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演讲词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演讲词（精选5篇）

篇1：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演讲词

1.下面是索尔仁尼琴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词，当时他因故未能前去现场领奖。（1969年他被前苏联作协开除，翌年获奖，前苏联官方认为这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

这篇演说词很长，但值得看完。2002年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演说词的时候，感觉就像被人用火把点燃了心脏。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领奖演说

一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未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甚至将不记得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

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日，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1.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似乎从未有人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1.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什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而且这个演讲与在严寒的劳改营的夜晚里所构思的最初的计划初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自太古以来人就是被这样制造出来的，使得他对世界的只要不是在催眠状态下被灌输送去的看法、他的动机和价值标准、他的行动和目的都为他的个人的和群体的生活经历所决定。俄国有句谚语，“别相信你兄弟说的话，要相信你自己的斜眼”，而这就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以及人在世界里的行为的最可靠的基础。在我们的世界伸展在神秘和荒凉之中的漫长时代里，在它受到普通的传播线路侵犯以前，在它被改造成一个单独的、痉挛地跳动着的肿块以前--人们在他们的有限的领域之内，在他们的社区之内，在他们的社会之内，最后又在他们的国土上，依靠经验治理着而无灾祸发生。在那个时候，单独的个人有可能感知并接受一种普通的价值标准：有可能将被认为是正常的事物和难以置信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残酷的事物和位于**的边界之外的事物区分开来；有可能将诚实的事物和欺骗的事物区分开来。尽管散居各地的人民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而且他们的社会价值往往惊人地不一致，正如他们的度量衡体系不一致一样，但这些不一致仍然只是令偶尔前来的旅行者吃惊，在杂志上以奇闻的名义报道着，对尚未成为一体的人类并不构成威胁。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知不觉地，突然地，人类变成了一体--满怀希望地成为一体而且又是危险地成为一体--结果它的一个部分的震动和激动就几乎被同时传递到其他的部分，有时任何一种免疫性都欠缺。人类变成了一体，但又不是像社区甚至国家本来那样固定不变地变成一体的；不是经过多年的相互经验团结起来，既不是通过拥有一只单独的眼睛，那是只被亲切称之的“斜眼”，也不是通过一种共同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国际广播和印刷越过一切障碍变成了一体。大量事件雪崩似地降临在我们身上一分钟以后半个世界就听见它们的崩溅声。但是按照世界的陌生地区的法律衡量这些事件并估价这些事件时所依赖的尺度，这却并未通过声波和在报纸的栏目中被传播出来，而且也不能够这样传播出来。这是因为，这些尺度是在单独的国家和社会里在年代过于久远的过于特殊的情况下获得了成熟并被吸收的，它们不能在半空中被交换。在世界各地，人们把自己辛辛苦苦得到的价值应用在事件上，他们固执地、自信地、只是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从未按照任何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进行判断。

如果说世界上并没有许多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起码也有几种这样迥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价值标准是为了估价就近的事件，而另一种是为了估价远方的事件，苍老的社会拥有一种价值标准，而年轻的社会又拥有另一种，不成功的人民是一种价植标准，而成功的人民又是另一种。这些背道而驰的价值标准不和谐地尖叫着，令我们目眩惶惑，因而倘若我们避开所有其他的价值也就不会痛苦，那就好像避开疯狂一般，好像避开错觉一般，而且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国的价值自信地判断着整个世界。我们之所以不把那事实上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看做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而是把那最靠近我们的灾难误认为那更大的、更痛苦而又更难以忍受的灾难，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凡是离开更远的事物，凡是今时今刻并不威胁着要侵入我们的门口的事物--尽管它发出呻吟，发出压抑的呼喊，生命由此毁灭，即使由此带来几百万牺牲者--我们都认为，总的看来都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可以容忍之列。

1.不太久以前，在世界的一个地方，在与古罗马人的迫害相比毫不逊色的迫害之下，成千上万的缄默的基督教徒为了对上帝的信仰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另外一个半球有某个疯子（而且无疑他并非孤身一人），他急速穿过大洋把我们从宗教解救出来--而且刀剑径直刺入祭司长！他按照他本人的价值标准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推测。

一件事物从远处看，按照一种价值标准，似乎是令人艳羡的、欣欣向荣的自由，可是如果在就近看，并且按照其他的价值标准，就令人感到是那种要把汽车掀翻的令人狂怒的压抑。一件事物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可能代表着一个难以置信的繁荣之梦，可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却具有需要立即用罢工对其作出反应的疯狂剥削的那种使人激怒的效果。自然灾难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一场殃及二十万条生命的水灾似乎不如我们当地的一个事故那么严重。个人受到的侮辱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有时甚至一个反讽的微笑或者一个打发人走的姿式就是令人丢脸的，而在其他的时刻残酷的拷打也被当作一个不幸的玩笑而被原谅了。惩罚和**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按照一种价值标准，被捕一个月、被放逐到乡村，或者人呆在里面吃白面包卷喝牛奶的隔离室，都打碎了人的想像并用愤怒充塞着报纸上的栏目，而按照另一种价值标准，判决二十五年刑期，四壁寒冰覆盖而里面的囚徒又被剥

得只剩内衣裤的隔离室，为神智健全的人设的疯人院，以及无数的非理智的人，他们由于某种原因老是逃跑，又在边境遭到射击--所有这一切却又是司空见惯并为人们所认可。而涉及到世界的那个外国的部分时头脑又是尤其平静，我们对那个部分实际上是一无所知，我们从那儿甚至得不到有关事件的消息，而只有几位记者的琐碎的、过时的猜测。

然而我们却木能因为这种两重性，因为对另外一个人的深沉的悲哀，对这种惊得发呆的不理解而责备人的看法，要知道人就是这样组成的。但是对被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肿块的整个人类来说，这样的相互不理解却显示出迫在眉睫的猛烈毁灭的威胁。面临着六个、四个或者甚至两个价值标准，一个世界、一个人类是不能够存在的：我们将被节奏的这种不一致、被颤动的这种不一致扯开。

一个有两颗心脏的人并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们也将不能够在一个地球上肩并肩地生活着。

1.但是谁又将协调这些价值标准呢，而且又将怎样使这些价值标准达到协调呢？谁将为人类创造一个阐释系统，它又是既适用于善行又适用于恶行，既适用于不可忍受的事物又适用于可以忍受的事物呢？这些善行和恶行，不可忍受的事物和可以忍受的事物在今天是有区别的了。谁将向人类说清楚何为真正令人忧郁、无法容忍之事，何为仅仅局部地擦伤皮肤之事？谁将把愤怒引向那最可怕的事物而不是那更近的事物？谁会成功地把这样一种理解转移到在他本人的经历的界限之外的地方？谁会成功地让一个心胸狭隘、固执的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他人的遥远的欢乐和悲哀，感受到对他本人所从来体验到的种种方面或者蒙蔽的一种理解呢？宣传、压抑、科学证明--这一切都是无用的。但是幸而在我们的世界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艺术，这个手段就是文学。

它们能够创造奇迹：它们能够战胜人的那种有害的特征，那就是只从个人的经验中进行学习，结果别人的经验徒劳地从他身边经过。当人在地球上度过他的短暂一生的时候，艺术就把一个陌生的终生的经历的全部分量，连同它的一切负担、色彩、其生命的力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了；它在肉体上再次创造出一个未知的经历，并允许我们拥有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东西。

而且不止如此，远远不止如此。随着相当于数世纪之久的时间的逝去，不论是国家还是整个大洲都在重复着相互的错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为这是多么明显啊！但并非如此，某些国家已经经历过、考虑过并且摒弃了的东西，却突然被别的国家发现是刚到的新闻。这儿又是如此，我们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一种经验的唯一替代物就是艺术，就是文学。艺术和文学拥有一种奇妙的才能：它们能够超出语言、习惯、社会结构的区别而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传达给另一个民族。它们能够向一个没有经验的民族传达一种持续许多个十年的严苛的民族磨练，甚至能够使一整个民族免于走着一条不必要的，或者错误的，或者甚至是灾难的历程，从而使人类历

史少走弯路。

我今天从诺贝尔的讲坛上急迫地向你们提醒的，就是艺术的这种伟大而又崇高的性质。

而且文学又朝着另一个无价的方向传达着无可辩驳的、浓缩的经验，亦即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样它就变成了民族的活的记忆，这样它就在自身之内保存着并且点燃了她的已经度过的历史之火，而保存和点燃这历史之火所采用的形式又免遭畸形和低毁。文学就是以这种方式，和语言一起保护着民族的灵魂。

