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思想

三晋思想（精选8篇）

篇1：三晋思想

三晋法家思想的华与实 一 法家与三晋法家

对“法家”下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是困难的。《孟子·告子下》云：“入则无法家拂 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朱熹注：“法家，法度之世臣也。”[1](第184页)在这里，“法家”应指守法之世臣，与“诸子百家”中之“法家”不同。从学术派别的 角度，最早对“法家”一词进行解释的思想家，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注：详见武树 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本文《人物志· 流业篇》中的引文转引自该书的第5页。)他在《论六家之要旨》中说：“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第3289页)又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2](第3291页)从法律的实践和目的来看，曹魏的 刘劭在其《人物志·流业篇》中指出：“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兵)，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就著书和制定法典而言，章太炎在《检论·原法》中主张：“著书定律为 法家”。以此为据，李悝实为法家的始祖。在当代法史学界，比较权威的观点是，将法 家看做一个“学术派别”。[3](第418页)上述见仁见智的解释，虽各有侧重，但对准确 地把握法家的内涵，却大有裨益。我们认为，对“法家”一词的理解应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狭义的“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或学术派别。正如有学者 认为的那样：“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诞生的，代表新兴 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性、实践性极强的学术派别。”(注：详见李光灿，张国华.中国 法律思想通史(一)[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类似的观点还有：认为法家是“ 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7.又“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详见张国华，饶鑫贤.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154.)(第418页)但如将法家仅仅理解为一个学术派别，势必将那些真正贯彻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如一些政治家、军事家等)排除在法家之外。有 学者指出：“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4](第80页)基于此，对“法家”还应作广义的理解。广义的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一些 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关于“以法治国”、严刑峻罚、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的思想，或以“以法治国”为指导，进行富国强兵实践的总称。本文称谓的“法家”即是指广 义上的法家，其中，法家思想是其主体和核心。

法家，若按地域划分，学术界常常将其分为齐法家与晋法家。(注：冯友兰先生在《中 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中专列“晋法家思想的发展”一章，将法家分为“晋法家和齐 法家”，并把李悝、申不害、商鞅和赵武灵王等都纳入“晋法家”的范围。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26-238.武树臣、李力先生也 指出：“以地域来划分，法家有晋法家与齐法家之别。”参见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 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24.)其中，“晋法家是法家的主体，其思想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5](第26页)“晋法家”(注：本文使用“三 晋法家”的名称，而不用“晋法家”的名称，其理由见下文。在这里暂用“晋法家”这 一学界常用的名称。)思想，是“战国法家思想的主流和代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 学术界使用的“晋法家”这一名称，似不如使用“三晋法家”更符合史实。因为，在先 秦历史上，“晋”有其特定的含义，是指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周分封的 诸侯国。公元前453年，晋被韩、赵、魏三家所瓜分。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 三家为诸侯。韩、赵、魏三国统称为“三晋”。虽然晋与三晋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但三 晋毕竟不同于晋，两者无论是存在的时间，还是所领地域的范围，甚至在某种性质上都 有所不同。(注：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即上起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 三家为诸侯时。范文澜先生认为，“东周兼并战争继续发展，以三家分晋为标志，进入 战争剧烈的战国时期。”“前四○三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国韩赵魏三家世卿立为 诸侯，战国时期开始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8 8.李元庆先生指出：“到春秋末年发生了‘三家分晋’事件，姬姓贵族统治的晋国从此 灭亡，由魏、韩、赵三个独立的异姓诸侯国取而代之。这在列国中是绝无仅有的。”李 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1.)至于法家，虽然春秋时晋 国的赵鞅、荀寅等都可归入法家，但法家主要人物的思想是形成于三晋而不是晋；法家 一些主要人物的法制实践是在三晋而不是在晋。因此，用“三晋法家”这一名称，比用 “晋法家”的名称更准确。三晋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三晋，一些政治家、思想 家和军事家关于“以法治国”、严刑峻罚、君主专制、富国强兵的思想或以“以法治国 ”为指导，进行富国强兵实践的总称。其主要代表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 和韩非等。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三晋法家思想作为讨论的对象

二 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的原因分析

战国时期，诸侯林立，战争频繁，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富国强兵成为时代的 主题。三晋法家思想不仅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指导，而且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 家秦的建立及其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探析三晋法家思想产生 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三晋法家思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 几点确是至关重要的。1.深厚的文化底蕴

