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警察职权明确化（精选3篇）
篇1：司法警察职权明确化
警察职权行使现状调研报告
一、调研目的和方法
对公安局警察职权行使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是警察队伍建设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开展其他课题研究的前提工作。因此。做好这个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次调研活动主要针对公安局警察队伍进行。调研课题小组在调研过程中综合采用了座谈会、个别访谈、问卷调查、文献研究法等调研方式，对调研提纲所涉及的各项数据进行了全面调查、分析和研究，寻找规律，挖掘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这份调研报告。
二、公安局警察队伍及其职权行使的基本现状
公安局警察是公安局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行使职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秩序，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行为。警察在执行其法定的任务中是主要承担者，在实际警务保障时是主角，但在职权行使中却处于十分尴尬境地。
调研过程中调研小组重点对公安局警察队伍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走访。对调研提纲所涉及的数据进行了全面调查分析。其间共召开座谈会7次；个别访谈15人次；问卷调查发放问卷118份，回收问卷91份，有效问卷84份，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公安局警察职权使用与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警察年龄老化严重，警力严重不足
调研小组在调研中发现，警力极度匮乏，尤其是基层派出所。正常的出警工作都需要两名以上警察才能完成任务，如果遇有突发事件，本所绝无警力可用。只能请求局里调警或支援，这还是比较大的、警力相对较多的乡镇，由此可以想象，贫困落后边远乡镇的警力状况更是不容乐观。
（二）绩效考核缺失，岗位荣誉感不强
警察绩效考评的结果是用于对我国警察录取、日常工作表现、职务晋升、选调任用以及警级的确定、工资福利待遇等方面进行划定的基础依据。具体来说，警察绩效考评是国家各级的公安机关依据事先确定好了的详细指标及考评模型，秉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警察的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职能技能等方面进行细致、周到的考核。考核结果要经得起警察的信服，机关的检验，因此，对考核的过程、方法、制度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经过考察，现阶段，公安机关绩效考核体系在结果、制度操作、程序透明及指标设置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需要重新弥补的缺陷。一是公安机关只是简单地对警察实行目标管理，并将这一考评模型作为日常工作评价的唯一方法;二是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评估指标设置简单，数据权重参差不齐，模型体系很不科学，指标数据很不合理，绩效考核内容宽泛，缺乏量化和细化的考核指标;三是对金无人员进行绩效考核的考核方式比较固定，方法过于传统，难以适应变化的工作形式，主要表现在考核方式理论解释的简单，考核小组设置的领导化，无法了解基层警察的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难度，例如在对基层警犬技术人员的实际评考核中，机关内部虽然成立了评估小组，但评估小组对警犬技术人员的工作程序、岗位职责、工作内容了解不多。另外，在进行考评的时候，只是上级对下级的考评，缺乏下级对上级的考评。因此，考评结果的主观随意性较大，并且考评过程的领导意志较为明显。
(三)非警务活动大量存在，阻碍了警察职权的行使
通过调研发现，非警务活动在警察队伍中仍大量存在。在问卷调查中有9．5％的人表示其目前正在从事非警务活动：20．2％的人表示其经常参与非警务活动；45．2％的人表示其偶尔参与非警务活动；只有27．4％的人表示其从未参与过非警务活动。这些非警务活动的大量存在。牵制了大量的警力资源。严重阻碍了公安局警察职权的行使。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现主要就公安局警察队伍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分析。
(一)关于警察年龄老化严重，警力严重不足问题的分析
对于这个问题，调研组与各基层民警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探讨，归根结底，它的症结就在于现行体制无法疏通警察的进出口渠道。原有警察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能适应现实工作需要，又占据仅有的编制，导致新的警力人员进不来，从而造成了恶性循环。
（二）关于激励绩效机制不足问题的分析
