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种

病种（通用9篇）

篇1：病种

居民医保门诊规定病种报销申请流程

信息来源：居民医保 上传时间：2013-8-12

参保居民属于“恶性肿瘤放化疗、慢性肾功能不全透析治疗、异体器官移植抗排异治疗”三个规定病种范围的，根据病情需要，2013年8月1日起可以申请门诊规定病种报销。

一、办理申报，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寸彩色免冠照片、医疗保险卡、本人选择的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卡填写的“门诊规定病种”申请表一式两份、诊断证明、病历（病历首页和出院小结）及相关材料（肿瘤患者需提供病历检验报告单、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需提供透析治疗单、器官移植患者需提供移植手术记录）

二、新郑市社会医疗保险中心负责组织有关人员对门诊规定病种审核鉴定，审核鉴定工作一般每年初进行一次，鉴定费用由参保居民个人负担。对符合条件的，发放门诊规定病种就医卡，从发放之日起享受门诊规定病种待遇。

三、参保居民三个规定病种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由统筹基金支付60%，实行定额管理。其中恶性肿瘤月支付最高限额500元；慢性肾功能不全透析治疗月支付最高限额1000元；器官移植月支付最高限额为术后0-1年2000元、1-3年1400元、3年以上1000元。

篇2：病种

医疗卡

及定点就诊医院的通知

各院、系、教学部，校直机关各部门，各直属、附属单位：

我校在职、退休教职工于2007年2月1日起参加安徽省直基本医疗保险，根据医疗保险规定，参保人员中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病三期、糖尿病、恶性肿瘤、精神病、肝硬化、肾透析、肾移植术后这八种病之一或以上的，应及时办理特殊病种门诊医疗卡并选择一家门诊定点医院治疗。具体办法如下：

1．先由个人持合肥市基本医疗保险证到合肥市区内三级医院进行诊断并填写《安徽省直参保人员就医特殊病种门诊申请表》，再经该院的医疗保险管理部门盖章确认。

2．凭上表并附一张一寸彩色照片交校医保办公室（设在校医院），这次由校医保办公室集中到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办理“合肥市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病种门诊医疗卡”

3．特殊病种门诊就诊定点医院的选择: 可根据情况自行选择。根据省医保办的推荐，最好在一级医院办理，这样能及时给予每年两次的核报；二级以上的大型医院目前有延迟报销的现象。建议首选安徽大学医院。一是方便就诊、取药、治疗。二是校医院门槛费低，医药费价格低，报销比例高，可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省医保办规定，特殊病种患者在定点门诊治疗累计发生的门诊医疗费用，一个年度内按一次住院的待遇进行报销。校医院门槛费只收200元，三级医院门槛费为600元。校医院报销比例：≥30年工龄在职、退休教职工报销97％，在职教职工报销94％；三级医院：≥30年工龄在职、退休教职工报销95％，在职教职工报销90％，三是报销次数多，方便教职工。4．特殊病种门诊所发生的任何医疗费用，在个人所选定的特殊病种门诊定点医院进行审核报销。

5．持有2001年《合肥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病种门诊医疗卡》的教职工，请将原卡在1月29日前交到校医保办（校医院），由校医保办于30日集中送到省医保中心医疗管理科，重新进行确认、审核后换发新卡。（详见关于恢复安徽大学参保人员《慢特病门诊医疗卡》功能办理程序的通知）

安徽大学医院

篇3：病种

1 按病种收费方式与按病种付费方式的相同点

1.1 在客观形势上存在相同点

按病种收费方式和按病种付费方式存在的共同形势, 是人民群众普遍性和趋高性的看病贵问题。人民群众看病贵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医药卫生费用的过度上涨, 所以物价管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对公立医院实行按病种收费方式, 力图从监管角度“压制”不合理医药卫生费用的过度上涨;而劳动保障部门对公立医院采取按病种付费方式, 力图从筹资角度“控制”不合理医药卫生费用的过度上涨。

1.2 在初始目标上存在相同点

按照《通知》的具体内容, 物价管理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对公立医院实行按病种收费方式, 其主要目标是“开展按病种收费方式改革, 以促进医疗机构建立合理成本约束机制, 以规范医疗机构临床诊疗行为, 以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并减轻患者负担”。按照《意见》的具体内容, 社会保障部门对公立医院采取按病种付费方式, 其主要目标是“积极探索有效的医疗保险付费方式, 以保障参保人员权益、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增长和促进医疗机构发展”。可见, 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方式与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方式, 在约束医疗服务供方行为以维护医疗卫生服务供方利益上基本一致。

1.3 在制度安排上存在相同点

医疗保险的付费方式和医疗机构的收费方式, 可以从收 (付) 费的计价单位和结算形式两个角度予以分析和分类。先看收费方式:如果以项目为计价单位进行收费, 并采取后付的结算形式, 那么此收费方式为按项目收费方式;如果以病种为计价单位进行收费, 并采取预收的结算形式, 那么此收费方式为按病种收费方式。再看付费方式, 如果以项目为计价单位进行付费, 并采取后付的结算形式, 那么此付费方式为按项目付费方式;如果以病种为计价单位进行付费, 并采取预付的结算形式, 那么此付费方式为按病种付费方式。可见, 按病种收费方式和按病种付费方式, 均以病种为计价单位, 并以预收 (付) 为结算形式:前者实际上是打包制预收费方式, 后者实际上是打包制预付费方式。

1.4 在内容和逻辑上存在相同点

1.4.1 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方式和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方式, 都以控制医药卫生费用为逻辑“起”点。要有效控制医药卫生费用, 不仅要对医疗机构采取科学的病种收 (付) 费方式, 更要对医疗机构采取合理的病种收 (付) 费标准:前者以“堵”的形式硬性控制医药卫生费用, 后者以“疏”的形式软性控制医药卫生费用。这是因为, 病种收 (付) 费标准本质上是医药卫生服务的补偿机制:要控制医药卫生费用, 光靠定额预收 (付) 的方式让医疗机构“不能”诱导需求和过度医疗是不够的, 还要依靠合理的补偿机制让医疗机构“不必”诱导需求和过度医疗。可见, 无论是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方式, 还是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方式, 均以合理的病种收 (付) 费标准为逻辑“承”点。

