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人员回避制度

审判人员回避制度（共8篇）

篇1：审判人员回避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

若干规定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颁布日期】20000131 【实施日期】20000131

为确保司法公正，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现就审判人员执行回避制度及有关问 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审判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 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及姻亲关系的；

（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 ；

（四）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 弟姐妹关系的；

（五）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 处理的。

第二条 审判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 要求回避，但应当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一）未经批准，私下会见本案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

（二）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其他 人员介绍办理该案件的；

（三）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财物、其他利益，或者要求当 事人及其委托的人报销费用的；

（四）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 的各项活动的；

（五）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款、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 者其他物品，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在购买商品、装修住房以及其 他方面给予的好处的。

第三条 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 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

第四条

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 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后，担 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 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不予准许本院离任人员担 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代理诉讼 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

第五条

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 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六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或者根据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的举报，认为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违反本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所列情形之一的，经核查属实，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七条

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认为审判人员有违反本规定行为的，可 以向法院纪检、监察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受理举报的部门应当及 时处理，并将有关意见反馈举报人。

第八条

审判人员明知具有本规定第一条至第三条规定情形之一，故意不依法 自行回避或者对符合回避条件的申请故意不作出回避决定的，依照《人民 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的规定予以处分。

审判人员明知诉讼代理人、辩护人具有本规定第四条、第五条规定情 形之一，故意不作出正确决定的，参照《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 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分。

第九条 本规定所称审判人员是指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 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

本规定所称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是指法院中占行政编制的工作人员。

人民陪审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司法鉴定人员、勘验人员的回避问 题，参照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内容执行。

执行员在执行过程中的回避问题，参照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内容执行。

篇2：审判人员回避制度

链接：http://news.ynxxb.com/content/2011-12/6/N96757990366.aspx

审判人员是服务人员不是官老爷

澄江法院 创造性司法化解强拆难

本报讯 记者曹红蕾 全省首次将国土局《停工通知》视为“准具体行政行为”，从而法院及时介入化解“强拆难”；判后答疑，信访案件实现“零积案零增加”……云南法院首个“诉讼宣传周”，澄江法院报出骄人成绩。

司法妙招解强拆之困

近几年，澄江县乱建乱占土地的违法行为日趋增多。通常，国土局等土地主管部门向违法者发出“停工通知”前，需进行谨慎审查，在作出处罚决定后，需要3个月的时间，土地主管部门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而在这近半年的时间内，一些人不但不停工，反而加快施工速度。等到法院去强拆时，群众财产损失巨大，冲突和对抗情绪也特别大，暴力抗法事件屡见不鲜，强制执行非常难。

澄江县法院对“准行政行为”、“停工通知类准行政行为”进行创造性定义，即国土局等向违法当事人下发的《停工通知》视为准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就可以在前期介入，责令当事人“停工”。不停工的，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并对已建部分进行强制拆除。据悉，自2009年12月运行该制度以来，澄江法院成功审查该类案件70件。这是云南第一家法院、全国第一家基层法院施行此项制度。

判后答疑实现信访为“零”

今年5月，澄江法院立案信访庭接待处来了因土地收益金分配问题发生纠纷的3兄妹。双方曾调解达成协议：父母留下的山林、土地在2009年4月10日前得到的租金，归哥哥享受；之后得到的租金，归两个妹妹所有，直到20年。澄江法院审理后对协议予以认定，故按协议进行了判决。哥哥觉得这样分配不公平，多次上诉均被驳回。后兄妹三人多次到各级政府要解决收益问题。

法官对三兄妹耐心地进行了“答疑”，最终，3兄妹化解心里的疑惑，表示对判决心服口服。“不是判了就判了，还要让当事人知道你是如何判的、让他们心服口服。”澄江法院院长王海明说，因此判后答疑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这种方式，澄江法院实现了两大司法“奇迹”：2010年已审结的案件中无发回重审和重大改判案件，审判质量实现了历史的突破。2011年取得了涉诉信访案件“零积案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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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缺席审判制度研究

一、缺席审判制度的含义及历史发展、变迁，以及中外缺席审判制度的比较。

（一）缺席审判制度的含义及历史发展、变迁。

缺席审判制度是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在一方当事人或双方当事人未到庭陈述、辩论的情况下，合议庭经过审理作出判决的一种程序法律制度。缺席审判是相对于对席审判而言的，它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到庭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审判活动正常进行而设立的一种法律制度。但各国对缺席的具体界定没有统一说法。美国把缺席分为被告从不到案或不对被告的起诉书作出答辩和被告曾经到案但不作出正式的答辩书或审理时不出庭两种情形。德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法都把当事人于言词辩论期日虽到场而不进行辩论视为未到场。而我国的缺席仅指当事人未到庭或中途退庭，而未提出答辩状或虽到庭但不进行辩论并不构成缺席。