（近来有一种时髦的说法，即应该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应该在当代文明的熔化炉里消失。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对它的讨论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儿作如下说法是恰当的，即民族的消失，就如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有着一个人格一张脸一样，会同样使我们贫瘠。民族是人类的财富，是人类的集体的人格，最无足轻重的民族也有着其特殊的色彩，并在自身之内拥有着神的意图的一个特殊的方面。）

但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果受到权力的干涉而被扰乱，那就是太不幸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对“印刷品的自由”的侵犯，而且也是民族心灵的关闭，是将民族的记忆击成碎片。这个民族就不再注意其自身了，它已被剥夺了其精神上的团结，而且尽管据说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可是同胞们却突然不再互相理解了。一代又一代的缄默不语的人变老了，死去了，可从来连自己都没有谈论过，也不互相交谈，不对后人交谈。当像阿赫玛托娃和赞加亭--他们终生都处于活埋状态--这样的人注定一直到死都要在缄默中进行创作，而又从未听到对他们的作品的反响，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的一种悲哀，是整个民族的一种危险。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中一当由于这样的缄默而使得整个历史不再被人从整体上予以理解时--它就是整个人类的一种危险。

1.在各个不同的时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人们曾进行了热烈的、愤怒的和微妙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艺术和艺术家是否应自由地为自己而生活，或者应总是注意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并且不带偏见地为社会服务。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左右为难之处，但我将避免再次引起这一系列的争论。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令人赞叹的讲话实际上就是阿尔贝．加谬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我乐于赞同他的结论。确实，俄国文学在几十年的期间展现了一种倾向，那就是不太沉溺于对自身的沉思默想，不是太轻浮地焦躁不安。我并不耻于竭尽所能使这个传统再继续下去。俄国文学长期以来对下述概念并不陌生，即一个作家在他的社会之内是能做许多事情的，而且这样做也是他的责任。

我们不可侵犯艺术家只是表现他自己的经历和内省而不顾及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权利。我们不可要求艺术家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而是--责备他，乞求他，敦促他，诱惑他允许我们侵犯他的这个权利。

毕竟，他的才能只是有几分是他本人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出生时像一件成品一样炸进他身上的，而这个才能的天赋又将责任强加在他的自由意志上。我们可以假定艺术家并没有受惠于任何人；然而看到下述状况却是痛苦的，即当他隐退进他的自我制造的世界里或者他的主观怪想的空间时，他就有可能将真实的世界拱手交到贪财的人的手中，如果不是交到卑劣的人、不是交到疯狂的人的手中的话。

我们的二十世纪已证明比先前的若干世纪更为残酷，而本世纪的头五十年并没有将其所有的恐怖抹掉。我们的世界被贪婪、嫉妒、缺乏控制、相互的敌意等这些同样古老的穴居时代的情感撕得四分五裂，而这些情感又顺便拣起了诸如阶级斗争、种族冲突、群众的斗争、工会的争端之类体面的假名。原始时代的那种拒不接受妥协已被变成了一种理论原则，并被认为是正统的美德。它需要几百万人在无休止的内战中作出牺牲，它朝我们的灵魂鼓吹，像不变的、普遍的善良与正义的概念这类事物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类概念完全是起伏不定的、变化无常的。因而这个规则也就应运而生--总是做对你的一方最有利的事情。任何专业组织一见到有将一个部分折断的方便机会，即使这个机会是不劳而获的；即使这个机会是多余的，那它也就当即把它折断，而不管整个社会是否会倒塌下来。从外部来看，西方社会的巨大动荡不安正在达到这种程度，再超越一步这个系统就要不那么稳定，就要崩溃。暴力愈来愈不为若干世纪的守法行为所强加上的限制所困扰，而是正在厚颜无耻地和胜利地阔步跨过整个世界，可又对历史多次显示并证明它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一点不感兴趣。除此之外，广泛获得胜利的不仅仅是那**裸的暴力，而且还有暴力的得意洋洋的借口。世界正在被那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显然是上个世纪的一种局部地区的梦质的想像物--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爬过整个世界，骚扰着它们当时所不可能梦想到的国家，而且正在通过近年来的劫机、绑架、爆炸和纵火来宣告它们要震撼并毁灭文明的决心！而且它们可能会获得完全的成功。年轻人除了性经验之外尚无别的经验，尚未经历过多年的个人的苦难和个人的理解，他们在这样一个成长的时代里正在兴高采烈地重复着我们十九世纪的堕落的俄国错误，而又误以为他们是在发现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肤浅地缺乏对人类的古老的实质的理解，用没有经验的心脏的天真的自信呼喊着：让我们赶走那些残酷的、贪婪的压迫者，亦即政府，而新的政府（我们！）在把手榴弹和来复枪放在一边之后，就将会是公正的，通情达理的。远非如此！„„但是那些年龄大的并通情达理的人，那些能够反对这些年轻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却并不敢反对，他们甚至拍马奉承，只要不显得“ 保守”就行。这是另一个十九世纪的俄国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它称之为对进步的古怪警句的奴性。

1.慕尼黑的幽灵决非已退却到过去，它并非仅是个短暂的插曲。我甚至斗胆说，慕尼黑的幽灵在二十世纪无处不在。面对着一种突然复活的无耻暴行的猛烈进攻，胆怯的文明除了让步的微笑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用来进行反抗。慕尼黑的幽灵是获得成功的人的意志上的疾病，它是那些沉溺于不惜以任何代价渴望得到的兴隆、渴望得到作为尘世存在的主要目的的物

质福利的人的日常状态。这样的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里为数甚多--选择了被动和退却，只是为了使他们已过惯了的生活得以更长一点儿苟延残喘，只是为了不迈过今天的艰苦的门槛--而到了明天，你就会看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但是永远不会安然无恙的！怯懦的代价只能是**，我们只有在敢于作出牺牲时才将获得勇气和胜利。）

此外，我们又由于下述事实而受着毁灭的威胁，那就是这个在物质上被压缩的、被扭伤的世界不被允许在精神上融合在一起，知识和同情的分子不被允许从这一半跳到那一半。这就呈现出一种未受遏止的危险：在这个行星上各部分之间的信息的压抑。当代科学知道，信息的压抑导致熵和完全的毁灭。信息的压抑使得国际的签名和协议成为虚幻，在一个被捂住的区域之内不费任何代价就可再次阐述任何协议，甚至更为简单--把它忘掉，就好像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般（奥威尔对这一点有最高超的理解）。被捂住的区域就好像不是在地球上的居民居住着似的，而是好像由来自火星的一个远征队所居住；那儿的人民对地球其他地方没有一点理解力上的了解，他们抱着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神圣的信念随时准备去把地球的其他地方践踏在脚下。

二十五年以前，抱着人类的伟大希望，联合国组织诞生了。可叹的是，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这个组织也变得不道德了。它不是一个联合国组织，而是一个所有的政府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组织；在那些政府当中，有些是自由选举的，有些是用暴力强加上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联合国组织依赖着大多数成员的唯利是图的癖好，戒备地保卫着某些国家的自由而忽略其他国家的自由。由于有一种恭顺的表决，致使它拒绝对个人的呼吁进行调查，所谓个人的呼吁系指谦卑的、单独的平民百姓的呻吟、尖叫和恳求--而这对这样一个伟大的组织来说是不足挂齿的。

似乎当代世界的外貌主要掌握在科学家的手里，因为全人类的技术步伐系由他们所决定。似乎世界的方向所应该信赖的恰恰是科学家的国际好意，而不是政治家的国际好意。而且既然那几个少数人的榜样表明倘若他们同心协力的话那就会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因而也就似乎愈加是如此了。但是并非如此。科学家们并没有展现出做出过任何明显的努力，以成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独立的积极力量。他们消磨了一个个完整的会议，而与其他人的苦难脱离关系。他们最好是安全地呆在科学的领域之内。那种同样的慕尼黑的幽灵已在他们的头上将其使人衰弱的翅膀张开。

