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发展观

经济新发展观（精选6篇）

篇1：经济新发展观

积极发展“飞地经济”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对第六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通报表扬，辽宁积极发展“飞地经济”打造发展新引擎位列其中。作为辽宁省委、省政府推进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高度谋划的重要举措，“飞地经济”以体制机制的改革“棋子”，撬动了县域经济、乡村振兴和区域均衡的发展“棋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落而满盘活。

一步“巧”棋：

“飞地模式”应运而生

11月下旬，东北气温骤降，在辽宁兴城经济开发区，多家企业仍热火朝天地赶工建设。

从北京迁来的辽宁宏升卓越移动升降机项目主体厂房刚刚完工，从深圳引来的佳华利道金属储氢项目正在进行新能源车辆的运行测试，而更早搬来的辽宁菲迪饲料技术有限公司一期项目已经投产，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二期建设……

“一度沉寂的开发区如今热闹起来，‘飞地经济’功不可没！”兴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董玉明说。

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合作模式，“飞地经济”是指两个相互独立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创新规划、建设、管理和税收分成等机制，促使项目“飞出地”和“飞入地”紧密合作的发展方式。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一直是制约辽宁发展的短板。特别是“乡财县管”制度的实行，乡镇普遍缺乏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2018年，辽宁省委、省政府围绕破解乡镇“有资源无产业、有项目无土地”的问题，率先提出在北票、喀左等县区规划建设“飞地经济”产业园；

同时实施县乡财政“分灶吃饭”，赋予基层一定自主权。

随后，辽宁省政府出台实施意见，以位于各市、县、区的省级以上各类开发区为主要载体，鼓励各乡镇招商项目前来落户，并承接外省产业转移。

为调动各方积极性，辽宁省还建立分享机制，“飞地”项目形成的税收等利益，原则上按5∶5比例，由项目“飞出地”与“飞入地”分享；

对于跨省合作的重大项目，可由双方协商确定分享比例。

满盘皆活：

基层探索不拘一格

2019年起，辽宁设立“飞地经济”产业发展资金，每年安排3亿元，重点支持招商引资落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国家级创新平台、园区公共服务平台等项目建设；

每年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通过“以奖代补”形式奖励“飞地”发展成效显著的市。

随着“飞地”改革的棋子落下，各地立足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发展经济的探索不拘一格。

朝阳市利用辖区内的7个省级经济开发区，重点承接各乡镇针对京津冀的招商引资项目。在凌源市经济开发区内，从河北秦皇岛市迁来的炜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生产。公司总经理尤忠文说，企业选择落户，看中的是地方的环境和干部的劲头。“乡镇干部三番五次到企业招商，签约后又迅速配备‘项目管家’，服务真是到家了。”

今年初，葫芦岛市为建昌县开辟“脱贫攻坚飞地产业园”，在经济开发区拿出1500亩土地供建昌县招商引资，今后10年，项目的税收收益全部交给这个贫困县支配。

“飞地”也打开了各地的视野。铁岭市抓住对口合作机遇，与江苏省淮安市对接洽谈，建设“淮安-铁岭”工业园，承接南方产业梯度转移。

铁岭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高文哲说，园区将采用江苏省的先进运营管理机制，由铁岭、淮安两地共同招商、分享税收，“这为铁岭开垦了一片学习南方的实验田”。

振兴新局：

以开放胸怀聚能蓄势

截至目前，辽宁14个市共签约“飞地”项目超过1000个，总投资额近1900亿元。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投资处处长郑广辉说，在投资承压大背景下，“飞地”无疑增加了投资辽宁的吸引力。

红利不止于此。在辽宁兴城经济开发区，通过对僵尸企业依法解除协议，园区已收回、盘活闲置土地860亩，落户了奇力生物肽等6个项目。开发区为当地“明星村”——四家村开辟的小微企业园，短短半年之内就入驻满员，为乡村振兴找到了新载体。

“飞地模式带来了资源的共享。”葫芦岛市市长王力威表示，以葫芦岛为例，过去各乡镇和开发区重复招商，难免存在同质化竞争；

现在打开了区域限制的藩篱，各地可以“借笼养鸡”“借鸡生蛋”，从而形成了大招商格局，实现了项目与区域的最优配置。

“飞地经济”也给乡镇带来福音。今年以来，朝阳市176个乡镇、街道共有300余个招商引资项目落户“飞地园区”，总投资额312亿元。“据初步测算，这些项目投产后，可为这些乡镇、街道每年增加税收收入22亿元。”朝阳市财政局副局长张育才说，长期困扰乡镇的财力紧张问题将被缓解。

“‘飞地经济’改革重在执行和落实。”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洋说，接下来，辽宁将围绕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战略，主动与其他地区开展多种形式合作，以开放心态和务实作为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

篇2：经济新发展观

经济社会新发展观

体育学院姓名：潘黎明

集权分权与管理

当大家看见集权与分权的时候，一定会想到古中国皇帝和大臣们之间的关系。先说下集权的概念。所谓集权，就是当从纵向的上下级之间来考察时，权力主要集于上级之手，下级必须无条件地听命于上级的指挥、调度、管理。实行集权化的管理，夏季几乎无决策权力，凡重大事务，甚至于具体的事务都必须向上级请示、汇报，并等待且执行上级的指令。可以说，下级只是上级的传声筒和巡视员。中国封建社会可谓推行集权式管理的典型，并为集权式管理积累了丰富而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因集权导致许多不利。就像秦国，在秦国统一中国、消灭封建开始，历代封建统治都实行集权式管理，十分注意提防诸侯割据，中央政府不仅管理着军队，也任免全国各地的提防行政长官。

先说中国的集权式管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种种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结构中最基本关系之一，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我国从建国到现在就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央与地方关系作为一种国家结构的设置必然植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之中，尤其是一个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形态特征。

历史上，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三个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看来：“集权是国家的本质，是国家的生命基础。”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也想把革命中的成功经验应用于国内的建设，同时也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影响。中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也实行高度的集权。地方无条件的服从党中央国务院，同时地方政府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在政治优先、政治为重的气氛中，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当时的政治需要就是维护政权的统一，保证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借助于高度的集中和计划，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维护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对内维护统一，对外对抗封锁。这一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基本服从于这种需要。

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经济形势进一步发展，集权的弊端也开始出现了，为了使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设置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于是中央开始向地方放权，从此就一直没有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循环。于是“放权——收权——再放权——再收权”主导了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后，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与地方两个关系也要走向全面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道路，并且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经济形式的改革与发展主导了这一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从“放权让利”为主线的重大改革措施，摸索出了一系列旨在尽可能充分体现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一“互动”原则的机制性手段。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原有体制下中央集中过多、管得

