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结构变化

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精选6篇）

篇1：企业组织结构变化

新企业会计制度的结构及其主要变化

摘 要：新的《企业会计制度》将于2005年在工业企业全面实施。和原分行业的企业会计制度相比，在结构上将由《企业会计制度》、《小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三大部分组成。新制度在会计科目、会计准则、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等会计处理方法，会计报表的填列方法和内容都有所变化和调整，在学习贯彻和执行新制度时应特别予以关注。

关键词：企业会计制度；结构；变化

中图分类号：F275.2文献标识码：A

企业会计制度的结构

这次会计核算制度改革的总体原则是：（1）打破行业所有制和组织形式的界限，建立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适用于大、中型企业，并在此基础上对特殊业务的核算办法进行规范（如工交企业成本核算办法、商品购销存核算办法、进出口业务核算办法、房地产商品开发核算办法等）。（2）兼顾小规模企业不对外直接筹资的特点，制定小规模企业会计核算制度。（3）考虑到金融性企业经营的特殊性，制定金融性企业会计核算制度。因而统一的会计核算制度主要将由《企业会计制度》、《小规模企业会计制度》及《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三大部分组成，同时将根据实际的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行业特殊业务会计处理补充规定，对一些行业的特殊业务的会计处理进行规范。《企业会计制度》的主要变化

2.1 会计科目的主要变化。增设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未确认融资费用”、“待转资产价值”、“预计负债”、“已归还投资”、“劳务成本”等一级科目；在“其他货币资金”科目下，增设了“存出投资款”明细科目，在“短期投资”科目下增设了“基金”明细科目等；取消了“递延资产”、“存货跌价损失”、“折扣与折让”（商品流通企业为“销售折扣与折让”）、“开办费”、“住房周转金”等科目；将“利润分配-盈余公积补亏”（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为“利润分配-盈余公积转入”）改为“利润分配-其他转入”等。

2.2 增加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1992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了十二条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包括客观性原则、可比性原则、一贯性原则、及时性原则、明晰性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原则、谨慎性原则和重要性原则。《企业会计制度》增加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即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并将这一原则体现于会计核算之中。典型的如对收入的确认，原制度一般采取归纳法规定企业确认收入的时机，企业根据本身发生取得收入事项与所规定情况的拟合度来确定何时确认收入；而新制度则抛开收入取得的形式，从实质上取得收入这一主要原则出发，规定了收入确认的几个条件，要求企业以这几个条件为收入确认的判断标准。如售后回购，本质上不是一种销售，而是一项融资协议，整个交易不应确认为收入；再比如，融资租赁，从法律形式上看，承租人并不具有所有权，但与所有权有关的风险和报酬实质上已转移给了承租人，承租人应作为资产入账。

2.3 严格按照资产定义确认和计量各项资产。《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对资产进行了重新定义，重新定义后的资产为：“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这一定义从两个方面对资产的原定义进行了修正：指出资产是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而不是由未来交易事项形成的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如果企业某项财产不能带来未来经济利益，则该财产不能确认为企业的资产，如由于技术进步，原有设备已经被淘汰或长期闲置不用，或从国外引进的设备因原材料供应等问题在国内无法使用，严格来说不能算作企业的资产。再比如，待处理财产损益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企业的资产，但在旧会计制度下其期末余额一般列入资产负债表，作为资产反映。《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各项待处理财产损益，应于期末前查明原因，并根据企业的管理权限，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或经理（厂长）会议或类似机构批准后，在期末结账前处理完毕。

2.4 提出了不得计提秘密准备的要求。谨慎性原则是指在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作出判断时，保持必要的谨慎，不多计资产或收益，不少计负债或费用。实施谨慎性原则，对于企业存在的经营风险加以合理估计，对防范风险起到了预警作用，有利于企业作出正确的经营决策，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但是企业在运用谨慎性原则时，不能滥用，不能以谨慎性原则为由任意计提各项准备，即秘密准备。因此，《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不得计提秘密准备，如果计提秘密准备的，按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2.5 对债务重组业务的账务处理作了重新规定。1998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规定，企业偿债资产价值与偿债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记入资产增值收益，偿债资产公允价值与应付债务账面之间的差额记入债务重组收益都记入当期损益。这一规定引发了许多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进行操纵利润的情况，特别在上市公司表现得更为明显。《企业会计制度》充分考虑了我国现实情况下公允价值难以取得及关联方交易对价格的影响，规定偿债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应付债务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不再记入当期损益，而是记入资本公积（债权人豁免的债务以及企业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也直接转入资本公积）。

2.6 对非货币性交易作出了重新规定。《企业会计制度》和2001年1月18日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与1999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相比，有较大的变化。一方面不再区分同类资产交换和非同类资产交换，一律将非货币性交易视为同类资产的交换进行处理；二是与对债务重组账务处理规范相似，放弃了使用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确定标准的做法，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相关的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只有在发生补价的情况下，收到补价的企业才根据补价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为基础，确认收益。

2.7 对会计报表的填列方法和内容作了适当调整。在资产负债表中，部分项目以其账面价值填列，而不是以其账面余额填列。如“短期投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债权投资”、“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项目，都是以其账面余额扣除计提的准备后的金额填列。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固定资产”项目，应分别“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净额”等项目填列；对于超过1年到期的委托贷款，其本金和利息减去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后的净额，也并入“长期债权投资”项目；对于“长期应付款”项目，应根据“长期应付款”科目的期末余额，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期末余额后的金额填列；代销商品款不单独作为负债项目列示，而是作为存货项目的一个减项（抵减项处理）等等。对借款费用资本化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包括借款费用资本化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几种情况以及资本化金额的具体计算公式。此外，还明确规定：在确定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时，与专门借款有关的利息收入不得冲减所购建的固定资产成本，所发生利息收入直接通过财务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参考文献

[1]王彩云.试论重构企业会计制度[M].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06-30.

篇2：企业组织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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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结构变化的内生性研究*

沈坤荣李剑

（南京大学商学院, 210093）

摘要组织结构的本质是由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要素决定。这种要素之所以占

支配地位，是因为它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增长的两个阶段

（Solow阶段和Romer阶段），指出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具有内生性，且不同的增长阶段有不同的推动力。因此支配要素的变化也具有内生性，从而证明了组

织结构变化的内生性。

关键词组织结构资本知识Romer阶段Solow阶段

**引言

现代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组织结构和过去传统工业时代的组织结构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组织结构的这种变化的研究却大都停留在变化结果和趋势的探索上，并没有深入研究变化的内在动力。例如，众多文献立足于西方发达国家呈现的信息化趋势，概括了几条组织结构变化的趋势，诸如扁平化、柔性化和网络化趋势。至于信息和知识到底怎样促使组织结构变化，这些文献都没有探讨。所以，一些认为知识经济可能是泡沫的学者进而怀疑组织结构变化的这些趋势是否具有现实性和普遍性。

本文则从最基本的生产技术出发，揭示了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阶段：Solow阶段和Romer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增长动力分别来自资本积累和知识创新。因而从逻辑上推出资本在Solow阶段占支配地位，知识在Romer阶段占支配地位。在此基础上，文章阐述了当经济体跨越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支配要素的变化引起了组织结构变化。从而论证了组织结构变化的内在动力是源于经济体自身，即组织结构变化的内生性。Solow 阶段和Romer阶段①

为了证明一个经济体中资本和知识要素的支配地位的变化，我们使用了一些通常的假设：整个社会只生产一种最终产品。它可以被消费，也可以被投资；劳动力在每期都具有无弹性的供给L；如用Kt-1表示t-1期没有被消费的最终产品，则Kt-1将被转化为在t期的投资。为了考察知识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我们不能使资本Kt-1直接进入生产函数，而用一系列的中间产品代替资本Kt-1进入生产函数。中间产品的种类增加就代表了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因*此项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00CJL010）

沈坤荣，1963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现为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剑，1978年生，南京大学商学院硕士生。地址：南京市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 邮编：210093电话:(025)3602215Email: skrfjpwj@public1.ptt.js.cn

① 此处所用分析框架主要来自Kiminori Matsuyama(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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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产函数可以写成以下形式

Y(t)AL1/N(t)

j1X(t,j)11/(1)

其中σ∈（1，+∞）；Y(t)为t期的最终产品的产出；L为劳动投入；X(t, j)为t期第j种专业化中间产品的投入；N(t)为t期的中间产品的种类。类似地，N(t-1)为t-1期的中间产品的种类。因而，N(t)-N(t-1)就是t期的知识进步所表现出来的新创造的中间产品的种类。假定中间产品可以用共同的物质单位来度量，则由于中间产品是对称进入生产函数的，故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如下形式

Y(t)AL1/N(t)X(t)11/(2)如果每一种中间产品的生产成本为a单位资本，创新的成本为常数q >0，资本的价格为常数r。创新者的新产品随着时间的变化会被别的竞争者模仿。因而最初新产品的垄断地位会逐渐丧失而变成完全竞争。在此模型中，从1到N(t-1)种中间产品已成为完全竞争产品。但是，t期新创造的N(t)-N(t-1)种中间产品却处于垄断地位。因此我们研究的外部环境是一个垄断和竞争复合的市场结构，在这种复合市场结构中的生产函数可以分为两部分

