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浩司法鉴定所（精选9篇）
篇1：明浩司法鉴定所
明浩司法鉴定所
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是一家专门从事综合性司法鉴定服务的鉴定机构，具有国家法律认可的法医临床、法医物证、司法文书等专业司法鉴定资质，明浩司法鉴定所。
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系杭州地区首家通过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资质认定的司法鉴定机构。
鉴定意见
建德市人民法院：
鉴定意见人(原告)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起诉到你院，并根据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CT诊断》、《CR诊断》、《出院小结》、《医疗证明》等相关证据，证明鉴定意见人受交通事故侵害造成“骨盆骨折 畸形愈合严重(左侧耻骨上下支骨折、左骶骨骨折);脑挫伤伴颅内血肿 脑震荡后遗症”，因此认为除杭州中正司法检定所杭中正司鉴【2009】临鉴字第267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交通事故X(拾)级伤残外还有被侵害事实，符合评定伤残标准，于2010年5月14日向你院递交了《伤残鉴定申请书》及鉴定材料，6月1日，你院口头通知鉴定意见人到杭州明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人对该次鉴定意见如下：
1、你院于 2010年5月14日开庭，但对于三方当事人提交证据并未进行质证，司法鉴定《明浩司法鉴定所》。之后你院委托鉴定机构对需要提交的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也没有经合法程序进行质证确认。
2、鉴定意见人对该次鉴定只对鉴定意见人所提供的鉴定材料来源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但不包括对你院委托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3、根据杭州明浩司法鉴定所在网上公开的信息“
二、法医临床鉴定委托应注意事项
5、提供的资料需真实、可靠，由于资料虚假或不全等原因，导致鉴定结论错误或不能作出相应鉴定意见，本所不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和责任”。鉴定意见人要求你院对该次鉴定材料进行质证确认真实性、合法性后再委托鉴定。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你院在第二被告没有提供证据情况下，已经在5月14日口头支持了第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杭州中正司法检定所杭中正司鉴【2009】临鉴字第267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异议，并延期15日举证，鉴定意见人充分尊重你院的决定，鉴定意见如上。
此致
建德市人民法院
抄送：杭州明浩司法鉴定所
鉴定意见人：
2010年6月2日。
篇2：明浩司法鉴定所
握机原则，稳定，缓慢。目的，观众看的舒服。参考姿势，举，提，三脚架。基本操作，2。用光技巧，光位及其效果:
正，清晰，较硬，呆板，正式，严肃，多用于证件照。
顶，压缩人物，脸部有阴影，用于特殊表达。
底，舞台，烘托恐怖气氛
逆，突出轮廓，面部阴影，可拍剪影。
侧，侧正，视频，侧逆，人物照片。
补光，侧光，逆光的补光，使细节增加。
3。构图技巧
水平，竖直，对角线，s型，三等分，井字构图，黄金分割0.616
构图原则:引导线与兴趣中心
好的构图，艺术沉淀后的创意与冲击。
4。动态拍摄技巧
推，放大
拉，缩小
摇，相机不动，镜头动，转动。
移，相机动，镜头不变，水平移，垂直移。
追逐，就是追，扫镜头，多技巧合用。
更多技巧，实践出真知
5。沟通技巧
调动气氛，影响拍摄内容的质量。神！
调情，礼仪，风俗，个人性格
6。拍摄角度
平拍，中性，不变形
俯，空间感，娇小，丑陋，大头照，更多的物体
仰，高大，一个物体更多信息
7。拍摄景别
远景，大全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大特写。
原则:有所侧重，不缺失不贪心。——知足常乐！
拍摄的原则与目的？
篇3：明浩司法鉴定所
关键词：书面言语鉴定,语料库,计算机
书面言语是以文字形式存在的言语。书面言语鉴定是应用语言学的知识、原理和方法, 通过对未知案件的言语 (检材) 与已知嫌疑人的言语 (样本) 言语特征的比对分析和鉴别, 认定嫌疑人, 证明案件事实的一种司法鉴定技术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办公用具日益现代化, 在我国手写的书面言语材料越来越少, 采用打印方式形成的书面言语材料越来越多;与此同时, 司法实践中书面言语鉴定的案件数量也逐年增多, 在这种情势下, 研究书面言语鉴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从国内外研究概况、水平和发展趋势三个方面来分析书面言语鉴定这一司法鉴定技术手段。
书面言语鉴定是一种人身鉴定技术,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 言语鉴定是文件检验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国外, 它是司法语言学的四大领域之一, 被称为“Discourse Analysis”即“言语特征分析”。
1992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国际司法语言学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nsic Linguistics, 简称IAFL) , 1994年创办了自己的刊物Forensic Linguistic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Law, 至今已有18年。在这期间, 司法语言学家常被邀请对有争议的书面材料, 如警察笔录、证人证词、书信、自杀留言等, 通过提供句法和语体标记方面的证据进行作者鉴定。这种方法也常应用于处理著作权纠纷案件。这种鉴定既基于对言语材料的直觉, 同时也基于大型语料库的语料分析, 如调查统计某一书面材料中的常用词和词汇同现 (co-occurrence) 或搭配形式, 从而判断该书面材料的撰稿人。如果被调查的对象的社会背景 (年龄、文化程度等) 不同, 此时要鉴定某一言语材料的撰稿人需借助特定语域 (register-specific) 和特定语言使用者 (user-specific) 次语料库, 把有争议的书面材料的言语特征跟与之相对应的语域和语言使用者的言语特征进行对照, 从而判定撰稿人。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Malcolm Couthard教授曾对一桩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口供笔录进行过言语特征分析。十九岁英国青年Bentley被控涉嫌杀人, 关键证据是一份由警察提供的Bentley口供笔录。Couthard教授在笔录内发现了一些句法结构, 如“主语[+动词]+then”等。经过特定人群语料库分析, Couthard教授认为这类句法结构在以Bentley为代表的随机人群中出现几率较低, 这些句法结构呈规律性出现的几率更低, 不支持这份口供笔录是由Bentley撰稿, 倾向是审讯的警察编造出来的。这一基于语料库的言语特征价值分析, 为推翻控方对Bentley的指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等方面的分析, 而结合书写习惯、地域特点、行业特征等摸索出了一套新的方法。在此基础上, 经过长期实践人们发现, 言语也和指纹、笔迹一样, 具有认定的功能, 即可以直接通过书面言语特征的比对分析认定撰稿人。
近年来书面言语鉴定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 从言语鉴定成为文书鉴定的有机组成部分, 到运用“超语言剩余部分”进行人身认定理论的提出, 再到书面言语鉴定系统的全面阐述, 言语鉴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从事研究的人员队伍不断扩大, 研究手段和方法不断更新, 研究成果相继发表并成功应用于鉴定实践。