第一，薪酬机制存在不足，激励效果不明显。一个好的薪酬制度应充分体现“公平理论”，才能够起到激励作用。目前我国公安系统实行的是国家统一的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制，公务员的基本工资由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组成。这种工资制度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很多的缺陷。首先，公务员的基本工资仅能够保障公务员及家人基本的生活需要，公务员要想取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就必须向高的职务攀登这就导致公务员专注于追求职务级别的晋升，使得对那些具有良好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性技术人才的激励作用就很有限。其次，职级工资制里面的级别工资采用了“一职数级、上下交又”的设置方式:职务工资采用的是职务层次相应设立若干工资档次的模式。这种方式使职务工资档次设置偏少，职务工资12个档次，职级工资制仅设置了27个工资级别，表面看应该能拉开差距，但因公务员群体中90％以上都是科级及以下职务，这些职务工资标准偏低，因此，收入差距难以拉开，形成事实上的“平均主义”。此外，在这样的工资结构下处于同一职位的不同部门、责任不同的全条员，基工收入是相同的，但是，于不同口，不向工作对务员的素质要求及其要承担的责任是有差别的，造成“含金量”不同的公务员在职务工资收入上却相同，其工作积极性必然被抑制，最后，在我国公务员的工资构成中，基本工资所占比重过重，而各项津贴、补贴基本上又是平均发放，未与职务、岗位和贡献大小挂钩。这样，又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平均主义”。
第二，绩效考核激励制度有缺陷。目前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虽然比较健全，但却存在着考核指标模糊、考核方式单一的问题。公务员的考核包括“德、能、勤、绩、廉”，而这几个指标往往难以量化，评估时往往依赖于评估者的主观感受，使得评估结果缺乏客观性。还有相当多的单位碍于人情因素，工作实绩的考核往往流于形式，难以拉开分数和奖金分配档次，末能很好地解决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另外，公务员单一的考核方式也往往使考核结果有失真实和公正。
第三，职务晋升激励不合理。虽然制度上规定公务员的职务晋升取决于公务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实绩，但这并未能保证所有能力强的、工作成绩优秀的公务人员都能晋升到自己期望的职务上。由于公务员的晋升要受到有限职位的制约，这样必然使公务员的级别晋升受阻，导致公务员的现实小于期望，激励效果受到影响。同时，在我国公务员的晋升中存在的论资排辈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年轻队伍的工作积极性。
第四，奖惩激励机制不协调。根据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提出的强化激励理论，激励应该分正激励和负激励，正激励也就是正强化，指通过对合乎组织目标的行为进行奖励以强化正确的行为，激励其努力做的更好:负激励即负强化，指惩戒不合要求的行为以促使其按照组织的要求努力工作。目前在公安系统出现了正激励过多负激励过少的现象。公安系统公务员每月都有稳定的新资，福利待遇、普晋升、加薪、表扬、奖励、晋升等正激励得到充分应用，而与之相反，负激励却很少使用，除非出现重大的违纪现象，否则很少会受到怎罚，对于一些“小错”往往是不予追击、不了了之，而不作为或少作为更是涉及不到惩罚这就没能调动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
（三）关于非警务活动问题的分析
前文提到目前警察从事的非警务活动大量存在，牵制了宝贵的警力资源，严重阻碍了公安局警察队伍的正规化建设进程。究其原因为：人民警察宣传口号的宽泛化。由于前些年公安机关110“四有四必”的大力宣传和承诺，老百姓认为公安机关是“万事通”，无论大小事件都找110，以致非警务报警浪费了大量警务资源。在110报警服务台接报的报警求助电话中，有20-40％的警情(有效警)是非警务事件，使得一线基层单位在完成日常工作之外，还要疲于应付大量的非警务工作，处理大量非警务事件。诸如涉及债务、劳务合同和商品质量、房屋拆迁等纠纷，以及部分需要向政府其他部门反映解决的问题，民警不去不行，去了又无法处理或解决，群众往往还不理解，意见非常大，有的认为警察无能，有的认为警察在包庇对方，甚至认为公安机关是“保护伞”，将矛头对准公安机关，给公安机关带来了极大压力。人人都能说出公安机关的许多宣传口号，什么“有困难．找警察”、“有警必出、有险必救、有难必帮、有求必应”、“群众满意是我们工作的唯一目标”。这些口号的提法本身就过于宽泛，容易让人误解，“有难必帮”到底是帮什么样的“难”?“有求必应”到底什么样的“求”可以应?这都值得推敲。
四、改革建议
通过前文的陈述分析。我们对公安局警察队伍及其职权行使的基本现状有了一定深度的了解。面对现实、展望未来真正感到了警察队伍改革任重而道远。调研过程中调研小组也征求了大量基层民警对改革的意见。对于目前公安局警察队伍改革的思路和建议总结为以下三点：
(一)完善现有立法
通过完善立法对警察权能作出规定，这是警察改革的最佳路径和成本最低的改革措施。首先就是完善立法中对警察职权的规定；其次就是通过修改或增加相关法律规定扩大警察职权范围。
（二）树立绩效考核理念
考核标准是对警察绩效考核活动实施的理论基础和评价尺度，考核标准的详细与否，考核尺度到位与否，都会对考核工作的开展及结果的产生造成直接的影响。因此，为了确保考核工作的正常开展，为了确保考核工作取得警察队伍的支持和响应，必须要提高考核标准的科学性和可实践性，使其警务人员具有较大的利用价值和使用意义。
