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欠薪起诉状

恶意欠薪起诉状（精选7篇）

篇1：恶意欠薪起诉状

近年来，农民工工资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3月13日，记者从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结合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出台了《关于审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案件的十项措施》(以下简称《措施》)。目前，《措施》已下发至西宁市各区县法院贯彻执行。

《措施》中提出，西宁市各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庭收到起诉状后，对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将优先立案，并于当日将案件移交审判庭，审判庭优先开庭审理；对农民工提出申请缓、减、免诉讼费或申请执行确有经济困难的，将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同时，审理此类案件时，法院将尽量采用速裁方式，审理期不超过30日，能当庭调解达成协议的，将判当庭支付；对有能力履行而逃避执行、拒不履行的，法院将强化冻结、扣押、拍卖、变卖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的可对被执行人予以拘留、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对违规的企业，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将向劳动监察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恶意欠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构成要件的，将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以维护农民权益。

篇2：恶意欠薪起诉状

一、恶意欠薪问题概述

1．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其中第四十一条规定在刑法第276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76条之一：“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至此人们广泛关注和学术界广泛争论的恶意欠薪是否纳入刑法规制范围的问题，最终以刑法修正案设立新罪名落下帷幕。但是关于恶意欠薪罪的的学术讨论却没有因此而停止。

2．设立恶意欠薪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首先，当前社会欠薪问题严重，劳动者讨薪难等问题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利益，也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稳定；其次，当前法律规制不健全，司法实践操作不力，并未达到惩罚恶意欠薪者得目的，因此才导致这一问题愈演愈烈。根据我国当前的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时并足额的支付报酬给劳动者，并且对相关惩处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仅仅处于民事和行政层面，由于执法力度等原因对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不大，而如果劳动者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欠薪问题，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因此才导致了各种因欠薪问题而引起的极端社会实践的发生。再次，在恶意欠薪定罪方面许多国家已经有了立法例，给与我国在此方面很大的参考和借鉴，如韩国、泰国、德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都对恶意欠薪罪进行了规定，而俄罗斯的恶意欠薪罪更是这些国家中的典范，给与我国很大的借鉴意义。

综合上述意见，笔者认为刑法应当设立新的恶意欠薪罪以规制当前欠薪

严重的社会问题。欠薪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民事层面的纠纷，当前法律在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中对其进行了规定，但通过现实的实行状况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规定的处理结果收效甚微，劳动者的合法利益遭受着严重的侵害，而欠薪者由于没有法律的严厉规制仍旧是无忌惮的拖欠劳动者报酬，因此设立通过新罪行，在刑法层面加大欠薪的处罚力度势在必行。

3．当前各国关于恶意欠薪罪的立法例。当前许多国家都对恶意欠薪罪进行了规定，例如泰法《刑法》第344条规定，意图不支付工资或报酬，或者付低于约定工资或报酬，而以欺诈方法诱使10人以上为自己或第三人工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6000铢罚金。韩国的《劳动标准法》规定，不按照规定支付工资的，判处3年以下监禁或处以2000万韩元以下罚款。德国《刑法典》266a条规定，雇主截留或侵占雇员劳动报酬的，判处5年以下自由刑并处罚金。另外其他如日本，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刑法都对欠薪问题做了类似的规定。

在各国的立法例中，以俄罗斯的立法例最为典型，也最具借鉴价值。俄罗斯联邦刑法典145.1条规定：拒绝支付工资、退休金、助学金、补助金和其他应付款项：（1）任何所有制形式的企业、机关或者组织的领导，出于自私贪婪或者其他的私人利益，拒绝支付工资、退休金、补助金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应付款项超过两个月，判处被判刑人数额为8万卢布以下，或者六个月以下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者5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者2年以下剥夺自由。（2）实施上述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判处被判刑人数额为10万卢布以上30万卢布以下，或者1年以上2年以下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者3年以上7年以下剥夺自由，并处或不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

