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问题及对策

集资诈骗问题及对策（共6篇）

篇1：集资诈骗问题及对策

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成因、特点及对策

二、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成因

（一）体制弊端

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时，间接融资市场相对于急剧发展的经济规模而言显得过于狭窄，而国家为达到抑制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目标，使资金供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市场创造商机，需求同时也诞生犯罪，转型期的经济体制为民间非法集资创造了一个市场。

（二）政策弊端

尽管修订后的刑法对非法集资严惩不怠，但集资诈骗仍时有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政策的影响。我国目前实施以齿及消费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银行存款利率不断下调，而通货膨胀的阴影在国人心中仍挥之不去。在消费购买力尚很低的国人心态里，集资的高利率是防止纸币贬值的最好方式。

（三）历史残遗

在中国经济行政化和抑商主意的夹缝中，民间经济力量一直作为官营经济的补充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这种民间力量往往获得官方的默认和国民的认可，其民众基础性不容轻视。而中国古代，经济被政府多重压抑，融资行业也被政府取缔，“地下钱庄”、“抬会”等民间融资主体长期延续发展，它因给民众带来一定便捷性而获得了一定认可，因此，不难理解，当社会资金供需矛盾一出现时，会有如此多的民间非法集资活动且能蒙骗人们。

（四）泡沫经济中风险的双重性

从计划经济解体到市场经济建构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往往都存在泡沫性，它常导致人们风险意识的丧失，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掩盖了危机意识。非法集资案件中，诈骗者多许诺以高额利息，如“沈太福长城机电公司”非法集资案中，利息是24%，“吉林省宇全工贸总公司韩玉姬”诈骗案中，许以月息3%、6个月付息、1年后还本金高额回报。其反金融原理性一目昭然，世界性银行存款利率最高不过年息15%。但是，发生于泡沫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风险与危机意识往往被掩盖。而金融的本质更加剧了这情形，“金融是双刃剑，既可掩盖危机、引发危机，又可治理危机。”披着金融外衣的非法集资活动也在这种双刃性借口下，蒙骗国人，彰行其道。

（五）有一定社会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收入增加，部分企业转制、重组过程中，给部分职工发放补偿金或买断工龄款，使社会上闲散资金大量增加；而目前社会投资渠

道较少，大量资金滞留在群众手中，给这类犯罪活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六）有很大欺骗性

涉嫌犯罪的企业、公司的工商执照、税务登记、司法公证样样俱全，使他们从事的非法经营和经济犯罪活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具有很强的蒙蔽性。

（七）有很大诱惑性

无论采取什么形式，犯罪嫌疑人都会把“回报率”定的很高，而且获取的时间很短，超高额的经济收益具有很强的诱惑性。

（八）部分群众投资心态有很强投机性

部分群众缺乏法律观念和理性心态，幻想“一夜暴富”；也有少数人明知是投资陷阱，仍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参与；还有的人为了获取优厚“提成”，甘愿充当犯罪嫌疑人的“帮手”，结果害人害己。

四、打击、防范集资诈骗犯罪的对策

(一)国家打击、防范集资诈骗犯罪的对策

1、健全法制建设，加强法制教育和典型案例的宣传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从源头上阻断此类犯罪滋生的土壤，是有效预防此类犯罪活动的基础。

在当今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犯罪案件案发日趋增多，尤其是集资诈骗案件，大多受害人因贪图高利参与集资，不仅未意识到所谓高利是集资犯罪分子设计的陷阱，反而还不理解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工作。因此，加强法制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应当结合典型的集资诈骗案件案例，进行法制宣传，揭露集资诈骗犯罪活动的实质和表现形式，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制意识，遵纪守法，自觉抵制违法犯罪行为，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2、健全落实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制度，是有效预防此类犯罪活动的主要手段。

公安经侦部门要主动横向联系，利用公安联络室在沟通信息、案件移送上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工商、质监、金融等职能部门的监督管理作用，以便及时发现线索，从快打击犯罪活动。

3、广辟情报线索，扩大信息来源。

公安部门要建立健全情报信息网络，构建一批高质量、有战斗力的信息联络员，通过各种渠道及时获取信息，以便尽快、尽早地掌握犯罪动态，预防此类犯罪活动。

4、公安经侦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强化侦查破案。

公安经侦部门要注意对此类犯罪的规律特点的调查研究，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把群众反响大、社会影响面广、领导关注的重大案件为主攻目标，力争快侦快破，最大限度的追缴赃款赃物，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同时，打击和防范集资诈骗等涉众犯罪，获取情报是关键。要结合涉众犯罪的规律特点，建立专门的打击涉众犯罪的控制力量，在重点行业、领域和部位建立控制阵地，在重点行业和人群中物建秘密力量，构建立体交叉的控制网络。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及时捕获信息，主动发现深层次、内幕性、预警性的涉众犯罪线索，做到未动先知。同时，要调动阵地和秘密力量，开展前期的调查控制工作，搜集犯罪证据，摸清涉案资金的来龙去脉，以便及时发现非法集资行为，大大减低其危害程度，把人民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为侦查破案创造有利条件。在严厉打击集资诈骗犯罪的同时，积极向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通过深入、细致的疏导工作，化解他们的过激情绪和言行。在获得闹事的苗头性信息后，要做好处置突发性事件的准备工作，将群体性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参与这些活动的人员串联和到异地聚集，全力维护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5、加大打击力度，遏制集资诈骗犯罪的蔓延。

