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发展局

二、经济发展局（共6篇）

篇1：二、经济发展局

二、经济发展局

主要职能：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委、市政府经济开发总体规划，研究制订园区产业导向实施意见；拟定招商引资计划，组织开展招商活动，调研跟踪项目信息，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负责项目的洽谈、签约、审批、办证等工作；负责区内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制订并组织实施服务业发展规划；负责工业经济、外向型经济和其他经济发展的管理工作。

联系人：宓子平王晓春丁亚军

赵学刚朱国生

联系电话：***658959039

***9

内设机构：项目服务科、招商一科（部）、招商二科（部）。

1.项目服务科

主要职能：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委、市政府经济开发总体规划，研究制订园区产业导向实施意见；负责区内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管理，制订并组织实施服务业发展规划；负责工业经济、外向型经济和其他经济发展的管理工作。协助招商引资，协助做好项目的洽谈、签约、审批、办证等工作。

联系人：卫红昌吴刚

联系电话：58959051589590

522.招商一科（部）

主要职能：拟定招商引资计划（含服务业），组织开展招

商活动，调研跟踪项目信息，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负责项目的洽谈、签约、审批、办证等工作。主要负责以沙钢项目为产业链延伸的产业招商。

联系人：金今花金永善

联系电话：***8

3.招商二科（部）

主要职能：拟定招商引资计划（含服务业），组织开展招商活动，调研跟踪项目信息，编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负责项目的洽谈、签约、审批、办证等工作。主要负责自主项目的招商。

联系人：朱国生许洲

联系电话：***6

篇2：二、经济发展局

今年以来，经发局根据管委会确立的工作重点职能充分发挥作用，围绕区内企业经济发展、投资软环境建设开展了各项工作：

一、完善统计调度网络：

在去年统计工作的基础上，我局与企业的财务及统计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加大了对区内企业统计调度的范围，由原来的14家，扩大为月调度28家。在报表的格式上着重体现本企业三项指标，体现市场的变化对销售的影响，体现技术改造项目的进度。通过统计体系的建立，加强了同企业的联系，加深了对企业的了解，使经发局的各项工作更加贴近企业。

二、定期分析区内企业经济运行情况：

每月五日前各企业经济指标在我局汇总的前提下，同时作出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报告。按期调度保证质量，对企业在报表中反映的问题，及时下企业调研，上报领导。

三、支持企业创立技术研发机构。经发局先后到电缆、电源两家技术中心参观学习，然后深入活塞、天博等有条件的企业推广经验，并带领企业到济宁市经贸委、科委（来源于新世纪范本网)等上级主管部门进行衔接。

四、努力提高开发区内产业产品技术含量。经发局邀请省经贸委、科委领导专家对活塞、电缆、天博等企业的高新技术项目进行鉴定。

五、收集整理产业政策。通过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查询，收集整理出国家和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产业政策，用做项目审批备案的依据，并指导企业帮学会应用政策，用足政策协调企业与各经济主管部门的关系，进一步改善了投资软环境。

六、促进区内企业间相互交流经验。组织部分骨干企业间的相互交流、统计调度会。

七、加强安全生产：

建立了职责明确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五次组织全局人员深入到区内各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把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在今年市安检局进行的综合评比中得到90分。

八、入区项目的备案管理和把关论证：

今年以来，对于进区项目，只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材料齐全，做到了在五个工作日办结备案手续。到目前为止，备案审批19个项目。每办一个项目都与项目负责人座谈产业政策产品纲领、产品市场占有率、工艺流程，编写项目简介，建立联系制度。对于续建开工项目，按期调度工程进度，促进项目的实施。

九、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在管委会领导对项目作出入区决定后，经发局做到一个工作日拿出正本批文送达各局、中心，一个工作日内把批复送达投资商手中。这不仅有效的使开发区行政审批程序提速，树立了良好形象。

十、大力支持企业出口，进步扩大开发区外向型经济发展规模。先后到天博、圣美框木、电缆、电源、锦绣纺织同企业就出口方面的问题以及明年的出口计划进行了座谈，并排出了明年的出口计划表。

十一、招商引资：

促成活塞镀瓷缸项目、二建低压开关项目和华鑫煤机（农机）配件项目落户开发区；参与了省高新投与电缆集团的合作；接洽了汽车东站、电机厂、高精度冷轧薄板项目；实地调查了博圣精度钢丝项目；协助天昊化工与台湾公司洽谈新上TKC化工助剂项目；与济宁外经贸局王主任接洽空新砖项目事宜；帮助天昊化工和电机厂与深圳中信投资公司就引资进行接洽。

十二、大力宣传开发区。根据开发区企业的布局和游客的不同需要设计了多条参

观路线，编写了解说词。

十三、编制高科技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在编制过程中做了大量实地调查工作。

篇3：二、经济发展局

1 甘肃劳务经济形成

甘肃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省份, 自然条件艰苦, 生态环境较差, 耕地较少, 山地丘陵戈壁沙漠占全省总面积的78%。农村人口比重大、剩余劳动力数量多、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全省2628万多人, 农村人口达1800多万, 其中农村劳动力1100多万, 剩余劳动力400万人以上。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700多元, 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在700万左右。全省人均占有生产性资源严重不足,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耕地还在不断减少。受各种因素制约, 农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程度也在逐步降低。由于处于西北内陆, 经济的区位优势未能发掘出来, 资本、技术、产品销路等生产性因素不易获取, 二、三产业发展缓慢, 农民在非农产业内的就业机会较少, 增收渠道狭窄。早在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 中央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只有“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 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如何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有效地解决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 怎样使贫困地区的农民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 通过提供劳务增加经济收入是许多有志之士长期以来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 全省各地农村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 并总结出了一条发展农村经济, 增强农业后劲的途径, 那就是加强劳务输出, 大力培育和壮大劳务经济, 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与市场配置结合、就地转移与外出务工并存、分散输出与组织指导共举的劳务输出格局, 全省劳务输转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保证了农民增收, 繁荣了农村经济。2008年全省输转农村剩余劳动力420多万人次, 创劳务收入256多亿元, 比2000年输出数量和收入分别高出190多万人次和228亿多元。

甘肃大规模的劳务输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 为解决当时出现的农业内部劳动力剩余十分突出的问题, 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加强劳务输出工作, 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思路。1986年甘肃省成立了劳务工作机构, 专门负责协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和转移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劳务输出工作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 不但覆盖范围和成员结构比工作初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而且管理形式和经济成分组成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从部分农村的发展和农业投入的数据就可以看出, 劳务经济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全面分析全省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趋向也可以证明, 当前劳务经济已经发展成为甘肃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繁荣农村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正确引导和扶持壮大劳务经济, 省上提出了“东进西出, 南下北突”的发展战略, 把劳务经济置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去考虑, 从加强引导, 提升层次, 优化服务, 强化效能等方面去培植和哺育, 形成了省市县乡四级管理、东西南北中多极发展、工商农林牧多行业全方位推进的劳务输出格局。2004年, 省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劳务输转工作加快劳务经济发展的意见》, 建立了由25个部门和单位为成员的省级劳务输出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完善了季通报、年总结的目标管理考核体系, 形成了各级政府统一领导,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 有关部门配合的工作协调机制。据统计, 全省14个市州86个县区全部建立健全了劳务工作机构, 1240个乡镇都设立了劳务工作站, 15341个村确定了23259名劳务信息联络员。各级政府驻外办事机构采取与劳务机构“合、挂、设”的方式, 完善劳务管理工作。目前全省共有劳务管理机构125个, 机构遍布全国31个省市区, 服务领域已经涉及人力资源市场、技校毕业生就业和境外就业等多个方面, 其中省劳务工作办公室有4个内部机构和14个驻外劳务机构, 分别在北京、上海、天津、新疆、内蒙、西藏、深圳、杭州、苏州、西宁、银川、青岛、南通和哈萨克斯坦设立了劳务管理机构, 甘肃的劳务经济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有数据表明, 1986年至2008年底, 全省共输转城乡剩余劳动力5600万人次, 创劳务收入1100多亿元, 劳务收入在全省农村经济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逐年增加, 劳务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来源。

