斗争还是苟且偷生，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能好好的活着。是的，就算再卑微的活着，只要活着，那就比什么都好。富贵的一生虽然悲惨，我们看到这样的结局也定会表示震撼，表示惋惜。但是影片的结尾福贵依然是笑着的，因为他知道，只有活着才能看到生活的希望。只要自己还活着，就能有机会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琢磨“活着”这两个字，其实不管怎么活着，只要活着，就是一种幸福;只要活着，对家人、对朋友就是一种安慰、一种支撑。电影中，有好多个情节都让我深深地感觉到只要活着，能见到自己的家人、朋友，就是已经很幸福了。

第一次觉得活着好是在福贵被国民党捉丁后，在一次战役上战友们都死光了，吃的穿的什么都没有了，福贵只想快点回家，看看自己的母亲、老婆和孩子。他把手高高地举起的时候，心里不禁替他祈祷，只要能活着就好，不管怎么活着，都要回家看看。

第二次心里被活着感动是在龙二被枪毙的时候，听到那响彻街巷的五声枪响，福贵吓得尿了裤子。要知道当初如果他不是把家产都输给了龙二，那么那五枪就是福贵的了。虽然福贵那时候活得很艰苦，但是能活着见到老婆和孩子对他来说就已经很好了。

第三次是在有庆被区长的车撞倒的墙压死了。福贵看到血肉模糊的有庆时失声痛哭，家珍悲痛欲绝。区长春生也因此无法原谅自己的过错，后来春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老婆也自杀了，他把毕生的积蓄交给福贵，一来是当作补偿，二来他觉得在世上已经没什么好留恋了，他想把钱交给福贵后就自杀。这些都被家珍听到了，她最后原谅了春生，并叮嘱春生说“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你要好好活着”。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质朴的感情啊!虽然儿子死了，但是善良的家珍和福贵却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朋友也死去，春生能好好地活着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可是，他们颠沛流离的生活，又何尝不令人深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