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查)《面子问题》

(深度调查)《面子问题》（共8篇）

篇1：(深度调查)《面子问题》

面子问题

本报记者 李斐然 《 中国青年报 》（2014年05月21日 12 版）

南京大学一间教室里，某金融机构办的“中高层干部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正在上课。初夏午后，社会学教授翟学伟站在讲台前，台下学员有的趴在桌上，有的低头看手机。

“我先提醒你们，我要讲的内容，你们平时上课听不到，但天天都得打交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在中国过得好，你必须会搞关系，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国人的关系。”只这一句话，所有人齐刷刷抬起头。穿着白衬衣、戴浅色边眼镜的翟学伟，用掺杂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继续慢条斯理地说：“我今天这堂课，主要讲讲关系里的面子问题。”

专业地说，翟学伟进行的是“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一个被他称为“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的术语——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和权力运作。

在这个领域，54岁的翟学伟已经研究了20多年。他写论文探讨“中国官僚作风背后的面子运作问题”，带着博士生做“关系运作模式”的课题，还参加学术研讨会，跟来自台湾、香港乃至美国、日本的学者一起讨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作为南京大学教授，他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的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关系不是哪个社会科学家的重大发现，而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知肚明的行事规则。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很多事可以让位给关系来运作。如何将这种现象理论性地建构与叙述，以便有效地解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至关重要。”翟学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不过，在中国，关系研究得好不好，不是由几个相关领域的社会学家来判断的，而该由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评说。”

“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

在翟学伟的研究里，他访问跟着亲戚出门打工的农民工，研究想找老师说情修改成绩的学生，就连陪家人住院做手术，都成了他收集素材的好机会。

他把相关的人按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编号，医生、护士、病人形成关系网，连来看望病人的访客都一一编码成ABCDE，画出关系图，分析相互之间的人情关系，以推导出为什么A要给B送红包，C要来看望D。

他甚至还在手术之后，对病人进行郑重其事的访谈，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向其提问：“你当时已经开过刀了，为什么还想补送红包？”

在研究大量关系案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人的人际交换往往具有等值倾向，以清算、等价、不欠和公平为原则，具有理性的特点；中国人的人情交换与之相反，安土重迁和血缘关系导致了人际交往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因此算账、清账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现。人情应该是算不清、欠不完的，这样才能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人的人情策略是在关系网络中维持动态平衡，否则就要“丢了脸”，或者“没给面子”。

求学期间，翟学伟并不像现在这么热衷本土化研究。那时候，像许多人一样，他热衷使用西方社会学范式，读西方社会学经典论述，“如果说话的时候不提到西方理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研究生”。

临近研究生毕业时，他偶然读到了一份台湾学者杨国枢的演讲稿，印在类似超市导购小册子的油墨纸上。那是上世纪80年代，这位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可是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这导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而在从事研究工作中，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

“这样一来，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翟学伟说，看完那篇演讲稿，他就下 定决心，找一个最本土的中国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最合适的主题，莫过于“关系”。

那时候，台湾学者黄光国已经就这一话题展开了研究，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书。但由于这本书是台湾人写的，标题里又有“权力游戏”这样的字眼，翟学伟一直跑到出版社仅对内部人员开放的“港台禁书”书架才找到它。托了朋友的朋友的关系，他才买到了这本研究“中国人的关系”的书。

有了本土化这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翟学伟发现，中国何止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简直举手投足间都是能拿来做社会学分析的案例。他站在马路上听人吵架，坐在公交车上听人聊天，就连坐在书房看武侠小说，读出来的都是面子问题——但凡江湖有危难，面子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比如金庸笔下的大侠，总会败给小混混说的一句“你杀了我如何在江湖上立足”，因为大侠们似乎都很顾忌面子。

翟学伟的办公室里塞满了被他拿来做案例的书，从钱钟书的《围城》到官场小说《二号首长》，还有《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韩国人》以及《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每一本书都让他读出了“关系”。

比如他读项羽败北临江自刎，临死之前留下传世名言“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这句话启发了这位研究面子的教授：原来项羽是因为觉得没面子才自杀的，不成功就不能回家。

在“领导力特训班”的课堂上讲到这些“读书心得”，翟学伟半开玩笑地总结道：“所以啊，中国从古至今死了那么多仁人志士，十有八九都是没有搞好面子问题。”

“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一天到晚研究中国人的关系，可翟学伟却评价自己是个“搞关系的失败者”。在讲台上的他谈笑风生，但走下讲台却显得沉默，不爱主动跟人热络。考研究生那会儿，家里来了客人，想邀请他出去玩，他还满心地不情愿：“我不想玩，我想看书。”

不过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跟着家人陪客人游玩，“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关系比个人意志更重要，我们长久地处在无选择的关系里面”。

这种“关系研究”对他自己是个新鲜领域，对于他的学生更是稀罕。南京大学有个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办学的中美中心，翟学伟在那里授过5年课，教学生观察中国人的关系。有次，一个美国学生问他：“中国人为什么要搞捐款晚会，弄得跟春晚似的？”

翟学伟纳闷了：“没有晚会，怎么公布哪个机构捐了多少钱啊？难道你们不搞吗？”

美国学生听了更纳闷了：“当然不啊！捐款不是自愿的吗，捐就捐了，干吗还要宣布一下？”

听了美国学生的反驳，翟学伟发现，对中国人来说，面子最重要，“不搞晚会鬼知道你捐了钱啊，做了事还没买到面子！”

按照这个思路，翟学伟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分成四类，叫做“脸面四分图”：

第一类人，叫“有脸有面子”。这类人是中国古代最受推崇的“君子”，个人自身形象好，即“有脸”，在社会互动上也受到认可，即“有面子”。第二类人，叫“有脸没面子”。这类人讲骨气，笃信好学，可是太正经，自己“有脸”，可别人不给他“面子”，“不会做人”。

第三类人，叫“没脸没面子”。这类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无所顾忌，既不给自己争脸，也不在乎别人给不给面子，撒泼打滚无所不作，大抵可以称为“小人”。