公安机关可以警察的工作绩效为基础，建立基于绩效内容的激励机制。依据警察的工作表现和工作绩效，对其实施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奖励或惩罚，以此激励其工作积极性。公安机关在实施激励机制的过程中需要注意配合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观点出发，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不可偏重任何一方，但在不同的时段，两者可以有所比重的不同。具体而言，对于绩效成绩优秀的警犬技术警察要给予他们培训进修的机会，甚至可以给以晋级、晋职，委以重任，行使更大的权力，满足其受人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而对业绩很差的要给子降职、降薪或免职处分即同时，激励机制的建立要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须在部门内部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和公平的竞争机制。具体说来，一方面要改革警察的薪酬制度，让警察的待遇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发挥特遇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要打破工作终身制，逐渐实行竟争淘汰机制。目前，警务部门内大范围的工作终身制使相当一部分人危机感和责任感不强，只有打破这种格局，建立优胜劣汰的竟争机制，才能激发警察的危机意识，提高他们的工作激情，以实现竟争激励的目的，总之，建立在绩效基础上的激励措施能激发主动性和创造力，能促进考核的引导示范作用，充分发挥考核的激励作用。
（三）建立完善的司法警察培训机制
为实现警察队伍建设的正规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队伍目标。强化警察的职业忠诚度。使这支队伍更加稳定、持续地发展下去。必须完善警察的培训机制。
篇2：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的规制
1. 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的特殊性
警察权, 是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警察机关执行警察法规范, 实施警务活动的权力。警察权与警察职权是既相互联系又不相同的两个概念。警察职权是具体的警察机关在警务活动中依法被赋予的职责和权限。警察权是警察职权的抽象, 警察职权是警察权的具体化, 二者不能等同。警察权是警察行政职权与警察刑事职权的统一。[1]所以, 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是公安边防机关在行政管理中, 依法所拥有的职能和权限。在这个界定中, 主要体现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⑴法定性与军事性相结合
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的主体、内容是由国家法律、法规加以明确规定, 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是与国家法律密不可分的。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的行使主体是公安边防机关, 这是国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 其他任何机关、组织或者个人都没有这个权力。从内容上说, 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也是法定的, 超出这个范围就是非法的。所以, 公安边防警察在行使时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 不得越权或违法。另一方面, 公安边防警察执行保卫国家边境地区安定和进行陆地边境地区和沿海边境地区巡逻的军事任务, 所以, 公安边防警察的行政职权法定性与军事性的统一。
⑵单方性与涉外协商性相结合
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在实施过程中, 为体现国家的意志, 往往以命令、指挥等形式实施权力, 对于相对人来说, 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和遵守。因为这种权力关系是由法律事先加以规定的, 是一种公共权力, 目的是为谋求国家、社会的利益, 不是某个组织或个人的利益, 不存在自由协商的条件。[2]另一方面, 公安边防机关要代表国家处理边境地区的相关边境涉外事务, 有法可依的情况要依法处理涉外事务, 当我国法律和边境条约都没有这方面规定时, 就要双方协商处理。
2. 公安边防管理相对人的特殊性
公安边防机关的行政管理有别于一般行政管理。公安边防机关的行政管理是针对特殊地区、特定人, 所以, 边防管理相对人就有了区域性和特殊性。公安边防管理相对人即在公安边防管理活动中, 接受公安边防机关管理的, 享有权利, 承担义务的公民、组织。[3]
二、公安边防机关行使行政职权中存在的困境
1. 公安边防机关的权限划分不清
我国的公安行政机构的设置吸收了首长制、委员会制、层级制、权能制的优点, 但缺点也不可避免。从全局看, 我国的公安行政机构基本上是适宜的, 但从细节看, 问题颇多, 甚至有些领域还相当严重。具体包括:一是公安边防机关与公安机关的权限划分不清。一方面, 公安边防机关与公安机关同时在边境地区存在, 彼此之间以地域划分权限, 这势必造成在经济繁荣地域, 争着管, 抢着管, 因为有利可图, 甚至借法扩权, 争权夺利;另一方面, 在地域相邻地带, 公安机关之间互相推卸责任, 成了无人管。二是公安边防机关内部权限划分不清。公安边防机关在地方的机构有边防局及边防检查站, 在利益面前, 争风吃醋, 互不相让。
2. 滥用行政许可权
公安边防机关在行政许可方面, 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出入境边防检查方面, 一个是边境管理方面。实践中, 公安边防机关在行政许可的实施中, 往往是滥用职权, 超越职权。第一, 在申请人条件符合的情况下, 拖延审批。第二, 在准予发放许可的同时, 附加条件, 乱收费, 索要钱财。