目前中国刑警学院已经开始尝试使用计算机编制专用软件对案件言语材料进行词频检索和统计, 辅助鉴定工作, 节省人力资源和鉴定时间,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此外, 我国在汉语语料库和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但国内未见利用汉语语料库分析言语特征, 进行言语鉴定的理论探讨和实例案例。在对言语鉴定的关键———言语特征价值的分析和把握上主要依靠实践经验进行主观判断, 没有定量的数据分析和定性的价值评断。
从国内外的书面言语鉴定研究概况中, 可以看出, 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不断发展, 计算机词频检索和统计等新方法新手段的运用, 对书面言语特征价值进行量化研究, 以期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特征评价标准并应用于司法实践是书面言语鉴定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英语语料库的建立和完善, 司法语言学家运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对涉案的言语特征进行语料库检索、分析, 得出关于有关语言使用情况的频率和概率信息, 并借助计算机软件对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的分析。鉴于语料库语言学注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 重视实际使用中的语言, 注重用数据来说话, 这样就实现了言语特征量化的可行性, 进一步提高了鉴定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我国的书面言语鉴定技术经历了长期的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过程。书面言语鉴定技术是言语识别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研究领域从开始时关注多重方言与作案人经历的关系、作案人母语的确定标准问题, 发展到对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性别等对语言特征影响的探讨。识别方法也不再局限于对词汇、语音、语义、语
篇4：司法鉴定与司法公正之我见
关键词：司法鉴定；司法公正；证据法；证明责任
有关证据的定义，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中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虽然未直接对证据加以定义，但在第六十三条中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证据，就是能够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前已言之，这些信息的载体，被称为证据方法。①虽然三大诉讼法对于证据方法进行了不同的分类，但是都不影响鉴定意见作为人的证据方法的一种，拥有关键的帮助法官查明事实，解决案件中涉及到的某些专门性问题的作用。因此，参与到诉讼过程中的各方才如此重视鉴定意见，同时也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报以等量的重视。在笔者看来，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构建、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司法鉴定制度的运转是否合法、是否科学、合理，就成为那些与司法鉴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所关注的焦点，这也正是将司法鉴定与司法公正联系起来最为根本的原因之一。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对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可靠性和社会公信力有着重大影响，健全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目的、价值在于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权威。②
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最终将通过鉴定意见集中体现出来，而意图通过改革和完善制度所得出的鉴定意见作为证据方法的一种，必须首先遵循证据法则。若要为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就必须从证据法则中加以探究。然而我国并没有一部成文的证据法，但是这并不妨碍对于证据法的研究以及对关于研究证据法之理论的借鉴。
就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来讲，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证据法学界对于证明责任的研究成果。
在我国，目前理论界对于证明责任的含义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1、行为责任说。该学说认为证明责任就是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责任③；2、结果责任说，又被成为败诉风险说。“这种由法律预先规定，在事实的真假虚实难于确定的情况下，由一方当事人承担风险及不利后果的法律假定，叫做证明责任。”④3、双重含义说。双重含义说认为应当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来解释证明责任。即“证明责任具有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这种不利的诉讼结果既表现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得不到人民法院的确认和保护，又通常表现为因败诉而负担诉讼费用。”⑤
笔者认为双重含义说相较其他两种学说更为全面，并曾打过一个颇为形象的比喻：在某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就仿佛手执一条橡皮筋的一段，而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则拿着橡皮筋的另一端，当该当事人完成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即完成了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负担之后，便可将手中所执的橡皮筋的一段交给对方当事人，橡皮筋的一段的持有者不断交替的这一过程就是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发生了转承；直到一方当事人不能使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并使之发生传承的时候，法官便会松开其手执的橡皮筋那端，由那个仍然握着一端橡皮筋的当事人承担一阵疼痛，这阵疼痛就是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负担。这样，围绕这件事实的证明就告一段落。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关于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关于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规定，笔者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根据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是刑事诉讼当事人，对于自己提出的主张，都对该主张负有双重含义的证明责任”。
但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只有申请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权利。也就是说，作为刑事自诉案件当中原告的被害人，与作为刑事公诉案件当中被告人的犯罪嫌疑人一样，没有申请初次鉴定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当对自己的主张负有证明责任的刑事自诉案件被害人、刑事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想要运用作为证据方法之一的鉴定意见以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之时，却无法自行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继而无法得到鉴定意见以完成证明责任。