从历史上看，在古罗马“法律诉讼程序”时期，诉讼由于是模仿仲裁契约，因而必须双方当事人出庭决定争点和选定审判人员。被告不出席审判程序就不能成立。尤士丁尼安法典规定，法官只按出席一方当事人的证明作出缺席方败诉的判决，并创立了罗马法“缺席一方不得上诉之原则”，[3]从而确立最早意义上的缺席审判制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缺席判决主义显露出自身的缺陷，鉴于此，一些国家对缺席问题采取了另一种处理方法，即在一方当事人于言词辩论期日不到庭时，由另一方当事人进行单方辩论，并作出判决的一方辩论主义。

（二）中外缺席审判制度的比较。

1. 我国现行的缺席审判制度与缺席判决主义的比较

首先，对原告缺席的处理不同。我国的处理方法是按“撤诉处理，而缺席判决主义的处理是视为放弃诉讼请求”。

其次，对被告的缺席，我国也规定了法院“可以缺席判决”，但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立法精神，法院对缺席的当事人已提出的答辩状和其他诉讼材料，应当认真审查，以保护缺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我国缺席判决不设立异议制度，缺席判决的效力等同于对席判决，如果缺席方对判决有异议或不服，就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而缺席判决主义则规定，对该判决缺席的当事人在一定期间可以提出异议申请，使缺席判决失去效力，诉讼恢复到缺席前的状态，重新审理。

2. 我国现行的缺席审判制度与一方辩论判决主义的比较

(1)两者的基础不同导致某些具体环节处理方式不同。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是建立在传统的职权主义模式上的，法院法官对当事人无论在出庭前或是退庭前，提出的事实，提供的证据，以及经法院调查了解的事实，都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2)我国法律对原被告的缺席区别对待，而一方辩论判决主义则不分原被告，任何一方的缺席都可能引起缺席判决。我国民诉法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

(3)我国现行规定缺席判决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作出。“这是受长期存在的诉讼观念的影响，即我们习惯于单纯从权力本位，职权主义的角度去把握民事诉讼法，把民事诉讼只看成是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操作规则，而忽视了法院必须遵守的正当法律程序”。

二、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缺陷

由于诉讼观念的陈旧和立法技术的落后，我国的缺席审判制度在具体设计和现实运作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一)原告、被告区别对待，违背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

(二)过于强调法官职权。

(三)缺席审理程序立法过粗，可操作性差。

三、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完善，以及该制度的具体设计

（一）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完善。

完备的缺席审判制度应实现三方面的功能：鼓励当事人积极参加诉讼并完成包括出庭辩论等各种诉讼行为，有效地控制缺席情形的发生;在相对意义上尽可能地实现客观真实;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充分赋予当事人攻击防御的手段和机会。

首先，确立一方辩论判决为主体。

其次，以缺席判决主义为补充，在一定程度弥补一方辩论判决主义的缺陷。

（二）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具体设计。

1. 对原被告双方同等对待，任何一方当事人缺席，都一视同仁。

2. 加强庭前举证指导，做好庭前证据交换工作。

3. 限制法院法官职权。

4. 规范缺席审判程序，规定适用两种不同处理方式的发围要件，便于法官操作最大限度实现缺席审判制度的功能。

本文对缺席审判制度的含义及历史发展、变迁作了简单介绍，并通过对中外缺席审判制度的比较，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外缺席审判制度的优劣，以及我国的现行缺席审判制度缺陷，从而提出建议：在限制法官职权的基础上，建立以一方辩论判决主义为基本原则，缺席审判主义为补充的缺席审判制度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这对构建和完善我国缺席审判制度具有深远意义。

摘要：作者将我国缺席审判制度, 同外国缺席审判制度作了简单比较, 详细论述了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不足之处, 并结合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优点, 提出了完善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具体构想:在限制法官职权的基础上, 建立以一方辩论判决主义为基本原则, 缺席审判主义为补充的缺席审判制度。

关键词：民事诉讼,缺席审判制度,问题,改革建议

参考文献

[1]见章武生, 吴泽勇著.论我国缺席判决制度的改革.政治与法律, 2002, (5) .

[2]桂明, 李仕春著.缺席审判制度研究.中国法学, 1998, (4) .

[3]晋红著.民事之诉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5:246.转引自《缺席审判制度研究》.中国法学, 1998, (4) .

[4]桂明, 李仕春著.缺席审判制度研究.中国法学, 1998, (4) .