过死的状况已有较大改观，在政府管理的层次上，形成了地方立法制度，分税制等一系列较为充分地考虑地方利益的制度的做法，增强了地方经济活力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自觉性，同时在许多方面分担了中央政府的调控压力、增强了宏观协调力度，促进了中央关于地方发展目标和总体协调目标的实现。

近20年，地方分权改革取得空前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此外，一些由来已久的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行政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在某中意义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对立和冲突仍呈激化趋势。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复杂性都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虽然中央与地方关系纷纭复杂，并且多变，但是这些复杂性后面也可以找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特点。

中国历史上经常有地方诸侯对抗中央政权的现象，造成了中央政权统治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立的政权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这一点上中央政府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加强党的领导，保证党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来实现的。因此无论经过多少次放权、集权的调整，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地方的认识任免权没有下放过，并且一直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政府接受同级党委指导和党管干部原则。即使是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最高行政长官也必须要经过中央政府的任命。1954年由于高饶反党事件的出现，中央撤消了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此后，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也正是通过这种政治领导，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再说分权，所谓分权式管理模式就是在一个设置有上下层级的组织、机构内，大多数权力分于上下级，下级能在较大的权力范围内独立地进行决策操作。当然分权不等于不要上级管理，它只是相对于集权大小事务都要上级过问，而将较多问题交由下级自行裁决而言。

分权与企业管理

可以预知，随着企业发展壮大，无论是在企业整体上还是内部各部门之中，管理上的问题将会层出不穷。这其中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规模扩大后，跟不上企业或部门发展的速度。

地产大亨李嘉诚创业之初，资金少、人才缺，从原材料采购、设计施工、生产管理到产品推销，李嘉诚都得“事必躬亲”。随着企业规模大了、员工多了以后，李嘉诚感觉到，如果把工作全部大包大揽只会把事情越搞越糟，不但不能实现事业的腾飞，反而可能将企业搞垮。于是，他采用分权管理的理论，将原有的管理转换为依靠管理专家、技术人才的集团管理模式，把权力下放给下属，让具体的部门负责具体的事务，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依靠部属进行管理，实行企业员工的分级负责制。从此企业从上到下，各司其职，业绩蒸蒸日上。分权管理理论上的分权，就是现代企业组织为发挥低层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把生产管理决策权分给下属组织，最高领导层只集中少数关系全局利益和重大问题的决策权。

如何将“分权管理”逐渐融入现有的工作中，并发挥效用呢？ 首先，管理者必须让员工明白，他就是自己工作的老板，要让员工具备主人翁意识。韦尔奇说：“挖掘员工潜能的有效办法是尊重他

们的人格，重视他们的权利，让他们参与到公司管理当中，尤其是决策、监督活动，使他们对公司产生所有权感，觉得自己对公司很重要”。

另外，企业应该为员工营造一个良好的薪酬、福利待遇、晋升和成长的环境，这对提升员工主人翁意识的意义重大。所以，培养员工的主人翁精神，让他们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做，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组织的效率。

其次，领导必须做出大胆而适度的分权。对于一个部门或门店的领导来说，分权一般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用人之权；二是做事之权。

篇3：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发展新策略

一、新常态下经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1. 面对的新机遇

所谓的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机遇就是指代的中国经济在发展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离现代化实现的目标越来越近。就以两个百年这一目标进行分析, 在2020年, 中国需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其中所蕴含的经济内容就是指代的经济总量在价格上相较于2010年翻了一倍, 人民币水平在百万亿元以上。而按照2010年的汇率来进行计算, 人民币折算为美元则为17万亿以上。从人均GDP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 如果价格没有出现变化, 那么2020年的人均GDP相较于2010年的人均GDP会上升一倍。这样的增长幅度, 已经远远的超过了实际银行规定的收入底线。我国开始进入到高收入的行列, 不断的由中等收入国家进阶到了高等收入国家, 而这样的转变, 则经过了10多年。我国期望在2020年, 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这就表明我国要在未来的几年, 大力提高人均收入与, 不断的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除了上一个百年目标之外, 我国还设立了第二个百年目标, 对这一目标要求我国从建国开始的100年之后, 也就是在2050年, 实现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目标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在未来, 我国将会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虽然我国的一些经济规划并不完善, 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重视现代化建设以及质态研究, 并且注重结构升级, 这使得我国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人均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6。, 位于首位。

我国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不断的经历战争, 在这一时期, 英国成为了最大的经济体, 而中国则进入到了积贫积弱的状态, 而随着英国在19世纪末出现的英国病, 使得德国成为了最大的经济体的, 在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并且一直保持至今。如果我国能够在2030年之前就实现经济体赶超, 那么依据我国的长远的发展状况来说, 我国经历了的经济体低落和起伏则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到21世纪中期, 我国的人均GDP将会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准, 进入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就意味着我国完成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

2. 面对的新挑战

能否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便构成极富挑战性的命题, 如果不适应新阶段上的新挑战, 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概念, 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摆脱了贫困, 跨越了温饱, 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 不适应新阶段上的新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陷于停滞, 危机不断加深等现象。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 面临巨大机遇的同时, 也面临深刻的挑战, 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因素, 在我国社会都存在,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发展的新策略

1. 新政策

我国在完美应对经济危机后, 开始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来进行新一轮经济的发展。而这种财政政策属于积极的政策, 货币政策则属于稳健的政策, 这两种政策相结合, 有效的反映出了我国在退出应对经济危机的扩展性政策之后, 经济的发展状况。然而, 在不同的时期, 这一政策的形式会有所改变。我国在21世纪除的4年期间, 经济逐渐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局面, 而这样的政策组合的应用, 则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宏观经济出现的失衡问题, 以达到调节各个领域平衡以及稳步经济的目的。相比较来说, 这种政策组合在应用的时候, 往往是参照的宏观政策标准。

另外, 我国目前的宏观政策无法有效的实现全面性的扩展, 同时在财政政策上也不会出现宽松的情况, 使得通胀问题越来越严重, 因此, 就需要合理的应用该组合政策, 依据其松紧搭配的形式, 来更好的进行失衡调节, 进一步使得宏观经济中的风险和波动可以得到控制。但是这种政策组合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这些政策效应之间会出现一定的矛盾, 两者之间会有冲突存在, 而这就需要做好相应的力度调节工作, 针对矛盾运动进行状态跟踪, 达到松紧适宜, 这样就可以使得两个政策之间的效应更加的协调, 防止冲突的出现。

2. 新方式

就实际情况而言, 松紧适宜的宏观政策虽然能够对总量失衡进行缓解, 但是也只是一时的, 并不能够使得失衡得到彻底的调节, 总量出现失衡, 主要就是因为结构失衡。经济出现的下行风险, 则是由增长动力存在的不足所引发的, 由于产业结构无法进行升级, 使得创新力受到限制, 导致低水平的产能呈现出了严重的矛盾局面, 从而就使得资金无法有效的增长, 投资就会出现乏力的情况。

