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职权主义

国家职权主义（共6篇）

篇1：国家职权主义

职权主义

被称为主动的法官消极的当事人。1刑事侦查权为国家垄断侦查机关一职权主动对犯罪进行侦查，拥有广泛的侦查权利，被告人在形式诉讼阶段的权利受到限制，大陆法系并不认为在侦查阶段控辩双方有平等地位，认为被告人负有忍受侦查之不利的义务，岁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但一般不认为律师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侦查机关有权采用广泛的侦查手段，并且采取强制性手段时由侦查机关根据需要决定无需申请法官的令状。2在起诉主体上一公诉为主体允许自诉并且实行起诉法定主义，刑事犯罪的起诉权有检察官提起公诉为主，一直是大陆法系的传统。对于轻微的刑事案件也允许自诉，检察机关也可以跟据自诉人的愿望代理起诉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铸就犯罪呗认为国家的责任，只要证据充分达到标准检察机关必须起诉。3在起诉的卷宗移送上由于法官要依职权审判必须亲自调查和核实证据做出事实和法律裁判，需要在审判前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完全了解案情。检察官再提起公诉时必须向法院移交全部的案件笔录和证据材料。4刑事审判程序法官处于和性地位一级级姿态主持和指挥审判活动，整个审判要以法官对案件调查魏诛仙展开，法官依法职权主动对被告人证人询问讯问，提出证词的矛盾点，征询鉴定人意见，向双方展示有关文文件和证据，被告人可以申请新的证据和串换新的证人但都要经过法官允许。

当事人主义

1强调双方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诉讼的地位当事人双方主导者刑事诉讼的进程。在侦查程序中强化被告人一方的诉讼地位和诉讼权能力。强调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即便在侦查程序中也激励创造被告人鱼侦查机关的平等性和对抗性。被告人享有成沉默权字辈传唤或戴普之日起享有及时或的辩护律师的权利。辩护律师有权自行侦查或委托自认侦探来侦查。为了加强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实施强制侦查行为的令状主义，反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要必须取得法官的许可令。逮捕后立马待见法官接受审讯，由法官决定是否羁押急期限。2在起诉主体和方式上以公诉为主，检察官拥有较大的裁量权，可以是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的选择起诉方式，即使犯罪的证据充分检察机关也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在起诉后经被告同意也可以撤回起诉。3案件卷宗材料的移送上，为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产生预断。检察官决定起诉时枝江起诉书只交法院并不符任何证据及说明、也不得记载任何足以使法官对被告产生偏见的事。4在法庭庭审中强调控辩双方的平等地位和激烈对抗，要以控辩双方为和兴展开，一交叉行驶权利的方式进行举证，询问，质证辩论。法官不主动进行调查，其职权活动仅限于程序控制以及对证据问题进行说明

篇2：国家职权主义

孙弘

国家土地督察制度自2006年实施以来，积极履行职责，开展对地方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取得显著成效。但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特别是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开展实际工作中，还必须从理论上研究、实践中探索有效的督察方法和手段，逐步形成理论和法律有依据、实际工作必不可少的国家土地督察职权体系，配合土地管理法的修订，纳入到国家法律法规制度中。

一、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职权配置法律和理论依据

（一）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职权配置法律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文件规定，国家土地总督察对国务院负责，委托国土资源部组织实施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向地方派驻9个国家土地督察局。明确了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性质，也是其职权配置的主要依据：第一，国家土地总督察代表国务院行使对省级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土地监督检查权；第二，国土资源部派出的9个国家土地督察局，代表国家土地总督察履行土地督察具体职责；第三，国家土地总督察和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行使监督检查职权，权力来源于国务院，有关赋予国务院对地方政府实施领导与进行监督的法律法规，构成了国家土地督察职权的法律依据。

（二）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职权配置理论依据

理论是一种管理制度建立和实施的理念,又是其获取合法性的源泉。土地督察作为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环节，离不开理论上的支持和论证。土地督察目前还尚未形成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行政监督和府际关系理论等均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际指导，具体表现在：

一是完善权力的分配与制约。首先要完善权力的分配，明确在土地管理领域，监督的权力属于中央，执行的权力属于地方；明确土地督察机构与地方政府、国土资源系统之间土地管理权的划分。其次要加强权力制衡，坚持土地督察机构独立于地方政府，避免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扰，实现以监督权制约行执行权。

二是强化土地督察制度供给。政府监管离不开行政立法与规章的保障。土地督察实践工作的运行同样需要有法律规章作为保障。从土地督察制度建立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了一些制度措施，这些制度对规范土地督察工作，发挥土地督察效果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现有的制度还远远不够，需要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完善土地督察法律法规体系。

三是建立地方利益的表达与平衡机制。要客观看待地方利益的存在，通过认真听取地方政府的意见、完善地方政府诉求渠道，给予其平等的表达和参与的权力。

四是完善对监督机构的监督机制。进一步探索完善督察对象、社会舆论、社会公众等外部监督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实现以公民权利制约行政权力。

当前，还需要通过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逐步构建国家土地督察职权体系，实现规范化和法律化，提高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法律地位，发挥其最大监督作用。

二、国家土地督察职权配置几项原则

职权就是为承担责任、完成任务，而赋予机构的权力，即有权采取的手段、措施。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职权配置要遵循依法、权威、独立、可操作及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等国家监督检查机关职权配置通行原则，还要遵守国办发〔2006〕50号文关于不改变、不取代地方政府及其土地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管理职权，不直接查处案件等规定。同时，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建立只有几年时间，履职的方法和手段需要不断地探索创新，因而其职权配置要不断完善。分析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法律地位，围绕其工作目标，结合其组织运行特点和土地利用与管理实际情况，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职权配置应符合以下原则：