既然法律规定一方应当对自己的主张负有证明责任，却不给某些主体一个负担该项责任的路径，于是在司法实践当中便产生一些有违立法目的、妨碍司法公正、降低司法效率、损害司法权威，在社会和法学界都影响重大的案件。
笔者认为，无论是这些问题产生，还是这些问题久拖不决的现状，都包含着下列原因：
首先，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立法具有滞后性这一缺陷，而这一缺陷在证据法上，特别是在司法鉴定制度上表露出来。具体表现为，我国证据法学界对于证据法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学者为我国的证据法立法的建议稿和修改稿的创作和完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但是我国始终未能颁布成文的证据法典；而有关证据的法律则散落在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司法解释中，这就在司法实践当中解决初次鉴定启动权的分配这一问题时增加了困难。
其次，对于我国诉讼模式进行改良的过程之中，存在有关于当事人主义模式和职权主义模式之间的诉讼理念冲突。具体说来，就是引进控辩平等的现代刑事诉讼的进本理念的同时又保留了一定程度上的职权主义，而上文所述的司法鉴定的初次鉴定启动权则作为这种冲突的诉讼理念在司法鉴定制度当中爆发的一点，引起诸多惹人深思的个案的发生。
对于改革和完善司法鉴定制度，完善司法鉴定启动程序，从而促进司法公正，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又适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的司法保障制度”，这在不少学者看来昭示着是又一个“法律的春天”的到来。可是笔者却在提醒自己：假如将一国之法律比作一亩田地，即使“法律的春天”已经到来，也并不意味着必将会有丰硕的成果；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应当把握“法律的春天”这一天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这一良田之上，深思熟虑、刻苦努力、辛勤耕耘，方能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依法治国做出一份应尽的义务。（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注解：
① 罗筱琦、陈界融：《证据方法及证据能力研究（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
② 霍宪丹：《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思考》
③ 李浩：《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④ 熊先觉等：《中国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21页。
篇5：明浩司法鉴定所
××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
（司法鉴定机构的名称+司法鉴定文书类别的标题：一般2号或者小1号宋体，加黑，居中排列）
司法鉴定许可证号：000000000（司法鉴定机构许可证号：3号仿宋体，居中排列）
声
明
（2号宋体，加黑，居中排列）
1、委托人应当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2、司法鉴定人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遵守和采用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鉴定。
3、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司法鉴定人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非法干预。
4、使用本鉴定文书应当保持其完整性和严肃性。
（声明内容：3号仿宋体）
地址：× ×市× ×路× ×号（邮政编码：000000）联系电话：000-00000000（司法鉴定机构的地址及联系电话：4号仿宋体）
共 页 第页 标题（司法鉴定机构名称+委托鉴定事项，小2号黑体，居中排列）
编号××司法鉴定中心[200×]×鉴字第×号
（编号：包括司法鉴定机构缩略名、年份、专业缩略语、文书性质缩略语及序号；年份、序号采用阿拉伯数字标识，年份应标全称，用方括号“[ ]”括入，序号不编虚位。5号宋体，居右排列。编号处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钢印）
一、基本情况（3号黑体）
委托人：××××（二级标题：4号黑体，段首空2字）
（文内4号仿宋体，两端对齐，段首空2字，行间距一般为1.5倍。日期、数字等均采用阿拉伯数字标识。序号采用阿拉伯数字“1.”等顺序排列。下同）
委托鉴定事项： 受理日期： 鉴定材料： 鉴定日期： 鉴定地点： 在场人员： 被鉴定人：
二、检案摘要
三、检验过程
四、分析说明
共
页 第页
五、鉴定意见
六、落款
司法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 司法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
（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专用章）
二○○×年×月×日
（文书制作日期：用简体汉字将年、月、日标全，“零”写为“○”，居右排列。
日期处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
说明：
1、本司法鉴定意见书各页之间应当加盖司法鉴定机构的司法鉴定专用章红印，作为骑缝章。
2、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需要添加附件的，须在鉴定意见后列出详细目录。
篇6：明浩司法鉴定所
———————————————甘仁法物[2008]临鉴字第154号
魏霖伤残等级司法鉴定
一、基本情况
委托 单 位： 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
委托鉴定事项： 伤残司法鉴定
受理日期：2008年7月15日
鉴定材料： ⒈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病历（病案号：
194330）复印件壹份共柒页；医院出院证
明书原件壹张；
⒉兰州仁和医院X线片报告单原件壹张；
⒊X线片（片号：
24、505010）贰张。
鉴定日期： 2008年7月22日
鉴定地点： 甘肃仁龙司法物证鉴定所
在场人员： 被鉴定人及家属
被鉴定人：魏霖，男，汉族，29岁，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小沟头72号802，身份证号：***530
二、检案摘要
委托书摘：2008年6月4日晚上9点左右，魏霖在黄
河明珠号餐厅吃饭后，从二楼下至一楼拐弯处时，不慎坠入底舱致伤。
三、检验过程
（一）文正审查（病历摘要）
2008年6月4日，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病历（病历号：194330）记载：主诉：左小腿撞伤出血疼痛伴活动受限3小时。现病史：患者与本次入院前3小时在黄河边船上，上岸时不慎摔倒，致左小腿中段皮肤碰伤，感疼痛，幷发现皮肤破裂出血无法活动，虽被送来我院门诊，门诊拍片提示：左胫骨中段骨折。以“左胫骨中段开放性骨折”收入我科。体和检查：T：37.4℃；P：106次/分；R:20次/分；BP:156/88mmHg。骨科专科情况：脊柱无明显畸形，生理弯曲度正常，隔断无明显叩击痛，左小腿中断可见-3×7cm似长棱形皮肤擦伤，表浅表面略有少量血性渗出，与擦伤下方可见一长约1.5cm皮肤错裂口，皮缘不整齐，有少量污物，并有血性渗出，左胫骨中断明显压痛，但未触及骨擦感，左小腿活动受限，左下肢末梢血循，感觉正常。其余肢体查无异常，生理反应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辅助检查：X线片式：左胫骨中段骨折横行断裂，断端无明显移位，余未见异常。初步诊断：左胫骨中段开放性骨折。出院诊断：同前。
2（二）阅影像检查报告单
⒈2008年6月5日左胫排骨正侧位片（片号：11939）示：左侧胫骨骨折外固定术后。
⒉2008年6月17日彩色超声检查报告单示：脂肪肝；脾大；胆囊、胰腺、双肾声像图未见异常。
（三）法医阅片
⒈左下肢正侧位片（片号：24）示：左胫骨中断现状骨折。
