髙二随笔：山河叹（精选4篇）
篇1：髙二随笔：山河叹
对你的爱，是海枯石烂。
怀着最虔诚的感动，我打量这河山，自远古面来，向明朗奔去，无数人用鲜血般的孤独和纯粹的灵魂筑就这座红色的城，我知道，在任何的伟大面前，连感动都是多余的，她用年轮的寿命，一圈一圈讲述荡气回肠的传奇。从黄麻起义开始，便注定这座城的英雄情结，她不用任何言语的赞颂，她追逐光，一路朝圣。
从来历史，都是沉重的话题，像风霜的老人脸上最深的沟壑。这座城，是铁血的将军，他怎样开疆拓土，守护家园，我们不得而知，零散的材料，老者的只言片语不过是他三尺青锋上的锈迹斑斑，却承载了一座城的荣耀，而今，我停下来，用自己的手来抚摸一个英雄的累累伤痕，悲痛却也带着骄傲。被侵掠的伤口早已烟尘满面，时隔百年，曾经的呐喊与呼救，悲恸或怆然，与历史一道沉淀，深埋在土地里，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所有干净的痛苦都会沉淀，沉淀成悠闲。”然而我却铭记，我身体里翻腾的是红色的血液，是英雄的血液。这是我的信仰。
都说，时间给了我们闯荡江湖的勇气，和山河踏遍的决心。须知，我们走过的一山一水终究要用一朝一夕来偿还。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是否是落单的大雁，把万水千山走遍，却始终忘不掉故乡的一眼泉孔，一寸日光。还是那一句话，归去来兮，我的家在这里!
大别山上那一抹一抹的红，我不禁赞叹，这是神的花园。红到如此鲜艳，是丹青泼成的颜色。这样的花，开在故乡，美到落泪。她开在你必经的路上，带着一样的优雅和故乡的深情。像那些忠勇的英雄一样，碎裂了，亦带着暗香，鲜艳一万年。
带着这样的风范，我将踏遍河山。
山河叹，我叹这河山……
篇2：髙二随笔：山河叹
白驹过隙，时光匆匆，眼见高一就要结束了。有时我和朋友们还会回忆畅谈初中，也会和志同道合的人长谈理想，似乎以前那么近，未来也是那么近。这一年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具意义的一年，像是人生的起点，像是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给我了一道叫做梦想的光，像是给了我一个信念，让我对人生充满激情。
之前，我和如今大多青少年一样，以为早已看透红尘，嘲讽鄙夷着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一身反骨，桀骜不驯，其实只是用这些来掩饰我心中对未来的恐惧，和无限迷茫，我更加肆无忌惮地玩着，消耗着时光，虚度着青春，显示着我多么的无谓，以此来遮挡着心中的软弱，我狂妄，因为我觉得我年轻，有的是时间。但是生活就像是一团被猫抓乱了的毛线球，理不清，剪不断，有挫折，有争吵，我时常会想，我做的这些事有什么意义，整天迷迷茫茫，混混沌沌，于是我不断思索，我努力寻找，我渴望清醒，就像毛毛虫在不断的冲击那层壳，寻找它的人生。
可能带给我这些感受的就是两个词，思索和寻找，思索自我，寻找理想，梦想和人生，寻找让我不愿意再浑浑噩噩，让我不愿意甘于平庸，也让我不愿意没有梦想。
篇3：“深恐随笔叹美”
然而，蔡元培绝不是不讲原则的“滥好人”。检读《蔡元培全集》的一些日记、书信和序文，笔者发现，蔡元培一贯反对浮躁作风，认认真真读书，老老实实做学问，即使是为人作序，也把它当学问来做，除一般性推介图书和简单题词外，“深恐随笔叹美”，其文品、人品堪称人世楷模。
一、知其人更重知其文，弄清楚“不可不说者”和“不可说者”
1938年3月22日，蔡元培接到许广平的信，信里请他为即将出版的《鲁迅全集》作序。作为同乡好友，蔡元培对“左翼文坛盟主”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的”（郭沫若语）。按理说，蔡元培的这篇序文很容易写，可以说说与鲁迅的交往，也可以“信手拈来”地写写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
但蔡元培并没有因许广平的信任和自己对鲁迅的了解，而对鲁迅作品匆忙下结论。在动笔时，蔡元培感到对鲁迅作品还缺乏足够了解，4月30日写信给许寿裳，要他寄一些鲁迅著作供其阅读研习。蔡元培在信里说：“弟曾得许广平夫人函嘱作序，已允之，然尚未下笔，深愿先生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盖弟虽亦为佩服鲁迅先生之一人，然其著作读过者甚少，即国际间著名之《阿Q传》亦仅读过几节而已，深恐随笔叹美，反与其真相不符也。”