二、恶意欠薪罪的具体分析

（一）本罪具体构成要件的分析

1．犯罪主体。恶意欠薪罪的犯罪主体是是特殊主体，即对劳动者有支付报酬义务的自然人和单位。主体涵盖了有支付劳动报酬义务的各企事业单位以

及个体户等，在犯罪主体方面体现了法的公平性原则，将所有负有支付劳动报酬义务的自然人和单位均纳入了规制的范围内。

2．犯罪主观方面。根据法律的规定，恶意欠薪罪的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将会损害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并且在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的情况下仍不支付，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至于基于何种目的则在所不问，只要求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即可。

3．犯罪的客体。欠薪问题本来是属于民事方面的劳动纠纷，但是由于本罪的犯罪主体恶意欠薪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社会经济建设的秩序，因此才将此问题上升至刑法层面。故本罪的客体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经济建设的良好秩序。

4．犯罪的客观方面。本罪的犯罪客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积极的作为，表现为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报酬，根据上述规定，笔者认为“等”字即将一切能够逃避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法涵盖在内。另一方面，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即有能力支付但是拒不支付的行为。而以上两种表现均要求经有关政府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才构成犯罪既遂。另外本罪又是数额犯，要求犯罪逃避支付和拒不支付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才成立犯罪。

（二）对恶意欠薪罪条文中特殊规定的分析

1．对恶意欠薪罪第三款的分析。恶意欠薪罪条文的第三款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此条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多认为这一款的设立为欠薪者打开了逃避法律规制的绿灯。根据此款规定，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并且在提起公诉钱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的，并依法承当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和免除刑罚。基于以上规定，是否会使得各义务人积极欠薪，如若没有相关政府部门责令就不支付。即使成立了犯罪，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则可以规避法律制裁呢？

笔者认为不然，欠薪问题在本质上还是属于民事层面的纠纷，当前刑法仅仅是对恶意欠薪问题进行规制，但从立法的本意上来说，该罪名的社会最重的目的仍旧是为了解决当前社会愈演愈烈的拖欠劳动报酬问题。而如若不设立第三

款，欠薪者在政府部门责令支付而不支付报酬成立犯罪既遂之后，其将面临着刑法上的处罚，而此时欠薪者已经将财产隐匿或转移了，最终欠薪者是受到了处罚，但是劳动者的报酬最终也没有得到。故第三款设立的内容，无疑是在步入司法起诉程序之前给予欠薪者的最后一次悔改机会，此款的规定也并非只要欠薪者支付了相关的劳动报酬之后就能免除责任的。要减轻或免除责任必须符合还相关的要件，首先，要求是在未造成严重后果前，如若欠薪者的行为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此时其原意支付报酬进行悔改已经没有了价值，因为必须是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前；其次，在时间上限制为提起公诉前，提起公诉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式的司法程序，表明着国家司法机关追究违反刑法的个人的刑法责任，因此具有严肃性。对时间上的限制不仅能够维护司法的严肃性，也能敦促欠薪者及时支付劳动报酬；再次，欠薪者不仅要支付劳动报酬并且要进行相应的赔偿，这一点与民事法律制度相符合，欠薪者欠薪的行为在本质上就是属于一种民事纠纷，欠薪者的行为明显的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后，条文规定是在以上条件都成立的前提下“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据此，对恶意欠薪者最终是否处罚的问题仍旧掌握在国家司法机关的手中，根据欠薪者的犯罪情节进行客观评价后做出。综上，第三款的规定是对实施了犯罪行为了欠薪者的一种悔改规定，其最终目的在于解决劳动者的欠薪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此条款的规定确有必要。

2．“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时间界限的界定。对于劳动报酬的支付，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就已经明确约定了，那么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支付报酬即是拖欠，不论时间长短。在何时能够进行规制则没有明确规定，如若欠薪一天，即给欠薪者定恶意欠薪罪明显难以为社会大众所容忍和接受。俄罗斯立法在恶意欠薪罪上明确规定了，“拒绝支付工资、退休金、补助金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应付款项超过两个月”，因此我国在恶意欠薪罪的规制上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使得劳动者方便维权，给予欠薪者悔改时间，同时也方便司法的介入和法律的执行。