当世界处于可能毁灭的边缘，那么作家在这个残忍的、有力的、分裂的世

界的地位和作用又是什么呢？尽管，我们与发射火箭毫不相干，我们甚至推不动载重最轻的手推车，我们受尽了那些只尊敬物质力量的人的冷嘲热讽。我们也退却，认为善良不可动摇，真理不可分割，却又丧失信心，而只是将世界给予我们的辛酸作超然的观摩，这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吗？那种辛酸而又超然的观摩就是：人类已腐败得不可救药，人已堕落了，为数不多的美丽而又高雅的人在他们当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们甚至不能依赖于这种逃避。凡是曾拿起过《圣经》的人就永远也不能逃避它；作家并不是他的同胞和同时代人的超然的法官，而是在他的祖国里的或由他的同胞所做的一切**行径的同谋，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褐色的污点也就永远掴在作家的脸上。如果在一个致命的夜晚他们把那个信任他人的朋友闷死在睡眠中，那么作家的手掌就带有那条绳子上留下的伤痕。如果他的年轻的公民伙伴活泼地宣称堕落比诚实的工作优越，如果他们沉溺于毒品或扣押人质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们的臭气也就与作家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我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前世界的创伤不负责任吗？

然而，我由于意识到世界文学是由一个单独的巨大心脏组成而感到快慰，这是种十分重要的意识，因为世界文学把我们的世界的焦虑和烦恼搞清楚了，尽管这些焦虑和烦恼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被展现和被感知的方式不同。

除了年代久远的民族文学之外，甚至在过去的时代也存在着有关世界文学的概念，它是环绕着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是文学间的相互影响的总和。但又出现了时间上的一种间隔：读者和作家只有在一段时间间隔之后才认识使用别的语言的作家，有时这个间隔持续数世纪之久，因而相互间的影响也延迟了，而民族文学的高峰的选集只显现在后人的眼前，而不是显现在同时代的人的眼前。

但是今天，在一个国家的作家和另一个国家的作家及读者之间有着一种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如果不是同时发生的话也是几乎如此。我本人就有这种体验。我的那些还没有在我的祖国印行的书，令人可叹，却很快就找到了易起反应的、遍及全球的读者，尽管译文是匆忙的，并且往往是拙劣的。像亨利希．伯尔这样的著名西方作家已对这些作品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在所有这些过去的岁月里，我的工作和自由还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与地球引力法则相反，它们就好像悬挂在空中一般，好像悬挂在虚无之中--悬挂在一种富有同情心的公众膜状物的看不见的无言的绷紧状态上；然后，我带着感激的温暖，而且也是完全出乎意料地得知，我得到了作家的国际兄弟之情的进一步的支持．在我五十岁的生日的时候，我吃惊地收到了来自西方著名的作家的祝贺。我所受到的一切压力并没有无人注意。在我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那些危险的几周里，世界杰出作家所推进的防护墙保护了我，使我免遭更糟糕的迫害；而且挪威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倘若我的被放逐付诸实施时好客地为我准备了容身之地。最后，甚至我的获诺贝尔奖的提名也不是在我生活和写作的国度里被提出的，而是由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再到后来，所有作家协会也表达了对我的支持。

这样我就理解了并且感到，世界文学不再是一部抽象的作品选集，也不是文学史家们所杜撰的一种概括；更准确地讲，它是某种公共的躯体和一种公共的精神，是一种反映了人类的成长着的团结的一种有生命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团结。国家的边界仍然在变得深红，那是被电网和喷发的机枪烧红的；形形色色的内务部长们仍然认为文学也是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的“内部事物”；报纸的大字标题仍然醒目地排印着：“无权干涉我们的内政！”可是在我们的拥挤的地球上却并没有剩下任何内政！人类的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都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在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起反应的工具之一，因而也就成为最早采纳、吸收并且抓住对人类的增长的团结的这种感觉的工具之一。因而我充满信心地转向今天的世界文学--转向成百上千位我从未见过本人而且可能永远也见不到的朋友。

朋友们，如果我们毕竟还有价值的话，那就让我们努力有所帮动吧！咱太古以来，在你们的被不调和的政党、运动、社会等级和团作所撕裂的国家里，是谁构成了那种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力量呢？然本质上讲那儿有着作家的位置：他们的民族语言的表达者--民族的主要凝固力，其人民所占据的土地本身的凝固力，尤其是其民族精神的凝固力。

1.尽管怀有偏见的人民和政党被灌输以种种思想和信仰，但我却相信，在人类的这些烦恼的时刻里，世界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的真相的力量。世界文学有力量将浓缩了的经验从一个国家传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我们也就不再分裂和惶惑，不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有可能得以取得一致，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做艺术家的也就将能够在我们自身之内培育出一种拥抱整个世界的视野；当位于中央时我们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观察就近的事物，而当处于边缘时我们将开始把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拉进来。而且我们将相互关联，我们将观察宏大的世界。如果不是作家的话，那又是要谁去作出判断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不成功的政府作出判断（在某些国家这是挣得面包的最轻而易举的方式，是任何一个不是懒汉的人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在人民的怯懦的谦卑或者自我满足的软弱之中对人民自身作出判断。又要谁去对青年人的力不胜任的长跑冲刺作出判断，对挥舞着大刀的年轻海盗作出判断呢？

我们将被告知：针对公开的暴力的无情猛攻，文学又有可能做些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而且它也不能够孤零零地生存：它必然与虚假交织在一起。在它们之间有着最亲密的、最深刻的自然结合。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暴力在出生时就公开行动，甚至骄傲地行动着。但一旦它变得强大，得到了牢固的确立，它就立即感受到它周围的空气的稀薄，而且倘若不自贬成一团谎言的浓雾又用甜言蜜语将这些谎言包裹起来的话，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它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

而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的一步就是不参与虚假，就是不支持虚假的行动！让它进入世界，甚至让它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但是却没有得到我的帮助。但是作家和艺术家却能够做得更多：他们能够战胜虚假！在与虚假进行斗争中，艺术过去总是取得胜利，而且现在也总是取得胜利！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公开的，无可辩驳的！在这个世界上虚假能够抵御许多东西，但就是不切实际能抵御艺术。

而且一旦虚假被驱散，那么**裸的暴力就会立即显露出它的一切丑恶--而暴力也就变得老朽，将会死亡。

我的朋友们，我之所以相信我们能够在世界的白热的时刻帮助世界，其原因也就在此。而这并不是靠着为不拥有武器制造借口，不是靠着使我们自己沉溺于一种轻浮的生活--而是靠的是参战！

在俄语中有关真理的格言是被人们所深爱的，它们稳定地、有时又是引人注目地表达了那种并非微不足道的严酷的民族经验：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想像的，亦即违反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原理的怪念头上，我既为我本人的行动也为我对整个世界的作家的呼吁找到了基础。

篇2：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演讲词

正如那个困惑的野蛮人拣起了——大洋中的一块奇怪的废弃物沙漠中的某件出土物或者从天上掉下来的某个无名的物件——它有着复杂的曲线，一开始单调地闪着光，然后又刺射出明亮的光。

他在手中把玩着它，把它翻转过来，试图发现如何处置它，试图在自己的把握中发现某种世俗的功能，却从来梦想到它会有更高的功能。

我们也是这般状况，手里拿着艺术，自信地以为我们自己是艺术的主人；我们大胆地指挥着它，更新它，改造它并显示它；我们出售它以挣钱，用它取悦于当权者；时而用它来消遣——径直到唱流行歌曲的地方和夜总会，时而又为了转瞬即逝的政治需要和狭隘的社会目的而抓住最近的武器，不管那是软木塞还是短棍棒。但艺术并不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亵渎，它也并未因此而偏离开自己的天性，而是在每一个场合、在每一次应用中它都把其秘密的内心的光的一部分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能理解那道光的全部吗谁敢说他已经为艺术下了定义，已列举了它的所有的方面或许曾几何时有个人已理解了并且告诉了我们，但我们却不能长期满足于此；我们倾听着，忽略着，当场立即把它掷了出去，一如既往匆匆地把甚至最优秀的也交换出去——但愿是为了换得某种新的东西！而当我们再次被告知那个古老的真理时，我们将甚至不记得我们曾经拥有过它。

有一位艺术家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的创造者；他把这样一个任务扛在肩上，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让它居住芸芸众生并为它承担包容一切的责任；但他却在这个世界的下面崩溃了，因为一个凡人的天才是没有能力承担这样一个负担的。这完全就像普通人一样，他宣称自己是存在的中心，但却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一个达到了平衡的精神体系。而且如果不幸压倒了他的话，那他就责备世界的时间久远的不和谐，责备今天的断裂的灵魂的复杂，或者责备公众的愚蠢。

另外一位艺术家看出天上有另外一种权力，于是乐得在上帝的天国的下面做一名谦恭的学徒；然而，那被写出的或被绘出的他对一切的责任，他对感知到他的工作的人们的责任，却比以往更为苛求。但是，作为回报，创造出这个世界的却并不是他，也不是他指导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其基础来说是没有什么不确定之处的；这位艺家只须比其他人更加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和谐，意识到人类对世界所做的贡献的美和丑，并把这一点敏锐地传播给他的同胞。而当不幸的时候，即使是在存在的最深处——陷于穷困、入狱、患病——他的稳定的和谐感也从未抛弃他。

