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景行是不是褒义词（精选6篇）
篇1：高山景行是不是褒义词
用法：联合式;作谓语、定语;指崇高德行
解释：高山：比喻道德崇高;景行：大路，比喻行为正大光明。指值得效法的崇高德行。
出处：《诗经·小雅·车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例子：虽德非君子，义无诗人，～，私所仰慕。(三国·魏·曹丕《与钟大理书》)
篇2：高山景行是不是褒义词
【发音】gāo shān jǐng xíng
【释义】[respect a worthy person as to look up to high mountains] 高山：比喻道德崇高;景行：大路，比喻行为正大光明;止：语助词。以高山和大路比喻人的道德之美，有高德之人犹山高、路阔一样受仰慕。指值得效仿的崇高德行。
【出处】《诗经·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示例】虽德非君子，义无诗人，～，私所仰慕。(三国·魏·曹丕《与钟大理书》)
陇其于声音之理，未能窥见万一，然仰苑洛、椒山两先生之遗风，不啻～(清·陆陇其《上巡道吴公书》)
【文章】《高山景行》，选自《史记·孔子世家》
原文：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翻译：太史公说：《诗经》有这样的`话：“巍峨的高山令人仰望，宽阔的大路让人行走。”尽管我不能回到孔子的时代，然而内心非常向往。
英文翻译：respect a worthy person as to look up to high mountains
成语解释：高山：比喻道德崇高;景行：大路，比喻行为正大光明。指值得效仿的崇高德行。
成语举例：虽德非君子，义无诗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三国魏 曹丕《与钟大理书》)
常用程度：生僻
语法用法：作谓语、定语;指崇高德行
成语结构：联合式
篇3：高山景行 学子如斯
在6年的摸索中，我和领导班子成员不断总结学校教育教学经验，提炼学校文化精髓，确立了景行小学建设“文化校园”、走内涵发展之路的整体发展思路，并提出了“高山景行，学子如斯”的校训，“崇德尚美，追求卓越”的校风，“博爱滋润心灵，博学启迪智慧”的教风，“勤学好问，自主创新”的学风，希望以新的理念引领全校师生的行为，以文化提升学校的品位。
在此基础上，我带领学校团队制订了学校发展规划，设计了“理念引领，师资保障，全面发展，凸显特色”的文化校园打造计划，力求用3—5年时间，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服务质量，努力满足周边地区百姓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同时，通过打造文化校园，不断提升学校的品牌形象，最终使景行小学成为一所在广西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品牌学校。
打造学校管理文化
有了美好的愿景，如果没有管理措施的跟进，再好的目标也会成为一纸空文。如何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是每一个学校管理者都在思考的问题。2007年初，我与学校领导班子商议，决定分派学校管理人员赴教育先进地区进行考察。此次考察不同以往，我们深入北京、杭州、广州等地的优秀学校，现场观摩、体会、领悟别人的先进管理经验，回来后再结合本校实际，思考富有我校特色的有效管理模式。最终，《景行小学教育教学管理手册》制订出台了。
《景行小学教育教学管理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包含《景行小学教学质量手册》《景行小学教育服务手册》《景行小学后勤服务手册》《景行小学教育责任事故的认定及处理办法》《景行小学行政人员三大纪律三项责任》5个篇章，对学校日常管理的各个方面都作了逐一规范，对各部门工作及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进行了细致的指导，对上至学校领导，下至一线教职员工的事故处理作了严格的规定。《手册》制定后，我们一方面组织教师进行学习，并以《手册》的规定考核、检查各部门及全校教职员工的工作；一方面认真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结合实际实施情况，不断完善《手册》的内容。我们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无论行政人员还是一线员工，只要违反学校制度，都由学校事故审核小组进行调查，一经认定，即按照条例进行相应处理。2008年，我们又推出了《景行小学班级工作量化管理细则》，用详细的标准来考评班主任的常规工作。这个量化细则的实施，不仅将学校日常工作予以细分，使责任落实到个人，还使学校对班级的管理更注重细节，有效而规范地推动了班级创优和班主任专业化的发展。
在强化制度管理的同时，我们更注重对教师的人文关怀。我们深知，唯有制度与人文的有机结合，才能形成和谐有效的管理机制。6年来，为改善教师的办公环境，我校挤出办公经费，为教师配置了新的办公桌椅，各办公室配备了作业本柜和饮水机。早在2007年，我校就完成了教师人手一台电脑的配置，还建立了校园网站，实现了办公信息化。为调节教师的工作节奏，让教师在忙碌之余锻炼身体、放松心情，我们不但经常性地组织开展各类文娱活动，还分别在两个校区设立了教师活动室，并出资邀请瑜伽教练带领大家学习瑜伽。6年来，每逢教师生日，我都会亲自撰写贺卡，代表学校送上祝福和鲜花；6年来，如有教师生病住院，黄庆峰书记和我都会亲往医院探望住院教师，还每年都慰问退休教师……教师们的大事难事，我们都一一记在心上并尽力帮忙。
正因为把教师的利益时刻放在心上，把对教师的关怀落到实处，我校的各项管理在制度的规范下展现出人性化的色彩，形成了富有景行小学特色的管理文化：制度和人文相铺相成，学校管理刚柔并济，张弛有度，教师在严格有序的工作中，享受着尊重、理解、信任的人文环境和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担起促进学校和谐发展、持续发展的大任，学校也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屡创佳绩。