Y(t)AL1/N(t1)Xc(t)11/AL1/[N(t)N(t1)]Xm(t)11/（3）其中Xc(t)表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一种中间产品的数量，共N(t-1)种；Xm(t)表示在垄断市场上一种中间产品的数量，共N(t)-N(t-1)种。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根据MR=MC，可以得到Xc(t)的价格为Pc=ar。在垄断市场上，创新者制定垄断价格Pm以追求垄断产品的未来利润贴现值最大化。一种创新产品的未来垄断利润贴现值为

V(t)(Pmar)Xm(t)er(vt)dv（4）t

最终产品的生产者的利润为

E(t)Y(t)wLN(t1)PcXc(t)[N(t)N(t1)]PmXm(t)（5）由于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是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故视工资和资本的价格为给定。根据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我们可以得到

Xc(t)AL(11/)[Pc(t)]（6）Xm(t)AL(11/)[Pm(t)]（7）将（7）式代入（4）式，对V(t)最大化就可以得到创新者制定的垄断价格

Pmar/(1)（8）根据式（6）、（7）和（8），我们可以得到

Xc(t)/Xm(t)[Pc(t)/Pm(t)](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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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在t期的垄断利润为PmXm(t)－r[aXm(t)+q]，如果t期的垄断利润为负，即 aXm(t)(1)q(10)创新者就没有足够的刺激去创新，因而N(t)－N(t－1)=0；当出现创新产品的时候即N(t)>N(t-1)，自由市场的力量使得创新者处在临界点，超额利润为零，即

aX(t)(1)q

把上述条件总结一下就是 m

aXm(t)(1)q,N(t)N(t1),（11）

[aXm(t)(1)q][N(t)N(t1)]0

在t期的资源约束条件为

K(t1)N(t1)aXc(t)[N(t)N(t1)][aXm(t)q]（12）利用（9）和（11）式，该约束条件就可以写成aXc(t)a(11/)Xm(t)minK(t1)/N(t1),qN(t)N(t1)max0,K(t1)/(q)N(t1)（13）其中θ=（1-1/σ）1-，在[1，e]取值。根据（11）和（13）式生产函数就可写成 σ

Aa1/1[N(t)]1/L1/[K(t1)]11/,当K(t1)qN(t1)Y(t)AaL1/（14）K(t1),当K(t1)qN(t1)aq

我们发现当K(t1)qN(t1)时，相对于已有的中间产品种类而言，经济资源K(t－1)显得太小，因而没有知识技术的创新基础，从其生产函数来看，经济体具有典型的Solow特征，增长主要推动力是要素的积累。这种情况对应于传统的工业经济阶段。这一阶段中资本的积累起着关键作用，因而资本要素在传统的工业经济阶段占据支配地位。

当K(t1)qN(t1)时，相对于已有的中间产品种类而言，经济资源K(t－1)足以支撑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因此创新活动盛行。从其生产函数来看，经济体的增长具有内生性。增长的源泉为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因而具有典型的Romer特征。这种情况对应于现代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以知识和创新为驱动力的经济阶段。这一阶段中知识要素起着关键作用，因而知识要素在这一经济阶段占据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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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国家中，由于经济参数的不同，支配要素的转变特征也不同。而且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支配要素的支配地位也不是不变的。正如下文所分析，支配要素的变化必然引起组织结构的变化。

3经济体的动态变化引起的组织结构变化

为了分析组织结构的变化,我们将组织结构分解成制度结构、层级结构和文化结构。制度结构用来描述整个群体共有的正式关系;层级结构用来描述组织中个体之间的正式关系；文化结构用来描述组织中的非正式关系 [陈传明(1999)]。

我们假定积累率为一个固定常数s。根据Kiminori Matsuyama（1999）的研究，经济体动态变化有三种情况：1.sÃ>θ－1时,经济体单调收敛于Romer阶段；2.sÃ<1时,经济体单调收敛于Solow阶段； 3.1

AaL中Ã=aq1/。下面我们根据这三种情况，具体分析经济体的动态变化如何引起制度结构、层级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动态变化。

当sÃ>θ－1时，经济体的稳态在Romer阶段。因此，经济体如果最初处在资本主宰的Solow阶段，由于积累率s比较高，因而能支撑后续的巨大创新成本。经济体的内在力量会拉动经济体单调收敛于Romer阶段。所以，资本的支配地位最终被知识自然取代，所以组织制度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因为企业中不同参与者通过提供企业经营所必需的某种要素实现他们对企业的贡献，而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就决定了制度结构的特点。所以占支配地位的要素决定了制度结构最本质的特点。因而经济体的这种演变决定了支配要素的演变，进而制度结构也发生自然演变。这表现为知识所有者取代了资本所有者的统治地位，分配重心也转向了知识所有者。从直观上看，当知识向资本挑战时，资本只能接受知识的领导。因为如果资本拒绝接受知识的领导，那么知识就会寻找别的自愿被领导的资本。在Romer阶段，知识的丧失是无法和资本的本性相融的。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增殖。

经济体从Solow阶段单调收敛于Romer阶段的过程同样引起了层级结构的变化。层级结构是描述和反映组织中个体之间的正式关系。个体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是信息的流动。Solow阶段（如传统工业时代）的层级结构是金字塔形的。它呈现出的主要特点是：直线指挥，分层授权；分工细致，权责明确；标准统一，关系正式。这些特征表明信息在金字塔中的流动不可能是迅速而及时的。这种缺陷在工业时代并没有特别显著地表现出来。这是因为信息的缓慢流动和Solow阶段资本的缓慢积累并不矛盾。但是当经济体收敛到Romer阶段后，知识占居支配地位，企业获得知识的速度以及知识创新的速度对其市场竞争力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Romer阶段，信息的流动呈现出高速特征。这种高速特征要求原先的层级结构做出相应的变化。因此金字塔型的层级结构就开始出现扁平化趋势、柔性化趋势和网络化趋势。“扁平化趋势”是指管理层次的减少和管理幅度的扩大。扁平化使得企业大大缩减了组织中原有的信息传输和处理的中间层次，以减少信息流动的障碍。“柔性化趋势”表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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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结构上不设立固定的和正式的组织结构，而代之以临时性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团队式组织。显然柔性化使得企业组织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更具有适应能力。企业的信息处理中心也从原先的一元化（金字塔结构的信息处理中心在塔顶）转向多元化（网络组织的特征），以便能对千变万化的信息进行及时处理，这便是“网络化趋势”。

从资本到知识的内生性转变还引起了组织文化结构的变化。文化是用来指导组织成员的非正式关系。它是在制度和层级不能触及的地方发挥作用。组织文化的这种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必须和制度结构、层级结构保持一致，而不可能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它们都必须反映支配要素所有者的意志。在Solow阶段，资本占支配地位以及金字塔结构特征使得组织文化呈现出一元化和记忆型特征。组织文化结构的一元化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组织文化倡导一种被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以及由这种价值观所决定的行为准则。异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被排斥的。这种一元化特征是和工业时代中的等级指挥、统一标准相呼应；记忆型特征是指组织文化基本上反映了企业组织的记忆，是通过岁月流逝逐渐积累而成的。这种记忆型特征是和工业时代中资本的缓慢积累和信息缓慢流通一致的。但是当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后，信息的高速流动使得企业不能再像传统工业时代中那样缓慢积累而形成企业文化，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地学习其他的文化，必须不断创新。这就使组织文化由记忆型转向了学习型。学习型特征表明组织文化不再具有排它性，因此也不再具有一元化特征。所以组织文化也由一元化转向多元化。

当sÃ<1时,经济体单调收敛于Solow阶段。经济体不能收敛于Romer阶段最主要的原因是积累率s太小。因为创新活动的成本q通常是非常大的，太小的积累率无法支撑创新活动的巨大成本。所以经济体永远也不会进入Romer阶段。这就决定了经济体中的生产要素资本永远占支配地位，组织结构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它永远体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当1θ－1，因而资本还没有雄厚到的足以支撑长期的创新活动，在一段时期的经济资源消耗后，经济体又会从Romer阶段走向Solow阶段。如此不断徘徊。这种不稳定的特征决定了支配要素会产生周期性的变化，所以组织结构也会产生周期性的变化。

至此，我们论证了组织结构变化的内生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要复杂得多，不同的领域就可能有不同的收敛特征。有一些传统领域可能会收敛在Solow阶段，一些高新技术领域可能会收敛在Romer阶段，还有一些领域则可能出现徘徊。因而整个经济体中的组织结构会发生多种多样的变化。所以有一些人怀疑新经济中组织结构变化趋势的现实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组织结构的徘徊也是有可能的。这不是人造的泡沫，而是经济体自身驱动的结果。结论

本文主要揭示了复合市场结构中组织结构变化的内生性，即组织结构变化的内在动力是经济体内生的。这是由于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存在两种不同的阶段：Solow阶段和Romer阶段。它们分别以资本积累和知识创新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所以资本在Solow阶段占支配地位，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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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Romer阶段占支配地位。当经济体跨越不同发展阶段的时候，支配要素的变化引起了组织结构变化。所以经济体的动态变化就决定了组织结构的动态变化，而动态变化的特征则与经济参数有关：当sÃ>θ－1时，经济体单调收敛于Romer阶段，组织结构最终将具有Romer阶段的特征。当sÃ<1时, 经济体单调收敛于Solow阶段，组织结构最终将具有 Solow阶段的特征。当1

参考文献

1陈传明.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的结构化调整.经济与管理科学, 1999(4)

2顾卫东.管理组织结构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经济学动态,1999(12)

