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社会实践活动经验

唐中社会实践活动经验（精选2篇）

篇1：唐中社会实践活动经验

搭建活动育人平台 绽放青春活力风采

唐官屯中学

校园里人影欢畅；教室中歌声荡漾；讲台前，学生们抒发自己的梦想；赛场上，选手们追逐心中的太阳。在过去的一年中，唐官屯中学以丰富多彩的活动为载体，引导学生塑造良好品行、锻炼强健体魄，全面提高了身心素质，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培养了学生个性特长、开发了学生创造潜能。

主题教育，塑造学生品行

为继续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我校紧紧围绕中央确定的“我和我的祖国”活动主题，根据中学生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以爱国、责任、诚信、乐学、奉献、合作为主要内容，以养成教育和实践体验为重点，以班级活动为载体，组织开展“班班有歌声”、“班班创环保”、“班班讲安全”、“班班讲诚信”、“班班读书报”、“班班办社团”、“班班荐明星”、“班班都有志愿者”等八个贯穿全年的系列班级德育活动，活动中，以升旗仪式、红色经典影片展、学校宣传橱窗、黑板报、班会等阵地进行宣传教育，让学生在“看（影视片）、听（报告）、写（心得）、比（常规）、”中提高道德意识，在学生签名活动、班会活动、演讲比赛、知识竞赛中铸就良好品行。

红色经典影片展激发爱国情怀

法制报告唤起每位同学的守法意识

弘扬雷锋精神，参与志愿服务

阳光体育，释放青春活力

为扎实推进“阳光体育运动”，保障学生每天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我校通过开展全员性文体活动，真正使每一位学生在校园“健康、快乐、和谐”的发展。一是抓好每天上下午的大课间活动，达到全员参与，体现快乐体育，快乐成长的新理念。二是举办每月一项的竞技比赛,先后开展了踢毽、跳绳、乒乓球、三人篮球赛、拔河等项目比赛，不仅丰富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又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充分展示了同学们的青春活力，表现出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玩强拼搏的精神。三是在练习部颁课间操基础上，又推出了健身操——“阳光太极”。学生对于此项活动全情投入，一招一式，张弛有度；一进一退，刚柔相济。这项体育活动收到了放松精神、舒缓情绪的效果,真正地为学生终身体育运动奠定基础。

阳光体育活动 活力绽放校园

校园文化，启迪学生身心

我校以创设环境文化为切人点，把培育校园精神作为着力点，努力寓校园文化建设于生动活泼、异彩纷呈的活动之中，创建具有本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根据学生年龄特点、性格迥异和兴趣爱好，我们开展了文艺类、科技类、心理健康等系列活动，以教学班形式面向全体抓普及，小组形式培养特长生，为学生发展特长创造机会。在走廊里、墙壁上展示的学生手抄报、工艺制作、书画作品,在装点校园的同时,也让每一个学生都找到了自己的闪光点,从而增强了其学习、生活的信心。校园广播站从稿子的撰写、推荐、甄选到播出，层层有学生亲自参与。艺术节书画展、文艺演出让学生们展示艺术才华的同时，在活动中接受了“真”的教育、“善”的引导、“美”的熏陶。

校园成为“陶冶情趣的花园、教人求真的乐园”

2009年3月25日

篇2：唐中社会实践活动经验

关键词：唐中后期；盐业；社会阶层

一、唐中后期盐商地位的提高

盐为巨利，随着唐中后期榷盐法推行，对盐业控制的加强盐商阶层的地位逐渐得到提高。 [1]

（一）扶持盐商政策的出现

首先肯定了商人的地位，不再像唐初那样贬低，所谓“通商惠人，国之令典”[2]。并且在此基础上，倡导保护盐商。穆宗时期，盐铁使王播上奏：“应管煎盐户及盐商，并诸盐院停场官吏所由等，前后制敕，除两税外，不许差役追扰。今请更有违越者，县令、刺史贬黜罚俸”[3]。对盐商的保护力度已与官吏的升降、俸禄挂钩，不可谓不严格。

其次，禁止向盐商征收杂税徭役。《册府元龟》载：“肃宗乾元元年，司金郎中第五琦为河南第五道度支使，创立盐法，？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4]。刘晏时期已很明确“广牢盆以来商贾”[5]的政策，并收到了“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一千三百万贯，而盐利过半”[6]的效果。

再次，政府给以盐商充分方便的购盐的渠道。刘晏时期，“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即那时商人批发盐引，可以用绢帛代替钱币，另包佶为汴东水陆运、两税、盐铁使时，“许以漆器、瑇瑁、绫绮代盐价”[7]。度支、盐铁使、户部应纳税茶兼集盐中须纳见钱者，亦与时估匹段及解斗，如情愿纳见钱，亦任稳便，仍永为常式”[8]。这便给了商人们极大的灵活购盐方式，以物抵钱，使食盐流通的过程不再局限于货币，增加了食盐的销售量。

（二）盐商有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的资格

在唐代，“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9]。即那时候商人是没有铨选受官资格的，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国家开始重视商人的地位，盐商也在其中。

商人之子毕諴，“大和中，举进士、书判拔萃，连中”[10]，并被“召入翰林为学士”，并在穆宗时期，担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之职，可谓盐商阶层入仕做官最为典型的事例。另外，盐贾子常修、顾云分别在咸通六年、十五年及第[11]。像是山东地区的黄巢“世鬻盐，富于赀”[12]，但“屡举进士不第”[13]，最后“为盗”。虽然黄巢由一名“知书识礼”的富家子弟最后走上了武装起义之路，但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也说明唐后期盐商确实可以参加科举入仕。