2 甘肃劳务经济发展

甘肃的劳务输出工作从当时的被动输出到目前的主动外出, 经过了艰难的发展历程。纵观二十多年的发展, 甘肃劳务输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时期。

疑惑期。之所以称为疑惑, 是因为当年劳务输出对于刚刚从土地中走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来说, 外面的世界既充满诱惑, 又心存恐惧与担心, 心情非常复杂, 既想走出家门开开眼界, 又抛不开已经习惯的生活环境和思维模式, 既想挣钱补贴家用, 又怕挣不到钱却落个身家性命不宁。种种的猜测和不安, 使一向遇事谨慎的农村人迟迟不能决定是否走出家门。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对于劳务输出工作来说, 工作难度和艰辛程度都较高。不理解甚至误解的现象层出不穷。当时社会上把劳务输出工作者称为“人贩子”、“拐卖人口”的说法已经见怪不怪。这更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的顾虑。

理解期。怀疑的情绪一直延续到1992年之后才逐步得到改变。主要原因是一些“敢为天下先”的年轻农民凭着自己的一身豪气, 勇敢地走了出去, 参与到如火如荼的改革建设之中, 外面的世界开阔了他们的眼界, 调整了他们的思维, 从而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业热情, 他们中的一些人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用自己辛苦得到的收入和凭着智慧学到的技能返回家乡创办大小不同的实体, 开始了创业的历程。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行为, 为周围的人减轻了戒心, 从而也解除了一部分人的疑惑。从那时起社会上有关劳务输出的种种传闻也逐步朝着理性和务实的方向转化, 使劳务输出实现了其最初的目的, 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到劳务输出的行列之中, 去实践自己创业的梦想。

接受期。这一时期人们对劳务输出成效有了广泛的认同, 社会普遍认为, 劳务输出成本低、见效快, 是甘肃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同时也得到各界的普遍支持和理解。铁路、交通、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对劳务输出工作都予以高度关注, 通力配合, 为甘肃劳务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便利。1995年甘肃全省逐步掀起劳务输出热潮, 以建筑、采掘、加工等重体力劳务模式为特点的甘肃劳务输出迅速崛起, 以南下广东, 西出新疆为主要导向的劳务活动吸引了无数农村剩余劳动力, 浩浩荡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每年的年末年初和七八月份农忙季节往返聚集, 逐渐形成了90年代中后期的“民工潮”。外出的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到较满意的实效, 他们每年返乡后将大量的务工信息带回来, 在下一次外出时又带出了更多的人。加之当时, 省委省政府对劳务输出的扶持力度也在增大, 于是大规模的劳务输出在甘肃农村有序地开展, 为当地农村经济注入了活力。

自觉期。劳务输出活动较为明显的获利性决定了其迅速为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所接受, 并以巨大的热情投身其中。进入21世纪后, 甘肃的劳务输出不论从行业范围、人员素质, 还是从分布地域来看都发生了较大程度地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务工范围不再局限于以提供苦力为主的建筑、采掘行业, 而是逐步渗透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 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化、经常化成为可能。加之新生代农民逐渐成长起来, 他们有知识、有思想、有魄力和胆识, 不满足现状, 急于改变生活质量, 于是便开始思考, 探索改变现状的方式和途径, 收益明显的劳务输出成了他们的主要选择, 他们也成了劳务输出的中坚力量。他们甄别繁杂的用工信息, 分析严峻的市场形势, 自觉地参与劳务输出。这个时期以新生代农民为主力军的劳务输出, 凸现出了劳务经济强大的生命力和长久的持续性。

劳务经济的成熟期。随着劳务输出活动范围及作用的逐步加大, 劳务输出呈现出有序、持续、合理的趋向, 并且成为许多农民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目标, 也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觉行为, 丰富了甘肃农村经济的内涵。从调查中了解到, 许多农户都把劳务收入作为农业收入的主要来源, 劳务经济的概念也逐步为许多统计指标所重视, 并纳入其统计范围, 无论是陇东农村还是河西农村, 整个甘肃农村无人不知劳务经济, 只要提起劳务输出每个人都能举出许多实例来证明其好处, 可以这样说, 劳务经济已经和甘肃农村经济融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整体。经过多年发展, 劳务经济作为一种成熟的经济形式影响着甘肃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 也转变着新生代农民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调整和改变着甘肃农村经济的结构。从输转人数和劳务收入两项主要统计指标来看, 近年来其平均每年都以超过17%和38%的速度递增。根据《2007～2008年甘肃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推算, 2007～2008年全省劳务经济收入已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近一半。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甘肃劳务经济的发展已经处于社会经济深层次运行的阶段, 影响并控制着甘肃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趋向。

在长期的探索和艰难的实践中, 甘肃劳务界达成共识, 普遍认为劳务输出才是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条便捷有效的措施, 于是他们巧妙地运用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 并使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开拓市场、引导输出、加强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开拓市场。

通过组团考察、劳务对接、劳务推介, 积极与省内外用工单位建立良好的劳务供给合作, 签订劳务供给协议, 开辟劳务基地。特别是进入21世纪, 省上主要领导亲自挂帅, 西出天山, 东赴津门, 南下湖广, 专题考察劳务市场,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就业出路”, 落实了一个又一个“劳务订单”, 使甘肃劳务输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其中, 2004～2008年每年与新疆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订用工协议都在26万人以上;2006～2008年每年都与天津用工企业签订输送2～3万人的劳务合作协议。2008年底, 全省境内外100人以上的劳务基地总数有近7000个, 2009年上半年全省共输送劳务406万人。劳务输出多年来一直作为甘肃省政府参加历届“津洽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8年十五届“津洽会”上, 全省劳动保障部门及劳务输出示范县71人组成的甘肃劳务合作分团, 通过考察天津滨海新区用工企业、与天津市劳动保障局举行劳务洽谈会、确定天津美克集团等3户企业为“甘肃省劳务输转基地”、确定天津工程师范学院等3所院校为“甘肃省劳务输转培训基地”等措施, 与天津用工企业签订输转协议3.2万人, 巩固了劳务合作成果, 夯实了合作基础。此外近年来甘肃对外劳务输出发展速度也得到提升, 从2003年的58人, 增加到2008年的8480人。目前甘肃省在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劳务管理机构。2008年庄浪县组织280多名“梯田人”赴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修建梯田;陇西县组织400多名农民工赴俄罗斯、蒙古国种植蔬菜果树;山丹县组织326名“丝路硬汉子”赴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修建过境公路。

(2) 强化组织。

长期以来, 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以自发输出为主, 流动带有较强的盲目性, 增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成本, 也为社会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以1986年省劳务工作办公室成立为标志, 甘肃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工作正式列入议事日程。通过一系列的办法措施, 探索出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经验和办法, 为组织输出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 甘肃劳务工作开拓思路, 走出去寻找机会, 主动出击, 先后与华北、华东、华南三大区域进行劳务协作, 开阔了眼界, 增加了输出的渠道, 增强了输出的组织性。至此, 全省各市州县陆续在全国不同地区开始建立劳务管理机构, 开辟了大批劳务基地, 管理组织化、输出有序化的管理模式逐步形成, 建立了“一主多辅”的组织输出格局, 即以各级劳务机构为主、以各级扶贫、乡企、建设、妇联、团委为辅, 将分散的自发的外出务工人员组织起来, 提供从培训、输送、管理以及与用工单位衔接等各环节“一条龙”服务, 努力实现劳务输出有组织、成规模的工作目标。2004年以来, 甘肃省进一步强化了一主多辅的政府有组织输转工作, 制定了对于有组织劳务输出工作一年以上经历的劳务经办机构, 按实际输出人数由同级财政按每人每年60元的标准给予经费补助, 极大地促进了有组织输转工作。2005年, 全省有组织输出已占到总输出量的34%。2006～2008年组织输出的比例分别为36.5%、41.3%和43%。