而造成通货膨胀存在较大压力的主要原因就是国民经济的成本结构出现了歪曲的情况, 使得成本无法有效的促进压力的提升。另外, 国际收支结构出现了失衡的状况, 使得货币供应远远超过了扩张的需求。而要想解决失衡这一问题, 就需要针对结构失衡进行调节, 合理的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 注重对需求实施管理, 合理的展开对供给的管理, 这样才能够使得失衡得到控制。管理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多, 面对这些管理内容, 就需要在一段时间内, 可以参照宏观经济政策, 来进行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的调节, 合理的应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针对需求实施刺激。

除此之外, 在针对供给管理以及需求管理进行处理的过程中, 需要充分的结合扩张的需求来进行供给结构的调整, 针对需求实施刺激, 确保供给能够满足市场创造的要求, 在不断扩张的过程中, 实现优质空间创造, 应用需求来进行供给总量扩张, 实现结构的转变, 创造出新的有效需求。

3. 新制度

创新是宏观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 也是宏观调控方式得以合理应用的前提。而在创新中, 主要就包括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两种。其中制度创新最为关键。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全面进行改革以及依法治国, 都需要依靠创新的制度。如果无法对制度实行创新, 就会使得经济深化体制改革受到限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无法得到完善, 秩序也无法有效的保障, 使得市场机制无法合理的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

另外, 如果无法进行制度的创新, 那么社会法治化会呈现出滞后的问题, 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民主法治之间无法形成共同进步的局面, 这样就会使得政府的职能发挥受到限制, 无法真正的保证民主, 权利可能出现滥用的情况。所以, 针对制度实施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 需要充分的结合我国四个全面的要求, 将其作为根本条件, 积极的推动我国发展方向的转变, 解决中等收入中存在的问题, 高度的实现现代化建设的长远目标。

三、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探究可以充分的了解到, 在新常态背景下, 中国经济要想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就需要合理的制定出新的制度, 应用新的方式以及新的政策, 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实现经济失衡的调节, 满足经济扩张的需求, 从而打造出更加符合现代化发展的经济目标, 在面对新经济常态的同时, 可以直面迎接挑战, 并适当的抓住机遇, 以更好的实现小康社会和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摘要：面对经济新常态, 我国的经济在发展上需要进行改革, 才能够摆脱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风险。为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新失衡, 需要采取宏观的手段来对经济发展制定新的策略, 以更好的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宏伟建设目标。希望通过本文对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发展新策略的分析, 能够为相关的人员提供充足的参考资料。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经济发展,新策略

参考文献

[1]刘伟, 张辉.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题[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3 (04) .

[2]刘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1 (01) .

[3]廖璐熙.新常态下投资驱动力转换的效率研究--以重庆地区为例[J].金融监管研究, 2015 (10) .

[4]王旭明.新常态下宁夏经济发展特征与“十三五”思路展望[J].宁夏党校学报, 2016 (01) .

[5]张曼婕.新常态视野下我国政府经济政策对贸易经济增长的影响[J].改革与战略, 2015 (10) .

篇4：新经济是科学发展的经济

全球金融危机使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尽头，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旧有经济发展模式弊端也日益凸显。就政策转向的重点而言，难怪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建议“鼓励内供或远胜鼓励内需”。“鼓励内供”即鼓励私营的工业转向为供给国内的市场而产出。

新经济的发展障碍值得深究。其中一点恐怕在于，执掌“旧经济”的传统权力部门往往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追求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也给社会的公正与安定埋下了隐患。其背后，正是传统发展观和不合理制度的扭曲所致。

对中国新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内在逻辑，被认为“最早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刘福垣教授，见解可谓独到。

发展核心是“变人”

以人为本的发展现，概括为科学发展观后，理应把人视为发展的本体。这些年来为什么成了“增长观”呢?

朱敏：在通常的认识当中，往往将“新经济”强调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不过，从一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高度来看，我认为，“新经济”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式。而新的发展方式，对应的是一种新的发展观。

刘福垣：看事物要通过社会矛盾找到内在矛盾。因为事物本身都有两面性，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然而，根据这个性质无法给中国定位，因为在任何社会形态里，生产不足总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无法解决。所以，到中共十五大、十六大还强调这个矛盾是不合适的。

早在2003年，中央要求转变发展观，但现实中对矛盾的错误认识使之无法实现。因为发展就是矛盾的转化，解决主要的矛盾的过程就是发展，而中国总是抓不住主要矛盾，最后把“增长”当成了发展。现在所说的转变发展方式，其实还是转变增长方式，它没有解决真正的发展问题。

朱敏：如果错把“增长”当成了发展，那么，所谓发展观岂不也只是单一的“增长观”?

刘福垣：特别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现在概括为科学发展观后，理应把人视为发展的本体，然而，这些年来为什么成了“增长观”呢?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是对的，关键是：发展是什么?硬在哪儿?我们发展生产力、生产方式，核心是变人。以前政府是搞了“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现在必须要转到“以人为本”上来，就是要改变人们的分工角色、社会地位等等，核心是变人。

朱敏：对发展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过去我们可能太习惯于单一地强调GDP的增长。与此同时，却忽视了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实现。改革开放30年，非要说成就的话。“物”的增长，远远高于“人”的发展。在您看来，抛开“物”的层面，就“人”的角度而言，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刘福垣：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就是非常大的，大在哪儿?大在转变了70％以上的劳动者的分工角色，2.5亿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分工变了。30年最大的失误也是同一个问题：在生产方式转变过程中，解决了分工的2.5亿农民工却没有转变社会身份，相当于“半发展”。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5000多元，其中59％以上都不是农民收入：53％是打工收入，3％～5％的是中央的转移支付，依靠土地收入不到41％。一个人的主要劳动时间，主要劳动收入不在农业，你还能说它是农民吗?

30年最大的成就是瓦解了农民阶级，打垮了小农经济。但是，战略失误是以物为本，没有随着人们分工角色的转变，来及时地转变人们的社会身份，没有隔断已成产业工人的农民和土地的传统关系，等于发展了一个双手互博的错误：一只手拉，一只手拽。每年一个“一号文件”，一下就拨几千亿元支农，本来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其实际上是副作用，是把农民往回拽的作用，还是解决不了它的身份。应该把这些钱花在转变农民身份上。

朱敏：您所说的这种“双手互搏”，其具体后果是什么?