我国犯罪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犯罪分子效仿能力强，作案手法传播快，非法集资诈骗犯罪与其他犯罪相比，作案手法简单，来钱省力，非法所得数额又较大。成千上万的大数额非法所得，对企图不劳而获，铤而走险的人员又具有无可估量的诱惑力。如果不对非法集资的诈骗者给予及时有力的打击，此类犯罪就会迅速蔓延，愈演愈烈。有鉴于此，对已经发生非法集资诈骗案件要组织人员积极侦察，快侦快破，依法严厉惩处，以儆效尤，震慑违法犯罪分子。严格执法，绝不手软，是有效预防此类犯罪活动的保障。对于集资诈骗现象，公安、检察、法院三部门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打击此类犯罪的重要性，进一步统一认识，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形成合力，切实履行打击犯罪的职责，以打促防，有力地震慑和遏止集资诈骗犯罪。

(二)人民群众防范集资诈骗犯罪的对策

1、要善于识别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手段花样翻新，种类繁多，但其根本点都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许诺的“投资回报”越高，兑付的比率就越低，投资风险也越高。广大群众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切勿为谎言所欺骗、为暴利所诱惑，坚守“天上不能掉馅饼”的理念。

2、是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往往打着政府支持的旗号，通过媒体广告强化宣传，利用亲友相互鼓动，广大群众应该充分认识这种手法只是一种商业行

为，不存在任何绝对“保险”的功效。因此，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防范投资风险。

3、要明白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有关法律规定，非法集资活动是违法犯罪行为，参与者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其损失国家不能代偿。

4、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当事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对以上访为名组织串联、煽动群众闹事者要依法严肃处理。

(三)建立打击经济犯罪的防控机制

我国对一般刑事犯罪的预防起步较早，体系比较完整。相比之下，经济犯罪的预防工作比较薄弱。根据司法实践，我们认为，预防集资诈骗等严重经济犯罪的重点：

1、是在公安机关内部做到上下联动，多警种配合，解决经侦部门孤军作战的问题。特别是对公安机关的基层部门，应仿效治安管理部门与基层派出所签订杜绝利用游戏机赌博责任状的形式，落实好责任制。在已侦破的集资诈骗案件调查工作中，发现有很多基层派出所对一些现象是了解的，但是觉得与本部门无关，又不知该如何去过问。这说明我们内部在经济犯罪防范机制建立上还不到位，经侦业务的触角还没有延伸到基层。因此要完善经侦工作信息系统，直到在基层派出所等部门设立经侦工作信息员，真正发挥公安机关在预防经济犯罪中的主力军作用。

2、是司法机关在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中要严格依法办事，坚决克服以罚代刑，降格处理的倾向。

3、是建立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与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部门、金融及其监管部门、政府招商引资等多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相互通报情况，沟通信息，各司其职，使集资诈骗犯罪得不到合法身份做掩护，真正建立起一种司法的、行政的和社会的防控体制。

4、是在全社会做好法制宣传工作，特别是对一些困难群体，要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工作，这是预防集资诈骗犯罪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篇2：集资诈骗问题及对策

非法集资犯罪体现在我国的刑法中主要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目前社会上非法集资案件呈集中爆发的态势，各种各样的非法集资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给人民群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我市江干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在前期侦办诸如“吴建梁集资诈骗案”、“史晓晶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荣鑫洋非法经营黄金期货案”、“邦家租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等一系列非法集资案件的基础上，结合所掌握的其他类型的非法集资案件，对常见非法集资案件的模式进行了梳理，目前已作为江干区预防非法集资的素材在各种场合进行公开宣传。

常见的非法集资模式有以下几种：

1、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开办储蓄业务；

2、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违反国家利率规定，擅自变动储蓄存款利率吸收存款的；

3、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以给付回报实物等方式变相提高储蓄存款和利率吸收存款的；

4、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的金融机构，以发行股金等方式吸收资金变相吸收存款的；

5、以兴办实业，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庄园开发等名义，承诺回报进行非法集资的；

6、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代管、代养、发展会员、商家加盟与“快速积分法”等方式销售商品、收取保证金等形式进行非法集资的；

7、以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发展绿色产业、民间资金造林等方面采取的鼓励政策为幌子，许诺高额回报，进行非法集资的；

8、以合作经营、投资入股、入股分红或加盟为名，承诺回报，收取定金、股金、加盟费等非法向社会公众集资的；

9、组织民间“抬会、合会、标会”等组织或者地下钱庄向社会公众集资；

10、以发行或变相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等权利凭证或者以期货交易、典当为名进行非法集资；

11、通过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12、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品，如“电子商铺”、“电子百货”投资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13、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分割，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非法集资；

14、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

15、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16、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内容广，表现形式多样、犯罪分子诈骗的手段不断翻新，常使普通百姓防不胜防。为此警方提示：

一、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提高识别能力，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在投资时，应向工商等相关部门全面了解对方公司的经营、法人等情况，辨析真伪，尤其是对那些“高额回报”“快速致富”投资项目进行冷静分析，切勿轻易相信，以防上当。

二、正确识别非法集资活动，主要看主体资格是否合法，以及其从事的集资活动是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是否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是否承诺固定的高额回报，非法集资行为一般具有许诺一定比例集资回报的特点；是否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性质。

三、增强理性投资意识。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不规范的经济活动更是蕴藏着巨大风险。因此，一定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依法保护自身权益。

篇3：集资诈骗罪的法律问题研究

2012年4月1日,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马宏江等16人利用汇佰利、国盛等公司进行集资诈骗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集资诈骗罪判处主犯马宏江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15名被告人分别处以7年以上不等的刑罚。