（一）一致性原则

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职权配置，要与机构法律地位、性质和职责要求相一致，充分考虑其如下特点：一是国务院授权；二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内监督；三是土地利用和管理的专门监督。因此，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职权不能超越国务院授权范围，也不能超出行政手段，而且要和其履行的职责、任务紧密相联系。

（二）针对性原则

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监督对象是省级以及计划单列市政府，而且该机构规模有限，不同的时期，土地利用与管理形势、面临的突出问题和重点任务不尽相同，因此，其职权配置要重点突出，针对地方政府。一要强化督促整改，行政问责，以及向上报告和对外公开；二要加强与相关部门联动，把联合查处作为履职的一个重点方法和手段。

（三）科学性原则

现代行政管理专业化和技术化不断加强，对此进行监督，如果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与科学技术手段，监督能力将受到质疑。国家土地督察职权要强调科学和专业原则，一是要求督察机构行使职权要充分借助卫星遥感技术、计算机及网络工具，扩大监控范围，提高发现能力，强化预警及震慑作用；二是要求督察机构逐步形成规范化、制度化调查取证方法，掌握必要的问询、取证技能，建立与相关司法、监督部门可衔接的工作程序与工作机制。

（四）效能性原则

前述几个原则，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为实现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行政效能服务的。行政效能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各类监督机关履职所要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职权配置的行政效能原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依法行使监督检查职权。二是组织体系设计有利于科学决策和快速执行，系统要能够高效率低成本运行。三是督察工作高效率、督察成果高质量、成果效用最大化。督察职权设计要以“硬”带“软”，“软” “硬”兼施，行使法定职权“硬”手段，取得显著的直接效果，同时，采取信息通报和公开等“软”的方式，扩大督察效用。

三、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职权体系

国家土地督察机构为履行好职责，必须有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两方面的职权和能力，国务院有关文件在规定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职责同时，也赋予了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相应职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行政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应当有权采取的手段与措施的规定，结合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几年来工作实践总结，目前，国家土地督察机构针对督察对象和督察结果，应当具备如下职权：检查权、审核权、调查权、纠正和整改权、通报和报告权、建议权，这些职权共同构成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职权体系。随着督察实践的需要，督察职权还需要逐步规范和完善。

（一）检查权

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检查权是指国家土地总督察、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等组织检查组（督察组）或委派工作人员，对省级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及其下级政府执行国家土地政策和法律法规、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土地审批、土地执法、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等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进行检查的权力。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检查有以下四点要求：一是主动作为。它是国家土地督察机构根据工作计划和时机，自主安排。二是有具体的内部实施组织和人员，土地督察机构以外组织和人员只能协助、配合，不能独立组织实施。三是一般情况下有明确的检查区域、事项和时段，按批准的工作方案实施检查。四是检查组及检查人员要对检查结果真实性负责。

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行使检查权，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听取被检查地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就检查事项所做的汇报和说明。二是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账册、原始记录等文字、音像和电子数据材料。三是要求有关单位及人员就特定事项作出解释、说明和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四是进入检查事项所涉及的用地现场，进行勘验、测量、拍照、摄像，问询、查阅用地有关情况和材料。五是及时制止或责令有关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制止正在进行中的土地违法违规行为。

（二）审核权

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审核权是指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在收到相关上报、批准文件后，对依法应报国务院审批和由省级人民政府审批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事项及批后实施情况进行真实性、合法性审核的权力。审核是否符合法律、规划和国家产业政策，新增建设用地是否列入年度用地计划、耕地占补平衡是否落实和征收补偿标准是否符合要求等内容，必要时，实地核查用地的产权、地类是否与文件一致，是否存在未报即用等现象。对于报送国务院审批文件，发现有违法违规问题的，及时向国家土地总督察报告；对于省级和计划单列市政府批准文件，发现有违法违规问题的，提出纠正意见。为使审核权真正起到把关作用，还要对地方政府有关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与修改，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事项批后供应、利用等情况进行审查、核实。从法律意义上讲，审核权属于检查权，是要求将特定文件报送备案，进行书面审核，必要时进行实地核查的一种检查方式。

（三）调查权

调查权是对已经有线索或了解初步情况的问题、事项进行深入了解，取得更准确、全面、翔实情况的权力。其线索或初步情况来源于信访、举报、投诉、控告、媒体报道，以及有关组织移送、移交的线索和情况介绍，也包括上级机关和领导批转来的线索与情况介绍。调查权与检查权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具有被动特征，以及针对具体事项和问题，除此而外，调查权与检查权的行使并无二致。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调查权是指对各种线索和情况反映，可能涉及政府违法违规、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产生土地利用和管理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核实的权力。赋予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调查权，一是履行督察职责所必须，各类线索和情况反映是发现问题的重要渠道；二是彰显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监督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行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积极回应社会舆论的价值取向。

（四）纠正和整改权

对于在专项督察、例行督察、审核督察和日常巡查等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派驻地区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应及时向其督察范围内的省级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提出纠正和整改意见。对拒不纠正和整改不力的，由国家土地总督察依照有关规定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被责令限期整改地区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整改工作由省级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结束对该地区整改，由派驻地区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审核后，报国家土地总督察批准。

国家土地总督察及派驻地区的国家土地督察局根据问题的性质、情节和影响，主要采取以下几种督促整改方式：一是提出督察建议。二是违法案件督办。三是发出纠正意见书。四是约谈负有责任相关地方政府领导。五是发出督察整改意见书。六是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有关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在收到国家土地督察机构的要求、建议后，要按规定期限进行改进、纠正和整改，并在规定时间内将结果报相关派驻地方的督察局。