⒉2008年7月17日，左下肢正侧位片（片号：50501）示：左胫骨中断现状骨折，已有少许骨痂生长，无错位。
(四)法医活体检查
2008年7月15日，在本所检查是对被鉴定人魏霖进行法医学活体检查见：体位被动，拄双拐行走，左小腿胫前有轻度水肿；左小腿有两处伤疤，分别为距作息关节下方10cm处有-2×4 cm疤痕和3×3 m的疤痕。其余各项检查未见异常。
四、分析说明
根据委托单位提供的病历资料、影像资料结合法医活体检查和法医阅片后，鉴定人认为：
被鉴定人魏霖因此次意外伤致左小腿胫骨中段开放性骨折。其损伤参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 16180-2006）附录BB.1 J)十级14）条之规定，可评定为十级伤残。
五、鉴定意见
被鉴定人魏霖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伤残。
六、落款
司法鉴定人：王记先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证号：620108009173
司法鉴定人：郭满珍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证号：620106009164
二00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说明：1.复活体检照片壹张;
篇7：司法鉴定程序,司法鉴定工作流程
【司法鉴定程序】司法鉴定程序是指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司法鉴定活动应当遵循的方式、方法、步骤以及相关的规则和标准，司法鉴定程序,司法鉴定工作流程。本文主要介绍司法鉴定工作流程：
一、鉴定的受理
(一)初审----由鉴定人负责
——核对委托人(代理人)身份
决定受理的，应当复印委托人(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或者收取委托人的介绍信，并作为司法鉴定业务档案卷宗材料序号1附属材料归档。
——审核鉴定委托书
审核委托鉴定事项是否明确、用途和要求是否合法，是否属于本鉴定机构的鉴定范围，是否属于重新鉴定，委托人是否签字或盖章。【司法鉴定委托书】作为司法鉴定业务档案卷宗材料序号1归档。
——审核鉴定材料
审核鉴定材料的种类、数量、性状、保存情况，鉴定材
料是否真实、完整、充分。【鉴定材料】作为司法鉴定业务
档案卷宗材料序号6归档。
——商议委托鉴定事宜
明确鉴定时限、鉴定事项、鉴定费的收取标准、鉴定文书的送达方式、需要退还的鉴定材料及退还方式、需要补充的鉴定材料及时间要求。
——提出是否受理意见
经初审，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填写《司法鉴定受理审批表》，报鉴定机构负责人审批。【司法鉴定受理审批表】作为司法鉴定业务档案卷宗材料序号2附属材料归档。
(二)审批----由鉴定机构负责人或指定的鉴定人负责
——听取初审人的意见
——审查鉴定材料
——签署是否受理意见
鉴定机构负责人在《司法鉴定受理审批表》中签署意见，决定是否受理，以及鉴定时限、鉴定事项、鉴定人、承办人、鉴定费等事项。
(三)受理----由承办人负责
1、决定当场受理的
——收取鉴定费用
鉴定机构财务人员收取委托人鉴定费后，应当出具税务凭据。【收费凭据复印件】作为司法鉴定业务档案卷宗材料序号8归档。
——办理受理登记手续
鉴定机构应当按照司法部示范文本格式，与委托人签订一式两份《司法鉴定协议书》，双方各执一份，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程序,司法鉴定工作流程》。【司法鉴定协议书】作为司法鉴定业务档案卷宗材料序号2归档。
2、决定补充材料的
——收取鉴定委托材料
经审核，需要补充鉴定材料的，应当填写一式二份《司法鉴定委托材料收领单》，其中一份交委托人(代理人)，一份连同收取的其它鉴定材料由承办人保存。【司法鉴定委托材料收领单】作为司法鉴定业务档案卷宗材料序号6附属材料归档。
——告知补充材料内容
待鉴定材料补充齐全后，按当场受理的程序办理。
3、决定不予受理的
——说明不予受理理由
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向委托人(代理人)说明理由。
——退还鉴定材料
二、鉴定的实施
(一)准备----由承办人负责
——通知指定或者选定的鉴定人
对同一鉴定事项，鉴定机构应当通知二名鉴定人共同进行鉴定;对疑难、复杂或者特殊的鉴定事项，可以指定或者选择多名鉴定人进行鉴定。
——移交鉴定材料
向鉴定人移交鉴定材料，并履行登记手续。
——明确鉴定具体事项
与鉴定人商定鉴定的具体时间、地点等有关事项。
——通知委托人(代理人)有关鉴定事项
落实《司法鉴定协议书》约定的鉴定时间、地点等事项。
——做好鉴定相关准备
准备鉴定仪器设备、协调检验(查)工作。
(二)鉴定----由鉴定人负责
——介绍参与鉴定的鉴定人
在委托人(代理人)、当事人到场的情况下。
——确认是否申请回避
在委托人(代理人)、当事人到场的情况下。
——听取委托人(代理人)、当事人意见
在委托人(代理人)、当事人到场的情况下。
——进行鉴定相关检验(查)
检验(查)时，无关人员应当离场(经鉴定人同意除外)。
——鉴定人应当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
【鉴定检验(查)记录】作为司法鉴定业务档案卷宗材料序号5归档。
——鉴定人发表鉴定意见
鉴定人应当在鉴定意见上签名。
三、鉴定文书的签发
鉴定文书的签发程序——由承办人负责
——制作鉴定文书
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文书规范》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制作鉴定文书。
——送鉴定人核实
鉴定人应当在鉴定文书底稿上签名。
——报机构负责人签发
将鉴定人核实后的鉴定文书送机构负责人审核、签发。
【鉴定文书底稿】作为司法鉴定业务档案卷宗材料序号4归档。
——送鉴定人确认签名或者盖章
将机构负责人审核、签发后的鉴定文书正本送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加盖机构鉴定专用章
【鉴定文书正本】一般应当一式三份，二份交委托人收执，一份由本机构作为司法鉴定业务档案卷宗材料序号3归档。
——按《司法鉴定协议书》约定的方式送达鉴定文书
司法鉴定文书送达委托人(代理人)后，【送达回证】作为司法鉴定业务档案卷宗材料序号7归档。
——退还应退的鉴定材料
按《司法鉴定协议书》约定，退还应退的鉴定材料，并由委托人(代理人)签收。
——立卷并归档
篇8：司法会计鉴定的法学概述
一、司法会计的学科归属及概念分析
法学和会计学这两门学科原为相互独立的理论体系,但随着法律实践的不断发展,使得法学和会计学相互借鉴、融合,从而产生了边缘学科一一会计法学和法律会计学。
会计法学是“运用法学基本理论和会计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探讨、研究和阐述如何正确有效地组织会计活动的法律问题的独立学科,是经济法学的分支也是会计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会计法律法规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向以会计学为中心。
而法律会计学则属诉讼法学的范畴,它是特定主体运用法学和会计学知识,旨在通过调查获取有关财务证据资料,并在法庭上质证,以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一门融法学、会计学、证据学、犯罪学等诸多学科为一体的边缘学科。
司法会计是法律会计学的一个分支,这决定了司法会计的侧重点在于“司法”。司法会计活动与司法程序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程序法的一部分。其重点是法律诉讼中发现、收集、认识、判断、鉴别证据的科学方法,主要活动包括司法会计检查、司法会计鉴定和司法会计文证检查等内容。主要目的是为诉讼提供证据,所以司法会计又归属于证据法的研究范围。
司法会计,大陆法系称为“Judicial accounting”,英美法系则称为“Forensic accounting”。仅字面理解,“judicial”是“司法的”,而forensic指“司法法庭的”。前者强调司法会计活动由司法机关组织,以及为诉讼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服务:后者则更侧重于法庭会计,即为法庭服务,提供证据。但二者在实质意义上是相同的,即都将司法会计界定为一种法律诉讼活动,通过对涉及会计的法律问题进行解释和处理,为法律诉讼提供服务。