3. 行政处罚随意
行政处罚是公安边防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最容易侵害相对人权利的方面。公安边防机关的行政处罚主要有治安管理、沿海船舶管理及出入境管理三个方面。目前, 公安边防机关最突出的表现有:
⑴认定事实不清
个别边防警察在对事实认定不完整、不全面、不准确的基础上, 就作出处罚。有的以偏概全, 认定事实有遗漏, 有的证据与认定的事实脱节, 根本就与认定事实无关, 有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证据单一, 造成公安边防处罚中的错罚。
⑵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法律赋予公安边防机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权力, 目的是为了公安边防机关更好的行使处罚权, 以罚款为例, 公安边防机关在实践中, 就高不就低。不论情节轻重, 一律是最高限度。如张某未申领出海船舶户口簿擅自出海, 公安边防机关对其处以500元罚款。而在翻查历史记录时发现, 所有该行为均罚款500元。不分情节一律500元。其次, 人情是罚款高低的尺码。一些公安边防机关存在严重的人情关, 有人就不罚, 没有人就重罚。在赌博案件中, 有的按最高罚, 有的按最低罚, 有的根本就不罚。再次, 罚款任务决定数量。“中国警察论坛”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地方的警察都有罚款任务, 每年普遍在2万元至5万元, 最高可达10万元。据报道, 当时延安一个普通派出所, 每年罚款额都在8~10万元以上。罚款创收已经成为当地公安系统公开的秘密。
4. 程序混乱
⑴适用简易程序过于频繁
简易程序的适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事实清楚, 二是有法律法规的依据, 三是罚款数额较小。由于部分公安边防警察怕麻烦, 加上公安边防相对人普遍法律知识薄弱, 因此, 公安边防机关在适用简易程序上极为频繁, 即使不适用也硬套。
⑵不履行告知程序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 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现实中, 边防警察往往不履行, 即使履行, 也是内容不全, 从法律上看, 虽然处罚没有错误, 处罚程序是错误的, 所以, 处罚不合法。
三、规范公安边防行政职权的行使
1. 完备相关法律法规
完备相关法律法规是大势所趋。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新阶段, 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公安工作, 都由原来主要依靠行政命令逐步向主要依靠法律规范转变, 由原来带有临时性、突击性的领导方式向制度化、规范化、正规化转变, 也就是向“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方向转变。随着民主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 任何一项政府工作, 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就很难推动甚至无法推动。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公安边防工作也是如此。在过去, 领导定了或者有了政策, 就可以做;而现在, 哪些属于违法行为、什么情况下可以限制人身自由、罚款数额可以提高到什么程度, 既不是领导说就算数, 原则上也不是公安部能决定的, 而是必须由法律法规来规定。而且, 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越来越强, 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监督制约力度也越来越大。现在与过去的最大不同在于, 公安边防机关的所有的行政职权要建立法律授予的基础上, 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授予, 目前我国公安边防警察的行政职权的渊源主要有法律 (狭义) , 如《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行政法规, 如《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等;有部门规章, 如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管理办法》、公安部《沿海船舶边防治安管理条例》等;有地方性法规, 如《新疆国界和边境管理暂行办法》《浙江省台湾船舶边防管理规定》等。以此来看, 似乎公安边防警察的行政职权有法可依, 但所有的法律没有明确授权, 而边境管理更多是依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而治, 边境管理直接与主权息息相关, 用层级低的法规来约束显然不合适。
蒙古国边防军的任务在其《兵役法》《国防法》《蒙古军事学说》和《边境法》等有关法律中都明确规定:“在和平时期执行保卫国家边疆和边境管理任务, 战时执行边境防卫、抵御边境武装入侵、消灭敌特等任务。”在《边界法》中, 如边境标志管理权、涉外事务管理权、武装监护权、检查权等, 都明确加以规定。
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也应该尽快以法律形式予以规定, 或者是国界法或者是边防法, 一方面确定公安边防警察职权范围、性质及内容, 从而规范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国边防警察地位的稳固与可持续发展。其中内容包括:
(1) 公安边防警察的性质; (2) 公安边防警察的任务; (3) 公安边防警察的职权; (4) 组织与管理; (5) 执法监督; (6) 法律责任。
2. 改革我国现有边防体制⑴建立非现役制边防警察
我国目前实行现役制边防警察制度。边境地区地处偏远, 条件相对较差, 特别是在一些边远省区, 边境地区人烟稀少, 有的边防检查站只有两个人, 方圆十里都没有住家, 针对边境地区的特点, 我国实行现役的边防警察制度, 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标准要求边防警察, 从这个意义上说, 现役制边防警察制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 从公安执法工作的可持续性来看, 现役制是有缺陷的, 公安边防机关的基层派出单位是公安边防派出所, 是主要的执法单位, 而公安边防派出所的最高级别是营级, 也就是说, 一个本科毕业生最多干八年就得走人, 或者去上级机关或者是五年之内面临二次就业, 所以, 一些公安边防警察刚刚由一个初学者转成熟练工就退休了。基于此, 笔者试想, 在一些艰苦地区推行现役制边防警察制度, 在一些发达地区推行非现役制边防警察制度。
⑵建立相适应的机关基层人员配置
公安边防机关为了容纳更多的干部, 建造更大的框架, 不仅仅是级别提升, 高层管理干部增多, 基层干部也在不断扩充, 进的多, 走的少;吃饭的多, 干活的少。领导机关是机构庞大, 部门细化, 基层部门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上级机关设立的部门, 下级公安机关也相应设立。而且新设立的部门总是越来越小, 权力越来越小, 事情越管越少, 直至解散, 然后再建一个新的部门, 其本质就是要编制, 当然编制扩充之后, 人也就到其他部门了, 队伍就这样逐步壮大, 可是, 人多力量大, 工作应该越干越好才对呀, 事实是所有的人都到了机关, 真正从事公安边防基层执法的人越来越少, 这是对公安边防人才配置上缺乏理性思考的一种表现。我们曾经提出“小机关, 大基层”的概念, 但事实上并没有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来。笔者认为, 不一定是大机关, 也不一定是大基层, 重要的是适合各省边防局的实际情况, 建立相适应的机关基层人才配置。
⑶借鉴美国的边防警察体制
我国的边防警察行政职权是较宽泛, 陆地也有治安管理权, 海上也有治安管理权, 行政执行权也是不分陆地与沿海, 相比较而言, 权力过于分散, 又具有垄断性。从前面的论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边防警察分为陆地和海上两部分, 体制明确, 归属明确, 任务明确, 陆地的边防警察主要是行政执行权, 海上边防警察主要是海上治安管理权, 这样的权限划分较明确, 执行也简单明了。
3. 提高公安边防警察素质
⑴树立执法为民的观念意识
面对依法行政对公安边防工作的新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对公安边防工作提出的新挑战, 公安边防警察必须树立执法为民的观念意识。观念是行动的风向标, 只有观念先行, 行动才能跟得上。我们一方面实现了警察是国家权力这一职能, 另一方面却淡化了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公安边防机关既是国家的权力机关, 又是服务机关。既是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 又是全心全意通过执法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国家机关。公安机关对相对人的服务是一种职务服务, 即法定职责的履行, 而不是法定职责以外的服务。公安边防警察要把公安边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到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上来, 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意识。树立执法为民的意识还有助于防止腐败, 防止以权谋私, 防止侵犯人权、侮辱人格的事件发生。
⑵提高公安边防警察的法律素质
公安边防警察行使职权归根到底就是依法行政。法律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依法行政的效力如何。针对公安边防警察法律素质低的问题, 应该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采取不同措施。
首先, 通过各种学历教育提升公安边防警察的文化水平。学历教育是实现对在岗警察进行系统学习的最基本的方法。学历教育可以是全日制脱产班, 通过鼓励干部考取各院校的本科、研究生专业, 进行法学专业的学习, 学历教育还可以是函授式非脱产班, 通过就近院校各法学专业函授学习, 提高法律水平, 由于基层工作量大, 人员少, 其实际情况较适合函授式非脱产班, 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 学习中可以将工作中的问题带到学习中来, 或者进行理论探讨, 或者进行课题研究, 工作中的遇到的一些执法问题就会用法律解决。
另外, 各个边防机关可以聘请法律专家到基层进行讲学, 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4. 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行使原则
⑴公共原则