丰富学生文化生活
为了把学生活动提升成为一种特色文化，我们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和实践。
2007年，我们结合多年的艺体培训经验，推出了以“校园俱乐部”为主要形式的学生特色教育课程。同时增加了机器人工作室、学生科技活动等几项特色项目，并与柳州市科技馆强强联手，自主开发教材，实施校本课程探究和实践。目前，我校已经自主开发了《景行小学校本科技教材》学生用书、教师用书、教学案例3套用书（适合中、高年级使用），围绕科幻画、小鲁班工艺、机器人、陶艺、航空航海模型等方面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形成了具有景行小学特色的科技教育课程。
2008年，我们向全国优秀学校学习，结合自身实际，推出了特色德育活动：一年级新生开笔礼、六年级毕业生毕业典礼。每年9月的开笔礼，我校新入学的孩子都会聆听校长、书记讲授人生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在家长和老师的见证下破蒙启智，在庄严的仪式中，初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树立勤奋求学的远大志向，把上学读书看成一件神圣的事。每年6月的毕业典礼，我校的毕业生都会以各种形式尽情展现才艺，彰显景行学子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深情展现学子们对母校、对恩师的感激之情。到目前为止，我校毕业生的毕业风采展示已走出校园，唱响柳州文化艺术中心、柳江明珠大舞台，引起柳州市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从2009年开始，为进一步促进学生文化的繁茂，我们提出了零作业日计划，把每月的第一周周末定为零作业日，留下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进行特色学习，展示自身特长。同时，我们积极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创设“篮球宝贝迎新年”经典活动，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创编了景行小学年级特色操，即一年级动感啦啦操、二年级集体舞、三年级武术操、四年级家乡歌舞、五年级太极搏击操、六年级劲炫舞。各年级特色操各具特色，展示了学生的青春活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我们还根据《景行小学学生一日行为准则》创编了学生德育室内操，让学生在练习各感官配合的过程中养成行为规范，提升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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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校加入了ISSE国际交流组织。ISSE是国际学校交流组织Inter-national School-to-School Experience的简称，是一个为小学生提供国际文化交流的组织，目的是为全世界重视现代教育和国际交流的学校提供指导和交流的平台。迄今为止，我校已经成功组织学生开展了赴美国、德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际交流活动。学生通过访学交流，增长了见识，了解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此项活动得到家长、学生的交口称赞，社会反响良好。
2011年，我校又综合历年的德育经验，推出了“520”德育活动计划。“5”即五个爱的行动——爱的体验、爱的传递、爱的故事、爱的桥梁、爱的榜样；“2”即两支队伍——红领巾社团、家长志愿者队伍；“0”即班主任工作零投诉。“520”计划的实施，从更高的层面推进了学校“爱”文化的深入传播，进一步促进“幸福教育，爱满景行”活动的深入开展，为学校学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能量。
2013年，我校又“复制”全国名校——北京实验二小的先进经验，执行了保障学生安全的集体放学制度，开展了课前精彩两分钟学生展示活动，让学生通过展示，彰显自我风采，交流彼此见识。
丰富的活动，促进了我校学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校园带来了绚丽的图景，一批批景行学子在多彩文化的熏陶下，在每一年的各级各类文体、科技、经典诵读等活动竞赛中摘金夺银，出类拔萃。近年来，我校分别荣获全国第23届创新大赛一等奖、全国家庭机器人比赛多个一等奖、全国少儿歌舞比赛金奖、全国第二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全国规范字比赛一等奖、广西经典诵读活动一等奖、柳州市小学生篮球比赛冠军、田径比赛总分第一……一个个奖杯，一块块匾牌，让景行小学的校史室熠熠生辉！
提升教师文化品质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根基，学校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教师文化的打造与提升。为提升教师的文化素养和思想意识，我校把教师培训工作放在重要位置。2007年开始，我们开展了各种教师阅读活动，相继向教师推荐并赠送了《细节决定成败》《赢在执行》等书籍，为教师建立了电子书库，组织教师观看北京大学翟鸿焱教授的《沟通》，清华大学吴维库博士的《阳光心态》等讲座录像，并采取网络论坛等方式为教师提供交流的平台，检查督促教师的学习进度，了解教师的学习感受。通过学习，教师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充实，思想修养不断提升，业务能力持续增强。
