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民工恶意讨薪范文
恶意讨薪
每到两节，农民工讨薪问题便成工作重中之重。政治高度唤作维稳，劳资问题唤作欠薪。对此，我们不必汲汲于舆论之于弱势群体的导向，而需认真对个案予以区分，是欠薪还是恶意讨薪?如确实属欠薪，理应千方百计支付农民工工资，这不仅仅是企业尊严的问题，甚至是法律红线的问题。但是，如属恶意讨薪，施工企业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自已的正常生产经营，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
一、恶意讨薪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
所谓恶意讨薪，是指包工头串通部分农民工，伪造证据，虚报、冒领工资，或者煽动农民工采取激进手段要挟、勒索，超额索赔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具体来讲，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2.包工头许以部分农民工高额工资，并堂而皇之签订虚假的劳动合同，预设高于合同工期内的劳务结算总额，从而变相获得超额利润;
3.包工头将其所承建工程隐瞒施工单位非法转包，结算时有合同签订人进行结算，而结算后故意失踪，暗中让无资质人员索要工费;
4.包工头将工费结算完毕后，与部分农民工窜通，采用打白条的方式，以临时用工未结算的理由，向承包单位索要工费;
5.未签定施工合同，或签定合同进场后，不进行实际施工作业或只少量进行施工作业，经过一段时间后，以人工费，机械费、调迁费涨价等为理由，以漫天要价或超出合同价许多为由，索要相关费用;
6.个别中标单位管理人员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与包头工相勾结，以虚报、谎报的形式，在租赁台班，临时用工单上签字认可相关费用;
7.包工头发生亏损或价款支付不到位的情况下，不履行协议，指使农民工以拖欠工资的名义向中标单位追要。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是包工头充分利用相对弱势群体的便利，以悲情做为旗号，获得许多媒体的同情，客观上给施工单位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施工单位息事宁人。二是个别行政部门一味迎合政策导向，不作为或少作为，给包头工有了可趁之机。三是个别建设单位对农民工工资实行免争议支付，只要农民向建设单位讨薪，建设单位就从施工单位应得但未付款项中支付。四是个别建设单位在计量款中扣除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客观上给中标单位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五是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正常的合同纠纷诉求渠道被行政部门予以干预，也给包头工提供了便利。六是中标单位的管理缺陷给包头工带来了利益寻租之机。
这一切的后果便是：处于整个建筑市场链条环节的施工单位，上有政策，下有压力，不仅处于二难的境地，而且受到了巨额损失。对于中标单位而言，必须要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堵塞管理漏洞，做到有理、有据、有证，不给分包商可趁之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二、恶意讨薪的管理缺陷
1.借壳准入。当前，中标单位往往采取准入的方式以规避风险。实际上，劳务分包商的资质与实际施工人(即包头工)并非一个主体，而是一种合同约定：即上交资质单位管理费之后，以农民工组成施工主体。这就先天地存在再次分包。
2.无合同进场。中标单位由于工期要求紧，加之中标后劳动力采购准备不足，往往采用边谈合同边进场，或进场后再谈合同的方式，客观上给了分包商攫取超额利润的机会。
3.未审查劳动合同。即使是按照合同约定进场施工后，中标单位未对分包商使用的农民工的务工合同进行审查，或审查不严。一方面，在合同工期内，农民工工资总额超出了工费承包总额，另一方面，劳动合同对工资未有约定或约定不细，给分包商人为加大工资额度提供了便利。
4.进场验证过程控制不严。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中途调整人员的事情较为常见，中标单位往往仅对首次进场人员进行验证、登记，而在过程中缺少监控，这给不法分包商虚报人员，瞒领工资带来可趁之机。
5.分包商违法分包。分包商违法分包较为常见，他们往往组织一些未有资质的队伍进场施工。违反了《合同法》相关规定。按照社保部的有关规定，其风险最终将由中标单位来承担。
6.考勤监控不力。农民工中途调整或出工不出力，在合同工期内未完成预定的工作量，造成分包商亏损或持平。他们往往利用考勤监控不力的时机，采取增加工资总额的方式，把亏损压力转移到中标单位。
7.授权不明。中标单位的管理人员，在处理现场临时性用工时，往往就地予以签认，加之人情、面字等情况，便给分包商二次追讨工费提供了机会。
8.未有效地转移风险。有资质分包商与中标单位是合同关系。实际情况是：我们往往只与实际施工人发生关系，而合同主体却束之高阁。在有据、有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合法地向有资质的分包商进行法律追讨。
