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制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的立法借鉴与重构

2022-09-11

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诉讼违法行为。恶意诉讼当事人常以恶意串通的方式利用法律的漏洞诈取法院的调解和判决, 从而得以实现非法获益。此种犯罪现象的频发违背了诉讼旨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设置初衷, 更加践踏了法律的权威性。因此,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二零一二年修正案中对恶意诉讼特别是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进行了规制。但是这些规制仍然存在片面性。基于对诉权保护和节约司法成本的考量, 针对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的程序法规制还有必要通过建立诉前诚信担保制度, 给恶意诉讼拉上一道屏障。兼以明确诉讼公开以及通知职权义务等措施, 促使恶意诉讼的及时发现。采取建立特别参加制度的方法, 为案外人提供完备的程序救济途径。最后, 从设立罚金制度入手, 给恶意诉讼者以有力的威慑和惩罚。

一、规制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的立法参考

(一) 罗马法

恶意诉讼以及对恶意诉讼的规制并非时代的产物, 早在优士丁尼时代, 罗马法就制定了一系列预防和规制恶意诉讼的措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有宣誓、诉讼担保、罚金制度、破廉耻等。以宣誓为例, 罗马法要求原被告双方都要手按福音书在法官的见证下宣誓其行为的正义性, 否则就会被剥夺起诉或者反驳的权利。又如破廉耻制度, 它是裁判官对不道德之人的否定宣告, 通过剥夺有关的权利和能力, 惩罚其不道德行为。由于可能被剥夺的权利和能力往往在当时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能够对恶意诉讼起到十分有效的规制作用。诸如此类措施可能混杂着宗教的血脉, 也或许带有时代的烙印, 但这并不能磨灭它们在程序规制原理上的借鉴意义。

(二) 近现代法

相比于罗马法对于恶意诉讼的预防和惩罚, 近现代法更加注重实现受害人在程序上的救济。

1.损害赔偿之诉的设定与诉讼成本杠杆的利用

德国通过规定损害赔偿之诉来补偿受害人的受损利益, 《德国民法》第826条规定“故意以悖于公序良俗的方法, 加害于他人”对加害人可以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该诉同样适用于执行时违背善良风俗的情形;其次, 在诉讼成本方面, 德国要求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虽然, 我国也确立了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的基本原则, 但实际上我国的诉讼费用并没有将律师费、当事人费用囊括其中, 相比之下, 在贯彻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下, 我国诉讼费用承担制度对此的衔接稍显单薄了。从立法效果来看, “诉讼产生的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主要规制了单方恶意诉讼的行为, 但从转移诉讼成本的原理来看, 依然值得对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规制的借鉴。

2.诉中与事后救济的拓展

《日本民事诉讼法》专门针对恶意串通情形下的恶意诉讼规定了独立参加制度。独立参加制度扩大了第三人的范围并且广泛给予了第三人以诉讼形成权, 规定只要能够在客观上判定当事人有通过恶意诉讼侵害案外人的意思, 此案外人就有权参加诉讼。另外, 日本《民事诉讼法》还曾经规定了诈害再审制度, 正如一些学者所倡议的, 无论案外人是否受前诉判决效力所及, 若对判决不服, 均有权提起再审。这两项制度都意在截断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的发生和执行, 以防止损害的产生和扩大。相比于单纯的事后救济, 他们对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的规制更加及时有力。