刘福垣，就是发展成了两难的境地，从而，农村成了老少妇幼留守地，农业成了副业，农民成了流民。当然，这是工业化过程必经的过程，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但是人家的问题很快解决了，而我们的土地变成承包期长期不变，再加上“一号文件”的补贴，农民的收入增长只能靠政策，这样就把农民变成了“植物人”。如果能够及时转变身份，给其居住权、教育权、医疗权，变成城市人口，农业马上就实现规模经营了。如果加速城市化，则自留地、行政村、宅基地能被夷为平地变成农场，就不需要18亿亩的红线了，而且真正农场化可能增加到21亿亩。

朱敏：可惜现在我们有些地方的做法，似乎不是在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更像是在增加农村规模建筑。像山东、河南这些地方。一个村挨着一个村，隔500米就是一个村。

刘福垣：是啊，现在村村都要这样搞“新农村”，已经搞走样了。如今工业是上去了，但是没“化”，“化”是工业向城市集中，商业、服务业向城市集中，把什么化成什么要搞清楚。现在所谓的四化(市场化、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实际上就是一个化——现代化。工业化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城市化是空间结构的现代化，市场化是交换关系的现代化，三个化一起发展才是现代化。而我们现在分开了，上几个工业项目叫工业化，在城市搞些建筑叫城市化，搞些物流叫市场化，如果一起进行就不会出现内外失衡，现在失衡到什么程度?工业上去了以后，城市没有出来，工业创造供给，城市是创造需求的，而我们却大量依赖出口，把外国的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是内供和内需完全脱节。

这些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的后果。如果一体化发展，企业就不会完全依赖出口，由于城市没有供给，产品只能送礼给人家。

朱敏：于是，出现了金融危机之下传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走到尽头的局面。张五常也提出：鼓励内供远胜于鼓励内需。强调的是对内生产，生产面向本国的需求品。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大家不需要，而是很多人买不到合乎自己消费能力的好东西。

刘福垣：正是大家没钱买和不敢买，逼着我们的企业出口，成为外供。没有内需就没有内供，当然就必须解决国内的消费水平问题，有社会保障让老百姓敢消费，实现农民社会身份的转变，使之敢在城市消费。

咱们的问题是没有抓住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即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矛盾。我们只是照搬人家的东西，特别是统计局的数据，只能是冷热胀缩，高于8％就热，低于8％就冷，低于3％就缩，高于3％就胀，完全是按发达国家运行的角度衡量。如果时刻记住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消灭小生产方式，工业化就是“化”掉小生产方式，城市化就是“化”掉农村人口，市场化是改变农民的生产身份，才能把握住中国发展的主要矛盾。

理性辨析发展阶段

社会结构严重落后于经济结构，从而使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杂交、嫁

接，形成了极为扭曲的分配关系

朱敏：发展观的落地。从根本上还有赖于制度上的改革。比方说。现在的干部考核指标主要还是生产总值和税收。不卖地怎么办?

刘福垣：没错，税制也得改变。财政包干制度和增值税的现状使得地方必须循规蹈矩，必须得上重化工，必须是高投入，其中重化工在安装期间就已经收税了，税多就可以干别的事。于是，地方政府就想办法卖地，如果卖不了好价钱，恨不得请来炒房团炒作。这种情况下谁当地方官，科学发展观也只是说说而已。吏制和税制是指挥棒啊，一个是升官的指挥棒，一个是现实利益的指挥棒。于是，科学发展观成了一个筐。说是增长，其实没搞清楚发展实质。实质就是以人为本，转变身份而不是户口本。

朱敏：不在制度安排上调整和设计，再好的理念也只能流于口号。这也是目前社会经济现实当中，痼疾难除甚至愈发恶化的真正软肋。

刘福垣：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相当于资本主义正在封建的胎胞里发育，还没突破封建主义的外壳。咱们的封建主义占很大比重，按要素分配还没有成为主体分配方式，我们按权力分配还占很大的比重，这个阶段必然出现失衡的情况。必须把这个过程缩短，加大发展的步伐，蛋糕重新分配是个较力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原始积累阶段，现代生产方式正在代替传统小生产方式，传统的社会结构正在向现代的社会结构转变。这种转变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推动发展就是推动这种转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化过程，而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却把它们人为地割裂开来，使社会结构严重落后于经济结构，从而使两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杂交、嫁接，形成了极为扭曲的分配关系。

朱敏：既有按权力分配，也有按要素分配?

刘福垣：对!这种非驴非马的经济关系仅仅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难以有所突破，人为地延长了原始积累的阵痛。

朱敏：以您的观察来看，这种市场经济原始积累阶段的阵痛还会延长到什么时候?

刘福垣：实际上，自从进入本世纪以来，以物为本、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向反面，经济增长的边际成本越来越高，拉动生产方式转化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经济社会两层皮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近20多年来，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为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保护小农经济、阻碍农民社会身份转变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朱敏：在这一转变过程当中，“三农”问题为什么会越来越成为所谓的重中之重?

刘福垣：因为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用财政资金保护小农经济的力度越来越大，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工业化、市场化的拉动力量，严重阻碍了农民社会身份的转变和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愈演愈烈的农工潮与农工荒一再告诫我们，中国早应从经济增长拉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向社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方式转变了。由于分配机制、社会结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让位于以社会发展为中心，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其逻辑重音在协调、和谐上。

为了做大蛋糕而做大蛋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少数人、外国人做大蛋糕了。这种局面再不改变，已经难以做大了，甚至快要做不成蛋糕了。因此，目前已经到了这样一种转折关头，只有合理分配蛋糕，才能进一步做大做好蛋糕。

朱敏：许多人将今年的“一号文件”称为“抽水政策”。

刘福垣：花了大笔钱盖房子，完事没人住，农民买建材还给补贴，等于鼓励资源浪费。应该是赶紧移民并村，农村的村址在哪儿?顶多在乡政府所在地，或者县城，新农村的村民是谁?一定是未来的农场主。

朱敏：现行户籍制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刘福垣：最主要的问题是城乡分治。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却分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等。由于我们城乡的差距这么大，拥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人得到的国民待遇相差很大。

实际上，现在这种户籍制度是一种身份制度，按地域和职业来划分户口，就把人的身份区别化了，使公民分成了不同等级。特别是2.5亿的农民工承担了当代产业工人的职能，创造的GDP超过50％，但他们还背着农民的身份，这个必须得改变。造成分工和身份分裂的户籍制度的存在，说明我们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社会结构没有最后形成。现在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取消这种以社会分工和地域来区别人们身份的户籍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户口的变化，更是社会分工和社会身份的变化。

朱敏：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以您的理解会有哪些?

刘福垣：从技术上讲，户籍改革没有什么困难，难就难在工业品和总工业品的分配制度。现在医疗、教育、住宅等由政府负担的社会保障部分，城里人得到的多，农村人得到的少甚至很少。如果大家都是同一种户口，就应该获得同样的国民待遇。这深层次地反映了财政分配体制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加速人口城市化，着眼点不是户籍账面登记的变化，而是财政分配体制的变化，是全体国民的公民化过程。现在我们既有享受特权的公民，又有没享受到国民待遇的公民，要统一按照市场经济，按照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来重新塑造社会结构，使大家的社会身份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社会保障与分配制度

不要在收入水平上做文章，要从收入机制上下功夫。看你多了拿掉些，看他少了补一点，这不是长远办法

朱敏：我们不妨再以社会保障体系为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保体系做出了框架性设计，但某些部门至今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该方案由于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未能实现。那么。遏制部门利益，究竟需要建立起一套怎样的制约机制，防止改革目标在实践中“南辕北辙”?