9.当地政策法规不明。施工所在地的省人大对省内施工单位特别是农民工有许多政策性的规定。我们不能无视这一规定，而应对其规定进行详细的研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
三、应采取的对策
1.合理规避风险。现在我们名义上采用的都是有资质的劳务管理队伍，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除了客观环境以外，凡发生恶意讨薪而迫于现实，由中标单位支付工费的情况下，应依据合同，对合同主体进行追讨，以期把损失降到最低。
2.建立自己的架子队伍，降低成本。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现在中标单位的职工无论能否胜任，均成为项目部的管理人员。应根据个人的工作能力，进行区分，符合管理岗位要求的，从事管理工作，不符合要求的，应直接参加具体的工程施工。
3.建立黑名单制度。一是凡存在恶意讨薪的分包商，一律不准下次准入，并以函告的形式通知对方;二是为防止借壳准入，应对实际施工人(分包商的授权委托人)建立相应的黑名单制度。三是应调查了解分包商在其它地区是否有恶意讨薪形为，一旦核实，不得准入。四是凡发生再次分包的分包商或实际施工人，应拉入黑名单，不得准入。
4.加强项目部内部管理。一是严格实行民工登记造册、实发工资、事前控制管理方法。二是要严格规定中标单位管理人员的对外授权行为。在施工过程中，不得出具签字类的证明，更不得交与分包商。三是加强廉政建设，严防管理人员与分包商相互勾结。
5.建立相关方勾通渠道。中标单位要了解当地有相关政策与法律，特别是要与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法院、公安等行政执法主体协商勾通，共同建立恶意讨薪的预警措施。中标单位在有理、有证、有据的情况下，可移送执法机关进行处置。
第二篇：浅谈预防和杜绝恶意讨薪
每到春节，农民工讨薪问题很容易便成工作重中之重。政治高度唤作维稳，劳资问题唤作欠薪。对此，我认真对施工经历过的案子进行分析，是欠薪还是恶意讨薪?如确实属欠薪，理应千方百计支付农民工工资，这不仅仅是企业尊严的问题，甚至是法律红线的问题。但是，如属恶意讨薪，我们公司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自已的正常生产经营，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
一、恶意讨薪的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
所谓恶意讨薪，是指包工头串通部分农民工，伪造证据，虚报、冒领工资，或者煽动农民工采取激进手段要挟、勒索，超额索赔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具体来讲，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1.包工头许以部分农民工高额工资，并堂而皇之签订虚假的劳动合同，预设高于合同工期内的劳务结算总额，从而变相获得超额利润;
2.包工头将其所承建工程隐瞒施工单位非法转包，结算时有合同签订人进行结算，而结算后故意失踪，暗中让无资质人员索要工费;
3.包工头将工费结算完毕后，与部分农民工窜通，采用打白条的方式，以临时用工未结算的理由，向承包单位索要工费;
4.未签定施工合同，或签定合同进场后，不进行实际施工作业或只少量进行施工作业，经过一段时间后，以人工费，机械费、调迁费涨价等为理由，以漫天要价或超出合同价许多为由，索要相关费用;
5.个别公司管理人员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与包头工相勾结，以虚报、谎报的形式，在租赁台班，临时用工单上签字认可相关费用; 6.包工头发生亏损或价款支付不到位的情况下，不履行协议，指使农民工以拖欠工资的名义向公司追要。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是包工头充分利用相对弱势群体的便利，以悲情做为旗号，获得许多媒体的同情，客观上给施工单位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施工单位息事宁人。二是个别行政部门一味迎合政策导向，不作为或少作为，给包头工有了可趁之机。三是个别建设单位对农民工工资实行免争议支付，只要农民向建设单位讨薪，建设单位就从施工单位应得但未付款项中支付。四是个别建设单位在计量款中扣除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客观上给公司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五是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正常的合同纠纷诉求渠道被行政部门予以干预，也给包头工提供了便利。六是公司的管理缺陷给包头工带来了利益寻租之机。
这一切的后果便是：处于整个建筑市场链条环节的施工单位，上有政策，下有压力，不仅处于二难的境地，而且受到了巨额损失。对于我们公司而言，必须要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堵塞管理漏洞，做到有理、有据、有证，不给分包商可趁之机，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二、恶意讨薪的管理缺陷