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的行使必然以维护边境地区的公共秩序为必要。换言之, 只有是为了公共秩序的需要, 不得进入私人领域。这个界限又如何区分呢。黑格尔说过, 警察会采取一种方针, 把一切可能的事物都划到它的范围里来, 因为一切事物中, 都可找到一种关系使事物成为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 警察可能在工作上吹毛求疵, 干扰个人的日常生活。尽管这是多么麻烦, 然而毕竟无法划出一条客观的界线来。黑格尔认为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划分出一条截然可分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尽管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是相对的, 但仍然是可以区分的, 这种区分应当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通过法律限定公共秩序, 通过法律限定警察行使职权, 是最合理的一种解释。首先, 这个公共秩序是国家的, 既然国家的公共秩序, 就要由法律来确定, 就如同国家权力需要国家法律的授予一样。其次, 国家法律所确定的公共秩序是相对的, 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 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 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 仍然不能实现法治。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笔者所理解的良好的法律就是相对的, 相对良好的法律规定了相对的公共秩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 公共领域不得进入个人领域, 个人领域不得侵犯公共领域。再次, 公共领域与个人领域不是完全对立的。警察行使用权职权, 要以公共秩序为限, 但并不是以损害个人的权利为目的, 公共秩序是为了保障公民更好的实现个人的权利, 如良好的治安是公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 对危险物品的管理是公民安全的保障。这一原则又具体包括不可侵犯私人生活原则、不可侵犯私人住所原则和不干涉民事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2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 保护公共财产, 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⑵比例原则
规范公安边防警察行使权力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使行政职权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 特别是在法律不得不给执法者留有相当的自由空间时, 如何才能保证执法者不会为了某种不合法的目的而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在大陆法中, 这种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协调, 借助的是比例原则。在18世纪末到一战之前, 德国法学界将比例原则局限在作为特别行政法的警察法上使用, 以后也用于保护个人利益不受整个行政机构的错误干涉。在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中就涉及此原则, 即:警察的行政权力必须限定在任务完成的止的范围之中。
比例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 如果为了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 应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 使二者处于适度的比例。比例原则最通常的阐述是“三阶理论”, 也称三项“构成原则”, 即手段的妥当性、必要性和法益相称性。
(1) 妥当性。职权行使及手段的采取必须是有利于实现所追求的目的。在行使职权过程中, 目的是法律所设定的目的, 为了追求目的的实现, 警察可以采取多种手段, 而手段的选用必须是相适应的。如手段不能实现目的, 或者超出法定目的, 都是违背了比例原则。曾经有某派出所边防警察为了查缉某人身上是否拾毒品, 命其蹲了一个小时的马步。这就是违背了比例原则。还包括违反法律规定, 如私自拆开出境人员的签证页。
(2) 必要性。必要性是对所追求的目的和所采取的手段之间的比例进行判断, 从而决定采取何种手段, 即采取危害最小的。对此, 詹林雷克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警察不能拿大炮打燕子。”
(3) 法益相称性。法益相称性又称狭义的比例原则, 就是要求手段的严厉程度与理由的充分程度之间要成比例。即, 保护大的利益, 可能会损害几个人的利益, 但保护小的利益, 就不可以损害多个人的利益。
⑶程序原则
衡量公安边防警察行使行政职权是否合法, 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处罚适当外, 还包括程序合法。没有程序的合法, 就难以实现实体的公正。公正的程序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石, 也是法治区别于人治的重要标志。程序原则是指公安边防警察行政职权的行使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 即行使职权必须按照法定的方式、步骤及时限。
参考文献
[1]陈兴良.限权与分权: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警察权[J].法律科学, 2002 (1) :53.