第四类人，叫“没脸有面子”。这类人不讲究道德修养和社会规范，但是懂得面子的金贵，为人圆滑，见风使舵，尽管没什么突出的个人品格来“争脸”，可是善奉承会巴结，在社会上颇有“面子”，即“伪君子”。

翟学伟管这套理论叫做“中国人的脸面观”。他认为，儒家希望把人塑造成第一类，可这更大程度上只能成为一种人格理想，在现实中，他们可能会变成第二类人，并强烈排斥第三、四类人。但是，在人情社会里，没人想做第一类人，因为“太难了”，也没有人想做第二类人，因为“出力不讨好太吃亏”。越来越多人会在行为上向第四类集中，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

让这位社会学教授担忧的是，第四类人占主流的社会将出现令人堪忧的发展停滞，因为在那类人的世界里，只要打点好关系，你做不做事，人们不在乎，即便毫无建树，大家也会“给面子”，一片赞许，没人戳穿。可是，“这样的社会怎么进步呢？”

翟学伟把他的这些研究写成了论文。但这样的研究最初却并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刚开始给学术期刊投稿时，他的“面子问题”论文常常很快就被毫不留情面地退回来：“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

翟学伟的研究遭到一些人反对，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女儿是个90后，做事干脆，不爱谈关系，走大街上迷了路宁可查地图，也不喜欢问人。有时候跟同学聚餐回家，她会得意地跟爸爸强调，现在的年轻人出去都不搞请客吃饭那一套了，我们今天聚会就是AA制。

在网络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人情关系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而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由于流动性大，外企多，大家都是背井离乡来打拼，所以评价标准主要是能力，而非关系。在“知乎”网站的一则热门答案里，有人甚至直接写道：“上海是个神奇的城市，她不问你的出身、学历，不鄙视你的家庭条件，她只看你是否努力，真的。”

除此之外，探讨的声音也来自学界。翟学伟将论文投给台湾学术期刊《本土心理学研究》，作为“靶子论文”供大家探讨。来自台湾的5位教授各抒己见，翟学伟也被邀请参与回应，进行学术争锋。

学界的争论之一，是翟学伟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比如，他的研究总是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发，要么是送红包啦，要么是请客摆酒啦，都是对微妙的生活细节进行平铺直叙的记录，只是“现象描述”，而没有更进一步，进行“哲学分析”，以及“方法论建设”。“翟教授的研究路线是实证主义的研究，着重于生活现象的描述。以大陆社会科学界目前的水平看，已经相当不错，但是要进入国际学术社群，还有许多尚待努力的空间。”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次，将无法解决“中国与西方”两种研究传统分裂的难题，唯有在“哲学反思”和“理论建设”上加大力度，才可能有所突破。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反问，翟学伟最常回应的是学术批评。“我常想，既然经济学可以讲寓言，社会学为什么不能讲故事？为什么不能从故事中挖掘出社会机制运行的特征？”他甚至直接在论文里写道，“如果有学者对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持有异议，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从事研究，用不着指责我的不是。”

而对于像女儿一样的年轻人对于当下社会的乐观态度，他却并不直接作出回应。他只是默默在他们所说的这个“只看你是否努力”的社会中继续收集“关系研究”的素材——跨国公司为官员子女留出岗位，这是他们的“本土化策略”；而应聘者填写的个人信息表里还有一个空，需要填写“是否有公司领导介绍，请写下领导姓名和职位”„„

在翟学伟看来，“今天的中国，人情和关系要比任何一个年代更厉害”，因为在古代中国，还有不看人情的案例，比如人们会纯粹基于地缘关系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是老乡”，而现在，只有“对我有用的老乡”才能得到帮助。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他说。

在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尽管翟学伟说自己的关系研究“不提供方法论”，但事实上，他还是在研究应对关系的对策。他最近正准备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做《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按照制度规定，博士生毕业需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可就算他真的没达标，你能毙掉他的论文吗？他毕不了业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哭了怎么办？”在博士生的讨论课上，翟学伟跟围坐在会议室的学生们严肃地讨论着，“这时候，中国人就会把门关起来商量对策了——制度是制度，制度说得一点儿也没错，可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他哭了，这怎么解决？”

于是，他推论出“人情与制度”在社会运行中的基本法则：

前提一：人情是每个人做事的最终依据。

推论：没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对人的判定可视人情亲密程度变通。

前提二：制度对人情的约束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它的作用是局部的、具体的；而人情是整体的、全局的，人们总要顾全大局，照顾整体。

推论：是非、真伪、诚实与否不是唯一重要的，合适、恰当、识相很重要。前提三：制度与人情不是矛盾体，而是一种融合。

推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统一不变的规则。感情用事或者一味坚持原则都是对平衡与和谐的破坏。任何固守制度办事的人被看成是没有人情味的人。

„„

在历数了6条前提和由此得到的23条推论后，他得出结论：在中国，人情和制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可以彼此相安无事的动态平衡。

“原本传统中国社会运行就有很明显的情、理、法三位一体的倾向。人情是中国社会的底色，说中国社会因为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所以不讲人情了，那显然不符合事实，是乐观主义者的自娱自乐；说中国人因为讲人情，所以恣意妄为、无法无天，那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在不懈地建立各式各样的规章制度。”翟学伟说，“就真实层面来讲，如何平衡人情和制度，对中国人是一场智力挑战。人们每天忙忙碌碌都在力图从中寻求一条出路，既不伤面子，又不毁制度，进入一种高超境界。”

更有趣的是，翟学伟发现，在“人情超级大国”，人情可以实现“权力的再生产”——利用人情攀上权威就可能借助他们的力量，获得权力的转让，成为“日常权威”，享有等同于“权威”的权力。

他听说过一个案例：有学生急着毕业发论文，托了一圈儿关系，找了主编找总编辑，可谁也没能说服期刊编辑给他发稿，最后有人指点，去找那栋大楼里的一个后勤人员，果然立马发了稿。“最有面子的人，未见得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人。不管他多普通，大家都要给他面子，他的心理地位高，这就是日常权威。”翟学伟说。