(3) 发展中介。

劳务输出信息对劳务输出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靠快捷的劳务信息, 对整个劳务输出工作具有促进作用, 反之虚假过时的劳务信息会极大地挫伤劳务人员的积极性, 其负面作用在较长时期内无法完全消除。甘肃劳务部门历来重视信息的真实性, 注重健全劳务市场的信息反馈和过滤功能, 努力构建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培育市场, 发挥市场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强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设, 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向农村、基层延伸, 实现了省、市、县 (区) 、乡 (镇) 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互通, 资源共享, 形成了政府指导推动, 市场需求信息引导, 中介组织培训服务, 供需双方相互选择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机制。培育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队伍, 按照“加强公办、发展民办”的原则, 整顿市场, 规范行为, 积极推进劳务中介组织和农村劳务经纪人队伍的发展, 在全省主要市州、县区分别成立中介组织和劳务输出公司, 在政策上采取对这些市场减免五年的地税和免收一切行政性收费的优惠, 鼓励劳务市场等中介组织的发展。同时省上出台优惠政策, 鼓励和培育劳务经纪人, 凭借其关系多、门路宽、信息灵、思路活的优势, 捕捉传递真实可靠的劳务信息, 扩大劳务输出范围, 加大组织力度。积极鼓励发展劳务派遣, 大力发展集“就业、培训、保障、维权”为一体的劳务派遣公司和企业, 在开办经费、税收等政策方面予以扶持, 同时组织派遣公司开展劳务协作和对接, 不断提高区域劳务派遣合作的组织化、市场化、产业化水平。2005年省政府办公厅批转了省劳动保障厅、省财政厅、省人事厅、省民政厅、省工商局、省地税局《关于开展劳务派遣工作的意见》, 从劳务派遣、组织、劳动合同签订、务工者权益和扶持政策等几个方面规范了劳务派遣行为, 促进劳务输出工作经常化、规模化、正规化, 加快了甘肃劳务输出工作由政府引导逐步向市场主导过渡的步伐。截至2008年底, 全省已有各类劳务中介组织 328个, 境外就业中介机构1个。

(4) 增强培训。

甘肃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小学及文盲半文盲的比例高达20%左右, 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没有接受过就业训练, 素质不高, 就业适应性较差, 制约了甘肃劳务输出发展的规模。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 甘肃省把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摆到突出位置, 将劳动、农牧、教育、科技、建设、扶贫、卫生、乡企、妇联等部门的公共教育培训资源进行整合, 探索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农民工培训之路。各级劳动部门积极整合培训资源, 采取以会代培、参观学习等方式, 以增强感性认识, 提高劳务经济的认知度。2005年以来省政府连续每年召开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会, 要求各级劳务部门有重点地开展农民工培训工作, 总结提炼出了以白银市和临夏州永靖县等模式的劳务培训经验, 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 目前全省已经建立完善了各级劳务培训工作的协调、领导、激励和考核机制, 依照“性质不变、渠道不变、投向集中、专项使用”的原则, 实现部门职能、培训机构和资金的全方位整合。积极探索创新培训方式, 大力推行“订单式”培训、校企联合培训和项目定向培训, 把“就业培训”和“储备培训”结合起来, 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适应性和实效性, 实现市场引导培训, 培训促进转移的工作目标。采用以培训内容贴近市场, 培训基地贴近基层, 培训时间贴近实际为主要内容的“三个贴近”组织形式, 推行以订单培训、流动培训、项目培训为主要内容的“三种模式”, 确定培训目标, 树立良好形象, 把培育劳务品牌作为培训工作的重要环节。全省各级劳务部门结合自身特点, 充分发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优势和特点, 突出特色, 有重点地开展培训, 培育出了一大批甘肃劳务品牌, 实现了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目前, 全省劳务品牌和优势工种140多个, 涉及劳务人员114万人, 其中“羲皇故里建筑工”、“庄浪梯田人”、“礼贤妹”等劳务品牌已经成为“名牌”, 在京津唐、新疆等地及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拥有较高知名度。陇南礼县的保姆在京津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 天水“羲皇故里白娃娃”、“羲皇故里大嫂”、“羲皇故里建筑工”获国家工商总局商标注册。2006年在全国劳务品牌展示交流会上甘肃有41个劳务品牌被推荐为优秀劳务品牌。制定的《甘肃省2006—2010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施方案》已经出台实施, 2006～2008年全省各级共落实农民工培训资金1.6亿元, 已完成引导性技能性培训超200万人。2007年, 全省共培训农村劳动力197.09万人, 其中技能性培训50.57万人, 2008年215万人, 其中高新技能人才60万人。

(5) 提升服务层次。

甘肃劳务部门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围绕劳务输前、输中、输后三个环节, 开展全过程、多形式的服务工作。一是及时准确传递劳务信息。这是劳务输出规模和流向的决定因素。为了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无序状态, 全省劳务部门在劳务较为集中的输出地和输入地, 分别建立劳务服务站, 选派得力人员承担组织协调工作, 有人形象地将他们称为“劳务大使”。目前, 全省共建劳务服务站125个, 派驻“劳务大使”700多人。同时利用政府驻外办事处和驻省外劳务机构的便利, 主动出击捕捉准确的劳务信息, 及时反馈。另外在省、市、县、乡四级劳务机构建立劳务信息资源库,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提供政策咨询、信息传递、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等方面的服务。二是人性化服务。甘肃贫困面大, 需要输转的剩余劳动力大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许多人员没有外出的经历, 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比较差。为了让外出务工人员消除思想顾虑, 大胆跨出家门, 各地劳务部门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服务疏导工作。或为贫困群众补贴路费;或提供贴息贷款, 以解决路费不足的问题;或由当地党政主要领导出席规模不等的送行会;或为外出务工人员专门开辟“绿色通道”, 提供购票、候车、进站、上车等方便, 开通民工专列;或由专人护送等等。这些措施都让外出务工人员心里踏实, 消除了思想顾虑。三是保障权益。据调查, 就业市场内,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是就业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 他们的基本权益最容易受到侵害, 拖欠克扣工资、延长劳动时间、不落实劳保待遇等不一而论。为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甘肃加大了对劳务市场的监察力度, 规范市场秩序, 加强管理、监督和检查, 坚决取缔非法劳务中介, 严厉打击欺诈行为和克扣农民工工资行为。21世纪以来, 省劳务部门配合有关单位每年都要在全省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治理, 共涉及的各类用人单位近10万户, 涉及职工近400万人, 其中清欠农民工工资10多亿元, 涉及农民工近100万人。为及时处理外出务工人员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 省上积极与输入地政府部门协调, 在农民工较集中的务工区域设立“农民工维权中心”, 目前12个驻外劳务管理机构加挂了法律援助工作站牌子, 为甘肃外出的农民工提供司法援助和维权服务, 务求把劳务纠纷矛盾处理在萌芽状态。针对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的实际情况, 各级劳动部门督促用工单位和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规范劳动行为, 指导外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 积极协调, 妥善处理务工人员与用工单位的纠纷, 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作为劳务输出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四是帮助建立农民工自治约束组织。农民工外出务工流动强、自律性较差, 要将其统一管理, 统一调度确有难度。通过多年的工作实践, 劳务部门总结出利用农民工家乡观念强, 家族意识强的特点, 采取自己管自己的管理模式。张掖市劳务管理机构和带队干部在大规模、成建制输出的劳务人员中创造性地建立了同乡会和自管会, 巧妙地将其与党团组织结合起来, 在各个农民工点成立了党支部、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组织, 增强了农民工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也避免了他们远离亲人的孤独感。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 依靠集体的力量克服各种困难, 树立了农民工集体主义思想和互助互爱的意识。目前, 这种做法已经在全省各地普遍推开。为了稳定劳务经济的发展成果, 甘肃各级劳务部门普遍认为在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素质的同时, 改善和提高农民工务工环境, 通过优化政策环境、管理环境和工作环境, 稳定了外出务工人员的劳动情绪, 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国务院5号文件以及甘肃省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意见》、《甘肃省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办法》的出台, 使外出务工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有法可依, 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办法措施使这些权益落到了实处。2008年全省组织开展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平安计划”和大病医疗保险专项扩面行动, 共有9.34万名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 2.74万名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五是营造宣传氛围。每年的春节前后, 是农民工出行往返的高峰期, 甘肃劳务部门利用这一有利时机, 大力开展“春风行动”、科技文化下乡等活动, 在农村物资交流会及集贸市场等人群聚集处, 发放政策宣传单、张贴标语、现场讲解劳务政策, 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树立“以劳务经济推动农村多种经营发展”的观念, 积极参与劳务输出活动。2008年“春风行动”活动中, 全省共现场发放春风卡150多万张, 发放春风手册、农民工务工培训读本等宣传资料60多万份。省劳务办编印了《走出贫困》、《务工指南》等10多种书刊, 向外出务工人员普及务工常识, 向外界宣传发展劳务经济的经验和做法。各级宣传部门、新闻媒体不断加大宣传发展劳务经济政策和典型人物事迹的力度。2005年, 甘肃和新疆在乌鲁木齐市联合举行了“甘肃在疆优秀务工创业人员表彰会”, 数十名劳务人员受到表彰。2007年初, 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劳务经济表彰会议, 共表彰10个劳务经济工作先进县乡政府、50个先进集体、100名先进工作者、100名农民工明星、14名劳务带头人和14名创业带头人。同年, 省劳动保障厅与省委宣传部联合组织劳务输出“回乡创业带头人巡回宣讲”, 11名回乡创业带头人分赴12个市、州巡回演讲, 直接听众达9600多人。