3Kiminori Matsuyama.Growing Through Cycle.Econometrics,1999, 67(2):335-347

4罗伯特 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沈坤荣.体制转轨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A Research On Endogenous Change Of Structures Of Organization

Shen KunrongLi Jian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210093）

AbstractIt is the dominating production factor in the economy that determines the essence of

篇3：环境变化与当代企业组织变革

当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知识经济的增长、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以及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上, 外部环境的剧变, 必然导致企业内部原有的规则与程序也随之发生变化。应对迅速出现的变化已经成为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一) 知识经济特征日益突出。

知识经济是基于知识的经济的简称, 其意是知识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首要推动力量与决定力量, 并且是主要的经济发展资源。知识经济较为明确的概念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在其1996年度报告中提出的。OECD对知识经济的定义是,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 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的经济。OECD报告认为其成员国的经济50%以上都是由知识驱动的。

经济发展的现实也充分印证了上述结论, 知识经济正使技术进步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如在发达国家中, 技术进步的贡献率20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为40%~50%, 七十到八十年代为60%~70%, 信息高速公路建立和广泛应用后, 则达到90%。一个国家创造知识的速度和利用新知识的能力, 将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

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 企业已不能仅仅依靠低技能、低工资的雇员和不断重复的工作来实现增长, 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知识, 而为了适应知识经济带来的挑战, 企业必须进行组织的变革与创新, 从而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制度与组织上的保障。

(二) 信息技术迅速发展。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不仅带来高速发展的信息产业, 而且对传统的组织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以银行业为例, 美国银行业的信息技术投资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 现代银行借助信息技术改进服务质量、提高服务的时效性、防范金融风险、开发新的金融工具、延伸服务空间, 利用网络银行、电子货币提供崭新的金融服务形式。

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企业运作方式, 它使得通信速度加快, 产品和服务价格降低, 企业的交易成本下降, 企业边界扩大。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要素的组合,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不仅如此, 信息技术还提高了企业新产品研究开发的效率, 使最终产品日趋“智能化”, 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规模经济。

信息技术的应用正在催生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和新的管理方式, 推动着企业的组织变革。正像从手工作坊的工场制到机器大工业的工厂制度的转变一样, 从工厂制到网络化的转变也正在带给人类社会一个崭新的世界。

(三)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等国际机构协调作用的加强, 以及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国际互联网的迅速扩展, 使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 世界经济因而日益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国家间、企业间的经济关系, 逐步走向互相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新阶段,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整体。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是:一是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二是国际直接投资遍及全球;三是金融国际化趋势更为明显。

全球化使得每一个企业都面临着国际性的竞争。当代企业及其管理者正应付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及产品、服务、资本、人力资源的跨国界流动。面对这种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性, 很多企业, 如IBM公司和福特公司等, 正在调整他们的组织管理方式, 使其能够适应全球化的要求。

(四) 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市场变化莫测。信息传递及技术更新的加快及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 使得市场变化加快, 市场需求更加难以预测;二是市场竞争加剧。信息获取的便捷, 技术创新过程的加快, 垄断变得越来越困难。为求得生存与发展, 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 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根据竞争的变化, 及时做出变革与调整;三是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这就要求企业的经营中心必须从传统的低成本高效益转向顾客需求的满足, 从产品观念转向顾客观念, 必须针对顾客的需求及时做出反应。

二、当代企业的组织变革

由于上述环境的变化, 使得各国企业面临着全新的竞争形势:从一般的成本和规模竞争变为技术、知识和创新能力的竞争;从国内和区域竞争变为真正的全球竞争;从充满各种保护、限制的竞争变为自由竞争。正是在竞争升级的巨大压力下, 近年来, 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大企业, 为战胜竞争对手和维持竞争优势, 率先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企业制度与组织改革, 从企业制度安排、企业内外部组织形式、资本结构和企业规模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调整、重组和创新。这些调整和创新对处于相对后进地位的发展中国家 (包括我国) 的企业, 提出了严峻挑战, 又给予启迪。

(一) 企业外部组织结构重组。

战略联盟的迅速发展, 是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企业的制度调整与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战略联盟本身不是什么新现象, 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但是, 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国际战略联盟的迅速发展, 特别是作为一种普遍性制度安排的建立, 则是以前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战略联盟是企业之间介于传统合约关系 (市场买卖、许可证等) 和紧密的股权关系 (合资、购并等一体化关系) 之间的形态, 就是说, 企业间建立的既非一体化关系, 也不是纯粹市场性商业合同关系, 而是一种战略联盟关系。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企业之所以普遍建立战略联盟, 是为了应对知识经济下知识的作用空前增长、技术竞争空前激化的挑战。

首先, 这是为了获得技术和知识的互补效应。由于知识经济下技术更新日益迅速, 没有哪家企业能够垄断其所在领域的所有技术优势。针对技术优势分散的特征, 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可以形成技术互换和优势互补关系。通过这种互补和互换, 大企业相互分享各自的成果, 共同构成了对其他企业的技术优势地位, 保证其在知识经济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 进行共同研究开发也是跨国公司间国际战略联盟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知识经济下研发成本的日益提高和技术更新的加快, 使大型跨国企业也不愿 (不能) 单独承担研发的成本和风险。于是, 国际大企业之间往往为某些重要技术项目的开发建立起契约性的研发战略联盟。联盟并不是一个法人实体, 其成员各自独立, 但紧密协调, 合理分工, 其成果在参加联盟的成员间具有共享性。可见, 在技术和创新作用日益重要, 研发规模空前巨大的知识经济下, 各自为战的形势使企业力不从心, 而市场关系又不能保证企业对技术和知识的拥有。准一体化的联盟形式则保证了入盟企业的技术所有地位, 成本和风险又是可负担的。当然, 联盟形式的代价是与别人共同拥有技术, 而不能独家所有。不过, 由于全球化和市场的扩大, 几家共有仍能保证企业获得足够的营业规模和市场利益。因此, 如IT产业的微软、IBM等巨无霸式的大企业20世纪九十年代都建立了许多这样的联盟。当前, 包括第三代移动通讯技术在内的许多重要技术都在采用战略联盟的形式进行研究开发。

再次, 缔结战略联盟还是跨国公司低成本进入市场的方式。随着跨国公司全球竞争的加剧, 销售网络也成为竞争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由于互联网等在新产品销售中的巨大作用, 拥有销售系统就更重要。而对于许多产品而言, 建立销售网络是一项巨额的固定成本投入。然而, 销售网络具有近似于公共产品的性质, 网络一旦建立起来, 新的产品进入销售网络并不妨碍原来产品的销售, 而销售量越大, 单位固定成本分摊越低。因此, 互相提供进入对方销售网络权利的战略联盟, 使每一个伙伴都避免了一大笔成本支出。总之, 国际战略联盟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外部组织形式和制度的创新。通过这种联盟, 企业建立了一种不同于纯粹市场关系或者纯粹一体化关系的新型关系形式, 形成了一个互相交叉、互相融合的外部网络。

(二) 企业内部组织结构重组。

跨国公司的传统组织结构是典型的“公司帝国”结构。由于层级众多, 半径过长, 它必然具有反应迟钝、决策缓慢、脱离现实、压抑基层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问题。在竞争日益激烈、创新和更新日益迅速、小规模多品种代替大规模标准化、企业的触角伸向全球并且呈现出多中心趋势的情况下, 传统组织形式的问题就足以使企业被市场淘汰。正是这种情况使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大企业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 纷纷进行公司组织结构的改革与调整。为应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冲击, 国际大企业还进行了普遍的内部组织结构重组。这种重组主要在两个方向展开, 即管理结构的扁平化与多元化, 组织形式的外部科层化与内部市场化。

国际企业内部组织结构重组的第一个方向, 是管理结构扁平化与多元化。这种趋势首先表现在跨国公司母公司或大企业总部作用的变化上, 即母公司和总部正在从传统的决策中心变为支持性机构。它把许多原来由自己做出的决策转给底层, 自己转而主要负责规划整个企业系统的远景目标和战略, 协调各成员的利益关系等重大决策。具体的生产经营决策、子公司的发展和对市场变化的反应, 都交由子公司独立负责。与此同时, 对于那些从总部剥离而又不适于分散行使的职能, 为适应职能专业化的要求, 跨国公司设立了一些职能性专业机构来掌握。如负责零部件采购的总部、研发总部、销售公司等等, 这些原属于母公司的职能转出后更有利于总部对战略问题的协调。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是子公司独立性和自主权的扩大。为调动子公司的主动性, 在国际大企业和跨国公司中也普遍出现了企业家职能从上层向下层转移的趋势, 母公司 (总部) 与子公司等分支机构的关系从“命令—执行关系”演变为“协商—交易关系”。总部对于公司的管理除在重大战略与长期计划上的指导和决策权外, 其他方面都比较灵活、宽松。作为上述制度和组织结构调整的结果和前提, 跨国公司整个管理体系呈现出扁平化的趋势。随着下层组织权力和独立性的扩大, 大公司纷纷大幅度削减其中间管理层级, 以便信息流动和管理行为更有效率, 使上述职能转变得以实现。据有关资料, 全球500家企业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平均减少管理环节三个。例如, IBM公司的管理环节从7个压缩为4个, 而通用电器公司通过取消生产副董事长而由13个主要公司的主管直接向董事长汇报使上层管理环节从3个减为2个。通过管理层级的大幅度缩减, 大公司的管理组织结构上从金字塔形结构变为扁平结构。