我们坚持“培训是给员工最大的福利”的原则，以“送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开展教职工培训活动。2007年至今，我校每年派出近200名教师到国内先进省市乃至港澳地区优秀学校挂职学习，让教师零距离感受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课堂策略。2012年，我校和全国著名学校北京实验二小取得联系，连续派出教师到该校进行为期半年或一年的全脱产挂职学习。北京实验二小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先进的教育理念，使我校教师从思想素养到思维模式都有了较大的改变，看问题的视角宽了，想问题的层次深了，文化境界大幅度提升。为了让更多教师接受高层次的培训，我们还邀请美国梅尔森教师培训学校的艾德博士到学校为我校骨干教师进行培训，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卢咏莉博士引领我校青年教师团队开展为期3年的教育教学探究活动。广西师范大学、自治区教科所、柳州市教科所等区内各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更是我校日常业务学习时的“座上客”，他们的讲座为我校教师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头脑风暴，促使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文化素养不断提高。
2005年，景行小学东校区投入使用，使我校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大批青年教师涌入我校，他们为教师队伍带来活力的同时，也给学校带来了如何提升青年教师素质的难题。为帮助学校日益增多的青年教师迅速成长，我校推出了“青蓝工程”和“名师工程”，以培养青年教师为重点，以培育名师为主要目标，制订并落实青年教师培训计划及名师培育发展规划，为他们参加教育改革和教学科研创造条件和机会。近年来，我校根据青年教师的实际，为他们配备师傅，以团队式梯队培养对全体青年教师进行了有计划的培训。青年教师不仅人人都有指导老师，还能同时获得学校专家型教师的一对一指导，专业水准迅速提高。
2010年，我与我校党支部书记黄庆峰在城中区教育局的指导下，分别成立了特级教师工作坊。面对来自我校及兄弟学校的数学、语文青年骨干教师，我们从日常繁杂的工作中挤出时间，亲力亲为，充分发挥自己作为特级教师的示范辐射作用，将多年的教学经验和课堂智慧倾囊而授，使我校及兄弟学校的一大批骨干教师迅速成长起来。2010年夏，我的工作坊被确立为自治区级特级教师工作坊，为景行小学的教师文化对外辐射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在一系列培养工程的推动下，我校的青年教师成长迅速，邓星华、刘燕、李少娟、余宗翰、覃驿媛等一大批青年教师经过几年磨砺，在全区乃至全国各级各类竞赛中崭露头角，名师气质如晨曦初显。在柳州市每两年举办一次的青年教师赛课上，我校的青年教师在全市青年才俊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使学校连续三届成为全市获奖人数最多，获奖层次最高的单位。
除了关注青年教师的专业及文化素养的提升外，我校还紧紧抓住日常的教学管理，通过各种形式的检查活动促进教师专业素质的提升，以打造注重细节、追求卓越的教师文化。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我们严格执行教学“六认真”（备课、上课、辅导、批改作业、考试、听课）制度，坚持开展行政听课活动，每学期对所有教师的课堂进行普听。除此之外，我校积极开展各种教学及教师基本功比赛，并将其作为学校常规教学活动长期进行。例如，“新苗杯”5年教龄以下青年教师教学评比，“青蓝杯”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比武，中青年教师精品课展示……一次次课堂艺术的展现成为磨炼教师教学艺术的平台，也成为打造景行小学教师文化的重要途径，教师在一次次磨砺中蜕变成长。
如果仅仅是学习而缺乏探究，那么教师的专业成长是缓慢而肤浅的，我校领导班子早在2006年就提出了“教研兴校，科研强校”的发展理念。几年来，我校认真开展校本教研和教育科研工作，以良好的科研管理制度为保障，严格的科研考核为推手，促进我校各学科教师积极参加校本教研、教育科研活动。经过数年的教育研究，我校各学科教师以问题为切入点，以学习为手段，以设计为突破口，扎实开展校本教研活动，共同总结出“设计→研讨→修改→定稿→共享”的备课模式，大大提高了备课的效率和质量。同时，我校还利用“景行维客”“教师博客”等信息平台，落实集体备课制，借助“广西教研网”“柳州都乐网”“景行校园网”等网站积极开展网络教研活动，充分实现“先学后研，三位一体”的教研模式。在教育科研方面，我校坚持“向科研要质量”的钻研理念，构建了“人人有课题、科科有研究”的具有景行小学特色的教育科研体系，形成了浓郁的科研氛围。
一项项有力的举措，提升了景行小学的教师文化，教师在文化校园的构建中获得了提升，促进了成长，他们的专业发展之路越走越稳，职业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致力于打造文化校园，我校取得了多项令人瞩目的成绩。近年来，我校荣获全国首批数字校园示范校、全国英语教学示范校、全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先进实验学校、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全国“经典诵读”课题研究优秀学校、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广西少先队红旗大队、广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单位、广西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集体、自治区科研成果评奖先进单位、自治区“校园文化建设先进学校”等荣誉称号。一项项荣誉，见证了学校构建文化校园的努力，记录了学校文化发展的历程，但构建文化校园依旧任重道远，展望未来，我将与我校全体师生一起，在景行特色文化的陪伴下一路前行，创造出更多的佳绩。
