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莫言获奖的感想

对莫言获奖的感想（精选5篇）

篇1：对莫言获奖的感想

对莫言获奖的感想

莫言，山东人，2012年10月11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的价值，大家第一时间都能想到，莫言获奖是莫言本人的光荣也是中国文学的光荣，莫言的得奖也是中国崛起的一种表现，莫言的得奖也表明中国文明已经不能被忽视，这是中国文坛的一大盛事，也是中国的一大盛事。

如今，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向中国作家抛来了绣球，实现了国人的夙愿，我们在为之欢欣鼓舞的同时，应当静下心来，想想做些什么。作为作家，除了“作家”的头衔以外，还有“公民”的身份。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任何评奖——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在内，只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和成就的认可，还不是价值和成就本身。文学就是人学，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塑造者，应当担当历史的责任，以作品影响世人，描摹人性的本真，推动社会的进步。好就好在，莫言自己对获奖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想尽快从这种热闹与喧嚣当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还说：“我很感谢那些支持我的朋友，也感谢那些批评我的朋友┅┅让我知道自己存在哪些不足，也让我知道了自己在哪些方面是需要继续坚持的。”——这就是极为清醒的态度。同样，联想到社会各个层次，各项奖励琳琅满目，但是有多少人又能做到奖励的真正意义能？在管理心理学中，奖励是对人的某种行为给予肯定与表扬，使人保持这种行为。而当今社会上，许多人为了地位或财富做一些面子工程、政绩工程、追名逐利等等，都是虚荣心在作怪。对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向鲁迅同志学习，当年（1927年）瑞典科学探险家斯文 赫定考察中国时，曾经与刘半农相商，拟提名作家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便托鲁迅的弟子台静农写信探询先生意见。同年9月25日，鲁迅作出回复：“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如今早已不是鲁迅时代的情形，但鲁迅当年的思考和高标准的自省，以及对虚荣心的警惕，仍然应当成为现今的警钟。

篇2：对莫言获奖的感想

——还猪龙主

不知怎的，作为爱好文学的人，老流氓对莫言的获奖不但不感到高兴，竟还有一种酸溜溜的失落：总觉得就当代中国来说，获诺奖的应该是王小波（当然诺奖不授给死去的人）。王小波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人文思想的真正启蒙者，尽管他写的那些东西对西方国家来说可能纯属是废话，是每个人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在我们这块的神奇的土地上则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是真正的启明星，是地狱中的一道微光。

或者是余华，甚至是王跃文，怎么也轮不上莫言。因为他写的那些完全是纯文学，诺奖委员会也太看重技术了！哎，还好不是二月河，他的清宫系列完全是对专制和暴君的赞歌。

老流氓认为：在这个时代，纯文学的积极意义几乎为零，或者说纯文学解救不了受苦受难的广大中国老百姓，没有坏的作用就不错了。当然，谁都没有权力给莫言背上这么大的一个重任。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他的使命似乎不应只是埋头创作纯文学——一旦想到他是个中共党员，就什么都想通了。

这个时代的中国不需要这种纯文学，也不需要这个诺奖，甚至，它只会起到坏的作用——我们拭目以待。

赫尔岑曾经说过：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论坛，可以从这论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老流氓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行动指南，莫言没有做到。

在外面吃早点，听见两个人在谈合同的事。一个人说：这属于不可抗力，合同只能取消了！另一个问：什么不可抗力？答：拆迁！政府拆迁抵抗得了吗？老流氓听了心里一阵拔凉，如在鬼国啊！立刻就把它记录了下来并贴在网上——我认为这就是呐喊。

对于莫言的作品，我只看过《红高粱》，小说和电影都看过。我必须承认，两者都非常好，那时老流氓还在上大学，尤其是电影，让老流氓非常激动。《檀香刑》，一看简介就极端厌恶了；《丰乳肥臀》，老流氓就出生在农村，对那种文化、生活太了解了。

当然，老流氓完全赞同诺奖委员会对莫言作品的评价，非常中肯。莫言自己也说过《丰乳肥臀》集中地表达了他对历史、乡土、生命等古老问题的看法。老流氓也认为他的作品确实非常具有民族性——但是太文学了，他的作品完全不牵扯当下的政治——对于现实的中国，对于广大遭受恐惧和苦难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的是王小波来启迪思想，需要高行健来让世界知道真相。