不过，当人情泛滥到制度无法抵制时，制衡人情的活动就会登场。讲理性的人们会执行检查、整顿活动，力图让人情和制度回到平衡点上。不过，翟学伟也发现，这种活动有时会呈现出“轰轰烈烈走过场”的特点，“轰轰烈烈”是对制度的期待，而“走过场”则是人情使然。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和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

每到学期结束，翟学伟的课程都会收到学生写来的“课堂反馈”。帮着批改作业的助教跑来找他，哭笑不得地报告：大家明明上的是同一堂课，感受却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完全相反，这要怎么批改打分呢？

比如，有的学生是这么写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前几天我家管道坏了，我本想按流程找相关部门解决，结果拖拖拉拉好久都没人来，还说通一次管道至少得要2000块。我一生气，直接找了认识的主管领导，结果不但立马来修好了，还客气地跟我寒暄了半天，临走也没要钱。所以想办事，走程序是没用的，还得靠关系！”

但是，也有学生的体会是这样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这个问 题太严重了，现在处处看人情、看关系，这样的不正之风盛行，怎么能继续推进社会建设呢？我们必须大力打击这种讲人情、走关系的社会弊病，根除这个社会毒瘤！”

面对学生们截然相反的体会，翟学伟倒是很平静。尽管在这堂研究“关系和面子”的课上，有不少学生连他的名字都写错，一会儿“霍老师”，一会儿“瞿老师”，但他的评分标准很统一——60分到95分之间，最低至少及格，最高也不能太完美。他说，就算写得很烂，也最少给个及格，“人情社会嘛，总得给学生留条后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上完我的课，你可以觉得关系特重要，事事走关系；也可以觉得关系很可恶，想办法与其抗争。这都是你自己的价值选择。我的目标是，我只对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作出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不提供应对关系的方法论。”翟学伟说，“事实上，即便我不提供方法，中国人每天忙忙碌碌，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其实就发生在他身边。在他没进教室前，一个学生指着坐在窗边的同学说：“你看看你，老师马上就要来了，屋里这么闷，你连个窗户都不开吗？你们啊，都只听上课的知识，可像我啊，就喜欢关注这些边边角角。”

接着，该生得意地跟屋子里的同学畅谈起自己下周安排如何紧凑，要出差参加一场青年干部论坛，“给领导讲课去”。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下来，环顾四周：“不要用那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嘛！别看我这样，我也是能上大场面的！”

“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翟学伟写的论文连个发表的地方都找不着，但现在，他所研究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已经成为颇受欢迎的课题。从北京的EMBA培训班到上海的高级媒体从业者训练营，许多地方都邀请翟学伟去讲课，谈“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尽管不再愁发论文，他却有了别的苦恼。比如，他从女儿小时候就天天跟她唠叨自己的研究，跟她大讲“中国人情关系模式”，但女儿却一直对“搞好人情关系”不感兴趣。即将读人类学博士的女儿喜欢看百科全书，胜过跟陌生人寒暄唠嗑，她甚至想要通过研究影视剧来做田野调查，“这样就不用跟人打交道了”。

“这就是一个研究‘关系’的学者养女儿，和一个研究‘关系’的人养女儿的区别。”说起这个，翟学伟的女儿无奈地摊了摊手，“我只听到了‘关系’是个什么概念。”

他还要愁学生。这位博士生导师发现，学生里真在安心研究“关系”这门学问的越来越少。相比于如何做好学术课题，他们每天心心念念的是另外一件事——如何尽快到学校规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

出于好奇，翟学伟还把这个学术困境推导了一下：

为什么学生不能好好做学问呢？因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发论文，学校规定，只有发了论文才能毕业。

为什么他们发不了论文呢？因为许多社会学类的学术期刊规定，不刊发博士生的论文，所以写得好不好还是其次，光是“博士生”这个身份就卡掉了发表机会。那么，为什么学术期刊不接受学生的论文呢？原来，学术期刊都有排名，如果刊登太多学生而非教授的论文，会拉低这份期刊的影响力排名，显得不够上档次，没面子。

好吧，那为什么学生一定要发论文呢？因为大学也有排行榜，衡量一个大学学术能力高低的量化因素可不就是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么？学生发的论文多，学校的排名就靠前，家长报考院校的时候就会说，你看这学校排第一，上这个大学有面子。

推理结束，答案再一次命中这位教授的研究核心——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可是身为“面子问题”研究专家，翟学伟却对此无能为力。在和学生聚餐的时候，他默默坐在一旁，听着学生们热烈地讨论哪些刊物的版面费贵，看着学生相互出主意，“其实可以跟编辑哭穷，让他看在学生的份上，给个折扣价”„„

这种沉默在他的生活里时常出现：EMBA班的学生请他参加业界大佬的聚会，他去了坐一旁一言不发，默默观察着觥筹交错的生意人；多年不见的学生情侣突然说要请他吃饭，他到了现场才恍然大悟，这是人家的婚礼，他又只能默默坐着，因为忘了给人家包红包。

不过这些沉默的观察，扭头都会被他写进自己的论文里，成为他的研究案例。“别人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还得记录下来，回来反复想，留着做研究。”他说。

其实即使不去刻意收集，想在中国研究面子，真是满大街都是案例，每个人都是行家。听完翟学伟的“面子课”，“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的学员们下一站是去夜游秦淮河。在那里，人们纷纷买票参观江南贡院，其中一大原因是门匾上用烫金字写着“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

人们凑在“清代各省夺魁人数表”前叽叽喳喳。在这份各省状元排行榜上，江苏出了49个，比第二名浙江多两倍，是第三名的5倍。一个游客指着成倍数递减的数字，问同伴：“怎么江苏的状元比其他省多那么多啊？”