篇4：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一
我是在季羡林先生的感召和指引下踏入南亚研究领域的。1978年夏季，我到北京参加研究生复试。这时，在刚刚成立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工作的赵国华先生(1943～1991)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到该所学习。他告诉我，季羡林先生是南亚研究所所长。这倒使我动心。名师可遇而不可求。倘若能追随他从事印度文学特别是泰戈尔研究，可谓三生有幸。
在学习的最初二年，先生以讲座形式给我们研究生集体上过几次课，主要讲的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学术规范。他还延请了陈洪进等著名学者给我们举办讲座，以让我们广开眼界。他十分推崇“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治学态度，主张在写作之前必须做好有关文献的检索工作，而在写作过程中应当不断查询各种工具书，以减少事实记忆和文字差错；他精通多门外语，学术涉猎面甚广，经常自称“杂家”，因而也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努力掌握几门外语，不断提高汉语水平，同时尽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他反复强调，做研究必须老老实实，凡是引用别人的东西，哪怕只是一句话，亦应注明出处，不可掠人之美。我们将这些谆谆教诲深刻地铭记于心并受益终身。
我在第二学年就确定了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准备探讨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创作。一天，赵国华老师从先生处回来，送给我先生于1961年5月1 5日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他说，“这是季先生送给你的他的一篇旧作，可以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并不长，只有3500字左右，但却高度概括了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因而成为我撰写毕业论文的一个指南。在开始酝酿论文时，我到季先生家求教。先生对泰翁十分敬仰，对他的作品和生平很有研究并写过多篇论文。但他非常谦虚地对我说：“那篇文章是多年前写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也有好久不看了。对你的论文，我恐怕难以给予十分具体的指导。我建议你多看外国人写的有关论著，同时要看他的作品的原文，英文的和孟加拉文的。也要看有关小说创作的理论。一定要自己挖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我在先生的启发下，阅读了当时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处所藏的泰戈尔的全部英文著作和有关论著，并在追随李缘山先生(1942～2006)学习孟加拉语的同时阅读了一些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原著。
1981年5月，我将毕业论文初稿送呈季羡林先生审阅。五万字的长文对于当时身兼多职并日益繁忙的先生应是个负担。大约一周后，先生将论文返还我并提出修改意见。先生建议我将论文压缩，将第一部分生平研究删除。这样，一万多字减去了。先生说：“不过，可以将泰戈尔与短篇小说创作有关的生平活动保留在文章中。其余三个部分也需要压缩和进一步提炼。”我在逐字逐句修改论文的同时，将先生在我的初稿上批注的一些字句也揉入其中。1981年7月，我的论文终于定稿，随后在北京大学六院参加答辩会。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刘安武、刘国砃、董友忱诸位先生，还有来自上海的翻译家汤永宽先生。那年夏季，天气燠热异常。作为先生“文革”后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我感到忐忑不安。因为我知道，自己在“文革”中失学八年，虽然后来上了大学，但毕竟在印度文学研究方面基础薄弱，对于论文能否通过心里实在没底。还好，答辩委员会的各位先生，特别是季羡林先生，对我十分宽厚，没有提任何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于是论文得以顺利通过。
二