1.4.2 按病种收费方式和按病种付费方式控制医药卫生费用的途径, 是通过打包付费和预先结算的形式改变医疗机构“以收入为中心”的经营模式, 让医疗机构形成“以成本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医疗机构以成本为中心的经营模式, 必然导致医务人员形成以缩减医疗服务为指向的行为模式。医疗服务数量不是医疗质量的充分条件, 但也是医疗质量的必要条件, 所以无规范缩减医疗服务数量的行为难免导致医疗行为的扭曲和医疗质量的风险。医疗行为的扭曲主要指医疗机构为了降低医疗成本而大肆推诿重病, 及为了提高医疗收入大肆升级病种;医疗质量的风险主要指医疗机构为了降低医疗成本而无故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分解患者住院次数。因此, 按病种收费方式和按病种付费方式必须在切实控制医药卫生费用的同时, 有效规范病种诊治行为, 以防范医疗行为的扭曲和医疗质量的风险。可见, 无论是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方式, 还是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方式, 均以科学的病种诊治规范为逻辑“转”点。

1.4.3 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方式和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方式, 既是为了约束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以控制不合理的医药卫生费用, 也是为了激励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以防范医疗质量风险和促进医疗机构发展。因此, 按病种付费方式和按病种收费方式的目标不是单一的。控制医药卫生费用是按病种收 (付) 费方式的直接目标, 但不是根本目标, 也不是终极目标。按病种收 (付) 费方式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医药卫生服务的物美价廉。物美价廉的本质内涵是医药卫生费用和医药服务质量的均衡:不能因为控制医药卫生费用而牺牲医药服务质量, 也不能为了维护医药服务质量而放任医药卫生费用。按病种收 (付) 费方式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医疗服务供求双方的激励相容, 激励相容的本质内涵是医疗卫生服务供方和医疗卫生服务需方的利益共赢:不能为了维护医疗卫生服务供方的利益而牺牲医疗卫生服务需方的利益, 也不能为了医疗卫生服务需方的利益而牺牲医疗卫生服务供方的利益。可见, 无论是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方式, 还是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方式, 均以医药服务的物美价廉和供求双方的激励相容为逻辑“合”点。

2 按病种收费方式与按病种付费方式的不同点

2.1 两种方式的实施主体不同

按病种收费方式的实施主体是医疗卫生服务的监管方。例如, 卫生行政部门是公立医疗机构的业务主管部门, 发展改革委员会是公立医疗机构的物价主管部门。在管办合一的体制下, 医疗卫生服务的监管方主要代表的是公立医疗机构的利益, 所以名为维护医疗服务需方利益的按病种收费方式, 难免最终演变实为维护医疗服务供方利益的制度安排。而按病种付费方式的实施主体是医疗卫生服务的筹资方。例如,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是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购买者和医疗费用支付者。在公共契约的体制下, 医疗卫生服务的筹资方主要代表的是医疗卫生服务需方的利益, 所以医疗保险对医疗机构采取按病种付费方式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切实维护医疗服务需方利益的过程。另外,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 由监管方推动的改革一般为强制性制度变迁, 所以将按项目收费方式转换为按病种收费方式, 实际上是监管主体对公立医院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相反, 由筹资方推动的改革一般为诱致性制度变迁, 所以将按项目付费方式转换为按病种付费方式, 实际上是筹资主体对公立医院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

2.2 两种方式的实施对象不同

按病种收费方式的实施对象是公立医疗机构, 因为只有公立医疗机构, 物价主管部门才有权力对其进行医药服务的价格管制。而按病种付费方式的实施对象是多元医疗机构, 既包括公立医疗机构, 也包括民办医疗机构, 哪类医疗机构可以提供医疗保险机构采购的基本医药卫生服务, 主要由机构资质和服务能力决定, 而不是由机构性质和垄断地位决定。由于按病种收费方式是监管方“压制”公立医院不合理医药卫生费用的制度安排, 所以按病种收费方式不仅会强化监管方对公立医院的行政管制, 而且会固化公立医院对医疗服务市场的垄断地位, 这必然违背“新医改”对“四个分开”的主要精神。相反, 由于按病种付费方式是筹资方“控制”多元医疗机构不合理医药卫生费用的制度安排, 所以按病种付费方式不仅会破除监管方对公立医院的行政管制, 而且会打破公立医院对医疗服务市场的垄断地位, 这完全符合“新医改”对“四个分开”的主要精神。

2.3 两种方式的运行机制不同

按病种收费方式的运行机制是政府以公共财政举办医疗机构供养医务人员, 并以行政定价的形式提供基本医药卫生服务, 所以按病种收费方式以政府举办医疗服务为运行机制。按病种付费方式的运行机制是公立医疗保险机构代表政府, 向包括公立医院和民办医院在内的医疗机构购买基本医药卫生服务, 所以按病种付费方式以政府购买医疗服务为运行机制, 公立医保机构购买服务是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的主要形式。运行机制的不同启示我们, 是应该推行按病种收费方式, 还是应该推行按病种付费方式, 不仅要看两种方式的功能优劣性, 还要看两种方式的体制适合性。如果采取全民医疗服务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的医药卫生体制, 一般要推行按病种收费方式;如果采取全民医疗保险 (Universal medical insurance) 的医药卫生体制, 一般要推行按病种付费方式。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是混合型的医药卫生体制, 从医疗服务供给角度看是政府举办型医药卫生体制, 但是从医疗服务筹资角度看是政府购买型医药卫生体制。医药卫生体制的混合体制必然导致收费方式和付费方式选择的分歧:医疗服务供给方力图推行按病种收费方式, 医疗服务筹资方力图推行按病种付费方式。另外, 收费方式和付费方式的推行需要配备配套的运行机制完全相反: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方式运行所需的基本医药卫生服务的政府举办模式, 要求管办合一的监管体制和公立垄断的供给体制;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方式运行所需的基本医药卫生服务的政府购买模式, 要求管办分开的监管体制和多元竞争的供给体制。所以, 如果两种方式同步异向推行, 必然导致医药卫生服务体制的矛盾和冲突。目前, 我国按病种收费方式和按病种付费方式在不同的区域推行, 按病种收费方式主要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的农村推行, 按病种付费方式主要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的城市推行。所以, 我国将出现一个按病种收费方式和按病种付费方式并存和错位的杂烩局面。