（五）报告和通报权

国家土地总督察和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途径向其上级报告工作，具体方式有督察工作报告、定期报告、专报、工作简报、专门工作汇报等，让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土地总督察、副总督察了解土地督察工作情况，国家土地利用和管理政策、法律法规落实、执行情况，当前土地利用和管理形势及主要问题，土地督察工作意见和建议，为相关政策制定、工作决策和具体工作部署提供依据、参考和建议。

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对其工作情况、发现的问题及对问题的处理意见或建议，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对相关单位进行通报，以使问题得到及时和妥善解决。一是通报问题所涉及地区人民政府及其所在的省级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包括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二是通报纪检监察部门，对涉嫌在土地利用和管理方面违反党纪政纪的责任人进行处理。三是通报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对涉嫌在土地利用和管理方面违法犯罪的责任人进行侦查、起诉。四是以区域性公告方式，通报区域内或其下属地区土地利用和管理存在的严重和突出问题，督促相关地方人民政府加强整改。五是以新闻发布或刊发消息方式，在新闻媒体上通报土地利用和管理重点案件及土地违法违规突出问题，利用媒体和社会监督促其整改。

（六）建议权

篇3：国家职权主义

关键词：司法权,单一制,中央事权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未来中国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改革在国家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 以“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央媒体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1) 和《中国的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 (2) 等。文章开宗明义,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司法职权是中央事权。”“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一石激其千层浪, 我国司法权的基本属性再次成为学术圈的热议话题。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并对司法职权所具有的非“中央性”因素进行了考察。 (3) 笔者赞同司法权具有中央性或者国家性。至于怎么论证司法职权的中央性特性, 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基础理论课题, 也是“法治中国梦”的美好愿景能否实现的一个“理论制高点”。在此, 笔者不避才疏学浅, 学识简陋, 愿意就此问题从单一制国家的视角作一番粗浅的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二、中央事权的基本内涵

什么叫中央事权?我们认为, 必须要搞清楚两个基本问题, 一什么是“中央”, 二什么是“事权”。关于“中央”, 笔者认为, 就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而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那它就是这里的“中央”吗, 显然没有人会这样认为, 充其量它只是“中央”之一, 或者说它只是狭义的“中央”。而在广义上, 无论是我国学者还是官方, 也都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顶层的国家机关称作“中央”, 因为他们在某一方面均可以代表“中央”, 如国务院代表中央人民政府, 它行使的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权, 在我国行政系列当中, 它就是“中央”。由此, 所谓“中央”, 它并不是单指一个国家机关, 而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 所有行使国家某部分最高权力的机关的集合。另一个基本问题, 什么叫“事权”?对此, 学者们的认识并不一致, 在笔者所见资料范围内, 学者们对“事权”的解读大都是从两个维度而言的, 要么侧重于国家的管理或者责任, 要么是与“财权”相对而言的 (4) 。显然, 这些角度的解释不能满足我们这里讨论问题的需求, 因为它们并没有从法学的角度或者更高的层面界定什么叫“事权”。

由此, 本文所讨论的中央事权, 至少有两个基本特点不可或缺:第一, 它所涉及的“事”, 必须是中央之事。所谓中央之事, 应当是指具有全国性影响和意义的大事, 而不是具有地方性影响和意义的小事。第二, 这件事, 必须只能由处于顶层的中央一级的国家机关来处理, 由其他任何地方的机关来处理都不适宜, 也就是说, 处理这个事的职权只能属于中央。据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不同学者和不同学科的人, 对事权的认识各不相同。从宏观上讲, 事权, 顾名思义, 就是管事的权力, 它既指“事”, 也指“权”, 是某一国家机关处理某一领域事项的职权。故此, 所谓中央事权, 主要是指为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权益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统筹安排的公共事务。 (5)

三、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司法职权的中央性

众所周知, 我国是一种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权力授予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职能部门。在中央, 国家权力由中央政府、中央立法机关、中央司法机关等机构来承担和体现。在单一制国家, 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央集权性, 中央享有对所有国家事务的统一领导权, 包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社会制度自治的地方。因此, 国家本身是一个统一整体, 只是为了便于管理, 才把领土划分成若干行政区域, 并据以建立起地方政权, 即各地方行使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授权, 并不是地方固有, 地方的自主权或自治权是通过宪法和法律授予的。

从法理上讲, 在我国单一制的宪政体制之下, 司法权是一种国家权力, 而不具有地方自治的性质, 国家法制的统一性首先表现为司法权的统一性, 司法权统一性蕴涵着全域约束力, 不允许出现权力的篡位。因此, 地方不能形成“司法割据”, 不能像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那样享有司法权。具体来说, 首先,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 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 是国家的审判权在地方的延伸。国家设立几级法院、设立多少法院、在什么地方设立法院, 应该通过宪法法律或其它措施来决定, 地方人大、地方政府等机关不能介入。法院系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独立而封闭的体系, 只有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分, 而没有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之别。各地方法院通过审理公民、法人、其他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以及审理公诉机关提起的刑事诉讼, 解决社会矛盾。其次,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都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检察院, 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 是检察权在地方的延伸。各级人民检察院通过监督公职人员的行为, 维护国家权力的正当行使。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篇4：中外国家审计职权比较与启示