收到许寿裳寄来的资料后，蔡元培仔细阅读，据其日记记载，到6月5日才“作《鲁迅全集》序成”。序文对鲁迅的创作和学问作了精要的分析和评述：“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体除小说三种、散文诗一种、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多许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著作）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这篇序言区区七百八十字，蔡元培竟花一个多月研读鲁迅作品，这是因为蔡元培在作序时，知其人更重知其文，尽可能弄清楚“不可不说者”和“不可说者”。足见其学风之严谨。
蔡元培《序》中对鲁迅“新文学开山”的评价得到广泛认同，鲁迅后来就被誉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大师”。
二、序文本身就是学术文章，“并非溢美”
蔡元培学贯中西，学识眼光和学术功底深厚，许多序文简明平实、容量极大、评述精到，很有价值，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蔡元培的治学成就。
1918年，北大青年教师胡适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的基础上，经过修改，形成《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正式出版时定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请校长蔡元培作序。蔡元培“细细读了一遍，看出其中几处特长”，在1918年8月3日写就的序文中这样评述：“第一是证明的方法”，考订哲学家的生存年代、遗著真伪，揭示各家方法论的立场，“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亦即“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三是平等的眼光”，打破了封建时代定儒术于一尊的正统观点，平等地对待诸子百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第四是系统的研究”，使哲学流派“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递次演进的脉络”，“此真是前人所见不到的”。
蔡元培是评论这部开拓性著作的第一人，为胡适奠定学术地位扫清了障碍。序文似乎多溢美之词，但却是实事求是的，这在后来一些著名学者对此书的评论中可以印证。梁启超认为胡适此书“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作者冯友兰则认为：“蔡元培给这部书以这样高的评价，就当时学术界的水平来说，并非溢美。”
像《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一样，蔡元培所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也可说是一篇学术论文，在中国书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自身价值不像常见的应酬文字会被遗忘。
1934年，赵家璧创意将“五四”以来有定评的文艺作品编选成一套统一规格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1917-1927），这在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据蔡元培日记载，1935年1月11日，赵家璧来到中央研究院，“要我作一篇总序，约三四万言，二月十八日以前缴稿”。蔡元培高兴答应，但由于时间紧，表示先为《大系》写一篇二三百字的《提要》，以供先行预约增订之用，再抽空写一篇《总序》。
这篇《提要》很快写就，但为写《总序》，蔡元培搜罗各类资料，详加分析研究，不断修改完善，前后共有七八个月时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对《总序》标注的成稿日期是1935年8月6日。其实，真正定稿的时间要迟一个多月。据蔡元培日记，8月6日，一万余字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脱稿”，其后又在青岛避暑期间进行修改、压缩成五千七百多字（这是蔡元培所有序文中篇幅最长的），到9月20日才将《总序》终稿寄给赵家璧。