根据张光磷先生的计算，季羡林先生的全部著作合计达1200万字。先生的著作，主要是学术论著和译著。无疑，这些著述所需耗费的心血和时间，远远多于一般的文学创作。先生终身笔耕不辍，才结出累累硕果。我总觉得，在先生身上有一种坚忍不拔的苦行者的精神。他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十分艰辛的学术事业。他从不追求享受，即使在暮年，在医院的病榻上，也在不停地思考着，不断地写作着。他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自己恨不得一天有48小时用于无穷无尽的工作。实际上，他和常人一样，每天只有24小时。甚至可以说，他的一天是不足24小时的，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中，由于声誉日隆和兼职过多，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接待盈门的访客，因而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愈来愈少。他所以能在晚年出现创作井喷现象，新著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完全在于勤苦二字。鲁迅先生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而季羡林先生则把别人用于睡眠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早上凌晨四点起床写作，谈何容易。
1984年，先生在“文革”中偷偷摸摸翻译的印度梵文史诗《罗摩衍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为了庆祝这一盛事，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于金秋10月在杭州召开两大史诗研讨会。我们就住在西子湖畔著名景点柳浪闻莺附近。正是丹桂飘香时节。一天会后，在陪先生散步之时，我贸然问道：“季先生，建国35年来，你有多少时间用于开会?”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20年。”这些会议各种各样，但以各种非学术会议和政治学习居多，当然也包括层出不穷的批斗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文革”中，尤其如此。许多宝贵的年华就这样浪费了。然而，先生善于应对各种会议，尤其是没有意义但又不得不参加的会议。当是时也，他或闭目假寐，或思考问题，或推敲文句，或打腹稿，因而充分利用了所谓时间的“边角废料”。所以，他在晨兴写作时的效率是极高的，许多散文都是一挥而就，否则，他在时间并不充裕的情况下断然无法写出大量散文。他的这种争分夺秒和持之以恒的精神给学生们树立了榜样，也值得每一个有志于写作和学术的人学习。
目前正在出版的《季羡林全集》收入了《清华园日记》，但先生还有大量未刊著作，主要包括他的日记和中英文书简。1999年6月8日下午，王树英先生与我相约去朗润园看望先生。那天，他兴致甚高，我们停留的时间也就长了些。谈了先生的散文创作，因为我恰好为他的米寿写了一篇长文《郁郁诗人意悠悠赤子情——谈季羡林先生的散文创作》，所以趁机讨教。我那篇文章，并没有一味说好，实际上还指出了先生早期和中期散文创作的一些问题。然而，王树英先生事先告诉我，先生的秘书李玉洁老师将拙文给先生读了一遍，后来先生自己又看了一遍，对此文还是满意的。这使我感到欣慰。我看先生谈兴正浓，不禁问道：“先生写了大量日记，是否准备全部出版?”他回答说：“生前不准备出版。”我当即意识到，先生的日记系秉笔直书，应是无所不记的。我在读先生的文章时，常为他的惊人记忆力所动。在读《留德十年》一书时发现，他直接引用了自己的不少日记。记述相当细致，文笔干净利
落，绝非流水账。我于是判定他数十年来的日记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研究价值和文学价值。除了“文革”中身陷“牛棚”曾中断外，他是一直认真记日记的。日记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品种。例如，英国散文家和政治家佩皮斯(samue]Pepys，1633～1703)在1825年出版的《日记》，长达2500页，约125万言，记录了17世纪英国的政治生活和历史事件，对于研究英国社会史和他本人的生平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李赋宁先生说，“读他的《日记》犹如读法国作家蒙田的《随笔集》那样亲切，引人入胜。佩皮斯的散文自然流畅，有如文雅的谈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791页)因此，他以自己的日记而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尽管如此，他的日记的时间跨度只是自己从27岁至36岁的十年，而季羡林先生的日记的时间跨度则长达大半个世纪。因此，我在人民出版社举行的追思会上发言时说，他的日记至少在100万字至150万字之间，具有重大出版和研究价值。消息经媒体披露后，我感到自己的估计或许失于保守。现在，已有数部季羡林传出版，而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先生的日记，他的传记才可能是全面的、准确的和深入的。
在1999年6月8日下午的谈话中，我顺便请先生看了北京市的一份语文高考模拟试题。上面有一篇先生的散文，要求学生回答一些问题。先生看了看笑着说，“这些问题我也答不上来。”他还对当时国内史学研究的状况谈了自己的一些尖锐而深刻的看法。先生思维敏捷，谈锋甚健，完全不像年近九旬之人。
三
俗话说，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实际上，从细微之处完全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学养和品质。
季羡林先生虽然永远十分忙碌，但他一般不轻易让学生帮助自己工作，以免占用他们的时间。不是实在没有办法，他不会开口。我研究生毕业工作后，又在北大生活了七年，直到1988年8月才搬离16楼。80年代初期，中国的学术事业开始呈现繁荣局面。一天，先生的秘书李铮找到我，说先生想让我帮助翻译一份有关印度的名词术语，其中有多个孟加拉语词。李铮说，雷洁琼要写一篇文章，碰到了这些印度语词，请季羡林先生译成中文。我那时的孟加拉语水平十分有限，但还是迅速完成了先生委托的这件小事。此事说明，先生尽管很忙，却乐于助人，在自己爱莫能助的情况下，亦会辗转帮人解决难题。