“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周初，周成王攻灭商朝的方国——唐，并封其 弟叔虞于此，建立诸侯国。由于唐地“封在夏墟”[2](第1635页“索引”)又“戎狄之 与邻”[6](第1371页)，因此，周公因地制宜，在《唐诰》中，要叔虞“启以夏政，疆 以戎索”[6](第1539页)即沿用有夏的政策，并结合戎狄的法度来治国理民。这是叔虞 治国的大政方针。叔虞子燮父即位后改唐为晋。晋从立国到三家分晋，存续约六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晋国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晋文化。而这一文化的 基石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这一因时因地制宜的基本国策的确立，从根本上规定了晋文化的发展走向，使得“晋国没有形成宗法‘礼制’的浓重传统，相 反却养成‘尚武’、‘重法’、‘尚农’的风尚。”[3](第427页)“导致了晋国历史上 强烈的反宗法制传统，由此掀起蓬蓬勃勃的变法思潮”。[7](第172页)重法度、尚变法。重法度、尚变法是晋国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上溯到唐国的开国之时。周公对叔虞的诰词——《唐诰》，就是孔子所说的“唐叔之所受法度”。(注：参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1504.李元庆先生认为“唐叔之所受法 度”“就是叔虞封唐时的《唐诰》”。详见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 籍出版社，1997.191.)它是“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的法度。从变法的角度来看，唐初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就是对周初礼法的变革。唐之后，晋国 的重法、变法传统不绝。晋献公时，晋臣士制定“士之法”。[6](第909页)晋文 公在位期间，大臣郭偃(即高偃、卜偃)制定“郭偃之法”，帮助文公变法。冯友兰先生 认为“齐桓之霸靠管仲，晋文之霸靠郭偃。”(注：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 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17.有关郭偃之法的记载见于《商君书·更法》、《 战国策·赵策四·客见赵王》和《韩非子·南面》等。)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被庐 之法”，按杜预的观点是“修唐叔之法”。[6](第1504)《左传》文公六年(前621年)记 载，晋国执政赵盾(即赵宣子)制“夷搜之法”(也称“赵宣子之法”)，“行诸晋国，以 为常法。”这部法律是对“被庐之法”的彻底修正，被孔子称之为“夷之搜也，晋国之 乱制也。”[6](第1504页)《左传》宣公十六年(前593年)记载，士会(范武子)“讲求典 礼，以修晋国之法”，即“范武子之法”。公元前573年，士渥浊(士贞伯)任太傅，“ 修范武子之法”；司空右行辛“修士之法”。[6](第909页)晋平公四年(前554年)，范宣子(士匄、范匄)任中军将，执晋国政。八年(前550年)，制刑书一部，即“范宣 子刑书”。前513年，晋臣赵鞅、荀寅“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6](第1504 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种重法度、尚变法的传统，无疑深刻 地影响了三晋法家。可以说，因时因地制宜、重法度、尚变法的晋文化传统，是孕育三 晋法家思想和法制实践的沃土。2.大变革的时代

周平王东迁洛邑，东周历史开始。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战乱不息的大 变革时期。前后约550年。与西周社会相比，春秋时期最大的特点是“礼崩乐坏。”周 天子名义上仍是天下的共主，但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权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逐渐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以宗法制为核心的西周 礼制全面崩溃。臣弑君、子杀父、下犯上、废嫡立庶等现象层出不穷。因此，司马迁说，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第 3297页)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按军功授爵取代世卿世禄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由于 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私田不断出现，“井田制”逐渐瓦解。许多诸侯国，为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颁布法令，承认私田的合法性。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 爰田”，鲁国颁布“初税亩”令等等。春秋时“礼崩乐坏”的另一个表现是出现了诸侯 争霸的局面。周王朝政治上的软弱和经济上的衰退，已无力阻止诸侯间的战争。鲁齐的 长勺之战(前684年)、楚宋的泓水之战(前638年)、晋楚的城濮之战(前632年)、晋秦的 淆之战(前627年)、楚晋的邲之战(前597年)、晋齐的鞍之战(前589年)、晋楚的鄢 陵之战(前575年)等战争的硝烟笼罩着这个时代。