但是艺术的一切非理性、它的令人目眩的特色、它的不可预知的发现、它对人的毁坏性的影响——它们充溢着魔力，不会被这位艺术家对世界的想像所用尽，不会被他的艺术概念或者他的拙劣的作品所用尽。

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人类存在早期那些没有艺术的时期。就在人类的熹微晨光中，我们从我们未能及时看清的手中接受了它。而且我们也没有能及时询问：给了我们这个礼物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要用它做什么

那些预言艺术将会解体、预言艺术将比它的形式活得长久并死去的人们，他们是错了，并且将总是错。注定要死的是我们——艺术将永存。那么即使是在我们的毁灭之曰，我们会理解艺术的一切方面和艺术的一切可能性吗

并不是一切都有个名字，有些事情是不可言传的。艺术甚至能使一个冷淡忧郁的灵魂激动起来，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经历。通过艺术，不能够用理性的思维所产生的那种启示有时就来到我们身旁——隐隐约约地、短暂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就像童话中的那个小镜子一样：你只要朝镜子里看，就会看到——并不是你本人，而是在一秒钟之内看到那个难以得到之物，谁也不能奔到那儿，谁也飞不起来。而只有灵魂发出一声呻吟……

二

有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出了这句费解的话：“美将拯救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陈述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话语而已。这怎么会可能呢在嗜血成性的历史中美又何曾拯救过何人免于难呢使人高尚了，使人精神振奋了，是的——但它又拯救过谁呢

然而，在美的本质之中却有某种独特之处，那是在艺术的地位中的一种独特之处；即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说服力完全是无可辩驳的，它甚至迫使一颗反抗的心投降。要想在既是错误又是谎言的基础上写出一篇外表上流畅典雅的政治演讲、或写出一篇刚愎自用的文章，或勾勒出一套社会计划，或创造出一个哲学体系，这都是可能的。但被隐藏的事物，被歪曲的事物，却不会立即变得显而易见。

然后一篇矛盾的演讲、文章、计划，一种立场不同的哲学又为了进行反抗而聚集在一起——并且完全同样典雅流畅，并且再次产生效果。这种事物之所以既被人相信又被

人怀疑，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重述不能触及灵魂的事物是徒劳的。

但是艺术作品却在自身之内拥有着自身的证明：被设计出来或者被滥用的概念并不能忍受被用形象刻画出来，它们都轰然落下了，显出苍白的病色，不能令任何人信服。但是那些将真理挖掘了出来并且把真理当作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力量呈现给我们的艺术作品——它们控制着我们，迫使我们屈服，而且从未有人似乎要反驳它们，甚至在未来的时代也似乎无人要反驳它们。

因而也许真、善、美的那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并不纯粹是我们在我们的自信的、实利主义的青年时代所以为的一种空虚的、褪了色的公式吗倘若如学者们所坚持的那样，这三棵树的树梢聚合在一起，但是真和善的过于显眼的、过于笔直的树干又被压坏，被砍掉，不被允许穿过去——那么也许那怪诞的、不可预言的、意外的美的树干将会穿过去并高飞到那个相同的地方本身，并同时完成这所有三者的工作吗

如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就不是漫不经心之语，而是一个预言吗毕竟，一位具有怪诞的启发的人，他被允许多人看。

而且如此看来，艺术、文学果真能够帮助今天的世界吗我在多年之后终于多少看透了这个问题，今天我想在这儿呈现给诸位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见解。

三

这个讲台远非是提供给每一个作家的，而且被提供的作家一生也只有一次，为了登上这个宣讲诺贝尔奖获奖演说的讲台，我并不是登了三四级临时性的台阶，而是几百级台阶，甚至是几千级台阶；这些是不屈的、险峻的、冻结的台阶，从我注定要从那儿幸存的黑暗与寒冷之中延伸了出来，而其他人——也许比我更有天赋，更坚强——却死去了。我本人在中央劳改营的群岛里只遇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这劳改营被打碎成零零碎碎的大量岛屿；在秘密尾随和怀疑的重负之下，我并没有和他们所有的人说话，有一些人我只是听说过，别的我只是瞎猜而已。那些已经享有文名的落入那个深渊的人起码还被人所知，但又有多少人从未被认出过，从未在公开场合被提及过一次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曾设法返回。一整个民族文学留存在那儿，湮没无闻，不仅没有坟墓，而且甚至没有贴身衣裤，赤裸着，脚趾上贴着号码。俄国文学没有一刻停止过，但是在外界看来却似乎是一片荒原！在一片和平的森林能够长成的地方，经过一阵砍伐之后，却仍有两三棵侥幸生存的树。

我今天站在这儿，伴随着倒下的人的阴影，低下头好让以前的其他合格者在我前头通过来到这个地方，当我站在这儿，我又怎能推测他们想说的话并把这些话表达出来呢

这个义务长期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懂得这个义务。用符拉基米尔·索洛耶夫的话来说：

甚至锁着锁链我们自己也必须完成众神为我们计划好的循环。

频繁地，在劳改营的痛苦的激动中，站在囚徒的纵队里，当时一连串的灯笼刺破了阴暗的晚霜，这时在我们的心中就涌起我们想朝整个世界呼喊出的话语，倘若整个世界能听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的话。然后似乎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飞黄腾达的大使会说些什么世界又会怎样用自己的评论来立即作出反应。我们的地平线十分醒目地既拥抱着物质事物，又拥抱着精神的运动，而且在这个不可分割的世界上并没有看到不平衡。这些思想并非来自书本，也不是为了表达清楚而从国外引入。它们是在与现在已经死去的人们交谈中形成的，那是在囚室里和篝火旁，它们受到那种生活的考验，它们从那种存在中生长出来。

当外部压力终于稍微小了一些时，我的和我们的地平线变得开阔了，而且尽管是通过一个微小的缝隙，我们却也逐渐看见并知道了那“整个世界”。令我们吃惊的是，这整个世界与我们所预期的、所希望的根本不同；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个“不是靠那个”而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不”引向“那儿”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世界，它看见一个泥泞的沼泽就会惊呼；“一个多么可爱的小脏水潭啊！”看见具体的领带就会惊呼：“一条多么精美的项圈啊！”相反却是一个这样的世界，一些人流着伤心的泪水，而另一些人则随着轻松愉快的音乐喜剧翩翩起舞。

这怎么会发生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裂开的隔阂呢难道是我们感觉迟钝难道是世界感觉迟钝或者是由于语言的不同所致为什么人们不能够听清彼此说的每一句清清楚楚的话词语再也不像水那样发出声响奔流着——没有情趣、色彩、味道，没有痕迹。

随着我逐渐理解了这一点，也在多年的期间一再改变了我的潜在的演讲的结构、内容和风格。也就是我今天所作的演讲。

篇3：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演讲词

关键词：诺贝尔奖 (诺奖)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诺贝尔人文科学奖,诺贝尔奖得主,已逝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时年龄,逝世时年龄 (享年) ,获奖后生存年限,喜乐年,悲伤年

1诺贝尔奖颁奖概况

诺贝尔奖由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1]、和平奖[2,3]和经济学奖[4,5,6]六个奖项组成, 前3个奖项常被合称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 在不引起歧义的情况下可简称为诺贝尔科学奖, 广义的诺贝尔科学奖还包括经济学奖) , 后3个奖项不妨将其合称为诺贝尔人文科学奖, 前5个奖项始颁于1901年, 经济学奖则始颁于1969年, 迄今共有847人851人次和22个组织机构25次荣获诺奖, 其颁奖概况详见表1, 历届诺贝尔奖得主获奖时年龄、获奖后生存年限和享年 ( 包括其精确值) 概况详见表2。如无特别说明, 本文中的统计数据均截至2013年年底。