“出了这么多状元都当官了，这以后批卷子的人还不得给他们的老乡一点面子吗？”同伴毫不迟疑地答道。

篇2：(深度调查)《面子问题》

农村义务教育在“两免一补”等政策的落实中已大为改善，但仍存在一些让人忧心的问题，农村孩子的营养不良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营养不良，10来岁的孩子还像个小不点

“10来岁的孩子看起来还像个小不点，显然是营养不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炭山乡蹲点的广东深圳市机关干部常淑安深有感触地说，她的孩子每天都要吃肉、蛋、奶，而她房东家孩子的早餐竟然是一颗撒了盐的煮马铃薯。

山大沟深、多旱少雨的宁夏南部山区是我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农村青少年饮食单

一、营养不良问题较为普遍。2010年，当地靠天吃饭的农民年人均收入刚刚超过3000元，用于孩子营养投资的钱捉襟见肘。每天在山路上来回奔波的孩子们，吃的早饭、午饭只是几块馍馍，寄宿的学生则日复一日重复着面条、面片搭配土豆丝、土豆块的生活。

海原县教育局副局长王宗龙说，由于摄入营养不足，不少农村中小学都出现了“第四节课”现象：饿着肚子的学生到了临近中午的第四节课时明显乏力，注意力不集中。

半月谈记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等部分贫困县了解到，一些住校的农村孩子日复一日吃无菜无肉的黄豆蒸米饭，有的一吃就是数年！根据我国“两免一补”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农村贫困寄宿制学校学生可获得生活补助，2010年的新标准是小学每生每年750元，中学生每生每年1000元。

然而，当前广西使用最广泛的生活补助发放方式是以现金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放到学生或家长手中。家庭的贫困和成年人对儿童营养的忽视，导致多数家长将学生“补助款”变成了家庭“扶贫款”，学生并未真正获益。

2010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先后在青海、云南、广西和宁夏等西部地区开展调查，发现贫困农村学生营养不良、身体发育迟缓问题比较普遍。该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营养不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伴随人的一生，具有不可逆性，如果不及时加以干预，损失是未来难以弥补的。”

营养干预工程，从免费提供一个鸡蛋到一顿免费午餐

农村贫困学生营养不良，既与经济状况有关，也与家长不重视、没有养成营养搭配的进餐习惯有关。海原县县长马新民说：“营养不良看似一家一户的个别话题，政府其实也责无旁贷，应当积极干预。”

实际上，政府正在加大对贫困山区青少年营养不良问题的干预力度，2010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已提出“启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另一方面，各级财政不断加大对农村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的补助力度，提高补助标准。据统计，2010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支出总额已超过100亿元，覆盖了1228万贫困寄宿生。

目前政府干预贫困地区农村青少年营养不良问题，主要采取兴建食堂、发放补贴的模式；一些地方则探索直接补物的模式，如宁夏为农村学生每天免费提供一个熟鸡蛋的“鸡蛋工程”、陕西的“蛋奶工程”、广西柳北三县的“免费午餐”项目等。

3月30日，半月谈记者来到广西扶贫开发重点县融安县大坡乡大坡小学。正逢下课时间，学生们争先恐后到学校食堂领取有肉有菜的午餐，而这午餐是免费的。“能吃多少吃多少，管饱。”校长刘泽良说。

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广西柳州市对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融安县3个贫困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施免费午餐制度，属于农业户口的学生可享受这一政策，免费午餐的伙食标准为每个学生每餐2元。项目实施以来，柳州市共投入9889.6万元，每年让10万多名学生受益。

免费午餐有助于学生体质健康发育。“两年来，学生肠道炎、胃病少了，特别是以前学生多患的败血症也基本消除。由于体质强健，学生成绩也提高很快。”融水县四荣乡四合小学校长罗燕花说。柳州市教育局局长撒忠民告诉半月谈记者，免费午餐制度最直接的成效体现在减轻贫困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对降低辍学率起到积极作用。

实物、资金补助未能治本，全方位营养干预体系亟待建立

一些专家认为，政府为解决贫困地区农村学生营养不良问题破了题，但还需多方努力解决目前营养工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实物补助形式为主的各种营养工程面临食品安全监管等问题。极端的例子是，2010年4月，陕西省汉中市200余名学生因“蛋奶工程”配发的早餐奶变质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不少营养工程存在营养“单一化”的不足。半月谈记者在宁夏海原县九彩乡了解到，一些吃鸡蛋过敏的学生将鸡蛋转送给其他同学，或包在纸里带回家中。在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有些学生吃了一学期的鸡蛋，已经腻味，学校为此采取“鸡蛋换饼子”的做法予以变通。

卢迈认为，像“鸡蛋工程”等实物形式的营养餐有利于实施和监管，但口味较为单一，而且鸡蛋补充的也只是蛋白质，学生的健康成长还需要维生素、热量、微量元素等多种成分。

相关硬件配套和体制机制不完善，是影响政府干预营养不良问题的一个瓶颈。宁夏海原县李旺镇教委副主任穆风虎说，宁夏“鸡蛋工程”看似简单，但偏远的学校怎么采购鸡蛋、没有食堂的学校怎么煮鸡蛋，这些细节问题都会影响实际效果。目前，营养干预多以项目形式开展，以学校为载体的营养干预长效机制还没有建立。

篇3：(深度调查)《面子问题》

“面子问题,宁死不屈!”

“死要面子,活受罪!”