由于季羡林先生的影响和感召，当时南亚研究所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国际交往繁多。我在读研时期即不断承担外事接待任务，而在工作之后也不断参加这样的活动。英语的听说能力在这一时期获得巨大进步。1984年孟夏，季羡林先生前往友谊宾馆印度专家沈纳兰先生家中看望前来访问的梅特丽耶·黛维夫人(Maitraye Devi，1914～1990)。我有幸叨陪末座。黛维年轻时期十分秀丽，16岁即出版第一部诗集；泰戈尔非常欣赏这位才女，曾为她的这部诗集作序。诗人在暮年曾四度到黛维夫人家中度假，说了许多话，被她记录下来，形成了《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eside，1960)一书，至今一直不断再版，堪称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黛维夫人还有其他多种著述论及泰戈尔，这是我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发现的。
黛维夫人于1982年访问中国时，将《家庭中的泰戈尔》这部代表作赠送季羡林先生并表示希望他能将该书译成中文。先生欣然承诺亲自翻译该书。翻译有时比写作还难，因为写作可以回避艰难之处，但翻译却不能回避任何问题，而且需要占用大量时间。然而，先生却不以翻译为苦，而是乐在其中。后来，诗人顾子欣表示愿意翻译此书，但却一直没有动笔。
时隔两年，在沈纳兰家中见到黛维夫人，她自然要问先生译事进展如何。已到古稀之年的她有些老态龙钟，也有些着急。席间，她不客气地问先生：“难道你们非要等我死了才出版你们翻译的这部书吗?”会见结束之后，先生在随后的八个月中将全书译成中文。可见，他是信守诺言和忠人之事的。
最令人佩服的是先生在翻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精神。1984年深秋，先生在翻译中遇到一个难于理解的孟加拉语词，于是委托其秘书李铮先生问我。至于解答的是否正确，我自己并没有把握，但至少可以自圆其说，而且放在上下文中是通的。1986年初，我见到了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家庭中的泰戈尔》中文译本，是先生赠阅的。在拜读这部名著时，我发现先生在“译者序言”之后的附记中写道：“译文很大一部分是在外地开会时写成的，因而颇为凌乱。李铮同志费了很大的力量抄写全书，核对文字。刘建同志协助我翻译了一些孟加拉文的书名和其他名字。谨记于此，以志心感。”在该书第207页的脚注中，先生写道：“根据刘建同志的意见，Praifi可能是Prairi的误写。”所谓“误写”，指的是拼写错误。那只是我在查阅词典之后的一个猜测，否则上下文难以贯通。从此事还可看出，先生非常尊重别人，连自己的学生帮了一点小忙也要交待清楚。
我在多次出席季羡林先生参与的外事活动中亲聆他的英文讲话。他的英语，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均有很高的造诣。然而，我前些年看到他写的一份英文简历，在写到自己所掌握的多门外语之处，他没有用“精通”一词，而是用了个简单的英文词：know(懂)。从那时起，我就告诫自己的学生和晚辈，连季先生这样的大语言学家都这么谦虚，我们更不应该胡说自己“精通”某种或某些外语。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甚至不能说自己精通汉语，因为我们不懂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四
从1996年起，我开始兼任《南亚研究》的常务副主编。季羡林先生是本刊的主要创刊人和首任主编。在由于失去经费来源而停刊一年之后，在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经南亚学界不少同仁的共同努力，杂志于1996年下半年复刊。先生欣然同意担任本刊名誉主编，为本刊题写了刊名，并在10月3日挥毫题词：“南亚研究，至关重要。希望全体从事南亚研究的同志们锲而不舍，在过去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再立新功，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在先生的激励之下，刊物一直坚持办了下来。虽然经费困难，我们不但从不收取所谓“版面费”，而且一直给作者发放稿酬。在最困难的时期，我们从季羡林海外基金会获得四万元的资助。在其余年月，我们主要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鼎力资助。
先生晚年不时受到视力障碍的困扰，但却一直在坚持写作，而且常须不断偿还文债。我们做学生的于是就想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97年为印度独立50周年。印度驻华使馆文化处为纪念这一盛事，拟编辑一册中英文双语对照的专刊，于是选定了先生刊发于《印度视野》第43卷第1～2期(1994年)上的一篇英文文章。为此事而在印度使馆和先生之间热心奔忙的王树英老师找到我，告诉我该文原稿系中文，但在国内从未发表过，而且经查季羡林先生处原稿无存。我于是受托将该文倒译成中文。译文送呈先生过目，得到他的首肯。经先生同意，《南亚研究》1997年第2期首先刊发了这篇题为《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文章。先生的信任极大地增强了我搞点翻
译的信心。