国际企业内部组织结构重组的另一方向, 则是组织结构的外部科层化与内部市场化。从组织结构的内部市场化看, 子公司的独立利益日益明显, 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指令服从关系正在被讨价还价关系和激励刺激关系所取代;跨国公司各子公司以及网络内各成员公司之间出现了竞争关系, 这使得跨国公司系统内部的关系具有了市场关系的色彩。例如, 著名的瑞典ABB集团公司, 由5, 000多家小公司构成, 每家公司都是一个法人主体, 都独立编制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而每家公司的平均规模只有200人。从组织结构的外部科层化看, 大跨国公司除了通过股权关系控制自己公司系统的企业之外, 跨国公司还通过正式合同或者非正式合同控制着巨大的“合同性资产”, 成为各种非股权关系的网络中心。通过这些以正式合同或非正式合同形成的网络, 大跨国公司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一个无形的“外部科层组织”。这一科层组织虽然不同于通过股权控制关系所建立的科层组织, 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了与之相同或相近的功能:同样具有紧密协调、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的性质。跨国公司虽然不拥有外部科层系统企业的所有权, 但同样能控制其行为, 让它们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和价值增值服务, 同样可以成为公司价值链的一部分。以IBM的外部科层系统为例。IBM在个人电脑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原因之一就在于管理着众多的外部供应商, 形成一个巨大的外部网络。作为IBM外部科层组织成员的, 包括网络公司、软件公司、零售商、远程网, 还包括存储器公司、数据网络公司, 甚至包括西门子这样的大企业。

(三) 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

传统企业理论下的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实践都强调货币资本在企业中的核心作用, 依此构造出的企业治理结构也是以出资人 (股东) 为中心的结构, 企业的经营目标理所当然地被确定为股东利益最大化。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和创新, 而知识的发展和技术创新都离不开掌握技术和知识的主体———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现代科技和管理知识、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正因为如此, 这种制度到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松动, 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已经被许多企业所抛弃, 全球性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造变为一种大趋势。国际大企业通过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造, 突出人力资本的作用, 构造出有利于人力资本发挥作用、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

趋势之一是放弃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唯一目标的教条, 代之以兼顾股东 (货币资本所有者) 和人力资本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均衡协调模式。这一趋势主要以美国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对《公司法》的修改潮流为标志。随着这一潮流, 典型的美国式股东利益至上的公司治理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 正在与欧洲大陆型的均衡结构发生趋同与融合。

趋势之二是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所实行的人力资本治理结构。在知识经济潮流中发展起来的软件、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企业, 由于企业的核心价值集中在一两项关键技术上, 它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这时, 货币所有者在企业中的作用退居其次, 大量货币追逐关键技术并愿意以多种形式与技术结合成为一般状态, 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的控制者和所有者, 如技术控股制、人力资本所有者持股制、股票期权制等都成为很通行的制度安排。高科技风险投资制度的发展更强化了这种人力资本治理的趋势。虽然风险投资持有公司相当一部分股权, 甚至持有大部分股权, 但风险投资的持股期限是有限的, 对经营管理的介入也是有限的, 这使得风险资金具有某种“借贷资本”的性质, 较多注重收益而较少注重管理。人力资本治理结构因而得到进一步强化, 成为知识经济条件下最典型的企业治理结构形态。

趋势之三是董事会作用的弱化和CEO体制的形成。在典型的现代公司制度下, 董事会对经理的监督和激励构成该制度的基础, 也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基本思路。然而, 随着许多大公司普遍实行CEO制度, 情况发生了变化。CEO拥有远远大于以往总经理的权力。不仅负责正常的经营管理, 而且在公司战略、重大投资、财务安排等方面拥有很大权力。董事会的决策作用和监督作用都开始弱化, 董事会的权力只局限于挑选一位合格的CEO, 当公司战略出现重大失误或者业绩出现严重问题时选择新的CEO代替前任。与此相对应的是, 为保证权力巨大的CEO不滥用权力, CEO常常以管理层收购或者购买期权的形式拥有相当数量的公司股权, 不再是单纯的公司雇员。这也使得代理问题虽然依然存在, 但已不似以往严重, 道德风险得以降低。这种CEO持股体制虽然尚未改变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础, 但无疑已经使其发生了变化。

摘要：当今的企业环境, 正处在知识经济高速增长、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全球化趋势加快及市场环境的深刻变化中, 企业间的竞争已从一般的成本和规模竞争转变为技术、知识和创新能力的竞争。本文基于环境变化对企业产生的深刻影响, 从企业外部组织结构重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重组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三个方面, 分析当今企业组织变革的新态势, 以期对我国企业组织创新有所启迪。

关键词：环境变化,组织变革,组织结构重组,公司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1]阎海峰, 王端旭.现代组织理论与组织创新[M].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3.

[2]陈朝阳等.中国现代企业制度[M].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

[3]张道根.现代企业制度的国际比较[M].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篇4：企业组织结构变化

只有商业模式能够帮助你理解，每个企业经历的跌宕起伏是由于周期性变化——比如因为经济的加强或者疲软而造成需求的失衡，还是比它严重得多的能够对所有企业赢利能力产生永久性影响的结构性变化。在市场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今天，建立牢固而现实的商业模式比任何时期都更有必要。

商业模式究竟为何物

在某个有价值的事情上进行投资、销售给客户、从中赚取利润并收取现金——这个思路很原始、很简单，但这就是商业模式的本质。甚至连印度某个村子里的小商店都会有自己的商业模式。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戴尔的创始人迈克尔·戴尔等人，都运用他们的商业模式转变了他们所在行业的经济结构和竞争行为，最终打败了这些领域曾经的霸主。

对许多人来说，商业模式就是一种财务练习。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事实上这个概念直到基于个人电脑的电子表格出现后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名字——电子表格使人们有可能细致地分析商务计划中的每一个因素，并测算各个因素出现差异时对整体的影响程度。还有人把商业模式想象成企业打算实现的目标。它常常被用来描述企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比如，软件商红帽子(Red Hat)在自己的网站上问道：“红帽子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其部分答案是，“我们的使命非常简单：扩展我们作为企业最信赖的Linux和开放源代码供应商的地位。我们拟通过一整套红帽子Linux企业软件、一个强有力的互联网管理平台和相关的支持与服务来发展Linux的市场……”这种描述也许很好地解释了公司打算做些什么，但它只是商业模式整个定义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开发的商业模式是，用系统、严格的方法去考查一个企业的健康状况和赢利能力，它是对企业当前现实情况和将来可能的（而不是希望之中的）发展方向的描述，表现了企业获取财富的各个组成部分。清晰明确的商业模式首先要对构成企业的许多元素进行逻辑划分——从市场到收入报表、领导力开发计划等。这些元素分别纳入商业模式的3个组成部分：外部现实情形、财务目标和内部活动。

商业模式如何发挥作用

将财务目标、外部现实、战略经营和人员联系起来，使彼此融为一体，以及寻找商业模式中所有3个部分的正确答案，是一项要求很高、难度很大的脑力活动。但它值得你投入时间和精力，因为其最终结果是指导你的企业能基于现实的工具。关键是要牢记4点。

第一，商业模式是从整体角度考虑你的企业的一种工具。所以你必须在分析外部现实和内部活动时，对你希望实现的财务目标有个总体的意识。

第二，商业模式不是机械的。其中有些内容可以量化，比如历史赢利状况数据等；但还有不少因素不能量化，你必须对它们进行正确的评估，比如趋势的性质和效果、新法规的影响、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之间的区别、业内有些对手更加成功的原因和对你的客户群构成的威胁。

第三，你必须通晓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你要细致地审视其所有3个部分，并在制定决策、执行行动计划时认清它们彼此间的关系。这就要求量化和非量化的判断，讲究实效、准确可靠。

第四。商业模式是动态而静止的。几乎可以肯定，你需要数次返工才能做对，还要定期对其进行检验，在你认定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能力出现变化时对它进行更新。

商业模式过时 凯马特一败涂地

有些情况下，商业模式的多次修改并不会产生与你期望相一致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么更改你的财务目标，要么修正你的内部活动内容。事实上，大多数困境中的企业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溃不成军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凯马特公司的销售额大约为390亿美元，它凭借一个数十年来屡试不爽的商业模式而兴旺起来：降低百货商店的价格，通过薄利多销赚取了更多的利润，因为它用较低的成本建设并经营着自己的店铺。

沃尔玛发展得更快，它正从凯马特那里夺取客户，尽管它规模比较小，在购买力方面也不如凯马特。其创始人山姆·沃尔顿从大型零售连锁集团没有覆盖的城镇和地区起步，所以凯马特的领导班子起初并没怎么注意沃尔玛。很遗憾，凯马特的领导班子没有及早发现他们的商业模式正在遭遇压力。

沃尔顿采取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不断地降低价格，要在价格上胜过像凯马特这样的折扣商，利润率甚至比凯马特还要低。沃尔顿要通过实现更快的库存周转来赚钱。通过密切关注客户的需求并迅速作出反应，它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沃尔玛的成长过程中，沃尔顿允许他的区域经理使用私人飞机，这样他们就可以每星期亲自走访自己的店铺并返回本顿维尔分享信息，并计划在合适的时间向店铺运送合适的商品。最终，他开发了行业领先的精确信息系统，把结果返回到供应链中，从而创造了货物根据需要的即时流动。沃尔顿还非常慎重地挑选为他管理企业的人选。他主要寻找的是满腔激情地想投入到商业界的勤奋努力的大专毕业生，那些不害怕从最底层干起、一步一步向前发展并且愿意待在小城镇的人们。