而且，说到民族性，老流氓认为，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兽性和奴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匹敌的——这当然是统治者希望的。专制统治者总是希望他的子民在打仗时是暴民，在和平时是顺民，因此时刻着力培养这两种特性。对现实的中国来说，着意展示这两种特性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意义，而老流氓认为莫言的作品恰恰有过多地展示这两种特性之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尽自己所能消除这两种特性。而消除的办法就是“文化的慢火的锻烧”。高行健、王小波、刘瑜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还有，老流氓历来就极端憎恶所谓的军旅作家。因为他们和文工团一样，不过是政治和当权者私人的玩物而已（包括性癖好）。稍有言语不慎，他们就会得到乾隆对纪晓岚的怒骂：“我看你文学上有些许才华，给你个官当，也不过跟娼妓、戏子一般豢养着，你怎敢不知天高地厚，妄议国家大节？”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奉命把广大士兵都要教育成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而不顾亲人的畜生，或者是牺牲亲人捞取政治资本的人渣。

莫言曾这样评价自己组品中的性描写：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老流氓认为他说的是实话。在他的军旅作家生涯中，他就是个孙子，懦夫，可怜虫，否则他的作品不会被发表，更不会成功。在写小说时，只有在写性的时候，他才可以“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在写别的方面时他只要有那么一点儿狗胆包天，那么完全有一种可能——获得另外一个诺奖，那个姓刘的有可能轮不上。

老流氓对莫言先生绝无不敬之意，只是陈述事实而已。莫言曾这样解释他的笔名： 我选择这个笔名是为纪念那些不能向任何人说一个字的年月。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当时我们村里的人总在搞斗争。我父亲是农民，但我们家生活安乐，他担心我可能会说些不适宜的话，可能让我们家惹上麻烦，所以他让我不要讲话，装作哑巴。（2008年西班牙《国家报》El Pais 采访）

总之，诺奖委员会很专业，真正做到了不牵扯政治，即使莫言是中共党员，仍然授予他该奖项。该是什么奖就是什么奖，和平奖颁给刘，文学奖颁给莫，都是实至名归。倒是老流氓自己总是顾影自怜、一厢情愿，想着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的人们都应该来帮助、拯救中国老百姓。最终还是那句话：靠谁都没用，只能靠自己——这也是老流氓整天叨逼叨的原因。

最后，在所有关于莫言获奖的评论中，老流氓认为下面这段最符合中国特色，抄录在此：

篇3：莫言获奖的“六合彩”

大概十年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中唯一懂中文的教授马悦然到岭南大学座谈交流。马悦然走到任何地方，大家都问同一个问题：谁会得诺贝尔奖？我建议他改名叫诺悦然。那次到岭南大学也是，我记得和他讨论，我说中国作家获奖有六个原因。其实是开玩笑，缘由是很多年前，一些作家在南京开会，王安忆开玩笑说，中国作家得诺贝尔就像中六合彩。

我当时跟马悦然开玩笑说，我们来看看六合彩的这六个号码是什么。我说第一个是一定要写乡土；第二，一定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写实、浪漫都不行；第三，一定要写到文革；第四，这个作家跟政府要有一定的距离；第五，他要有好的英文或者法文的翻译；第六，他要在海外获奖，就是在海外受到评论界的支持。

下面来说说这几个部分。

一定要写乡土。因为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到今天为止，始终是把写乡土、写农村看作是写中国的民族魂。在今天，中国作家自己都觉得写乡土、写大地，是最能体现我们文学的力量的。稍微讲远一点，在今天的世界格局里，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就是西化，以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看来，中国还是乡村。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回头看三千年的文化历史，很多国家的文明消亡了。概括中华文明，我们非常引以为自豪，我们是最稳定的，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三千年前的话原封不动在今天可以成为语言的。但是，我们的文化是农业文明。

在世界范围比较一下，荷兰是航海、商贸的文明，英国、德国是工业和科技，南美虽然是种植业，但是跟中国不一样，它是纳入全球贸易格局的一种种植，贩卖黑奴是为了让他们种甘蔗、种咖啡，他们不是自给自足种所有自己的东西。所以，中国是农业文明。如果说，诺贝尔奖以及全球的阅读市场希望一个中国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某种程度上代表中华文明的话，的确写农村比较符合他们的期待。