美国审计总署(GAO)近年来对宏观经济的关注，取得了显著成绩，2003年GAO就为美国纳税人带来了354亿美元的可计量财务收益。为了应对日益紧张的财政赤字，GAO已经开始对政府长期财政前景的关注和了解。模拟了联邦预算和经济运行的相互作用，试图计量可能发生的财政意外事件。为了保证德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德国审计院依据合理性、经济性、节约性原则和德国经济状况和市场条件、对国债发行数量、种类向议会的预算提出建议，国家审计对债券的建议在恢复国家经济方面功不可没。

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其拥有的职权紧密联系。审计职权为审计作用发挥创造了充分条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审计制度，以下简要介绍美、法、德三个国家的审计职权并与我国比较，为充分发挥我国国家审计作用创造良好条件。

一、我国国家审计权限内容和特点

我国国家审计属于行政审计体制，根据现行《审计法》的规定目前我国审计机关享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审计权限：要求提供资料权、检查权、调查权、采取强制措施权、建议权、处理处罚权、公布审计结果权。相对于别的国家，我国审计机关又具有：地方审计机关是双重领导体制，审计有一定的处理处罚权。审计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的特点。

二、西方国家审计权限内容和特点

1美国国家审计权限内容和特点

美国国家审计属于立法型审计体制，直接向议会负责并向其报告工作。审计署享有获取信息资料权(可以从被审计部门与机构内获取所需要的任何文件资料)、建议权(向国会提出建议)、移送处理权和公布审计结果权。美国国家审计具有较强独立性，表现在：审计长任命规格高、任期长、审计经费单列预算。

美国审计总署(GAO)还拥有广泛的公布审计结果权。他们认为公正透明的报告有助于建立政府和社会各领域的公信力。审计部门的审计报告一般是公开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欲了解审计情况，都可以向审计机构索取报告。GAO 2003年向社会公布的审计报告占到总审计结果的97％，仅有3％的审计结果因涉及国家机密而只能向国会报告。

2法国国家审计权限内容和特点

法国国家审计属于司法序列，拥有部分司法权，向议会报告工作。审计法院除享有审查权、调查权、索要材料权(向其他监管、监察部门索要被审计单位的审查报告)、公布报告权外，还拥有司法判决权。审计法院的工作人员主要是享有终身制的法官，司法职能和公共账目审计结合在一起，对公共会计即自然人行使司法权，根据需要进行判决，审计法院的最终司法判决具有终审效力。

法国法律赋予政府审计很大的调查权。法官可进行各种形式的调查，还享有要求提供补充资料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以保密为借口拒绝履行有关审计调查的义务。关于审计机关、被审计单位及被审计人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中作了明确规定。

3德国政府审计权限内容和特点

德国国家审计有近300年历史。属独立型审计体制。德国联邦审计院享有的审计权限有：获取信息资料权、预算建议权(审计院有权对联邦政府各部门预算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并派人参加各部门与财政部的预算谈判)、移送处理权、表明意见权(有权对财政性法规的制定表明意见)、公布审计结果权。

伴随预算过程提供咨询是审计院的重要职责。德国联邦议会规定：议会在审批预算时，审计院长有权向议会提供咨询建议，这种咨询与预算编制的全过程紧密联系。从预算计划一直到预算批准，都要对审计院提出的咨询建议进行综合平衡，审计院没有直接的行政处理权，但有向议会和政府提出咨询建议以及围绕国家财政经济活动展开服务的权利。

三、西方国家审计对我国审计的启示

当前国家审计处于希望与压力并存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相比而言，我国审计机关享有的职权是充分的，但是，与上述国家相比，部分权限的欠缺或发挥不充分，使国家审计作用受到制约。为了充分发挥国家审计作用，国家审计应进一步提升审计成果利用率、扩大审计结果公布比例、完善调查取证权、维护地方审计机关独立性并充分发挥社会审计作用。

(一)提高审计成果利用率

奥斯本和格布勒断言：在政府中最重要的手段(最有力的促进行为的制度)是预算。审计信息只有得到财政和相关部门的采用才能及时纠正经济个体行为偏差。

美国审计享有的建议权、德国审计院享有的表明意见权就是国家审计通过审计成果间接控制被审计单位行为的体现，进而保证宏观经济正常运转。

提高成果利用率，一方面，更好地完善财经法规。目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新旧体制在不断冲突和矛盾中寻求平衡，这种冲突表现在经济立法方面为财经法律、法规和规章比较混乱。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作为国家综合经济监督部门，应当参与相关财经法律法规的制定，确保立法质量。另一方面，增加对被审计单位的威慑力。财政及主管单位在编制预算时。对被审计单位以前预算执行结果报告加以平衡，使被审计通报的单位和个人不敢无视审计意见和建议，减少屡查屡犯的现象。

(二)扩大审计公布比例

近年来，审计署短短万言的审计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风暴”般的反响，显著提高了国家审计的影响力，但和美、德相比，我国的公布比例还很低。据统计，2003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审计机关向社会公布审计报告40篇以上的仅为9.68％，40篇到20篇的占6.45％，20篇以下的为54.84％(绝大多数为5篇左右)，还有29.03％地方审计机关尚未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我国审计公告制度尚处于尝试阶段。

扩大公布审计结果比例原因在于：一、提高资源共享度。现代经济运行瞬息万变，只有信息资源充分共享，才能有效的节约社会资源。审计报告是监督和评价信息的载体，他的共享有利于为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提高决策质量：二、满足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日益加快，增强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愿望和对宏观经济管理结果的知情权的满足，可以让审计行为得到群众支持和配合。适当增加审计机关通报、公布审计结果的比例，简化审计机关公布结果的审批程序，扩大审计机关公布审计结果权，对充分发挥国家审计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三)完善国家审计调查取证权