3.请求否定生效的法律文书

《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82条至第592条规定了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 规定所有未参与前诉程序的第三人 (案外人) , 因他人间前诉判决的效力受到损害或有可能受到损害的, 可以采用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由于当双方当事人相互串通进行恶意诉讼, 案外人即受到不利判决的既判力所及, 不利判决不仅会对案外人造成当时之损害, 更有可能不利于案外人后续之利益, 因此, 法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赋予了受前诉判决效力损害的案外人以请求否定生效法律文书的救济权利, 旨在改变判决涉及案外人的不利益部分, 阻止前诉判决造成的事实上的损害以及可能产生的损害, 有效地恢复和维护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我国修正案在第五十六条增加了第三款, 正式在我国引入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与案外人异议之诉共同构成了阻止恶意诉讼损害发生及恢复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救济之网。但是,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就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发布司法解释规定, 对原判决等法律文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的案外人, 如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 在一定期限内可向法院申请再审, 实质上建立了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在此情况之下, 由于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以及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异议之诉三种制度存在着交叉重合, 在程序的衔接上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因此, 第三人撤销之诉将如何存在值得考量。但是, 第三人撤销之诉关于否定生效法律文书的思路仍值得借鉴。

二、程序法规制的立法建议

对于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 不能简单地以预防、规范以及惩罚的表面目的而为之。例如, 通过提高诉讼成本的方式来给恶意诉讼设置门槛, 难免会衍生出公民诉权保障缺失的问题。又如, 盲目地要求加强职权干预同样意味着给国家增加了诉讼的司法成本, 长此以往法院必将不堪重负。因此, 在完善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的程序法规制之余, 平衡好诸方利益, 是法制进步最为理想的目标。

(一) 建立诉前诚信担保制度

对于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 诚实信用的缺失是它所依附的意识根源, 诚实信用同时又是规制它的法律原则。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诚实信用在当前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进程中, 越来越成为人们经济关系中不可缺乏的硬性指标。例如, 良好的信用记录是成功贷款的必要前提。因此, 诚实信用应当成为规制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的有力武器。鉴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抽象性和难操作性, 在当前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辅以一项具体的操作制度显得尤为必要。

诉前诚信担保制度融合了罗马法中的宣誓、诉讼担保以及破廉耻三项制度, 要求诉讼双方当事人及可能参加到诉讼中的案外人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加入诉讼前必须具结诉前诚信担保书, 并在一定数量见证人的见证下公开宣誓。此项措施的意义有两点, 一是通过保证书的形式给相关人员施以诉讼程序的心理压力, 一旦出现恶意串通的恶意诉讼行为也可引用为审判的依据。二是宣誓行为本身能够起到对诉讼诚信义务的强调作用。另外, 在诉前诚信担保书中须列明相关人员应当遵守的诉讼诚信义务、诚信担保的内容以及违背诉讼诚信义务应承担的责任。由于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大多以财产利益为目的, 关于诚信担保的内容, 一般应将具有诚信要求的经济性权利作为担保对象, 例如商业贷款权、住房贷款权、知识产权的使用权等。担保内容以法律列明为主, 以现实例外为辅, 由法官根据案件标的选择适用。这样使得担保兼具了操作和惩罚的针对性, 更能造成对意图恶意诉讼者的威慑。

(二) 构建诉讼公开制度及明确职权通知义务

合乎法律程序、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和事实理由, 使得恶意诉讼常常能够迷惑法官的判断, 更不必说缺乏信息途径的受害人。为了实现将诉讼的合法性置于监督之下的目的, 应当从构建诉讼公开制度和明确法院通知义务入手。在诉讼公开方面, 由于审判公开的局限性和法院的不作为, 审判公开制度早已成为空壳, 根本无法从实质上保障对诉讼的监督。而诉讼公开制度相对于审判公开而言, 公开范围更广、公开力度更大, 将原有的审判公开制度辅以配套措施并增加了新的内容, 使其完善成一个体系, 目的是使公开制度能够系统并且有力地运行起来。因此, 首先,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庭审信息的便民公开, 以此形成对法院审判公开不作为行为的实在约束。具体到措施以拓宽公开信息的依附渠道为例, 可规定要求庭审信息进行媒体公开如通过报刊、网络及电视媒体等渠道。其次, 应当加入事后公开以及及时公开的规定, 要求法院及时公开除涉及法定不公开和裁定不公开之外的全部案件的判决书和调解书, 从而实现对法院和当事人诉讼的双重监督。在明确职权通知义务方面, 《民事诉讼法》应将对案外人的通知完全纳入法院的职权义务范围。但是, 基于对法院职权的克制, 被通知人可以自由选择参诉或者不参诉。此举力在突破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的隐蔽性, 并且配合特别参加制度的构建。