3．对“数额巨大的”的数额的界定。刑法条文里由于各个罪名的规制范围不同，因此在数额上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例如盗窃罪由于侵犯的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因此对其数额较大规定为500元都能为社会所接受。但是恶意欠薪罪

由于拖欠的是劳动者的工资，可能拖欠100个薪水为3000元的劳动者的工资，拖欠工资为30万，那应该算数额较大了，但是只是拖欠两个劳动者每人3万元的工资，数额是否较大呢，明显当前立法无法给予我们答案。但对于劳动者来说，欠薪就是欠薪，并没有数额上的区别，对于数额大的进行了规制，数额小的不理睬，明显有违法律的公平性原则。同时由于欠薪问题的社会严重性，是否应当将拖欠劳动报酬的人数众多作为惩罚条件也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需要立法做出相关的完善。

4．“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这一前提条件的界定。虽然从立法意思来说，此条件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能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令使得欠薪者能够及时支付报酬，但是由于此条件界定不明，无疑加大了劳动者的维权难度。根据此按照条文的规定，欠薪者在抽逃、隐匿财产不支付或者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之后，在经过政府有关部门责令人不支付之后才成立犯罪既遂，那么劳动者在何时可以向司法机关维权呢，还是有关部门责令欠薪者之后就可以直接向司法机关维权。司法机关会不会以“经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作为理由拒绝劳动者呢。同时对于“有关部门”也表意不明，使得劳动者难以找到正确的部门进行维权。所以应当对此问题进行正确的界定。

三、结语

刑法是规制社会各种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它所调整的是最严重的社会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调整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冲突，更偏向于制裁与预防。而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更偏向于利益的平衡，追求“公平分担损害的理念”。恶意欠薪的问题当前已经不仅仅是劳动者和欠薪者之间的纠纷，它也严重损害了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秩序，基于此应当将其上升至刑法层面进行规制。

篇3：浅议恶意欠薪罪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大量农村的劳动力涌入了城市, 也就形成当今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农民工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建筑业、低端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务工收入也成为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法律体系对企业支付职工工资的规定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随之而来的引发了大量企业无故拖欠、克扣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的现象。[1]近几年, 相继出现了杭州讨薪女工被辱事件、宁夏民工王斌余讨薪被殴后激愤杀人事件、大运会期间深圳农民工群体上访讨薪事件、深圳农民工“裸体讨薪”事件等事件, 恶意拖欠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已经触及社会道德底线, 成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在此背景下, 刑法修正案 (八) 增设了恶意欠薪罪。

二、恶意欠薪罪的法理分析

如今, 刑法修正案 (八) 已正式将恶意欠薪罪写入了我国刑法, 但是在学术界, 诸多学者对恶意欠薪是否应该入罪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反对将恶意欠薪入罪的理由概括起来有:其一, 恶意欠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还不至于需要发动刑罚权来规制;其二, 发动刑罚——这种社会控制的最后手段并不能有效控制恶意欠薪的发生;其三, 民法、劳动法对被欠薪者保护不力情况的出现并不是缺少了刑法的最后一道保护而是民法和劳动法本身对此规定的过于抽象, 缺乏可操作性, 缺乏对劳动者的倾向性的保护。[2]笔者认为, 目前刑法修正案 (八) 所确定的恶意欠薪罪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 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理由如下:

(一) 恶意欠薪已经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第一,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 法律体系对企业支付职工工资的规定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在巨大利益的趋势下, 一些不法的企业单位或者个人雇主常常利用拖欠或者克扣劳动者工资的方式以谋求最大的利润收益, 其行为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在市场条件下, 只有遵守诚实信用的市场原则, 劳资双方的关系才能得以维系。劳动者提供劳务, 获取薪酬;资方支付薪酬, 获取劳务。[1]但是, 恶意欠薪行为使劳资双方产生信用危机, 造成双方的对立, 对社会经济生活造成严重损害, 也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第二, 自从我国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之后, 农村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已经逐渐不能满足农民生存的需要, 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涌入了城市, 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生活, 形成了当今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据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表明, 2010年中国全国农民工总数已超过2.4亿, 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有60%。工资是绝大部分农民工唯一的生活来源, 是他们自身及其家人赖以生存的条件, 但恶意欠薪却阻断了他们的基本生活来源, 侵害了农民工的劳动成果, 侵犯了他们的财产权, 对农民工及其家人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第三, 当农民工被恶意欠薪时, 法律却没有给予这个弱势群体有效的救济渠道。法律规定劳动争议案件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面对一裁两审的繁琐程序农民工既无足够精力又无足够财力来应付诉讼, 所以他们也只有被迫无奈的选择攀楼、爬塔、跳桥、绝食、堵路等极端方式讨要工钱, 甚至出现了宁夏民工王斌余被包工头恶意欠薪后, 在讨薪时又被包工头殴打, 在激愤之余, 连杀四人被处死刑的案例。这一幕幕悲剧说明欠薪特别是恶意欠薪这种社会现象已触及社会道德的底线, 它所侵害的是群体性劳动者的权益, 使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 权利得不到保护, 恶化了劳动者的生存环境, 加剧贫富差距, 从而激化社会矛盾,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 恶意欠薪入罪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对于刑法谦抑性的定义, 学术界众说纷纭。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谦抑性指刑法应根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 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 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陈兴良教授则认为刑法谦抑性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 进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 以便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总之, 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核心要求是只有在其他法律法规无法抑制某种违法行为时, 才能将其规定为犯罪。

反对恶意欠薪入罪的学者大多都认为恶意欠薪的行为应该由经济法或者行政法进行规制, 不必要发动刑罚权来进行调整。但如上所述, 现在的恶意欠薪行为已经对市场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害, 严重危害了劳动者合法的财产权, 甚至基本的生存权, 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社会矛盾,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而且, 分析恶意欠薪问题愈演愈烈的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无论是基于经济法的劳动关系规定, 还是基于行政管理的劳动监察, 对恶意欠薪行为都缺乏相应惩治力度, 使恶意欠薪的违法“成本”很低。所以, 将欠薪行为中那些故意克扣或者拖欠工资, 情节严重、性质恶劣, 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规定由刑法进行调整, 而那些用人单位主观上并不具有故意, 是由于客观上的经营遇到困难, 资金周转不开, 经营不善等造成的欠薪行为还是由经济法和行政法来规制, 是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的。刑法修正案 (八) 也规定了:只有在用人单位或者个人所欠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经政府有关部分责令支付后用人单位或个人仍然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时, 才能对行为人进行处罚。这正是对此原则的遵循。

(三) 恶意欠薪入罪有利于形成严密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劳动力供过于求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这就使用工单位在劳动力市场中相对居于强势地位,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用人单位常常压低劳动者的工资甚至欠薪;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往往是劳动力市场的弱者, 为了养家糊口, 赚取微薄的工资, 他们付出艰辛劳动, 最容易受到恶意欠薪的伤害。[1]而且,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 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只能依靠自己的工资收入来维持基本生活。那么, 有效规范劳动关系,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便是法律、法规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刑法修正案 (八) 颁布之前, 我国处理欠薪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劳动部关于实施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通知》等,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劳动关系, 建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同时规定劳动保障部门对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依法进行监察, 如果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拒不支付劳动者工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 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但由于这些法律法规对劳动者工资关系受到侵害时的权利救济规定的过于笼统, 操作性不强, 处理手段又单一、薄弱, 缺乏刚性, 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所以, 刑法修正案 (八) 增设了“恶意欠薪罪”后, 便可以提高恶意欠薪者的违法成本, 有效地遏制严重的恶意欠薪行为的发生, 使刑事司法与经济法、行政法相互衔接、相互补充, 形成一条严密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结语