2.4 两种方式的制度安排路径不同

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方式和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方式, 均包括两项配套性制度安排, 第一项制度安排是收 (付) 费标准确定, 因为收费方式和付费方式不仅要涉及到怎么收 (付) 费的问题, 还要涉及到收 (付) 多少费的问题;第二项制度安排是医疗质量监控, 因为按病种收 (付) 费方式均会导致医疗机构医疗行为失范和医疗质量风险, 所以必须设置医疗行为规范和医疗质量指标予以防范。尽管按病种收费方式和按病种付费方式具有类似的配套制度, 但是配套制度的形成机制及监管机制存在较大差异。

2.4.1 收 (付) 费标准的形成机制不同。

在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制度下, 收费标准由物价管理部门依据成本核算和技术价值评估决定;但是在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制度下, 付费标准由医疗保险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谈判协商确定。

2.4.2 诊疗规范的形成机制不同。

在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制度下, 疾病诊疗规范由卫生行政部门依据临床路径管理和医疗质量规范决定。但是在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制度下, 疾病诊疗规范由医疗保险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谈判协商确定。可见, 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方式下的收费标准和诊疗规范主要由政府负责完成:物价管理部门负责收费标准的制定, 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诊疗规范的制定。而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方式下的付费标准和诊疗规范主要由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谈判协商确定。那么卫生行政部门和物价主管部门在按病种付费标准及诊疗规范上扮演什么角色呢?物价管理部门的主要功能, 是组织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对付费标准进行谈判协商;卫生行政部门的主要功能, 是组织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对病种诊疗规范进行谈判协商。

2.4.3 收 (付) 费标准的监管机制不同。

无论是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方式, 还是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方式, 对收费和付费的监控均坚持一个基本原则, 即只监管收 (付) 费标准的合理性, 而不能监管实际医疗费用的合理性。这是因为, 按病种收费方式和按病种付费方式的本质, 是对医疗机构形成“结余归己和超支自负”的激励约束机制, 让医疗机构自觉自动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对病种收费标准实施监控, 主要是为了防范物价管理部门因不负责任或与医疗机构合谋抬高病种收费标准。 (1) 收费标准的监控一般由代议机构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负责, 代议机构会委派审计机关或委托社会中介组织 (如会计律师事务所) 具体实施。不同的是, 对病种付费标准的监控, 主要是为了防范医保机构由于不负责任或与医疗机构合谋抬高病种收费标准。 (2) 付费标准的监控一般由物价管理部门负责, 物价管理部门会聘请卫生经济学家或医疗保险专家核算医疗成本和评估技术价值, 并依此判断由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谈判形成的付费标准是否合理。

2.4.4 诊治规范的监管机制不同。

按病种付费方式和按病种收费方式, 不仅在病种收 (付) 费标准的监管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 而且在诊疗规范的监管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 (1) 在按病种收费方式下, 诊疗规范主要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 所以主要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监管, 包括收集医疗效果信息并做出奖惩决定。 (2) 在按病种付费方式下, 病种诊疗规范主要由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协商决定, 所以诊疗规范的监管机制主要是医疗机构的竞争机制和医保机构的选择机制:如果医疗机构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那么医保机构启动“用手投票” (voting by hand) 的机制予以奖励;如果医疗机构提供低质量的医疗服务, 那么医保机构启动“用脚投票” (voting by foot) 机制予以惩罚。

3 按病种收费方式和按病种付费方式的比较和选择

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方式的推行是有客观形势和体制背景的。所谓的客观形势, 是指:医药卫生服务价格虚高是导致群众看病贵的直接原因, 而以药养医体制和按项目收费方式是导致医药卫生服务价格虚高的根本原因, 所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和采取按病种收费方式, 必然成为我国控制医药卫生价格的首选路径。所谓的体制背景, 是指:我国的卫生行政部门既主管公立医疗机构, 又主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这是公立医院的推行按病种收费方式的首要原因;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行政管制及公立医院对医疗市场的垄断格局, 是公立医院的推行按病种收费方式的根本原因;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缺乏购买服务的能力和动力, 是公立医院的推行按病种收费方式的重要原因。因此, 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方式改革, 实际上在不触碰既成医药卫生体制下实施的控费方式变革。换言之, 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方式改革, 是一种增量改革 (Incremental reform) , 而不是一种存量改革 (storage reform) 。相反, 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方式改革, 是一种存量改革, 而不是一种增量改革。