刘福垣：我的主张是步到位全覆盖、高保障度，建立全民所有的保障制度。“一高全通”，不要做账号。现在做的账号是商业保险，强制储蓄，金融运作，这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产品。但是，中国有自身的实际。全民共有资产占总资产的大部分，目前估计至少不少于300万亿人民币，利息部分、租金部分能达到6万亿，要正真搞社会保障3万亿就够了，3万亿对政府绰绰有余啊。

现在的社会保障是等级制度分配方法，其实，理应按需分配、目标分配。比如，北京低保1000元，但是你有800元，政府只能补贴200元；你有200元，政府补贴800元：假如你没有收入，政府全额补贴：你富裕一分都不该给。按需分配，就是把你自己的钱和国家的钱结合在一起。现在有的干部家里几百万，还照样到单位拿补贴，这样是不行的。现在离退休的干部和职工已经

支出7000多亿，但是许多是不该拿的拿了，该拿的没拿着。

比如，一些百万富翁就不要再向国家伸手要钱了，你没有的时候，政府保障你的生活，但是你有钱了政府不能再管。而一些贫困地区根本拿不出钱来，比如苏北属于富省穷地区，这种背景下必须全国统一分配，顶多差别在物价指数。不能差别对待，要一视同仁。

按需分配的前提是，申请社会保障的公民必须进行财产申报，因为开着轿车领低保的人相当多啊。要是作假就罚；要是不申报，说明你不缺钱啊。

朱敏：钱要花在刀刃上，才能解决医疗、教育、住房、社保这“四座大山”的问题。以住房为例，究竟如何从制度安排上予以合理革新?

刘福垣：房地产业泡沫产生的根源在于流通体制。其中，房地产土地批租制度是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目前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之一；要解决房价过高问题，必须对现有不合理的房地产政策进行改革。

现在所谓房价实际上是三个产品的价格，三个产权主体的东西联体流通。首先，70年批租地，这个地是全民的；第二块，配套费，这个是政府的，应该来自于税：第三块，平均利润。让大家一次买三个东西，所以房价贵，为什么不能产权主体分离，租税费分流呢。

土地不是私人的，也不是政府的，而是全民的财产，所谓地价其实就是70年的地租：公共品的产权是政府的，公共品的价格是指目前房价中的税和配套费，实际上是70年的消费税和资产税；商品房的价格是指建房成本加平均利润，它的产权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政府的，还可以是全民的。本应该产权主体分立，土地、公共品和商品房分体流通。但是，现在三个产权主体不同的东西都是一次性出售，租、价、税合流。

政府应该发展租赁市场。租不起房屋的政府补贴，产业工人根本不要买房子，挣到利润的人才买房子，才批复贷款，房价再高也不用管。政府只管租不起房子的人，政府要当最大的房东，量身打造50～60平米的住房。属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给予补贴。要按照新的科学发展观制定住房产业政策。

中国整个房地产热是一种虚热，要调整结构，改善我们房地产投资结构和投资空间。其中，必须避免我们近20年来所犯的两个战略性失误：一是土地批租，二是以售为主。这两大措施提高了城市的门槛，抑制了城市化的进程。

朱敏：寄予厚望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2010年初由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却遭到”退回修改”。然而，一系列校园血案再次证明贫富极端分化是导致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诱因。您认为推动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的阻力是什么?

刘福垣：不要在收入水平上做文章，要从收入机制上下功夫。我们现在的矛盾是，看你多了拿掉些，看他少了补一点，这不是长远办法。必须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是真正地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是公平效率统一的分配机制。现在我们的分配机制过大的那部分都不是按要素分配，是按权力的分配方式，是巧取豪夺造成的，真正的按要素分配还没形成主题。

朱敏：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刘福垣：第一，先解决产权问题，就是先解决生产条件的分配，使人们机会平等。因此，公有资产的产权在“十二五”期间必须明确，现在公有资产具体多少无从而知，官员个人财产做不到申报，公有资产总该申报吧?以什么形态存在，在谁手中控制，是不是有偿使用，租和息的收入是多少?这些问题应该搞清楚。叶利钦当年分了，我们没有分，那么就应该公开透明，全民都知晓。

现在，土地是全民的，却成了政府的，土地当税来用，这是违背宪法的行为。政府为纳税人服务只能动税，不能动租。租是全民的产权，你要用必须通过立法，把租变成税才能用。

第二，根据产权，建立社会保障。全世界搞市场经济，劳动者是一无所有，俾斯麦出台了商业保险，个人扣8％，老板扣20％，它的前提是员工一无所有，要负责他的养老工伤等等保障。我们国家的工人表面是一无所有，实际上是公有资产的主人之一，是生来带有社会保障的，如果再扣28％，等于变相剥夺了全体公民对公有资产的所有权。

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推翻四座大山，才有工资分配，因为你没有社会保障，在老板面前没有谈判的余地。政府规定最低工资1000元，老板给你800元，你干吗?不干走人，所以《劳动合同法》作用何在?因为劳动力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这是市场形成的，不是政府的事情，不要去定最低工资。基本工资假如是1500元，市场工资假如是1000元，政府补贴500元。要从落实工人对公有资产的产权和社会公平解决，经济公平是市场的事情。

咱们的分配制度，按要素分配和按需分配相结合，经济领域按要素分配，社会领域按需分配。这个按需就是目标补贴。但是，对于劳动者也不能胃口调得太高，像欧洲一样，失去劳动的积极性，我们还是要坚持不劳动没收入的原则，绝不能坐吃保障。

第三，杜绝封建主义分配体制，取消权力分配。其中，地租不能落于私人手中，改变70年的批租为年租制，按年收土地地租，然后根据城市房产价格的变动，改变地租。从社会公平推到经济公平，一开始就经济公平没法弄。我们国家的特殊政策不能变成优惠政策，对一个地区的扶持特殊政策，不能变成对一部分人的优惠政策。

全面落实“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理顺分配关系、转变人们的社会身份，加速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推进城市化进程

朱敏：不能再以GDP为国民经济发展运行的主要考核指标。而是以人们社会身份转变的进度为主要考核指标。那么。究竟如何科学理解以人为本?