1999年7月5日上午，印度文学院授予季羡林先生名誉院士学衔仪式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室外修竹傲然挺立，厅内繁花暗送幽香。罗摩坎达·罗特院长首先宣读了印度文学院授予先生名誉院士学衔的决定。该院认为，先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杰出东方学者，也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最为著名的梵文学者之一；他在开创中国对印度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无与伦比，因而理应获得这一最高等级的嘉奖；而能够将该院给予外国学者或作家的最高荣誉——名誉院士学衔授予先生，亦是该院的殊荣。罗特院长在颁发有关证书和证章之后发表演说，盛赞先生毕生为文化事业和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接着，先生用英语致答词。他在对印度文学院和罗特先生表达谢沈之后，深情地提到中印之间长达两千余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他先后用中英两种语言吟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并幽默地表示自己虽非烈士，但仍然要为中印两国文化交流多做贡献。我在分享先生荣誉之余，将他的英文演说稿译成中文，并在经他同意之后将该文刊发于《南亚研究》当年第2期卷首。
2000年4月1日，为中印建交50周年。印度使馆再次向先生约稿。那一段时间，先生视力较差，精力也有些衰退，毕竟是年近九秩的人了。他在当年3月2日，仅勉力写了一篇约450字的短文。王树英老师在从先生处拿到文章之后让我看，我们都觉得先生的文章短了些，可是也无法再劳动先生。经与先生商量，我将他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中的一段(“众所周知……”)400余字插入他为中印建交50周年而作的短文之中，使之得以加长，满足了印度使馆的需要。这篇题为《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的文章，随后刊发于当年《南亚研究》第1期。这样，一篇为先生所写但却是由他的原文和我的译文组成的奇妙文章就问世了。所以，倘若有人读到这两篇文章，千万别认为先生在大段重复自己；责任应当完全在我。尚须说明的一点是，我在翻译《在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学衔仪式上的演说》一文时，几经辨认还是错将先生手稿中folklore一词看成了fables，因而将“传说”错译为“寓言”。这一错误在《文化交流能推动中印社会前进》一文中得到改正。细心的读者应能发现这一点。2000年5月30日，先生在印度政府赠送北京大学泰戈尔铜像揭幕仪式上发表题为《中印友谊的又一象征》的英语讲话，我将它译成中文刊发于当年《南亚研究》第2期。能够为先生做些事情，让我感到快乐，而且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五
2007年3月1日上午，我参加了中国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和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召开的季羡林新著《病榻杂记》座谈会。在捧读先生的这部新书之际，我的心灵再次受到震撼。一个九秩之年的老人，为二竖缠身，困于轮椅与病榻之间，犹自笔耕不辍，数年之间，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竟成煌煌一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个奇迹。少年时读陆放翁暮年诗作，就很为他在八旬之年的创作精神所感动。至于九旬之人连续创作，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均属凤毛麟角。我感到先生依然是个思想者。他身居病室，心忧天下，思想的电光石火不时从他的笔端迸发出来，对于哲学、道德、教育、治学等还有不少不刊之论，无不闪耀着一个智者真知灼见的光辉。
《病榻杂记》有相当多的篇目属于忆旧之作。人到老年，尤其是在病中，自然容易回首前尘往事。然而，先生这些回忆文章大多是关于自己的学生时代的，在为我们了解他的成才之路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宝贵资料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为人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不忘故旧特别是自己的恩师。时隔七十年，他还能回忆起自己求学历程中各个阶段众多的老师，说明他对有恩于自己的人终生怀抱感激之心。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甚至还清晰地记得几位老师对自己的作文的批语。他的尊师重道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2008年初，我同朱明忠、葛维钧合著的“世界文明大系”之一《印度文明》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出版社表示希望得到季羡林先生的题词。3月5日，先生欣然命笔，写了下面这些话语：“我一向认为文化交流能够促进人类发展，促进世界各国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谊。没有文化交流，人类文化就得不到像今天这样的发展。《世界文明大系》为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使我们对于不同地域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知道了如何借鉴和学习。”先生的话对于我们既是莫大的勉励，也是殷切的期许。
季羡林先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这笔遗产属于他的子孙，属于北京大学，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太史公日：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学生虽然不才，在学术上难以望先生项背，但却愿意永远学习和继承他的高贵品质和治学精神。用一片真心和扎实的工作，不遗余力地薪传他的事业，是我们对先生的最好纪念。
季羡林先生，安息吧!