沃尔顿的商业模式在零售业引起了一场结构性变革。上世纪90年代中期，沃尔玛的销售额超过了凯马特，压倒了竞争对手。公司下大力气压迫供应商为自己提供更低的价格并帮助他们实现较低价格，方法是教他们如何改善其库存周转、减少货物从工厂到沃尔玛装货码头流动过程中的浪费，沃尔玛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事实上，沃尔玛从一开始就把精力集中在物流这一关键性经营活动上，并不断更新沃尔顿那套闻名的信息系统，以便随时掌握客户的购买倾向、减少库存并提高自己的周转率。当你看到一辆辆卡车分秒不差地抵达沃尔玛的商店、每次都能在指定时间交货时，你就仿佛看到了沃尔顿的商业模式在行动——跑步前进中的模式。

通过根源分析，明眼人都能发现沃尔顿的“秘密“：沃尔玛的优势越来越大，包括每平方英尺零售面积销售额的上升、每美元销售额广告成本的降低和现金流的加速——它用现金流来投资于自身的迅速扩张。店铺经理们被授予了这样的权力：他们把客户的需求模式报告上去，而沃尔玛系统将立刻作出反应。然后，店面销售人员就会心满意足地看到，欣喜的客户们以令自己开心不已的价格买下他们需要的商品兴冲冲离去。

但是，凯马特的领导人仍然没有能够看到沃尔玛定价战略和维持该战略的经营活动的意义。相反，他们把自己的资源投入到战略和定位问题上，他们签约聘请了新的CEO玛莎·斯图尔特，同时大幅度降低价格。这类措施尽管有帮助，但却不可能触及商业模式过时这一根源问题。凯马特的成本劣势越来越大，现金流成了负数。它的供应链效率低下，库存系统非常原始，结果许多热销商品断货，而其他品种却大量囤积。在它破产前的几年里，很多商店看上去仿佛是苏联式的——客户们忧郁地在走廊漫步，一边的货架空空如也，另一边的货架则堆满了箱子。

商业头脑：做好商业模式

人们常常赞誉沃尔顿、戴尔这样真正精明的领导人拥有“商业头脑“，这个词用于笼统地表示这类领导人具备某种技能——对于如何经商赚钱的聪颖的本能感觉，这不同于偶尔灵光一现、鸿运当头却没有能力永葆富绰之辈。

精明的企业领导人，脑子里总是装着商业模式，把重点放在了商业模式所要求的经商赚钱的基本要素上。这就是商业头脑的温床：有能力对商业模式的3个组成部分（外部现实、财务目标和内部现实情形）进行平衡协调，并将之运用在为客户、企业主和雇员们创造价值的具体行动中。

绝非偶然的是，像沃尔顿这种具有商业头脑的领导人往往像一个小商店老板一样做事。小商店老板每天都必须修正自己的商业模式，进行平衡协调。如果某种商品卖得不好，他就必须决定是否销价折本出售，以便获得现金，支付给债主并购买第二天出售的商品。大型汽车公司也是这样：某种车型滞销，库房中积压了大量成品车辆，他们降低价格，加大广告宣传力度，以亏本来换取现金。商业头脑人人都可以具备，关键是要有意念和能力将自己的思维深深扎根于商业模式，持之以恒地依据新的现实情形矫正该模式。

篇5：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化

【内容提要】本文从高等教育系统和大学这两个层次分别论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高等教育的重大的结构变化，并着重分析了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包括大众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这三个国际大趋势及日本国内的人口、经济和政策方面的变化等，最后指出这次结构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健全的高等教育评价系统。

【摘 要 题】比较教育研究

【英文摘要】In the

一、结构变化与大趋势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经历了巨大的结构变化。这一变化至今还未结束。不，应当说才刚刚开始。这是自12世纪以来，大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经历的几个世纪才有一次的大变化，并且它是世界历史变化的一部分，至今还未能看到这次变化的终结点。造成这种结构变化的基础，是大众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三大趋势。这三大趋势，发源于美国，传播、波及到全世界，使得整个世界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产生了结构性变化。因此，应当特别指出，首先要意识到这是一种美国化的现象，而不是别的什么。

（一）大众化

关于大众化，毋庸赘述。起始于美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浪潮，20世纪60年代，波及到日本，并将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卷入其中，80年代以后席卷欧洲各国，现在又广泛蔓延到中国等新兴国家。拿日本来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18岁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了37%-38%，大大超过了马丁・特罗（1976年）所定的从精英阶段跨入大众化阶段的指标。此后，由于在制定高等教育计划时采取了抑制发展的政策，高等教育入学率出现过一段停滞期。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入学率再次急剧上升，已达到49.1%，离进入普及阶段50%入学率指标只一步之遥。然而，这个数字只包括大学和短期大学，如果再加上专修学校20%的入学率，日本实际已经大大超越了普及阶段的门槛。

根据特罗的学说，随着规模扩张，发展进入新阶段，从学生的意识到课程、大学内部组织，还有高等教育制度与社会其他制度的接点，整个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都发生着性质上的、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从学生的价值意识开始，进而涉及到升学准备教育和入学选拔制度。系统中的“其他构成要素与之相比变化速度要慢，有时还抵制变化。与规模扩大的决策、高等教育的定义、选拔的基准等主要由大学外部各种力量支配的要素相比，课程、管理运营的形态、教师的生涯、教学方法、学术的水平等等要素，则不完全由大学外部各种力量支配，而更多的是由大学内部的各种力量来决定。这种内部变化的过程，无论其好坏，可以说显示了极其保守的一面。这种保守性的根源―在大学管理运营的方式，二在大学教授自身的特性和倾向，舍此而无他”。（1976年，第84-91页）

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经验清楚地证明了特罗理论的正确性。60年代末期大学纷争**的原因，不能不认为是由于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急剧上升，学生们的升学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即上大学从少数人的特权转变为多数人的权利。另外，高中入学普及化与此有着密切关系，它提高了普通科升学比例，使升学准备教育大众化，但却回避了入学者选拔制度的改革。70年代，考虑到入学考试竞争过于激烈，开始引入共同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并推进推荐入学制。正如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四六报告”）强调的那样（教育事情研究会，1992年），随着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由精英阶段迈向大众化阶段，结构变革迫在眉睫。然而“大学内部各种力量”的抵抗非常强劲，变革的课题一再推延，直到90年代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20世纪90年代是高等教育入学率再次急剧上升的时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课题尚未解决，又迎来了向普及阶段过渡的时期。1991年大学审议会发表咨询报告《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以此为契机，大学内部结构真正开始变化，这也表明要求变革的“大学外部各种力量”的压力已经超过了临界点。

（二）市场化

大学和高等教育，在包括其发祥地欧洲在内的多数国家，基本上是由国家来负责设置和运营。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最初的例外，它是先有私立大学的设置，后有州立大学的设置。众所周知，日本高等教育除了国、公立机构外，还有庞大的私立机构。同样，韩国与中国台湾也拥有庞大的私立机构，中国则设立了“民办大学”，菲律宾等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说有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东亚乃至太平洋模式，也未尝不可（天野，）。

私立大学的经营，包括招收学生和募集资金在内，都要靠自己努力，它们不仅会相互竞争，而且有时还不得不和国立、公立大学竞争。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访问美国时发现，与受到国家保护的德国大学完全不同，美国私立大学显示出浓厚的“企业”特征（韦伯，1979年；天野，）。竞争和高等教育总量扩大相伴随，这种竞争不限于私立机构内部，国立、公立部门也卷入其中。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是从私立机构开始发展起来的，私立机构处于优势地位，后来又产生了州立大学，这些大学围绕着学生、教师和资金等资源的分配和获得而相互竞争，早就有了“市场化”经验，并随着规模扩大而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日本，国立大学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管理，处于优势地位，私立大学则处于劣势地位，竞争及市场化长期局限于学生的分配和获得（入学考试竞争）方面。然而，即使在日本，以私立大学为主力推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国立、公立机构也开始感到市场化的巨大压力。它们在规模巨大的私立机构压力下推动着日本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这种市场化也可以说是以“私学化”的形式在进行着。

市场化开始于入学者选拔系统。70年代以后，由于与私立大学在招生方面的竞争激化，国立、公立大学削减了5教科7科目的入学考试科目，以多样化的名义引入了学力考试之外的其他选拔方法，推进了入学者选拔的“私学化”，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由于政策因素而被压低的听课费和入学金，在“受益者负担”的名义下，年年大幅上涨，已接近私立大学的三分之二。还有，实行国立学校特别会计制度的国立大学，也在寻求获得外部资金，正在力争增加竞争性重点分配资金的额度。

不仅如此，90年代末期，有关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废止特别会计制度及民营化的讨论越来越多。作为行政机构一部分的国立大学将改而赋予其法人身份，不仅是学生，还有资金等等其他资源，都将开始通过自身的经营努力去获得。

这种市场化的波涛，不仅发生在拥有私学机构的国家，而且也波及到欧洲诸国。国立大学的法人化，外部资金的引入，政府资金的竞争性分配，等等，都在这些国家进行着，少数国家还开始设立私立大学。韦伯20世纪初在美国看到的大学的企业化，在欧洲也开始出现。