篇4：审判人员回避制度

研究方向：民商法、民事诉讼法、民事检察制度。

科研成果：在《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比较法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研省部级课题多项。

从民事检察权的性质上看，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对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更为符合民事检察权的功能定位。但作为一项新制度，如何开展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监督的重点是什么，监督中应注意哪些问题等，则是制度运作必须考虑的。同时，针对该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也有必要从运作机制及制度完善的角度加以探讨。

一、制度背景

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民事检察权的完善，其中第208条第3款增加了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首先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便是，在已有抗诉这一监督方式的前提下，增加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的必要性何在？这便涉及到这一制度的出台背景。

（一）社会对公平司法、规范司法的渴求

从大的社会背景来看，之所以要增加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这一制度，是基于社会大众对公平司法、规范司法的渴求。在现有权力体系中，通过检察权来实现对审判权的监督和制约即符合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又有着长期的司法实践。因而通过完善民事检察制度来回应社会对公平司法、规范司法的渴求便成为一种可行的制度选择。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此作出了回应，表现为：扩大了监督范围，增加了监督方式，强化了监督手段。其中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便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二）抗诉的有限性

如果将视角转移到民事检察制度内部，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既有的抗诉制度下，增加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的必要性。个人认为，之所以要增加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是基于抗诉的有限性，这一有限性首先表现为抗诉范围的有限性，并因此决定了抗诉功能的有限性，进而影响了民事检察权功能的发挥。而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对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正是弥补抗诉功能有限性、完善民事检察权的必要。

1.抗诉范围的有限性。抗诉是针对裁判结果的监督，其监督对象限定为生效判决、裁定以及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但在民事审判活动中，除了裁判结果确有错误之外，更多的表现为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而且，根据相关实证研究，引发当事人不服判进而申诉、上访的很重要的因素即在于审判人员的程序违法。正是因为审判人员在审判程序中的违法行为，使得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产生不信任，进而助推了司法公信力的下降。

2.抗诉范围呈收缩趋势。除了上述抗诉范围本身的有限性之外，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抗诉范围呈现收缩趋势。我们来对1991年、2007年及2012年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事由做一比较，即能很容易发现这一趋势。

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事由包括：（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当事人的申请再审事由除了上述4项抗诉事由之外，还包括“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情形。之所以有此差别，是因为当事人申请再审与检察机关抗诉二者的功能定位不同，前者是为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救济，后者则是为了监督审判权、纠正裁判错误。为救济当事人，将“新证据”作为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之首具有当然的正当性，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下尤其如此。而“新证据”情形下，并不存在原审裁判行为违法——法官只能依据当时的证据做出裁判。

在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中，为解决当事人“申请再审难”问题，将申请再审事由具体化为14种情形。申请再审事由的具体化与明确化限制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对于保障当事人的再审权利具有积极意义。但2007年民事诉讼法在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具体化、明确化的同时，也将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做了同一化处理。根据法律规定，只要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法院必须再审，因而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并不存在“抗诉难”的问题。我们知道，越是抽象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越大，而越是具体、明确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越小。因而，抗诉事由的具体化和明确化恰恰缩小了抗诉的范围。

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抗诉的范围进一步限缩，表现为“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以及“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均被剔除出抗诉事由。

3.抗诉案件数量逐年下降。如果说上述分析尚属于基于立法规定的推理的话，下面的数据则可以清晰的说明抗诉这一监督方式的有限性。

二、监督对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3款，该制度监督的对象为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据此可以将监督对象分解为监督对象之审判人员和监督对象之违法行为两部分。

（一）监督对象之审判人员

《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以下简称《监督规则》）第98条将作为监督对象的审判人员解释为：法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将法官包含其中容易理解，而人民陪审员尽管不是法官，但其在审判过程中与法官一样在行使审判权，成为监督的对象实属必然。存有疑问的是聘任制书记员是否属于监督的对象。对此，我们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0月20日颁布的《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关规定。其中第5条第1款规定：“本办法下发后人民法院新招收的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合同管理。”这说明自2003年以后新招录的书记员均为聘任制。同时，第5条第2款规定：“书记员的聘任制和合同管理，是指人民法院与受聘人依照法律与本办法订立聘任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内，人民法院与受聘人双方履行合同规定，聘任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双方即解除聘任关系，受聘人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再履行书记员职责。”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聘任期间，书记员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由此，对于聘任制书记员，对其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也不存在任何障碍。