诺贝尔奖创始人: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注1: 本表圆括号内的数据是错误的, 它来自诺贝尔奖官网 ( http: //www. nobelprize. org/nobel_ prizes/facts/) 。笔者在文献 [4 –6] 中已指出诺奖官网存在的类似错误, 虽然后来它略有改进, 但仍存在上述低级错误, 实属很不应该。注2: 表中字母代号和符号的含义: PH—物理学奖 ( Physics Prize) , CH—化学奖 ( Chemistry Prize) , PM—生理学或医学奖 ( Physiology or Medicine Prize) , LI—文学奖 ( Literature Prize) , PE—和平奖 ( Peace Prize) , ES—经济学奖 (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 PNS = PH + CH + PM—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 The NobelPrize in Natural Science) , PHS = LI + PE + ES—诺贝尔人文科学奖 ( The Nobel Prize in Human Science) , “* ”表示延后 1 年颁奖。注3: 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历史上, 两次荣获诺奖者 ( 即双料诺奖得主) 仅 4 人, 依次是: 居里夫人 [1903PH ( 3 - 3) , 1911CH, 1867.11.07—1934. 07. 04][7]、鲍林 ( 1954CH, 1962PE * , 1901. 02. 28—1994. 08. 19) 、巴丁 [1956PH ( 3 - 2) , 1972PH ( 3 - 1) , 1908. 05. 23—1991. 01. 30] 和桑格[1958CH, 1980CH ( 3 -3) , 1918.08.13—2013.11.19]。注4: 此处是截至2013 年年底的数据, 2014 年最新逝世诺奖得主情况详见本文第3 节。注5: 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章程》中的规定, 每项诺奖每届的获奖人数不得超过3 人, 若是3 人获奖, 每项诺奖奖金的分配方式有2 种: ①平分: 即3 人平分; ②不平分: 即一人得50%, 另两人各得25%。注6: 世界上现共有195 个主权国家 ( 含梵蒂冈和巴勒斯坦) , 与诺奖得主有关的国家数共计82 个 ( 即该国至少有0.5 位诺奖得主, 或至少有1 位诺奖得主出生/逝世于该国) 。迄今荣获诺奖的华裔共12 人: 杨振宁 [1957PH ( 2 -1) ]、李政道 [1957PH ( 2 -2) ]、丁肇中 [1976PH ( 2 -2) ]、朱棣文 [1997PH ( 3- 1) ]、崔琦 [1998PH ( 3 - 3) ]、高锟 [2009PH ( 3 - 1) ]、李远哲 [1986CH ( 3 - 2) ]、钱永健 [2008CH ( 3 - 3) ]、高行健 ( 2000LI) 、莫言 ( 2012LI) 、达赖喇嘛 ( 1989PE) 和刘晓波 ( 2010PE) , 其中获奖时拥有中国籍的5 人 ( 杨振宁、李政道、莫言、达赖喇嘛、刘晓波) , 出生于中国的诺奖得主共 12 人 [华裔诺奖得主9 人 ( 丁肇中、朱棣文和钱永健均出生于美国) , 美国籍1 人, 瑞士和美国双重国籍者1 人, 日本籍1 人][8], 现尚无诺奖得主逝世于中国。注7: 双重国籍者各按0.5 人计。1979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的国籍变动情况比较复杂: 1910—1912 年是奥斯曼帝国, 1912—1915 年是塞尔维亚王国, 1915—1918 年是保加利亚王国, 1918—1948 年是南斯拉夫王国 ( 1918—1929 年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 , 1948 年加入印度籍。其出生地即今马其顿共和国首都斯科普里 ( 当时被奥斯曼帝国所统治) , 她从未拥有过阿尔巴尼亚籍 ( 1912 年11 月28 日阿尔巴尼亚宣告独立并成立临时政府) , 只不过其双亲都是阿尔巴尼亚族人, 幼时在家中说阿尔巴尼亚语。她逝世于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注8: 190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法国实验物理学家和发明家李普曼 ( Jonas Ferdinand Gabriel Lippmann, 1845.08.16—1921.07.13) 应邀于1921 年到加拿大和美国 ( 尚未成行) 讲学, 入夏之后病倒, 其家人从巴黎赶来接他回国, 在法兰西号远洋客轮 [SS France, 1910 年9 月20 日下水, 1912 年4 月20 日从其母港勒阿弗尔 ( Le Havre) 启程首航, 1912—1932 年经营勒阿弗尔至纽约航线, 1936 年退役] 从加拿大经停驶出后的第 3 天凌晨, 他逝世于大西洋公海的航海途中。注9: 和平奖可颁发给组织机构, 有关颁奖情况如下: 授予1 人 +1 个组织机构2 次, 授予1 个组织机构 +1 人4 次, 授予1 个组织机构15 次, 授予2 个组织机构2 次。

注1: 未考虑延后1 年颁奖的情况。注2: 享年 =逝世年份 -出生年份, 此计算公式可能会出现享年小1 岁但实际生存时间却更长的“虚假”现象。享年精确值 =实际生存周年 + ( 生存月 +生存日/30.5) /12, 此计算公式可准确地反映实际生存时间。享年不足50 周岁者诺奖得主共有7 人 ( PH =1, PM =3, LI =1, PE =2) , 享年100 周岁以上者只有2 人 ( 即莱维–蒙塔尔奇尼和科斯) 。注3: 2011 年10 月 3 日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宣布授予加拿大和美国 ( 双重国籍) 免疫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斯坦曼 ( Ralph Marvin Steinman, 1943. 01. 14—2011. 09. 30, 被誉为 “树突状细胞之父”) 等 3 人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但斯坦曼因胰腺癌已于 3 天前逝世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 这种情况不属于死后追授, 况且诺贝尔委员会在做出授奖决定时并不知道他已逝世。1974 年版《诺贝尔基金会章程》已明确禁止向亡者追授诺奖。美国苹果公司前CEO 乔布斯 ( Steven Paul" Steve" Jobs, 1955. 02. 24—2011. 10. 05) 在 2003 年 10 月的例行体检中被确诊为胰腺癌 ( 属致死率相对较低的胰腺内分泌型肿瘤, 该症病情发展缓慢, 能够存活数年的患者不在少数, 但胰岛细胞肿瘤一旦转移, 病情就会迅速恶化而死亡) , 他最初采用错误的“自我治疗”是导致病情延误和恶化的主要原因。斯坦曼在2007 年3 月被确诊为胰腺癌 ( 属致死率甚高的胰腺外分泌型肿瘤, 它被称为“癌症之王”) 后, 积极尝试自己发明的细胞免疫疗法[即采用树突状细胞 DC ( Dendritic Cells) 疫苗, 以 DC 疫苗为代表的细胞免疫疗法已逐渐成为继手术和放化疗之后的第三种癌症治疗策略], 生命从预期的数月延长至4 年多。倘若单纯地从医学角度来说, 斯坦曼与病魔抗争的4 年, 与乔布斯存活的8 年相比, 前者的治疗方法则更为成功。注4: 193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抒情诗人卡尔费尔特 ( Erik Axel Karlfeldt, 1864.07.20—1931.04.08) 属于死后追授[9]。注5: 1961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瑞典经济学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哈马舍尔德 ( Dag Hjalmar Agne Carl Hammarskjld, 1905.07.29—1961.09.18) 属于死后追授。注6: 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拿大和美国 ( 双重国籍) 经济学家维克瑞 ( William Spencer" Bill" Vickrey, 1914.06.21—1996.10.11) 在得知自己获诺奖3 天后因心力衰竭而逝世, 这种情况显然不属于死后追授。

2已逝诺贝尔奖得主概况

文献 [10] 着重从诺贝尔奖得主的出生时间入手做出统计分析和研究探讨, 本文则着眼于从诺贝尔奖得主的逝世时间 ( 忌日) 入手做出统计分析和归纳总结。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 最早逝世的诺奖得主是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历史学家蒙森 ( Christian Matthias Theodor Mommsen, 1817. 11. 30—1903. 11. 01 ) , 他还是所有诺奖得主中出生最早者。自1903年起, 无诺奖得主逝世的年份仅4年 ( 圆括号内数据为当年底健在诺奖得主总人数) : 1905年 ( 28) 、1909年 ( 47) 、1920年 ( 60) 和1948年 ( 105) , 笔者将这些年称之为诺贝尔奖得主喜乐年。2013年年底以前, 诺奖得主共逝世558人 ( 人次数则是562) , 其中诺贝尔奖得主逝世最多的悲伤年前十名 ( TOP10) 见表3, 一个年度内诺奖得主逝世人数多于授奖人数的年份共有16个, 详见表4。诺奖得主忌日月份 ( 阳历) 、星期和日期分布情况分别见表5 ~ 表7。2013年新近逝世的诺贝尔奖得主人数最多 ( 多达18人, 即PH =4, CH = 3, PM = 4, LI = 2, PE = 1, ES = 4) , 创历史新高, 可谓是诺贝尔奖得主最为悲伤的一年, 详见表8。