（三）全球化

大学自12世纪诞生以来，基本上是世界主义者的世界。这种世界主义，最初只限于欧洲。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知识和学问的普遍性，或者也由于拉丁语作为大学所使用的语言的共同性。然而，随着大学在从新大陆到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还有中东、近东、非洲诸国的设立，丧失了使用语言的共同性，世界主义只能靠知识、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普遍性来维持。

约瑟夫・本－戴维（1971年）提出了学术中心的时代转移说。根据其理论，寻求最先进的知识、学问的研究者和学生，是跟着成为“中心”的国家的大学转移的。不仅如此，他们在回国后，还会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大学理想化，并以之为模式来设想革新落后的本国的大学，这种倾向性非常强烈。从意大利到英国，再到法国、德国，不言而喻，如今“中心”已经转移到美国。

英语，取代了以前的拉丁语，正在成为一种世界语。与此相关联，各国的优秀研究者和学生也汇集到美国。美国作为大学世界中新的世界主义的旗手，占有中心的地位。不仅如此，就像以前德国的大学那样，美国起到了向世界提供作为学习目标的最先进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模式的作用。世界各国的大学改革，主要以“美国化”的形式展开，道理就在这里。

事实上，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信息化及以信息化为支柱的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中，也发挥着中心的作用。交通手段和信息媒体的惊人发展，使得知识、信息，乃至人们之间交流的时间和距离显著缩短成为可能。今天，无论是大学，还是研究者和学生，都是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中，编织成知识的交流网络，这是不可避免的。各国大学不仅可以成为全球化了的研究者和留学生市场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超越国境、超越大学之墙实时地参加在美国大学教室里举行的教学活动。进而言之，各所大学提供的教育课程自身，例如在工学或经营学等部分专门职业教育的领域，不管是否愿意，都正在寻求全球标准。作为“美国化”的全球化，可以说将在“全地球”广阔地域中看到。

毋庸赘述，日本的大学和高等教育，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受到美国的极大影响。日本在占领期曾“被强制性地”美国化，以后在此基础上徘徊。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化”成为日本大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希望增加吸纳留学生，改善外国人教员的任期制，充实外语特别是实用英语的教育。后来，不说“国际化”，改说“全球化”，再然后就是按美国模式改革，“第二波美国化”，不过这回是自发地、主动地推进，表明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大学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日本的变化要因

对于在这种大趋势之中的日本高等教育90年代所发生的结构变化，还有三个具有日本特征的重要原因必须考虑。这三个要因是：(1)人口变化，具体地说就是18岁人口的减少，(2)经济变化，即泡沫经济的崩溃和因经济结构原因所致的不景气，以及和它密不可分的(3)政策变化，具体地说是放宽政府控制和结构改革政策的展开。

（一）人口变化

作为高等教育入学适龄人口的18岁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达到160万人左右，1992年迅速达到205万人的高峰。此后正如所预测的，逐年减少，到20末只有120万人。由于担心人口激增所引起的升学竞争激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文部省80年代中期放弃了持续执行的抑制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政策，以将入学率维持在36%左右的必要范围，所以转而允许规模扩大。但估计到1992年的高峰之后将面临长期的人口减少期，文部省设想，新增入学计划额的一半作为临时性的，待第二次生育高峰所产生的波涛过后再调整到原来的状况。

然而，以私学机构为中心的高等教育系统，出现了与文部省政策意图相违的情形。也就是说，由于私学增加了临时定员，不仅规模远远超过了文部省的预想，而且入学率也上升了。不仅如此，人口高峰过后，由于私学方面的强烈抵制，文部省不得不许可将临时定额固定，因为私学此前随着学生数的增加，相应地教室数和教师数也都增加了，此后不得不继续维持这一招生规模，具有合法地“稀释入学”的意味。这也就意味着文部省事实上放弃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所坚持的抑制规模扩张的政策。而随着18岁人口减少，入学率急剧上升。换言之，日本的高等教育急速迈向普及阶段，并不是有意识的政策选择的结果（天野，1995年）。

虽然放弃抑制政策和入学率急速上升非常重要，但是，大学和短大在1992年达到81万人的招生高峰后，再也不能维持这么高的招生规模，19已减少到76万人。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伴随着人口变化，入学人数减少从幼儿园一直延伸到高等教育阶段，彻底结束了明治以来日本学校教育数量在政府主导下持续向上增长的时代。

毋庸赘述，这一事实对于高等教育、对于整个学校教育系统，正在产生极大的冲击。持续100多年“规模扩大”政策，正在转向“规模缩小”政策。持续100多年的与“规模扩大”相对应的各种政策，正在转向与“规模缩小”相对应的各种政策。已经习惯于增长的大学和其他学校，将如何发生变化呢？众所周知，在90年代末，已经有近半数的私立短期大学和部分私立大学陷入了生源不足的状态。与初等、中等教育以公立学校为中心不同，高等教育是私立学校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和短期大学之间为了生存而展开的竞争不可避免，国立、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也不例外。取“计划时代”而代之，“市场时代”来临了（天野，年）。

（二）经济变化

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进展使世界经济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在适应这一变化上明显地落后了。丧失了自信心的经济界，重新认识到教育和研究作为对应变化手段的重要性，对教育改革寄予了强烈的关心。自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团体联合会、经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等经济团体，开始竞相发表教育改革的构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说起教育，它是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这点国际公认（例如，福格尔，1978年）。学校教育在培养勤奋而又遵守集体规范、对组织十分忠诚、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劳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需要对它重新进行全面的认识。如果读一下上述团体的报告书中关于学校教育改革的构想，就会发现，其中镶嵌了许多“自立性”、“创造性”、“独创性”之类名词，总之是要求转变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要求培养具有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能力的新型人才。由于尖端科学技术竞争的激化，企业界强烈要求和大学结合，期待大学培养出具有国际通用性、高度教养和专门职业能力、自立精神和充分的积极性、丰富的创造性、勇于冒险的人才。

而且，社会对大学在研究方面也开始寄予很大的期待。以前，一些企业轻视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主要是从国外购进专利，然后投入资金在本公司的研究所里开展实用的、应用的研究。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它们看到了大学里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于是改弦更张。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忌的产学合作或官产学合作也开始公开地讨论起来，要求大学在教育和研究方面开放和交流的压力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大。

由经济变化而产生的对教育和研究改革的这类要求很多。70年代末以来，教育系统内部因种种问题或危机，自身也产生了改革的要求。这两种要求汇集，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以培养新型人才为目的的教育改革，以及为了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必须使研究活动活性化这两个方面，经济界和大学之间的认识和期待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现象。

（三）政策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里根、撒切尔之流新保守主义的强烈影响，从自民党中曾根政权开始放宽政府控制，进行结构改革，不仅对经济界，而且对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背景正如前面所述，是为了使停滞的经济复苏和再生，通过学校教育和大学的结构改革使教育和研究更具有活力，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为此，文部省放宽乃至放弃对学校和大学的严格管理统制，被财界和政界广泛认为是有必要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1984年中曾根内阁设立了直属于内阁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直到1987年临时教育审议会完成其使命以前，该组织有关改革的讨论很活跃，对以后的教育改革起了先导作用。大学审议会（1987-）也是根据临教审的咨询报告而设置的。90年代的大学与高等教育改革，都是根据这一新设的专门审议会的咨询报告所提出的建议而进行的。监教审关于改革设想的关键词是“自由化、个性化、多样化”。以此为基点，曾经在以入学选拔制度为中心的改革中部分地实现了放宽政府控制，而随着90年代初设置基准的大幅度修改，开始涉及到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基本部分。

从校园、校舍面积到师生比、到课程，没有什么不由文部省制定的设置基准规定。这一设置基准规定了日本大学的基本的组织结构，阻碍了大学的个性化、多样化，也妨碍了自由竞争。70年代以后，这些规定特别是受到了放宽政府控制论者的严厉批判。根据大学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以课程编制自由化为中心，对大学设置基准所进行的大幅度修订，对动真格的大学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恐怕远远超出大学审议会预想。

例如，其结果推进了国立大学教养部和一般教育课程的解体，学部教育阶段的教育被重新组织，一举提高了大学整体改革的机会。对私立大学来说，可以甩开传统的学部名称和课程，而代之以新奇的名称和课程，设置新学部的大学也急剧增加。还有研究生院，出现了新的类型，所谓社会人入学、就学更为容易，未曾有过的专门领域以职业人培养为目的的“专门研究生院”开始新设。设置基准的大纲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个性化正在超出预料地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对大学和高等教育放宽政府控制，不能无视经济领域等方面“外压”的影响。众所周知，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放宽控制的政策，遵循市场原理，重视竞争，使经济活动提高活力，实现结构变革。作为提高活力和结构变革手段的教育和研究，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教育和研究领域也应该引入竞争原理和市场原理。设置基准的大纲化，当然还有研究资金竞争性分配的强化，教员任期制的引入，国立大学法人化方案的出台，等等，都和“外压”的提高有密切的关系。

以前完全是根据其他组织原理而形成的大学，现在要和企业一视同仁，乃至同类型化，通过引入竞争原理而使它们提高活力，进而提高经济活力。这些见解，主要是由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政策制定者的支持下积极提出来的，他们坚持放宽政府控制，奉行行政、财政改革理论。

