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当做禁烟表率

政府部门当做禁烟表率（精选3篇）

篇1：政府部门当做禁烟表率

政府部门当做禁烟表率

5月1日是《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实施的第一天，该细则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烟”。不少地方在公共场所的醒目位置张贴了禁烟标识，一些服务机构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但据媒体报道，该新规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执行现状却令人堪忧，不少公共场所仍然“烟雾袅袅”，禁烟新规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执法尴尬。

烟草每年夺去100万国人的生命，危害可想而知。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二手烟对人体的危害更大。国家出台《细则》规定，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十分必要。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室内公共场所环境健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控制烟草消费，对于整个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我国烟民数量众多，同时吸烟关系公民权利，公共场所禁烟在我国一直十分艰难。之前我国部分地方也实行在公共场所禁烟政策，但大都收效甚微。在笔者看来，要想让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的举措落到实处，一方面除了要加强政策执行力度，加重室内场所经营者的责任，加大对室内场所吸烟行为的处罚外，政府部门在禁烟、控烟上做出表率非常重要。

政府部门是最重要的公共场所，政府部门本应当是打造无烟环境的表率，但事实上多年来公务人员在单位抽烟现象十分普遍。一些政府部门的办公室里“乌烟瘴气”，充满烟味，群众进来办事不得不忍受刺鼻的烟味。与此同时，公款消费烟草制品现象也十分严重。以已经曝光的湖北洪湖、监利两县(市)为例，一年的“公务用烟”就达1.5万-2万余条，每条规定的标准是300元-600元，总计所耗约在500万元-1000万元之间。这还是两个贫困县，以此估算，全国的“公务用烟”花费之巨可谓惊人。

政府部门“烟味迷漫”和公款消费烟草的泛滥，一方面与我国控烟的政策与决心相违，另一方面也引起公众和社会的反感。据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对3630人做的关于对公款买烟的看法的调查显示：98.76%的网友认为政府机关不应用纳税人的钱购买卷烟，98.24%的网友认为卷烟不是政府进行公务的必需品，96.86%的网友认为公款买烟是一种****行为，93.22%的网友支持政府制定禁止公款买烟的相关政策法规。可见，禁止在政府部门吸烟和公款消费烟草制品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关于禁止公款消费烟草制品，财政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早在1993年就有明确规定。然而，多年来，这一规定流于形式，不仅会议期间公款大量消费香烟，在平时的公务接待中，香烟也几成必备品。显然，关键之处还在有关制度的完善和落实，让政府和公职人员真正成为减少烟草消费的模范。

篇2：政府部门当做禁烟表率

5月1日是《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实施的第一天，该细则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烟”。不少地方在公共场所的醒目位置张贴了禁烟标识，一些服务机构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但据媒体报道，该新规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执行现状却令人堪忧，不少公共场所仍然“烟雾袅袅”，禁烟新规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执法尴尬。

烟草每年夺去100万国人的生命，危害可想而知。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二手烟对人体的危害更大。国家出台《细则》规定，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十分必要。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室内公共场所环境健康，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控制烟草消费，对于整个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由于我国烟民数量众多，同时吸烟关系公民权利，公共场所禁烟在我国一直十分艰难。之前我国部分地方也实行在公共场所禁烟政策，但大都收效甚微。在笔者看来，要想让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的举措落到实处，一方面除了要加强政策执行力度，加重室内场所经营者的责任，加大对室内场所吸烟行为的处罚外，政府部门在禁烟、控烟上做出表率非常重要。

政府部门是最重要的公共场所，政府部门本应当是打造无烟环境的表率，但事实上多年来公务人员在单位抽烟现象十分普遍。一些政府部门的办公室里“乌烟瘴气”，充满烟味，群众进来办事不得不忍受刺鼻的烟味。与此同时，公款消费烟草制品现象也十分严重。以已经曝光的湖北洪湖、监利两县(市)为例，一年的“公务用烟”就达1.5万-2万余条，每条规定的标准是300元-600元，总计所耗约在500万元-1000万元之间。这还是两个贫困县，以此估算，全国的“公务用烟”花费之巨可谓惊人。

政府部门“烟味迷漫”和公款消费烟草的泛滥，一方面与我国控烟的政策与决心相违，另一方面也引起公众和社会的反感。据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对3630人做的关于对公款买烟的看法的调查显示：98.76%的网友认为政府机关不应用纳税人的钱购买卷烟，98.24%的网友认为卷烟不是政府进行公务的必需品，96.86%的网友认为公款买烟是一种****行为，93.22%的网友支持政府制定禁止公款买烟的相关政策法规。可见，禁止在政府部门吸烟和公款消费烟草制品是民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

