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娟的《百合花》作文

茹志娟的《百合花》作文（精选3篇）

篇1：茹志娟的《百合花》作文

茹志娟的《百合花》作文

茹志娟是1958年以《百合花》登上文坛的。这朵纯洁的百合花美丽了一代又一代人民，茹志娟也成了一朵流芳百合让人们记在心中。在作品《百合花》里，作者的清新俊逸、敢于探索的写作风格便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矛盾也曾不惜重墨赞美《百合花》，他说：“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小说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感动的一篇。”确实是这样，清新扑面，这样的创新是很难写出来的，而茹志娟能做到。小说以战争为背景，尽管里面的人和事都是虚构的，但是却是建立在过去战时的生活与同志的关系的基础上，所以茹志娟写《百合花》是特别有感触的。在这部作品中，我最欣赏的是人物形象的刻画。小说仅6000余字，作者运用出色的写人手法和艺术，在细节中刻画人物，在内心中表现人物性格，透露浓郁的抒情色彩，把人物性格描写的如此生动形象、出神入化。让我记忆深刻的.便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了。

小通讯员“十九岁”，参加革命“一年”，在问到有没有娶媳妇时，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与“我”说话表现得张皇不安，腼腆羞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害羞的孩子，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十九岁的小通讯员却已经担当起了解放人民的重任，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传递战报。包扎所条件艰苦，缺少被子。在向新媳妇借被子时，新媳妇没把被子借给他，让通讯员感到委屈并怪新媳妇是“死封建”。从他的行为可看出他的率真和耿直的性格;当“我”告诉他，这条新被子或许是新媳妇做姑娘时起早熬夜为自己新婚缝的，小通讯员觉得误会了人家，愧疚地想把被子还回去，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淳朴和善良;在团部里，小通讯员给“我”留了馒头，从这里可以看到小通讯员对战友真挚的友情和关爱，平凡却珍贵。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为了保护战友，小通讯员奋不顾身扑在快要爆炸的手榴弹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看到这里我们都不禁感慨万千，小小的身躯竟然迸发出如此强大的气魄，令人折服，也为茹志娟的人物刻画手法赞叹不已。

另一个人物便是新媳妇。她“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过门才三天，浑身上下洋溢着喜气。她“尽咬着嘴唇笑，好像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完。”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妇女，但是她善良纯朴，对“我”的战友有着敬佩的感情，当她了解到战争的需要，她便不再犹豫地将自己唯一的最心爱的嫁妆——被子借出来。当她得知小通讯员未来救战友扑在一颗手榴弹上，她短促地“啊”了一声，并“庄严虔诚地给他擦拭身子”、“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文章最后通过新媳妇渲染了一种沉郁悲伤的情感。我想很多人读到这里都忍不住落下串串泪珠吧。新媳妇善良、淳朴、自然，她所做的一切都代表了军民之间的纯洁感情。就像有人说，这是作者谱写出的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百合花》借媳妇和小通讯员写了军民之间的鱼与水般的关系、感情，它是那样纯洁、清新，就像百合花一样，细细品味，满口沁人般的清香。

篇2：茹志娟的《百合花》作文

关键词：政治倾向；情感倾向；茹志娟 《百合花》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14-01

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卜克内西认为“从历史和美学的观点来看，‘无倾向性的‘真正的艺术是一种神话。”①他认为，倾向性是文学的一种普遍的本然的性质，同时，文学的倾向性包括政治思想倾向、道德倾向、宗教倾向以及情感倾向等，那么，针对茹志娟短篇小说《百合花》的创作倾向，我仅结合作者的创作背景、创作心理等来比较它的两种不同的倾向性。

《百合花》在1958年3月发表于《延河》文艺杂志上，它在问世前也是几经波折，当时茹志娟把这篇小说寄给许多刊物，都一再遭到退稿，他们的理由都是“感情阴暗，不能发表”。所谓的“感情阴暗”是相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题材小说来说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题材的小说主要采用宏大的叙事方法来高扬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因它注重文学的工具性、服务性，强制承担起“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重任，所以其浓厚的政治性决定了作品感情的壮烈，气势的宏伟，例如《红岩》、《保卫延安》等都是通过伟大的故事人物，激烈的情节来达到思想教育，传承革命精神的功能。

茹志娟的《百合花》也是一篇革命题材的小说，但因其背离了当时文学创作的原则，“感情阴暗”、政治倾向不明显，所以不被当时的大多数文人所认同。茹志娟在她的作品中，对战争的表现是通过侧面描写，对英雄人物的刻画也只是选取了一个普通的通讯员。那么为什么同样做革命时期的文学，茹志鹃的创作风格会如此不同？其实在1964年以后，茹志鹃除了写小量的散文外，就再没有其它的创作。她自己也说：“我内心是着急的、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的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可是秉性是难移的。”②由此可见，茹志鹃生活在革命时期，她也受到“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的影响，并且自己也曾为此做过努力，但是从她创作的作品内容来看，强调文字观念与作者创作风格的一致是不可能绝对的。