1.借壳准入。当前，公司往往采取准入的方式以规避风险。实际上，劳务分包商的资质与实际施工人(即包头工)并非一个主体，而是一种合同约定：即上交资质单位管理费之后，以农民工组成施工主体。这就先天地存在再次分包。 2.无合同进场。公司由于工期要求紧，加之中标后劳动力采购准备不足，往往采用边谈合同边进场，或进场后再谈合同的方式，客观上给了分包商攫取超额利润的机会。
3.未审查劳动合同。即使是按照合同约定进场施工后，公司未对分包商使用的农民工的务工合同进行审查，或审查不严。一方面，在合同工期内，农民工工资总额超出了工费承包总额，另一方面，劳动合同对工资未有约定或约定不细，给分包商人为加大工资额度提供了便利。
4.进场验证过程控制不严。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中途调整人员的事情较为常见，公司往往仅对首次进场人员进行验证、登记，而在过程中缺少监控，这给不法分包商虚报人员，瞒领工资带来可趁之机。
5.分包商违法分包。分包商违法分包较为常见，他们往往组织一些未有资质的队伍进场施工。违反了《合同法》相关规定。按照社保部的有关规定，其风险最终将由公司来承担。
6.考勤监控不力。农民工中途调整或出工不出力，在合同工期内未完成预定的工作量，造成分包商亏损或持平。他们往往利用考勤监控不力的时机，采取增加工资总额的方式，把亏损压力转移到公司。
7.授权不明。公司的项目部管理人员，在处理现场临时性用工时，往往就地予以签认，加之人情、面字等情况，便给分包商二次追讨工费提供了机会。 8.未有效地转移风险。有资质分包商与公司是合同关系。实际情况是：我们往往只与实际施工人发生关系，而合同主体却束之高阁。在有据、有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合法地向有资质的分包商进行法律追讨。
9.当地政策法规不明。施工所在地的省人大对省内施工单位特别是农民工有许多政策性的规定。我们不能无视这一规定，而应对其规定进行详细的研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
三、应采取的对策
1.合理规避风险。现在我们名义上采用的都是有资质的劳务管理队伍，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除了客观环境以外，凡发生恶意讨薪而迫于现实，由公司支付工费的情况下，应依据合同，对合同主体进行追讨，以期把损失降到最低。
2.建立自己的架子队伍和劳务公司，降低成本。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现在公司的职工无论能否胜任，均成为项目部的管理人员。应根据个人的工作能力，进行区分，符合管理岗位要求的，从事管理工作，不符合要求的，应直接参加具体的工程施工。
3.建立黑名单制度。一是凡存在恶意讨薪的分包商，一律不准下次准入，并以函告的形式通知对方;二是为防止借壳准入，应对实际施工人(分包商的授权委托人)建立相应的黑名单制度。三是应调查了解分包商在其它地区是否有恶意讨薪形为，一旦核实，不得准入。四是凡发生再次分包的分包商或实际施工人，应拉入黑名单，不得准入。
4.加强项目部内部管理。一是严格实行民工登记造册、实发工资、事前控制管理方法。二是要严格规定公司管理人员的对外授权行为。在施工过程中，不得出具签字类的证明，更不得交与分包商。三是加强廉政建设，严防管理人员与分包商相互勾结。
5.建立相关方勾通渠道。公司要了解当地有相关政策与法律，特别是要与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法院、公安等行政执法主体协商勾通，共同建立恶意讨薪的预警措施。我们公司在有理、有证、有据的情况下，可移送执法机关进行处置。
第三篇：农民工讨薪
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逐年增多，有的甚至引发为严重的社会治安案件，电视报纸经常报道的农民工“跳楼讨薪”、“绑架老板讨薪”、“暴力讨薪”以及农民工为了讨薪而被包工头打死打伤等不仅危害了社会安定，也对政府形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来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尽管如此，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非常复杂，这样的行为并没有完全杜绝。2005年我们开始关注农民工讨薪的问题，李正洪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记录片：李正洪1997年来到北京，凭着一手好木匠活，2001年，他把全家搬到了这里。很多同乡也跟着他来到北京打工。2004年6月，李正洪接到了一个建筑项目，按照协议，工程完工后付清劳务。但工程结束以后，他和其他60多个工人没有拿到应得的工钱，总计18万多元。为了拿回工钱，李正洪找到了同在北京打工的好朋友巴特，因为巴特有文化，他希望巴特能帮着他们要回这笔钱。开始了讨薪之路，通过劳动仲裁，诉讼，，，
北京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农民工败诉，原因是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实际劳务关系。李正洪，及其工友们，他们是不懂法，不知道劳动关系建立需要合同。 看到法院宣判李正洪败述，在被告没有出庭的情况下就做了这样的结论，被告根本不需要陈述就可以赢得官司，。谁来保护弱势群体??