春秋之后，社会的变革逐渐深入，而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也在不断升级。正是因为诸 侯间的连年战争成为社会最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人们将春秋之后到秦始皇统一六国 之前的这一时代，称为“战国”。战国七雄分裂对峙，相互攻伐，战事不绝。就兵力而 言，楚兵一百万，魏兵七十万，秦兵六十万，赵兵四五十万，齐兵七十万，韩、燕兵卒 各三十万。[8](第199页)与春秋相比，战国时的战争，不仅次数多、规模大，而且旷日 持久、伤亡惨重。正如孟子所言：“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 ](第102页)公元前262年，秦赵爆发长平之战，赵将廉颇坚守长平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 60年，赵军降秦，秦将白起将四十余万降卒坑杀。实际上，战争的残酷性早已告诉人们，只有国富兵强，才能国安家宁。可以说，社会的变革，富国强兵的要求，是诱发三晋 法家思想产生实践的又一重要原因。3.特殊的地理位置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全部历史都必须用地理观点来研究，地理提供了历 史和文化的自然背景和舞台场景，历史事实与它联系在一起才具有意义。”[9](第21页)我国有学者指出，战国时“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的特点，大略的形 势可以描绘如下”：儒、墨以鲁国为中心；道家起源于南方的楚、陈、宋；在燕国和附近的齐国，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10](第57页)虽然我们不同意“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但不可否认，思想的产生和实践 的进行与人们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三晋之所以成为法家产生的渊薮，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位置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在战国七雄中，韩 赵魏三国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西有强秦，东接田齐，北面燕国，南临荆楚。再加三家 分晋后，三国的政治、军事等中心的转移，使三国少有天然屏障。赵国都原在晋阳(今 山西太原西南)，后由中牟迁都邯郸。魏初定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于公元前361年 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韩原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后由宜阳、阳翟迁都郑(今河 南新郑)。在地形方面，魏国“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 „魏之地势，故战场也。”[11](第658页)韩国与魏相类。地势“平夷洞达”，“八面 受敌之场”，“其势可谓危矣”。[7](第284页)赵国“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 „彼固亡国之形也”。[11](第74页)这与“地形利害，天下莫若”的秦国和“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12]的齐国地势，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上可知，韩赵魏三国不仅介于大国之间，而且地形大致平坦通达，少有山川之险，是战争的多发地带。在兼并战争中，要想获胜，最需要的是国富兵强。而要使国富兵强，必须要调动广大下层民众的积极性，使农民积极生产，使士兵奋勇杀敌。因此，鼓励 “农战”，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途径。显然，原来重在维持政治等级秩序、社会稳定 以及维护贵族利益的宗法礼制，难以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严酷的 战争和富国强兵的需要，迫使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立足于现实，回答并试图解 决这一社会问题，三晋法家由此而产生。他们认为必须变革旧有的礼制，制定明确、具 体、公开的成文法，打破“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秘密刑传统；主张君主专制、“以 法为本”、“以法治国”、“以刑去刑”、“一断于法”；依靠赏罚、术势保证法的实 施。其出发点是鼓励“农战”，其目标是富国强兵和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国家 的存在。商鞅变法时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 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2](第2230页)即凡努力从事农 业生产，多缴纳租税者，可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弃本逐末或怠惰而致贫交不起租税者，全家被罚为官奴婢。宗室贵族，若无军功，就要被取消其爵禄和贵族身分。韩非子说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12](第919页)但需要明确的 是，法家的“以法为本”实际上是以刑为本；法家的赏罚是“刑九而赏一”，而刑是严 刑峻罚；法家的“以法治国”是君主专制下的用刑治国。4.多元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社会的大变革，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为安邦强国，纷纷 提出主张，各派之间激烈争论、互相驳难，自由争鸣。三晋地处中原，既是战争之所，也是思想文化的交汇之地。三晋法家正是在学习诸家、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立足现实，进行创造性思考而形成的派别。李悝(即李克)曾以孔子弟子子夏为师，但却成为法家的 主要代表，学界一般认为他是法家的始祖。吴起也曾拜儒家学者为师，“学于曾子”，师事子夏。商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李悝、吴起在魏国变法的思想与实践深刻地影响 了商鞅，使他形成了重“法”的思想。他在秦国的变法主张与实践，实际上是早期三晋 法家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的发展。慎到的思想源于道家，曾“学黄老道德之术”。他的 “君道无为”论、重“势”说，与道家的“无为而治”、“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申不害的思想，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是“ 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即是从道家演化而来的法家。申不害重“术”的思想，显然来源 于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三晋法家的突出代表。其思想“归本于黄老”，又对儒、墨、法(前期法家)等派别的观点加以批判地吸收，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法为本”，法、势、术相结合的法思想。有学者指出：“他的思想 渊源是相当复杂的，即他源于前期法家如申不害、商鞅、慎到者有之，源于墨家、老、庄者有之，源于其师荀子者又有之。”[13](第610页)虽然他的思想源于诸家，但又区 别于诸家。可以说，在“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多元思想的盛行与影响，是三晋法家 形成的又一要素。

总之，深厚的文化根基、大变革的时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思想的影响等因素的 交互作用，形成强大的合力，促使三晋法家产生。

三 三晋法家思想果结秦国的原因分析

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却果结秦国，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那么，是什么原 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我们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相近的文化传统与长期的交流沟通

晋秦国土相连，又与戎狄为邻，宗法礼治思想相对淡薄。尤其秦国，更是“慢于礼义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而“秦君大多数以非嫡长而继王位，嫡长子继 位只是例外。”直到战国，“国君继承仍无定制，庄襄王(始皇父)即以庶子而继王位者。”[3](第433页)相近的文化传统，为晋秦间的长期交往奠定了基础。秦“妻子圉以宗 女”怀嬴(辰嬴)。(注：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9.再参杨伯峻.春秋 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410.)晋文公以秦穆公之女文嬴为妻。[6](第415页)因此，世人有“秦晋之好”之称。战国时，秦庄襄王后、嬴政母为“赵豪家女也”。[2 ](第2509页)由于秦与晋、三晋的关系密切，国与国之间常相互以人为质。有学者统计，春秋战国时，人质于秦国的质子共9人，晋与三晋就有5人。战国时，秦出质于他国的 质子共7人，其中质于三晋者5人。[14](935～940页)这种长期的交往又使得两国文化有 较多的相近之处。相近的文化传统与长期的交流沟通，为三晋法家思想在秦国较为顺利 地实施创设了条件。2.贤能的统治君主与重才的用人政策