要用現代主义的手法。浪漫主义早已让步给通俗文学，西方的严肃文学、主流文学一直是用现代主义手法的。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文学，从源流上讲，最早是施蛰存上海的新感觉派，后来是九叶派诗人，张爱玲也许算得上。国内真的重新起来是到1980年代，这一批现代主义技巧的作家，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直接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莫言也是其中之一。

要有好的翻译。中国作家到海外的翻译出现一个情况，越是受外国文学影响的作品，越容易翻译回去。残雪在美国译得很好，在大学做教材，在中国读的人不多。像董桥、白先勇的作品很难翻译，翻译过去以后效果就差很多。换句话说，作家本来是受现代主义翻译作品影响后写小说，容易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等，因此也比较容易被国际阅读市场接受，我一点都没讲到价值判断，我只是讲文学、文化流通当中的语言的因素所起到的作用。

海外评奖。莫言《生死疲劳》之前的主要作品都由葛浩文翻译成英文，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莫言成为最终提名在这个小圈子已经好几年了，提了很多次了，自从大江健三郎力荐以后，莫言就被列入了考虑名单。据说那些瑞典评委有一个疑问，他们认为莫言的作品太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他们给《百年孤独》的作者发了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世界文学的格局，实际上也巨大地影响了中国寻根文学。可是他们不希望另外一个作家获奖，只是延续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路子。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读到了陈安娜翻译的瑞典文的《生死疲劳》。它用了一个章回体，评奖委员会觉得葛浩文一直说莫言不单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是对的，莫言连着《水浒》。莫言写作文体上的章回体是由《生死疲劳》体现的，结果这个成为他获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我曾担任过海外文学奖的评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西方汉学界的价值观。美国现在有个专门给中国文学的奖，叫新人文学奖，奥克拉荷马大学组织专家学者评奖。第一届评奖我是评委之一，那一届的得奖者就是莫言。当时我提名王蒙、金庸，最后确定的还有莫言、王安忆、阎连科等共6人。评审时，西方学院里的汉学家，一下就把金庸排除掉，他们给他贴一个标签说是武侠小说，认为那是通俗文学。金庸在中华文化圈有这么高的阅读量，大家这么喜欢，但是金庸的小说翻成英文的确市场不大，远远没有达到在华文世界这么高的地位。这个得承认，那还都是高手翻译的。然后，他们又轻易把王蒙拿下了，原因是他做过部长。我在上海出生、长大，然后我就帮王安忆，最后还是投不过他们，原因是他们就觉得王安忆不写农村，又不是很现代主义的写法，王安忆的《长恨歌》在他们的想象里怎么能变成一个中国的印象？在他们看来这只是一个上海的变化，或者说是张爱玲在1949年以后怎么生活的一个延续。

另外给我深刻印象的是葛浩文。大家知道葛浩文是一个美国的汉学家，他翻译很多人的作品，他翻译谁就爱上谁。他早期翻译萧红，后来写了萧红的传记。他近年来翻译莫言，而且他不单是翻译，他大力推荐和评论。那次评奖我的印象太深，他就是拼命帮莫言说话。所以说，海外的评奖是有很多偶然因素的。

翻译，先天局限

我刚才讲的原因全是我们做评论的人想出来的，莫言只是做他自己，他没有那套乡土文字，但是他有乡土的经验。很多人提问说，一个好的最优秀的中国作家，是否应该代表中国呢？我刚才讲了，这不是应该，当然我们会有这么一个盼望，尤其外国人会有这么一个盼望，或者全世界有这么一个盼望，但是从作家本身来讲，不应该想这么多。我们有很多很好的作家，王蒙是写百年中国内忧外患，白先勇写百年中文内忧外患，这是白先勇的使命感。他说中文的外患很简单就是欧化语系，从五四以来的欧化语系，一直以来。“一直以来”这个词他都是非常反对的。

我们其实很佩服这样的一些作家。可是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能得诺贝尔奖呢？道理非常简单，是翻译。

