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解约申请书

2024-05-13

常用的解约申请书(精选3篇)

篇1:常用的解约申请书

申 请 解 约

尊敬的XXXXXX公司:

本人是XXXX大学XXXXX专业的XXXX年应届毕业生XXX,于XXX年XX月XX日被贵公司录用,签订了三方协议。

由于个人原因,不能去贵公司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慎重考虑,以及和家人再三商量,最终我选择放弃工作。因此,很遗憾的向贵公司提出解约申请,希望贵公司能够考虑本人的特殊情况,允许本人解除与贵公司签订的三方就业协议,并出具解约函,声明终止三方就业协议的法律效益。同时,本人将严格按照就业协议承担责任,履行与贵公司的违约条款。

非常感谢贵公司在本次的校园招聘中对我的厚爱,我深知我的违约也将给贵公司的招聘工作带来极大地不便,在此对我没有处理好个人事情而给公司带来的资源浪费表示深深的歉意。

申请人:

年月日

解约函

XXXX大学:

在充分考虑个人选择意愿和我公司现实际情况,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解除贵校XXXXX学院学生XXX与我单位所签订的三方就业协议,其与我单位解约手续已办理完毕,同意其办理其他有关手续,请贵单位予以协调。

单位(公章):

年月日

篇2:常用的解约申请书

___________大学:

在充分考虑个人选择意愿和我公司现实际情况,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解除贵校_______学院___________专业学生________(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与我单位所签订的三方就业协议,其与我单位解约手续已办理完毕,同意其办理其他有关手续,请贵单位予以协调。

单位(公章):

篇3:企业解约权限制的经济效应探析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价格管制,税负归宿理论

“华为辞工”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劳动合同法》严格限制企业解约权问题的高度关注。这种严格限制会给我们的经济运行带来怎样的影响, 又会给劳动者的利益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是我们的制度经济理论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鉴于此, 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深入地分析和研究。

一、解约权限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和资金、机器、厂房等一样, 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企业要开展生产, 需要与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人签订合同:与土地所有人签订土地转让或租用合同, 获得土地这一生产要素;与设备制造商签订购买合同, 获得机器设备这一生产要素;与原材料供应商签订合同, 获得原材料这一生产要素;也与劳动者签订合同, 获得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每个生产要素的所有人也相应取得自己的收入, 土地所有人取得地租, 设备制造商和原材料供应商取得销售收入, 劳动者取得劳动收入。

既然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 那么劳动力的价格也和其它生产要素的价格一样, 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进一步讲, 跟其它要素市场一样, 劳动者是否能获得有更好的劳动收入, 也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如果劳动力供大于求, 劳动者的收入就低;如果劳动力供不应求, 则劳动者的收入就高。既然劳动者的收入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 那么政府的干预就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整体的收入水平。

那么, 政府的干预会产生什么其他影响呢?对此问题, 我们可以采用经济学上的价格管制理论和税负归宿理论展开分析。在分析之前, 我们必须设定一个理论前提:合约就是价格。这一理论意味着, 价格并不仅仅是指合约中的价款这种显性价格, 还指合约中所有其它条款 (如责任划分和风险分配等) 这种隐性价格。基于这一理论, 我们需要论证的命题就转化为这样的命题:劳动合约就是价格, 因此干预劳动合约就是干预价格。

按照价格管制理论, 由于减少了企业的生产激励, 政府对企业商品的价格管制不可避免地会减少社会产品的总产出, 造成社会净损失 (Deadweight Loss) 。普通人认为, 政府对企业征收所得税, 则该税负肯定是由企业主承担了。但是, 税负归宿理论表明, 这是一种假象。实际上, 企业主、劳动者和客户都将共同承担这一税负, 而承担的比例由其各自的需求弹性决定。

将上述理论应用到我们目前的问题, 我们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根据价格管制理论, 政府对劳动合约 (价格) 的干预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 减少企业的生产激励, 从而会不可避免地减少社会产品的总产出, 造成社会净损失。简单地说, 社会的“蛋糕”缩小了。

二、解约权限制对劳动者利益的影响

进一步的问题是, 社会净损失是企业承担得多, 还是劳动者承担得多?按照税负归宿理论, 企业和劳动者承担损失的比例取决于其各自的需求弹性。也就是说, 如果企业更需要劳动者, 那么企业承担的损失比例就更高, 反之, 劳动者承担的损失比例就更高。原因就在于, 优势方可以利用其优势将损失转嫁给对方, 转移损失的多少取决于双方的优势对比情况。以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来看, 虽然劳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在最近几年有所增强, 但还是明显弱于企业。这就意味着, 社会损失的大部分将由劳动者一方承担, 而不是企业。

我们可以用数字来更具体地说明上述两个结论。假设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 社会的收益是10元, 企业和劳动者各分配到5元。在政府干预情况下, 社会收益下降为7元, 社会净损失3元。因为劳动者具有更大的需求弹性, 3元的净损失部分企业承担1元, 劳动者承担2元。对照没有干预之前, 企业的收入从5元减少为4元, 劳动者的收入从5元减少为3元。显然, 这是一个没有赢者的结局, 《劳动合同法》的干预肯定会给企业造成损失, 但劳动者损失得更多。

不仅如此, 在劳动者整体承受的这2元损失中, 还存在内部分布不均的问题。一些劳动者会承受更少的损失, 如0.5元, 甚至会获得正的收益;而另一些劳动者则会承受更多的损失, 如2.5元, 甚至更多、直至失业。这是因为前者具有企业更需要的才能, 企业很难将损失转嫁给他们, 而后者则不具有这样的才能, 在劳动力市场上随时可以补充, 企业可以很容易地把损失转嫁给他们。在极端的情况下, 企业有可能向后者转嫁2.5元的损失, 将后者多承受的0.5元补贴给前者。因此, 政府管制不仅会在企业和员工之间产生差别的分配效果, 还会在员工内部不同人群之间产生差别的分配效果。部分员工会因此受益, 绝大部分员工会变得更差。

就此一概否定《劳动合同法》是不公正的, 也不是本文所持的立场。其中的大部分条款都是多年成功实践经验的总结, 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 《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解约权的严格限制, 无论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而言, 还是对劳动者而言, 都会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由于劳动法的严格限制, 企业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生产规模, 日积月累, 最终会导致大量破产, 从而可能促发经济危机的发生, 或加剧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并且, 如是所证明的, 《劳动合同法》很可能不仅达不到保护劳动者利益的目的, 而且会伤害绝大多数劳动者。因此, 《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不仅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也应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 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向松祚:五常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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