对于司法会计的属性,由于研究基点和判断视角的差别,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会计界认为“司法会计是通过对财务技能的运用以及对未决问题的调查方法,将证据规则与此相结合的一种会计活动”。而多数法学家则认为司法会计是一种法律诉讼活动。从证据法角度看,司法检查笔录和司法鉴定结论都是法定证据,因此作为一种为法律诉讼服务的活动,司法会计仅包括司法会计检查和司法会计鉴定。而以会计学的观点,司法会计还包括税务会计、保险理赔会计等非诉会计检查和非诉会计鉴定,但此观点显然是弱化了法律诉讼服务的属性。这些认识差异体现了司法会计集法律性和科学性为一身的特征。如果仅从一种法律诉讼行为考虑,则其特征如下:
第一,司法会计应具有严格的程序性。“程序是法治理念的一个要素,可以说没有程序就没有法”。程序公正是诉讼的基本价值,司法会计作为诉讼行为的特性决定了其必须符合诉讼程序的要求、遵守诉讼法相关程序的规定。
第二,司法会计行为只存在于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所谓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是指案件事实本身涉及财务会计内容以及为查明案件事实,需要对财务会计资料进行检查、鉴定的案件。这类案件在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以及刑事案件中都很广泛,其中刑事案件的比例最大,仅仅是案件事实本身包含财务会计行为或内容的犯罪案件已高达120多种。
第三,司法会计行为的结果是通过收集、固定、提取诉讼证据资料形成为法律诉讼服务的证据。根据我国刑诉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种类,通过司法会计行为可以固定、提取和获取的证据主要包括:1.作为书证的财务数据资料;2.作为物证的财务会计资料;3.作为视听资料的财务电算化资料;4.司法会计鉴定结论;5.司法会计检查笔录。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司法会计:是指在涉及财务会计业务案件的司法诉讼过程中,为了查明案情,对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材料进行专门检查或专门鉴定的一种司法诉讼活动。
二、司法会计鉴定的概念、诉讼职能及证据属性
(一)司法会计鉴定的概念
司法会计鉴定是司法会计活动的一项基本内容,同时又与法医鉴定、司法痕迹鉴定、司法精神病鉴定、知识产权鉴定等并列,属于司法鉴定中的一种。
对司法会计鉴定,两大法系的理解不同。英美法系奉行“当事人主义”,司法会计鉴定人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出现,只有聘请的司法会计鉴定人员提供的对己有利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才在法庭上出示和运用,同时英美法系并不像大陆法系那样具有严格的司法鉴定程序作为依据,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会严格区分会计检查、会计鉴定和会计评估等行为的界限。尽管英美法系也要求科学公正的立场,并要求出具鉴定结论的同时还要就鉴定活动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发表声明,但这并不影响缺乏唯一性的结论如会计评估意见等作为鉴定结论证据使用。而由于受注册会计师业务范围及宣传的影响,一些北美国家不但把会计评估列入了Forensic Accounting的范围,还会列出例如会计咨询、解决争议问题、提供行业意见等。因此,司法会计鉴定在英美等国家并不作为一种专门的司法程序,只是会计专家出庭作证的取证手段。
我国同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司法会计鉴定的启动、具体实施和结论的质证、认证都是司法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有专门法律予以规范,哪些财务资料或证据可以成为司法会计鉴定的依据并不是当事人或鉴定人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侦查机关、公诉机关或审判机关提供。通过确定的司法会计鉴定程序得出唯一的鉴定结论作为诉讼证据,会计评估、审计意见等都不能作为鉴定结论使用。
对于司法会计鉴定的概念,不同学科的专家也给予不同的定义,澳大利亚会计专家布鲁尼和林德库斯认为,司法会计鉴定是“运用相关的会计知识,对财务事项中有关法律问题的关系进行解释与处理,并向法庭提供相关的证据,不管这些法庭是刑事方面的还是民事方面的”。而乌克兰法学家卡司基诺维奇解释这一定义时认为:“司法会计鉴定是一种诉讼行为,是根据侦查人员和法官的委托,对原始会计凭证进行会计技术鉴定,目的是弄清对案件的正确处理有重大意义的相关事实情况”。我国的司法会计学专家于朝的定义为:“在诉讼中,为了查明案情,指派或聘请具有司法会计专门知识的人员,对案件中需要解决的财务会计问题进行鉴别判定的一项司法会计活动”。
上述几个定义概括了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属性特征,会计学者与法律学者在鉴定对象的表述上有所分歧,前者为“财务事项中的法律问题”,后者为“案件中需要解决的财务会计问题”,对鉴定对象认识的差异会导致对根本属性的不同认识,前者将司法会计鉴定作为一种科学实证活动,更强调司法会计鉴定的科学性;后者将司法会计鉴定作为司法活动的组成部分,更强调司法会计鉴定的诉讼性。笔者认为,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判断事物会有不同的视角,但判断一种事物的根本属性,必须把它放在事物运行的环境中考虑,才能全面地认识和看待问题。科学性和法律性都是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属性,而法律性是司法会计鉴定最根本的属性。
综合上述表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司法会计鉴定的概念:在法律诉讼中,为查明案情,由诉讼机关或当事人委托司法会计人员,对案件涉及的财务问题进行鉴别判定并出具鉴定结论的诉讼活动。
(二)司法会计鉴定的职能
在刑事诉讼中,司法会计鉴定通过对财务会计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本、财务报表等资料进行技术上的鉴别、分析,为犯罪的手段、作案金额、犯罪的原因和过程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在案件中的具体职能如下:1.确认经办人员和作案人员。司法会计鉴定通常可以从会计资料的记载和所反映的内容,来确定经济业务的具体经办人员,从而确定作案人员。2.确认犯罪事实、过程、手段。司法会计鉴定依据的基本证据是财务会计资料,因此具有很强的技术关联性,通过对账单、账表、账务之间的联系、钩稽关系,弄清是否有巧立名目、弄虚作假或违反财经法规,从而确认犯罪事实、过程、手段的存在。3.确认犯罪数额。犯罪数额的确定关系到定罪量刑,因此需要对犯罪数额做出精确的鉴定结论。
(三)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的证据属性
司法会计鉴定的最终目的是得出鉴定结论,为诉讼提供证据。司法会计鉴定结论与其他鉴定结论一样,是属于法定证据之一,应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但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证据,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具有独特性,具体如下:
第一,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具有科学性,或者说确定性和唯一性。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按照结论方向,可以划分为肯定性结论和否定性结论。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只在技术上给予确定、唯一的回答,为案件诉讼提供确定的指引。同一案件的同一检材也只能存在一个正确的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即不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矛盾但正确的鉴定结论。
但在实践中,存在因事实依据不充分、检材资料残损不全等问题,无法做出肯定或否定性的鉴定结论,出现了常说的或然性结论。虽然这也是司法会计鉴定的工作结果之一,但不能作为司法会计鉴定结论、不能成为诉讼的证据。如果遇到鉴定材料不齐全又不能补充的情况,应及时中止或中断鉴定工作,并说明原因。而会计核算方法和会计资料鉴定方法,也会导致做出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具有一定的技术风险。检验方法包含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不论是样本选取的标准或鉴定方法的不同都可能会导致不相同的鉴定结论。但这种现实的风险并不能否定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的科学性。