历史在不断地前进，这是必然的规律。而在这必然中，偶然的因素有时起着不可小视 的作用。尤其在大变革的时代、在战争的年代、在人治的社会里，君主的贤能与否在国 家事务中不可轻视。贤能的君主能顺应历史的潮流、把准时代的脉搏、选贤任能，推动 社会进步。春秋时，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2 ](第194页)穆公去世后，秦国势衰败，“于是在对晋国的战争中，失败的次数就愈来愈 多了。”[15](第129页)至孝公，秦国仍属弱国，在诸侯中没有地位。《史记·秦本纪 》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诸侯卑秦”。但雄心勃勃 的秦孝公，在孝公元年(前361年)即下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 官，与之分土。”一场大规模的、彻底的变法改革就要开始了，而这场变法改革的制度 设计者和具体实践者，却是由魏入秦的商鞅。商鞅本卫人，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深受 前期法家思想与实践的影响，郭沫若认为“商鞅是李悝的学生”。因其贤能，公叔痤曾 举荐商鞅为魏相。然而，魏惠王不但不采纳，反而嘲笑公叔痤，说：“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2](第2227页)与魏惠王相反，秦孝公认为只 有法家的“强国之术”能改变秦国。于是，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 庶长，开始第一次变法。(注：有关商鞅变法年代的具体考证，可参见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85.)经过两次，历时18年的变法，秦“主以尊安，国以 富强”[12](第187页)，而且，如王充在《论衡·书解》中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 开帝业”。当“秦人富强”之时，魏却“国内空，日以削，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 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叹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2](第 2233页)秦国由“诸侯卑秦”到“诸侯毕贺”[2](第2232页)，商鞅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我们在考察商鞅变法以及秦国由弱变强时，由于过多地关注商鞅而常常忽略了一个 至关重要的人物——秦孝公。实际上，正是秦孝公认准了三晋法家思想，确立了重用贤 能的用人政策，才有商鞅变法的可能；正是靠秦孝公有力的支持，才有商鞅变法的顺利 进行；正是由于秦孝公长期掌握国家的权力，才使变法能够彻底实行。郭沫若在比较商 鞅与吴起变法的结果时说：商鞅“确实比吴起更要幸运得多。这儿有偶然的因素存在，便是偶然碰着秦孝公命长，而楚悼王命短。不过中国的必变却是必然的，假使掉过来，楚悼王命长，秦孝公命短，则吴起必能成功于楚而收到变革中国的全功。或者两个王者 都短命，则秦、楚之外的国家必会有完成这项使命的。”[16](第330页)即商鞅变法的 成功，有赖于秦孝公的支持，没有秦孝公就没有商鞅变法。秦孝公卒，太子即位，是为秦惠文王。虽然商鞅死于非命，但“秦法未败也”。[12](第914页)孝公之后，秦王大多为贤能之君，仍以法家的“富国强兵”为目标，尚法制、任贤能。范雎，魏国法家人物。曾受辱于魏，而秦昭王(一作昭襄王)以为相。范雎提出 “远交近攻”的策略，又用反间计使赵国以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名将廉颇，取得了长平之战的胜利。韩公子韩非，在韩不被重用，而秦王政，则爱其才，慕其说。韩非的思想 为秦国的统一和秦朝的统治起过重要的作用。

反观三晋，许多君主缺乏对现实的真切把握，未能从根本上体认到三晋法家思想的实 际价值；没有将变法进行到底；没有很好广招贤能。在魏国，魏惠王不用商鞅。至魏昭 王(前270年)时，范雎为魏中大夫须贾家臣，从须贾使齐。齐王闻其贤，私赐雎金及牛 酒。须贾疑其“持魏国阴事告齐”，归国后告魏相魏齐。魏齐怒，使人笞击雎，折胁落 齿，卷以箦，置厕中，使客醉者溺之。[2](第2401页)后得脱，任秦相。在赵国，宗室 贵族势力强大，任人唯亲者多。而异姓贤臣常被猜忌甚至杀戮。廉颇见疑而为赵括所代，才有长平的累累白骨；公元前229年，秦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诬陷赵将李牧、司马尚 欲反。李牧乃赵之名将，长期镇守赵之北疆，在长平之战后，曾两次大破秦军。秦又攻 井陉、邯郸，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军畏惧，遂用反间计，李牧被杀，司马尚被废。第二年，邯郸破，赵王迁被俘。在韩国，韩非认为，韩国之所以削弱，是因为“治国 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 实之上。”而且，“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2](第2147页)与此相反，秦王嬴 政见韩非《孤愤》、《五蠹》之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2 ](第2155页)于是，秦不惜调动军队，急攻韩，迫使韩非使秦。秦虽害死韩非，但却采 用其思想。由上可知，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在权力高于一切的体制下，三晋那些昏庸 的君主，不识时世，不以富国强兵为己任，反而暴戾瓷睢，刚愎自用，以一己之好恶，为一人之私利，专权跋扈，任用亲信，其后果只能是“晋材秦用”，最终必然是国家的 灭亡。韩非分析说：“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乱弱者 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人道也。”[12](第252页)宋人洪迈总结说：“七国互争 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图 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为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按：魏冉 为楚人)，蔡泽为燕人，吕不韦为韩人，李斯为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 天下者，诸人之力也。”[7](第413页)灭三晋者，三晋也，非秦也。

三晋法家人物，在大变革的时代，面对残酷的现实，建立起完整的法律思想体系，进 行了轰轰烈烈的法制实践。而三晋法家的思想和实践，已随着历史的延伸和展开，汇入 了中华法制文明的滚滚长河中。但三晋法家思想花开三晋，却果结秦国的历史现象，到 今天仍然给我们多方面的思考。历史考察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考察历史本身，更在于发 现历史中那些恒定但却历久常新的理念，为当代的思考与实践提供历史的参照，在继往 开来的今天，在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三晋大地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浪潮中，我们需要真 切思考和务必实现的，不是“晋材秦用”，而是“秦材晋用”；不是人治，而是法治。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李光灿，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通史(一)[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4]俞荣根.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武树臣，李力.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7]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9]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0]侯外庐.中国哲学简史(上)[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11]王锡荣等.战国策译注·魏一[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12]张觉.韩非子全译[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4.7.[13]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4]马非百.秦史集(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6]郭沫若全集(历史编)(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7]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413.