[1]姚华.公安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58.
篇3：刑事司法职权运行的问题
关键词：刑事司法权力；司法平衡；制约
刑事诉讼是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依照法定程序，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与民事诉讼相比，其是国家追究犯罪、实现刑罚权的专门性国家活动，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权力的主动介入。我国刑事诉讼分为立案、侦查、起诉、一审、二审和执行阶段，通常称之为侦查、起诉、审判阶段，这三个阶段刑事司法权力分别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行使。
国家司法权力的配置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历史而不断变化，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从集中到分立的演进过程。洛克在《政府论》中论证死刑存在正义性时指出：“死刑源于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的死刑权的让渡，符合死刑从私人复仇到同态复仇再到国家报应的发展历程。”从性质上看，刑事司法权从原始的私人救济到国家权力的救济；从制度上看，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单一的刑事审判权到封建社会刑事司法权力配置给行政长官，到现代社会的三权分立，是一个不断向科学化、民主化、合理化方向发展的过程。
《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这一规定说明了公检法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关系。
分工负责要求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应依据法律赋予各自的职权，各司其职，不越权干涉，也不相互推诿。主要表现为：公安机关负责对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逮捕和预审；人民检察院负责对刑事案件的批准逮捕、依其职权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则负责对案件的裁判；互相配合要求三机关在分工的基础上密切配合，协同作战，这主要体现在案件进展过程中各环节的相互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和预审工作要做好，为人民检察院的批捕和起诉做好准备工作；人民检察院审查和提起公诉要为人民法院的审判做好准备工作，这要求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意见书及时审查，作出是否批捕、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对于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及时审查，是否开庭审理，依法作出裁判；互相制约的目的更多在于三机关在程序上的监督与纠错，保证案件程序上合理，保障犯罪嫌疑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公安机关有权对检察院做出的决定认为有误可提出复议，人民法院对于检察院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形式审查，审查是否符合审理的条件；同时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认为确有错误的，可提出抗诉，启动二审或再审程序。此外，人民检察院可依职权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在办案和审判过程进行监督，如有错误可提出意见并要求予以改正。
这是我国宪法对公、检、法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相互关系的规定。作为政策性原则，由于历史及现实原因，配合制约原则并不能完全反映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权力分工与制约理念在现实司法活动中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侦查权过大、检察权的分散和审判权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背离了这一制度最初的设置理念，偏离了司法公正、高效、权威、效率的目标。
“侦查权中心化”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司法权的平衡。虽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独立行使侦查权，但大多数刑事案件还是由公安机关独立侦查。《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如下侦查权：立案、传唤、审讯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和被害人、勘验、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和技术侦查等，还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力，如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享有的侦查权十分广泛，而这些权力中除了逮捕需要检查机关批准外，拘留、监视、搜查、扣押等易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侦查行为都由其自行决定，如此宽泛的权力在行使过程却极少有外部的监督制约，侦查权势必会任意的扩大。公安机关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行使侦查权，缺乏有效监督制约，侦查权不可避免的发展成为一种神秘而又令人生畏的权力。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是专门的诉讼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立案、侦查、审判和生效裁判的执行是否合法有效实行监督；此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唯一的公诉机关参与刑事审判活动，除自诉案件以外所有的刑事案件均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派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检察机关这一既是参与者又是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必然使其在审判活动中凌驾于对方当事人即被追究的嫌疑人。被起诉者在检察院监督之下行使自己的权利必然会受到影响，这不仅破坏了控辩平等对抗原则，也直接影响了法官的中立审判地位和审判结果的公正。贺卫方教授曾对这种制度进行力批判：
“这种权力配置模式使控诉方在承担控告职能之外，又可以居于审判方的上位，对后者加以监督，这至少在一定的限度内将起诉权和审判权合而为一了。我国检察机关的这种职权特色存在着相当大的弊端，它分割了审判权，损害了审判中立原则；它造成了刑事审判程序中控辩双方地位的严重失衡；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危及‘既判力’原则，导致司法判决稳定性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