注1: 以每年底健在诺奖得主总人数计, 以2011 年2012 年为最多, 都是295 人。

注1: 未考虑延后1 年颁奖与和平奖组织机构获奖的情况。注2: 2013 年是自2000 年以来, 健在诺奖得主总人数的首次下降。注3: 1940—1942 年因“二战”而停止颁发诺奖。

注1: 忌日是8 月12 日的诺奖得主最多, 共有7 位 ( PH =1, CH =2, PM =3, LI =1) , 其次是9 月8 日的6 位 ( PH =2, CH =3, PM =1) 。

注1: 忌日是20 日的诺奖得主最多, 共有27 位; 忌日是3 日或29 日的诺奖得主最少, 分别只有10 位。

注1: 2013 年逝世的18 位诺贝尔奖得主是诺奖历史上的第541 ~558 位逝者。逝者位次 ( 序次) 的排序原则上以逝世时间先后为准, 同一天逝世者再以获诺奖时的序次先后加以区分。诺奖得主的获奖位次排序原则是: ①以获奖年份先后排序, 延后1 年获奖者位列当年度最后。②同一届诺奖得主以公布时间先后排序, 现在6 项诺奖公布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是: PM >PH >CH >LI >PE >ES。③同一届同一项诺奖得主以诺奖官网上公布的顺序排序。3 人同时获奖时, 1/2 奖金得主优先。注2: 2013 年已逝诺奖得主的享年均寿是89.38 ±8.06 岁, 比总体享年均寿 ( 79.58 ±10.79 岁) 高仅10 岁。注3: 美籍华裔生殖生理学家张民觉 ( 又作张明觉, 字幼先, Chang Min – Chueh, 1908.10.10—1991.06.05) 博士毕生专精于哺乳类动物繁殖受精过程的研究。1951 年他发现“精子获能”现象 ( 即张—奥斯汀原理) , 其后在世界计划生育运动首倡者、美国护士玛格丽特·桑格夫人 ( Margaret Higgins Sanger, 1879. 09. 14—1966. 09. 06, 1942—1962 年任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会长, 1952—1959 年兼任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会长) 的鼓励和支持下, 他与美国生物学家平卡斯 ( Gregory Goodwin Pincus, 1903.04.09—1967.08.22) 合作, 共同发明以甾体激素 ( 即类固醇激素) 为基础的女用复方口服避孕药 ( 1961 年首批口服避孕药在美国正式面市) , 故被誉为“口服避孕药之父”。1959 年他在英国《自然》杂志首先报道兔卵体外受精获得成功, 当时他将黑兔的卵子和精子进行体外授精, 然后植入白兔子宫内并成功孕育出小黑兔, 这是体外人工授精 IVF ( In vitro fertilization) 技术可行性的第一个有效实证[12]。1969 年他及其助手还完成了人卵的体外受精实验 ( 因无医生协助, 未进行胚胎移植实验) 。这些开创性的成果和贡献为试管婴儿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英国医生斯特普托 ( Patrick ChristopherSteptoe, 1913. 06. 09—1988. 03. 21) 和爱德华兹的共同努力下, 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英国女婴路易斯·布朗 ( Louise Joy Brown) 于 1978 年 7 月 25 日 23 时47 分在曼彻斯特奥德姆总医院 ( Oldham General Hospital) 以预定的剖宫产 ( 俗称剖腹产) 方式诞生。因张民觉在体外受精和卵子移植研究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故他也享有“试管婴儿之父”或“试管婴儿先驱”之美誉[13-15]。注4: 世界上实施安乐死 ( euthanasia) 合法化的前3 个国家是: 荷兰 ( 2002.04.01, 只适用于 12 岁以上) 、比利时 ( 2002.09.23, 原只适用于 18 岁以上, 2014 年起则不设年龄限制) 和卢森堡 ( 2009. 03. 17) 。瑞士法律对安乐死的规定比较宽松, 但并未正式将安乐死合法化。自 1941 年起, 瑞士法律就允许非医护人员为自愿终止生命的人协助提供安乐死。瑞士允许辅助自杀, 医生可以帮助病人死亡, 但不会主动结束病人的生命。年迈的迪夫在家中跌倒并罹患重病, 他自己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生命, 他是继作家克劳斯 ( Hugo Maurice Julien Claus, 1929.04.05—2008.03.19) 之后第2 位选择安乐死的比利时知名人物。注5: 康福思因患耳硬化症, 十几岁时就深度失聪 ( 耳聋) , 1937 年赴英国求学, 1941 年结婚后不久就失去全部听力, 其成功经历具有传奇性。

逝世最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1969年获奖的挪威计量经济学家 ( 数理经济学家) 弗里希 ( 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 1895. 03. 03—1973. 01. 31) 。1973年以后, 6项诺奖均有逝者的年份共有5年: 1986年 ( PH =1, CH= 2, PM = 3, LI = 1, PE = 1, ES = 1) 、1989年 ( PH = 2, CH = 1, PM = 2, LI = 1, PE = 1, ES = 1) 、1991年 ( PH= 2, CH = 1, PM = 2, LI = 1, PE = 1, ES = 3) 、1994年 ( PH =1, CH =2, PM =4, LI =1, CH & PE =1, ES =1) 和2013年。1973年以前, 5项诺奖均有逝者的年份共有4年: 1955年 ( PH =1, CH =1, PM =2, LI =1, PE =2) 、1965 年 ( PH = 1, CH = 1, PM = 3, LI = 2, PE = 1 ) 、1968 年 ( PH = 1, CH = 1, PM = 3, LI = 2, PE = 1) 和1971 年 ( PH = 2, CH = 4, PM = 1, LI = 1, PE = 2) 。

3结束语

笔者从小在湖南省邵东县家乡长大, 1979—1981年在内蒙古包头市第九中学念高中 ( 自1982年起内蒙古自治区的高中才改为3年制) , 组合数学家陆家羲当时是我们高二 ( 2) 班的物理课教师[16,17,18,19]。笔者曾代表包九中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十四城市高中学生1981年数学竞赛并获得三等奖第9名[20,21], 当时的奖品是一支钢笔和2本书[22,23], 特别是文献 [23] 《附录10人名字典》中列有诺贝尔奖得主名单, 受此影响, 笔者就逐渐成为一个“诺迷”, 酷爱研究诺贝尔奖得主及相关事宜。

基于1901—1950年时间段诺奖得主的统计分析, 文献 [24] 得出的结论是: 剔除性别差异和英年早逝者, 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比落选者的平均寿命约长2年。

篇4：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演讲词

你好……我也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因为你就是我自己。尽管当年你叫陈希我，现在我叫蟑螂。

2012年末，也就是七年前，《信睿》杂志让我飞到七年后，也就是2020年写一封信，当时我确实想像不了七年后的情形，无法下笔。虽然小说家可以写别的时代，但常是写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写未来也有，但也是把未来作为当下写。要真写未来，未来是最难预见的，特别是中国的未来。虽然只是七年，但这七年也许是比七十年变化还多。

现在，咱终于到了未来了，2020年。

今年，2020年，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多少中国作家曾为这奖把脖子拉成了天鹅颈。七年前，中国内地的莫言终于获得了，莫言得奖最大的效应就是让与他同辈的作家没戏了，让比他晚辈的作家想入非非。好在世界加快了跟中国的和谐步伐，从第一个华语作家高行健获奖到莫言获奖，花了十二年；到我获奖，只花了七年。

2020年，中国真心强大了！

据说“诺奖”得主往往是在很不“诺奖”的状态下得知获奖消息的，有的在准备上班，有的在睡觉，因为北京与斯德哥尔摩有时差，莫言获知得奖时在吃晚饭，我自然也是在吃饭时知道的。那天我正像蟑螂一样吃着。我曾愤怒于日本人嘲笑中国人是蟑螂，但这七年来，我已不介意当蟑螂了。什么“地沟油”，哪里没有“地沟油”？权当中国饮食文化的特色。当时看《舌尖上的“地沟油”》才知道，“地沟油”味道挺丰富的。得知获奖时，我立马想到又有“地沟油食品”吃了。但接着是反悔，恍然记得七年前的2012年，我曾许愿：“如果我获奖，名誉归我，奖金归你！”现在我想的却是：“奖金归我，名誉归你！”

我怎么就得奖了？我自己也不可思议。乍一听，连“陈希我”这名字都记不得了。媒体也疑虑，怎么不是天涯屌丝刀？ 陈希我是谁？“陈冠希”的笔误？没个官媒可查实。如今，中国虽然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但也已经没有权威，却发现没有权威还是不行的。当年大家不满官方“通稿”，但没有“通稿”又无所适从，不知怎么由自己去判断。回想这七年来，中国人只热爱民主，却疏于民主训练，商业倒是异常发达了，各种奖都有交易网络。我这次得奖也是在网上买通了三个教授为我写了推荐，本来以为没戏，竟然有戏了。