笔者已经在《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方式的反思》 (拟在《中国医院管理》第8期上发表) 一文中专题分析了按病种收费方式, 在制度安排上存在的五大问题, 包括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方式推行, 难以革除当前公立医院的按项目后收费方式;物价管理部门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理性的有限性和行为的受约束, 难以确保收费标准的合理性;卫生行政部门由于供给主体的管理者角色及管办不分的权力结构, 难以确保诊疗规范的科学性。实际上, 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方式在制度安排上的五大问题, 均为按病种收费方式的“小问题”。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方式的“大问题”, 是极易将我国的医药卫生体制回归计划体制。一是:公立医院推行按病种收费方式, 实际上是将拟定病种的诊治服务直接交由公立医院提供。所以, 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方式, 不仅不能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局面, 反而会加剧公立医院的垄断格局。公立医院的垄断体制, 必然对引入社会资本兴办医疗机构造成体制障碍。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卫生事业主要矛盾 (指医疗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矛盾) 的日益凸显, 公立医院垄断格局和多元办医障碍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二是:政府对公立医院推行按病种收费方式, 本质上不是破除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行政管制, 而是强化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行政管制。强化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行政管制, 必然违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 (中发[2009]6号) 对公立医院改革提出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非营利性分开”的精神实质。由于行政管制以政府“集权”为根本体制, 并以“约束”根本形式, 所以必然在切实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同时, 根本压制医务人员积极性, 最终的结果难免是“人民群众刚摆脱看病贵的泥潭, 又要陷入看病难的陷阱”[8]。三是:按病种收费方式在公立医院的实施, 必然限制医疗保险的功能。医疗保险对医疗机构的主要功能, 不仅包括医药卫生费用的分担, 还包括医药卫生费用的控制、医药卫生行为的激励, 更包括医药卫生组织的变革和医药卫生资源的配置[9]。医药卫生费分担是医疗保险的初级功能, 医药卫生费用控制、医药卫生行为激励是医疗保险的中级功能, 医药卫生组织变革和医药卫生资源配置是医疗保险的高级功能。然而, 《通知》将医疗保险 (主要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的主要功能界定为医药卫生费的分担, 这实际上是以行政手段降格和限制医疗保险的中级功能和高级功能。可见, 按病种收费方式对医疗保险的定位, 同改革开放前政府对合作医疗、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的定位完全一致。

与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方式截然相反, 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方式, 不仅可以发挥医疗保险的全方位功能, 也可以破除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行政管制, 更可以打破公立医院对医疗市场的垄断格局。然而, 因为按病种付费方式具有竞争性供给体制、购买式筹资体制和包容性监管体制变革的撬动功能, 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方式的推行才会面临各种障碍。可见, 公立医院的按病种收费方式不是“较优”的控费机制, 但绝对是“可行”的控费机制。相反, 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方式绝对是“较优”的控费机制, 但也是“难行”的控费机制。那么, 我们应该选择“较优而难行”的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方式, 还是应该选择“易行而较劣”的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方式呢?这是涉及到“削足适履”还是“扩履适足”的问题:“足”指收 (付) 费方式, “履”指医药卫生体制。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方式的推行本质上是采取“扩履适足”的办法, 改革成本较低, 但是无法根治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顽疾;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方式的推行本质上是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 改革成本较高, 但是可以根治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顽疾。鉴于新医改是一种体制机制的变革, 而不是管理方法的优化, 所以医疗保险的按病种付费方式, 理应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选择, 改革者应展示壮士断腕的气概推动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方式改革。

参考文献

[1]蒋廷玉.能否按人头按病种收费[N].新华日报, 2009-11-25 (A06) .

[2]柴会群.按病种收费治不了“看病贵”[N].南方周末, 2009-11-12 (30) .

[3]马跃峰.按病种收费, 路阻何处[N].人民日报, 2011-05-16 (23) .

[4]闫向东.推行按病种收费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中国卫生资源, 2010, 13 (1) 46-47.

[5]罗琪.医疗保险按病种付费研究综述[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2 (4) :264-267.

[6]马颖奇.按病种付费政策的社会效益分析[J].卫生经济研究, 2010 (8) :13-14.

[7]张歆, 王禄生.按病种付费在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地区的应用[J].卫生经济研究, 2007 (2) :20-21.

[8]赵云.县级公立医院绩效型行政化改革模式评价[J].中国医院管理, 2013, 33 (2) :1-3.

篇4：特殊病种 医保“优待”

原来，老赵单位按规定缴纳了医疗保险，老赵做手术是按住院报销，报销比例高，全年最多可报销30万元，而且是先治疗再缴费。那以后的放疗、化疗就不是住院了，只能按门诊报销，全年最多报销2万元，这点钱别说一年了，一个疗程都不够！儿子上学还要学费，母亲还要赡养，老赵夫妻二人算了算，家里剩的钱根本不够，这可把他们愁坏了。

老赵听同病房的病友说，医保对于患大病的人员有特殊的政策，这给老赵带来了一线曙光。但是他们没办过，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规定的，还要去相关部门咨询。

现在社会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疾病并未因此而减少，尤其是肠癌近些年发病率较高。像老赵这样，一场大病基本上就击垮了一个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医保多报销一些费用，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为了帮助像老赵这样得了大病却对相关规定一头雾水的人，下面我们以北京市为例，帮老赵查查相关规定，看医保对于老赵这样的大病有什么优惠政策。

最早于2001颁布的《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对这类大病并无规定，最后颁布的《关于印发<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就医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京劳社医发[2001]23号）第十一条对于放疗、化疗倒是有简短的规定：

“参保人员患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肾透析、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需在门诊就医时，由本人就医的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开据‘疾病诊断证明’，并填写《北京市医疗保险特殊病种申报审批单》，到所在区、县医疗保险事务经办机构办理有关手续。其就医后取药仅限在就诊的定点医疗机构。”

但是这条看了让人一头雾水，从字面上只能理解为化疗、放疗可以放入医保报销，并没有特殊的倾斜政策。

之后，北京市又下发了[2001]129号、[2002]62号、[2003]119号等文件，先后多次减轻患恶性肿瘤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肾透析、肾移植后服抗排异药的患者医药费用负担，主要体现在扩大以上患者用药报销范围、延长就诊周期等方面，力度最大的政策是将以上诊疗门诊费用按照住院进行报销。这既提高了报销比例，也将全年报销上限由门诊规定的2万元提高到目前住院规定的30万元。这对老赵来说可真是雪中送炭，他后续治疗也有了基本的保障。

2004年5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特殊病种”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医保发（2004）22号），对特殊病种的办理、审批程序的做了最详细的规定。下面将有关“特殊病种”审批、就医、报销过程及注意事项整理如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什么是“特殊病种”？