（二）监督对象之违法行为

《监督规则》第99条列举了13项属于监督对象的违法行为，我们结合民事审判实践中违法行为的多发环节，有重点地加以讲解。

1.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适用再审程序纠正的。对于哪些情况属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但不适用再审程序纠正的”，立足民事检察权功能定位，结合民事审判实践，我认为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根据判决裁定的性质不能再审的。首先，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裁定，基于身份关系的不可逆性，该类判决、裁定不可以再审，但财产分割部分除外。其次，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的判决、裁定，不可以再审。在民事诉讼法理上，上述程序被认为属于非讼程序，不具有诉的内容，因而不可以再审。最后，除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外，其他裁定不可再审。（2）当事人服判，且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纠纷主要涉及的是当事人之间的私益纠纷，当事人对其利益关系具有处分权。即便生效判决、裁定对于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分配存在错误，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只要当事人服从判决，便应视为当事人对其权利的自由处分，检察机关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而没有提起抗诉的必要。因为抗诉的启动必然引发再审，将双方当事人重新拉入诉讼中，并可能引发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但对于其中法官的违法行为，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如此，即对审判权进行了有效监督，又维护了当事人的处分权。（3）再审不会改变当事人实体利益分配的。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时效解释》第3条规定，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假设在某案中，经法官对诉讼时效的释明，债务人提出了时效抗辩，法院判决债权人败诉。此时即便检察机关抗诉，可以预料，再审中债务人仍会提出时效抗辩，再审不会改变当事人实体利益的分配，只能给当事人带来讼累。

2.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将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纳入了抗诉的范围，而对于违反自愿原则或者内容违法的调解，则由《监督规则》规定，纳入了对法官违法行为监督的范畴。

对调解进行监督的必要性有二：一是相当比例的民事案件通过调解方式结案。长期以来，民事案件的调解结案率达到50%以上，个别时期有的法院甚至达到80%以上。二是调解案件中强迫调解、违法调解的情况较为多见。法官之所以要强迫调解、违法调解，原因在于法官在调解中的自身利益，表现为：（1）规避风险。长期以来，调解不属于法院错案追究的范围，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前，检察机关亦无权对调解案件进行监督。这就使得调解结案成为法官规避风险的避风港。（2）考核指标。调解一直是民事司法的重要法律政策。为这一政策的贯彻落实，法院在制定考核指标时，对调解比例颇为重视，这也成为法官晋职晋级、奖励的重要参考。（3）时间成本。有人比较了调解结案与判决结案在时间成本上的差别：调解要3小时，当场出调解书；判决则要开庭3小时，写判决书3小时，外加校对1小时。此外，庭长还要审核2小时，书记员校对1小时。如果涉及上诉，送达上诉状和移送案卷还需要2小时。在案多人少矛盾凸显的今天，时间成本也成为法官选择结案方式的重要参考。法官的自身利益诱发了强制调解，并因此使调解走向制度反面，丧失“自愿性”。而且，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进行调解，为虚假诉讼提供了可能。

对调解的监督需要注意，从主观方面证明强制调解无论是对于当事人还是检察机关都不具有可操作性，应重点从客观方面推定调解违反自愿原则。如：申诉人未出庭调解、调解书由未获得申诉人委托的同案当事人代签的情形。

3.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和受理条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存在三难，其中之一便是“立案难”，即基于法律规定法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正是由于存在“立案难”，检察机关才有对立案进行监督的必要。但在立案监督中，要注意区分不同的情形，有所为有所不为。法院应立案而不立案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制度性应立案而不立案。所谓立案是指将什么样的纠纷纳入法院解决的范围中去。从根本上讲，立案的范围受制于法院的解决纠纷的能力，而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又与法院在一个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密切相关。我国尚处于大政府小司法的状态，很多纠纷尽管依照法律规定属于法院解决的范围，但实际上法院没有能力予以解决。在此情况下，法院多选择不予立案。这类案件包括政治性敏感性案件以及群体性案件。二是自我便利型应立案而不立案。法院为了自我便利的考虑，多在法律之外设定立案条件，如要求当事人提供特定规格的起诉状，提供对方当事人的组织机构代码甚至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三是腐败性或违法性应立案而不立案。[1]个人认为检察机关在监督中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后两种情形应成为监督的重点。

4.违反法律规定送达的。送达是法院在诉讼中的一大难题，也由此诱发了法院在送达方面的违法行为。法院在送达方面的违法行为多表现为违法适用公告送达。具体而言，公告送达是通过在法院公告栏张贴公告、被送达人住所地张贴公告或者在媒体上发布公告的方式进行，其送达效果并不理想，属于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方式。因此，法律对公告送达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只有在被送达人下落不明，通过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公告送达。但在实践中，很多公告送达并未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适用条件，进而因当事人未能收到法律文书而使其权利受损。对此，应区分情况选择监督方式：对于因违法送达而致当事人辩论权被剥夺的，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9项之规定，提起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其他的违法送达，则属于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范畴，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