3 劳务经济对甘肃农村经济的影响

实践证明, 劳务经济是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是由劳务经济自身的发展特征和西部贫困地区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由于甘肃农村自然环境所限, 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速度受到资金技术等的制约会慢一些, 农业内部就业空间也不会在短时期内得到较大程度地改善, 因而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样也不会太高。如果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加强劳务输出工作, 加快发展劳务经济, 农业经济短期内就会收到明显效果。通过对甘肃二十多年劳务输出有关数据的分析, 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出, 劳务经济推动了甘肃农业内部结构的变化, 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加速了甘肃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是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富裕区域带动贫困区域的有效形式, 也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3.1 调整农业内部结构

甘肃的总体情况是耕地少山地荒漠多, 大规模的劳务输出之前, 一些耕地较少地区的群众自发地开荒垦田, 与荒漠林田争地, 破坏了生态, 得到有限的土地利用率极低, 种植耕作靠运气, 风调雨顺, 收成就好一些, 遇到灾荒粮食注定就会减产, 甚至颗粒无收, 农民只能望洋兴叹, 无可奈何。开展劳务输出后, 特别是省委省政府把劳务输出确定为全省的重大项目以来, 这些地区农村的土地种植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精细耕作, 分类管理, 土地经营出现了目标化、功能化的趋势, 一些利用率低的土地, 是林地的退为林地, 是草地的退为草地, “退耕还林, 退耕还草”的政策得到普遍落实, 大部分地区的生态基本上得到恢复, 农业环境也逐步得到优化。此外,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转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必然现象。甘肃农业就业比例偏高, 农业结构调整问题严峻, 如何提高农业结构调整的成效, 关键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程度, 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合理配置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农民外出务工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参与劳务输出活动, 有利于形成土地流转机制, 部分土地集中经营, 使得一些地形条件较好的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成为可能, 农业的竞争力由此得以提高。

3.2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进入21世纪, 甘肃省委省政府立足省情, 审时度势, 把发展劳务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摆到了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前面已经将国民经济增长与农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关系进行了讨论, 明白了国民经济增长快慢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质量和空间, 影响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量与流向, 进而影响GDP的增长速度。因此可以说,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比较明显。随着城乡经济的日益融合, 农村缺少的资金、技术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从城市得以转移, 而城市某些劳动力的空缺也可以通过农村得以补充。针对城乡发展的互补性、互动性越来越强, 农业发展越来越受到二三产业影响的实际, 甘肃在挖掘农业内部用工“容量”的同时, 积极鼓励农民走出农村, 发展劳务经济, 开辟新的增收空间, 拓宽外部增收渠道。省上有关部门时刻掌握全国劳务市场动态, 及时反馈用工信息, 把握用工时机, 对各地出现的用工情况随时作出准确判断, 正确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 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又稳定了社会秩序。前几年针对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民工荒”, 农民工的需求量不断增大, 有关部门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 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于是在省内有较大影响的媒体上连续发表多篇特约评论员文章, 全面阐述加强劳务输转工作、大力发展劳务经济的重大意义, 宣传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要求全省劳务工作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劳务输出工作的需要, 转变思想观念, 转变工作职能, 切实树立发展劳务经济是富农强农保农促农的战略措施的意识, 继续把劳务输出作为“全省最大的项目”, 精心谋划, 统筹安排, 认真贯彻落实省上有关发展劳务经济的决策部署。坚持改革创新, 强化工作措施, 构建长效机制, 狠抓任务落实, 努力实现农民外出务工由临时性、季节性、粗放型向稳定性、常年性和技术型的转变, 推动全省劳务经济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

3.3 加快新农村建设

甘肃农村普遍基础设施差, 公共资源缺乏, 农民传统思想较严重, 耕作方式单一落后。随着国家三农普惠政策的推行实施, 一些有思想、有文化的新生代农民开始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 从传统的思维方式、过时的耕作形式一直到产业布局都产生了自己的想法, 他们在现有的条件下寻求变革, 于是便开始了改变农村面貌的尝试。尤其是中央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 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和力量。为了增加收入, 积累建设新农村资金, 许多人便开始了新一轮的劳务输出活动, 许多农民通过劳务输出实现初级积累, 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资金保证。有了资本, 发展生产也就有了物质基础, 从而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 解放了农村劳动力, 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获得了劳务输出的机会, 促进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 推动了粮食稳产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 进而为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农业转变增加了动力。

3.4 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建设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从业人数的增减密切相关, 从动态的角度看, 工业化就是机器大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过程, 也就是说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以传统农业经济为主过渡到以现代工业经济为主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它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 使生产日益社会化, 职工队伍不断扩大, 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通常被认为是工业 (特别是制造业) 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 以贸易的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和产权交易制度的完善等为依托, 主要表现为工业生产量的快速增长, 新兴部门大量出现, 高新技术广泛应用, 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 城镇化水平和国民消费层次全面提升。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在发展劳务经济的过程中, 农村非农产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发展加速了甘肃全省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乡村工业与城镇工业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形成了一条符合甘肃省情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农村工业化带动了农村城镇化发展, 各类乡镇工业小区以乡镇企业和服务业为产业依托, 加快发展、不断完善, 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条件, 促进了农村服务业的发展。据统计, 甘肃省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不足10%提高到2008年的30%左右。2008年甘肃农村劳动力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的达77万多人, 占外出人数的30%。随着农村小城镇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 小城镇成为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载体。

3.5 促进农民增收

由于甘肃农业基础薄弱, 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其主要表现是农民增收困难, 和全国大多数农村相比, 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长时期内增长较慢, 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随着农村土地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惠农措施的逐步落实, 农村劳务输出活动出现了经常化、规范化的趋势, 只要到农闲时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劳务输出, 一提到劳务输出就会联想到增加收入。调查中我们了解到, 陇东农村的劳务输出蔚然成风, 大多数村庄的劳动力都把时间安排得十分得当、充分, 甲种农活间歇, 恰到好处地穿插进乙种农活, 目的就是腾出其他劳动力外出务工。为了解决农忙时部分人手不够的问题, 一些有经营头脑的农户自愿联合起来, 利用各家各户的资源优势, 搞自助式的协作, 东家出农机、西家出人力, 巧妙地解决了瞬时的劳动力空缺, 为在外务工的人员减轻了心理压力。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劳务经济在农村已经构成了全方位的影响, 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转变了农民的观念, 也开拓了农业生产经营的思路。据统计, 全省劳务经济为农村带来的直接经济收入从1999年的27.5亿多元增加到2008年256亿元。