篇3：政府部门当做禁烟表率

自鸦片传入中国以来, 毒品问题就一直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毒瘤。[1]山西虽然地处内地, 但也始终未能摆脱毒流的流入与侵蚀。[2]清末张之洞禁烟失败之后, 山西迎来了“重禁种轻禁吸的十年禁烟期 (1906-1917年) ”, 期间虽然发生了辛亥革命, 但是旧官僚体制的保留也客观地维持了这一政策的继续执行。[3]自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 烟毒问题始终是其治理的内容之一。本文按阎锡山禁烟程度的不同, 分别从1912年—1917年、1917年—1922年、1922年—1931年、1932年—1937年四个时期总结山西烟毒泛滥的实态、原因、影响, 缕析阎锡山政府统治下山西治理烟毒的曲折历程, 凸显烟毒问题的时代特征与区域特质。

一、阎锡山“严禁”政策之前的烟毒问题

1912-1917年, 是阎锡山经过斗争上台稳定辛亥革命成果的时期。山西处于“重禁种轻禁吸的十年禁烟期 (1906-1917年) ”, 罂粟种植逐渐减少, 地方禁种渐次实现。[4]但是仍有地方存在种植罂粟的现象。1912年3月23日, 阎锡山针对此问题, 通饬全省:

“鸦片流毒已数十年, 今共和既成, 凡百诸害急宜廓清, 而罂粟一宗尤当中首禁, 本都督恐无知愚民蓄意私种, 希图获利。若不早饬各府厅州县严加防范, 弭患未萌, 不免行百效为患, 何堪设想除?由本都督颁布告示通贴各府、厅州县村乡市镇, 外理合通饬该府官绅等妥筹办法, 务期田园之中不见罂苗。”[5]

这样的禁令显然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特点。阎锡山刚上台不久, 政局未稳, 该禁令实际效果必定大打折扣。

1912年6月25日, “山西交城县、文水、汾邑等县于今春种有洋烟十分之六, 均已纳捐, 每亩出洋五元之数, 刻在收割之时, 忽于阳历十七日, 经都督阎锡山派委, 令农民均行拔毁。众民不允, 大起冲突, 随将交城县令并委员二人用刀刺毙。阎都督闻报, 派兵二营前往弹压, 至东关, 随用快砲打毙居民甚多。”[6]阎锡山这一行动的采取是在洋烟 (即罂粟) 将近收获之时, 而且其中还有“亩捐五元”的烟税捐问题。既然交了税捐, 那便属于合法种植。这说明此地的罂粟种植有可能受到地方保护, 而当地政府在三个月内向阎锡山政府隐瞒了这一情况。官民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激化, 阎锡山处理手段也不免简单粗暴。

二、阎锡山“严禁”政策下的烟毒问题

1917年9月, 阎锡山担任兼山西省长, 稳定了自己在山西的执政地位, 开始推行自己的新政。10月, 发表“六政宣言”, “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阎锡山认为六政中“尤以禁烟一事最为重要”, 制定了“严禁”烟毒政策。

阎锡山禁烟以“积极进行, 务期根株禁绝”为主旨, 在其“严禁”政策下, 山西鸦片的种植基本禁绝, 仅在“繁峙县距城三里地方, 发现烟地一亩有余, 又距城五里地方发现烟土一小块。”[7]在之后多年, 种植问题都不再是阎锡山政府处理毒品问题的主要困扰了。

鸦片的种植问题虽然得以缓解, 但是山西仍存在众多吸烟人群。据记载, “晋省不但无知商民私自吸食者尚属多数, 而各县知事、警佐以及厘局委员局所任事人员偷食者亦属不少。”[8]禁吸问题成为当时山西禁烟亟待解决的问题, 阎锡山对此也做出了切实的努力。1918年, 阎锡山颁布《调验密报烟民法》, 饬令各县在民众往来频繁的地方设置投烟民柜, 令人民密报烟民, 以弥补调查之缺。[9]还委派密查员查看各县禁烟情况, 制定了奖励戒烟的条例以鼓励基层官吏积极禁烟, 要求各县设立戒烟局帮助烟民戒除烟瘾。1918-1921年, 戒烟局戒除烟瘾人数总计70800人, 其中:1918年36469人, 1919年10449人, 1920年12722人, 1921年11160人。[10]从数字来看, 确实卓有成效。