2012年2月10日湖南省高院终审判决:曾成杰、曾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总金额34.5亿元, 集资诈骗金额8.3亿元, 金额特别巨大, 且情节严重, 曾成杰、曾正的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驳回曾成杰的上诉, 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即“被告人曾成杰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死刑。上诉人曾正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2009年12月18日,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 被告人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等手段, 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 还有大量的欠债。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吴英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二审吴英案, 吴英所借资金究竟系用于正常经营活动, 还是个人挥霍挪作他用, 将成为判决的关键。2012年1月18日下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 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 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

2010年4月2日,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 依法对王希田等八名上诉人不服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上诉案公开宣判,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被告人王希田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希田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于2003年3月至2006年11月间, 在长春市、大连市、天津市等城市共集资诈骗3.5 万人次, 集资诈骗总额达人民币8.6亿元。

2010年12月11日上午,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唐亚南等23名被告人涉嫌集资诈骗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一审判决被告人唐亚南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审理查明:自2004年6月至2007年3月间, 万物春公司先后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西等七省116个县、区非法集资共计973, 532, 900.00元, 涉及集资群众49786人次;共造成群众集资款333, 949, 170.00元无法返还。众多群众因参与被告人唐亚南等人组织的非法集资, 背负巨额债务并由此陷入生活困境。投资户周天明等人, 因经济损失巨大、精神崩溃而发病, 终因投资受损无钱医治以致死亡。颍上县投资户彭杰, 在返款无望后因不堪重负上吊自杀。部分投资户为挽回损失, 纷纷相互串联不断到亳州、合肥、北京等地集体上访,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唐亚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 骗取群众集资款, 数额特别巨大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此外, 2009年8月5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将集资诈骗犯斯茶仙执行死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将集资诈骗犯杜益敏执行死刑。同年,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郑存芬死刑。……

二、集资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

集资诈骗罪是当前较为多见的一种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集资诈骗犯罪一旦发生, 往往被骗人数多, 被骗资金数额巨大。集资诈骗罪是金融诈骗罪的头号犯罪, 其严重地扰乱了国家正常金融秩序和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集资诈骗案件处理及时、准确、有力与否, 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

集资诈骗, 又称非法集资、乱集资, 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三乱” 表现之一,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 数额较大的, 构成集资诈骗罪, 是整顿、查处金融“三乱”的重点。集资诈骗罪既严重地扰乱了国家正常金融秩序, 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据有关单位调查表明, 目前社会集资金额的70%来自银行存款, 以致在有的地方, 银行因为疯狂的集资热而发生严重信用危机。 发生于1989～1994年的邓斌集资诈骗32.17亿一案的重灾区江苏省淮阴市流传着这样一幅对联:“怨声、哭声、谩骂声, 声声刺心;私债、国债、企业债, 债债逼命”, 由于受骗上当, 一些人倾家荡产, 一些人精神崩溃, 一些人则选择了自杀……这些都说明了集资诈骗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2012年的“吴英集资诈骗案”更是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 但是, 非法集资行为所涉罪名共有7项, 实践中主要适用的罪名为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当前,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判定者日众, 而以非法集资罪定罪处罚者较少, 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非法集资罪需证明之构成要件过于繁复, 侦查机关以节约成本为衡量, 取证不到位, 造成审判认定的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发后, 对构成要件的争论反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亦有大批案件滞于侦查、公诉机关, 罪名内涵亟待明晰。

三、认定集资诈骗罪的难点之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 以向社会非法集资的形式进行诈骗, 数额较大的行为。从刑法规定的情况来看, 集资诈骗罪主观方面的犯罪目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认定集资诈骗罪的关键问题之一。

国际上对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有多种学说, 一是非法取得说, 美国刑法认为, “诈骗犯罪就是怀着诈骗意图, 以捏造虚假事实的方法, 取得他人财产的行为” ;二是永久剥夺他人某项财产说, 英国刑法规定, “一个人若以永久剥夺他人某项财产为目的, 通过诈骗不诚实地取得了该顶财产, 就构成一项最高处罚为10年监禁的犯罪” ;三是获得说, 法国刑法典规定, “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获得不法财产利益, 以欺骗、歪曲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 使他人陷于错误之中, 因而损害其财产的处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四是所有说,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行为人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构成第三三九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 。四种学说对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表达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占有” 。

刑法理论上对“非法占有”的含义有多种理解, 主要有“非法占有说”、“排除权利人意思说”、“非法所有说”、“意图改变所有权说”、“非法获利说”等几种, 在此笔者不一一阐述。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在民法上“占有与所有权, 在意义上虽有类似之点, 但二者之本质, 则截然不同。盖所有权乃对于物为法律上之支配, 而占有系事实上之支配力也。就一般言, 占有人大抵均系物之所有人, 而亦有不然者, 物之承租人、物之借用人、以及窃贼强盗, 虽亦有占有之资格, 但非所有人也。” 可见, 在民法意义上“非法占有”仅仅是指行为人对物在事实上的非法管领状态。而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 , 实应为“非法所有” , 即指行为人对其非法取得的财产进行非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是“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的全面侵犯” 。

笔者认为该罪“非法占有为目的”应理解为“将他人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 并以所有人自居予以保存、使用、收益和处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 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 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 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二) 肆意挥霍集资款, 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三) 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四) 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 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 逃避返还资金的; (六) 隐匿、销毁账目, 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 逃避返还资金的; (七) 拒不交代资金去向, 逃避返还资金的; (八) 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应当区分情形进行具体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 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 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然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事实在现实生活中形式多样, 远不止于此, 我们在认定“非法占有”的主观心态时还可以从以下四点来考察:

第一, 从动机上看发起集资活动时行为人是否基于资金需要, 并具有真实的集资项目。在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集资活动中, 行为人多是因对现有企业存在扩大生产和经营发展的现实需要, 有真实的项目, 而对公众发起集资的。

第二, 从资金的用途上看所募集的资金是否用于行为人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集资的本质就在于聚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等营利性活动, 通过资本自身的增值在一定期限内偿付出资者本金及利息或其他回报。如果集资方根本就没有把资金投入任何可以投资盈利的实业活动, 甚至将集资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家庭消费和私人挥霍, 则可以视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第三, 从回报率上看所承诺的投资回报是否符合一般商业活动规律。超出银行存款利率的高回报是集资活动强大的吸引力之所在, 它吸引资金向着利润最大化的方向流动。正因如此, 行为人才能迅速筹集到大量资金。虽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所有高额回报的承诺都是非法集资, 但回报率有极限, 即要与行为人所从事投资的经济活动相符合, 否则将违背商业规律, 无法实现。

第四, 从行为上看集资款到期后集资行为人是否有积极筹措资金并还本付息的表现。现实中, 集资诈骗行为人往往不但没有积极运作资金进行正当营利活动的行为, 反而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迟延办法, 或者隐匿转移财产, 或者干脆携款外逃。

综上所述, 在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司法实践中, 要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避免两种倾向:其一是单纯根据不能归还的结果判断“非法占有为目的”存在的客观归罪, 其二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没有深入探究事实真相抓住行为的本质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仅根据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借条”或“还款协议”等, 就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真实存在。

四、关于“使用诈骗方法”是否为本罪构成要件的问题

依照刑法第192条对集资诈骗罪的表述, 可以这样推论:即行为人所使用的方法行为在于采用了隐瞒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诈骗方法, 而其目的却落脚到了“非法集资”。实践中, 大多数非法集资案件也均使用了欺诈方法, 如虚假注册资本, 虚构资金用途等。让人容易理解成此罪是打击“使用诈骗方法”的非法集资行为。笔者认为“非法集资”不以“使用诈骗方法” 为前提。理由如下:

第一, 在一些情形中, “使用诈骗方法”会使刑事证明陷入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 “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 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 骗取集资款的手段。按目前罪状表述, 必须证明集资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 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的行为。但是实践中经常出现罪犯并未隐瞒真相, 虚构事实的情形, 既未对其主体资格虚构, 也未虚构集资款用途, 而仅抛出高息诱饵, 出资人也明知这一事实, 此时, 如何认定其刑法理论上的“诈骗方法”?因此, 在特定情况下, 在非法集资的手段限定为“使用诈骗方法”, 会带来不必要的刑事证明困难, 并为罪犯规避法律寻找辩护提供了借口, 也不利于更好地惩治事后故意行为。

第二, 有利于更好地惩治事后故意行为。集资诈骗与普通诈骗的一个重要区别是, 一般诈骗是事前故意, 即事先预谋、策划, 以获得他人财物为唯一目的, 得款后往往立即潜逃, 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一目了然;而集资诈骗更多的是事中、事后故意, 集资活动的开始限于规模和罪犯的谨慎性, 往往无法判断其故意内容, 随着集资金额的增加, 罪犯对集资款才表现出挥霍、任意处分的行为, 事后 (中) 故意性更明显。

第三, 从司法解释的精神看, 本罪是以保护集资款为直接目的, 打击的是非法占有集资款的行为, 将“集资款”作为本罪司法中需重点认定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 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一) 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 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二) 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 以代种植 (养殖) 、租种植 (养殖) 、联合种植 (养殖) 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 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 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 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 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 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 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七) 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 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八) 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 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 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一) 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 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从以上司法解释第4条、第2条的规定来看, 本罪客观方面的认定均是围绕“集资款”的处置来进行的。

五、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比较

根据刑法第176 条的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其与集资诈骗罪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犯罪主体都是一般主体;客观方面都是非法募集公众资金的行为;都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等。两者的区分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犯罪目的不同。集资诈骗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 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目的。一般认为是为了获得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或者是出于抢占市场、将非法吸收来的存款高利转贷出去、进行证券投资等以谋取不法利润为目的, 而没有非法占有公众存款的目的。所以两者的关键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如果行为人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 并无非法占有存款或公众资金的目的, 但在将公众存款吸收到手后, 产生了将该笔存款或资金非法占有目的的, 应当如何处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以侵占罪论处。也有观点认为, 此时, 行为人的行为已由原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转化为集资诈骗, 应以集资诈骗罪论处。这种以行为人后来的主观心理状态逆推其以前行为性质的观点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理,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 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观上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认定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应该是从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中判断。集资行为和非法占有的结果共同决定了犯罪目的。若行为人实施了集资行为或行为人吸收存款后, 存在销毁帐证资料或携款外逃等行为, 发生了非法占有的结果, 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二) 犯罪客观方面不同。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有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人必须使用诈骗的方法, 即必须使用隐瞒真相、虚构事实、使人产生错误认识的方法, 才能构成犯罪, 使用诈骗方法是其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在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的资格的情形下, 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出具凭证,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二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有权批准的国家机关的批准, 通过投资、集资入股, 成立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等形式或者名义, 面向社会, 吸收公众资金, 从而达到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尽管规避了“吸收公众存款”形式, 但同样是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具有同样的实质。因此, 无论行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只要实施其中行为之一的, 即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须用诈骗方法, 不以使用诈骗方法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之一, 无论行为人是否对存款人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 都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如若使用欺诈方式, 仅仅是行为人为达到其犯罪目的而中间采取的环节性辅助行为, 在行为人承诺归还存款本息上, 绝对没有诈骗存款人, 否则就不能以该罪论处, 因而其欺诈性因素并不决定罪质。