“树活皮,人活脸”

“骂人不骂短,打人不打脸”

“打肿脸也要充胖子”

可以看出面子体系是交际过程中的关键:上下级交际离不开面子,男女交际离不开面子,长辈和晚辈的交流离不开面子,师生交际离不开面子--他们互相之间都不希望丢面子,维护自己的面子,又尊重对方的面子。如何处理好面子问题,是成功交际的关键[1]。

1 中西方面子理论的差异

1.1 西方文化中的面子观

西方的面子观反映的是以个体主义取向为主的文化价值观。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要求突出,以个人为中心,言谈举止,办事风格,只要不妨碍他人,一切由个人负责。以个人主义文化为基础的“面子”概念,强调“个人行动的自由和个人愿望的满足,代表的是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价值”,面子指“个人生物性的脸面,这样的脸面是可以跨越各种不同的情景而有一致性的”。

1.2 中国文化中的面子观

中国的面子观注重群体合作、个人谦虚以及威望和荣誉,反映了以集体主义取向为主的文化的价值观。面子是中国人一种重要和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面子往往代表一种声望和地位,是通过成功获得的。集体主义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的面子观是基于集体,以跨越个人的社会单位和群体为导向的[2]。

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反映的是以个人主义取向为主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礼貌被看成是人际交往中避免冲突和不和的一种策略或手段;而在汉语文化中,面子与荣誉、地位紧密相连,反映的是以群体取向为主的价值观,礼貌被看成是道德问题[3]。

2 日常社交场合中的面子体现

例1:玲玲上幼儿园小班,老师有天教了一首儿歌,她回家后就唱给妈妈听,妈妈听了特别高兴,直夸她聪明。晚上吃饭时邻居家的阿姨来玲玲家串门,玲玲的妈妈就让她把当天老师教的儿歌唱给阿姨听,她立刻就唱了,而且唱的非常起劲———在阿姨看来,小朋友有很多歌词都唱不清楚,而且还有点跑调,但看到她唱歌的认真劲,阿姨夸奖她说:“唱的真棒!唱的真棒!再来一首!”

在例1中,这位阿姨的做法实际上是遵循了英国语言学家Leech的礼貌原则中的赞扬准则(Approbation Maxim):1)尽力缩小对他人的贬损;2)尽力夸大对他人的赞扬[4]。虽然从大人欣赏歌曲的角度听玲玲唱歌确实不太令人满意,但她年龄还小,发音器官还不够完善,因此难免会有五音不全的现象,这一点应该是能够被理解的,而且老师刚刚教过的歌她就能全部唱完整已经相当不错了;再者,玲玲在给阿姨表演的过程中表现的非常认真,如果在唱歌的过程中阿姨就不时的打断她唱歌,并且说一些:“歌词唱错了”、“这里跑调了”诸如此类的话,势必会打击玲玲的自信心,难保她对唱歌还感兴趣,因此,从理性行为的角度看:阿姨为了保全玲玲的面子,给她自信,才会说“假话”,虽然阿姨说了假话,表面上看似不道德,但她保全了玲玲的面子。

例2,一日,在校园里,老师遇见自己任课班的学生,问道:“你为什么不来上课?”(因为学校规定:如在校学生旷课达五次以上,期末考试无成绩)。事实上,该生已经旷课四次,所以鉴于这种情况,老师说道:“你该来上课了!”(说话中带有严厉的语气)

从例2老师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师表面上看似严厉的措辞,实际上恰恰给听话者保留了实质的面子。假设老师看见学生后还是和平日一样打打招呼就走了,那么该生就不会意识到旷课的严重性,可能继续旷课,当旷课达到五次以上被学校要处分之际才意识到旷课的后果就为时已晚:受到学校的处分对学生来说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也许会受到老师和同学鄙视,也会受到家长的批评。所以,这里老师说‘你该来上课了’时虽然措辞严厉,但不一定不礼貌,老师的这种行为实际上为学生的将来保全了面子,这也是一种表面不礼貌言语行为--我们在日常交际中所使用的语言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唐突或过于直接,但在实际上却产生了礼貌的效果。这种现象多出现在家人、亲戚、朋友中间,由于彼此之间的关系比较亲密,因而在交际的过程中常常会使用一些比较直接的语言,甚至是脏话以示亲密。

朋友之间如此,陌生人中间有时也会如此。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这种看似不礼貌的对话也经常会出现在陌生人之间。比如:

例3:(我在某单位工作,听说一新来的同事是老乡。)

我:你多大了?

同乡:十九。

我:参加工作几年了?

同乡:一年。

我:你怎么想着到大西北来?

同乡:支援大西北。

我: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同乡: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在例3中,“我”与“同乡”之间的对话看起来很不礼貌,从某种意义上像是“我”对“同乡”的审问,因为“我”所使用的语言非常直接,使用的都是问讯的口吻。但实际上,“我”正是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要求,有意识地选择了比较直接的语言表达方式,如“参加工作几年了”等,从而做出了动态的顺应,取得了交际的成功,使得“同乡”不但不会感到被冒犯,而且还会觉得“我”是在关心他。在这个例子中,“我”很好地做到了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关系顺应、动态顺应,始终有意识地控制着交际的方向,这应当是“我”能够取得交际成功的关键。因而“我”的这种看似不礼貌的直接语言实际上达到的是一种礼貌的效果[5]。

例4,我们也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夫妻关系上说面子行为。在某些家庭里,妻子由于某些原因在家里比较强势,不管是什么事男人都是言听计从,这样的男人在中国被称为“妻管严”,因此,我们也经常能在电视剧里看到这样的场景:夫妻要去朋友家赴约,在两人着装准备出门时,男人会对女人说:“这次去可一定要给我给足面子啊”。为什么男人会这么说?“因为他怕在朋友面前丢面子。如果在朋友面前丢掉了他大丈夫的形象,朋友会瞧不起他。咱们中国人比较注重“面子”。其他东西可以不要,面子不可以不要。而且,对于男人来说,如果女人表现地很尊重他,很听他的话,他在朋友面前才有面子[6]。

3 结束语

总之,面子礼貌是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维系人际和谐的工具和手段,是整个社会各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是一个具有交际能力的人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性行为,也是人类活动的一条重要准则。在我们日常言语交际中适时运用礼貌原则,适当维护对方的面子需求,尊重对方,能够减少言语冲突,使交际活动顺利进行,直至达到预期目标,这对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等具有重要作用。

摘要：通常,人们无论是在工作、学习、交友、聚会等社交场合中都会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流,目的是使交流顺畅,而最重要的是维护面子。研究特定语境中的面子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语用学作为语言学中专门研究语境在交际过程中的作用的新学科,是研究交际过程中的面子问题重要的理论支撑。从中西方面子观以及礼貌原则入手,来分析人们交往中面子问题在社交场合中的体现,能使人们能更好交际。

关键词：语用学,面子论,礼貌原则

参考文献

[1]何兆雄.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王建华.礼貌的相对性[J].外国语,1998(3):19,21.