恶意欠薪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解决恶意欠薪问题, 不但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需要,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不仅关乎社会公平, 而且关乎社会安定。[1]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 而不能仅仅依靠刑法的严厉打击, 加强对劳动者的法律教育、完善工会制度、建立工资支付制度、落实劳动行政监管等等都是必须重视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规范劳资关系, 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摘要：自从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 新增设的“恶意欠薪罪”就引起了学术界的热议。本文将从刑法理论的角度, 分别从恶意欠薪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恶意欠薪行为入罪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以及增设恶意欠薪罪的实际意义这三个方面来论证其正当性、合理性。

关键词：社会问题,恶意欠薪,刑法规制,谦抑性

参考文献

①http://baike.baidu.com/view/3024020.htm.[EB/OL]

篇4：全总出手整治恶意欠薪

9月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了对7月份农民工异地讨薪被打事件的查处情况,并就工会即将采取的措施进行了通报。据全总新闻发言人、宣教部部长李守镇介绍,截至目前,相关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一些违法嫌疑人被依法查处,多数农民工已拿到被拖欠工资。

此前7月21日,在包(头)西(安)铁路线西安市临潼区务工的118名湖北籍农民工,连续数天讨薪未果后反遭300余名手持木棒的男子围殴,致使30余人受伤、9人重伤。而在近期见诸报端的还有河南洛阳农民工非法讨薪被拘事件、长春市农民工讨薪挨打事件、河南农民工赵建英讨薪被打骨折事件及陕西农民工段天长讨薪被打身亡事件。

李守镇在会上表示,针对近期以来频发的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总和各地工会配合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切实做好职工维权维稳工作,注重建立健全企业工会维权机制,主动、依法、科学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异地维权利弊

在湖北籍农民工陕西讨薪被打事件中,湖北省总工会启动了农民工异地维权联动机制,要求部分被殴农民工所在地南漳县总工会成立工作专班,全程参与维权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湖北省总工会启动异地联动维权机制来为受害者维权,是在响应全总的号召,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

“异地维权现象反映出劳务输出地工会组织履行维权职责的意识在增强,从这个角度讲,这种做法有其积极意义。”全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继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工会介入是对的。工会异地帮助农民工维权不仅具有合法性,也是工会工作的拓展。”

不过,工会异地维权不是新鲜词汇。早在2005年,四川就建立了省级工会联动维护农民工权益机制。在此种机制下,农民工被侵权案件发生后,输入输出地省、市、三级工会相互协作,共同推动侵权案件的解决。

去年10月,四川省总工会与江西、贵州、甘肃总工会签订了省际联动维护农民工权益协议。加上此前与上海、广东、西藏等十五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新疆建设兵团)签订的维权协议,四川省际工会联动维护农民工权益机制已有18个成员单位。

同年6月,泛珠三角省际农民工双向维权机制在长沙宣告建立。这一省际维权机制覆盖了湖南、福建、四川、江西、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等九省(区)。

今年初,苏浙皖沪四地劳动监察执法部门联合出台新政,规定凡户籍所在地是泛长三角区域内的劳动者,在本区域内任何城市内,遭遇用人单位克扣、拖欠工资等劳动保障权益受侵害情况,来不及向用人单位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的,回户籍所在地后,在2年内,可以携带相关证据材料,通过户籍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申请权益异地救济。

《南方农村报》社论指出,异地维权最大的贡献在于便利了农民工就近寻找解决劳资纠纷的制度管道。地域的限制一旦破除,农民工能够付诸于维权的时间和精力都会相应提升。

各方对异地维权持认可态度的同时,也表现出对这一机制不同程度的担忧。

例如于建嵘就说,异地维权存在一定问题,“农民工是哪个地方的没有关系,各地工会都有责任出面。不必非得他户籍所在地的工会跑过去为他维权”。

他认为异地维权的出现是由于职工维权领域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现在敢如此对待农民工的企业或所谓的项目部,一般都有钱有势,也正是这些关系,决定了地方党政部门为了保住GDP的增长,强调投资环境,不重视处理侵权行为,而工会也就难以有所作为。”