《百合花》在《延河》杂志上发表后，曾得到时任文化部长矛盾的高度评价，他说：“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篇小说中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③“感动”源于情，以情动人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鲁迅也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情感”二字虽很重要，但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确实很奢侈，他们大多是把政治原则凌驾于情感之上，如宗璞的《红豆》中，江玫在爱情与革命的抉择下，她只能选择后者，舍弃前者，从字里行间中，读者都可感受到其政治倾向的明显。然而在茹朱娟的这篇小说中，作者则采用政治倾向靠后，情感倾向先行的创作方法，独居一格。革命题材的小说大多用对立的模式把好与坏、善与恶等一系对立的力量进行较量，而《百合花》则是直接通过对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描写来表达作者自己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以及对平凡生命和普通事物的关注、珍惜和同情，作者旨在体现善美，追求善美，从而表达一种自己对于善美的真切渴望，它凝聚的是作者的个人情感。她曾说：“我在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④1957年开始的反右倾斗争，使得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都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让作者对日益严峻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处境充满了“忧虑”和“悲凉”，以前友好的同志关系破裂，战时相依相偎的生活场面也变得支离破碎，作者的创作无不是在这种种叹息忧虑之中、在缅怀追忆曾经的美好中产生的，她旨在用熔铸在作品中的情感唤起人们的真善美，感化反右倾斗争时期冷酷无情的人心，同时这也是她能够为自己丈夫做的唯一的事，即寄希望于人性美的无处不在。

在《百合花》中，作者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女性情怀，她在文中写了女文工团员“我”和新媳妇两个女性形象。冰心曾评论说：“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女性作家偏重阴柔的审美倾向注重内心体验的天性，在国家叙事的洪流中，也难以抑制女性内心的泉流。”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政治倾向亚于情感倾向的原因。茹志娟从女性的视角看作品中女性的心理和情感的变化，显示了她作为女性作家独特的情怀，是对女性意识的一种反应。

在《百合花》的创作中，茹志娟淡化了战争的背景，着重于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单纯的情感，这种情感区别于杨沫等人作品中那种及其复杂的情感，它就如百合花一样清新无尘。作者谈到作品中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但所写的战争是真的，时间也是真的，她说：“那时候，我确实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里做战勤工作。我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也是去借被子”⑥这无疑给文中的“我”打上了作者本人的印记，虽然作品是以“我”的所见所闻展开的，其实整个故事的发展也就是作者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来进行的。她在作品中写到：“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然而在去的路上，通讯员不和“我”说话，就算坐下来休息，他也会离得很远并且背对着“我”，这时“我”想：“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⑦，读到这些，我们可以感到女性在当时的社会中似乎总是被当做一个需要保护的、不敢轻易接近的对象，不管是具有革命思想的人还是下层民众都对女性持有一种特殊的看法，当然这有好有坏，例如后文女同志有借被子的优势，通讯员在借不到被子的情况下说：“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这句话虽简单，但蕴意颇深，它所要展现出的正是作者强调的女性意识。茹志娟在作品中还塑造了另外一个形象——新媳妇，作者展现出的是她的心理和情感的变化历程，即从刚开始的不借被到借被，以至最后她亲自为牺牲的通讯员盖被。新媳妇的形象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女性形象，她由刚开始的“又羞又怕”到后来主动解开通讯员的衣服为他拭着身子，这种不自觉的行为的改变，正是一种人性美的自然流露，而作者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女性情思，联系到作者的亲身经历，她也曾在敌后方照顾伤员，或许也为他们擦拭过身子，而新媳妇的羞涩可能她也有过，但人性美的体现就是：情到深处，不自然的事物在情的驱动下就自然而然的发展了。无论是小媳妇、“我”还是作者自己都是如此。越体会，越是发现，文中的“我”像是作者，新媳妇亦是作者，只是她在不同的角色转换之间展现出了不同的情思。

作者倾情于《百合花》，她所传达出来的女性意识是对女性自身的一种肯定与展现，不管是对作品中的女性还是自己都是一样，同时作者也旨在表现当时不被人重视的女性文学，具有多重意味。冰心在谈到《百合花》的女性文学意识时说：“女作家所特有的那种细腻而温柔的风格又是男作家所不能替代的。”《百合花》正是因为作者多方面的情感注入，所以才显得那么细腻、清新、余味悠长。