第二,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是会计学、法学、证据学、鉴定学知识综合运用的结果。司法会计鉴定过程是一种运用复合性专业技术的诉讼活动,因此鉴定人员除了应具备会计和审计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具备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例如在挪用公款案件的会计鉴定中,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将每次挪用的金额累计计算。但从会计资金运动的理论来说,如果累计则会造成重复计算。因此必须熟悉刑法上“挪用”的具体含义,才能做出正确的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所以,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并不是单纯的会计结论,它也是法学、证据学、鉴定学综合运用的结果,这也是由司法会计鉴定结论的法定诉讼证据的性质所决定的。
篇9：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
一、基本案情
1998年被害人罗某某在精神病院接受住院治疗，e被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1999年被害人罗某某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心因性精神障碍；2012年被害人罗某某在当地办理精神残疾壹级证，经全村公示后，获得残疾人补助金。
2014年4月份至5月份，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其家中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两次性行为。2014年10月24日，被害人罗某某的丈夫李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2014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抓获，其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行为的事实。2014年11月22日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监视居住。2014年11月4日，第一份鉴定意见鉴定显示：被鉴定人罗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2015年8月18日，第二份鉴定意见鉴定显示：被鉴定人罗某某无重性精神病表现，有性防卫能力。
二、分歧意见
关于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余某某的行为如何认定，鉴定意见采信问题产生了以下分歧：
（一）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表现，有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不构成强奸罪
一方面，结合全案证据不足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时采取暴力或者胁迫手段。本案的发案过程也是基于他人发现而发案，即系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发生第二次性行为数月之后，其丈夫李某某在家中发现其他人丢弃的烟头产生怀疑，经询问被害人罗某某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由于报案不及时，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系违背被害人罗某某的意志而为。
另一方面，第一份鉴定意见中显示出被害人罗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但是从该鉴定意见中显示被害人罗某某对性行为的性质有一定的认知，知道非自愿发生性关系的是强奸，其精神问题并不足以否认其无性防卫能力。第二份鉴定意见中引用的证据材料更加完整、全面，同时又对被害人进行了住院观察，应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无重性精神病，有性防卫能力。
综上所述，鉴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与被害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时，未有充分证据证明采取暴力胁迫手段，那么认定犯罪嫌疑人罗某某的行为构成强奸罪的前提是被害人罗某某不具备性防卫能力，本观点倾向于采信第二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性防卫能力，因此，犯罪嫌疑人不构成强奸罪。
（二）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
认定强奸罪时，考虑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根据行为人所采取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予以考察是妥当的，但是不能仅仅只看行为人的行为表现，或者仅仅看被害人有无反抗表现，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只是佐证，而是根据行为人的手段结合当时被害人的心理、表现等因素综合判断。[1]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罗某某不具有自主保护性权利不受侵害的决定能力和控制能力，其虽然对性行为发生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不具备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
就鉴定意见而言，事实上，本案中两份鉴定意见作出前，在1998年、1999年、2012年都有证据显示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且经过全村公示，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仍然与之发生性行为。第一份鉴定意见作出时间为2014年11月4日，距性行为发生时7个月左右；第二份鉴定意见作出时间为2015年8月18日，距性行为发生时15个月左右。第一份鉴定意见出具日期接近性行为发生之日，更能接近并反映被害人当时的心理状态；第二份鉴定意见被采信的原因之一在于经过对被害人的住院观察。但经过仔细查证得知，被害人之所以住院观察原因恰恰是鉴定人员当场作出鉴定意见后，被害人家属因为鉴定时间过短，才强烈要求住院观察；在被害人住院期间，鉴定人员并未近距离观察被害人，已经做出的鉴定意见并非必然更加客观、全面一些。此外，被害人有精神病经过了三次鉴定意见的佐证，第二份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也曾鉴定被害人为精神病人。有鉴于此，同样当场作出的第二份鉴定意见并不能完全否定第一份鉴定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前三次精神病鉴定结论做出后的时间推移，被害人的精神状态并未有所好转，相反，结合其日常表现，被害人的精神病状态为全村人所共知。结合证人证言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是在明知被害人为精神病人的情形下，与之发生性行为，被害人的自愿无法成为其辩解理由。结合案件证据材料，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发生性关系时十分随意，随意时间段、随意地点。据此可见，被害人罗某某的心理防卫并未达到正常人的判断。被害人在性行为发生后，并未告知别人，仅说明被害人有基本的性羞耻心，但是并不能因此认定被害人具有支配、控制与决定性行为的能力。从本案鉴定意见以外的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被害人发生性行为时性防卫能力并不健全。强奸罪的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为故意，明知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而与之性交的人，不论被害人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