1.患恶性肿瘤需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的；

2.肾移植术后需长期服用抗排异药治疗的；

3.肾功能不全需长期透析治疗的。

二、“特殊病种”如何选择定点医疗机构？

参保人员可在本人选定就医的定点医疗机构或专科、中医定点医疗机构中确定一家作为“特殊病种”定点医疗机构。

易地安置或长期派驻外地工作的患“特殊病种”的参保人员可在个人选择的两家当地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中认定一家作为“特殊病种”定点医疗机构。

三、如何办理“特殊病种”审批手续？

1.参保人员或家属持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特殊病种诊断证明”，到本人申请的“特殊病种”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办公室领取《北京市医疗保险特殊病种申报审批单》（以下简称《审批单》）一式两份。

2.参保人员或家属按要求填写后，到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办公室进行审批，由医院在审批单中填写明确诊断，加盖医院公章。

3.参保人员或家属携带《审批单》和《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医保卡，到参保人员所在单位或者街道（医保关系在街道的，下同），由单位或街道在《审批单》上填写意见，加盖单位或街道公章。

4.由单位相关人员，或者参保人员本人或家属到参保区、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特殊病种”审批。经批准后，个人留存一份“审批单”，另一份交到个人选定的“特殊病种”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险办公室。在批准期限内，享受“特殊病种”医疗费用报销的相关待遇。

四、“特殊病种”如何就医、报销？

1.“特殊病种”结算周期为360天，360天内只按起付线1300元收一次费用（包括在非本人“特殊病种”医院住院也不再收起付线费用）。

2.“特殊病种”结算周期起始日期自完成审批手续后，首次发生门诊“特殊病种”或住院费用时开始计算。

3.门诊“特殊病种”治疗按住院进行报销，但只允许在参保人员“特殊病种”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非本人特殊病种定点医疗机构所发生的费用符合医保规定的按普通门诊比例报销，不符合医保规定的不予报销。

4.易地安置参保人员发生特殊病的门诊、住院费用全部由参保人员现金结算，结算后将门诊收据、处方底方、住院收据、住院诊断证明书、住院结算清单，以及《审批单》复印件和《手册》上报参保人员所在单位或者街道，由单位或者街道按正常程序进行报销。

五、注意事项

1.特殊病种的批准期限为360天，即一年，一年内不得无故变更。审批期限到期后，参保人员可以申请变更或继续延长，手续同上述第三条的程序。

2.门诊特殊病人需要住院治疗，必须在住院前将门诊特殊病费用结清，住院期间不能同时发生门诊特殊病的费用。

篇5：2015门特病种通知

关于申报2015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特殊疾病的通知

各参保单位：

2015年度城镇职工门诊特殊疾病的申报，根据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办字【2010】27号文件规定执行，申报日期为2015年6月17日至2015年6月30日。请各参保单位抓紧填写,将《景县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申报汇总表》上报县医保中心，逾期不予受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参保人员申报病种界定标准严格按照《衡水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诊疗界定标准》的规定执行，按要求及附件中的小病种（不含中晚期癌症、尿毒症门诊透析、肝肾移植术后三大病，此三大病随时申报）规范填写。

二、申报时必须填写定点医院，门特定点医院有：景县人民医院、景县第二人民医院、景县中医医院。在以上三家医院中任选一家作为门特定点医院。

三、《景县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申报汇总表》填写规范后，按规定时间内上报医保中心业务科。电子表格和纸质各一份，纸质申报汇总表要加盖单位公章。

四、申请门诊特殊疾病的参保人员，所需准备的申报材料包括《门诊特殊疾病审批表》、《门诊特殊疾病体检表》和最近两年的足以证明其所申报疾病的原始病历资料（如为复印件必须加盖出具病历单位的医保专用章），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所申报病种近期用药处方一份。

五、体检表、审批表加盖单位公章，报名人员每人一份，交个人备体检使用，报名人员体检鉴定当日需携带体检表、审批表、原始病历资料。

具体体检鉴定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电话4223009、4228267

附：病种范围： 一）、脑血管疾病：

1脑血栓形成后遗症2脑栓塞后遗症3脑出血后遗症4蛛网膜下腔出血后遗症

二）、心血管疾病：

1陈旧性心肌梗塞2慢性心力衰竭。三）、泌尿系统疾病：慢性肾功能衰竭 四）、代谢及营养性疾病：

1糖尿病酮症酸中毒2糖尿病其他并发症 五）、高血压病Ⅲ期： 六）、消化系统疾病：

1慢性活动性肝炎2肝硬化3重型溃疡性结肠炎4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5、慢性萎缩性胃炎

七）、血液系统疾病：

1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2白血病缓解期3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4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

八）、免疫系统疾病

1系统性红斑狼疮2类风湿性关节炎活动期3强直性脊柱炎：4股骨头坏死5痛风6特殊型银屑病进行期①关节型银屑病②红皮病型银屑病③脓疱型银屑病

九）、椎管狭窄症：

1颈椎管狭窄2腰椎管狭窄： 十）、严重精神病：

1精神分裂症2躁狂忧郁症3脑器质性精神病①老年性痴呆症②脑动脉硬化所致的精神病

十一）、周围血管疾病

1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营养障碍期和坏死期2动脉栓塞 十二）、其他较罕见的长期慢性病。

篇6：单病种的申请

入医保单病种的申请

尊敬的医院各位领导、医保局/办领导：

您们好!根据最新《襄阳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单病种分担结算病种及标准》，我科介入手术只有“使用医保限价5000元以上高值耗材手术的病种”才能列入医保单病种：

根据《襄樊市医疗保险医用材料目录》规定，仅有“球囊、外周血管支架”医保限价超过5000元“食管支架”限价仅为3000元（襄阳招标价超过5000元），而目前应用最广的“各种导管、导丝、血管鞘”、“腔静脉滤器”没有标出明确限价，而PTCD手术中使用的“一步到位穿刺针”、“胆道引流管”等材料尚未在医保医用材料目录中。

目前，我科广泛开展的“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经皮肝穿刺胆管引流术”、“食道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 经肝动脉硬化栓塞术”、“子宫动脉栓塞术”、“支气管动脉/肋间动脉栓塞术”、“脑血管造影术”、“下腔静脉开通/球囊扩张/支架置入术”、“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等在襄阳乃至全省处于领先水平，其单次手术费用均超过6000元，如果不能纳入襄阳市医保单病种，势必会影响该项业务的开展，甚至有使之消亡的可能。