《百合花》在当时的革命题材小说中独树一帜，它打破独具政治倾向的创作原则，以情感作为作品创作的导航标，既为当时的人性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今天我们对作品本身意义的领会指明了方向。

注释：

①[德]李卜克内西：《艺术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②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载《青春》1980年11月号。

③矛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第6期，第4-9页，1958年。

④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载《青春》1980年11月号。

⑤周志艳：国家叙事与女性自我展现的诉求——茹志娟的《百合花》的个性化写作，襄樊职业技术学报，第6期，第72-75页，2005年。

⑥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载《青春》1980年11月号。

⑦《百合花》，初刊于《延河》1958年第3期。

篇3：从茹志娟到王安忆

《岗上的世纪》：

王安忆的“性”寻根

“对人的生存态势的关注”，是王安忆小说贯穿始终的母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巨大转型，形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第二次女性运动余波，通过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等一批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传入中国，“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或间接或直接地影响了中国女作家群体。

在女性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王安忆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三恋”之一《小城之恋》中，作家描写了小城剧团里的一对青年男女，对情欲的向往、深陷、迷茫与逃离。在小说《岗上的世纪》中，女知青李小琴为了能调回城里，主动勾引了大杨庄的小队长杨绪国，并使他在引诱下体验了“性”的真正意义。

如果说1986年的《小城之恋》中所表现的性爱，是带着中国文化上的道德焦虑，而演绎出来的一场对“性”的寻根追逐战，那么到了1989年《岗上的世纪》，性爱则从传宗接代的例行公式中，转换成发掘“性”的本身。

纵然王安忆说，“我的女权意识大概还没有觉醒，至少说我不是女权主义作家”。可众多评论者，依旧将“三恋”和《岗上的世纪》作为这一阶段“性的权利要求”的最佳例子，进而把她标举成具有女性意识、女性主义倾向的女作家。

在同一时代，这样由“性”入手，寻找女性性别定位的作家并不少。张洁的《方舟》讲述了三位知识女性的人生困境，因不愿被丈夫视为保姆、花瓶、生育工具而离婚，组成了“寡妇俱乐部”，却遭遇挫折，因为她们没有学会在男性文化做主导的现实中，如何迎合男人，强烈地表现了“性”的差别。

《方舟》题记所说：“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也成为这个时代不少女性写作中所表达的观点。

丁玲、茹志鹃：

“穿着衣服”的女性觉醒

1928年，丁玲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

此时五四运动已经结束近十年，其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对于传统的两性关系模式造成了巨大冲击，女性意识的觉醒让男女平权成为这一时段的“主题词”。

《沙菲女士的日记》恰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

主角莎菲倔强而反叛，她厌恶一切的旧道德、旧礼制，将自己放在了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上，大胆追求凌吉士，并为灵与肉的分离而痛苦。

莎菲将中国女性的感性欲望第一次大白于天下，同样的，她也被当时礼教森严的社会摒弃。“在这个社会里面，是不会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所以她只能以放纵、堕落表现自己的失望，最终“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

而在此后30年，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以《百合花》踏上文坛。

出生于1925年的茹志鹃，正生活在20世纪初期的男女平权运动的发端和20世纪80年代《第二性》带来的女性主义觉醒之间的真空期。

此时妇女运动与抗日救亡运动、解放运动融为一体，爱情让位于伟大理想的去性别化时期。影响她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女性革命化写作传统，这在茹志鹃的作品中，表现分明。

《如愿》中旧社会妇女何大妈在解放后因为工作而产生自我价值，《静静的产院》则写活了谭婶婶学习医学知识的一段心理变化。茹志鹃的笔触常游弋在劳动女性的心灵世界，反映了对新型的女性的精神世界、发展前景的思考。

张抗抗们的情爱画廊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将“身体写作”带入中国。

这是在西方后现代注意思潮和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影响下，而形成的再一次变革。中国女作家开始注重女人的个体性。

第二年，张抗抗出版了《情爱画廊》。这部书以女性的审美价值观来写“性”，以久耽女色的人体画家周由为线索，勾勒出了美艳少妇水虹、水虹的丈夫呈奂雄、周由的旧情人舒丽等之间的故事，从而引发对于“有爱的性和有性的爱”的讨论，甫一面世，就轰动文坛，被称为中国首部性爱文学作品。

“身体写作”起始者陈然，其作品《私人生活》以主人公倪拗拗自身的女性经验和隐秘的内心生活为视角，无论是与她的老师T先生发生性关系，与男友恋爱时的虚荣心，还是其对着镜子自我欣赏而展露的自恋情节，无一不表达出对女性存在价值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