二、盐民与百姓负担加重

盐民是专门生产制作食盐的人，在唐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同于普通劳作的百姓，而是有专门的盐籍。《新唐书·食货志》中载：“盐民田园籍于县，而令不得以县民治之”[14]。盐民本是整个食盐流通环节中付出最多回报最少的群体。他们“要按‘丁产等级’来定户等，交纳两税，课税每年虽有定额，但官府仍可随时加征。亭户还由于身隶盐籍，不能随意离场而去，一旦出现灾荒，亭民们就只有‘相脔肉自救’。”[15]。

百姓在向政府缴纳自身的赋税徭役之外，还要承担盐户徭役。《册府元龟》中记载，自第五琦推行榷盐法之后“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徭”，政府为了食盐更好的流通，把额外的杂徭摊牌在百姓身上，加重百姓负担。其次，盐价屡次抬高，导致无盐可食。在当时，海盐价格由榷盐之前的10文∕斗，增长到贞元年间的370文∕斗，几十倍的增长让百姓无力购买。《新唐书·食货志》中载：“盐估益贵，远乡贫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百姓无盐可食。又韩愈在其《论变盐法事宜状》中也提到：“？变法之后，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16]。再次，百姓不断受到官吏的侵扰。“乡村远处，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将盐家至户到？不比所由为官所使，到村之后，必索百姓供应”[17]。偏远乡村，官吏本就粜盐不至，即便到达，也是向百姓索要财物，加重百姓负担。又即便和雇运盐，用的也是百姓车马（牛车），但百姓却无法从政府手中拿到真正的食盐脚钱，因此百姓宁为私家载物取钱五文，不为官家载物取十文钱也。

三、政府、盐商与百姓之间的关系

（一）官商之间既合作又斗争

《唐代的盐政》中写到：“封建政府与盐商的关系，是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当合作的成份多于斗争时，食盐专卖经营便得以较顺利地开展，当斗争的成份多于合作时，其经营便受到干扰和破坏。”[18]很确切的定义了官商之间的关系。

政府与盐商之所以合作，因为二者之间有共同的利益所在。一方面，刘晏改革榷盐法之后，食盐运销由官运官销变为商运商销，政府不再参与到运销环节，那么政府想要获取更多的盐利，只能仰赖商人尽可能多的批发盐引，并将食盐销往全国各地。因此刘晏当时便提出“广牢盆以来商贾”的政策。另外当时盐官的绩效与招商售盐相挂钩，这是考核盐官的重要标志，因此盐官们尽最大可能的招徕盐商。于是政府从许多方面给以盐商便利之处，并提高其地位。

政府與盐商之间又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两者虽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争取盐利，但阶级立场不同。盐商只为争利，但政府还要考量诸多因素，例如社會安定。唐武宗敕文载：“度支盐铁户部？准敕例条免户内差役。天下州县豪宿之家，皆名属仓场盐院，以避徭役，或有违犯条法，州县不敢追呼”[19]。政府本以给盐商极大的权利，但他们依然想方设法逃避国家徭役，并且州县不敢追查。导致政府无法从他们身上获得本应征收的徭役，又无法安定民心，这与国家利益极大背驰。因此二者又处于一种不断的斗争之中。

（二）百姓是官商争利的最大受害者

盐官与盐商的争斗，都为各自利益，最终受害者是底层百姓。韩愈在其《论变盐法事宜状》中提到：“臣今通计所在百姓，贫多富少，？盐商利归于己，无物不取，变法之后，百姓贫者，无从得盐而食矣”[20]。盐商“利归于己”，对百姓则“无物不取”，而盐官“利不关己”不去粜盐。不论哪一方面，受苦的最终是平民百姓。官商在争利的同时，从未考虑过百姓利益，商人把赋税及食盐差价转移到百姓身上，而政府又给百姓强加更重的徭役，他们是官商争利最大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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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張剑光《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M]一书中，首篇《唐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意义》肯定了唐中后期商人地位的提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2][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卷五百二《帮计部·平籴》，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3][后晋]刘昫：《旧唐书》[M]卷四八，志第二八《食货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4][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卷四百九十三《帮计部·山泽》，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5][后晋]刘昫：《旧唐书》[M]卷四九，志第二九《食货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6][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卷五百二《帮计部·平籴》，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7][宋]欧阳修：《新唐书》[M]卷五十四，志第四四《食货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8][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卷五百二《帮计部·平籴》，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9][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卷五百二《帮计部·平籴》，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10][宋]欧阳修：《新唐书》[M]卷一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八《毕諴》，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1][宋]李昉：《太平广记》[M]卷二百七十一《关图妹条》。

[12][宋]欧阳修：《新唐书》[M]卷二百二十五下，列传第一百五十下《黄巢》，北京·中华书局。

[13][宋]范祖禹：《唐鉴》[M]卷二十二《僖宗》。

[14][宋]欧阳修：《新唐书》[M]卷五十四，志第四四《食货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15]陈国灿：《唐代的盐户》[J]，《中国古代史论丛（一九八二年第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241页。

[16][唐]韩愈：《昌黎先生文集》[M]卷四零《論变盐法事宜状》。[17][唐]韩愈：《昌黎先生文集》[M]卷四零《论变盐法事宜状》。[18] 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M]，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19][宋]李昉：《文苑英华》[M]卷四百二十三，《会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尊号敕文》。

[20][唐]韩愈：《昌黎先生文集》[M]卷四零《论变盐法事宜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