杨燕绥进一步认为,工会异地维权只能是暂时现象,如果各地工会都能尽责,这种现象就能消失。倘若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对工会工作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早先就有媒体评论说,这种维权机制的启动,实际上是一种劳动者户籍地维权的方式,并非是工会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正常状态。

刘继臣也坦承,不依托当地工会组织的维权渠道、资源和经验,开展异地维权,势必影响维权效果,且容易造成维权成本增加和资源浪费。

恶意欠薪入罪

多数媒体和受访专家认为,工会异地维权只是权宜之计,必须要从源头上遏制欠薪行为。

引人关注的是,李守镇在会上重申了全总对“恶意欠薪罪”纳入刑法的态度。他认为农民工讨薪难、维权难事件频发主要是由于欠薪现象长期得不到根治,而关键在于企业主欠薪成本低,惩治尚未触及其“痛点”,因而应加大对欠薪者的惩罚力度。

恶意欠薪入罪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劳动执法检查组赴深圳市检查《劳动法》贯彻实施情况时,深圳市有关部门就建议在刑法中增设“恶意欠薪罪”。之后针对因欠薪而引发的恶性事件,人大代表、劳动部门的官员以及部分学者多有动议。

今年两会期间全总副主席张鸣起呼吁应该在刑法中设立恶意欠薪罪,“对欠薪逃逸这样的恶意欠薪要加重处罚的力度,增加违法的成本”。这在代表中间引发一片热议,很多人赞同,也有人反对。

据媒体报道,作为全国3个农民工代表之一的朱雪芹指出,餐饮和建筑这两大农民工集聚行业欠薪现象比较严重。朱雪芹希望国家能将欠薪罪立法纳入议程,“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最过硬、最有效的方式”。

五个月之后的8月23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增加了“恶意欠薪罪”罪名。全国人大法工委相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这一消息。

草案规定: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或者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草案还特别强调,若恶意欠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此前,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是 “恶意欠薪”入刑的反对者之一,她认为刑事法律不允许随意扩大追究民事责任的范围,并且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仅仅由于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如何界定“恶意”显得十分重要。这次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公诉之前支付报酬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草案这一表述更为客观,“这样我们意见就不大了”。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则认为,应该把追究刑事责任的期限由提起公诉前提前到立案前,否则就与目前司法机关内部的管理措施和考核标准有冲突,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杨燕绥说,“恶意欠薪”入刑在农民工维权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防止企业恶意欠薪将有很大帮助。不过她也提出,即便恶意欠薪纳入刑法,如何界定还需相关法律严格解释。

在大力推动“恶意欠薪”入刑之外,全总表示今年下半年将加强与政府劳动、公安、建设等部门的配合,采取有效措施治理企业拖欠工资和欠薪逃匿等问题,对于农民工在工资发放、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各地工会将与政府有关部门快速联动,就地维权。

篇5：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恶意欠薪罪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加，农民工劳动力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务工收入也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我国目前法律体系对企业支付职工工资的规定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随之而来的引发了大量企业无故拖欠、克扣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近几年，相继出现了杭州讨薪女工被辱事件、宁夏民工王斌余被包工头恶意欠薪，讨薪被殴后激愤杀人等恶性事件，恶意拖欠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已经触及社会道德底线，成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犯罪构成

刑法修正案

（八）的规定

修正案八第四十一条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本罪的犯罪构成首先，本罪是新增罪名，立法者将本罪放在了《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犯罪里面，说明本罪的犯罪客体是侵害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同时本罪也侵害了劳动管理秩序，故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双重客体。

其次，客观上，行为人实施了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两种行为，而且数额较大，并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第三，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单位和个人：主观方面应以非法占有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为目的，是故意。

最后，在刑罚上以“自由刑”和“财产刑”并用。即要对罪犯施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有期徒刑，也要对其处以财产上的处罚，达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具体分析

（一）构成恶意欠薪罪主观上应是“恶意”。行为人应是以非法占有劳动者劳动报酬为目的。如果仅仅是因为用人单位或者雇主的资金暂时的周转不灵而导致的拖欠工资的行为，或者由于用人单位或雇主的经营策略失误到导致的大量的亏损，客观上无力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行为因为主观上不具备“恶意”，故而不能认定为犯罪。