因此，申请能否将“成套高值耗材超过5000元”、“高值耗材招标价超过5000元”及部分“高值耗材无医保限价”列入医保单病种范围内。例如肝脏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成套使用的常规导管420元＋黑泥鳅导丝350元＋血管鞘460元＋微导管及导丝3800元＝5030元）；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成套使用的常规导管420元＋黑泥鳅导丝350元＋血管鞘460元＋穿刺套装2150元＋超滑引流管1680元＝共5060元）；咯血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成套使用的常规导管350元＋黑泥鳅导丝420元＋血管鞘460元＋微导管及导丝3800元＋钢圈1575元＝共6605元）；以及食道支架、下腔静脉滤器、球囊、血管支架等襄阳招标价超过5000元等。

恳请襄阳市医保局、医院领导将上述介入手术纳入医保单病种，以促进我院我科介入工作的蓬勃发展。此致

敬礼

放射科

赵大兵

篇7：医院重点病种分析

板

充血性心力衰竭 1.定义

主要诊断诊断ICD10编码为心源性心力衰竭的非产妇出院患者，不包括非心源性的心力衰竭和各种疾病的终末情况，并除外心功能Ⅱ级。

2.统计

总例数、死亡率、再住院率（2-15天、16-31天）、平均住院日与平均住院费用见图1-2。

图1-2-1 充血性心力衰竭出院患者总例数

图1-2-2 充血性心力衰竭死亡率

图1-2-3 充血性心力衰竭2-15天再住院率

图1-2-4 充血性心力衰竭16-31天再住院率

图1-2-5 充血性心力衰竭平均住院日

图1-2-6 充血性心力衰竭平均住院费用

3.分析

我科收治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逐年增多，从2012年972人次增长至2014年的1287人次，平均住院日从12.79天降至11.07天，平均缩短1.72天，达到国家基准值的11.83天。2-15天重返率从4.22%降至3.65%，16-31天重返率4.01%降至1.79%，均有明显下降，病死率三年均为0，主要与科室严格按照诊疗指南规范治疗、加强临床评估、积极诊治引起心衰的心脏原发病、稳定血液动力学状态、针对心肌重构机制使用防治和延缓心肌重构发展的药物等措施有关，做到缩短平均住院日、控制病死率。同时做好出院用药指导，为心衰患者做好居家服药宣教，鼓励按时定量服药，并门诊随访，因此重返率明显下降。平均住院费用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上升幅度较小，并仍低于国家基准值32526元的水平，考虑与严格执行诊疗规范，控制检查及药物费用相关。

篇8：西宁:探索按病种分级诊疗

青海省西宁市发布关于在该市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实行分级诊疗全程管理服务模式的通知,要求一级医疗机构强化基本医疗和临床服务功能,探索开展“50种+”按病种(组) 分级诊疗和按病种医保付费改革试点工作;二级医疗机构要加强常见病、多发病相关专业、急诊急救、重症医学、血液透析、儿科、中医等专科建设,探索开展“100种+”按病种 (组)分级诊疗和按病种医保付费改革试点工作。该市要求, 基层和县级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疾病分类分级诊疗目录开展符合各自诊疗范围的诊疗活动。原则上不允许将符合诊疗目录的病种向上转诊(并发症除外)。 (健康报)

篇9：新病种医治之困

几年前，肉芽肿性乳腺炎的发病率与乳腺癌的比例是1:25，人群中出现25个乳腺癌患者才会有一例肉芽肿性乳腺炎。但是，近年来它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乳腺炎专家杜玉堂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说，“这个病比普通的乳腺炎、浆细胞乳腺炎、乳腺结核等要多得多。”他估计，几年后它与乳腺癌的发病率比例会上升至1:2，呈现一个大爆发的状况。

肉芽肿性乳腺炎与普通乳腺炎不同，它是无菌性的，由自身免疫系统对自己的身体过敏而致，而且它造成的结果也和普通乳腺炎不同，患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乳房像一个多层多通道的地道。故针对它的治疗不能用治普通乳腺炎的方法，像引流、穿刺、激素治疗等等都不行。目前研究成功的西医治疗方法，只有通过手术去除病灶。

我国首席乳腺疾病专家、北京协和医院乳腺首席教授黄汉源对前来看病的邹颖说，“你想治这个病，要么是我，要么是他，不要乱跑了。”黄汉源说的他，就是杜玉堂。这两个医生，一位79岁，一位71岁。其他医生常常把肉芽肿性乳腺炎误诊为其他乳腺疾病，从而也导致误治。

治疗的医生少、误诊误治多，这就是肉芽肿性乳腺炎的治疗现状，也是许多新病种的医治之难。

肉芽肿是新病种吗

医学专家介绍，肉芽肿性乳腺炎这个名称实际包括乳腺结核在内的多种肉芽肿性疾病，但以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GLM）最常见，有的医院穿刺或病理报告也常这样写，可以认同就是GLM。小孩3-5岁的经产妇，突发肿块，有人微胀，有人剧痛，继之红肿破溃，数月难愈，早期与乳癌难辨，晚期与扩张症难分。

但问题是，自1972年发现该病至今已是三十年，病史并不算短。可为什么现在医生对肉芽肿性乳腺炎仍然认识不够？即使不是癌症，不危及生命，但它发病率高，关乎女性的身心健康，而且有这么大的社会需求，医生为什么不去研究它？

杜玉堂解释说，“一是认识不够，它毕竟是一个新病种；二是医生不重视，他认为不是癌就没关系，死不了，就不像对癌那么重视，在思想上轻视这种病；再者，它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因为这个病复发率高，没医生愿意去治。”

事实上，我国提出“病种”的概念近三十年，作为一种“普通人的对病的种类的认识”，已被卫生部、各级行政机关和医院普遍接受，指代每种病例所患疾病的第一诊断确定的疾病名称。