综上，应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认定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建议采信第一份鉴定意见，被害人罗某某有精神分裂症，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成立强奸罪。理由如下：
（一）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
鉴定意见的专业性、科学性特征及解决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对刑事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鉴定意见属于八种法定证据之一。鉴定意见经过查证属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虽然我国并未将鉴定事实分类划分，但对于凭借专业知识做出的鉴定意见，例如DNA鉴定、尸检鉴定、药物鉴定、毒物鉴定等可以直接采用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而对需要结合案情或者其他案件材料等加以辅证才能做出的鉴定意见在适用时还需结合案情审查其鉴定意见内容的合理性。就本案而言，被害人是否有精神病的鉴定意见就是属于此类鉴定意见。
两份鉴定意见完全不一致的鉴定文书该如何审查和认定的关键在于，证据证明力强弱的问题。检察机关审查证据过程中，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强弱及证据效力的大小取决于证据相关性的大小，[2]这属于事实问题范畴。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也即是对案件事实证明作用的强弱程度，是指鉴定意见的质量、说服力或者证明价值。[3]就本案而言，两份鉴定意见都是由具有专业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和人员所作出的，所不同的是鉴定意见的出具时间，第一份鉴定意见时间较为接近案件事实发生之日，第二份鉴定意见鉴定时间离案件事实发生之日较远。而审查鉴定意见过程中需审查鉴定意见与案件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以及对确定案件事实的作用。[4]此外，评价鉴定意见还需根据其内容结合案件情况分析，并结合其他证据围绕证据规则对案件事实作出评价。本案中除了这两份鉴定意见外，对被害人罗某某的精神病鉴定已经做了三次，分别有三份诊断或者鉴定，足以说明被害人罗某某患有精神病。只有第二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就证据效力而言，第一份鉴定意见更接近案件事实发生之日，结合案件其他材料，被害人罗某某说话颠三倒四，日常行为异于常人，且经过全村公示被害人有精神病，作为同村人的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有精神病这一条件是符合的。
有精神病是否必然等同于无性防卫能力这一问题，需要专业的医生给予专业的回答。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法规就犯罪嫌疑人与精神病患者发生性行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评断依据。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部分罪案<审查逮捕证据参考标准（试行）>的通知》第5条第4款中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较轻微的痴呆症，也未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经本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不构成强奸罪。从犯罪构成要件角度强调行为人主观方面为明知，也着重表明本罪主观方面为故意。需要明确指出的是，从常识常情出发，我们不能“当然”要求犯罪嫌疑人明知被害人无性防卫能力，这样对犯罪嫌疑人的资质要求过高，也不利于保护此类特殊被害人。因为即使是专业人员对被害人是否有性防卫能力，都有不同的认知。因此，不具备专业知识的犯罪嫌疑人“明知”的内容不应指代为性防卫能力，取而代指为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程度严重的痴呆者。就本案而言，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明知被害人罗某某是精神病患者，这一事实无容置疑，审查两份鉴定意见中也应当看到，被害人是精神病患者都予以了佐证，只不过就被害人是否有性防卫能力有了分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犯罪嫌疑人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具有犯罪故意得到了确证。这里的关键，在于对被害人是否具有性防卫能力的审查。
（二）强奸罪中被害人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
强奸罪的法益是妇女（包括幼女）的性的自主决定权，其基本内容是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性行为的权利。[5]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明知妇女是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精神病人或有严重痴呆的人而与之性交的人，不管被害妇女是否表示“同意”或“反抗”，都应视为违背妇女意志，构成强奸罪。这是对性权利无自主决定权与意志能力的精神病人予以的特殊保护。域外很多国家对与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对此类强奸罪的特殊犯罪人予以了严惩。[6]问题的关键在于，精神病人同幼女一样缺乏决定性行为的能力，即使能认识到非自愿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属于强奸行为，但是其并不具备对性行为的决定和控制能力。就本案而言，被害人罗某某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缺乏正常的意志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明知被害人罗某某为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下，仍然与之发生性行为，应当认定为成立强奸罪。
强奸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内容是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性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还应充分考虑到妇女是否知道反抗、是否能够反抗，精神病患者缺乏正常的认识能力与意志能力，行为人明知是精神病患者而与之性交的，即使征得被害人同意的，也应当成立为强奸罪。因为虽然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可以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就像罗马法彦中“不可能对承诺者实施不法”所表示的那样，但具体到强奸案中幼女及精神病妇女的承诺不能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7]原因在于有效的承诺必备要件之一是需要具有承诺能力的人基于真意作出的承诺。而事实上，无论是幼女抑或是精神病妇女在强奸案中并不具备承诺能力，即使作出承诺，也是无效的。
虽然我国法律中还规定了确实不知道妇女患有较轻微的痴呆症，在女方自愿或者主动要求下与之发生性行为的，不宜以犯罪论处。但本案中被害人是精神病人，无论在第一份鉴定意见还是第二份鉴定意见都予以了描述，不同的是第一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是精神分裂症，第二份鉴定意见显示被害人无重性精神病。就这个角度而言，作为精神病妇女的被害人即使作出同意发生性行为的承诺也是无效的，更遑论被害人的供述中曾提及自己对发生性行为进行过反抗。
至此，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病，无性防卫能力，犯罪嫌疑人余某某构成强奸罪的论证已然完成。