当前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农民工向劳动保障部门进行举报和投诉，由劳动保障部门进行行政处理。二是由劳动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第三是由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第四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在实践中发现，上述解决途径存在一些问题：
1、解决渠道虽然多，但程序繁琐且周期长;
2、相关的主管部门职责划分不明确，各部门工作衔接不够顺畅，造成农民工多方求助，实体权利很难及时得到实现;
3、没有统一的协调、联动处理机制，各部门各自为政，重复工作，浪费行政和司法资源，且容易错过解决纠纷的最佳时机;
4、缺乏对农民工讨薪的有效法律指导和帮助，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了解相关程序，不懂得怎样获取和固定证据，导致讨薪难上加难。
建议：
1、完善立法，加大对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力度。新的《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劳动合同。
2、工在遇到工资拖欠时，应该注意相关证据。收集单位拖欠工资的证据，如签订有劳动合同应携带合同，没有签订合同，应该寻找证人证明自己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此外，考勤表、临时工作证、工地出入证、工资欠条等也是有效的证据。
3、加大对农民工的司法求助力度。建议扩大司法救助的范围，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在适用法律规定、时效制度时适当予以放宽，尽量适用简易程序，节省农民工的诉讼时间和成本。
4、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向农民工传授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知识，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法律知识欠缺是农民工讨薪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只有学法、懂法，才能用法，发生纠纷以后才能比较理性地行事。
第四篇：农民工讨薪（精选）
年年岁岁花相似 农民工讨薪怪圈何时破?
导语：
1月19日，一位少女为父讨薪，从高楼跳下身亡的消息成为社会焦点，再度将农民工讨薪这一问题推向了舆论的风尖浪口。其实，每到年底，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就会集中见诸报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用这句话来形容每年岁末年初农民工讨薪问题的现象并不为过。农民工讨薪问题，这是一个历久弥新并且为全社会所关注的话题。
然而，早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但转眼十余年过去，相关部门治理讨薪工作力度也年年喊，农民工讨薪问题仍不见缓解，极端讨薪事件年年有，悲剧也在不断重演。何时，农民工才能走出年年讨薪的怪圈，阻挡悲剧的蔓延?
01农民工讨薪问题产生的根源
每到年底，伴随着春运的热闹，另外一种很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也开始上演--农民工讨薪。讨薪的背后是欠薪，欠薪又称“拖欠工资”。这一名词的历史并不长，最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农民工聚集的建筑业、服务行业和制造业。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其他行业的欠薪行为已得到很大改观。然而，建筑业的欠薪依然是行业的普遍现象，成为欠薪的重灾区。对此，当前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在继续，也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当前社会普遍研究结论
关于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当前社会的普遍结论有三种：
一是，农民工自身权益意识不高。
根据统计，在涉及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中，农民工群体有以下几个共同点，它们分别是：
1、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2、没有签订工资标准协议;
3、不掌握包工头和用工单位的基本情况;
4、工资条上没有包工头确认签字。
而上述这些又恰恰是农民工在日后维权中不可缺少的必备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农民工通过正常途径讨薪的难度。
二是，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不严。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2011年，“恶意欠薪”与醉驾一起被写入刑法修正案，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将被处以七年有期徒刑。但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两者发挥的效用截然不同。醉驾入刑后，严厉查处了大量酒驾、醉驾行为，形成极大震慑，而打击“恶意欠薪”的力度还需不断加大。
吊诡的是，调查显示，迄今所有被判刑的都是包工头，更上游的大鱼们依然逍遥于外，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似乎开发商和建筑商们特别容易玩“躲猫猫”，把责任全部都分散出去。一旦遭遇到背景强硬的国字号开发商、建筑商，更是微妙。
而且，“恶意欠薪”的标准很难界定，造成“恶意欠薪”入罪执行不畅，给欠薪行为留有不小的法律灰色空间。
三是，建筑业独特的用工制度——包工制度。
我国相关法律要求，工程项目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承建，但在实际运行中，建筑工程中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与现象，即：总承包-分包-转包-再转包，最后将施工项目直接转包给包工头个人。一些关系户只需缴纳一笔占工程造价2%-5%的挂靠费，就能借用建筑公司的资质从开发单位承揽工程，然后他们再层层转手分包。
这种转包、分包的现象，导致的是债权关系的复杂。由于层层转包，导致责任主体分离，农民工和用工单位事实上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跟包工头，也往往是口头合同，提供不了正规的劳动关系证明。一旦某个环节资金出现问题，就会形成工资拖欠。
在这层层转包中，始终处于“生物链”最底端的农民工，则被各种复杂的债权关系“推来推去”，致使讨薪维权无从着手，像贝壳一样被晾在沙滩上。