(三) 犯罪类型不同。集资诈骗罪是结果犯, 本罪的既遂不仅要求非法集资这一行为, 而且要求骗取集资款这一现实的物质性结果出现。集资诈骗罪必须以行为人非法集资的数额达到法定的“较大”标准为条件, 否则, 只能当作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行为犯, 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且达到一定程度即构成本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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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小平, 谭智华.金融诈骗犯罪通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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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论集资诈骗罪认定难点及对策

【关键词】集资诈骗罪；难点；问题

一、引言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违法犯罪活动不断涌现，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在非法集资诈骗犯罪这一类型方面，是对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害的不法现象，必须要能针对性的加以解决，这样才能有助于社会更好的发展。

二、集资诈骗的构成要素以及认定的难点分析

（一）集资诈骗的构成要素分析

对于集资诈骗的构成要素体现在多个层面，第一，非法占有目的是比较重要的，也是集资诈骗罪中关键环节。从实际中对非法占有目的加以确定的有多方面，有非法获得资金之后逃跑的，还有是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还继续进行骗的资金的，再有就是对资金肆意挥霍的等等。第二，集资诈骗集资对象构成要素方面也比较突出。在这一要素中的对象就是社会公众，但对其理解也存在着不同，也并非就特指多人。第三，在关于欺骗手段的构成要素方面，从客观层面有着相应的要求，是通过虚假证明文件等来进行获得高回报率，或是建立其他公司来对经济实力进行虚构等。在这一要素中就具备着涉众性以及恣意性的特征。除此之外，集资诈骗构成要素还由犯罪数额这一要素。对于这些要素的明确，在对集资诈骗罪的认定方面就比较有利。

（二）集资诈骗罪认定的难点分析

在当前对集资诈骗罪的认定过程中，由于在法律层面还没有得以完善化，就存在着一定的难度。这些难度主要体现在罪和非罪以及此罪和彼罪的界定中存在着争议，在对集资诈骗罪进行认定中出现错误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在进行认定过程中的集资诈骗罪和民间借贷间有着相同的地方，也就是通过高收益来对资金加以吸引。但是两者间也有着不同，其中的集资诈骗罪主要就是以非法占有资金为目的，也就是两者在侵犯法益方面有着不同。

还有在是不是属于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认定标准上没有得到明确化，这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在具体的认定过程中标准没有得到统一化，各个地区进行认定中都有着不同的标准，没有注重对行为人主观意图加强考察等。再有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要件认定过程中出现了弱化，客观归罪的现象比较普遍。除此之外，对集资诈骗的认定在数额上没有严谨化，也没有统一化的标准，在对职业介绍人的定性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三、集资诈骗罪的认定的优化策略

第一，对集资诈骗罪的认定过程中，要能明确非法集资和合法集资间的差别，这样才能有助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要能对集资人的主观目的能详细判断，也就是对集资人是不是进行非法占有目的加以考量。还要能对集资人的集资方法能加以注意，也就是对集资人的集资活动过程中采取的集资方法的科学性进行详细判断，看其是否是合法性质的。再有就是要能对集资人有无能力对集资合同进行履行加强重视。还要对集资人对不能偿还债务的表现加强重视等。

第二，加强对集资诈骗认罪的优化就要能注重多方面措施的综合实施，对以往的错误观点要能加以摒弃，并要能够围绕犯罪构成来对非罪和罪等界限加以明确化。在进行认定过程中，就必须要能将实践和理论得到有机结合，并要能将非罪以及罪，还有是彼罪和此罪等进行明确化。例如：在对罪和非罪进行明确过程中，就要考察是不是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人是不是采取诈骗为主要手段的，在集资方面是不是非法的。

第三，集资诈骗罪的认定中也要能充分注重社会公众认定。对这一对象的判断要能够明确化，这就需要能够对集资主观态度以及吸收的对象、方式都方面的认定加强重视。进行司法实践过程中，行为人只要是通过向社会进行散步信息，通过公开形式以及熟人關系能作为纽带来获得资金，并且是对社会的资金流动有着影响的，就能够加以认定为向不特定群体的故意吸金。除此之外，还要能够对集资诈骗罪的数额认定方面要能得以充分重视，通过三最获益作为标准，根据犯罪金额总而作为数额等。

第四，要能够将四点一线的方法加以应用，从而来对非法占有目的加以判断。从具体的措施实施层面来看，就要能够对行为人所发起的集资活动的真实性和资金需求等进行详细查看。同时，也可通过共同犯罪理论对职业介绍人的定性区别性对待。在这一过程中，就要能详细的考虑职业介绍人罪过形式是不是间接故意的。对待没有共同集资诈骗故意，而只是进行吸收公众存款故意，就要认定为非法进行吸收公众存款罪行，要能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加以判断。

四、结语

总而言之，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严重性危害的犯罪就要能得到充分重视，并要能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进行遏制。只有对集资诈骗不法活动得到了净化发展，才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此次主要从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素和认定的难点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探究了几点认定的理论依据，希望能对实际集资诈骗罪的认定起到一定启示作用，为我国的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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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洁嫦.非法集资罪司法解释若干问题探析[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06）.