刘福垣：应该说，新的发展方式应以人为本、理顺分配关系、转变人们的社会身份，加速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调整，推进城市化进程。简单概括这个发展方式，就是以人为本。即，把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体，把人们社会身份的变化当作发展，实现人们社会身份的现代化。劳动者进入现代生产方式体系，获得了按要素分配的权利，享受到与现代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国民待遇，摒弃人身依附关系，杜绝超经济剥削，这就是社会身份的现代化。实现了这种转变的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重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率。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现代化率就是人口城市化率。当前，我们需要采取的战略措施就是在失业、养老、医疗、教育和住宅等方面废除封建色彩浓厚的等级制度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强制储蓄、商业保险制度，利用中国特色建立起全覆盖、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目标补贴、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调整社会结构，为空间结构的调整即城市化奠定制度基础。

朱敏：不过，目前有不少对以人为本的解读，似乎还只是简单停留在人是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上，流于庸俗的工具论了。

刘福垣：我们把以人为本作为一种发展方式，应该直指发展的本质、发展的核心，落实了以人为本发展观的本体论，即人是发展的本体，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本质都是“化人”，都是人的现代化。这就与工具论和目的论等浅薄的人本观念划清了界限。发展方式转变内涵虽十分丰富，但我们可以简单明确地概括为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

朱敏：在您心中，除了理念上厘清真伪发展观，有没有更为具体清晰的科学发展路线图?

刘福垣：基于以人为本的思路推动发展，可确保现代化、经济和社会一体化，不会再是两层皮。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就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身份，改变了人们的存在，改变了人们的本质。而人们最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就是人们的劳动分配关系，在当前理顺人们的劳动分配关系，就是要真正实现按要素分配、等价交换、同工同酬、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理顺了分配关系，摒弃了权力分配和超经济剥削，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人们的消费就会正常化，由正常消费拉动的GDP不仅增长的速度不会慢，增长的质量也会逐步提高。

转变了发展观，才能转变发展方式。只有真正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才能实现发展方式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变人，还是变物，这是两种发展观、两种发展方式的根本区别。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为解决主要矛盾服务的，在人与自然矛盾的紧迫性大于人与人矛盾的时候，为了解决生存危机，采取了以物为本的发展方式，虽然不够科学，但无大错。但是，在整体上解决了生存危机之后，人与人的矛盾，即社会内部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分配严重不公，负发展现象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还继续坚持以物为本，陷入GDP拜物教不能自拔，就大错特错了。所以，采取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从理顺人们的分配关系着手，推动人们社会身份的现代化，已经刻不容缓了。

朱敏：就此意义上，目前的当务之急，或者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是什么?

刘福垣：是落实巨额全民共有资产的产权，使利息和租金真正归全民所有，充分利用这个中国现实，一步到位建立纳入中央财政预算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宁可一个楼不盖，一条路不修，也要确保以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开支。在此基础上，全面实行等价交换、同工同酬、按要素分配原则，摒弃权力分配、超经济剥削。

篇5：新农村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有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

——新农村建设的成都方式：“城乡一体化”调查报告

了长足发展。到200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二三产业的构成已经是15.2：52.9：31.9，工业居绝对主导地位，城市化率达到41.76%。同时，城乡差距也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2936.4元和9421.6元，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超过农村居民的3倍，而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社会保障差距更大。在这种趋势下，如果继续侧重抓工业化、城市化，即使如理想的那样，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55%，农村人口仍会有近7亿人。7亿农村人口也不是小数。所以，既基于解决城乡差距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也基于中国已经发展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作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提了出来。也就在这个月，成都就作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部署，提出“六句话”的总要求。这“六句话”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根本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思路清晰、政策配套、措施得力、工作到位，虽然仅两年的实践，成都农村面貌和城乡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创造了“三个集中”的经验和“幸福梅林”等模式，使农民“发展有路子、就业有岗位、增收有来源、居住有环境、生活有保障”。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在对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做跟踪调查后，结论是城乡差距已经缩小到1：2的水平，为全国城乡差距的平均值的一半。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受益最直接、最大。

如今，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成都先行一步的实践，可谓为“新农村建设”的成都方式。所谓新农村建设的成都方式，就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为着力点，促进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根本转变。2005年11月19日，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进行专题调研，高度评价成都的实践：抓得早、思路新、力度大、效果好，将为全省提供很好的示范和借鉴。成都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关键在“一体”上。这个“一体”，由两个层次组成。一是面上的层次，二是核心层次。面上的层次，看得见，摸得着，能够直接感受到，属于“硬指标”，集中体现为“以农民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根本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硬指标”。”。关于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具体反映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长期以来，人多地少、零星经营，是制约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一道坎。无数事实表明，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后才具备了搞现代农业的基本条件。如新津打造的“川西坝农业博览园”，发展观光农业，带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常年吸纳1000多农民进园务各，使周边1000多户3000余农村劳动力从事第三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极大地提高了农用地的比较效益；关于生活方式的转变，具体反映在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既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社会生活保障和精神生活风貌三个方面。成都农村的交通、通讯、校舍，农民的社保、医保、就业，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甚至农村发展与建设规划等，都纳入市政府相关部门统一管理和服务的内容，彻底拆除城乡隔离的藩篱；关于居住方式的转变，具体反映为农民新村和农民新居建设。各区（市）县根据不同的情况，创造了“新村模式”，如新津的纯阳花园农民安置小区。创造了“新居模式”，如锦江的“红砂村”、“幸福梅林”。人们戏说中国的城乡差距，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那么，促进农民三大方式的转变，或者说，抓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将中国农村也建设得像欧洲。这个面上层次的“一体”，如同发达国家那样，虽然城市现代化水平和农村现代化水平有不同的指标，但都具有现代性。因而这个面上的“一体”，“体”在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现代性”上。二是核心层次。这个核心层次是支撑乡村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直接体现为“六句话”中的“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如今，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跨入进一步完善的阶段。虽然经济创新从农村起步，但自农村经济改革向城市经济改革转移之后，经过20多年的市场经济培育和10多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市场经济大潮已经把农村经

济这一块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相当低。农村经济处于弱势，弱就弱在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滞后。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提出“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包含了提高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建立和健全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所以，我认为，这个核心层次的“一体”，就是“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上，提升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建立和完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一样共享市场经济体制优势。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对相对“贫血”的农业来说，就是“输血”，这非常必要。但仅靠“输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正如城市经济的发展那样，最终还是靠市场化改革，形成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机制。如今我们不仅进入市场经济时期，而且进入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时期，建立和完善促进农业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显得特别紧迫。市场经济中有两个基本要素：市场主体和产权。中国农业经济的市场主体和产权特别薄弱。在市场主体方面，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根本不具备市场博弈的能力。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六字句”的总要求中，有“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包含了“土地向规模化经营集中”，扶持和培育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也包含扶持和培育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等。这些都有助于培育和壮大农业经济的市场主体。在产权方面，成都的实践已经初步涉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改革了。产权改革历来是风险最大的改革。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了这一点。但没有实现产权明晰并具备市场化品质，仍然难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博弈的能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农业生产与经营中不仅产权明晰，而且产权的市场化程度也相当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负债经营”的经济。农业经济为什么缺五中全会《建议》指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时期尤为关键。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长期积累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现代农业经济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农业经济的产权是不成熟的，是农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乏生机和活力？就是融资难。为什么融资难？就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户没有具备市场化品质的产权。”。我相信，随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完成，随着随着国家转向农业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农业生产与经营中产权改革问题也将成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议题之一。

