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民事诉讼赔偿法律论文

【摘要】诉讼是人们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有一些人由于受到不法利益的驱使，加之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恶意提起诉讼，不仅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诉讼秩序，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损害了国家的审判权威。故，对恶意诉讼行为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预防和遏制，建立公正高效的诉讼机制，推动法治进程。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恶意民事诉讼赔偿法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恶意民事诉讼赔偿法律论文 篇1：

浅论恶意民事诉讼的现状及法律规制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果的不断涌现，公民的法律意识正日益形成。然而，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法律作为人民权利卫士的同时，也被当做肆意侵犯人民权益的工具。

关键词：恶意民事诉讼；法律规制滥用诉权一、恶意民事诉讼的概述

恶意民事诉讼的区分学界普遍认为恶意诉讼构成必要条件与一般侵权行为相同，应将“恶意诉讼行为”和“恶意诉讼侵权赔偿之诉”的构成必要条件区分开。恶意诉讼行为所指的“恶意诉讼”，不以损害结果实际发生为构成要件，只要主观上具备恶意意图，客观方面实施了侵害行为就构成恶意诉讼。恶意诉讼行为侵犯的客体包括他人合法权益，国家利益两方面，恶意诉讼从客观行为上已经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

恶意诉讼的规制与识别的研究目的在于预防和及时处理，不以损害结果实际发生为条件，损害结果并非“恶意诉讼”构成的要件，但是是提起“恶意诉讼侵权赔偿之诉”的必要条件。

“恶意”认定是恶意诉讼判断标准中最为重要的要件，应遵照主客观结合的原则。其一，恶意诉讼中恶意是有明显加害性追求。“恶意”是对于主观动机的描述，是明知而故意为之，恶意的范畴大于故意；恶意是直接故意，系行为人对于损害结果持追求的态度，而并非放任的间接故意。而不论是哪种程度的过失，其主观心理行为人不希望且不放任损害结果发生，与恶意加害性客观行为不符，过失行为不构成恶意诉讼。

其二，恶意诉讼客观上诉讼行为具有违法性系必要条件，无正当理由和事实根据，向法院提起诉讼、滥用诉讼权利，违反程序性、实体性规定。现实中，恶意的主观行为往往难以窥探确定，恶意诉讼行为在形式上满足条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一般通过是否有伪造证据、诱使证人歪曲法律、恶意串通、作伪证等情节这些外在行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恶意”。

二、恶意民事诉讼现状分析

（一）形成原因

1、诉讼门槛低一部分学者认为，提高恶意诉讼的门，槛缩紧对诉权的限制是解决恶意诉讼的方法。但诉权是宪法赋予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应当具有相对宽泛的行使范围，司法的被动，对纠纷是否受理只能做程序性审查。而符合起诉条件，只要具备实体法上的权利依据，当事人都可以行使其合法权利。“恶意诉讼”的宽泛定性，势必会波及广大民众对司法的需求； 阻断掉部分具有公益性质的法律诉讼途径；使许多需要得到救济的纠纷因前置审查程序而超过救济的时效，造成司法救济的困难。因为司法对公平正义价值在价值取向上更注重对一般纠纷的保护，使得诉讼准入制度限制较低，才让恶意诉讼有机可乘。

2、法律制度不完善从我国建国到快速发展的几十年历，从宪法到各类法律到地方的法规条例，我国在加快法制建设进程中，但现有的成文法仍然无法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还未明确恶意诉讼的判定客观标准及后果承担，相比恶意诉讼的损害，事后救济罚责在制裁力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因法恶意诉讼的侵害成本和风险低，致使现实中恶意方有恃无恐。

3、诉讼的消极影响根据中国特有的诉讼文化中，无论还是企业和个人，一旦被卷入诉讼的纷争之中，都会在社会舆论方面承受压力，就个人人品及企业品牌力来说都会造成消极影响，某种程度来说，无论恶意诉讼的结果如何，行为人基本能达到其损害目的。

4、诉讼能力不平等诉讼过程中，较弱势方如系被侵害方，在现有诉讼过程中因人力、才力、物力限制，往往因为程序的内在原因，在诉讼过程中不得不打“退堂鼓”。因诉讼中投入的成本不均衡，形式往往倾向资源强势一方，使被侵害方在诉讼能力不平等的前提下无法得到公平待遇。

（二）表现形式

近年来，恶意民事诉讼案件日渐加剧，以南京法院近年来查处的53件恶意民事诉讼案件为例，有15%分别为买卖契约纠纷、企业假破产、劳动争议纠纷，15%是拆迁安置纠纷，33.2%是由离婚案件引起的，36.8%为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中，有40%借贷纠纷，30%房产迁让、确权纠纷，20%离婚纠纷，10%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可归结为以下三种表现形式。