篇5：集资诈骗案刑事上诉状

一、一审判定上诉人犯有集资诈骗罪定性有误

上诉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上诉人余某某归案前不是涉案亿源公司股东，也不是亿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只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上诉人在公司所作所为都是按照公司有关规定及公司领导指令行使，只是公司具体业务操办着;上诉人没有参与亿源公司的设立、规划、决策和日常经营管理，对公司经营状况、收益、支出均不了解。上诉人在亿源公司工作之时，亿源公司是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法公司，上诉人主观上没有认识到亿源公司所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进而触犯刑法，上诉人自身也是一个受害者。

法律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构成集资诈骗罪，上诉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一审判决定性有误。

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非法集资838万余元、个人领取业务费61万余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个人吸收集资款76万余元，又将阜阳亿源公司七部集资款收入761万余元一并计算至上诉人名下，认定上诉人非法集资838万余元不符合客观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担任阜阳亿源公司七部经理仅有本案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并没有书面的任职文件。在亿源公司的管理制度上，对部长、经理等职务的任命非常随意，比如在公司一部总共只有七个人，就有一个经理、四个副经理;而且各部正副经理没有底薪，和普通业务员一样拉单做业务、一样拿提成。所以各部经理、副经理只是员工的一种称呼，是为公司“业务”开展的需要“随意设立”。在此情况下，将阜阳亿源公司七部集资款收入一并计算至上诉人名下，不符合客观事实。

同理，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从阜阳亿源公司领取业务费61万余元也不符合客观事实。阜阳亿源公司七部集资款是由整个部门的员工集体完成， 每个员工的业务费用是由部门经理一起支取再分配给业务人员，而不是全部给上诉人一个人。阜阳亿源公司经营七部的集资款不是上诉人一人所为，经营七部的业务费也不是上诉人一人所得。一审判决将整个阜阳亿源公司经营七部的集资款计算至上诉人一人名下，将整个经营七部的业务费计算至上诉人一人名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一审判决量刑畸重

一审判决上诉人犯集资诈骗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30万元，量刑畸重。不用说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犯有集资诈骗罪定性错误，即使如一审法院所认定，判决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处30万元罚金，结合全案来看也是量刑畸重。在本案中，上诉人只是涉案的亿源公司一名普通员工，自身没有参与涉案公司的设立、决策、管理，不是公司股东，也不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经营情况、收支情况也不了解。在本案中，作为经营部经理的上诉人被判处集资诈骗罪，而同为经营部经理的陈××、吴××、陆××、张××等却判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上诉人不能接受，因为上诉人和其他经营部经理所从事工作、在公司作用完全一样，而判决结果的差异巨大。

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在集资诈骗罪中属从犯，而认定上诉人非法集资838万余元中有761万余元系经营七部整个部门所为，所支取业务费61万余元中也不是上诉人一人所得。上诉人一向遵纪守法，无不良劣迹;在本案案发前，上诉人主观上没有认识到亿源公司所为触犯法律，上诉人自身也是一个受害者。上诉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情;一审判决没有考虑到以上情节，判处上诉人十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量刑畸重。

综上，在本案中，一审判定上诉人犯有集资诈骗罪定性有误;认定上诉人非法集资838万余元、个人领取业务费61万余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上诉人犯集资诈骗罪，判处了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30万元，量刑畸重。上诉人特提起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上诉人： 余某某

篇6：集资诈骗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非法集资；犯罪特点；犯罪成因；防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0-0143-03

伴随国家各领域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经济始终处在高速发展的轨道中，农村经济日趋活跃，和经济相关的犯罪也因应产生，其中非法集资类犯罪最为典型，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显著的高发态势。为此，对该类型犯罪开展实证研究显得尤有必要，本文选取江苏兴化市农村非法集资犯罪为研究对象，试图发现该类型犯罪的性质和特点，探索有效的防范和打击策略，为今后预防此类案件发生，维护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现实的指导。

一、兴化市农村非法集资类犯罪调查

兴化县级市位于江苏省中部，辖区面积较大，人口众多。近年来，全市经济发展迅猛，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呈南高北低的态势，南部数个乡镇依托发展成熟的特色产业，经济实力位列全省乡镇经济排名前列，因为各种原因，这部分乡镇经济类型犯罪多发，其中以非法集资最为典型，已发的数个案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较大影响。通过查阅兴化市非法集资类案件卷宗，较清楚地了解到此类型犯罪的情况。

经调查，兴化市2009全年经济案件共立案26起，涉案金额1.1亿余元，案件受害人高达400余人；2010年立案10起，涉案金额1.8亿余元，涉及受害人100余人；2011年立案4起，涉案金额1.2亿余元，涉及受害人200余人；2012年至今受案3起，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涉及受害人100余人。从2009年至今，x市共立案43起，破案43起，抓获犯罪嫌疑46名，涉及金额4.5亿余元人民币，挽回损失3.3亿余元人民币。此43起案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39起、集资诈骗4起，通过研究分析，上述案件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通过假借做生意的名目，或虚构实业项目，故意向受害者夸大未来实业收益，并许以高额利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在获得非法所得资金后，或因个人挥霍，或因投资失败，而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案发。此类案件涉案金额大，受害群众多，难以挽回经济损失，极易引发受害人社会不安定事件，如2011年该市南部z镇徐某、於某某编造在外投资办厂的谎言，在该市市区和z镇等地先后向20余人非法集资1000万余元后，因无力偿还而举家潜逃[1]。该市南部d镇刘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010年至2011年期间，犯罪嫌疑人刘某某以办厂需要资金周转为由，用3%的月息从顾某某等50多人处借款2800余万元人民币，后因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刘某某举家外逃[2]。