然而, 由于省内烟土生产难以满足众多烟民吸食需求, 导致毒品的价格不断走高, 结果为外省毒品大量向山西销售提供了契机。种烟大省陕西就成为了山西鸦片的主要来源地。“赴陕图买烟苗者, 仍络绎不绝, 而私船贪得重资, 乘夜偷渡为数亦果多。”[11]这导致山西资金外流, 地方财政负担过重, 社会经济弊病丛生。迫于经济压力, 阎锡山不得不考虑毒品禁运问题的严峻形势, 在其训话中也反复强调。

阎锡山在对即将毕业回籍的师范传习所学员的训话中要求各学员以劝人退烟及戒食金丹为己任, 特别提到:“现在金丹一项由火车输入晋省者, 计其价值, 每年约七百余万元, 再运同其他省各路输入之金丹与输入之鸦片, 每年损失总在千几百万之谱, 而山西全省的地方员负担不过七百余万, 因有人吃鸦片金丹, 至使全省地方受若大之损失, 岂可不速为禁绝。”[12]直接点明了毒品贩运对山西经济的危害, 也从侧面证实了当时山西存在严重的毒品贩运问题。

面对毒品贩运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 阎锡山组织了缉探队, 分别驻扎在沿河各渡口, 专门负责严密查拿暗自输运烟土的匪徒, 以杜绝山西烟土的来源。而且在沿边各县关津卡渡派出委员, 专门负责检查。阎锡山为杜绝陕土输入山西是大费周折, 用尽心思。

阎锡山这种大刀阔斧的禁运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统计, 1918年—1921年四年共破获烟案总计50974起, 其中:1918年4609起, 1919年9897起, 1920年18839起, 1921年17629起。[13]但是, 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于是, 1922年, 阎锡山提出了“人情感动”的政策。

三、阎锡山“人情感动”中的烟毒问题

由于“严禁”烟毒政策实际收效并不理想, 1922年9月之后, 阎锡山的禁烟政策逐渐转变为“人情感动”。这一政策实际上是阎锡山试图使民众从思想层面上认识到“吸烟是病, 病则当治”、“贩烟是恶, 恶则当改”, 本着以人情感动民众的态度, 发动社会的力量, 以取得良好禁烟成效的新政策。

1922年9月8日, 山西公布了《查禁贩吸烟民条理》。[14]该条例共十二条, 分别依情法对贩吸烟民按其情节轻重做出了详细的办理规定。各县知事集合各村闾邻长, 查出贩吸烟丹嫌疑人, 并将其登记入簿。根据其有无贩吸事实, 具结取保, 分别治理。对戒烟后复吸者, 由村戒烟会、区戒烟会、县戒烟会分三期办理, 屡戒不改者, 送入工厂长期工作, 有真正悔改之心后, 具取负责保人释放。

从本条例不难看出, 阎锡山所谓的“人情感动”是将禁吸改为戒烟, 允许人民在一定时期内戒除烟瘾。此法强调办理禁烟要运用了民众的力量, 铲除山西烟患, 这一点较前期的盲目“严禁”确实是一大进步。一些穷苦大众对于这种出乎于“情”的号召积极响应, 确实戒除了烟瘾, 但是“戒后复吸者约十之五六, 少亦十之二三。”[15]而且此法对官僚、亲贵、军官的制约作用很小。当时有军官投机卸责“省军严禁人民吃金丹, 自是正当办法, 可我吃的是鸦片。并非金丹, 当然在范围之外。”[16]政府执法人员对自身管理不严使得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举步维艰。

北伐之后, 新军阀混战硝烟四起, 阎锡山忙于军务, 不免对禁烟一事有所松懈。山西吸食金丹、料面者遍地, 烟毒再次泛滥成灾。据山西公署调查统计, 当时“全省吸烟丹之民, 不下三十万人”[17]“全省人民之吸食料面者, 约估百分之七十。”[18]大量吸食人群的存在使山西出现了设厂自制金丹、料面的情况, 如“张彪在榆次设厂, 太原府则有剪子巷谱胜大药房, 以及羊市街之某药房等数家。”[19]金丹、料面的吸食方法初用烟具, 后来普通吸者将其装入卷烟中, 随时随地抽吸。吸瘾较重者则用鼻吸、目吸。由于其吸法变得非常简便, 范围就日益广泛, 在军队、士兵与青年学子中盛行一时, 甚至被作为一种普遍应酬之品。