三、系统的结构变化

由于受到上述人口、经济和政策的变化以及三个大趋势之类的“外压”，高等教育的结构改革在摇摇晃晃中被迫启动了。如果对战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就可以看到，其主要之点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已经作为重要的政策课题提出来了。在占领下被强行推行的“第一次美国化”是以大众化阶段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范型的。经过近事实上的挫折后，开始获得真正大众化经验的日本高等教育，1970年前后发生了大的转折。这一点，不要看当时遍布全国大学的“学生反乱”风潮，只要看一看以“四六答申”（1971年）闻名的中教审咨询报告，及以此为中心的一系列大学改革设想（横滨国立大学现代教育研究所，1973年），或OECD日本教育调查团的报告书《日本的教育政策》等，就可以明了。

例如OECD报告书，在这一时期的各种高等教育改革方案中，提出了建设“理想的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课题，具体有下面6点（第55-56页）：(1)满足社会提出的实用的、职业的高等教育的要求；(2)有助于发现新的知识及其进一步的发展；(3)满足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和需求扩大而不断增长的对大学教育的需求；(4)和谐地培养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统一性的人，同时最大限度地发展他们丰富多彩的能力；(5)使大学成为对社会具有独立“批判能力”的主体性机构；(6)有效地回应和参与策划有关社会、文化、经济活动。

对于这些课题，按调查团的见解，“尽管迅速成长，但在本世纪里没有什么变化”，不能“实现日本现在正在形成的高技术社会所要求的教育目标”，是由于存在着“缺乏灵活性的大学等级结构”（第53-55页）。为改革这种僵硬的结构，实现弹性化，《报告书》提出要废除讲座制，改革教员任用制以促进教师流动，促进学生的转学，改善教育方法，引入全国学力考试，使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实现大学管理专门职业化等等。这些建议的大部分，经过之后20余年，到90年代，已经开始成为具体的方向，这已用不着再强调。

20世纪90年代“放宽政府控制”成了时代的关键词，围绕改革高等教育僵硬的结构而提出来的一系列政策的基调，简单一点说，就是开放系统的各部分，引入竞争原理。这个以“竞争和开放”为基调的改革还在进行中。然而，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以及大学的内部组织已经发生了如下一些变化。

在18岁人口减少局面出现的同时，高等教育在政府主导下增长的时代结束了，文部省以设置基准的“自由化”为核心的放宽政府控制政策，与以前以入学者选拔为核心的政策不同，唤起了新的类型的竞争。加上泡沫破灭后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的以及产业、职业结构的变化，长期以来被遗忘了的就业难和失业问题又出现了，以年轻人为主产生了实学的志向乃至职业教育的志向，起到了加速竞争的作用。

如果说到高等教育系统内各种机构，短期大学很明显成了竞争的失败者。虽然入学总人数减少了，但4年制大学入学人数微增，专修学校入学人数保持平稳。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短期大学出现了入学人数大幅度减少的情况。生源不足的短期大学正在不断增加，它们有的改为4年制大学，更多的则竞相关门，这种现象可以预料以后还会迅速增加。其背景是职业教育的志向、高学历的志向提高了，而以女生为主体、偏重文科、地方性、小规模的私立学校占了短期大学的绝对多数，它们对变化的适应能力明显不足。照此发展下去，日本短期高等教育的主流地位将由专修学校占居。

4年制大学间的竞争也变得更为激烈。在私立大学之间，最初的竞争是以招生为目的而竞相新设“新名称学部”。90年代末开始则围绕着争夺日益减少的生源，“求生存”的竞争开始了。大学开始真正意识到学生是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乃至顾客，因而提高学生对教育内容和方法、校园生活及环境等的满意度，成了大学运营的最重要的课题。

研究生院的入学者一直是理工科学生为多，现在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有了开始增加的迹象。关于如何设置职业指向性非常强、向所谓“社会人”开放的新类型“专门研究生院”，现在已进展到讨论如何具体地设置“法科研究生院”。可以预料，围绕着新增设专门研究生院在大学之间展开的竞争，将日益激化。各大学已毫不怀疑，研究生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比例和重要性今后会大增。这显示了系统内部的新分化和等级化的发展。

说到“社会人”，学习的终身化、回归教育化开始成为现实，这种教育与全日制以年轻学习者为对象的教育不同类型，它与取得学位、资格不相干，主要是实用性的、有关职业的短期集中学习，或是长期分散的甚至灵活运用媒体的远程型的学习，这样的学习需求扎扎实实地开始增加。这个尚未开拓的市场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大学，不分国立、公立、私立，都围绕着争取学生顾客――一种新型顾客而带有一种“经营感觉”，刻意求人的时代开始了。

大学间的竞争，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更变成国际性的了。在教育方面，作为新的市场，特别是着力从亚洲各国招收留学生的大学正在增加，在这一市场难免不和安格鲁－撒克逊语系的各国的大学发生激烈的竞争。还有以成人学习者为对象、灵活利用因特网等媒体、与高度专门职业教育相关的“远程教育”，也开始同上述诸国发生竞争，日本的大学明显地落在后面。

在研究方面的竞争更为激烈。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日益激烈的尖端科学技术竞争方面，提高大学研究水平成了最重要的政策课题，对以“卓越”为目的的“研究型大学”在人力和物力资源上正在重点集中地投入。作为参与全球化经济竞争的手段，日本政府强调基础研究和形成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增加了大学的研究经费，并强化竞争性分配，而且还推动了以提高研究活力为目的的动真格的组织改革，这些从90年代泡沫破灭时就开始了。日本无论是在全球化的尖端科学技术竞争方面，还是在研究型大学的卓越性的竞争方面，都显然落后了。

由于这一系列竞争的明显化和激化，以前人们习惯以高考偏差值及大企业就职率等指标来区分大学，如今，人们期待的与以前明显不同的、在现实中具有功能和作用的新的结构，正在大学之间形成。OECD的报告书中指出的“缺乏灵活性的大学等级结构”开始出现变化的迹象。

谈到系统结构变化，它与高中以下的学校教育系统的关系也不能忽视。大学从成立以来，长期形成了与初等、中等教育之间分割的制度的空间，大众化使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前大学入学考试――入学者的选拔问题一直是大学与高中之间的“连接关系”所在，90年代开始“学力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两者间的关系已变得不能割裂或跳跃。初等、中等教育的问题现在也原封不动地成了高等教育界的问题。大学“学校”化，高等教育完完全全成了学校教育系统总体的一部分。这就是入学率已接近50%的高等教育的现实。

最后，应该谈一下终身教育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关系。终身学习社会的到来，可以说是1970年前后一段时期开始的事情。1988年，文部省设立了终身学习局作为排在最前面的一个局等等，是为了振兴终身教育。大学实施了文部省提出的有关推动开设公开讲座、设定和扩充接受“社会人”入学的架构等等主要振兴政策。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入学率的上升，高等教育向“普及”阶段接近，产业、职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成人学习要求结构上的变化，大学作为满足这种需的工具，要求它进一步“开放化”的压力，明显地增强了。

新增终身学习的主要需要，是与职业关联的实用知识、技术的学习，围绕该由何种机构提供、怎样满足这种需要，开始了种种探索。新增设与职业关联的、特别是以“社会人”为对象的新型研究生院，与短期大学形成对照而持续发展作为短期高等教育机构的专修学校，就是这种种探索的表现。特罗说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终点的“普及”阶段的到来，并不是说入学乃至就学的普及化，而是指希望利用、活用高等教育机会的普及化（特罗，年）。大学和高等教育作为终身学习和学校教育两个系统的最重要的接点，对两者进行统合乃至融合，人们开始期待它起到一种中心的作用。

四、内部组织的变化

和90年代开始的系统水平的变化相比，恐怕更重要的变化是作为组织体的`大学内部的变化。正如已经见到的那样，特罗说的随着大众化的进行而将产生的一系列变化，被称为“大学”的组织内部的变化，即“课程、管理运营的形态、教师生涯、教学方法”等的变化相对较晚，这是由于“大学的管理运营方式”和“大学教授自身的特性与指向性”具有“保守性”。确实，日本也因为这两种“保守性”的缘故，大学内部组织的变化，自“学生反乱”时代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才渐渐到来。

和已经发生的变化一样，组织内的变化的主要契机，是1991年的大学审议会提出咨询报告《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报告提出，要在对一般教育与专门教育、一般教育必修的科目和学分、甚至可能设置的学部的名称都严格束缚的设置基准“大纲化”的同时，积极地引进学期制、教学大纲、基于学生的教学评价、教师培训、研究生担任助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美国大学在大众化过程中开发出来的、对提高教育水平有用的“小道具”。另外，在根据这份报告对设置基准进行修订之际，要求各所大学努力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价。

学部教育组织大幅度自由化。在国立大学，仅仅在4、5年间就导致所有教养部的解体和一般教育课程的削减；在私立大学，“新名称学部”即以信息、国际、环境、综合、人间、文化等文字组合的“四字・六字学部”迅速增加。只要看看文部省的调查结果等就知道，教育“小道具”引进也正在迅速推进。然而，对于在大众化过程中难免要进行的教育方面的改革能否真正实施，以及如何使以前很沉闷的教育提高活力和水平，即使在相关人员中也有很大的疑问。从19大学审议会的咨询报告《21世纪的大学像与今后的改革方案对策》中，就可以读出这种疑问。

妨碍改革深入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就是“保守的”“大学教授自身的特性和指向性”。日本的大学教师即使是从国际的视野看也是“偏重研究”而轻视教育，这种倾向非常强烈（有本和江原，）。美国的“小道具”从形式上引进了，但使它发挥作用的大学教育和大学教师的精神性质不能引进。由于没有大学教师意识和性格的变化，重蹈半个世纪前“第一次美国化”旧辙的危险依然存在。