我很怀疑沈从文的文字翻译成别的文字以后，大家能不能读得懂它的好处。沈从文写，山上一座塔，塔下一座屋子，前面一条船，船上一个老头，有一个女儿，养了一条黄狗。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幅最简单的中国山水画，可是翻译以后能不能保持这样？沈从文的文章我们不知道，张爱玲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张爱玲的文字我们读中文的人都知道非常非常好。张爱玲的英文也非常好，她到了香港以后去投标，美国新闻处招人翻译《老人与海》，她中了，拿了一笔钱翻译《老人与海》，这样看来她的英文也不错。到了美国以后张爱玲用英文写作，写完以后在美国根本没法出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出版社给钱让她写，她写的还是自己那点事情，美国出版社一看，旧中国这么黑暗，那不是说共产党革命很好吗？不能出版。这说明美国的出版界当时也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第二，张爱玲的写作太照她中文的写法，随便举一个例子，她说衣服是蜜绿色，她用英文写honey green，美国人一看，honey green什么意思？honey怎么会green，那是一个变质的honey。张爱玲就是这样，所以她失败了。张爱玲的失败不是特例，白先勇在美国教汉语，他写的《台北人》自己翻译，找了一个美国的专家，两个人合译。自己最懂自己吧？翻译出来，我问过好多人，他们就说，白先勇的小说翻成英文以后比中文差太多。

这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先天局限，要是看明白这个局限，我们也就对它不要期望太高，因为它一定要变成英文、法文甚至要变成瑞典文，才能够被那些人所阅读。沈从文、张爱玲、白先勇、余光中、阿城等作品的无法翻译，一点都不影响这些作品所能代表的文学价值。因为最好的中国文学，我们期望它表现中国，我们更期望它表现中文。

篇4：由莫言获奖引发的一些感想

北京时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揭晓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中国作家莫言。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报道，我除了感到对中国当代文学得到世界认同的自豪感，还有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

自从莫言将获今年文学诺奖的传言出现，国内便兴起了一股莫言热；一时间出版商纷纷加印莫言作品集，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作品在各大书店一再脱销......一时间原本低调的中国作家莫言成为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人物。

这种情形让我想起了3月份因为逝世纪念日重新被人们想起的诗人海子。人们举行了各种活动来几年海子，感叹着理想主义的式微;又高举着理想主义的旗帜，为海子的离去叹息不已。然而我们并不关心现实中诗人的死活和理想主义的真实处境，如同今天热捧莫言的我们并不了解中国文学的境况和寻根文学的真正内涵。我们只是沉迷于消费，那么一切意义都可以被消解。我们将海子和莫言们一个个放上神坛，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合情合理，令人愉悦。然而三月过去后人们便忘记了海子，仿佛理想主义从未来过。那么十月结束时，我们是否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忘记莫言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可能造成危险的境地。当代国人极少能冷静、客观地评价事物；国人对诺奖的期待程度，从之前丁肇中等人之被热捧可窥一斑。如今莫言获奖，受到狂热追捧的可能性是极大的。维斯瓦娃获诺奖时被感叹“可怜的，可怜的维斯瓦娃”，原因在于一个写作者如果被做演讲之类俗事缠身，便很难再写出优秀作品了。如今的中国，也极有可能造就一个“可怜的，可怜的莫言”。

如果莫言很快被忘记，那便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在轻小说、网络媒体风行的当下，传统文学逐渐变得不再受重视，普通大众需要的不再是艺术价值而是欢乐的好故事，很少有人去体会文学中的普世价值与人文关怀。如果再乏人关心，文学将会“已经倒下，已经死去，已经冰凉”。

篇5：对莫言获诺奖的一些感想

近些年来，每当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时，国内的许多媒体便开始如火如荼地讨论报道起这一话题。媒体关注的问题可谓是五花八门，涉及方方面面，但最让中国人关心的、最受媒体追捧的还是中国人何时才能获得此殊荣。中国人对诺奖怀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中国作家莫言，这一消息在让国人欣喜的同时也解开了心中长久的“诺奖之殇”，体制内的纯粹的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这一国际大奖。于是乎，各类报道层出不穷，新闻热点不断，莫言作为一种符号彻底地火了。

莫言获奖可以说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由于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及评价标准的不同，作为体制内的标准中国人一般被认为很难获得此奖。情理之中，莫言作品的特点风格以及此前各种猜测报道似乎给人们释放出一种信号。瑞典文学院在表达有关莫言获奖的理由时这样说道，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一个出发点。另一方面，莫言独特的、易为西方人接受的表达方式，作品被广泛翻译也是其获奖的原因所在。如果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有机会被成功地介绍到国外，或许又是另一番结果了。此外，时代因素、全球化的发展及个人机遇也是获奖的一些原因。