篇2：三晋思想

从那以后，我一遍又一遍地看那本我唯一的书，从不厌烦。爸爸说我跟书有缘，叫我好好学习，我用力地点点头。我知道父母都没有文化，他们想让我多学点知识，将来可以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后来我上了小学，课本我都看完了，还不知足，吵着向妈妈要书。我顶嘴，我不吃饭，我耍小性子，能使的招都被我用上了。最后妈妈为我东奔西跑地为我借了不少书。我是如鱼得水，快乐地遨游其中，这一路走来，我不曾感到寂寞。

进入中学，语文老师见我这般爱读书，就主动借给我许多经典名着、杂志。寒来暑往，四季更替，一本本书静静地走过我生命的每一天。当我用文字叩响心灵的时候，一切尘世的烦恼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在书香世界里，我听到花开的声音，触摸到岁月的痕迹，感悟到了生命的轮回。我可以穿越时空和古人邂逅，可以面对面和先哲交流，可以毫无障碍地和未来对话。过去、现实和未来似乎就是在我手指翻动处。

现在，我正面临中考，学习气氛紧张而又压抑。学习之余，我依旧在领略书籍的瑰丽。有句话说：“阅读改变人生”，确实如此。在不断地在咬文嚼字中，我汲取着文字带给心灵的营养精华，时不时也煲出一剂“心灵鸡汤”，滋补自己那颗永不停辍、始终处于生长状态的心灵，让天资愚钝的我从容地去面对学习中的挫折、失败。它教我做命运的主宰者，坚守做人的原则，懂得了爱的真谛，拓宽了我的视野，滋养了我贫瘠的求学之梦，让我从容不迫地应对考试。每天我的脊梁挺得笔直笔直，总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厚重的生命底蕴在支撑着我。

篇3：三晋视点

《太原市2008年技术发展预测研究报告》发布会于9月22日在太原市举行。大规模开展区域性技术发展预测研究工作在全国尚属首次, 这对准确把握太原市主导产业技术发展方向, 使科技更好地为太原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撑,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战略意义。

太原市2008年技术发展预测征集了太原市能源与煤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资源环境六大领域、42个子领域的科技需求项目1 200余项, 并设计了16个评价指标, 采用德尔菲调查法, 组织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600位技术、经济专家, 对科技需求进行了三轮评价、分析。通过系统分析, 研究了未来5年六大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 筛选出各领域制约太原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瓶颈、优先发展的技术、明确的技术发展方向, 并提出了各领域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建议, 最终出版完成了《太原市2008年技术发展预测研究报告》。

太原市2008年科技成果“大丰收”

9月23日, 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太原科学发展”为主题的2008年太原市科技成果发布暨项目对接会成功举办。经过重点成果推荐、信息发布和洽谈对接, 共有75个项目在本次对接会上达成合作意向, 比上届增长了13.6%, 成果转化资金总额达7 500万元, 预计新增产值12.5亿元、利税4.8亿元。

本次科技成果发布暨项目对接会展示了近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太原理工大学等10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专利发明人的重大科技成果及高新技术产品200项, 涉及节能减排85项, 机械装备40项, 现代服务业与电子信息22项, 生物医药28项, 化工与新材料25项。这些成果创新点多、技术含量高, 大部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推广转化前景广阔, 将有效促进太原市经济结构调整, 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 推动太原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绿色转型。

第二届中国 (太原)

国际煤炭与能源新产业博览会山西成果丰硕

为期4天的第二届中国 (太原) 国际煤炭与能源新产业博览会于9月16日在太原落下帷幕。本届煤炭博览会上, 共有326家企业参展, 其中有境外18个国家和地区的103家企业集中展示了煤炭与能源新产业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

山西省在第二届煤炭博览会上共签约各类项目544个。其中, 投资合作类项目344个, 总投资228.3亿美元, 拟引资154亿美元, 增长约7%;贸易类签约项目71个, 成交额为849.8亿元人民币, 增长2.6倍;融资类项目129个, 融资金额1 478.2亿元人民币, 增长1.93倍。全部签约项目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24个省 (市、区) 。

200余家企业聚首龙城参加

第二届山西绿色建设科技产品展览会

第二届山西绿色建设科技产品展览会于9月26日—28日在太原举办, 来自国内外200余家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参加了此次展览, 参展企业涉及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市政公用、勘察设计、城乡建设、园林绿化、装饰装修等行业。

篇4：“三晋神针”李庶民

博采众长 学而不止

1927年8月6日，李庶民出生于河北省邱县刘云固村，其父医术精湛，尤其擅长外科，深受人们称赞。他从少年时起即随父学医。边学边干，理用结合，白天随父侍诊，晚上进行理论知识的学习。6年的刻苦学习和父亲的严格督导，为他在以后的医学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7年，李庶民的父亲突然病逝，出于对中医的热爱和提高医术的渴望，李庶民决定去北京投师舅父，其舅父擅长针灸、内科和妇科，为当地名医。在师从舅父之时，他常常遇到许多患有疑难病症经多方医治无效，转而由针灸治愈的患者，这让李庶民甚感惊奇，由此引起了他对针灸的极大兴趣。于是，他开始刻苦攻读《灵枢》、《针灸甲乙经》、《炙针灸大成》等针灸专著，同时舅父还严格要求他练习指力、手法等基本功。经过4年的勤学苦练，李庶民得到了舅父的真传，深得针灸奥秘所在。