[3]Brown P,Levinson S.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Politeness Phenomena[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4]Leech 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New York:Longman Group Limited,1983.

[5]雷玉兰,姚敏.中西方面子理论差异探微[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8(1).

篇4：夏季当心“面子”问题

激素依赖性皮炎春夏两季，面部容易过敏，脱皮起屑、瘙痒，很多人喜欢搽皮炎平等激素类药膏。经常使用激素药膏会患上激素依赖性皮炎，肌肤干燥、发红，有发烧感，脸变得红彤彤的很难看，有时还特别痒。

◎预防方法：如果某品牌化妆品宣称其产品效果迅速，可以在一两周之内解决“面子”问题，你就要倍加留神了，很可能是其中添加了激素，才让效果这么明显。

毛细血管扩张症人体的皮肤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营养要求，大多数情况下，体表分泌的油脂和水分足以保护皮肤的光洁，无须画蛇添足。但是很多人却无视这个规律，只要哪里有新的美容方法或别人介绍什么名牌美容品，不管对自己适不适合，即使价格不菲，也会毫不吝啬地去使用。殊不知，长期对面部过度溺爱和过度营养，皮肤得不到自我更新和自主呼吸，面部很容易出现毛细血管增生。

◎预防方法：使用每一种保养品之前，都要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标明每周一次的东西不能天天往脸上“招呼”。

化妆性痤疮化妆性痤疮多发生在使用化妆品1周至1个月后，因化学物质的刺激引起局部过敏，使皮肤的保护层受到破坏，增加细菌感染的机会。也可造成毛囊炎症，表现为面部的炎性丘疹、脓疱或囊肿，而且有停用化妆品消退、再用复发的特点。

篇5：面子问题作文600字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开始注重面子，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开始为了面子，可以放下别的一切。

但在这里我想说，不要为了一时的面子而放弃了自己能够拥有的东西。

我曾经听老师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我也不确定这是否真实。

再一个原本很贫穷的家庭里有一个小孩为了一部手机，跟他的父母吵架，他甚至威胁父母，甚至因为这部手机而绝食，而人家出走。到最后弄得父亲不得不放弃自己身体上的某个部件而去为他买这部手机。当他得到这部手机的那一刻，他很开心，他在学校也有了面子。但他却不曾想这是父亲用身体上的某个部件去换来的。

听老师这么一说，我不禁这样想，难道在中国人眼里，面子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吗?

现在的很多学生都想着自己想要和别人一样拥有流行的款式，拥有着自己喜欢的明星拥有着自己放荡的权利。让自己在社会上，在学校里多拥有一些面子。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面子什么的真的不重要。

但我说的面子不是指尊严，我们只要活的有傲气，有傲骨，有尊严就好。面子问题则是另外一个方面的事。

很多人为了面子，甚至可以放弃家庭，可以伤害家人，甚至可以放弃生命，我只想说为了面子真的值得吗?

他们觉得面子就是尊严，但我想说面子跟尊严真的是两回事，尊严是指一个人是否活得有傲气，是否不被任何人欺凌，而面子只是一种虚伪罢了。

面子真的不重要，虽然说在公共场合面子很重要。但公共场合的面子并不是那种虚伪的`假装，而是一种尊严，在任何场景，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必须活得有尊严。

篇6：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中国人的“面子”

论文作者： 邢华来

学生学号: 021120427

专业班级：12级工商管理四班

系别年级：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大 学康

中国人的“面子”

摘要：“面子”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最不可或缺的人情媒介，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爱面子”。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往往以对方给不给自己‘面子’,给自己‘面子’的多少来判断对方对自己接纳程度,并对彼此关系进行认知和评价;同时,面子也是中国人的内在心理特征，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观’。

“讲面子”的心理既有利于维护中国人人际互动的和谐进行,是中国人自尊和自我意识得以实现和满足及荣誉感获得的较佳途径,是维系中国人人际关系的重要工具;同时,‘面子’心理也影响着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理性’发展,有时会成为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沉重的心理负担。

关键词：面子 中国式人文主义 维护 正文：

“面子”是中国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调节器’。爱面子是中国人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我们心理需求。人际互动双方爱‘面子’的程度,给不给‘面子’或‘面子’是否给足,往往是人际和谐与否的重要条件,它直接关系到人际关系的方向和程度。从“给面子”、“留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到“打狗还看主人面”，“不看僧面看佛面”，有关面子的种种说法在人们的言语对话里更是随处可闻。

著名文学家林语堂曾在书中写到“中国人的生理上的面孔固然很有意思，而心理上的面孔则更为迷人，值得研究。这个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别人”。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它抽象，不可捉摸，但却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举个例子很容易，给它下定义却很难。”

那么，中国人看重“面子”的心理问题到底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如此看重 “面子”的心理,我们又如何对待这一心理呢？

一．面子的既有定义剖析

面子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概念。最早对“面子”进行论述的著作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著的《中国人的素质》。明恩溥虽然发现了面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他无法给出面子的定义。以研究中国国民性著称的鲁迅对面子论述颇多,但他也规避了面子的定义问题。由此,给“面子”下定义的困难性可见一斑。

第一个给面子下定义的人是胡先缙。她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脸”和“面子”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她搜集并分析了25条有关脸和面子的短语后,把脸定义为“社会对个人道德品格的信心”,把面子定义为“人从社会成就而拥有的声望,是社会对人看得见的成就的承认”。