蔡元培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概述欧洲文化复兴历程，回顾中国历代文学、艺术、哲学方面的成就，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称赞以“大系”形式对“五四”以来“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温儒敏在《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蔡元培不是以作家和当事人的身份出现，他可以更超越一些来看五四新文学，并把新文学运动与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化联系起来，使这篇总序比其他各卷序言有更为开阔和雍容的气度。”
三、重视学术批判，提倡写批评性书评
有人说蔡元培书评中“很少贬人，很少批评”。其实，少贬人为真，而少批评未必。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充分尊重作者意见，鼓励探求真理，但作序时不尽是推崇、赞许、勉励之词，也经常直言不足和缺点，力求评价之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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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中央研究院的王小徐请蔡元培院长为其新书《佛学与科学比较之研究》作序。蔡元培1900年曾发表《佛教护国论》，对佛学颇有研究，但他仔细看了王小徐的新书后自感不力，不敢轻易动笔为序。于是，蔡元培于1930年6月20日写信给胡适，想先请其作序：“小徐先生之《佛学与科学》久搁弟处，弟尚未暇摆脱一切对此问题一研究，特将全稿奉上。先生写哲学史，正涉印度哲学输入时期，或顺便作一首较便。小徐说：‘反对尽不妨’。”
蔡元培在给胡适信中特别强调王小徐“反对尽不妨”的观点，说明蔡元培提倡学术争鸣，鼓励写批评性书评。他身体力行，在“对此问题一研究”后，于一年半后的1932年1月15日完成《佛学与科学》序言，用近一半的篇幅对王小徐的书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要有更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轮回，希望“小徐先生既以科学家的资料为佛法与科学一篇以期端绪，尤望积极提倡，促成种种科学的工作，以完成自度度人的宏愿”。
在碰到自己不甚熟悉的作品时，蔡元培十分注重征求行家的意见，为其作序提供帮助。1934年，北大毕业生薛砺若寄《中国词学史》稿（中卷）给蔡元培，请他“审阅”作序。蔡元培先将文稿交给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审读，特别要求他们提出意见。史语所同仁按要求对文稿提出了一些不足，蔡元培认为这些意见很有道理，5月4日复信转告薛砺若，一方面表扬其“搜讨之勤、致力之深”，同时也指出该书“行文难免冗沓，间有转写之讹……倘若刊行，尚须加以熔裁，否则中卷篇幅恐超过上、下两卷数倍也”。
1939年11月19日，陈乐素来找蔡元培，请他为陈大年所著《中国古玉之研究初集》一书作序。蔡元培花了几天时间认真阅读，认为该书“颇多创见”，但“不亦有可疑之点”，并一一列举，足有七百多字。
孙梨在《序的教训》一文中曾说：“鼓吹之于序文，自不可少，然当实事求是，求序者不应把作序者视为乐佣。”蔡元培重视序文的学术批判，敢于把不同意见表达出来，讲真话、讲实话，体现了真性情、真学问，于学术健康发展也大有裨益。
四、“未曾研究”“未读全书”不作序，以对作者和读者负责
蔡元培学识广博，被学界公认为“通人”，但他深知“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明代顾炎武语），但凡作序，都要对相关内容作全面了解，以求较能精准地把握著作要义；对于不熟悉的著作不妄加夸赞，也不敢率尔为序。
1923年，留法的北大学生汪奠基翻译了潘加来的《新几何》、《几何原理》两书，打算合并出版，请蔡元培校长作序。7月12日，蔡元培以“未曾研究此学，岂敢妄谈”而婉辞。
1939年11月8日，王小徐致函蔡元培，想请其为即将出版的《因明入正理论摸象》作序。因当时该书已在商务印书馆，蔡元培没有看到书稿，便于11日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索阅小徐所著书稿或样本”。14日收到寄来的书稿后，蔡元培急忙翻阅一遍，次日便函告王小徐和王云五，称“读一过，觉作序甚不易”，“因弟平日未曾研究因明”，“又无暇细读”，只能“题签而已”。王小徐对蔡元培的务实、谦虚态度十分感念，事后专门致信感谢“题书签”。