3.6 促进城乡统筹

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日益凸现, 不但不利于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广范围流动, 促使社会各界对由于户籍等制度障碍而出现的问题进行冷静思考, 具体分析城乡二元结构与新时期新要求的不适性和悖理性, 表达了改变现状的诉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统筹城乡发展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提并论, 这是实践得出的结论, 符合我国当前的农村发展形势。要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目标, 就必须“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用城镇经济带动农村经济, 以工业促进农业的思路为落实城乡统筹发展奠定了基础。时代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对既有的一些观念、思维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迫使人们去反思、分析, 在我国现阶段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就是科学分析思考的结果, 事实证明其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甘肃省积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 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 探索性地从户籍、教育、房贷、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尝试, 建立了城乡间的联络通道。实事求是地说, 甘肃农村劳务输出对实现城乡统筹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对城镇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城镇相当一部分基础设施的建设都离不开农民工的参与。随着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农民工工作渗透到城市社会许多领域, 为一些领域的发展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一系列城乡“二元结构”的管理体制带来的机制性障碍, 对农民工的情绪、心理造成了伤害, 影响了劳务经济发展的速度。尽管社会上对于城乡统筹的呼声日益增大, 但这种障碍因素短期内不会完全消除, 还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另外, 劳务输出活动也为农村增添了鲜活的思想因素, 促进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 使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出现“共振”, 形成了城市工业促进农业生产, 农业消费刺激工业生产的良性循环局面。据省政府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数据, 2009年6月前, 全省生产总值1262.74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6.1%, 全省CPI同比上涨1.7%。由于家电下乡等政策的刺激, 农村居民的现金消费比去年同期增加22.13%, 劳务经济收入占农民消费的比例为16.8%。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全省各地农村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 并总结出了一条发展农村经济, 增强农业后劲的途径, 那就是加强劳务输出, 大力培育和壮大劳务经济, 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与市场配置结合、就地转移与外出务工并存、分散输出与组织指导共举的劳务输出格局, 全省劳务输转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保证了农民增收, 繁荣了农村经济。

关键词：劳务经济,劳务输出,农民增收,农村经济

参考文献

[1]张晓山.农民增收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

[2]王振中.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3]张占斌.重农时代:新农村建设机遇[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6.

[4]韩俊.破解三农难题——30年农村改革与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5]湖南省统计局.湖南农村劳务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M].2007.

[6]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07.

篇4：二、经济发展局

【前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6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更是经历了高速增长。其中,中国民营经济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支柱,是提供就业和创造国民财富的主要力量。

但与此同时,民营经济发展到今日,也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轨迹,面对新的挑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权融合不够、公司治理落后、融资渠道狭窄等一系列问题,摆在民营企业面前。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及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进,新技术和新产业将兴起与发展,民营企业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会。

面对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如何得到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如何获得平等竞争环境、民营企业家如何传承等问题,需要学界和企业家一起寻找答案。2009年10月23日,“民生系列峰会”第二场——“变革、挑战与民营经济发展”在北京举办。论坛邀请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见证人和参与者,回顾60年来发展历史,展望全球经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化发展,寻求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发展草根金融 服务草根企业

□ 黄孟复

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研,70%以上的中小企业渴望得到贷款而不能如愿。不是这些企业没有贷款资格,而是没有贷款给它们的机构。

一些大型金融企业,不愿意为这些中小企业的十几万、几十万元贷款而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大批的草根金融体系,以草根的金融来服务草根的企业。

今年上半年,从增长速度来看,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资源配置不公平的状态下,仍然远远高于外资企业,高于国有企业(占GDP70%的民营经济只获得了30%的贷款)。在税收方面,今年上半年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税收都下降,但民营企业税收下降幅度小于其他所有制的企业。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民营企业具有市场意识、具有灵活的经营机制,是市场中非常有韧性的群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民营经济何去何从?一些企业家问我,是不是现在存在“国进民退”现象?民营企业是不是要收收手了?我认为,只要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就具有广阔的天地。当前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出现的一些“国进民退”现象,不是中央的政策,中央没有这样的“国进民退”的政策。因此,民营企业要坚定发展的信心。实际上,民营企业从来都是在磕磕绊绊中发展起来的,承受压力的能力很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民营企业的发展就会不断加速,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民营企业首先要坚定发展信心。

第二是往何处发展,怎么发展。民营企业要认清形势,在新能源、高新技术、第三产业等一系列新兴领域内,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要向这些方面努力。

现在,“走出去”也确实是一个机遇。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不能总是买美国国债,政府也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有强大的国家支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支撑,民营企业在国内多年的市场拼搏中积累了经验和锻炼了队伍,应该摸索“走出去”的道路。■

黄孟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

金融机构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 洪崎

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民营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反映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民营企业的深层发展环境还不够完善,既面临世界经济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又面临劳动力资源和社会环境的转型问题。而国家在财税、金融和产业等宏观政策方面,也还在不断探索和改善之中。例如银行服务,创造了70%经济贡献的民营企业,只获得了30%的信贷资源,这与民营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贡献严重不相称。另一方面,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民营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品牌树立、国际化发展,以及人才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内部治理方面也暴露出不足。

2009年以来,民生银行通过多种形式给予非公有制经济近4000亿元信贷支持,占民生银行信贷总量的40%。推动业务发展的同时,民生银行还开展流程银行改革和建立一体化经济服务体系,把提升民营经济金融服务水平作为改革的目标和内容。根据大型民营企业、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特征和经营需求的不同,建立有差异化而富有效率的商业模式。对大企业采取专业化模式,对中小企业采取矩阵式管理模式,对小商户采取以“商贷通”为核心产品的批量化零售模式。这些都是民生银行不断适应民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之举。

民营经济发展成就了今天的民生银行,民生银行的明天更要以服务民营经济为自己的使命。

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工业化、城市化向纵深发展,市场将更加开放,政策将更加完善,竞争将更加公平,科技将更多地向社会扩散,民营企业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个阶段,优秀的民营企业将通过兼并重组、核心技术的研发、国际化竞争和品牌释放等,加速发展步伐,提升成长空间,必将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的需求。

正是基于对这一发展趋势的理解,民生银行更进一步强调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做民营企业银行的战略定位。作为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与民营企业具有天然联系,希望充分发挥自身体制优势,建立一整套针对民营企业服务标准和服务模式,真诚与民营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结成兄弟感情。

目前,民生银行事业部体制优势已经初步显现,并不断完善。我们有信心、有能力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更好地为优秀的民营企业提供专业化、高品质和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洪崎为中国民生银行董事、行长

体制创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 郑昕

中国当前经济回升向好的趋势还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中小企业发展的形势仍然严峻。突出问题,一是资金短缺,融资难、贷款难的问题没有根本缓解;二是相关政策落实不够,各种负担重,政策法律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三是很多中小企业经营管理、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和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困难,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发36号文件”。在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上,36号文件强调体制机制创新,提出一些新的政策措施,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在推动体制改革方面,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的专营机构,加快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和发起设立股份制金融机构,完善财产抵押制度和贷款抵押物认定的办法,对商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款实行差别化监管政策。

在对金融机构政策引导方面,鼓励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的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的补助,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损失给予适度的风险补偿。

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方面,落实对符合条件的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准备金提取等政策,要求设立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

在扩展融资渠道方面,强调加快创业板市场的建设,支持开展区域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的试点,扩大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债的发行规模等。■

郑昕为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副司长

议题一:发展环境之辩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原会长 保育钧:

如何看待民营企业融资难?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要分四个层面看。

第一是金融系统层面,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企业要有创新。一提到小企业大家就说信用不够。但小企业就是小,幼儿园小孩用大人的办法对付他行吗?幼儿园的孩子老师可以教,我们对小企业为什么就不能贷款?是办法不行。要有创新,有适合中小企业的金融产品品种。

第二是政府层面,政府对中小企业应该采取特殊政策。国家要从资金上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我们也有,但问题是,第一钱太少,第二渠道不通畅,第三信息不透明,谁有关系谁搞走了。中小企业贷款要靠中介机构贷款担保公司,国有资本背景的贷款担保公司有风险补偿,民间的就没有。民间担保公司也应该有一个风险补偿机制。还有,政府要扶持中小企业,一定要放开区域性民营银行。

第三是社会层面,要有信用体系。中国的信用体系很不健全,喊了这么多年也搞不起来。这里政府的作用较为关键,政府自身要讲信用。政府自身不守信用,很难要求企业守信用。社会信用体系之所以建立不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政府没带好头。

第四是企业自身的问题,中小民营企业也有一个制度约束、遵纪守法和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

中国民生银行董事、行长 洪崎:

到底有没有“国进民退”的现象?