国家审计为宏观经济管理发挥经济监测与监督作用，需要及时反馈经济运行的全面情况，才能为宏观经济管理提供正确导向。因此审计提、供的信息需具备及时性和正确性两个要素。由于我国的法制环境较为薄弱，因此拒绝审计机关调查、提供虚假审计证据、藐视审计权威的现象时有发生，干扰了审计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影响了审计工作效率。

要使行为按照既定的目标发展，一是对行为过程实施监控；二是对违背既定目标的行为实施处罚。美、德等国具备良好的社会法律体系，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被调查者会认真对待审计人员的提问和调查；而法国等则对不配合调查取证的行为作了详细的说明。美、德等国则是从社会环境和法律道德层面对被调查对象的行为实施监控：法国对不遵循的行为进行处罚，都保证了调查取证的有效性。由于社会环境、法律道德对行为进行约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当务之急是在审计法实施条例中，严格并详细地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如不接受审计机关调查应承担的各种法律责任，以维护审计取证权的权威性。

(四)维护地方审计机关独立性

独立性自始至终是审计的灵魂。只有在管理过程中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实施管理职能，才能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任何为了局部利益而扭曲公正信息的行为是不允许的，即要求国家审计做到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但是地方审计机关却面临着业务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双向领导，分别接受来自上一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的指示，存在着发生矛盾的可能性。而美、德、法等国，审计领导人员都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一般不受同级政府的制约，工作人员享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篇5：国家职权主义

贵阳某报经常刊登相近内容的检查或道歉信，一律600元一则，内容涉及出租车司机不系安全带，企业对国家法规学习不够等。律师称行政管理部门要求相关违法违章人员“登报检查”没有法律依据。而贵阳市客管局稽查科工作人员表示，此举是“上级领导的决定”。（9月11日《东方早报》）

执法部门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并非贵阳市的“专利”。尽管贵阳多个职能部门在处罚当事人、企业后，让他们公开登报检查看似有着“教育警示”作用和有“上级指示”的充分理由，但显然没有法律依据。

要知道，行政机关行使处罚权，只能根据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来履行职能，不能突破公权的边界和法律的红线。即对公权来说，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可为。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道歉，不能因为有警示意义，就可以扩大处罚权，并以“上级决定”的理由执法违法。

事实上，《行政处罚法》已经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只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7种情形。但登报检查不在这7种处罚种类之内。同时，该法还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而贵阳多个职能部门让受罚者登报写检查，虽然并不是由职能部门收取600元登报费，但却是由公权驱使，面对新的处罚，受罚者只能被动服从。笔者以为，这显然就是一种变相的“一事二罚”。

毋庸讳言，在其他行政处罚行为之外，违法违章的企业和个人还要支付登报的600元费用，不仅加重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而且，有关执法单位在执法过程中创设这种行政处罚的种类，明显严重违法。

公权越界和严重违法，并以理直气壮的口吻来应对解释，一方面说明公权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说明相关的监督机制成为“旁观者”。像今年7月10日，贵州省政府法制办明确，对偷逃通行费车辆采取登报检查和收取登报费用的行为确无法律依据，要求纠正此类违法行为。然而，直到9月7日的当地晚报上，贵阳环城高速公路营运公司还在责成偷逃通行费的驾驶员登报道歉。可见，当监督缺席，公权越界的冲动就仍会延续下去。

当然，不仅存在法制部门监督的缺席，还有自下而上的监督缺席。譬如，《公务员法》中就有公务员不得执行有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但贵阳有关部门和人员执行“上级领导的决定”，显然是典型的法盲执法，更背离了公务员职业操守，也暴露出法律规定下级可监督上级的软肋。

篇6：国家主义与教育借鉴

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以教育借鉴为主要目的,从我国主要的几份比较教育期刊来看,其中发表的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对别国教育的介绍与描述。这些论文的选题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向,大多针对我国现实中的教育问题提出思路和对策建议。比较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的一个特点就是几乎后面都要附上“启示与借鉴”等内容。

教育借鉴也是当代教育改革实践的重要形式。教育借鉴与教育改革的思考和设计应该包括三个层面:哲学层面的价值观念问题;科学层面的制度设计问题;实践层面的技术规则问题。从价值、制度、技术三个层面分析教育借鉴与教育改革,这是套用库恩的“科学范式”演绎而成的。任何教育改革都是一种整体改革,需要在哲学、科学、技术三个层面的系统思考和整合规划。以教育借鉴与教育改革的三个层面来审视当前我国的情况,当前一些教育改革的重点仍在技术与制度层面,或者说所谓的学术与专业层面的考量,教育借鉴与教育改革在价值层面上的问题却很少谈及。

从比较教育学史来看,教育借鉴的价值立场是一种国家主义。国家主义1是指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忠诚,即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或其他团体利益之上。国家主义是与近代国家和民族的形成历史相伴而产生的,其代表人物有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洛克、休漠、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等。在比较教育的教育借鉴时期,欧美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国民教育形成并迅速发展。在国家利益为重的民族主义指导下,各国教育行政官员和教育界人士所关心的是如何确立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教育制度,对外国教育的关心自然也就具有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功利性质。虽然这一时期称之为“民族主义”,但是这些国家大多是单一民族国家,即使美国也没有考虑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所以,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是同义的,这一时期的教育借鉴者致力于通过发展教育来重铸强大的现代国家。