篇5：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李凌先生作为一位音乐社会活动家和国家艺术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一生投身于进步音乐活动，在创建音乐院团、出版刊物、普及音乐教育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深入的、开拓性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30年代，李凌在家乡成立了台山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团，开展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李凌从延安鲁艺音乐系毕业后，于1940年同赵讽、林路、沙梅等人在重庆成立“新音乐社”、创办大众化音乐刊物《新音乐》，他对“新音乐运动”思想的深入阐述在音乐界中建立统一战线，产生过很大社会影响。
李凌先生作为音乐评论家，实事求是、眼光深远。在发表的数百万字的音乐评论中，以犀利的笔触记载着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音乐活动的独见和论说。他“始终坚持不懈地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音乐艺术多样化的健康发展而奋争，反对恩想上的片面性和实践中的偏激情绪，鼓励和扶持不同体裁、风格、个性的创造性发挥”，从而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李凌式评论风格。在出版的《新音乐教程》、《音乐杂谈》（1-4集）、《音乐美学漫笔》、《歌唱艺术漫谈》、《秋蝉余音》等著作都有深入阐释，例如“在文集《音乐流花》中，他评论了一百五十妥位中国音乐家的艺术创造，阐释他们的创作个性，赞扬他们的特殊成就或指出某些不足，其着眼处常在于发扬艺术家的个性、促进音乐的百花齐放”。“虽然经过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和历史考验，至今仍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扔能给当代人以许多启发，这在中国现代音乐批评史上实属难得。”。
李凌先生作为音乐教育家，致力于创办音乐教育机构和表演团体。在筹建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恢复中国音乐学院，创办社会音乐学院、中国函授音乐学院的过程中李凌先生以超群的智慧将音乐教育的星星之火燎原中华大地。
篇6：高山景行是不是褒义词
首先，谈谈苏教版的教材和《现代汉语词典》为什么会在“行”的读音上出现分歧。追根溯源，对于《诗经·小雅·车辖》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汉代儒学大师郑玄注解说：“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也就是说上句“高山仰止”，“高山”比喻崇高的道德，“仰”是慕仰；下句“景行行止”，“景行”解释为“明行”，即光明正大的行为；“则而行之”，是说以此作为行动的准则。显然《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订者是采用了郑玄的注解，“行”，即行为，既然是“行为”，商务印书馆《古代汉语词典》中“行”作“行为”解时读“xíng”（古音读“xìng”）从这上来看，“高山景行”这个成语中“行”读成“xíng”是无可厚非的，不是编订者随意注解的。
但是宋代儒学大师朱熹注解说：“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高山则可仰，景行则可行。”上句“高山仰止”，这是直指人们仰望高山，并无喻义；下句“景行行止”，“景行”是大道，“景行行止”是说大道可供人们行走。商务印书馆《古代汉语词典》中“行”作“道，路”解时读“háng”，显然苏教版教材的编写者是采用朱熹的注解。这样看来，苏教版教材的编写者也是有椐可查的。
郑玄、朱熹都是大儒，两人的说法都有道理，不过由于两人相隔千年之久，在朱说提出之前，郑说已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因此后人在引用这话时，多取郑说，少有取朱说的。这可能也是工具书编订者考虑的吧，但不能因为你出现的早是这么说的，你就采用，况且古人他是不注音的，凡事都要能既有理，又能让人乐于接受，“授人以渔”才是主要的。而现行的各种词典，有的两说并存，有的把两说糅合在一起。可最终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吧，要不然以后老师也罢，学生也罢，遇到类似的问题依然出现这样的争论。
其次，此题一出，学生傻眼了，老师困惑了。尊崇哪个为好啊？有人说《现代汉语词典》是权威，对此都明确标注了，肯定是对了，就读“xíng”；有人说，教材是这么编的，遵照教材读“háng”。可作为高中语文老师，相信大家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学生对成语的辨析，首先了解其出处，然后根据古汉语知识就能够很好地判断出成语的意思。所以做老师的我们才会经常教导学生，学习成语要能了解它的出处，运用所掌握的古汉语知识去辨析，才不至于望文生义，才能更好地用好成语。像“不刊之论”、“差强人意”、“不名一钱”等等，而且对于成语的读音，因为成语太多，学习的人都会从它的出处，依据文言文知识去判断，一般在出处读什么音，组成的成语就读什么音，而不是遇到成语都找《现代汉语词典》，如果一遇到问题，就词典怎么说，那怎么能让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呢，总不至于到词典全部背下来吧！而且这种做法也只能是舍本逐末，是不科学的。
另外，笔者谈谈自己对这种分歧的分析和思考。
第一，就结构而言，这个成语应该是联合式的，“行”应与“山”相对应，而且两者应该是同类的，而“行”作“行为，品行”解，与“山”作“高山”解不对等，故解为“道路”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古汉语常识的，所以更容易让学生接受理解。
第二，从出处看，仰高山，行景行，对高山仰望，而行是走得意思，那么苏教版编写的《史记选读·孔子世家》书下明确标注“景行（háng），大道。”，景行，是大道的意思，能够和高山相对应。读“háng”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