1951年初夏，李庶民来到太原发展。1953年5月，他考入了山西省中医进修学校师资班，进行系统的学习。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李庶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此期间，李庶民结识了一批投身于中医科学的前辈和同行，得到众多中医专家的面授指点。在以后的行医过程中，他的治疗以针灸为主，药物为辅，所治多验，获得良好的声誉。

1957年，李庶民进入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工作，任针灸主任医师，并担任针灸科主任和经络研究室主任。在这里，李庶民博采众长，逐渐完善自己的医技，针灸医术日臻成熟。

学以致用 注重实际

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其中的针灸学尤显突出。对于针灸疗法的作用，李庶民认为下针得气后，即可疏通经络，产生效应。他以电灯开关为喻：扭动开关，可熄灯亦可开灯。由于经络系统遍布体内，沟通表里，联系上下，构成人体气运通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若经络不通，脏腑肢节失却温汹濡养，气血闭阻，则会疾病丛生，或滞或淤。针灸治病正是根据经络与脏腑在生理病理上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机理，在经络循行分布路线和联系范围内选取一些俞穴，进行针刺，使经络畅通，气血调和，阴阳平衡。他还采用补泻手法，以调和人体阴阳。他认为疾病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阴阳的相对平衡被打乱、出现偏盛偏衰的结果。对于这些脏腑经络功能失常的病理变化，运用针灸方法则可以调理阴阳，补偏救弊，恢复阴阳相对平衡，使阴平阳秘，保持精气充沛，形气相和，神气内守。

在治疗过程中，李庶民不断调整治疗方案，以达到扶助正气、祛除邪气的作用。李庶民治病，主张先针后药。针能治者，不用药物；针所不及者，则配合中药。李庶民立法严谨，取穴精简，每次用穴少则1—2穴，多则不过3—5穴。他强调集中精力，细心操作，反复运针，严格控制针刺感应。由于他手法娴熟，因而屡见奇效。

大胆探索 勇于创新

“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李庶民除对中医经典著作和历代名家的主要著述及其学术思想都有相当的学习研究外，还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创新。

在中医内科方面，李庶民善于运用“两本六枢”的理论作为指导，抓住肾为先天之本，内寓原阳原阴，为人体生命之根；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气的有无又关乎人之生死以及后天生于先天，先天则有赖后天之养，才能生化不息等有机联系，并通过长期临床实践体验，从而得出：无论病从外来，或从内生，或内外相引而发，不少都涉及“两本”，特别是各种慢性疾病尤为多见。基于这一认识，他非常强调审疾辩证，必详察“两本”之虚实，遣方用药，在预护“两本”的同时，切不可犯虚虚实实之戒。

李庶民一贯主张衷中参西。他认为，古中西医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相互取长补短，是发展医学的正确方向。他不囿于陈规，积极探索，借用科学仪器的检查结果，对一些疾病进行诊治。他认为，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而学科之间的优势互补必然形成一门更具生命力的先进学科。

李庶民在临床中发现，有不少疾病除局部有一定的病变外，全身情况并不一样，从中悟出在重视局部问题的同时，还必须重视整体，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基于此，他提出了以局部病变为中心，结合全身情况进行辩证论治的观点，并以之指导临床对多种疾病的治疗，从而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既借鉴了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又吸取了中医辩证论治的精华，融辩病论治和辩证论治为一体，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治疗疾病的独特风格。

德艺双馨 心系病患

李庶民常说：医为仁术，志在救人。他凭借自己高超的医术，治愈了多例疑难病症，解除了患者的痛苦，得到同行们的一致好评。他对病人态度和蔼，诊疗细心，一针一灸均亲自操作，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常能力起沉疴。对因贫困而无力购药者，他常慷慨资助。

李庶民在临床问诊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认真听取病人叙述病情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大部分病人来自农村，不仅不能自述，有时连普通话也听不懂，交流特别困难。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询问和引导，直到心中有数。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由于病情的发展和病人本身的体质以及其它诱因的影响，经常会出现不可预见的意外情况，而这些意外的出现通常会导致病人心理情绪的巨大波动。面对这种情况，他总是一方面不断进行治疗方案的调整，一方面从医理的角度帮助患者客观分析和认识病情的发展和康复过程，以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李庶民为了启迪后学，总是百问不厌。在临床治疗中，他不断地将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认真系统地传授给学生们。对一些疑难问题，他常常提示学习方法，启发学生思维，真正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他常用“人生在勤，不求何获”来激励学生们刻苦学习。

李庶民在工作之余，撰写论文数十篇，为弘扬中国针灸事业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为振兴中医科学，艰苦奋斗数十年，积劳成疾，加之“文革”期间被迫害，不幸于1983年1月病逝。

篇5：四年级书香三晋征文

每本书都是好书，只要你去细细浏览了，就能学到知识。如果不读书，我们怎么会知道红军长征的故事;如果不读书，我们怎么会知道人是怎样形成的;如果不读书，我们怎么会知道以前会有恐龙。也许你说看电视就知道了，那是书先有，还是电视先有?当然是书先有。

书使我以后的道路更加空阔、平坦。受家庭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回到家，一做完作业我就开始捧着书津津有味地看起来，吮吸着书中的营养。在学校里我也总是把书柜里的书倒腾个不停。我看书特别拼命，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在书的海洋中徜徉，去感受书的神奇，所以爸爸妈妈总叫我“小书虫”。