那么，一个发现三十年的病还能算新病种吗？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卫生法学科领头人张赞宁介绍说，我国现代汉语及医学词典对此并无明确解释，各人各地理解均有不同。“据我考证，目前对新病种的理解是混乱的，没有统一解释。”

张赞宁将其归纳成三种：第一种是新发现的。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非典（SARS）从2003年到现在已有8年，但它相对其他甲乙型传染病而言，也许在30年-50年后也仍可被称为新病种，艾滋病也是这样。“但我个人认为，新病种一般应以10年为限较好。”

第二种是原来未被列入，现在被列入了的病种。如手足口病，是个老病种，过去不认为是传染病，但最近卫生部将其列入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在传染病这一领域，手足口病就是新病种。还有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将原来丙类传染病中的肺结核、新生儿破伤风、血吸虫病调整为乙类传染病，将原来乙类传染病中的黑热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伤寒调整为丙类传染病。那么在乙类传染病中，肺结核、新生儿破伤风、血吸虫病就是作为新病种加入的。

第三种则是新认识的病种。有些疾病比较古老，但未被人们所认识，现在被医界认识了，有的还被重新命名。如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这种病过去就有，但人们对它没有认识，将其统称为“乳腺炎”，并作一般的乳腺炎治疗。近30年人们對它才有所认识，将它从“乳腺炎”中分出来，所以它就是新病种。

即便是认可张赞宁的三种观点，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新病种都能像非典一样得到社会与医学界乃至政府的高度重视。类似肉芽肿性乳腺炎这样的新病种，面临着医院不愿意收、医生不愿意治、新培养的医学生不懂得治三个方面的难题。

医院的“保守治疗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开始推行医疗市场化政策，要求医院要重视经济效益和经济管理。直到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并冠以《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题目，医改的方向才慢慢扭转。

“尽管我们已经不再主张医疗市场化，但在医疗市场化政策的指导和影响下形成的医院管理制度并没有改变，且其危害正在持续和放大。” 山东省聊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孔繁军说。

张赞宁提出我国的医疗收费体制上存在重器械、重仪器、重药品，轻知识、轻技术、轻劳动的“三轻三重”现象。一个病人到了医院诊疗，挂号费、诊疗费、手术费往往收得很低，而药品费、器械费、仪器使用费却很贵。

这种弊病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拿不出医院应该得到的利益，导致医院向患者要，而这种机制使得医患关系越来越糟糕，但政府短时间内确实又拿不出来这么多的钱。难呀！”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直言。

另外，由于当前医患关系的紧张态势，医院针对一些较为复杂的疾病，通常采取“防卫性”治疗措施（如保守治疗，遵循所谓的医学常规），不愿做带有一定风险性的手术，以避免自身陷入医疗纠纷甚至医疗事故中去。江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夏民认为这也是医院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肉芽肿性乳腺炎的患者都曾被医生建议过进行“单纯性乳房切除手术”，因为对于乳房疾病来讲，那是最直接、最少风险的治疗方法，而且列入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但如果使用新技术或药品来治疗，就会因该技术或药品不在医保目录中而无法报销。杜玉堂则认为，治疗浆乳、 肉芽肿等乳腺疾病，是应当保留乳房的，即使切除了腺体也要保留乳头乳晕，“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以后想鼓起来很容易。我们要强调的是为浆乳或肉芽肿牺牲整个乳房是不值得的，我不赞成做‘乳房单纯切除术’，我知道全国各地有人在做，但我呼吁刀下留乳。”

利益预期较少导致的医生缺乏

医院毕竟只是接受病患的载体，最直接诊病的还是医生。

杜玉堂认为，即使医生确诊病人患了肉芽肿性乳腺炎，也不愿意治这样的病。做手术时，划开乳房表皮之前，里面的病灶如何没办法预测的，只能手术时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所以手术常常需要三个小时，有的甚至长达五六个小时。而且手术后病情容易复发，因为只要有一点病灶未清除干净这个病就会再发。复发的病人找回医院，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所以，医生、医院都不愿意接收肉芽肿性乳腺炎病人。

杜玉堂将他的手术过程形容为“如履薄冰”。但是这样的手术，据杜玉堂医生说，他每做一次收入是一千元。

“在当前形式化的科研考核和以资历为主要标准的职称晋升制度下，医师的科别选择就有了包括个人发展在内的长远利益和经济效益为主的眼前利益的综合考量的理由，”孔繁军说。

医生的职称包括初级职称（医士、医师/住院医师）、中级职称（主治医师）、副高级职称（副主任医师）、正高级职称（主任医师）。一位正规医学院本科毕业的学生的职称之路是这样的：完成五年的医学本科之后到医院进行一年的实习，申报执业医师，在通过了全国统一的考试之后，第二年可获得执业医师证书，成为医师；继而，参加并通过全国英语考试和计算机考试，申报医师资格，评审通过后获得主治医师职称；五年后，发表三篇省级论文，参加两项科技进步奖活动，再通过计算机考试和英语考试，可申报副主任医师职称，也就是高级职称。

“职称晋升和职务升迁的压力，科研造假和论文抄袭替代了严谨的学术研习，因此，对新病种的忽略或漠视也就是自然的了，”孔繁军说。而从眼前利益来看，“医疗美容、眼科、脑科、肿瘤科、皮肤科、性病、辅助生殖等科别利益水平高，专科医师就更愿意关注，但像肉芽肿性乳腺炎这样一些需要下大力气研究而利益预期较小的，便很少有人涉足。”

缺乏症的另一面是医生的先天不足

尽管利益导向出现了失衡，但倘若更多的医生能够在正式进入行业之前，就选择一些新病种作为学习、研究方向，显然也不会在医治新病种方面出现医生匮乏的现象。可是，我国医生培养制度却存在着先天不足。