胡氏定义为了体现“脸”和“面子”的区别,突显“脸”的道德性而片面强调了“面子”中的成就因素。这个定义忽视了面子的其它方面,显得过于狭窄。“面子”中有道德的成分,长时间恪守礼俗或者在特定情况下仍能秉承礼的精神是能给个人带来面子的。(比如:封建时代朝廷对长期守寡妇女的表彰。)面子还可以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如:某人的亲属取得了成就,占据了高位,此人也跟着有面子；又如:通过与有面子的人建立社会关系,个体也能获得面子。)从胡先缙的著作可以看出,她对这些问题隐约有了些认识,但是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作为在大陆为数不多的研究心理的学者之一,翟学伟对面子下的定义可谓匠心独运。他效法胡先缙的研究方法,从语义分析入手,对“脸”和“面子”的内涵进行了区分,并逐一下了定义:“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脸集中体现人的自身形象或表现”；“面子偏向互动双方所处关系状况”,是一种“心理地位”。由此,翟学伟结合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指出:西方人在社会互动中,自身形象的塑造(脸)和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心理地位(面子)是一体的。而中国社会在重情轻理、等差主义、形式主义的文化因素影响下,导致了“脸”和“面子”的分裂,从一个统一连续体变成两个维度。即:面子的建立不一定要以脸为起点,而脸的获得也并不一定导致面子的拥有。

二．面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意义

脸面涉及的是个人的资源要让他人来分享,如争脸和争面子的意思是指一个人获得了受人羡慕的学识、人品、才华、德性、情操、职务之类,或有了当地人认同的行为和事迹,结果那些没有这些个人特征的人通过特定的关系可以分享到这些特征,比如给面子就含有可以让那些相关的他人分享自己的荣誉、名声以及由此而来的物品、财富、地位、权势等意义。脸面作为一种资源扩散方式,是以他人的正面评价作为回报的,比如他人对施予资源者的接受、感谢、感激、颂扬等会让有脸者感到自己有了面子。可见,有脸者愿意与谁共享脸产生的资源,就是在赏脸给他,而他所要的最好的回报,不是物质帮助,而是多多的恭维、抬举和捧场。给他人面子就是对他人重要性的承认,也就是对他人成功、德性或善举的肯定、羡慕、欣赏、尊重、敬佩等。

面子是由脸出现后而获得的他人的评价,它从理想上讲承担着人们对一个人的脸是否被某一群体或社会圈承认的检验和考验的作用。由此面子是一个为脸活着为脸奋斗的人最想得到的东西,当然比金钱和财富更为重要,因为是它赋予了金钱和财富以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使奋斗者感受到了为之奋斗的幸福感。这样,翟学伟给面子下的定义是:面子是个体对做出的脸的行为后的自我评价判定及其在他人心目中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因此面子在根本上是一种由于个人表现出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费正清对此有相当的认识。他说: 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包括关心个人尊严的问题,但那是从社会的观点来关心的。“面子”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个人的尊严来自行为端正,以及他所获得的社会赞许。“丢面子”来自行为失检,使别人瞧不起自己。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也影响了中国人的面子观,如地理特征、小农文化、乡土情结、血缘地缘关系的复杂性在社会中支配地位,高度重视伦理道德等等。如孔子以“仁”为至德,孟子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五常,韩非的“三纲”,中庸文化反映在社会中的趋同从众心理。这都对面子观的形成和根植大众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中国的家族制度也是“脸面”形成的重要动力。我国有着深厚的“崇祖”观念,顺着家族延续的脉络向上追溯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个家庭都是由祖先向下延伸的链条上的一个单位,个体也是每个单位中的一个分子。因此个人的行为及成就就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包含了家族中其他成员的期待和脸面,包含了荣耀祖先的责任。这使得个人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而努力,争取至少是维护面子,最好能够取得成就,以光宗耀祖。

三．面子也有他的负作用 面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人都极其的看重自己的面子。正是因为这些，有些人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走上错误的，甚至犯罪的道路。

大学生生因为面子打死人的事不时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尚某在学校操场和几名男女同学一起打篮球。同学苏某嫌尚某有犯规动作，几次说他不会打球，尚某感觉在女同学面前丢了脸，心中很不舒服。当苏某又一次说尚某打手犯规时，二人发生了争吵，尚某挥手打了苏某一个耳光，猝不及防的苏某倒在地上死亡。

一妇女一天上午忙完了家务活，便到邻居家与人搓起了麻将，可打了两圈不到，其丈夫就怒气冲冲地找了过来，进屋后，二话没说，上前就将牌桌掀了个“底朝天”，并当着众邻的面不停地训斥。该妇女回家后，感到丈夫不给自己面子，越想越生气，竟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乘家中无人之机，从床下找出一瓶农药，偷偷喝了下去，等邻居和其家人发现时已气绝身亡。

四．培养正确的面子观

面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或许代表着尊严道德，或许是个人的能力价值体现，或许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面子一方面对于中国人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同时由于我们的错误理解，导致了不合理的面子观，直接危害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正确的面子观，是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和谐统一，因此我们中国人应该树立正确的面子观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完善人格，修炼内功。讲究自尊不能仅仅依赖于面子，而应该依赖于自身人格的修养，只有塑造高尚的人格，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2.加强自我意识的培养。中国人过分爱面子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没能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通过自省的方式正视自己，反思自己，认识自我。

3.以知识来装扮面子。正确的面子观是需要广博的知识来维护的。当你能继承前人的知识遗产，创新前人的知识成果，发明创造出新的事物那将会是很有面子的事。

总之，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是和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面子问题，每个人心理又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面子观，让中国的这一特色文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

2.《中国人的脸面观》,翟学伟,1995,桂冠图书公司。

篇7：新郎也要注意“面子”问题

-------------------------编辑整理: http:///

编辑:王菲 文章来源：杭州婚纱摄影

许多男性存在皮肤问题，皮肤上留下痘印或者小坑，这在婚礼的强烈灯光下显示出的效果可不怎么迷人，所以选择一款遮瑕能力强的粉底进行遮盖，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塑性阶段”方法很简单，选择两款色号不同的粉底，一款和新郎皮肤一样，另外一款比这个色号再深两号。先使用浅色粉底涂抹全脸，再选择深色粉底在腮部、鼻翼、下吧、眼窝等阴影处进行遮盖，这样就能立刻凸显男性脸型的立体感。