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要促进新农村建设，要在农业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着力，而且，形成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的体制和机制、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同发展共繁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城乡一体化”是一场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整合城乡经济社会的综合改革。

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对“建设新农村”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成都在2003年就提出推进城乡一体化，把发展的重点从城市化扩展到农村的现代化，加大农村建设的力度，表明成都的发展部署具有超前性。这超前性既基于成都的发展实际，也基于决策层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真心实意为农民的胆识。所谓成都的发展实际，就是市委、市政府提出“三最”奋斗目标以来，经过不懈的努力，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建设与发展水平都达到了相当程度，具备了“以城带乡”的条件；所谓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就是看到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将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升级的瓶颈，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会为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新的机会，提供新的平台；所谓真心实意为农民的胆识，就是投资农村建设比较效益低，并非每一个发展起来的城市都愿意真心实意“带”农村。“城乡一体化”在学术界喊了十多年，为什么雷声不断，不见下雨？就是因为注重农村这一块，容易引起GDP下滑，有政绩不佳的风险。既要保证GDP持续增长，又要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同发展共繁荣，就得有敢冒风险的胆和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识。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GDP继续创历史新高，表明只要思路正确、措施得力、工作到位，向比较效益低的农村经济倾斜也可以做到不拉GDP增长的后腿。

第二，新农村建设是当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相当程度后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式刷新农村的面貌，就是政府要将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而推进城乡一体化，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题中应有之义，更重要的是创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从根本上破解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难题。所以，成都的实践，可以看成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抓手、促进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特别是建设新农村为目的的一场系统的综合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从过去单纯的以增强城市集聚效益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以城乡经济社会互动、互为增长点的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探索。成都先行一步的实践，不仅可以为各地起步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新

篇6：经济新发展观

本文所述新经济，即知识经济。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以知识为基础，以智力资源为依托，以现代科技为核心，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

就全球而言，知识经济即将到来，有关专家预言，再过二三十年，人类跨入知识经济时代。目前，知识经济最发达的是美国，即使是美国，如今主导产业依然是工业经济。

县域知识经济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本文以霞浦县为例。99年XX县人口50.4万，国内生产总值31.76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011元。

一、县域经济进入新经济大背景

县域经济不具备新经济条件，电脑与因特网没有普及，金融市场不发达也不完善，高科技人才奇缺，整个经济发展环境并未走向良性循环，尤其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乏力，经济全球化提供的良好机遇很难充分利用——因此，新经济时代离县域还有一定距离，但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县域经济进入新经济的大背景之下。

（一）XX县知识经济现状

人类从农业经济跨入工业经济已有二百多年，人类即将跨入知识经济时代，而县域知识经济却刚刚开始，县域没有微软，没有英特尔，没有实达。

1、网络经济初露端倪。近年，县域出现了“初始”的网络经济。一是电子商务刚刚起步。XX县XX公司，在网上注册了“台贸网”，是我国唯一一家大型台贸网站。系统地发布了台贸全方位信息，包括台湾各大批发商场货物信息，我国国内对台单位介绍及劳务信息等，并将逐步实现电子商务。2000年上半年注册，计划下半年对社会开放，以三个“现代”（即现代商务、现代办公、现代生活）为目标。拓宽了电子商务空间。XX正常对台年贸易额在300万美元左右，其中劳务200万美元。实现电子商务之后，将大大增加贸易额，今年1－9月份，贸易额达200万美元,比去年同期增近10％。二是私人上网人数递增。目前全县上网人数达1300多户。三是网吧企业逐增。今年县域网吧达20多家，通过网吧上网每月达5万多人次。网吧年营业额达200多万元。

2、信息网站初显效益。由政府出资创办的两家信息网站为我县经济立下一定功劳。一是供销社农产品信息服务中心。福建省供销合作社农产品服务中心，将全省供销系统联成一体，设立网站，下设网点，将农贸产品信息上网交流。霞浦县99年一年间，通过信息中心接收的商务电子邮件531件，从网上采集商务信息65000多条，向各点发布信息5000多条，帮助推销水产品、蔬菜3万多吨，成交额达5000多万元。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说明网络信息已经在县域经济之中发生作用。二是由霞浦科委主办的《XX之窗》网站。该网站与“中华联合网”联合，免费为我县企业入网登记。将产生较大效益。

3、科学技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我们将这类经济形态称作“科技支持型”。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由来已久，近年提倡高优农业，科技更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就霞浦而言，濒临绝迹的大黄鱼人工养殖的成功，利用设施农业种植反季节瓜果、蔬菜的成功，以及农作物新优品种成功，都是知识对县域农业经济作出的贡献。知识农业经济，也是知识经济的组成部分。

①大黄鱼育苗。大黄鱼濒临绝种。八十年代末，XX水产科技人员开始研究人工育苗取得成功。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养殖推广，仅5、6年间，全县人工养殖大黄鱼达9万箱，产值达数亿元。其中育苗2亿尾，产值达2亿元以上。

②反季节瓜果。XX县州洋乡农民郑XX96年始与厦门格林农业新技术开发公司联合，种值反季节无籽西瓜取得成功，目前已达500亩。正常西瓜于夏季收获，反季节西瓜于冬季收获。每亩投入900元左右，可收获3000元以上，投入产出比为1：3。蔬菜每亩投入在300元左右，收入800元左右，产出比为1：2.5。而水稻的产出比为1：1.5。

③脱毒甘薯基地。XX创建薯苗基地，培育脱毒甘薯品种，年产苗200多万株。供应本区各县。解决了甘薯品种退化问题。

工业企业中技术改造，也为工业的发展注入生机。

（二）加入WTO，县域经济环境全球化

加入WTO，将局域贸易扩展为全球贸易。即县域经济环境全球化。这将给县域经济带来生机，也将带来诸多问题。

1、加入WTO，县域经济直面国际市场。目前，XX县内资企业仅两家有出口权。加入WTO后，将大大改变这种状态，企业可以直面国际市场。县域经济的发展自然置身于国际大环境之中。国此，产业结构也将进行大调整。

2、加入WTO，拓宽了县域经济市场。XX县98年养殖大黄鱼不到2万箱，今年养殖达9万多箱，“内求”急剧下降，鱼价下迭。县域经济有许多项目受市场的制约。加入WTO，将改变这种现状。

3、加入WTO，将促进信息的数字化和经济的网络化。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信息的数字化和贸易的网络化。加入WTO后，县域将有更多的企业直面国际市场（不会是XX仅有两家内资企业具有出口权），快速便捷的网络信息将是人们经营的首选，电子商务