相比之下,今日我国大多数比较教育研究者和教育改革者的国家主义立场却很薄弱甚至可以说是缺失。比如,从第八次课程改革的理论研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诸多研究,这许多教育改革的实际与研究清楚显现出西方的课程理论、西方教育成绩测量模式以及西方研究型大学的形象,但是借鉴与改革的目的和价值却模糊不清了。教育借鉴的国家主义价值层面在全球化、市场逻辑主导教育改革的今日最容易被忽视。我们比较一下张伯苓办南开系列学校中的“土货化”改革,与今日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民办教育发展的改革,就会发现,当前的教育改革很少有这一层面的审视,只是一些技术层面的考虑。这使得现有教育改革在不知不觉之中减去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与历史责任。

一般而言,教育借鉴自然具有国家主义立场,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当前关于教育借鉴的比较教育研究却持有一种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价值立场。这一立场表现为教育借鉴中的“话语平移”,比如教育国际化、课程改革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追求与世界接轨,把西方教育制度(包括评价指标)、教育内容等统统拿过来为我所用。价值层面已经以西方教育制度为理想类型,这实际已经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了。普遍主义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基因,也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普遍主义是一种相信某些知识、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普适性的立场”。[1]朱利安(Mac-Antonine Jul-lien)关于比较教育的设想,以及继承这一理想的后继西方比较教育研究者,就是持有这种价值立场。[2]这种教育借鉴的普遍主义立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价值普遍主义,强调普适性价值。借鉴的目的为了改善,改善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更正义的世界。我们常说,比较教育研究总是说别人的好,自己的坏,然后希望自己也学到别人的好。这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批判是指人们根据一种应然的、理想的状况来分析现实的不足或缺陷。好的价值是人皆可欲的,如追求自由和解放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因此应该是人们共同追寻的东西,不应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因而具有普适性。第二种是知识论上的普遍主义。新自由主义带来了普遍主义新的生机,国家主义因为日本、德国的历史而不敢大声张扬。以追求真理、探索规律的学术追求,伴随着学习世界先进教育思想的时政氛围,比较教育学者也以探索跨文化跨区域的普遍性结论为己任。描述也好,介绍也罢,别国的理念、制度和举措体现了一种教育的进步。这又与价值观的普遍主义密切相联,体现了启蒙的进步精神。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这样一种情况:比较教育研究者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立场。强调教育借鉴只是出于一己私利,或者获取丰富的学术资源,或者挟洋自重,以国外某方面教育研究专家自居。这种态度是我们要加以鄙夷或唾弃的。

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虽然以教育借鉴为主,但是却持有一种与教育借鉴的国家主义立场不同的普遍主义价值立场,这就是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价值立场问题。

二、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立场二元性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借鉴的矛盾立场

教育借鉴缺乏国家主义价值立场问题是由比较教育研究自身具有的价值立场二重性决定的。

西方比较教育研究有两个源头。第一是现代科学观念。自18 世纪启蒙运动强调运用科学方法以探求自然秩序以来,比较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学科领域,其中就包括教育领域。朱利安以科学方法建立比较教育科学,试图通过比较教育来获得教育的普遍规则。这种科学追求有其哲学层面的价值观,那就是实证主义。这是启蒙时代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的体现。第二个源头是民族国家的教育国家化。真正令比较教育研究制度化与规范化还在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比较教育的借鉴时期即西欧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一般谈借鉴,我们都会注意到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期欧洲各国之间的教育官员考察现象,如法国的库森(Cousin)、英国的萨德勒(Sadler)、美国的霍拉斯·曼(Mann)等人对他国教育制度做了实地考察、详细调查而写出调查报告书,进而对自身教育做出改革。

比较教育的这两个源头已经预示着比较教育研究的两种价值取向的分歧,即政策取向与学术取向的差异,进而形成了国家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两种价值立场。教育借鉴即是政策取向的代表。这一价值取向无疑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动力和现实基础。对后发展国家比较教育研究者而言,这既是为教育决策服务的方式,也是争取研究经费的重要研究领域。而从《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Education Review)杂志来看,作为西方学者的主要阵地,其研究主题已经是追求一种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以及方法论研究。这些研究与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密切相关。

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立场二重性使得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者纠结于国家主义与普遍主义这两种价值立场的“得兼而不能”的无所适从状态。近现代中国处于半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时刻在探索新型民族国家的建设问题,以使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始终挣扎于救亡与启蒙的矛盾之中。杨春时从现代性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学习西方和反抗西方的矛盾。前者是指学习西方的科学制度和政治制度,即以西方的启蒙话语科学与民主来建构自己的国家身份;后者是指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而举行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自治的斗争。[3]学习西方与抵制西方的这种矛盾心理,反映在比较教育研究上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想学习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但学习的目的是培养“富国强兵”的人才,抵抗西方的侵略和殖民,以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局势。无论学习美日德等国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还是学习苏联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比较教育研究的国家主义立场是非常明显的。

自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由于抵制西方已不紧迫,虽然全球化下国际竞争依然激烈,但是,比较教育研究者在学习西方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同时,已经开始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的研究,追求学术上的中国话语与研究范式,持有普遍主义立场而追求教育借鉴自然就毫不奇怪了。不过,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立场二重性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比较教育研究者想增进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性,构建一套能够解释我国教育现实的理论话语体系。但是今日比较教育方向的课题与学生就业都陷入了困境,作为研究者与培养者,我们倍感无力、迷茫与困惑。另一方面又想增进比较教育研究的实用性,以免被讥为研究屠龙术,进而获得介入当下教育改革的权力与机会。研究国外异域的教育现象是比较教育的任务,但是如果不能为本国本区域服务,不仅这一研究的价值遭到怀疑,而且学生的社会就业也会受到影响。教育借鉴的价值遭到质疑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困境的表现之一。