基于以上三种研究结论，十多年来国家和政府出台的关于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达到200多个，对农民工工资拖欠的政策关注度高于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即便这样，仍旧不能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问题。
一份研究报告大胆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2014年12月初，由多所高校“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与公益组织联合发布的《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提出，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
《报告》认为，之所以迟迟解决不了农民工资拖欠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很少注意到地产资本在农民工工资拖欠中所扮演的角色，没有真正意识到地产商从拿地到销售整个流程都涉入层层的资金卷入与垫付才是欠薪的根源所在。
根据以上图表显示(截图)，高达八成的欠薪工地存在资金垫付，商品房、保障房垫资比例最高。
而被人诟病为建筑业潜规则的“层层转包”，与之相伴的则是资金垫付，以及空手套白狼的可能性。层层分包及由此产生的层层资金垫付，这中手段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来缓解资金紧张，二来有效地让本应承担劳动用工主体的施工单位在法律意义上变得模糊不清，从而成为建筑资本实现增殖和有效规避责任的有效手段。
其结果是，当在工地出现劳资纠纷和安全事故时，施工责任主体往往是以嫁祸包工制的最基层食利者--包工头--的方式逃避责任。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劳务分包企业与开发商分列建筑业农民工工资拖欠的前两名，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43.5%与31.2%。我们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欠薪包工头”所占比例仅为13.8%，即便加上“因包工头无力支付工人工资而讨薪”的比例也仅为18.1%。
假使《当代建筑业欠薪机制与劳资冲突调研报告》中关于“资金垫付是欠薪的根源”的观点是确凿无疑，那么，欲治理建筑业乱象，必先取消包工制度;欲取消包工制度，必先从源头上禁止资质挂靠和工程转包行为;而欲消除挂靠与转包，则必先消除建筑业监管部门的“权力寻租”机会，加强建筑公司的资质管理，铲除权力寻租与腐败的土壤，从根本上减少资金从上到下的层层垫付。
02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与技能水平不足
在讨论农民工讨薪问题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强与技能水平的不足。
在当前的建筑施工中，存在着大量的人力小工，这类农民工流动性极大，他们没技术，只能靠卖力气吃饭，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工程队也不会不重视他们，他们几乎不可能签上合法的劳动合同。有活就召之即来，没活就奔赴下一个地方。由于这种流动性极强的特点，加上建筑行业特殊的薪酬特点，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的几率也会变得很大。
而与之相反的是，高级技术工种或是有某项技能的农民工，由于他们的流动性相对较小，一般在几个固定的工程队之间流动，劳动关系比较固定，议价能力也相对更强。一般来说，他们签上合法 的劳动合同的可能性很大，出现欠薪问题的概率也随之减小。
然而，在另一方面，根据统计局在2014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中仅有30%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其中高级技工、管理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此类劳动者的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2003年起一直保持在年均1.5比1以上，而近年年均比率已超过2比1的水平。而院校培养人才远不能满足企业需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2014年年初国务院新闻办“农民工工作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曾指出：技工招工难，反映的是转型升级过程中中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性。他表示，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计划是解决“技工荒”的重要途径。
为此，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善这种局面。2014年6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2014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缺乏技能是造成农民工流动性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主要障碍。而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实现生活改善最现实的途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03先知先觉：建筑企业应当主动作为
孙中山曾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需要，将人群分为三大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主张先知先觉唤醒后知后觉，从而带动不知不觉。以此类推，建筑企业也可以分为这三大类，后知后觉者当属在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下被动作为的企业，不知不觉者则为枉顾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企业，而先知先觉者则在遵守国家法制法规与现行政策的情况下，主动有所作为，主动革除种种弊端的企业。
对于建筑企业来说，主动有所作为，也许在短期内会给企业的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消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负面影响，不仅能够树立行业典范，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也能够招徕更多的技术人才，进而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
而建筑企业主动有所作为该从何处着手?