(三) 建立特别参加制度

建立特殊参加制度的现实依据在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于案外人救济的缺失。不管是一审、二审还是审判监督, 案外人都无法完全叩开诉讼参加之门, 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恶意诉讼的不利益。特殊参加制度借鉴于日本的独立参加制度、诈害再审制度、法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以及美国的损害赔偿诉讼制度, 但又不同于这四项制度。特别参加制度由诉中参加、特别再审和再审附带损害赔偿之诉三大部分构成:

1.诉中参加制度

诉中参加制度借鉴日本的诈害防止的独立参加制度, 赋予因他人间前诉判决的效力受到损害或有可能受到损害的案外人以主参加的诉讼地位, 扩大了我国主参加诉讼主体的范围, 使得更多的案外人能够在诉讼过程中参与到诉讼中去, 为将要受到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伤害的案外人提供更加有力的武器, 使其将恶意诉讼有效地遏制在萌芽状态。另外基于日本独立参加制度的实践, 存在案外人搅乱诉讼的情况, 特别参加制度有必要通过诉讼成本杠杆对其加以规制, 规定特别参加诉讼方搅乱诉讼的情况下, 由特别参加的案外人承担一切诉讼费用, 包括案件的程序费用、裁判费用、当事人费用和因特别参加行为产生的额外费用等。

2.特别再审制度

特别再审制度在修正案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扩大再审主体的范围, 将第三人也纳入了再审主体之中。虽然修正案将调解书纳入了再审对象, 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再审的覆盖范围, 但是由于提起再审的主体的限制使得再审的保护仍仅限于当事人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恶意诉讼, 并没有涉及恶意串通的恶意诉讼, 因此, 民事诉讼法对此的救济仍然处于空白状态。另外, 在特别再审中赋予法官改变或者撤销由恶意诉讼产生的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权利, 弥补了现行第三人撤销之诉在程序上的累赘性以及对司法成本的增加。更重要的是, 特别再审制度应赋予法院能够依职权审理恶意诉讼案件, 改变了现行第三人撤销之诉中法院的被动地位, 也为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受害人提供了另外一条被救济的途径。

3.附带损害赔偿之诉

特别再审制度应允许特别再审主体在提起再审之时附带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它的目的、功能和施行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似, 旨在免去因另行诉讼给特别再审主体造成的诉讼负担, 补偿受害人因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带来的利益损失, 同时也能够通过合并审理节约司法资源。此外, 由受害人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既免去了法院的部分职权义务也更能恰当地救济受损害的案外人的利益。

(四) 建立罚金制度

由于在诉讼成本方面诉权保障和恶意诉讼的规制存在激烈冲突, 因此有必要另辟蹊径。罚金制度借鉴了德国民事诉讼法诉讼成本转移的思路, 将诉讼成本的负担视为一项经济惩罚, 把对当事人的诉讼费用门槛转换为罚金威慑, 将可能因恶意诉讼产生的不必要的诉讼成本纳入到罚金之中去。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有当诉讼双方当事人实施了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的行为时, 才会受到经济惩罚, 而这种经济惩罚的违法责任在事前也能够对于意图违法者施以威慑, 同时, 也解决了通过提高诉讼成本的方式会不利于诉权保障的问题。此外, 罚金制度应当以诉讼成本的部分为基础进行处罚, 通过高于诉讼成本部分的处罚来降低司法成本。最后, 罚金制度表面上可能作为现有强制措施的补充, 但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往往具有经济性质的情况应当使其成为惩罚恶意串通之恶意诉讼的主导措施。

关键词：恶意串通,恶意诉讼,立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