我觉得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说来,在制度安排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国进民退”,只是说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民进”的速度放慢了。现在,对于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如石油、航空、铁路、电信等行业,民营经济如何进入,进入的速度多快,正在拟定办法,商讨一些规则如何制定等。

目前是经济发展中的特殊时期,这种特殊时期形成一种经济调整过程,使经济类型在某些行业的比重有“国进民退”的感觉。这并不是制度问题。经济危机过后,可能又恢复原来的状态。我认为目前并不存在制度上的“国进民退”。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赵晓:

制度环境远非公平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模式并不是走向越来越成熟、标准、规范的市场经济,而是开始走向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第一个表现就是“国进民退”,国有企业越来越强,民营经济越来越边缘化。第二个表现是重要的能源原材料以及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牢牢地被政府控制,甚至控制得越来越紧。第三个表现是管制越来越严重。有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谈重组,表面是跟民营企业合并,其实背后是一个扭曲的制度安排的结果,把民营企业所有的出路逼没了,你只能嫁给我,而且要你自愿嫁给我。这背后有一个扭曲的、畸形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不公平,所发生的貌似公平的交易实际上本质是不公平的。■

议题二:企业传承之道

杉杉集团董事长 郑永刚:

企业需不需要多元化经营?

重组并购可能是陷阱,但是如果利用好重组和并购的手段,对企业的发展是利大于弊的。从杉杉集团来讲,做西服整整做了十年,目前在中国是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但做到最大又怎样?也就20多亿元的销售额,每年2亿元的利润。所以,杉杉集团从2000年起开始并购。

并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能盲目地跨行业并购,不了解的行业不要去做。目前我们并购了大大小小很多公司,但在运营过程中,一定要实行专业化管理。就是说,跨行业经营是不行的,专业化肯定优于多元化。但这不是指投资。投资可以多元化,产业经营则必须专业化。

并购的最大成本是文化。企业之间的并购,特别是民企并购国企,一般失败的概率很高,因为民营企业追求的是效益,国有企业追求的是公平。

并购过程中,要思考怎么去充分发挥国企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优势,而把民企机制慢慢通过文化整合注入其中,否则并购肯定失败。

再有就是团队。人是关键,能不能并购成功,关键是人。

中国民生银行副行长 邵平:

多元化是企业发展道路之一

多元化路径各个企业不一样,现实中有很多成功的、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民生银行是支持企业多元化的,因为多元化可以给银行服务带来机遇。

我们判断企业多元化可能成功主要看三条。

第一,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多元化和企业发展战略目标是相一致的,和主业是互补的;第二,企业的能力,要看企业有没有能力去兼并,企业的团队、文化、品牌等是否能够适应多元化;第三,要看多元化之后的风险和收益匹配,多元化过程中潜在的问题和风险是什么,能不能规避。

福建恒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连捷:

民营企业需不需要家族传承?

我有三个儿子,都是“海归”,但没有一个在我的公司,都自己独立出去了,他们宁愿给别人打工也不愿意来我这里。所以我也准备交班了,交给别人管。

两三年前我就注意到了交班问题。只要我们把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好,我相信把人选好,交班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有一次有人问,我走了恒安业绩就不这么好了吧?我说不会。如果我走了,公司业绩下降,那是我的责任,不是接班人的责任。为什么?接班人是我选的,业绩下降了就是我选人没有选好。人选好了,业绩就不会下降。

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

从财产继承到做强做大

企业接班人的现实问题,我觉得主要是财产继承问题,而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问题。我接触过一些企业,有些企业,规模不大时,在财产继承方面想得多些;而做得比较大的时候,它们会更多地讲企业是社会的。这样理解可能比较符合企业的本质。

篇5：二、经济发展局

二战后非洲经济发展的历程及问题浅析

二战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面临着像债务沉重、人口爆炸、粮食短缺、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为此,非洲国家正在采取联合自强、强化制度改革与创新、深化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推动技术革命、注重南南合作等措施,以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全面发展,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作 者：李延长 赵兴刚 亢升 Li Yanchang Zhao Xinggang Kangsheng  作者单位：李延长,亢升,Li Yanchang,Kangsheng(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西安,710061)

赵兴刚,Zhao Xinggang(西北大学,陕西,西安,710069)

刊 名：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JUNIOR MANAGERIAL PERSONNEL 年，卷(期)： 16(1) 分类号：F112.1 关键词：非洲经济   成就   问题   举措  

篇6：二、经济发展局

关键字：公共财政协调发展

公共卫生问题。一是政府在公共卫生提供上的责任缺失。表现在，首先，我国公共卫生总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年为，年为，比发达国家普遍低很多，如：美国年为，德国年为，英国年为，法国年为;其次，从国际比较来看，年我国人均卫生支出在世界个国家中居第位，仍属低下水平;再次，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过低，―年一直徘徊在左右见表;最后，政府在纯公共卫生服务方面的供给严重不足。据统计，国家拨款的用于医疗，只有用于公共卫生项目。卫生部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家对卫生防疫部门和妇幼保健机构的财政拨款不足计划的。二是存在财政支出责任的下移问题。根据有关研究，在过去年中，从支出结构上看，中央政府仅占卫生预算支出的，其他均为地方政府支出，而在地方政府，县乡共支出了预算的。表明我国的基层地方政府是公共卫生的支出主体，而中央和省级政府并没有承担公共卫生支出的主要职责。三是公共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的严重不平衡。据卫生部统计，年政府卫生投入亿元，大部分用在城市，用在农村的只有亿元，仅占。新华社××年公布的数据表明，目前约占我国总人口的农村人口仅享用不到/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根据《世界卫生报告》统计的数据，在被统计的个国家或地区中，按整体健康水平或人均公共卫生资源拥有量中国排在位，但按公共财政的公正适应性或公共卫生资源在城乡居民之间分配和使用的公平程度，中国却排在了位，这一评价是对中国城乡居民不平等地享用公共卫生服务这一基本公共品的一个标示。

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年

年年年年年年年

资料来源：××年《中国卫生统计摘要》。

表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年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稳定器”，也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世纪年代以来，我国以养老、失业、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改革正在全国加快进行。但在改革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以养老保险为例，近年来，国有企业已实现基本覆盖，城镇集体企业覆盖率为，但其他类型企业仅为，很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没有参加养老社会保险统筹;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据统计这一“空账”规模，年为多亿元，年为多亿元，年为多亿元，年为多亿元;养老保险的历史债务规模巨大，据有关学者以年，年、年和年为四个历史时点对国有企业进行匡算的结果，养老保险历史债务规模分别为亿元、亿元、亿元和亿元;养老保险替代率过高，年全国参保职工的月人均缴费工资为元，参保的离退休人员人均离退休费元，养老金替代率高达;等等。这些问题在财政支出上则表现为：我国财政用于福利保障性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过低。这一比重从年以来一直徘徊在―之间见表，如果将我国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资金计算在内，这一比重就会升到左右，以××年为例，达到了;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一般在―左右，发展中国家也都占到左右，可见，我国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准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国社会保障的主要部分在财政预算收支之外，这说明国家财政在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上处于局外缺位的不正常状态，有待改革理顺关系。

“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与我国以农补工的政策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我们对农民取多予少，资源从农村大量流向城市。据统计，仅改革后的年的年间，政府就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取得了大约亿元收入。“三农”问题中的农业是基础产业，属于准公共产品的领域，其中，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大江大河治理

等属于纯公共产品;“三农”问题中的农民和农村问题则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也是公共财政应该大力发挥作用的领域。