（三）有利于实现案例释法说明功能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笔者认为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与人权保障的实现，绝不意味着容忍那些侵害他人权利的犯罪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在每一件案件中体现司法公平与公正，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公、检、法机关办理和审理的案件都具有引领与指导社会公众如何沿律循法的导向作用，在具体个案中向社会民众释法说理，形成良好的释法制度是我国司法机关所追求的目标，这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并颁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检察官以案释法制度的规定（试行）》的初衷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办理案件不可动摇的基础仍然是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本案中，被害人罗某某与犯罪嫌疑人余某某在同村生活，全村人周知被害人罗某某具有精神病，倘若对余某某强奸精神病人罗某某的事实不予以处罚，那么是否会形成一种导向：与精神病人罗某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是不受刑法评价和处罚的，在此情形下被害人罗某某的人身权利尤其是性权利受到威胁和侵害是可以明确预见的。正如笔者所提倡的，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保护是社会公众的共同责任，作为检察机关更是责无旁贷。本案中依法认定犯罪嫌疑人具有强奸罪，具有案例指导作用，有利于实现检察机关以案释法说理的功能。
（四）余论——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第84条、85条、86条规定了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事实上，无论是鉴定意见还是其他法定证据的认定均是指有关人员对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认可、确认等活动。[8]虽然有学者认为，认定证据应属于法官的特有职权，检察机关只有审查证据的权利。[9]但是对证据能力及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认可等活动同样也是检察人员审查证据过程所从事的活动。因此，撇开审查证据与认定证据之间的概念界定之争，毋庸置疑，检察机关有义务也有权利对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及证据效力进行判断、评断，并选择认可的鉴定意见。笔者赞同眼下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模式属于“印证证明模式”，[10]也同样觉得与其批判司法实践及立法解释中对于证明力规则限制的现状，不如找出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而发现此现状出现的原因及条件。[11]不得不承认，当下我国证据规则中注重证据的真实性，也正是在这种优先考虑证据真实性的理念推动下，促使了司法实践中着重强调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规则的形成。故此，检察机关审查证据过程中，即使通过询问证人、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审查物证、书证等证据材料，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但还是要依据法定的客观证据规则作出评价。这个法定的客观证据评价规则和评价标准即是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规则。
不言而喻，鉴定意见的审查应注重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但同样不能忽视对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的审查。在案件审理阶段，英美法系国家有鉴定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交叉询问的制度，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对鉴定人出庭要求较为严格，但规定了可行性的方式允许鉴定人对鉴定意见予以说明。我国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证据专章中第五节也明确规定了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认定，其中第86条规定了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后果，强制鉴定人出庭作证。虽然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九章第八节专门就鉴定意见的处置方式有了较为宽泛的规定，但是对鉴定意见的具体审查在司法实践中有待进一步思考。
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鉴定意见的审查除了对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员是否具有资质、鉴定方式是否客观进行必要的形式审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结合本案案情进行实质审查。具体来说，首先询问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作出鉴定的依据和原因，其次询问以前的精神病鉴定结论对现在鉴定意见作出的影响，并比较两份鉴定意见，将两份鉴定意见中争议焦点——被害人是否具备性防卫能力问题询问鉴定人员，请其解答性防卫能力鉴定是如何作出的和包括的内容，询问其精神病与性防卫能力之间的关系等。向作出鉴定意见的鉴定人员询问清楚鉴定意见作出的依据，不仅能更好地判断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和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还能更加准确地审查证据材料，作出精准的判断。
注释：
[1]赵秉志：《中国刑法典型案例研究第四卷：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犯罪》，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2]陈瑞华：《刑事证据法的理论问题》，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3页。
[3]拜荣静：《论刑事鉴定意见证明力的评价》，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同[3]。
[5]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777页。
[6]如英国1956年《性犯罪法》中规定：“与精神有缺陷的妇女非法性交的男子构成犯罪，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德国刑法中规定“利用他人因病例性精神错乱而反抗能力的情况而与其实施性关系为犯罪”；日本刑法中规定“乘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或者使女子心神丧失或者不能抗拒而奸淫的行为为犯罪”；意大利刑法中规定“利用被害人在行为实施时身体或者精神劣势状况，诱使他人实施或者接受性关系为犯罪。”
[7][日]大塚仁著《刑法概说（总论）》（第三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0页。
[8]何家弘：《论证据的基本范畴》，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9]何家弘：《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论纲》，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
[10]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