蔡元培的名气大，求序者实在太多，他有时真的没时间阅读。对这些没有通读或者细读的作品，蔡元培不碍于情面应酬，作无病呻吟之叹、离题万里之言。1917年，《中国黑幕大观》编者路滨生写信邀序，蔡元培12月26日回函，对路滨生“救世苦心，深感钦佩”，同时表示：“惟作序则未敢，因未读全书，率尔发言，不特自轻，兼亦轻大著也。如必欲鄙人列名，即以此函代序。”后来，路滨生果然将蔡元培的复函作为书的序言，成为当时出版界的美谈。
1930年7月，罗韩青致信蔡元培请他作序，7月30日，蔡元培复信云：“接读手书，知大稿《认识论》修润已就，甚慰……惟序文，忙冗中恐无暇执笔，专此奉复，希察之。”1933年，蔡元培的同乡好友余大纯请其为新书作序，9月28日，蔡元培答复：“《东北实地调查记》大稿，敬悉一切。大稿材料极有价值，文笔亦甚畅达。弟为他种工作所羁，未能全读（恐久阁误印刷之期），亦无暇作序，谨题数字，借表欢迎。”
序跋是作品的广告，读者会因名人的序跋进而读作品。而有些人对所要言说的对象、论题一知半解甚至完全外行，却仍“好为人序”，“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蔡元培“未曾研究”“未读全书”便不作序，以免“自轻”“轻大著”，体现的是对作者、读者的社会责任和对学术操守的坚守。
五、不为缺陷明显者写序，不因友谊失公正
蔡元培对应诺作序的作品都认真阅读，如果是为其质量所感染，自然乐意作序。但对有明显缺陷的著作，即使是好友、熟人推荐的，他依然坚持不能为之则不为的原则，决不因友谊而勉为其难、失却公正。
1913年，吴稚晖写信请蔡元培为宁君所撰之书作序。吴稚晖是蔡元培相交四十余年的老朋友，与张静江、李石曾并称国民党“四元老”。考虑到吴稚晖的情面，蔡元培只好先答应了。
但在通读全文后，蔡元培发现该书缺乏真实性，带有偏见，在复函宁君的同时，于1913年11月16日致信吴稚晖，明确表示不愿作序：“书中好似得诸日、英人游记者，装缀为实地闻见。弟曾于其太露痕迹处告知之，渠欣然愿改，正其虚心，可佩也。书中议论，尊英抑法，有太武断处。弟以其人诚恳而虚心，可以尽言，直告以所见不同，而不为作序。”
晚年居港时，蔡元培通过刘海粟结识港穗名画家鲍少游。鲍少游曾留学日本，精研笔墨技法，擅绘花鸟、山水画，时任香港丽精美术院院长。1938年6月7日，鲍少游上门拜访，赠蔡元培一幅《藤阴游鱼图》，并拿出他尚未配画的《百鸟图诗》一书，希望蔡元培作序。蔡元培翻了一翻，当面指出其失误，说得有理有据：“君所长者画，无图而先印诗，殊不妥；又君所长者花鸟写生，而今第一首之《凤凰》与其后之《精卫》，均得之传说，而非目见者亦未安。请于此两点参考后，再谈作序题。”
蔡元培求真求实，拒绝为鲍少游作序，却并未影响双方情谊，两人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往来。获悉鲍少游即将在香港公开展出组画《〈长恨歌〉诗意图》，1939年11月22日，蔡元培主动写信给他，说自己欲先睹为快。11月24日，鲍少游携十余帧画来蔡元培家，蔡元培对作品赞赏有加，12月8日专门作《题〈长恨歌〉诗意图》诗一首：“《长恨歌》成千百年，长生殿曲也流传。更将画史随诗史，三绝应看萃一编。”并在题画诗后加“注”，赞画作“工细清丽，得未曾有”，为鲍少游在香港的画展扩大了影响。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题跋作序所折射的是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道德涵养。黄炎培评价恩师蔡元培云：“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我们在期盼学界有更多的“无所不容”时，同样希冀今日之学人能像蔡元培那样“有所不为”，恪守学术理性，共同撑起一片明静的学术天空。
篇4：髙二随笔：奋斗，快乐的资本
奋斗，是快乐的资本。经历过为快乐而付出的酸甜苦辣后，看着自己奋斗所得成果，快乐不禁由心底发出。而我们怎样通过努力而获得快乐呢?
快乐，要众人齐心协力。一群年轻人通过合作获得了快乐。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企业为了利益不惜代价地斗争，而最后获得的是对手创造的烦恼。我国的巨富李嘉诚不愧是一位伟大的企业家。他从来都是诚信待人，用实际行动感化对手，与之合作，获得成就后的快乐。快乐并不遥远，合作产生力量从而为奋斗提供资本，才能更近快乐的彼岸。
生活就像是建造一条船，重要的是其中的过程，是那七七四十九天的努力和众人合作的身影。有过这样真正生活的人，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