我国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徘徊不前，义务教育负担沉重，医疗保障严重缺失。据统计，―年的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高达，而从××年的年中，这一增长率陡降到左右，其中最低年份的增长率仅为。另据统计，农民直接负担了/左右的义务教育费用，如果再加上各种间接费用，这一负担率甚至达到了/。此外，年的数据显示，的村民所享受的普通医疗服务由于经济原因逐年下降，很大一部分人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退出必需的医疗服务，形成因病致贫，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年月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记载，××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元，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可以说，农村居民如果生了大病，农民一年的现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一次院的费用。第二，政府对农业保护的力度较弱。国际上一般用生产者补贴等值(来测度政府对农业保护的力度。指标表示政府从每元农业生产者价值中抽取或补贴的资源数量：正值表示补贴，负值表示抽取，零值表示平衡。据综合测算，世纪年代，我国农业领域净转出资金资源年均在亿元以上，基本上都是负值。与此相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都给予强劲的支持和保护，基本上是正值。据提供的资料，年发达国家平均为，发展中国家平均为，而我国则为。第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上问题在财政支出上则表现为：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的年份是年，为―左右，改革开放以来逐年下降，到年已不足。另有资料表明，如果按照协议计算口径，―年，我国农业支持总量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和，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也低于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

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左右的人为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据国家统计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研究显示，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超过了的国际警戒线，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又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年为：，年达到：，××年为：;如果按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计算，有人估计目前差距为：―：。而城镇居民内部也由于行业和阶层的不同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以温州市为例，在一般私营企业中，企业主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倍。收入分配不平衡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也正是公共财政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

就业问题。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若再加上多万尚未找到工作的下岗职工，则城镇总的失业率超过;若再把没有登记的失业者统计在内，可以推算出自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接近。另从劳动部科研所课题组提供的有关数据来看，我国约有亿的隐形失业者，约占就业总量的。此外，据专家估计，我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约亿，表明农村的就业压力比城市更大。失业问题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和本身无法解决的，所以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解决高失业率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一起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公开化的失业和迅速增长的失业率必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央政府进行及时干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政府对竞争性私人产品领域的介入程度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三农”问题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严重不足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充分就业等方面干预力度相当不够。由此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等都导致居民预期可支配收入降低;另一方面，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等的不完善，加大了制度转轨过程中居民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消费倾向递减，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居民的消费需求降低，结果是整体消费率逐年下降。综合来看，我国经济出现“高投资、低消费”的状态，就不足为怪了。所以说，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滞后是导致我国目前消费与投资需求增长不协调的财政体制根源。

三、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取向之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的不协调，或者说是，“高投资，低消费”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前面分析可知，消费与投资需求增长不协调问题的财政体制根源在于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滞后。因此，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具体来说，就要财政从市场可以解决好的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转而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差距、促进充分就业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扭转“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现状，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现实财力来讲，我国税收连续几年的超额增长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提供了充分的操作空间。年、××年、××年和××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增长幅度分别为、、和，远高于同期的增长速度。、和。应该说，目前是加快我国公共财政建设步伐的良机。

一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资中的主体地位

义务教育作为一种维系一个民族基本文化和精神素质的教育活动，是面向全社会和全体国民的;每一个适龄儿童，无论其种族、性别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享有接受法定年限义务教育的权利。我国已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中也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当如此。”理论上，义务教育这种纯公共产品都应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免费举办，强制国民消费。而我国目前实行分散管理的教育投资体制，义务教育投资主要由县乡地方政府财政提供，在这种体制下，那些经济不发达、贫困落后地区的地方财政本已是“赤字财政”、“吃饭财政”，很难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足额拨付。

根据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笔者早在年就提出了我国应该建立相对集中的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思路，即义务教育的投资应由中央或省政府与基层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中央或省政府应在整个义务教育投资中承担相当的义务和比重，这一比重至少应达到，其中，省级政府，中央政府，其余的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对于西部地区和贫困省份，中央财政要加大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保证全国各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均等化。

二加大中央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出力度。

我国目前公共卫生领域存在一个“真空地带”：省级以上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而县乡财政无力投入，结果造成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公共卫生供给总量与居民公共卫生需求之间相距甚远，结构上除妇幼保健和预防接种外，疾病控制、健康促进、营养干预、康复服务、卫生监督和环境卫生等均极为薄弱。所以，应该改变以基层地方政府为主安排公共卫生资源的制度设计，恢复公共卫生作为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性质，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在公共卫生支出中承担的份额。在支出结构上，要加大预防保健支出的比重，增强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为居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

要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西部不发达地区等财政困难区域的转移支付，以保障公共卫生资源的公平分配，使全国居民都能享有条件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医疗和保健服务。另外，中央财政还要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困难地区的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和职业病的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项目给予补助。对于社会特殊群体的医疗服务，政府要给予必要的补贴。在补贴方式上，建议大力发展以社区和乡为中心的基层医疗机构，把医疗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用在对初级的、基层医疗机构的补贴上，为低收入的群体提供医疗方面的实物补贴援助。

三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存在巨大的缺口，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巨额的历史债务;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在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转轨的过程中，透支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解决社保基金缺口问题，例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拨款机制;通过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方式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补偿养老金的不足;通过征收特种消费税、遗产税或划拨部分个人所得税等方式筹资，补充养老保险基金;通过发行特种国债、彩票等方式筹集资金;由政府发放认可养老债券，解决养老保险历史债务;等等。此外，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均衡企业负担，降低征收成本，应在条件成熟时尽早开征社会保障税。另外，应在总结辽宁等地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全国社会保障法制体系建设，增强居民对社会保障的信心，弱化消费方面的谨慎性预期心理;应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编制社会保障预算。目前中央财政迫切要做的一是建立健全“三条保障线”制度，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人员和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二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统一的覆盖所有城乡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为，比年下降了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个百分点。―××年，农村居民消费率平均为，低于城镇居民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前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是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这就需要政府对农业和农民实行多予少取的政策，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三农”，一方面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另一方面着力减轻农民负担，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内容包括：扩大对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筹资方式除了预算内列支外，还应该继续加大国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此外，还可以借鉴美国伊利诺伊州马克亨利县的经验，规定地方政府征收的土地出让金大部分要用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财政支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民大病医疗统筹;根据当地最低生活水准和政府财力，建立相应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以直补方式给粮食主产区农民增加收入;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提高补贴，间接给予保险支持;等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税费改革的财政补贴性支出;加快取消农业税的步伐，比如，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

五加大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居民内部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会导致社会动荡，影响、甚至阻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是市场的功能，必须依靠政府来加以解决。在调整初次分配政策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加大公共财政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政府既可以通过税收介入的分配过程，如征收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特别消费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也可通过转移支付将从高收入者那里征集的收入，再分配给那些需要救济的低收入者。现阶段，政府应该大力推进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步伐，充分发挥其“杀富济贫”的作用;同时，加大对低收入阶层和贫困地区的收入转移支付力度，设立最低工资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居民收支预期，从而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平均消费倾向，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

六充分运用财政政策解决就业问题

为降低失业率，促进就业，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对策，财政政策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政策手段之一。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实施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措施来刺激服务业、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的发展，间接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第二，通过增加就业支出，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对于后者，许多国家都通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直接开发就业岗位。如英国政府―××年实施的亿英镑的“五年促进就业计划”，××年德国政府开始实施的亿欧元的“东部促进就业之桥”计划，年韩国政府实施的亿韩元的“积极的创造工作岗位计划”，年新加坡政府制定的亿新元的“国家促进就业计划”以及年日本制定的亿日元的“促进就业补充预算”等。具体支出方式主要包括：对雇佣特殊群体的雇主提供工资补贴和培训补贴;由国家出资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免费为失业者提供培训和就业服务;对特殊群体直接提供就业津贴和培训补贴;由政府出面通过举办环保、绿化、社区服务，文物修缮、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岗位;等等。

我国在目前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应借鉴各国普遍运用财政政策促进就业的做法，不断强化公共财政职能，充分发挥其在减少失业、促进就业和再就业中的积极作用。具体说来，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吸收下岗失业人员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二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财政贴息、财政担保、财政投融资等财政政策手段促进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鼓励独立创业，创造就业岗位;三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转移农村过剩的大量劳动力;四要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向所有的城乡失业者提供免费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五要由中央财政拨专款成立“再就业基金”，对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实行工资补贴和培训补贴，主要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民营企业;六要由政府定期举办环保、绿化、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为下岗失业者提供工作岗位，增加收入。

等属于纯公共产品;“三农”问题中的农民和农村问题则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也是公共财政应该大力发挥作用的领域。