1、串通型恶意民事诉讼指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实质的法律关系争议即真实的案件存在，但是为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恶意串通，由一方向法院起诉，使法院作出错误裁判或片区法院的调解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2、诈骗型恶意民事诉讼指一方当事人通过隐瞒、伪造事实的方式提起民事诉讼以骗取法院有利于自身的裁判结果，从而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诈骗型诉讼多数以非法占有对方财产为目的。

3、骚扰型恶意民事诉讼骚扰型恶意民事诉讼指一方当事人在缺乏事实法律依据的基础上，以给对方当事人造成诉讼烦累或名誉损害为目的进行的诉讼。

（三）现实危害第一，恶意诉讼对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

在恶意诉讼中，因当事人就证据材料充分，法院按程序审核受理执行，一般利害关系人在受到恶意诉讼时，甚至不确定自己已经遭受恶意侵害，实践当中也就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当事人恶意诉讼的行为是通过法院的判决或者调解试图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用合法的途径行不法之事具有较大程度的隐蔽性，当当事人提供充足的证据支撑自己的诉讼请求时，法院一般仅仅会对材料作出判定，最终支持证据的结果客观上侵犯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恶意诉讼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对法院、法律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由于我国系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实行“证据审”，按成文法判定。现有体系中判案均系对当事人举证进行审核采纳判定，恶意诉讼中，行为人主观故意取得了有效证据致使人民法院依据证据作出的判决客观上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法律尊严的践踏以及对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公正裁判的形象不良影响。

第三，恶意诉讼对社会的良好风气造成影响。恶意诉讼当事人在法律方面的得逞造成了对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损害了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让老百姓对法制社会信任感缺失，对社会经济发展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三、恶意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制

由于恶意民事诉讼在法律判定及惩处方面的短板，现实操作中法官对恶意民事诉讼缺乏法律依据，面对案例束手无策。司法独立必须让老百姓投诉有门，如果对诉讼门槛过于抬高，会更大程度伤害到公民的诉权。而对恶意民事诉讼规制放宽又会使恶意人任意妄为。

审前、审后规制为辅，审中规制为主从诉讼的过程来看，当事人起诉到法院开庭审理的审前阶段，法院开始审理到宣判的审中阶段，宣判后的审后阶段，依次把控好审前过滤，审中规范，审后制裁。从诉讼经济性来看，审前的遏制最能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并且对司法资源的节约都起到了保障作用，但审前发现恶意诉讼进行规制的几率较小对公民的诉权也是钟侵害。审后制裁最已经依法了利害关系人经济或精神等各方面的损失，经济性较小。

参考文献：

[1]袁媛.论恶意民事诉讼.郑州大学 2010（硕士）学位论文.第 3 页；

[2]袁延寿.试论恶意民事诉讼.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5）.第 119 页；

[3]李义发，陈丽平：《恶意诉讼认定、成因及防范》，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4]章晓洪：《论恶意诉讼》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5期；

[5]杨立新：《新类型侵权行为系列之八恶意诉讼的侵权行为》2010年8月；

[6]李辉：《别滥扣“恶意诉讼”的帽子》，载《政府法制》2006年4月（下）；

[7]章晓洪：《论恶意诉讼》，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5期；

作者：唐雅琴

恶意民事诉讼赔偿法律论文 篇2：

恶意民事诉讼之探究

【摘 要】 诉讼是人们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有一些人由于受到不法利益的驱使，加之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恶意提起诉讼，不仅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诉讼秩序，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损害了国家的审判权威。故，对恶意诉讼行为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预防和遏制，建立公正高效的诉讼机制，推动法治进程。

【关键词】 恶意诉讼；恶意民事诉讼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事诉讼作为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最终手段，解决各种民事纠纷的同时，也出现了所谓的“诉讼领域中的一种病态现象” ——恶意民事诉讼。目前，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很大的重视，也有很多学者专门把恶意诉讼作为一类侵权行为来研究，在此，笔者拟在诉讼的涵义、与滥用诉讼权利相关概念以及构成等方面做一系列的探讨。

1 对恶意民事诉讼的认识及定性分析

1.1 对恶意民事诉讼的认识

目前在我国，已经出现不少的恶意民事诉讼的案例，如早几年前就有的“湖南农民恶告记者侵犯名誉权案”、06年无锡的多起恶意民事诉讼案件等，在这些诉讼案件中，原告都明知自己提起的民事诉讼不是根据客观事实或提起诉讼的理由不够充分，依法其诉讼请求是不应得到支持，但是为了追求某种不法或不当利益，而故意颠倒黑白、甚至无中生有，然后以受害人的身份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予以“维权”。由于我国的实体法中对恶意民事诉讼行为并没有明确规定，给司法适用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和不便，对于一方当事人恶意提起诉讼，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对恶意诉讼行为的规制，故人民法院对无辜被告者可以做出胜诉的肯定性评价，而对于无辜被告者无端身陷诉讼后为证明清白而四处奔波、调查取证、聘请律师等所花费的代价，法官也爱莫能助，只能深表同情。 即使法院在发现恶意民事诉讼行为后，能够做的也只有不予立案受理或者在立案受理后由于缺乏实体法的规定无法进行审理，只得动员当事人撤诉或者驳回当事人的起诉。