2.以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兴化市南部d镇、g镇中小企业多，资金流量大，企业和个人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业务盛行，承兑汇票按规定要到期在银行兑现。在此过程中，不少企业为了快速回笼资金，寻找非法渠道贴现，给犯罪嫌疑人可趁之机。如g镇孙某某、何某某集资诈骗案，2010年11月1日至11月23日，犯罪嫌疑人何某某伙同犯罪嫌疑人孙某某，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以短期代用银行承兑、需要资金周转等为由，骗取同镇徐某某、王某、叶某某等群众的承兑汇票和现金，金额共达4200余万元，用于个人挥霍、买彩票、赌博等[3]。2010年11月27日，孙某某、何某某意识到无力偿还巨额债务，事情即将败露，遂携带部分集资款逃跑。又如d镇及g地区戴某某、朱某、徐某涉嫌非法经营一案，案中3名犯罪嫌疑人均系d镇、g镇单身离异女性，在2011年4月至2011年11月间，诱以30-40日按票面金额全额贴现的方式，向周边企业、个体业主大量收购银行承兑汇票再转手放给一些担保公司、急需资金周转的企业使用，后因资金链断裂，导致近百名债主、承兑汇票提供人不断上访、集访，至今仍有近1000万元债务无力偿还，给地区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再如g镇张某某非法经营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在2008年至2010年9月期间，为了偿还自己高利借贷形成的债务，以高额贴现利率为诱饵，向周边担保公司、企业、个人借取银行承兑汇票，并转手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套取资金偿还债务，由此恶性循环，最终造成100多名群众4000多万元经济损失无法挽回[4]。

3.农村合作银行清退的三农信息员、吸储员继续利用该身份向广大农民非法吸收存款，甚至高息借款。如g镇章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犯罪嫌疑人章某某原长期担任x市农村合作银行d镇支行的吸储员，2008年，在x市农村合作银行取消其吸储员资格后，仍以吸储员的身份向本村及周边村镇100余户村民非法吸储1200余万元，转手放贷后无法收回，造成受害群众巨大损失[5]。

4.以“标会”的形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如x市城郊王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2006年9月到2009年7月王某某采用“标会”的形式向300多人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0余万元，所造成的损失至今未挽回[6]。

二、兴化市农村地区非法集资类犯罪特点

（一）表现形式

1.操作手续简易。兴化市农村民间借贷一般是在亲戚朋友或熟人彼此介绍间，具有地缘性和亲缘性强的特点，借款期限事先基本确定，但也可临时通知收回，也可要求展期。一般获得资金只需数天，普遍以现金方式进行。

2.借款期限以短期为主。民间借贷的资金主要用于短期资金周转，加之利息相对较高，所以其期限以短期为主。借条上注明借款期限一般只有一、二个月，最长不超过6个月。

3.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专业化。随着民间资本借贷的增加，出现了专业中介人（放贷人）和中介组织。这些中介运用广泛的人脉资源及网络信息来拓展业务，借贷业务更具规模化和专业化。

（二）犯罪特点

1.犯罪时间周期长。犯罪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犯罪嫌疑人为了非法集资，在开始集资时按约支付高息，营造信誉度高的假象，以此吸收更多的集资资金，一般采用借东墙补西墙的手法长期作案，大范围地扩大集资数额。因非法集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数经营企业，一旦资金链断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受害人损失惨重。

2.犯罪手段欺骗性强。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非法集资时，以各种各样的投资为幌子，以高于银行同期利率3至5倍，甚至10多倍向身边的亲友、熟人及社会不特定人员集资，约定以月、半年或一年付息一次的方式，欺骗受害人。此外，犯罪嫌疑人向众多受害人集资时，往往想方设法不让受害人相互联系，致使受害人接连上当受骗。

3.受害成员身份复杂。犯罪嫌疑人为了达到大量集资的目的，往往先向亲友、职工等熟人集资，接着通过亲友的亲友，再进行集资。受害者中，有普通的生意人、社会闲杂人员、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打工人员等等。这些受害者受利益驱动，将自己积蓄或暂时闲置资金借给犯罪嫌疑人，有的向亲友、同学借款后，再转贷给犯罪嫌疑人，甚至为犯罪嫌疑人借款担保。

4.行为后果具有危害性。非法集资案件涉案金额比较大，涉及的受害者面广量大，因追赃挽损困难，极易引发上访、集访、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稳定。由于涉及到切身利益，受害人在讨债过程中往往会不择手段，极易发生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打砸抢等恶性案件。如果损失巨大、索债未果，受害人为了逃避现实矛盾，还有可能自杀等极端手段。

三、兴化市农村非法集资类犯罪成因分析

1.群众经不住高额利益的诱惑。群众手上有了闲置资金没有好的投资渠道，在银行利率偏低的情况下很多人经不住不法份子高利丰厚回报的诱惑性宣传，贪利和盲从的心理使不少群众放松警惕，冒巨大的风险投入。

2.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融资困难。企业要发展生存，但国家从2007年后实行货币从紧的货币政策，企业贷款难，而民间借贷手续简单，方便灵活，尽管利息高很多企业只能选择民间借贷，这导致民间借贷越来越活跃，为集资类案件的发生提供了活跃土壤。

3.法律保障存在缺陷。就目前法律规范上讲，“放高利贷”尚未明确列入刑法打击范畴，民间高利借贷的收益为不正当利益，属于民法调整范围。打而无据，无从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间高利借贷的歪风，而当民间借贷受到损失求助公力时，不能完全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罪名，使得犯罪分子逃之夭夭。

4.监管工作存有缺失。对非法集资等地下金融活动的监督与管理涉及到银监、工商、经贸、公安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但全国尚未构建起各部门联动的针对各类非法集资活动的监管机制，各职能部门在目前的职责分工下无法对其履行有效的监管职责，不能形成监管打击合力，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各类非法集资活动的高发与蔓延。