我国的“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徘徊不前，义务教育负担沉重，医疗保障严重缺失。据统计，―年的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高达，而从××年的年中，这一增长率陡降到左右，其中最低年份的增长率仅为。另据统计，农民直接负担了/左右的义务教育费用，如果再加上各种间接费用，这一负担率甚至达到了/。此外，年的数据显示，的村民所享受的普通医疗服务由于经济原因逐年下降，很大一部分人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退出必需的医疗服务，形成因病致贫，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年月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记载，××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元，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可以说，农村居民如果生了大病，农民一年的现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一次院的费用。第二，政府对农业保护的力度较弱。国际上一般用生产者补贴等值(来测度政府对农业保护的力度。指标表示政府从每元农业生产者价值中抽取或补贴的资源数量：正值表示补贴，负值表示抽取，零值表示平衡。据综合测算，世纪年代，我国农业领域净转出资金资源年均在亿元以上，基本上都是负值。与此相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都给予强劲的支持和保护，基本上是正值。据提供的资料，年发达国家平均为，发展中国家平均为，而我国则为。第三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上问题在财政支出上则表现为：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的年份是年，为―左右，改革开放以来逐年下降，到年已不足。另有资料表明，如果按照协议计算口径，―年，我国农业支持总量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和，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也低于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

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左右的人为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据国家统计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调查研究显示，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超过了的国际警戒线，表明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又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年为：，年达到：，××年为：;如果按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计算，有人估计目前差距为：―：。而城镇居民内部也由于行业和阶层的不同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以温州市为例，在一般私营企业中，企业主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倍。收入分配不平衡所导致的两极分化现象，属于市场失灵的领域，也正是公共财政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

就业问题。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若再加上多万尚未找到工作的下岗职工，则城镇总的失业率超过;若再把没有登记的失业者统计在内，可以推算出自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接近。另从劳动部科研所课题组提供的有关数据来看，我国约有亿的隐形失业者，约占就业总量的。此外，据专家估计，我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约亿，表明农村的就业压力比城市更大。失业问题是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和本身无法解决的，所以政府就有责任和义务解决高失业率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一起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公开化的失业和迅速增长的失业率必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央政府进行及时干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政府对竞争性私人产品领域的介入程度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三农”问题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严重不足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充分就业等方面干预力度相当不够。由此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等都导致居民预期可支配收入降低;另一方面，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等的不完善，加大了制度转轨过程中居民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消费倾向递减，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居民的消费需求降低，结果是整体消费率逐年下降。综合来看，我国经济出现“高投资、低消费”的状态，就不足为怪了。所以说，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滞后是导致我国目前消费与投资需求增长不协调的财政体制根源。

三、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取向之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的不协调，或者说是，“高投资，低消费”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前面分析可知，消费与投资需求增长不协调问题的财政体制根源在于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滞后。因此，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出结构，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策。具体来说，就要财政从市场可以解决好的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转而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调节收入差距、促进充分就业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扭转“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现状，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现实财力来讲，我国税收连续几年的超额增长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提供了充分的操作空间。年、××年、××年和××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增长幅度分别为、、和，远高于同期的增长速度。、和。应该说，目前是加快我国公共财政建设步伐的良机。

一明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投资中的主体地位

义务教育作为一种维系一个民族基本文化和精神素质的教育活动，是面向全社会和全体国民的;每一个适龄儿童，无论其种族、性别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享有接受法定年限义务教育的权利。我国已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中也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当如此。”理论上，义务教育这种纯公共产品都应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免费举办，强制国民消费。而我国目前实行分散管理的教育投资体制，义务教育投资主要由县乡地方政府财政提供，在这种体制下，那些经济不发达、贫困落后地区的地方财政本已是“赤字财政”、“吃饭财政”，很难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足额拨付。

根据我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笔者早在年就提出了我国应该建立相对集中的义务教育投资管理体制的思路，即义务教育的投资应由中央或省政府与基层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其中中央或省政府应在整个义务教育投资中承担相当的义务和比重，这一比重至少应达到，其中，省级政府，中央政府，其余的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对于西部地区和贫困省份，中央财政要加大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保证全国各地区义务教育水平的均等化。

二加大中央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出力度。

我国目前公共卫生领域存在一个“真空地带”：省级以上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而县乡财政无力投入，结果造成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公共卫生供给总量与居民公共卫生需求之间相距甚远，结构上除妇幼保健和预防接种外，疾病控制、健康促进、营养干预、康复服务、卫生监督和环境卫生等均极为薄弱。所以，应该改变以基层地方政府为主安排公共卫生资源的制度设计，恢复公共卫生作为全国性公共产品的性质，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在公共卫生支出中承担的份额。在支出结构上，要加大预防保健支出的比重，增强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为居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

要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西部不发达地区等财政困难区域的转移支付，以保障公共卫生资源的公平分配，使全国居民都能享有条件水平大致相当的基本医疗和保健服务。另外，中央财政还要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困难地区的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和职业病的预防控制等公共卫生项目给予补助。对于社会特殊群体的医疗服务，政府要给予必要的补贴。在补贴方式上，建议大力发展以社区和乡为中心的基层医疗机构，把医疗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用在对初级的、基层医疗机构的补贴上，为低收入的群体提供医疗方面的实物补贴援助。

三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存在巨大的缺口，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巨额的历史债务;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在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转轨的过程中，透支了在职职工个人账户基金，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政府应该通过多种渠道积极筹措资金，解决社保基金缺口问题，例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拨款机制;通过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方式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补偿养老金的不足;通过征收特种消费税、遗产税或划拨部分个人所得税等方式筹资，补充养老保险基金;通过发行特种国债、彩票等方式筹集资金;由政府发放认可养老债券，解决养老保险历史债务;等等。此外，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均衡企业负担，降低征收成本，应在条件成熟时尽早开征社会保障税。另外，应在总结辽宁等地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全国社会保障法制体系建设，增强居民对社会保障的信心，弱化消费方面的谨慎性预期心理;应将社会保障基金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编制社会保障预算。目前中央财政迫切要做的一是建立健全“三条保障线”制度，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人员和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二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统一的覆盖所有城乡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加大反哺农业的力度，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为，比年下降了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个百分点。―××年，农村居民消费率平均为，低于城镇居民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前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是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这就需要政府对农业和农民实行多予少取的政策，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三农”，一方面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另一方面着力减轻农民负担，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内容包括：扩大对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筹资方式除了预算内列支外，还应该继续加大国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此外，还可以借鉴美国伊利诺伊州马克亨利县的经验，规定地方政府征收的土地出让金大部分要用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财政支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民大病医疗统筹;根据当地最低生活水准和政府财力，建立相应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以直补方式给粮食主产区农民增加收入;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提高补贴，间接给予保险支持;等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农业税费改革的财政补贴性支出;加快取消农业税的步伐，比如，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

五加大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化趋势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居民内部以及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会导致社会动荡，影响、甚至阻碍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是市场的功能，必须依靠政府来加以解决。在调整初次分配政策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加大公共财政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政府既可以通过税收介入的分配过程，如征收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特别消费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也可通过转移支付将从高收入者那里征集的收入，再分配给那些需要救济的低收入者。现阶段，政府应该大力推进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步伐，充分发挥其“杀富济贫”的作用;同时，加大对低收入阶层和贫困地区的收入转移支付力度，设立最低工资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居民收支预期，从而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平均消费倾向，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

六充分运用财政政策解决就业问题

为降低失业率，促进就业，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求对策，财政政策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政策手段之一。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实施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措施来刺激服务业、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的发展，间接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第二，通过增加就业支出，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对于后者，许多国家都通过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直接开发就业岗位。如英国政府―××年实施的亿英镑的“五年促进就业计划”，××年德国政府开始实施的亿欧元的“东部促进就业之桥”计划，年韩国政府实施的亿韩元的“积极的创造工作岗位计划”，年新加坡政府制定的亿新元的“国家促进就业计划”以及年日本制定的亿日元的“促进就业补充预算”等。具体支出方式主要包括：对雇佣特殊群体的雇主提供工资补贴和培训补贴;由国家出资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免费为失业者提供培训和就业服务;对特殊群体直接提供就业津贴和培训补贴;由政府出面通过举办环保、绿化、社区服务，文物修缮、基础设施维护等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岗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