也将逐步普及，这是发展所需，也是发展必然。这就给县域经济发展走向全球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二、新经济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将面临重大变化

随着世界新经济潮的涌来，县域经济发展将面临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支点”转变。各个时期经济发展都有相应的“支点”，这“支点”即经济发展的根本的首要的关键所在。农业经济时代，“支点”是劳动力，工业经济时代，“支点”是“能源”。新经济时代，“支点”是“知识”。目前，县域经济从依托资源转向科学技术又向信息转化。即，目前“支点”是科技，“支点”转向是“信息”。明确“支点”转变是拟定发展思路的关键。

找准了经济发展的“支点”，就有了用力之处。换句话说，县域经济呼唤科技为先导！科技是目前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2、经济结构调整面临困难。XX99年三产比例为：42.9∶22.3∶34.8。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这种经济结构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不加调整，经济无法得以快速发展。

经济结构难以“优化”，因素很多，主要因素：一是农地产权问题。地产权利界定不清，产权主体多元化，原来“集体”在农村已经“缺位”。土地使用权流转滞后，影响农村的经营配置。二是“双层经营”障碍。目前我国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双层经营”。经营、决策分散，规模偏小，又难以统一调整结构的认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三是政府政策的偏差。主要表现在无意识误导和行政干预。党的工作转向以经济为中心，政府工作也以经济效益为主，于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迅速发展，农村三产则相对滞后。行政干预，尤其是为稳定粮食而采取的诸多措施，使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对政策的扭曲和贯彻不力，也是使产业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村经济直面国际市场，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然而，又困难重重，这就是县域经济面临的又一大难题。

3、经济发展趋向多元化、复杂化。新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趋向多元化、复杂化。多元化不仅指经济结构多元化，多种经济成份混合，也指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国营、集体、“三资”、合作、股份、私营、个体——多种企业相互交错；独资、联合，跨国、跨地，强强合作、山海协作——发展形式复杂化；兼并、重组，租凭、转让——多种手段交替使用；整体经济在不平衡条件下发展前进。

三、新经济背景下，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思考

县域经济大环境的改变，要求发展要有新策略、新思路、新措施。

（一）找准新旧经济的切合点

新经济并非凭空而生，它是脱胎于旧经济，旧经济是基础。在县域经济中，许多新经济成份则与旧经济相伴而生，这是县域新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XX县的大黄鱼养殖，反季节西瓜为什么会得以发展？这就是因为选准了推动支点。大黄鱼濒临绝种，是科技的介入，人工养殖大黄鱼成功，使得大黄鱼迅速发展。科技是“支点”，科技是“引擎”。大黄鱼养殖项目，正是从县情和市场中找到了切合点。XX县2000年大黄鱼养殖达9万多箱，当年收获产值达4亿。（9万箱产值远不止4亿）。而与其相关的产业，产前育苗，产中饵料，产后加工、销售，总产值至少10亿以上。其发展势头仍十分迅猛。

反季节瓜果也一样，同样是科技作为“引擎”。依此类推，科技与当地资源优势相结合的项目，只要有大市场，都可以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实质上是找准新旧经济的切合点。

（二）利用新经济“正向回馈”规律

旧经济是一种“负向回馈”经济，当水稻价格上涨时，农民种得更多，人们买得更少。新经济则不同，需求增加，会创造更高的效益和更高的报酬，导致价格下降，进而创造更高的需求。根据这个规律，县级发展网站将会带动经济发展。农产品信息网全省就一个，各县只设网点。这远远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各县必须设立农产品信息网站各乡镇设立网点，先由政府扶持，逐步过渡到自收自支。农产品信息网的发展，将使农民避免盲目生产，将引导农产品销售步入正轨——最终成为农民生产的高级顾问。

XX县对台贸易网站，是全国唯一的台贸网。其面向三个“现代”：现代商务、现代办公、现代生活。前景看好。应作为新经济典型来发展。

（三）结构调整抓住“二性”

目前，农村经济结构难以优化，因素很多（上文已述。不管是体制问题还是政策问题），必须紧紧抓住“适应性”与“扩张性”。适应性是以变为本，通过灵活多变的措施，使经济结构适合国情、县情，使县域经济稳步发展。在新经济大背景下，县域经济依然以有形经济为主，无形经济为辅，资源优势，劳力优势仍然也必须发挥大作用，这样，县域经济与都市经济仍然不同。

扩张性，以特为主。抓住特色农业，加以发展。使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主要采取新开发和项目倾斜政策，使县域经济超常发展。发展有地方特色的项目，实质上也是立足优势，加以发挥。XX的大黄鱼，其他海产品有自己的特色。XX的石矿开发有近台优势，虽无其他特色，也可形成特色项目，除了近台（台湾需要大批量矿石），还有深水码头（万纯级泊位）。扩张的基础是优势。抓住一点，超常发挥，这就是扩张性的实质。

实质上，结构调整旨在协调发展。没有协调，发展失衡，不利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在经济项目超常发展时，必须考虑相关项目的和协。所谓生态经济，就是利用大自然和协发展的规律进行发展经济。因此，不管是适应性还是扩张性，都必须围绕和协发

展。

（四）灵活务实的宏观调控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时代已经过去。一管就死，只因没有从实际出发，宏观控制不灵活；一放就乱，是说管理没有从实际出发，任其自然，宏观失控。

宏观调控的灵活性，指政策的灵活性。该扶的扶，该禁的禁，任其自然的放开。由于经济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必须采取一事一政策，一项目一政策，进行灵活调控。

宏观调控的务实性指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脱离实际无法执行和泛泛而论不可操作的宏观调控效果为零。现实中，往往会因为政策的不可操作，使其无法执行；因而宏观调控成为空活。林林总总的规定都因之而束之高搁。[文章-http:// 找范文,到]

新经济背景下，必须逐步形成灵活务实的宏观调控手段，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五）人才重在培养与激励

人才缺乏，是事实。加入WTO后，这方面人才尤其缺。步入新经济，知识人才更为缺乏。问题并不在于人才缺，而在于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机制上。

XX县各类技术人员达7142人，其中农业水产技术干部达200多人。而这些人，都不在水产技术工作岗位上。这就是当前人才问题之一。人才使用不合理。

另处，缺乏的人才，并没有培养的机制。再而缺乏激励机制。因此，人才必须重在培养与激励。缺乏的人才，选送培养，谁培养谁使用；不培养又要使用的，必须付给培养金。已有的人才必须建立奖励机制，重奖有贡献的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

（六）设立技术创新工程和科技园区

设立技术创新工程，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一个发挥才智的用武之地。创新工程设立基金，由政府、企业和私人损资组成。设立科技园区，作为发展典型、发展龙头，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