三、监督程序

（一）案件来源

对于抗诉而言，检察院依职权发现的案件限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也就是说，仅涉及个人私益的案件，即便确有错误，检察机关亦不得依职权予以监督，这是当事人处分权的必然要求。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依职权发现审判人员违法行为时，是否也有此限制？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抗诉案件之所以要限制检察院的依职权，是因为抗诉会对当事人的私益产生影响，是否对案件进行审查并提出抗诉，必须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只有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才能构成例外。与抗诉不同，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是单纯的对审判行为的监督，而与当事人的私益无关，无需考虑当事人的态度。因此，只要发现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均可进行监督。

（二）前置程序

民事诉讼是当事人诉权与法院审判权交互作用的场域，面对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法律赋予当事人自我救济的权利，规定了自我救济的途径。对此，应首先由当事人进行自我救济，只有当穷尽自我救济的途径后，才能申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基于此，《监督规则》第33条规定了检察监督的前置程序。

之所以将当事人的自我救济作为检察监督的前置程序，还有技术层面的考虑，即检察监督的事后性导致监督的非及时性。监督的事后性在防止对司法裁量权不当干预的同时，也必然导致监督的非及时性。再加上检察机关内部立案、审查、讨论、报批等一系列办案流程，检察监督在实践中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而当事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对于自身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何时受到侵害最为清楚，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提起上诉进行自我救济，同时完成对审判行为的制约。如果私权利被内置在法定程序之中（比如未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得调解、法官裁判权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限），那么这种私权对于公权的制约才是最直接、最有效、最符合当事人利益的制约；当公权力违法行使或滥用权力，当事人借助于其他公权机关（上级法院或检察院）的监督来保障其救济权利的实现，是第二位的、后置的。

四、制度评价与完善

（一）制度特点与意义

1.监督对象具有广泛性，标志着对民事审判活动全面监督格局的形成。我们在与检察官座谈中发现，大家习惯于将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等同于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行为。但实际上，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其监督对象非常广泛，审判人员在审判程序中的所有职务行为，都可能成为监督的对象。在抗诉对裁判结果监督的基础上，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标志着对民事审判活动全面监督格局的形成。

2.实现了同级监督，突破“倒三角”困境。由于抗诉“上抗下”的工作机制，导致案件大量集中于省级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州市院尤其是基层院无案可办。而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采用同级监督的方式，破解了“倒三角”的工作困境。

3.非引发诉讼的监督方式，与民事检察权的定位最为契合。这是与抗诉制度最大的区别，也是制度优越性的基础。检察建议不引发再审，因而既不会影响判决既判力，也不会危及当事人处分权，长期以来对抗诉制度的责难在该制度将不复存在。

（二）制度完善

尽管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具有诸多优势，但实践中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表现为法院对检察建议的回复率不高、认为建议合理但回复不予接受、不接受且不予说明理由或者说明理由不充分等。人们将这种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检察建议缺乏刚性效力。而实际上，检察权是一种程序性权力，抗诉与检察建议均表现为启动某种程序，至于再审后是否改判以及是否接受检察建议等这些终局性决定仍由法院作出。

之所以产生检察建议不如抗诉有“力度”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二者所引发的程序的完备性不同。抗诉引发的再审是一个完备的诉讼程序，而对检察建议引发的程序却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因而，强化检察建议的效力必须从完善法院对于检察建议的回复程序入手，才能使法律监督从空泛走向具体。[2]

注释：

[1]参见杨会新：《从诉之效力位阶看民事案件受理制度》，载《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3期。

篇5：审判人员回避制度

[摘要] 独具中国特色的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存在，是由历史和政治两重因素作用的结果。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最大弊端是：通过暗箱操作的方式行使审判组织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司法不公和司法效率的低下，也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温床。审判委员会制度已不适应司法审判的需要。并且，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法官素质的提高，人民法院的功能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取消审判委员会的条件业已成熟。

[关键词] 审判委员会;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改革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创设的原因及司法环境

任何一项司法制度，应当以能否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益作为衡量价值标准。即使历史传统赋予其合理性，它同时也必须契合时代发展的需要。