谈到莫言此次获奖，社会各界可谓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莫言获奖是实至名归，确有大师风范。而有的则在质疑莫言配不配获此殊荣，对其实力进行批判质疑。个人觉得，对莫言此次获奖，我们首先是应持肯定态度的。存在即合理，组委会这样决定自然有其道理所在。而且，无论如何，莫言此次获奖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情。而至于“配不配”这一问题，似乎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本身中西方意识及评价标准机制就存在很大的不同。针对国内有人说中国有许多作家比莫言优秀，XX更值得获奖的说法，个人觉得是不妥当的。个人评价出发点不同，得出得结论自然会不一样。而且，即使是某某其他作家获奖，我们仍旧会去找出其他的东西来质疑他。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便有“莫言比某某更有资格获奖”的言论存在了。总之，无论是如何大师获奖，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声音存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当然，对此次获奖本身而言，我们是应该高兴骄傲的，毕竟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年大事。但同时通过此事引发的一系列反应及状况，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问题。其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超出了事件本身，更是与文学风马牛不相及，渐行渐远。正如某按自己所说，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诸多的争端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人心。

有这件事凸显出来的首先便是中国人那长久不变的“诺奖情结”，者在其揭晓之前便已将反映出。文论史文学界、大众，甚至是政府都对诺奖抱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这其中有焦虑、有期盼、有争取，也有失望。中国人渴望被世界承认，尤其是被西方承认，努力的想融入西方的文化思潮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自卑主义的表现。难道真的只有被西方承认的作品才算好作品，被西方推崇的作家才算好作家吗，中国人自己的评价标准与机制又在哪里呢？中国人一直在努力试图从西方人的肯定中来定位自己的价值。正如《卫报》那样指出，在大部分国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被视为具有创造性的个人智慧，而非集体象征„而当局希望有生活、工作于中国的中国人获得诺奖来作出对伟大民族的证明，以及全球市里的表率。这一说法虽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但也可谓切中要害。另一方面，诺奖真的就是一种绝对的权威性存在吗，它的价值又在哪里，长期以来我们是不是误读了其价值？可以看到，世界上有许多著名作家并没有获得诺奖，但他们的成就与影响力并不比那些获得诺奖的人小。而且我们把其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智慧的象征本身就存在问题。就诺奖本身而言，它并不能看做完全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奖，它的评价标准与机制主要来自与西方世界。因此，过分的、扭曲的、误读的诺奖情结是不可取的。

另一个问题便是揭奖之后国人的一系列反应行为。短短一段时间内，莫言彻底的火了。然而，这个莫言并不是莫言本身。或者说，莫言已经只是一个符号，无论是莫愁、莫急也好。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莫言被各种势力相互夹击，被过度消费。出版业、旅游业、影视业及各类媒体齐聚而来，最大限度的挖掘其商业价值。甚至有人说近几年内文学类专业将由冷转热，文学发展将迎来一个春天。相比大有夸张之说，果真如此，那么我们这些文学类专业学生将要转悲为喜了。在这一过程中，莫言已经被彻底的符号化了。我们追捧的不是莫言本身的成就智慧，而是他所倒给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及商业价值，莫言已不再是莫言。针对近日家乡政府斥资6.7亿“红颜红高粱文化”这一做法，莫言本人则显得很无奈，各种被消费。同时，有出版业将再度繁荣文学类专业受热捧这一说法可以看出，我们推崇的已不再是文学本身，一切都是商业价值在其引导作用，作家和文学都在逐渐成为商业的附庸，独立性在丧失。

最后，回到文学本身的问题上来。有着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我们的关注点已经完全偏离了文学，文学已不再是纯粹的文学。文学需要什么，文学作品何为经典化，如何经典化，这是我们长期讨论的问题。按照常规的说法便是真善美的结合，这是优秀文学作品所必须的。然而，何谓真善美，其评价标准又是什么呢？纵观整个现当代文学作品，比莫言作品更具真善美的比比皆是，那么为什么是莫言而不是其他人，为什么在真善美的指导下没有产生什么优秀的作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想必，获奖之后的莫言及其作品将会被重新解读，塑造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这是中国文学界的惯常做法，以致于到最后作者都不识其作品了。其实客观的作品并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我们内心的评价标准。另外，中国文学如何发展，是一味追求外国思潮而忽视其本国民族文化，一味追求格式创新而忽视内涵思想，一味追求市场化而忘记文学初衷还是其他方面呢，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懂解决。中国文学发展，可谓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