有一次我从晚上六点开始，一直看书看到深夜十二点，刚刚把《十万个为什么》看完，我竟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一看，呀!我怎么成了一只呆头呆脑的“小熊猫”啦!一看钟表，7点半啦，我抓起书包就往学校跑，到了学校每个见到我的人都捂着嘴偷笑，可是我却正为昨晚看书的收获而偷乐着。身边淡淡的卷墨之气，混杂在我喜悦的心情里，将我生活中的种种感悟凝结成一种永恒。书香伴我成长，我爱读书。

篇6：三晋大地上的“皖煤”标兵

——皖北煤电临汾天煜恒昇煤业“工人先锋号”事迹材料

临汾天煜恒昇煤业活跃着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创业队伍，他们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安全高效为目标，管理上乘，无坚不摧，三年来他们先后转战四个采煤面，生产原煤200多万吨，顺利实现安全生产三周年，2012年更是创造出单面百人百万吨的优异成绩，曾多次荣获集团公司、天煜公司“安全生产先进集体”、“模范班组”等荣誉称号，这就是恒昇煤业的采煤事业部。

恒昇煤业采煤事业部现有职工102人，党员8人，管技人员6人，下设一个检修班、两个生产班。队伍是2010年组建成立，职工来自皖北煤电、西郭公司、原矿留守和社招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文化习惯差异巨大，大多未从事过综采工作，就是这批“七拼八凑”的职工，在矿党政的正确领导，在采煤事业部的严格管理下，经过三年如一日的打造、历练，现已成为一支攻坚克难的煤海“尖兵”，顺利达到了管理上水平，质量上台阶，安全无事故，团队协作强的战斗团队。2012年，克服了工作面搬迁、停工停产等诸多不利影响，取得了生产原煤110万吨，安全无事故，质量标准化达省一级的好成绩。

动态达标保安全。安全是煤矿永恒主题，该部以零工伤、零事故的“双零”为目标，牢固树立“安全事故是可防可控的”理念，以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为切入点，严格贯彻执行山西省新的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狠抓贯彻落实。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到工作面的“三直两平两畅通”，小到工作面支架跑、冒、滴、漏，材料备件码放，两巷单体支护等方方面面均从严从细。管理加强，严格执行“班评估”和现场交接班验收制度进行考评。注重技术管理，进一步规范作业规程、施工措施的编制、贯彻工作，切实做到围绕现场定措施，围绕措施抓落实，抓好落实保安全。部领导严格执行跟带班制度，与工人同上同下。9203机巷系统改造、9202工作面掐后运输机溜槽、机巷大坡度松拉移变等期间，部领导均在现场指导，确保安全。此外，强化设备检修工作，实行设备包机责任制，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确保设备始终完好。加大“三违”查处力度，培养职工上标准岗干标准活的良好习惯，有效防范了事故的发生。

现场管理提双效。该部导入精细化管理理念，首先在煤质上做文章，严格执行矿下发的《关于加强煤质管理与考核的暂行规定》，矿煤质化验室实行日化验报告制度，以煤炭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和精煤回收率确定每班工资单价，实行日清日结，激励职工井下捡矸力度，最大限度地将矸石消灭在井下。2012年8月份，9202工作面出现局部全岩构造，采煤事业部职工通过人工攉矸方式处理矸石一万多吨，确保煤

质在5400大卡以上。与此同时，强化内部管理，在降本增效上狠下功夫，严格按照设计或技术安全措施科学制定材料计划，严格审批手续，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做到慎投入、不浪费，并加强现场管理，确保材料使用的科学合理性，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加强物资回收、复用和修旧利废工作，做到循环利用，提高了材料利用率，有效地节约了成本。

技能培训促发展。员工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员工素质高低决定着企业的发展速度。该部把员工队伍综合素质的提升作为发展大计来抓，作为创建“工人先锋号”活动的中心工作来抓，通过岗前培训、班前学习、现场指导等形式，积极学习矿井发展历程、企业精神、“工人先锋号”教育等各方面内容，着力提高员工政治素质，进一步引导广大干部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行为与整个企业联系起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保证企业发挥最大整体效应，求得最佳工作效益。以学习型组织创建为载体，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机制，倡导员工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大力开展“导师带徒”、“手指口述”、“四个一”培训等活动，把培训课堂移到工作现场，“口对口”、“手把手”、“一带一”地传授操作要领，充分发挥技术“大拿”的传、帮、带作用，让广大员工尽快地成长起来，并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和业务技能应用于日常工作，最大限度地消除人的不安全因素，提高了矿井安全系数，增添了矿井发展后劲。

与此同时，大力实行技术创新活动，建立完善了合理化建议征集、评比长效机制，根据合理化的成果进行对应嘉奖，有效激发了职工的主人翁精神。员工自行设计加工的远程供液装置、皮带阻力器等装置，不仅有效提高了安全生产系数，质量标准化水平，还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人本管理增士气。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采煤事业部今天取得的成绩，首先归功于有一个勤正廉洁、作风过硬的领导班子，区队领导个个都是爱岗敬业的模范，他们时刻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以部为家，正常生产期间的节假日从未休息过，对各项工作“了如指掌”，对每位职工的生产、生活状况“了如指掌”，真正做到了哪里有困难，区队领导就出现在哪里。在9103工作面机尾和9202工作面局部出现全岩、9203工作面过河断层等特殊困难期间，部领导身先士卒，始终战斗在最前沿，得到领导和职工的一致认可。区队领导多人次荣获“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部长尚勇在2012年度还荣获尧都区“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制度是各项工作的保障，是执行的依据，采煤事业部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有章可循，尤其是工资分配问题，该部严格按照“三公开”要求，每月召开一次工资分配会，班队长以上人员和部分职工代表参加，确保工资分配的公开公正，并由每位职工签字确认后进行张贴，消除职工疑虑，化解干群矛盾，做到让职工满意，让领导放心。