中国审判委员会制度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司法机构，审判机关在地方采取“合一制”，由各级裁判部兼理司法行政工作，各省、县、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书记、裁判员若干人，并设立裁判委员会。[1][345]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裁判委员会、裁判研究委员会逐步演变成为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的审判委员会，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雏形。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各革命根据地学习前苏联司法制度，强调党对审判工作的具体领导，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制度中因法官独立可能形成的独断，则进一步加速了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形成。1948年1月1日颁布的《东北解放区人民法庭条例》规定，村、区人民法庭组织审判委员会，由农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若干人、上级政府委派一人组成，有权判决：当众坦白、赔偿、罚款、劳役、褫夺公民权、有期或无期监禁、死刑，或者宣布无罪。[2][513-515]该条例首次正式在立法上使用“审判委员会”的名称。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审判委员会与现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虽然在名称、议事规则、目的和任务方面相同或类似，但当时的审判委员会并不是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而是集行政、司法于一体，掌管司法决定权的政府机构。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司法主管机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法院组织草案，其中也提到了建立审判委员会。[3]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条例》第15条规定，省、县级人民法院设审判委员会，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庭长及审判员组成。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刑事、民事的重要或者疑难案件，并为政策上和审判业务上的.指导。审判委员会在建国初期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镇压反革命及“三反”、“五反”运动中，新成立的司法机关每年要处理大量的刑事、民事案件，而当时实体法和程序法又不健全，加之司法工作人员中绝大数是从工农干部和复员军人中抽调的，在此情况下，由审判委员会把关确实有利于保障案件审判质量。因此，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新中国的司法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法院组织体系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了审判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等基本原则，并在各级人民法院内设审判委员会，其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审判委员会的职权。[4]1955年3月召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宣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成立，并制定了一些审判委员会的工作制度。随后，全国各级法院都相继组建了审判委员会，至此审判委员会作为一种法定制度确立起来。1983年9月修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仍然肯认了这一制度。

从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创建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审判委员会是由历史和政治两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一直沿袭司法与行政合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长官统领权力，兼行司法职权。新中国建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审判制度。但是传统的因素特别是中国传统审判制度的价值取向、固有模式仍具有强大

篇6：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作者:郑秦著 页数:256 出版社:长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05

《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上》

作者:张国华，饶鑫贤主编 页数:526 出版社:兰州市：甘肃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4

《中国法制史自学精要》

作者:王振安编 页数:206 出版社:乌鲁木齐市：新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

《青少年犯罪新论》

作者:董颖著 页数:330 出版社:北京市：中国妇女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8

《中国传统行刑文化研究》

作者:孟祥沛著 页数:265 出版社: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11

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概论、中国传统行刑思想及其表现、中国传统行刑制度研究、中国传统行刑行为研究、中国传统行刑相关人研究、刑讯用刑和监狱行刑、清末行刑制度的改革和中国传统行刑文化的近代转型等。

《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作者:马作武著 页数:396 出版社:广州市：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

简介:本书将以秦三代、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及明清之际共五个部分作为古代法律思想史的时期划分，阐述古代法律思想的产生、发展、主流的形成以及演变的基本过程。

《天有凶年 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

作者:李文海，夏明方编 页数:572 出版社: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7

简介:这是一本会议论文集，涉及清代灾荒及其社会影响、清代官方救灾制度与实践、清代基层社会与民间救荒机制、官义合办与中国救荒制度的近代转型、清代救荒观念的变迁。

《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

作者:张中秋编 页数:339 出版社:北京市：法律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2

简介:本书主要内容包括：论中国的法律观；传统中国法律的基本观念；中国法思想的基础；中国早期法治传统比较观等

《法苑谈往》

作者:洪丕谟著 页数:315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1.05

《中国法律之最》

篇7：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

发布时间：2009-03-31 21:39:35

一、为完善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程序，规范审判委员会工作秩序，切实发挥审判委员会职能作用，制定本制度。

二、审判委员会的职责。

1、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下列案件：

（1）刑事、民事、行政、执行案件中法律政策依据不明确的案件；重大疑难、新类型案件；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涉众、可能引发群体性上访的案件；

（2）院长发现本院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再审的案件；

（3）对不合格案件、违法审判案件的确认。由审判委员会委员采取无计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票决。案件的范围包括上级法院发改、再审的案件，本院院长提起再审改判的案件，国家赔偿案件及本院评查中发现的不合格案件；

（4）院长认为有必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其它案件。

2、审判委员会讨论下列有关审判工作问题：

（1）总结审判工作经验，分析问题，研究对策，指导全局工作；

（2）研究本院审判工作的计划、安排和工作思路；

（3）审议批准审判工作制度和规范；

（4）对当事人申请本院院长回避作出决定；

（5）对各庭局的有关法律问题的请示进行研究；

（6）院长认为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其它审判问题。

三、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院长因故不能参加时，委托副院长主持。

四、经院长决定，有关审判人员可以列席审判委员会，介绍情况，回答询问。

五、审判委员会就案件审理报告中认定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进行研究，因主审人应报告而没有报告的案件事实、证据，或主审人不如实汇报案情，而导致案件裁判不公的，由主审人承担错案责任。

六、审判委员会成员对研究的案件，如有诉讼法规定回避情形的，应当自行提出回避申请，是否准许由院长决定。

七、与会人员必须严格保守审判委员会机密。

八、承办人对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至迟在2/3法定审限内将案件审理报告及卷宗交所在庭（局）长，庭（局）长在三日内阅卷审查后交分管院长审查，分管院长在五日内审查决定是否交案件审查组审查。