关于教育方面的改革，必须强调，这和正在进行的19世纪的学问体系的变化和解体有密切的关系。“新名称学部”一批又一批产生，不过是其一种表现形态而已。即使是仍然使用传统名称的各个学部，学科和讲座的名称也在迅速地变化。“一位教授一个讲座”即所谓“小讲座”被重组合并为“大讲座”，成了普遍的现象，也是这种变化的结果。变化再进一步，就是教育和研究组织的变革，特别是教育与研究组织的分离，这种改革正在进行。

20世纪70年代，以筑波大学为代表的“新构想大学”，在设立计划提出来的时候，最大的争论点在与管理运营体制相对的教育、研究组织的分离问题。明治以来，在日本的大学里，教师和学生同属于一个组织，根据教育与研究不可分离的关系确立了讲座、学科、学部制，这已经成了教育、研究组织的原理。要成为美国式的大学，将教育与研究的组织分离，不设讲座和学部而采用“学群・学系”制的“新构想”的筑波大学，由于破坏了这种“良好的”传统，引起了与大学相关的人员，特别是重视研究的教员强烈反对，这一情况众所周知。从那时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时代流行的方向变为教育与研究组织的分离，所谓的“独立研究生院”相继成立，教师和学生的所属组织分离了，九州大学等还决定设置称之为“研究院”的独自的教师所属组织，就表明了这一点。

教育与研究组织的分离曾经受到严厉批判，讲座・学部制被认为和日本的大学自治即“教授会自治”不可分。和学问体系相对应而设立的讲座・学部，作为教育、研究的基础单位，不仅是教师和学生所属的组织，而且，特别是在国立大学，还起到了有关教师人事、学生定员和教师定编、预算的估算和分配等等管理运营的基本单位的作用。它的解体意味着教授会自治的变质乃至崩溃，这就是引起批判的最大理由。90年代开始进行的，是对以前“管理运营”和“教育与研究”或“经营”和“教学”的一体化的分离。这意味着战后实行新制度以来尚未解决的事项，大学管理运营制度的整备和改革，渐渐地提上具体的议事日程。

大众化不仅是大学数量的增加，还伴随着大学自身规模的扩大和多功能化。加利福尼亚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将此称之为“巨型大学”化（1962年），由于多功能化和组织的巨大化、复杂化，管理运营的问题不提出来已经不可能。与早先持有“企业体”性质的美国大学相比较，这一“问题的提起”对以教授会自治为运营基础的日本和欧洲的大学带来了更为强烈的冲击，这不用多说。然而，对于急速的大众化，日本的大学总不肯正视这些问题，即使是在1970年前后“学生反乱”期受到严厉质问时也是如此。

文部省1973年设置不采用讲座・学部制的“新构想”的筑波大学，提示了一种答案。不设置学部和学部教授会，从人事到预算分配的管理运营职能，都由校长和5名副校长所组成的执行部来集中承担，这种美国模式的“新构想大学”的出现，对习惯了教授会自治和局部自治的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的有关人员是很大的冲击，所以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但是，由于大众化、巨型化的发展，这些国立大学不能不超越部局，相应提高有关大学作为整体决策必要性的认识。90年代初以来，不仅教授会成员广泛认识到强化校长和执行部的决定权限不可避免，而且即使在教授会自治力量很强的国立大学，副校长制度化和校长裁定的特别预算框架的设定等等，也没有受到强烈抵抗就实施了。现在，或说此前，国立大学的“独立行政法人”化构想，也是众所周知的了。100余年所坚持的大学的内部组织，必将迎来彻底的变革之时。

五、“评价的时代”的到来

必须指出，90年代开始的放宽政府控制和对竞争的鼓励，与对评价的重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前所述，1991年设置基准大纲化，作为交换，各所大学开展自我检查和自我评价成了义务。这表明开始从法规和行政指导的“硬的规制”向评价的“软的规制”转换。实际上评价系统开始显性或潜在地进入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各部分。评价最初是要激发教育与研究的活力，而今不仅如此，还在各种资源、特别是资金的分配方面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

1991年设置基准大纲化对各大学的要求，具体来说是“对教育、研究活动等的状况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并将结果公布”，并将这种检查和评价的结果“由该大学的职员以外的人员进行讨论”。据此，许多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实施了自我检查和评价，并做成报告书公开发表，另外请外部人员进行“外部评价”的大学和学部也在增加。必须指出，随着这些工作的推行，有的大学还开始实施对教师的业绩进行评价和由学生对教学进行评价。评价的目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使教育与研究提高活力和水平，唤起自主的、自发的努力。这和大学基准协会所开展的“基准判定”的目的具有共同性。年大学审议会《关于21世纪的大学像》的报告中建议，为了将基于大学的自主性所委托进行的外部评价制度化，要设置实施“透明性高的第三者评价”的“大学共同利用机构”，于是2000年设立了“大学评价和学位授予机构”，基本上就是出于同一目的。

另一方面，与资源特别是政府拨款结合起来的评价，以前主要围绕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进行，在研究费的分配过程中实施。这种评价的特征在于，被评价的对象是一个一个研究者，评价人是研究者的同行。除了这种基于个人的显性评价外，文部省还开始对一所一所大学即组织以隐性的形式进行和资金分配相关的评价，并有强化的迹象，这是90年代的一个重要变化。例如国立大学，在以教师和学生为基础单位的“积算校费”以外，基于种种教育和研究活动水平考虑的（隐性的）标准而在大学间不平等的、重点的分配预算额年年增加，已为人所知。在私立大学，从政府所得的经常费补助金，基于评价的“优点分配”额年年增加，现在已占全部额度的将近30%。

这种大学之间、教师和研究人员之间的竞争，成为促使教育、研究提高活力和水平的最重要的手段。以经济界为中心的大学外部提高了人们的这种认识，不问个人和组织，将评价和资源分配结合起来的动向很强烈。不仅大学外部，就是大学内部，支持这种认识的声音也在增加。1998年的《关于21世纪的大学像》的报告还是说，将预算分配和基于“第三者机构”的评价联系起来，“可以考虑作为参考资料的一部分来利用”，这是一种有所限制的表达。然而最近的“国立大学法人”的构想，对组织进行的评价和资金分配相结合，已被相关人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20世纪90年代揭开序幕的“评价的时代”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最后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系列的结构变化，意味着大学教师这种专门职业的质变和再定义的过程开始了。自19世纪末作为最初的近代大学的帝国大学诞生以来，日本的大学以教师自治为理想，并围绕着它的实现而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大学制度，不问新制、旧制，所有的大学都承认了教授会自治。不要说公立大学，就连设置了理事会、将经营和教学分离的私立大学，也是由从教授会成员中选出的人担任校长兼理事长，理事的多数成员由教授担任的也不少。大学基本上是教师的共同体，是坚持作为教师的自治体的性质，教师不仅自己负责教育、研究，而且也负责管理运营和经营。

赫尔穆特・斯彻尔斯基（1963年）用“孤独和自由”这词来说明近代大学的特征，现代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是孤独的，但也是自由地探索知识，不得不封闭的共同体。现代大学要求的是“开放与交流”，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大学，也要变为知识的经营体乃至企业体。学习者，与其说是学生，不如说是表现为“知识的顾客”的知识探求者。以前教师只要求在教育、研究和管理运营一体化中发挥作用，现在还要求加上对社会的贡献和服务这一重要作用，教师的这些角色应当分化乃至分业化。“说明责任”是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界崭新的概念之一，意思是不仅大学这一组织体而且作为专门职业人的一个一个教师，必须向外部社会说明自己活动的内容，以求得批判性的讨论。换言之，不仅大学而且教师自身也难以回避作为评价的对象，而不得不置身于无所不在的竞争中。

越是作为一个经营体和企业体而成为自立的主体，其选择和决定被要求说明责任，大学就越被要求超出于一个一个教员或学部、部局教授会的意志，决定持有“作为大学”的意志。这对于巨型大学化的现代大学是必要的。要确立超越了“教授会・部局”自治的“大学”自治，并希望对大学教师这种职业进行再讨论、再定义（天野，）。20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的变化，恐怕最重要的，是我们教师和研究人员自身要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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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枸杞花粉发育的超微结构变化

用JEM-100CXⅡ透射电子显微镜对宁夏枸杞(Lycium barbarum L.)花粉发育过程做了超微结构观察.结果表明,在花粉母细胞细线和偶线期,核糖体数量减少、线粒体结构简化;之后核糖体数量逐渐回升,后期Ⅰ线粒体结构恢复正常.小孢子液泡化过程中核糖体再次减少,同时线粒体和质体结构简化;在早期二胞花粉中,核糖体数量增加、线粒体和质体结构再度分化.花粉母细胞和小孢子发育过程中都存在“细胞质改组”现象,且这两次“细胞质改组”与细胞功能的转变密切相关.在次生造孢细胞、花粉母细胞和小孢子后期都有液泡数量明显增加或体积增大的过程.前两次液泡的增加可能参与了其胼胝质壁的构建;而小孢子晚期中的.大液泡则创造了一种极性为其不等分裂作好了生理和结构上的准备.

作 者：徐青 王仙琴 田惠桥 XU Qing WANG Xian-qin TIAN Hui-qiao  作者单位：徐青,XU Qing(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福建厦门,361005;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银川,750021)

王仙琴,WANG Xian-qin(宁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银川,7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