以杜玉堂为例，作为一名治疗肉芽肿性乳腺炎的专家，他一开始也不知道如何治疗这种病。

2002年，杜玉堂第一次看到这种病，而且发现医生们总治不好它，作为一个治疗乳腺疾病已经25年的医生，他好奇了，开始泡图书馆、做笔记、画手术图，把全国关于这个病的病历、论文字字句句研究了个遍。一研究就是五年。

闭关不出诊、篇篇论文仔细琢磨、做统计病历表……这样的专注和探索在医学界已经很少。

缺少了专注和研究精神，医生们就很难认识到这种发病率不断攀升的病。孔繁军认为，医生的培训多是以师承方式进行，缺少必要的理论学习和研讨。“由此造成培训后的医师在其后的自主从医过程中，经验型的模仿治疗多，研究型的创新治疗少，”那么，“新病种出现认识不足、误诊误治也就不出奇了，”孔繁军说。

不足症一：基础教育缺位

记者翻阅了一些医学院的教材，发现很多教科书的版本还停留在10年前，甚至30年前，而医学是“一个医生如果5年不学习，将有30％的知识淘汰”的学科；医学院的教学受传统观念影响，采用灌输式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只会生搬课本里的条条框框。

正是这样的医学教育体制使得医生认识不到肉芽肿性乳腺炎与其他普通乳腺炎的区别，误诊误治，即使治不好病人，也没有进一步研究。

对此，王岳提倡“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也称做问题式学习）的教学方式。它强调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疑难问题情景”中，通过老师与学生的合作来解决真正的问题，从而使学生学习隐含在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基于问题的学习”的关键是培养出具有实证精神和质疑、批判精神的“人”，而不是单纯的灌输“知识”。

即假设医学院能够在学习期间，就对一些新病种，进行针对性教学，显然会直接影响他们日后的科别选择。

另外，王岳认为在医学教育中要凸显职业教育的特点。在发达国家，医学教育首先确立为职业教育，即在完成大学高等教育后针对有志于医疗服务的毕业生进行的重在培养职业能力的教育。学生报考医学院时往往有非常明确、成熟的人生理想，他们选择读医学院校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为患者排忧解难，共同面临生死的考验。这种职业精神使医生在其执业的过程中立足患者的利益，努力研究如何为患者治疗。

事实上，从杜玉堂进入肉芽肿性乳腺炎这个领域的过程看，大多数医学院的学生在这一阶段并没有专业的选择性意识，使得对于类似肉芽肿性乳腺炎的新型、更为精专的疾病没有针对性学习。 “我国的医学教育仅仅针对高中生，其报考的学校和专业受到父母的较大影响乃至干预，”王岳对《方圆》记者说。

不足症之二：医学实践的倾向性不够

医学是一门实践学科，医学院的学生必须经过实习才能毕业。而成为一名执业医生的前提也是必需通過实践技能考试。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规定，通过医师资格考试评价申请医师资格者是否具备执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这个考试包括了实践技能考试和医学综合笔试，这足见对医生实践技能的重视。

但是在医生培养的过程中，这种重视却没有其他配套制度来保证。张赞宁告诉记者，医学院的实习时间安排过短，名义上有一年，实际上只有不到半年时间，因为这一年的实习还包括了写毕业论文的时间和毕业生找工作的时间，而实习成绩所占毕业生成绩的比重过轻，一般只作参考成绩考虑，几乎没有谁因为实习成绩差而毕不了业。

“在不少医疗损害案件中，就是由于医务人员缺乏实证精神，完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和经验判断草率作出诊断。这很可能会导致患者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酿成终生的痛苦。”王岳说。

对此，孔繁军总结道，要真正体现出医学专业的实践性特点，“是否可以用临床观察或病例调查等方式来替代毕业论文，实习教学与理论学习是否可以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等，都值得考虑。”

医学教育中的问题使医学院学生难有解决问题的研究精神，实践技能培训的种种缺陷又使他们缺乏动手能力，而这两方面是医生培养制度中最关键的两个环节。

新病种的研究

是否需要上升到制度层面

我国2009年新修订的《执业医师法》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履行努力钻研业务，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水平的义务。但该义务并没有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相反，从事医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学术团体，参加专业培训，接受继续医学教育，是医师在执业活动中的权利规定。

也就是说，没有哪个制度或者法规约束医生对像肉芽肿性乳腺炎这样的新病种进行研究。

孔繁军也并不赞同以防患性的管理制度来约束医生。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建立或完善应然性的引导制度，即让医生明白应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而不是过多地强调不能怎么做，即变防患性管理机制为鼓励和引导性管理机制。要鼓励医生形成“向善”的思维定式，而不是“向钱”。但他也明确，这不仅需要一部法律的修改，而更多的是微观层面上的管理制度的改革，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

在王岳看来，曾经医生讲究“悬壶济世”、“仁心仁术”，现在则是不考量疾病自身或患者利益只立足自身利益最大化；更有甚者医患双方反目成仇、对簿公堂，也发展出职业“医闹”。 医疗法律关系源于委托行为。而委托行为往往具有人身依附性，即委托人与被委托人间的委托行为是建立在对对方人格信任基础上的，如法谚所云：“无信任即无委托。”所以，在社会上，原本很难找到比医患关系更应稳固、信任对方的法律关系了。但是这些年的临床工作中，我们漠视、放纵医院、医生的种种逐利行为。最终的结果就是，医患赖以和谐共存的信任基础彻底被毁坏了。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卫生部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就认为没有必要上升到制度问题的层面，因为完全可以通过中华医学会制定的指南来解决。“中华医学会制定的指南是医生手术的标准，医生必须按这个方法来治，反之，没有指南，医生这么去做，病人可能会反过来告医生超出技术标准操作、违反诊疗规范。”孙东东说。

孙东东对杜玉堂以手术方式治疗肉芽肿性乳腺炎持审慎态度，认为必须经同行的专家鉴定之后才能评价，因为这个手术操作只有几年时间，做过手术的病例也才两百例，它可能的后果目前仍未显现出来。“医学需要很长的时间来观察疗效，但如果是成熟的技术，很快就能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