三、全球化时代教育借鉴的国家主义价值立场的正当性

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立场二元性在全球化时代表现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各执一端或各有侧重。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是近十年来学界包括比较教育界关心的问题。[4]全球化与本土化是两股相反的力量。全球化是西方现代文化主导下的世界在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压缩、连接或相互依赖,致使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逐渐呈现相似或者相同的趋势。[5]戴维斯(S. Davis)和古比(N. Guppy)认为,全球化对教育变革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经济全球化,一是全球理性化。经济全球化使得一国的教育能够不断变革,培养出能和其他国家竞争的、具有高技能和高生产力的劳动力。全球理性化则把学校合理化为官僚制度形式,使得世界各国的教育制度和课程日益趋同。[6]

这种全球化对教育的影响,使得人们怀疑“教育借鉴”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中,我们常常看到两种相互矛盾的对待教育借鉴的态度。有人认为,教育借鉴在今天已经没有必要了。“世界是平的”,各国的教育制度渐渐趋同,相互学习已经让位于合作解决共同的问题,尤其是跨国的共同教育趋势与问题。还有人却认为,教育借鉴在中国不可行,因为国外的教育理论、教育措施源于别国的经验,国外的教育理论对中国的教育现实也没有解释力,国外的教育措施拿到中国来没有效果。这两种态度相互矛盾。前者强调了各国教育发展的趋同现象,后者指出了借鉴别国的经验之后本国教育的实际依然故我。这两种看法都质疑了教育借鉴的价值、意义及其可能性。对教育借鉴的质疑自然会产生对国家主义立场的质疑。

但是,各国应对全球化潮流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如果说冷战结束使得全球化成为人们关注的主流概念,那么全球化概念的使用则导致了对本土化的重新强调。本土化是指本土族群或地方群体植根于历史脉络,挣脱外来支配,重新振兴本土特征的历程与行动。[7]这种应对甚至表现为一种抵制,如国际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认为,20 世纪末的特点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却变得更复杂和不安定,而且更加危险,过去潜在的紧张关系重新暴露并成为动荡的起因或公开冲突的原因。[8]这揭示了本土化应对的激进方式。

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来分析,教育借鉴对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也具有互相促进的关系。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会存在一种不断进行的正反合的互动关系。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关系中,从全球脉络中比较各国的教育现象,一方面是从全球脉络来理解以达到对本国教育现象的深入理解;另一方面从本土观点来研究本国教育,并从全球与他国的经验中获得反省与借鉴,追求本土特质的发挥,以提供本国教育决策者建议以改善本国教育。[9]

忽视国家主义的价值立场本身就是把全球化与本土化视为对立的关系。以新课改的争论为例,改革者认为新课改理念是符合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具有全球视野;但是批评者认为新课改理念不符合中国教育的现实,不符合中国文化与社会传统。如果据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来分析,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下行全球化,遭遇到了本土力量的应对。我们不能简单用保守—开放、先进—落后来加以界定。一方面,借鉴国际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举措,这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理念与举措具有文化局限性,是特殊条件下的因应方式。因此,当前教育改革与比较教育研究的问题在于没有认真思考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往往非此即彼,或者全球本土化使教育借鉴成为了一种“以我为主”的裁减,或者本土全球化使教育借鉴成为了“以我为主”的张扬。

国家主义的教育借鉴立场是后发展国家学习他国时不可缺少的。亚里士多德的“城邦之外无道德”反映了今日的国际交往的准则,即国家之间的交往永远是利益和强权主导的,以泛道德思维、友好和平的态度去处理国际事务,是一厢情愿。其实对于落后国家的教育借鉴者而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教育借鉴的重要目的。“卧薪尝胆”的学习是为了国家的强大。这种弱者的立场本身不应遭到贬抑,因为它也认为自己国家不好,有落后之处,而非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立场。

我们要看到,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地位上升,一种国家主义思潮在人文思想界和民间社会悄然兴起。追求教育思想的中国原创、批评教育研究中的尊崇西学、强调中国学术的自主性,等等。种种学术现象体现了一种对普遍主义价值取向的不同意见———说反对也不恰当。这些研究现象的背后是一种时代的思潮或者情绪在支配。有学者指出,一股国家主义的思潮正在中国思想界兴起。[10]的确,进入21 世纪,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申奥与举办奥运会、国庆大阅兵、中日海疆争端等一系列事件,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也更加复杂,国家主义成为了我们时代的重要思绪或者价值立场。

虽然当前思想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兴起的这股国家主义思潮既有批评也有支持,但是两者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交锋。批评者认为国家主义会压制个人自由和权利,这主要是针对国家内部的国家主义而言,因为专制的国家主义容易产生这种结果。支持者主要针对的是外部的国家主义,即国家这一群体在各国之间的平等与权力。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强调国家的权力和自由优先于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主要是为了追求国家的强大。比较教育涉及的是不同国家的教育比较,自然属于外部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立场无疑具有较强的正当性。

通过教育促进国家发展仍然是教育借鉴的重要价值。因此,教育借鉴的国家主义价值立场需要我们要自我明确。有没有教育借鉴与教育改革的哲学层面的价值自觉,决定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精神与动力,而这恰恰符合教育的理想性。国家主义的价值立场强调教育借鉴与教育改革在哲学层面的信念和价值观上,以国家主义为研究的动力,以国家利益为重。