四、打击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的困境与防范对策研究

当前，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作案手段多样，手法不断翻新，极具隐蔽性和欺诈性，公安部门在侦办此类案件时明显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困难：

首先是调查取证难。在非法集资案件中，最关键的证据是相关账目，因为只有账据才能完整地反映其经营状况、涉案金额和赃款去向。但是由于犯罪分子主观上对赃款“非法占用”的故意和意图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决定其做假账或隐匿、销毁账簿的可能性比较大。目前在认定犯罪数额时只能根据被骗群众提供的合同、收据、银行收账单等凭证来计算。但这种计算方式得出的犯罪数额并不全面，有些受害人不愿报案，认为如果犯罪分子被判刑，投资款就完了，认为犯罪分子只有不被判刑，将来才有可能还钱。同时由于被害人众多，对每一位被害人都要取证到位，工作量巨大。如今年兴化市发生的陈某某集资案，虽然陈已出逃国外，数十人也只有一人正式报案。同样今年发生的朱某集资案，竟然没有一位受害人愿意报案，只有一名担保人来报案。这给公安系统有效查处此类案件带来很大难度。

其次是追赃挽损难。大量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的赃款无法追回，损失得不到补偿，从而造成受害群众不满意的局面。其主要原因一是犯罪嫌疑人因经营不善，高利债务缠身，导致资金链断裂，遂想方设法集资，拆东墙补西墙，致债务越来越高，无力偿还；二是犯罪嫌疑人将集资款用于赌博、转放高利贷等非法活动，或用于其它高风险投资、挥霍等，导致血本无归，因此赃款难以追回。

再次是司法认定难。2011年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惩治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新的司法解释《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一条第（二）项之规定“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给公安系统侦办工作带来新的难点。如今年发生的g镇刘某某集资案，初步调查刘某某以开设的x市天荣服饰有限公司为平台向社会不特定100余人集资3000余万元，从现有证据看刘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条款中的公开宣传的规定，难以认定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刘某某逃跑前其公司在运转，且刘逃跑以后难以确定其非法占有集资款的故意，故对其集资行为目前不经深入调查获取一定证据，从法理上讲很难对其定性查处[7]。

非法集资类经济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金融管理秩序，而且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极大影响社会政治稳定。为此，必须坚持“严打”方针，严厉打击非法集资型经济犯罪，完善立法，强化司法，给民间正常融资提供适当、合理渠道，给犯罪活动以沉重打击。同时，要加强大力宣传民间资金安全防范常识，以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舆论效果的统一。研究认为，防范并处理非法集资类经济犯罪应重点把握以下4方面关键环节：

1.必须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整体工作格局。处置非法集资类事件的实践证明，离开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就难以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难以彻底化解矛盾。因此，必须建立“党委主导、政府主抓、属地主责、公安主掌”的整体处置工作格局。针对重大非法集资案件，搭建处置领导班子，制定处置方案。在整体处置工作中，应当遵循6条指导性意见：一是要确立“低调组织排查，有效掌控事态”的工作方式；二是要确定“主动介入，控制态势，冒出一个，妥善化解一个，依法处置一个”的工作方针；三是要确定“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减少存量、防止增量”的工作方法；四是要确立“控制在局部，化解在基层”的工作策略；五是要确立“自我清理为主、政府帮助为辅”的财产清算工作模式。六是要确定“积极应对，正面为主”的宣传基调。2.必须坚持部门分工负责的联动工作机制。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刑事、民事范畴，涉及税务、银行、工商等领域，依靠单个部门处置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部门围绕自身的职责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涉案地方党委政府应该成立专门工作小组，摸清债权债务基本情况，妥善处置或化解那些容易化解的借贷纠纷，制定处置方案，同时切实做好社会面的稳控工作，减少信访、上访事件的发生。属地派出所应该利用触角深、信息灵的优势主动排查线索，随时掌握最新事态，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做好稳控等各项工作。法院要及时审理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件，对需先行保存财产的要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以减少受害人的损失。凡是涉及税务、银行、工商需要配合的事项，税务、银行、工商等部门要主动介入，全力配合调查和处置工作。相关各部门要相互联系沟通，加强信息交流，共同制定方案、共同商讨对策、共同做好分工负责的事项。

3.必须坚持以公安为主体的查案打击工作机制。公安机关要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切实履行法定职责，采取扎实有效措施，严厉打击此类犯罪。查处此类案件过程中，要针对案件的客观态势，有针对性地设立一个防范处置工作室和情报研判、面上排摸、查出指导、打击侦办、现场处置、舆情应对等6个工作组。经侦、刑侦、治安、网监等警种参与作战，形成合力，严打经济犯罪及其次生的暴力讨债、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对涉案金额巨大，涉及人数众多，作案人有可能携款逃跑的，经侦部门及时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迅速查封、冻结集资财产，防止其被隐匿、转移或流失，并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与相关部门共同积极做好受害群众的稳定工作。

4.必须坚持多层面、深层次的宣传防范工作机制。一方面要争取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支持，开展多层次、多角度宣传，让广大群众知道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什么是集资诈骗，以及其社会的危害性，以案说法，使广大群众识别其犯罪手法，提高民间资金的安全防范能力。同时，要广泛宣传打击非法集资、暴力讨债、非法拘禁、恶意欠薪、哄抢企业财务、堵塞交通、网络造谣等典型案例，震慑犯罪，弘扬法制。另一方面要联合社区、村组和单位，运用广场宣传、发放宣传材料、进村入户宣传、开设法制课堂等传统形式，让群众面对面地接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