三年来，从未出现因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干群矛盾。职工小刘因没说原因就要请假回家，经过部长尚勇再三询问后得知其患有高血脂，就安慰其不要有心理负担，安心保养好身体，并向其介绍了一家比较好的医院去治疗，让小刘同志在这离家千里的三晋大地感受到了亲情般的温暖。广大干群心齐气畅则战斗力和凝聚力就愈发强大，在9202工作面出现近20架，走向长度达30米的全岩构造时，采煤职工不等不靠，主动放弃休班，用人工攉矸入矸石窖的方式处理矸石一万多吨，职工中没有一位叫苦叫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特别能战斗”的皖煤精神，保证了全年生产任务的顺利完成。

三年来，恒昇煤业采煤事业部积极参与“工人先锋号”活动，职工生产热情高涨，凝聚力不断提升，当代工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无处不在，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

篇7：畅享三晋观后感

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观看了《畅享三晋》高速组歌。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画面，一件件催人泪下的感人事迹，触动了我全身的每个细胞。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彭传直到抛下父母妻儿一心奋战在施工一线的筑路工人，眼角不由得滑下了热泪。正是这些热血男儿的无私奉献精神，使得我省高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太旧高速路零的突破，到2012年底全省高速5000公里的万里通达；从太旧精神、大运精神的孕育产生，到千里文明高速的成功创建；从精细化管理标准全国同行业首创，到畅享三晋文化品牌的全面打造，山西高速公路风雨兼程，一路前行，取得了令人赞叹的骄人业绩。《畅享三晋》高速组歌以《天地呼唤》、《雄起太旧》、《大运山西》、《万里担当》、《畅享三晋》五个篇章全面阐述了 “十二五”以来山西交通人大力弘扬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时代精神。多方融资、迎难而上，不断加快山西交通建设的步伐，以每年1000公里的速度，将山西高速公路事业推向崭新的发展阶段，全省高速公路网功能大幅提升，“三纵、十一横、十一环”的规划布局基本实现，创造了山西交通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畅享三晋》高速组歌是一部见证山西高速发展历程，讴歌山西交通人“勇于担当、精细务实、创新有为、乐群协作”的行业精神，确立了“心路相融、和畅通达”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并凝炼出“畅享三晋”为行业的文化品牌，感触至深、催人泪下！

山西路桥阳泉西环项目部

篇8：三晋视点

在近日颁布的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获奖人选和项目中, 太原市共有9个项目, 12家单位榜上有名, 获奖项目数量之多、奖励级别之高、获奖种类之全创历史新高。

太原理工大学谢克昌院士主持项目《煤的结构特征及其与反应性的关系和调变》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一等奖空缺) ;太原科技大学黄庆学教授主持项目《一种空间结构的钢板滚切技术与装备》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铁三局、中铁十二局、中铁十七局等多方参与的铁道部重点项目《青藏铁路工程》获科技进步特等奖。太原铁路局项目《大秦铁路载重运输成套技术与应用》和山西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项目《中国小麦品种品质评价体系建立与分子改良技术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山西省林业技术推广站、山西省测绘局、太原钢铁 (集团) 有限公司、太原理工大学等单位参与完成的4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内首家焦化煤调湿项目在太钢投产

由太原钢铁 (集团) 有限公司 (简称太钢) 自主研发、制造并建设的国内首家焦化煤调湿项目于2008年12月31日开始试生产。焦化煤调湿项目主体设备材料由太钢自行生产。其中, 换热管用管材、蒸汽室用板材为太钢生产的双相不锈钢, 干燥机外壳筒体用钢为太钢生产的复合板。煤调湿项目正式投产后, 装炉煤水分可由10%降为6.5%, 结焦时间缩短4%, 酚氰污水排放减少3.5%, 焦炉生产能力提高7%, 每年可节能9 226 t标准煤, 创造经济效益4 591.4万元。

《太原市科技风险投资促进条例 (草案) 》向专家征求意见

1月4日, 《太原市科技风险投资促进条例 (草案) 》 (以下简称《条例 (草案) 》) 立法论证会举行。会上, 与会专家就《条例 (草案) 》中关于科技风险投资专项资金的设立标准、科技风险投资机构的备案标准、科技风险投资专项资金的监管及科技风险投资专项资金的设立等内容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专家一致认为, 制订《太原市科技风险投资促进条例》, 对于引导科技风险投资业的科学发展, 加强科技风险投资管理,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推动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高新区被科技部授予“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近日, 国家级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国家科技部批准授予“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该基地的建立将有效整合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实现国际科技合作方式从“一般性的人员交流和项目合作”向“项目-基地-人才”相结合的战略转变, 对提高山西省煤化工技术自主研发水平及推动煤化工领域的国际合作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在国家级太原技术产业开发高新区的挂牌, 是国家科技部对太原市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所取得成绩的肯定, 对于发挥山西省整体优势, 进一步扩大对外科技合作和交流, 吸引煤化工等领域高层次国际专家来山西进行工作互访将起到重要作用。

太原市科技局总结分析2008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