如此疯狂的毒品吸食问题使得山西经济每年损失“约在八千万元以上”, “以全省二千七百万人民计之, 是每人平均负担, 至少亦在五六元之谱。”[20]虽然阎锡山政府颁布了惩治制贩丹料的单行条例, 但是始终无法禁止丹料制贩吸售, 也未能使山西走出经济的困窘。而吸食丹料者“一经成瘾, 便面黄无人色, 据经验家谈, 瘾大者三年之后, 纵不致命, 亦成废人。”[21]情况不容乐观。

四、阎锡山禁烟政策大转折后的烟毒问题

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利下野一年之后, 1932年2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重掌山西政局。开始在“厉行烟禁”的名义下“自种自卖”鸦片, 山西禁烟逐渐出现了一紧一松的新情况。

“厉行烟禁”是由省政府敦请当地名人, 组织“查禁毒品委员会”将丹贩料贩送交军法会审。无论贩卖多少, 只要证明是贩卖, 就会被判处死刑。阎锡山严把毒品贩运关, 取得一定成效。当时“共查获面料计重一千五百三十七两六钱六分, 共查获丹棒四万七千四百九十三两”。[22]然而在禁吸方面却采用渐禁方法, 保留了一大批烟民, 还出现了自种自供的新情况。

由于渐禁政策下大批烟民存在形成的市场需求, 造成了大量资金货币外流。于是, 阎锡山开始令山西自种自卖鸦片。他在绥远屯垦种植鸦片, 预计达到六十万亩。当时, 山西雁北有“万顷良田, 悉改种罂粟, 黑货之产量, 恐亦不让近邻之陕西。”[23]的说法。除自种之外, 阎锡山还低价收买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等地的鸦片, 送到制药厂, 以戒烟名义制成鸦片含量在70%左右的药饼, 由省政府“村政处”专门销售。派出大批委员驻扎到各县, 名义上实行禁烟, 实际上是专门推销省政府制成的“戒烟药饼”。据统计, “每年销售额数价值约一百五十余万元”, 而“每位委员除三十元薪金外, 尚可得百分之十销售官药之奖金”。[24]阎锡山禁止外省毒品私贩入境的同时积极推销自产药饼, 大获其利。“核算当时每两烟土购价平均不超过1元, 而制成药饼后每两能获利7、8角, 每月获利达30万余元。”[25]而且阎锡山在绥远设立“禁烟稽查处”, 查验甘、宁、青三省过境鸦片, 收取印花税, 设专车保运三省鸦片, 销往天津、河北、河南等地。

“自种自卖”鸦片使阎锡山手中收拢了一部分流向省外的社会资金,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但是, 此法是阎锡山维持吸毒民众形成的市场, 很难达到“渐禁”目的。

五、结论

1912年至1917年间, 阎锡山承袭晚晴“重禁种”的传统, 严厉禁止鸦片种植, 成效还差强人意。1917年至1937年间, 阎锡山禁烟政策由“严禁”转为“人情感动”, 再到“渐禁”, 体现了阎锡山政府对烟毒问题的重视与不断努力。但是, 在禁烟过程中, 存在地方保护、官贩勾结、政府人员吸食毒品等问题, 使其政策很难贯彻到底。民众吸食毒品习性与无知使自身成为了毒品的消费者, 且戒吸成功难以保证。可见当时情况下, 阎锡山政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山西的烟毒问题。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之前, 山西烟毒泛滥成灾, 民众不堪其苦, 经济深受其害。出于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考虑, 阎锡山政府制定了不同的禁烟政策, 以求解决烟毒问题。然就考察各级官员对其禁烟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以及民众的态度、行为等, 山西烟毒问题依然存在。

关键词：阎锡山政府,烟毒,严禁,“人情感动”,自种自卖

参考文献

[1]、王金香:中国禁毒简史[M], 学习出版社, 1996年。

[2]、赵英霞:近代山西鸦片问题述略[J], 山西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

[3]、雒春普:近代山西禁烟运动述略[J], 晋阳学刊, 2000年第2期。

[4]、《大公报》1912年～1919年。

[5]、《申报》1919～1937年。

[6]、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M], 中华书局, 2001年。

[7]、张龙秀、谭琴:中国近代三次禁烟运动之比较[J], 2002年第3期。

[8]、王金香:近代山西烟祸[J], 山西师大学报, 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