我们在对恶意诉讼进行探究时，首先应当对恶意诉讼的概念进行界定。关于恶意诉讼，很多学者有着不同的概念，其界定标准也随之不同，笔者认为在社会处于改革和快速发展的时期，审慎界定恶意诉讼更能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树立司法权威。

1.2 对恶意民事诉讼的定性

汤维建先生认为，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故意提起一个在事实和法律上无根据之诉，从而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并将恶意诉讼行为分为诈欺性诉讼、骚扰性诉讼、轻率性诉讼、多余性诉讼和重复性诉讼五种表现形式。 而按照美国侵权行为法的分类，诉讼程序滥用是一种侵权行为，分为恶意提起民事诉讼，恶意刑事告发和滥用诉讼程序三种。笔者认为，我们所说的恶意民事诉讼仅是指第一种，即恶意提起民事诉讼，即当事人故意提起一个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之诉，客观上有伪造证据和虚拟事实等行为，并具有为自己谋取利益或损害被告、案外第三人的利益、公共利益的非诚信民事诉讼行为。

有学者将恶意诉讼纳入滥用诉权的范围之内，认为恶意民事诉讼是滥用诉权的一种表现。但是笔者主张限定恶意诉讼的内涵和范围，把恶意诉讼从滥用诉讼权利中分离出来，这样可以更好的分清两者的界限，把恶意诉讼作为一种侵权行为，便于受害人根据受到损害的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应的损害赔偿诉讼。恶意民事诉讼与滥用诉权区分开来，理由如下：

首先，笔者认为，恶意诉讼本质上是提起诉讼的当事人本身没有诉权，因为其没有提起诉讼的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而滥用诉权则是当事人本身具有诉权，并滥用了这种权利。其次，恶意诉讼在主观上是故意的，过失是不构成恶意诉讼的。也就是说，行为人必须具有为自己谋利益或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的故意。滥用诉讼权利则主观上既可能是故意的,也可能是过失的。再次，恶意诉讼仅指诉讼中的原告起诉和被告反诉，而滥用诉讼权利不仅包括滥用起诉、反诉的权利，还包括滥用回避、财产保全等诉讼程序中的其它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从这一角度来看，滥用诉权则可能是发生在各个诉讼阶段。

故笔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恶意诉讼可以定义为狭义的恶意诉讼，即当事人故意提起一个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之诉，为自己谋取利益或损害被告、第三人利益、公共利益的非诚信民事诉讼行为。

2 恶意民事诉讼的构成要件分析

由于恶意诉讼在英美侵权行为法上是侵权行为中一种特殊的类型，而且我国有很多学者也都将其作为一种侵权行为，因而，恶意诉讼就必须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即主观上的过错，实施的侵权行为，有损害结果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它又是比较特殊的一种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不仅要有一般侵权行为的标准去认定，还要有其特殊的要件。因此，笔者认为恶意诉讼的构成必须具备以下五个要件：

其一，当事人实施了恶意诉讼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即没有合法合理根据的恶意诉讼提起人对案件事实故意作虚假陈述，并捏造证据，使他人无端涉讼或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等，以达到谋取不法利益或打击、报复、泄愤等不当目的。

其二，当事人提起诉讼时主观上具有恶意，即有过错。笔者认为，所谓恶意诉讼中的“恶意”，是指行为人提起诉讼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为了牟取非法利益或致他人以损害等其他非法目的。

其三，相对人有损害事实。损害事实是指恶意诉讼提起者因其恶意行为而给对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结果。笔者认为损害事实不仅包括物质损失，还包括精神损害。物质损失是指相对人因被迫应诉而支出的各种费用以及一些经济利益，包括律师费、误工费、差旅费等；精神损害主要是指相对人因无故陷入诉讼带来的其精神上的压力，使其名誉受损，造成精神痛苦。当然，我们还应考虑到因恶意诉讼而法人的商业信誉、企业形象造成的损失。

其四，恶意诉讼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在恶意诉讼中，受害人的损害结果是由恶意诉讼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与恶意诉讼行为之间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客观联系。如果受害人的损害不是由恶意诉讼行为所造成的，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则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构成恶意诉讼侵权。