我期待着我的书大卖。2012年莫言得奖时，中国曾一度掀起“文学热”，莫言的书被抢购一空，以至于出版社连夜赶印。当时我奇怪，有几个读得懂莫言？我所在的小区保安也问我：“有没有那个什么言的书？”他也爱读莫言？我就打趣：“海岩？”他摇头：“好像不是，就是那个奖金拿了七百多万的。”我故意拿《红岩》给他，他说：“噢，原来是书的名字叫什么‘岩’啊！”不到两小时就找到我家，说：“这书一点也不好看！就是讲共产党打国民党，电视剧《潜伏》什么的比这要好看多了，怎么《潜伏》不得那个七百多万的奖？”但附庸风雅意味着有药可救，那时我也没想到，到了2020年，竟连附庸风雅都没有了，中国人读的不是莫言，也不是海岩。在2012年时，我还预计2020年的文学经典是郭敬明，但我仍然错了，不是郭敬明，天涯屌丝刀也朽腐鸟，现在最红的是“段言十三姨”，一个写段子的女作家。今年的文学经典无可非议就是段子。回想2012年莫言得奖时，我还期待着出现国人关注文学的契机，于是我再次获得教训：对未来，你尽管预料得坏一些，再坏一些，预料得再坏，都会成现实。

我获奖能否让文学再热起来？印刷厂又连夜赶印，书店大量进货。因为我名字变了，书店门上贴着大幅说明—“陈希我就是蟑螂”。但别说热，连火星也不闪一下。中华民族本來就把文化当“敲门砖”，不能敲，也就弃之如敝屣。本来我对下一代教育还不死心，但这七年来也彻底死心了，新一代也不读书了。中华民族又有把读书人帽子当尿壶的传统，所以在西单图书大厦还举办了一场用我的书擦屁股的行为艺术。书店后悔进书了，要退货。出版商说：我仓库也是寸土寸金，你们直接跟纸浆厂联系吧！书店异口同声问：“运费谁出？”有一个还更过分，问：“打纸浆厂电话费报销不？”

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坚定地、义无反顾地走向下流。其实，我难道不就是想用得奖忽悠捞钱？对诺奖的态度，我历来策略是：能得就得，不能得就骂。我本来就动机丑恶，怎么就要求人家虔诚掏钱？没有下流，只有更下流。

2020年，“段子”成了“文学”的同义词，文学作家都转型写段子去了。本来，作家是特立独行的，作家会鄙视“嗟来之食”，但是立起来没人看，行起来颤巍巍，傻子才去立行，不吃白不吃。2012年，我们都曾害怕乱，但无可奈何乱了后，又发现也可以乱中富足。乱并非一无所有，只要你愿意像蟑螂一样活着，乱糟糟反而是极惬意的环境。但最初我一时无法适应，我号称特立独行，其实是无能。我的书没地方出了。2002年一些书商很欢迎我的书，2012年，他们见我都躲了。我把一部书稿给一个诗人兼书商，他已经不是诗人，只当书商了，于是见我就躲，都是朋友，不好意思回绝，最后叫一个小编回绝我。不过小编给我指明了一条康庄大道：写性。写性是我强项，但一写出来，就被查禁了，书商还是赔了本儿，他们就直骂我是害人的蟑螂，于是我就索性去写了现在得奖的《蟑螂》。

只是我很惊愕，“诺奖”评委怎么也看不到我全然没有理想？理想，不是他们的首要标准吗？才明白这七年来，世界以更快的速度认同了中国。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是物质至上，唯利是图。咱们只是试金石，或者说是调味品，钓出了他们的胃口。当然，“诺奖”评委都已更新换代， 牛老现在成了中国文学的权威。

2020年，中国作家也迅速地下流化了。 当初我还说，文学自有自己的逻辑，但2020年，我自己都觉得荒诞：逻辑就是逻辑，难道还有两种逻辑？韩寒当年也说两种逻辑：“逻辑和中国逻辑”，现在韩寒已经彻底OUT了。这就好了，两种逻辑合并了，作家和庸众同流了。我又听到有人在叫我“陈老师”，不是“陈大师”，人家叫你“大师”时内心基本是诅咒的。—“陈老师，现在是2012年哟！”

篇5：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演讲词

阿马蒂亚·森

 2012-10-28 22:11:52

来源：光明网2012年10月25日

【编者按】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以“Justice and the world”为题做了主题演讲。阿马蒂亚·森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森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内，分别是：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问题。森深切关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森的思想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马蒂亚森教授的9本著作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系统引进，包括已出版的《正义的理念》、《身份与暴力》、《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以及即将修订出版的《饥饿与公共行为》、《论经济不平等》、《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再论不平等》、《生活质量》。光明网特将阿马蒂亚·森教授演讲稿中译版刊出，供广大网友参考。

正义与世界

阿马蒂亚·森

能以这种令人惊喜的方式成为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员，我深感荣幸。很久以前，我就以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交往而自豪，许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直是我在中国的出版方。还要感谢今天活动主办方的热情之举，现在我与这所学府的关系更密切了。我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个我有生以来的新进展而感到高兴、庆幸和自豪，所以我要以表达我对这所著名学府的衷心感谢作为开场白。

我的关于正义的论著的出版

除了成为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员，这个令人难忘的场合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最新的论著《正义的理念》的中文版正式发行。我有幸能够再次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中文的形式陈述我的观点，这一次是关于社会公正。正如我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中提到的，我童年时代的所思所想——这也贯穿了我的一生——受到中国历史以及许多源自中国的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也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中国朋友谭利（音），实际上他也是我最早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印度上过学）。许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对我的著述感兴趣，这让我感到特别高兴和满足，也深受鼓舞。

那么，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这本书试图重新检验和审视数千年来驱动全世界的人前进的那个——或那些——正义的理念。理解正义的要求有许多种方式，在这本书中我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我也尝试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这套方法汲取全世界的历史思维，包括印度的和中国的，而不仅仅是西方的传统思维。显然我不能在此讨论我在书中分析的所有思想，但是我认为我应该介绍一些基本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在正义的理念形成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世界观相关。

从区域到全球马丁·路德·金，这位伟大的非裔美国领袖，在一封写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说：“任何一处的不公正对每一处的公正都是威胁。”这封信写于1963年4月，将近五十年前。那个时候，金正在与发生在美国，尤其是非裔美国人（也就是美国的黑人）所遭受的不公正作斗争。因为他鼓动在自己的国家消除非白种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被捕入狱，不久被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刺杀，这个人在政治上反对金所倡导的民权运动。在金的一生中，他所从事的积极的政治活动几乎全部都与美国的不公正有关，但是金的哲学关注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地域性的不公正问题。作为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金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大量的不公正。他认为，任何地方有理性的人都有理由帮助那些全世界遭受不公正、剥削和歧视的人们。

从某人自己国家内部的地域性不公正过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公正，对充分理解思考正义的学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公正的诉求可以在某个地方进行（像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所做的那样），但是公正要求的基础是普遍的：它们不应该局限于某个地方。金为什么拓展伦理思维的原因是理解正义这个概念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仅仅局限于我们在自己所在之地所看到的情况，认为其他地方的不公正“与我们无关”，我们就不能够与不公正作全面的斗争。

民族狭隘性和将注意力只局限于某个区域的借口常常是，如果尚不清楚“全球公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不能够对世界上的公正和不公正进行思考。这里，我要谈一下对我陈述的正义理念所进行的分析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创造性思考需要事先至少对每个国家的“绝对公正”达成某种一致的见解，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要说的是，全世界几千年来对正义理念的基本运用并不是关于某种绝对公正的乌托邦式的理念，而是关于消除可辨识的“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是能够解决的。

消除不公正

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旧称是“实践理性”，在这里从命名法的角度理解对实践的强调是有启发性的。它指出这样的观点，即“实践理性”的终极目标必须是指导作出行为和政策选择的理性。相反，实践理性在形式哲学中常常被视为非常理论化的东西。实际上，以“社会契约”推理的传统构建起来的主流的正义理论，有脱离实践理性的实践性的倾向。这是因为这些理论注重相当抽象的对绝对公正的要求的调查，尤其是应该如何辨识“理想中的公正制度”的调查。当代政治哲学中主流的正义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即所说的“社会契约理论”，而且它们都在寻找理想中的公正制度。