鼻子：男人对直挺的鼻子的要求比女人更甚，化妆方式倒是和女性大同小异。只不过在用鼻影塑形之后，别忘了过渡均匀。高光提亮可以直接选择亮色粉底，而不是珠光亮粉，不然妆容就轻浮起来了。

眼妆：一笔带过不要浓

眼妆的刻画千万不能过度。男性选择的眼妆产品，最适合用防水眼线。亚洲男性选择棕色或者黑色都可以。在内睫毛处轻轻划过，留下印记。切记描画下眼线，如果对化妆有独特理解，可以酌情使用眼影刻画深邃的眼镜效果。

眉毛：精细画法才时尚

跟女孩子一样，一定不能选择跟眉色相差太多的眉笔。在画的过程中，不要过于拉长或者夸大，根据眉毛走向，一根跟画出眉毛趋势，增加现有的重量感就可以了。

其他：细节决定完美度

篇8：“面子”问题

面对“业余”的批评之声，该剧导演吕效平教授把观众分成了“知识界”和“戏剧界”，说前者的接受程度远高于后者，比如在北大的演出是多么火爆啊！然后，有“戏剧界”人士认为吕教授在戏外的种种“秀”令人厌恶，以长微博宣战。针对戏的“批评”呢，也有，有大夸特夸宣布“历史上见”的，有戏没看过本子没读过就敢抡棒子的……

这番热闹，让我这个观众小小兴奋了一阵之后，忽地心中一凉。其实，我只想听人谈谈，《蒋公的面子》作为一出“舞台剧”，好在哪儿，不足在哪儿，而不是泛泛地谈“文化”，说“灵魂”，高举“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大旗，挥舞批判“果粉”的意识形态大棒—特别是在这出戏的分量原本不足以承载这一切，甚至完全错位的时候。

《蒋公的面子》，就导表演等舞台呈现环节而言，是得不到高分的。有人称其“质朴”，这个无法赞同，它只是简陋而已，就像那没什么想法，约等于照明的舞台光。演员吐字不清晰，稍一转身，我坐在侧面就听不清台词。舞台调度单一，全剧节奏单调，在“文革”与民国时空交替的框架下，人物“争吵—缓和—争吵”的模式不断重复，我想，节奏的某种琐碎感，也与导演处理欠火候有关。

戏剧不等同于文本，必须结合舞台呈现来整体衡量，但作为一出从综合大学走出的戏，《蒋公的面子》导表演弱一点，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它所创造的“奇迹”，人们首先赞不绝口的，是剧本，是一个三年级本科生的“天才之作”。确实，这出戏才华闪耀，颇多可圈可点之处。我的疑问是，我们需要夸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如其分而不至将人“捧杀”呢？难道戏剧评论，可以仅仅停留在人物分析层面，再意淫一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满足了吗？我进一步的疑惑是，这出戏在剧作层面上的毛病难道不明显吗？既然导演都说它国内“一流”，国际上则是“三年级习作”，为什么不能好好分析、争论一番它的短长，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创作呢？

再一想，觉得自己太矫情了。现在的微博，就喜欢借力打力，借题发挥。

《蒋公的面子》有一个非常好的戏剧动机，也有很好的角色设置，包括三个人性格色彩的分配，体现了难得的戏剧思维。成就一出戏剧的核心发动机和主要部件，都闪闪发光，耀人眼目。但是我觉得，要看我们在什么体量上来衡量这部剧作，如果作为一出独幕剧，它完成得不错；如果视之为三至四幕的完整大戏，它只完成了第一幕，最多是走到了第二幕。

“文革”戏在全剧中基本只起了结构上的作用，戏的主干集中在民国时空：三位教授面对要不要去赴宴的矛盾，各怀鬼胎，经过一连串的争吵，相继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剧情到此为止，“文革”中三人记忆混淆是个尾声。这犹如一个大功率发动机，还没有造就足够的光和热，就停转了。剧情发展得还不够充分，不够深入，对人物内心的揭示也就不够狠，不够高。完整的好戏，要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层层翻高，在最高处终止、坠落。《蒋公的面子》翻出了漂亮的跟头，但刚刚向上飞了一层，还没有够到最高点。

三位教授的戏，是在争吵与暂时和解中展开的，两人斗嘴，一人和稀泥，其间不乏精彩的段落和台词。然而这种戏剧冲突模式不断重复，在相继揭示了三人的性格，翻出了各自的底牌后，就失去了实际作用，被同样的动机和情绪支配的争吵不断重复，导致戏剧的行动线不够明晰，前进得不够利落，节奏显得有些琐碎和拖沓（不过，我没看过剧本，节奏问题与导演处理也有关系，可能会影响对剧本的感受）。

还有一点想法，是关于台词。很多人喜欢这部戏的台词，时有妙语警句，而且文绉绉的，又吟诗又唱“不提防”。确实，三位教授出口成章，很符合他们的身份，但特别有“文化”的台词，放到舞台上不见得都是好台词。我更喜欢那些生活化的口语，针砭时弊的台词很自然，并非生硬造作胳肢观众，十分难得。

戏中的“文革”段落，是三个老人原地转磨，弱点比较明显，就不多说了。

还要从剧本回到演出。我是在海淀剧院看的，和传说中的北大演出一样，观众也很爱笑，现场气氛也很热烈。我不能说自己看得很投入，这不是创作者的问题，是我自己的缘故，现在看戏难得动感情。戏看久了，会麻木，会挑剔，会失去一些本质的快乐，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火爆的演出现场的确令人兴奋，但如果坚信观众反应的热烈程度和戏剧质量成正比，那就有点奇怪了。多年前有个台湾剧，说现在的剧场是“三声律代替了三一律”。何谓三声律？“掌声、笑声、安可声”。用掌声和笑声来衡量戏剧水准，和用票房来衡量又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