九、案件审查组审查成员审查案件，应当阅卷并出具书面审查意见，审查组认为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报院长批准。审查组每位成员阅卷时间为三日。

十、审判业务庭对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须在审判委员会例会前三日按委员人数向研究室呈送案件审理报告。

十一、会议结束后除研究室留一份存档外，一律收回销毁。

十二、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由研究室保管，年终交档案室归档。

篇8：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

1 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1.1 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是我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实际，对于规范社会秩序的法律制度应不断改革。刑事审判制度是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之一，当前对其进行改革探究已刻不容缓。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问题和矛盾也逐渐凸显，尤其是乡村地区具有其特殊性并且在现代化浪潮之中出现了新情况，对刑事审判制度产生了新的需求，这就形成了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强大动力。对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利于推动形成公正高效的刑事审判制度系统体系，加快刑事审判制度更加科学合理的步伐和进程。

1.2 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是实现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必然要求

乡村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邻里、亲朋、伙伴等复杂的社会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和发展，各种问题和矛盾凸显，纠纷也逐渐增多。乡村社会稳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依据其特性就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进行革新，从法律制度上必要引导，力求妥善解决问题。并且以此带动乡村地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使司法成为纠纷解决的重要途径，平衡城乡发展。加强对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研究，能够防止矛盾的扩大化和恶性蔓延，充分发挥司法的作用，实现国家法律制度的统一实施。

1.3 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是推进国家法治进程的重要领域

法治顾名思义在司法领域即为司法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将国家一切社会事务纳入法治的轨道。构建法治国家已成为当今时代不可逆转的发展潮流，也是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刑事审判制度的科学构建，能够及时对违反社会公益的行为进行矫正和规范，是实现法治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作为刑事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适时的改革是对刑事审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能够有效地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和谐，推动法治国家早日形成。

2 我国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刑事审判硬件投入不足

我国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基础设施和资金投入明显缺乏，突出表现在法院审判庭设置以及基层派出法庭功能欠缺。法院审判庭由于资金投入有限而设备不健全，致使审判时候设施往往比较简陋，无法满足审判的需求。再者，人民派出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和组成部分，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处于化解和调处矛盾纠纷的前沿。但是，目前乡村地区派出法庭受机构设置单薄，配套设施不齐备等因素的限制使得派出法庭往往被虚置。乡村地区刑事审判资金投入不足，致使专业人才缺乏，公民代理盛行。一旦刑事案件发生，被告人不是第一时间寻求法律专业人员的帮助，而是找那些“能说会道”的人出庭代为辩护，加上请律师所需的高昂的代理费更不会请专业律师辩护，并且律师往往因为得不到应有的报酬而不在乡村地区进行代理辩护。因此，乡村地区专业律师辩护率极其低下，不利于保护当事人权益，有损于公平正义理念以及法律的权威。

2.2 刑事审判案件居高不下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种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和激化，各类犯罪也不断增加。据统计显示，1978年，全国刑事犯罪55.7万件，2008年为488.5万件，增长8.77倍。这预示着我国刑事审判案件将大大增加，并且可以肯定的有些特殊案件在乡村地区呈高发状态。探其根源主要是乡村地区长期相对比较封闭和落后于城市，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欲望得到激发，加上社会的转型时期乡村地区劳动力大量外流，无疑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盗窃与诈骗案件呈现多发趋势。此外，刑满释放人员由于不能够得到较好的社会安置，返乡之后往往“重操旧业”，惯犯累犯较多。加上我国乡村地区各种条件诸如审判人员缺乏和审判设备落后的限制，无疑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巨大的压力，这在东部沿海乡村地区表现特别突出。

2.3 刑事审判程序缺乏权威性

审判期限的设定主要是为了督促审判人员提高审判效率，尽早地将公平正义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达到刑事诉讼的目的。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一审期限规定较少，对于案件的性质和复杂程度区分不够，《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此进行了调整，对于一审刑事案件，在一个半月内无法审理完成的，经各高级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两个月。根据现实细细探究可以发现，没有适当的时间投入，法官对证据的审查也可能过于草率，对案件事实认定的疑点也难以高度重视，对案件法律适用中的争议也无法认真对待。审判期限的统一规定，极易造成公正与效率的失衡，对于刑事案件的公正审判以及审判的权威性明显不利。

2.4 刑事审判中的法律援助缺失

现行《刑事诉讼法》对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条件规定的比较具体，直接问题就是法律援助的范围狭隘。法律援助在乡村地区可以说是束之高阁而不得落实，律师法律援助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甚至流于形式，加上报酬资金投入不足，加剧了这种不良局面的恶性循环。长期以来，乡村地区观念趋于保守，保留了无讼是求的传统文化观念，甚至还比较倾向于民间解决的方式，即使万不得已诉诸法律，由于经济和观念等因素的限制，很少请求法院法律援助而实现法律赋予的权利，以致乡村地区刑事审判中法律援助明显缺失。