一是，绕过劳务分包，直接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工调2013》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代表性城市的建筑工地的调研情况显示，全国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17.4%，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另一方面，如今建筑业用工制度已经到了一个大洗牌的时代，包工头利润空间在下降，生存愈来愈艰难;建筑业劳务制度越来越没有价值可言, 建筑业劳务分包公司已成为阻碍建筑业劳资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阻力。建筑施工企业应直接与工人订立劳动关系，让建筑业用工制度走上健康规范的轨道。
二是，建立稳定薪酬制度。根据调查显示,“依照约定，全额结算”或是“年底结清”或是“工程结束结算”这样的薪酬制度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比例远远高于“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比例。“按月结算”或是“固定薪酬”的薪酬制度，不仅能够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也能减少用工短期化所产生的诸多劳资纠纷。
三是，简化建筑施工管理。这样可以使得建筑业农民工直接对应总包施工企业，劳动关系更加明晰;而总包施工企业也通过去除劳务分包、包工头等层层“剥皮”的环节，不仅简化了施工管理，而且总包施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并让渡一部分利润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于施工企业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工人待遇的提高，工人便会长期跟随项目部施工，工程质量也能够得到保障。
四是，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已经连续三年出现绝对数量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根据前文所述，在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同时，高级技工人才和有专业技术特长的施工人才极其缺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技工荒”的困境。
在此情形下，建筑企业不仅应该只有压力，更应该有改变这种情形的动力，主动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官方网站中装新网于2014年特别制定了职业教育平台建设战略规划，提供覆盖建筑装饰全行业就业岗位的职业培训项目，拟为行业培养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优秀设计师、管理和施工人才，改善建筑装饰行业的人才困境。
结语：诚然，要打破农民工年年讨薪的怪圈，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需要国家法规政策的指导，也需要建筑企业的主动作为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劳有所得、社会和谐、年末农民工讨薪不再是新闻，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编辑手记：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看到，一个个血淋淋教训的出现才能促使社会的改变与进步。
问题：您认为企业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需要主动作为吗? 需要vs不需要
第五篇：农民工讨薪问题
部长“发飙”能否阻止欠薪
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这是年末岁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年终工作会议上的“发飙”，也是尹蔚民面对全国几十名厅局长的发问。我国农民工大约有1.5亿左右，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高发期。(1月3日中国广播网)虽然尹部长的发飙很“给力”，但因工资被拖欠而过不好年的农民工最需要的不是部长的声援，而是劳动保障部门帮助他们讨回血汗钱的实际行动。对黑心老板的道德谴责，远不如实实在在的处罚措施更有效。劳动保障部门年年查欠薪，但农民工讨薪事件仍然年年上演。如果监管力度不加强，处罚措施不到位，明年、后年乃至更远的将来，如何解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仍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每年都必须面对的难题。当然，把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都归咎于劳动保障部门的监管不力也有点不公平。
讨薪难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一些农民工法律意识不强，因拿不出足够的用工证据而无法通过法律维权。有的虽然手握证据，却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错过了两年的追索劳动报酬的诉讼时效。这就需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加大对农民工的普法力度，让他们知道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出打工一定要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没有劳动合同，至少也要保留考勤记录或上岗证、工号卡、胸牌、工资单和工资卡(可以查到银行代发工资记录)，或者是包工头和厂方打的欠条。一旦遭遇欠薪应第一时间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以免错过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或诉讼时效。不仅外来工流入地的劳动保障部门要做好相关宣传，农民工输出地的劳动保障部门也应该主动把给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发放维权手册，让他们人手一本，避免因不懂法而吃亏上当。很多时候，基层劳动保障部门在农民工讨薪问题上并不是不尽力，但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加上黑心老板的故意拖延，致使农民工的讨薪成本大增，
必须按规定走完法律程序的劳动保障部门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帮助农民工讨回血汗钱。一旦黑心老板在此期间出逃，农民工想拿回被拖欠的工资就很困难了。
而这一问题显然不是部长“发飙”就能解决的。一方面需要劳动部门修订相关规定，简化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程序，降低农民工的讨薪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将“恶意欠薪”入罪，提高黑心老板的违法成本，减少恶意欠薪现象。要让讨薪悲剧不再重演，已被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必须加快推行和全面落实，由建设领域逐步扩大到其他领域，以便有关部门在查明欠薪事实的同时即可启动先行垫付程序。当然，把拖欠工资问题与相关部门及地方的政绩考核挂钩、农民工讨薪未果由相关部门先行垫付等做法也应该加以考虑。法律法规完善了，有关部门的责任心加强了，尹部长“不要再出现这个(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希望才会真正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