（二）本罪的成立应当以“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而不支付”为前置条件。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逃避支付”和“拒不支付”两种行为，仅仅有这两种行为还不能构成本罪，在有这两种行为之后，经有关部门调查后，认定用人单位或雇主存在拖欠、克扣工资并责令其支付而拒不支付的，才能构成本罪。如果在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以后，用人单位和雇主按时足额的支付了劳动报酬也不能构成本罪。这里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保障劳动者的切身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同时也可以有效的节约司法资源。

（三）本罪的最低起刑点为“财产罚”即单处罚金，“自由罚”的最低起刑点为拘役。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注意这里使用的是“并处罚金”，而对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是“并处或单处罚金”。也就是说，只要恶意欠薪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那么就是实行自由刑和财产刑的“双罚”制。另外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理解，我认为应当是“恶意欠薪”行为造成劳动者生活困难，有自伤自杀行为，在讨薪过程中受殴打或者侮辱致使精神和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当然如果达到故意伤害的标准还应追究行为人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或者造成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群激事件等。

在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人严厉惩治的同时，修正案八又规定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并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报酬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给予减轻或免除处罚有利于劳动者更好的实现自身权益，也对社会矛盾的缓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还要注意的是“减轻和免除处罚”的条件不仅仅是“支付劳动报酬”还有一个条件是“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该“赔偿责任”应该是《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四）单位作为本罪犯罪主体的处理问题。修正案

（八）规定了恶意欠薪罪可以由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施行了“双罚制”，即对单位处罚金，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按照个人犯罪的刑罚处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对单位判处罚金之后，对直接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也要根据其情节判处罚金。另外，本条规定没有限定罚金的数额，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有利于防止犯罪，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也可能导致法官的审判权的滥用。

篇6：恶意欠薪起诉状

顿

东北网1月3日讯 春节临近，我省有关部门将严厉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根据有关要求，涉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争议案件，劳动仲裁庭优先受理、优先开庭、及时裁决。对发现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我省将责令企业立即支付工资；拒不改正的，依法予以处罚。对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依法向社会公布；对恶意拖欠、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降低或取消企业资质，直至吊销营业执照。

篇7：治理恶意欠薪刑法介入要有度

但在此次审议过程中, 却形成了立场鲜明的对立观点。有代表建议将草案中“情节恶劣”的定罪条件删掉, 以免造成对恶意欠薪行为的打击困难;但有委员则表示, 是否支付劳动报酬本质是民事行为, 不支付报酬的情况非常复杂, 这种情况直接定为刑事犯罪, 可能会造成刑法和民法的冲突, 建议再斟酌考虑。很显然, 前一种观点主张扩大刑法对恶意欠薪行为的“打击面”, 后一种观点则认为刑法不宜过度介入民法调整范围。

就前者而言, 草案中如果删除“情节恶劣”定语, 则明显违背了刑法上犯罪构成中“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标准, 打击面无疑太过宽泛, 可能带来刑法滥用的危险。一方面, 刑法对恶意欠薪的介入过广, 实践中发生“选择性”司法的可能性增大, 尤其是在一些地方公权屡屡“挟私报复”, 制造出“诽谤罪”的背景下, 谁能保证这一新罪不会再度成为公众“规诫”地方企业的法宝?另一方面, 过度的刑法介入还可能带来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上的懈怠, 民事司法化解劳资纠纷的功能会不会自甘弱化?行政执法的力度会否心存惰性?

其实, 即便刑法能够退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将恶意欠薪入罪限定在恰当的范围内, 也将面临一系列难题。例如对“情节恶劣”的界定, 如果交由司法机关去解释, 会否陷入定罪“时轻时重”的运动式思维?再如举证, 实践中没有哪个老板会笨到承认自己是恶意欠薪, 这样对其欠薪的主观恶性的司法认定就比较困难, 举证也将成为困扰司法追诉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