社会契约方法由托马斯·霍布斯创建于17世纪，从18世纪到今天，该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对公正的分析。将对“公正制度”的特点描述作为公正理论主要的，也常常是唯一可辨识的任务，这是该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看待正义的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围绕着一个想象的“社会契约”思想——一个假想的主权国家的人们所支持和接受的社会组织的契约。

如果具体说明理想中的公正制度被认为是正义理论的中心任务（社会契约法实际上就是这么认定的），那么除了在对“理想的安排”的具体说明中被奉为神圣的东西，任何安排都可以被视为不公正的例子，从而削弱了在世界范围内对“更多公正”的所有实际寻求的重心：我们不得不寻找绝对的公正（以这种受限的视角），而缺少绝对公正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令人满意。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分析局限于取得绝对公正——而且只是绝对公正，那么有关消除世界上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所有大规模的辩论和诉求似乎都有点不对头。这不仅对实践是个巨大损失，对实践理性的理论来说也是如此。社会契约方法似乎以绝对的理论取代了实践的理论。结果，社会契约方法就具有一种非常格式化的探究形式，探究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实践推理——不仅在每个国家的内部，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可能使我们到最后一无所获，因为实际上对绝对公正的确切要求也许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看法，甚至在公正的立场上思考这一问题的理性的人中间。

为社会契约方法的传统作出了主要贡献的是霍布斯，还有后来的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以及作出最有决定性贡献的伊曼努尔·康德（尽管康德提出了其他推理路径）等人。契约论方法一直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主导力量，而当代哲学是由我们这一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引领的。他的经典著作，出版于1971年的《正义论》，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公正的这一特别的社会契约方法。当代政治哲学中有关正义的主要理论不仅源自罗尔斯，也源自罗伯特·诺齐克、罗纳德·德沃尔金、戴维·高蒂尔等人。尽管他们在诊断社会契约究竟有哪些要求这一点各持异议，但是对确认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契约的思想，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既然这些制度需要实施，就需要主权国家根据各自认定的社会契约来建立这些理想的制度。

当然，这意味着不可能达成有关“全球公正”的共识，因为正义这一理念，以社会契约方法来看，完全依赖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以及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现在还没有全球性的主权国家，不远的将来也不可能有。因此在社会契约传统方面就不可能有全球公正的理论，如果我们遵循这一方法的严格要求。实际上，当罗尔斯谈到国际关系时，他没有提到公正的要求，而是人道主义和文明。与此相类似，我们这一时代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将寻求全球公正说成是“妄想”，建议全球关系不应该援用正义的理念，而是应该以“最低的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确，由于正义的理论是在现今社会契约理论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它使许多最实际的正义问题都成为空话。但是当全世界的人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全球公正而激烈争论时，这里我强调的是比较的字眼“更多”，他们并没有大声疾呼要求某种“最低的人道主义”，也没有要求一个涵盖全球的“绝对公正的”社会，而是主张消除世界上某些令人发指的不公正的安排，从而促进全球正义。正是从这一信念——正义是个实践的挑战，甚至可能是全球的挑战——出发，我开始写这本有关正义的书。

中国在寻求全球正义中的角色

想一想正义的理念对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有何作用。首先，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改善并提高了在这个曾经非常贫穷的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事实上，在我即将完成的与让·德雷兹合著的书中，中国有许多突出的经验值得学习。学习这些经验并不等于认为，当今的中国社会是理想中的公正的社会。中国政府和中国大众都不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绝对公正的，而且也不认为再也没有什么要获取的了。中国值得骄傲的是它所取得的成就，但无须否认中国政府和大众可能还想对更进一步的变革进行检验、审视，并将其作为实际政策分析的一部分。同样，要向中国学习，其他国家也无须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其实这是一种认可，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的祖国印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可，这是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认可，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从中汲取具有实践意义的非常积极的经验。

在我即将完成的关于印度的与他人的合著（书名暂定为“不确定的光荣：印度及其矛盾”）中，我和让·德雷兹特别讨论了可以从中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管理方面的公共政策中学习的经验。印度可以有选择地学习中国的经验，无须考虑对自身的政治体系或者文化的等级性进行全方位的改变。我们也探讨了一些发生在印度的事情，这些对中国来说也是经验教训。采取比较的方法并无矛盾，尽管基本上它反对社会契约理论，反对该理论只关注绝对公正。

其次，尽管由于消除了许多不公正的现象，比如贫困和妇女过去受限制的生活状况，中国人也许有理由庆祝，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公正的思考不必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本质，而应该考虑到全球公正的要求，以及中国人能够帮助其他国家的人们消除他们那里的不公正的各种方法。消除其他国家的贫困是中国自身的道德关注和政治关注的一部分，我认为，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是普遍赞同的。刚好我这次来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消除国际贫困的会议。关于这一点，我会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寻求全球公正的一部分。

中国在这方面帮助世界的能力可能是巨大的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这种帮助是可能的，即使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还没有取得绝对公正。参与就是减少不公正，可以强有力地追求这一目标，而无须对绝对公正的世界，甚至绝对公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样的问题看法一致。正义的理念，我在书中所探讨的，是进行对比的活动，并不需要对绝对公正的世界本质事先有一个全面的承诺。

一个与正义相关的分析的例子

现在我来谈谈正义理论中另一个关键思想，和你们分享我在这本关于正义的书中所探讨的一些案例。消除不公正的分析的核心是关于评估构成社会的人类的生活状况的方法。有限的经济分析常常只侧重于个人的收入（或者经济学家常说的“实际收入”——由物价变动所修正的收入）。由于注重收入分配，这种观点相当于将发展只看成是经济增长。但是正如我在早先的一本名为“经济发展与自由”的书中所论述的，发展更多地是关于人类能够拥有的生活质量，而这不能够仅凭实际收入来判断。实际收入和收入一样重要，是好的生活的决定因素之一。

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通过强调这一事实，即收入仅仅是帮助人们生活得好的唯一一种基本资源，试图拓展经济学家将好的生活视为仅与收入相关的狭隘的讨论范围。他扩大了基本资源的涵盖范围，从只有收入到他称之为“基本品”更广泛的分类，包括“权利、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一个人的贫困可以被视为他对总的基本品的支配权较低，而并非只是收入。如果人们收入高，但是所在区域没有体面的学校为其子女提供教育，或者没有一家条件不错的医院，他们不能仅仅因为收入高而被认为生活得好。

罗尔斯对人类生活富有程度的观点的修正当然是方向正确的，因为一个人不能按照他想要的方式生活，这可能是由于被剥夺了许多资源，而低收入就是唯一的一种。尽管罗尔斯拓展了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的信息基础，但是还远远不够。的确，仅从基本品的角度来定义剥夺，实际上遭遇到将贫困仅仅视为收入低所遭遇到的一样的根本困难，我们忽视了那些手段——罗尔斯的基本品——是如何转化（或者提升）我们的目的以及使我们自由地达到我们的目的的。

基本品（包括收入和其他资源）和生活得好的能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若干个人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因素。例如，一个患有疾病需要昂贵治疗（比如肾透析）的人可能要比另一个从收入上来说更“穷”，但是没有患这样疾病的人被剥夺的程度要高得多。同样，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有特别的需求，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使生活不那么困难。或者举一个不同类型的例子，虽说怀孕不是残疾——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男人所不具备的非常特殊的能力），但是社会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孕妇有与生育行为有关的额外的需求。

个人特点和环境之间的不一致不只是“个案”，正如有些时候人们认为的那样。相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这与“个人的”特点的差异相关，比如性别、年龄、是否容易患病，以及“社会”特征，比如流行病的环境以及其他环境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到个人资源如何转化为生活的自由，而不受到任何难以接受的剥夺。

在判断一个人的所有优势的情境下，有一种明显的情况侧重于做一个人有理由重视的事情的能力，比如能够过上不罹患疾病的生活，能够受到体面的教育，能够自由地搬迁，能够参与公众生活，等等。以这种方法，贫困可以被认定为对某些基本能力的剥夺，其重要性几乎人人都知道。

在考虑通过消除全球不公正来提升全球公正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不仅仅提高人们的收入和增加其他基本品（罗尔斯所说的）的供给，而且还要考虑到将这些基本品转化为过上那种我们有理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这表明全球公正的范围必须涵盖这样一些内容，如医疗服务及药品的获取和可负担能力，优质的医疗保健和流行病学的公共设施的提高，学校设施的使用，我们有理由想得到的个人自由，以及其他影响我们能够过上的生活的更广泛的因素。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