四、走向批判的、理解的教育借鉴与比较教育研究者的家国情怀

当前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者与教育改革者应批判地反思我国教育借鉴与教育改革在哲学层面的问题,即价值立场问题。我们强调教育借鉴的国家主义价值立场并不是否定普遍主义的价值立场。这两种价值立场是否相容才是今日我国教育借鉴与教育改革的价值立场问题。

教育借鉴是以一定的普遍性为基础和前提的。这种普遍性是指各个民族与国家相同的地方,既包括相同的物质生活、制度和价值,也包括相同的生活追求和发展希望,如良好充足的生存条件、自由幸福的人生等。有人认为,借鉴别国的教育制度和措施应该是借鉴其中蕴含的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和理念。但是根据一般的文化理论,价值和理念是异国文化的深层次因素,这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关键。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呢?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也有与其他文化和国家相同的地方。这种相同的地方体现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普遍性”。也就是说,教育借鉴的普遍性是以特殊性为前提的。据此,教育借鉴面临的国家主义与普遍主义这两种价值立场是相互规定的。这种“相互规定”意味着教育借鉴并不只是强调特殊性如国家主义,它也承认比较对象之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国家主义的借鉴立场与普遍主义的借鉴立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规定的辩证关系。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哲学论,普遍主义从不排斥特殊,反而以它为支撑。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不是截然对立的,也不是彼此分离的。普遍主义是以它自己的对立物为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即普遍主义是在对无数国家主义中抽象出来的。因此,我们应该在更高的层面来看待两者的各自合理性和价值。

割裂教育借鉴与教育改革的国家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立场本身,就会损害比较教育研究与教育改革的实效。教育借鉴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关注,使得许多比较教育研究没有从理论体系中提问,只是从现实中提问。但是,这一做法的后果却是一些比较教育研究成果既没有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也让时下学界对于比较教育界的理论贡献不甚满意。就实践影响而言,从根据诸多限定条件得出的概念、命题到解决宽泛的现实问题,这之间的距离还很远,或者说逻辑环节非常多。就学术研究而言,比较教育的诸多论文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的连续与交锋。一般来说,理论要求片面而深刻,而现实决策需要全面而有效。如果心里总是想到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得出的理论也未必能够如愿。因此,基于国家主义立场的教育借鉴并不是封闭的,它是以开放的交流、普遍性为前提的。

有效的借鉴需要一种“批判的理解”的立场和方法。批判的理解,意味着教育借鉴者对别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举措的优缺点有自己的评判,对自己国家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举措的优缺点也有自己的评判,并且对两者的关系有一个知己知彼的理解,最后走向对本国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举措的改善,通过教育的发展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对别国的批判是教育借鉴的普遍性的表现,对自己国家的批判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爱的情感。这就是教育借鉴者的家国情怀。

强调家国情怀是我国教育借鉴的国家主义立场的要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即文人,具有家国情怀,他们将家与国看作是一体的,将个人的生存发展与家国的荣辱兴衰联系在一起,成人与成己的统一,追求修齐治平。中国社会里的“个人—家庭—国家”的特有社会结构意味着中国文化里的国家主义不同于西方政治理论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家国情怀成为了一种民族精神。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很难摆脱现实的考量,“天人合一”的中国思维很难让人沉浸在“理念世界”里。“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超越个人情感的士子精神,从来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固有传统”。[11]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对国家统一、民族兴旺的诉求,使现代知识分子仍然延续了家国情怀。国家主义的价值立场意味着比较教育研究者应该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历史责任有明确的价值自觉。通过“家国情怀”这一概念我们肯定了国家主义里面仍有有价值的、符合中国文化的内容,如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学术责任,对民族民众的关切,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人文意义上的国家主义。

家国情怀强调现代研究者的公共意识。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是社会责任感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道义担当。但是,知识分子这一重要特征却在逐渐消失。就我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被社会边缘化,不再具有作为社会精英承担现代化的中坚作用。进入21世纪这十年来,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为社会既得利益群体,成为了“精致利己主义者”,[12]知识分子的腐败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13]根据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可知,当代知识分子存在着专业化与公共性割裂的倾向。当代知识分子不得不生存于知识体制的内部,这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公共性,只是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性专家。[14]如美国后殖民理论创始人萨伊德(Edward Waefie Said)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认为这种人完全失去公共关怀,只是把专业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一旦离开狭窄的专业领域便显出惊人无知的专家。[15]美国学者雅克比(Russell Jacoby)也十分担忧,“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怯懦、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而社会上没有多少人会重视这些人的意见。[16]他们的研究成果自然对社会影响不大。正因为此,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了一个备受关注的词汇。

教育借鉴的价值立场问题意味着当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既要具有国家主义立场,也要具有普遍主义立场。专业意识毋庸赘言,这是实现教育借鉴的手段。我们正处于大国崛起的内外交困的全球化时代,当今众多知识分子和精英们的狭隘与自私需要我们强化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的家国情怀。

摘要：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以教育借鉴为主,但缺乏一种国家主义价值立场。比较教育研究自身的价值立场二重性,以及学习西方与抵制西方的矛盾心理使得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者陷于国家主义与普遍主义这两种价值立场相互矛盾的两难困境。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来分析,教育借鉴对于后发展国家的教育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国家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立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规定的辩证关系。基于国家主义立场的教育借鉴并不是封闭的,它是以开放的交流、普遍性为前提的。有效的借鉴需要一种“批判的理解”:对别国的批判是教育借鉴的普遍性的表现,对本国的批判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爱的情感——这就是中国教育借鉴者的家国情怀。加强比较教育研究者的家国情怀是中国教育借鉴的国家主义立场的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