3 我国乡村地区刑事审判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3.1 思想意识上重视地区刑事审判改革

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由于“打官司”长期受到较低的社会评价，这往往导致弱化司法的功效，甚至远离司法。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这种基于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型法治社会制度的差异，必将导致观念与制度的激烈冲突，人们甚至形成一种群体性排斥接近的惯例。事实上，主要通过宣传和普及等方式自上而下灌输给乡民的国家法律，远未内化为乡民自己的知识，而这些令乡民感觉陌生的新知识，也未必都是指导他们生活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指南。他们遇到纠纷和矛盾时，仍然采用族长之类的权威人物调解决断，如果问题未能解决将会采取过激手段，也不愿意诉诸法律。这就需要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正视刑事审判制度的现状，从观念上进行有效地引导和改善，形成良好的矛盾处理机制，为刑事审判制度改革奠定群众基础。

3.2 加大乡村地区刑事审判设施建设与经费投入

设施是组织的骨骼，经费是组织的血液。只有加大刑事审判设施的建设力度和自己投入幅度，尽量引进专门人才，才能保持乡村地区刑事审判的高效进行。首先，法庭设备比如视听播放器材的建设势在必行。新时代高科技在刑事案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也广为人们采用，乡村地区法院或者派出法庭这些器材设施需要购入投入使用。其次，完善法院内部诸如证据鉴定仪器设备系统，以求精确证据的科学性，提高审判效率和公正性。最后，这些设备的建设和使用保障就是资金投入，因此拨付专门款项建设乡村地区刑事审判设施也是亟待考虑的对策和方案。

3.3 建立适应乡村地区特点的多样化的刑事审判程序

首先，健全未成年人审判制度。推行“圆桌审判”方式，寓教于审判之中。借鉴行政案件“圆桌审判”模式的经验经验，可将“圆桌审判”引入乡村基层人民法院的未成年人轻微犯罪案件中，审判人员不着法袍，不用法槌，走下审判席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围坐于圆桌周围，用严谨的态度、通俗易懂的语言主持庭审，在宽松但又不随便的氛围下走完诉讼的整个流程。审判过程中引入心理测评、指导、矫正整套心理辅导措施。未成年人心理还不成熟，可塑性强，可以聘请一些犯罪心理学专家和机构参与审判过程，通过心理测评的专业技术评估其犯罪时的心理状态，组成未成年人专业审判小组，为准确定罪量刑提供可靠依据。对于偏激极端的思想也可进行及时的矫正与指导，帮助未成年人重回正途，保障其身心健康发展。

再者，加强刑事调解制度。乡村司法的受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往往是近邻关系，有可能无意之间的争吵酿成了一场刑事官司。法官要追求绝对真实，而也许该是非界限的模糊态恰恰是当事人相互让步，达成纠纷解决协议的环境条件。如果能使他们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一致意见，乃是司法的成功之处——维护和重建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法官在调解中的中立性表现在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偏不倚不偏袒任何一方，依法调解。并且，可以发挥基层组织比如村委会在调解中的见证人和监督作用。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能以追求高结案率高调解率为原则，要使当事人双方心服口服。定纷止争。

3.4 加强乡村地区刑事审判法律援助制度建设

首先要扩大应当指定辩护范围。即使官员不滥用标准体系所给予的广泛自由裁量权，标准也具有难以预测法律纠纷结果的缺点。现行诉讼法规定了七种“可以”指定辩护的情形。“可以”二字赋予了法官太多的自由裁量权，在案件中如何具体判断，对被告人的权益保护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笔者认为应扩大指定辩护的范围，将部分“可以”指定辩护的情形纳入应当制定辩护的范围之中，以减少出现冤假错案的几率。再者，重大案件应提供法律援助。对于被告自认犯罪的重大案件，他们放弃了无罪辩护权，在适用简易程序时，其他权利如最重要的辩护权更需要得到保障，需要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法庭为被告指派律师。

法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担负着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的重大使命。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的变革步伐应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够最大地发挥法律的功能。正义所关注的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对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使其符合本地区现状，方能实现其价值和目标，有效地化解矛盾和纠纷，维护长治久安，实施有效地社会管理。

摘要：由于我国城乡差距的长期存在, 受乡村地区地理环境、民俗传统及诉讼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刑事审判制度尚需依乡村地区特殊性进行变革。本文就乡村地区刑事审判制度进行深入探讨, 并结合实践研究改革方案, 健全现有的司法系统, 更好地捍卫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