最后，笔者认为应当将法院作出的驳回原告起诉的生效裁决作为一个特殊的构成要件。这是因为恶意民事诉讼本身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决前，我们是没有标准来认定某一诉讼是恶意诉讼的。只有当法院作出了生效的法律裁决，受害人才能以法院的生效裁决结果去进行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当然，相对人还需证明提起诉讼者具有损害自己合法利益的恶意。因此，受损害一方除了认为对方的行为满足一般侵权的要件外，还要有法院的生效裁决，并且也只有法院才有权作出恶意诉讼的认定。

3 规制恶意民事诉讼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恶意民事诉讼有其规制的必要性。理由如下：

首先，恶意民事诉讼严重损害了相对人的民事合法利益。由于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说是不存在的，它使相对人被无端地卷入诉讼之中，相对人为应诉或提起上诉，甚至申请再审，必然要耗费掉大量的时间、物力和财力，影响相对人的正常工作或生产经营。

其次，恶意民事诉讼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的安定性。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原告必须要享有诉权才能起诉，而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往往只对原告行使起诉权进行形式审查，因此，尽管人民法院是按法律规定的条件受理起诉，仍然由于我国法律对庭审前案件审查规定缺失而存在恶意诉讼的可能性。同时，恶意诉讼浪费了我国有限的司法资源，并干扰了正常的民事诉讼秩序。

再次，恶意诉讼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和诚信原则。恶意诉讼行为将法庭作为实施其非法行为并从中获利的场所，背离了“不应从不当行为中获利”的理念，背离了诉讼救济合法权益的诉讼目的，易引起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危机。现代民事诉讼的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必须诚实善意，诉讼当事人应在不损害对方诉讼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合法利益，从而保障法律的安定性和其他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利益。

4 规制恶意民事诉讼的建议

综观我国法律，尤其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笔者认为，对于恶意诉讼已有一些最基础的防御机制，但对恶意诉讼的法律规制还不健全，有关恶意诉讼的直接规定还很缺乏，不能够完全有效地遏制恶意诉讼现象。如，我国法律尚未规定对恶意诉讼行为如何处罚的问题；民事诉讼法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制裁力度不够；同时也没有相应的民事赔偿制度和刑事责任规范，这不仅影响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审理，还让恶意诉讼的提起人钻了法律空子。鉴于此，我国应当积极吸取欧美国家立法的成功经验，健全制约体系和强化法律规制，增加恶意诉讼者的法律成本与风险，加大法律对恶意诉讼者的惩戒力度，才能有效地制裁和预防恶意诉讼行为。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实体法上采取的措施

首先，在民事实体法上作出明确规定，恶意诉讼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侵权行为人应负相应的民事责任，为建立恶意诉讼赔偿机制奠定实体法基础。通过立法规定，一旦法院认定案件为恶意诉讼，除了要求恶意诉讼人对相对方进行赔偿，还应对恶意诉讼提起人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加大处罚力度，提高恶意诉讼的成本和风险。鉴于我国不同地域经济条件差别较大的现实，具体处罚数额标准可由各地高级法院参酌当地经济水平来规定。要明确恶意诉讼提起者的赔偿责任，扩大赔偿范围。除了对恶意诉讼的提起者给予训诫、具结悔过、判令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以外，还要扩大对受害者金钱上的赔偿范围。物质赔偿范围至少应当包括以下的内容：差旅费、误工费、用于诉讼的通讯费、鉴定费、以及因错误财产保全受害人遭受的损失。此外，对于受害人委托律师代为诉讼而支出的律师费，个人的名誉受损而致的精神损害赔偿费以及法人、非法人组织因名誉和商誉损害而引起的社会评价降低而致的经营利益下降的损失，也应该纳入可以提请赔偿的范围。

4.2 在程序法上采取的措施

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规定诉讼前置制度，对某些特殊民事诉讼进行限制。诉讼前置主要针对那些容易造成诉讼损害的民事诉讼而设置的，它可以保证谨慎诉讼、维护特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保障司法秩序与权威。笔者认为，增设一个预备庭审程序的建议还是值得考虑的。即在庭审之前，由审判人员的主持，双方当事人在了解对方的诉讼主张，并相互展示与案件相关的主要证据，发表自己的看法后，由审判人员对该诉讼进行再一次的审查，在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辩论权和异议权的基础上，对于没有无事实根据、正当理由或者根本没有争点之诉，可以直接作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裁判，从而将恶意诉讼封杀在庭审之前，有效减少审判主体与诉讼主体的诉讼成本。

笔者认为，在当前我们大力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关键时期，除了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外，还需要道德作用于人的内心，依靠内心的修养、习惯以及舆论监督，使人们在遵纪守法方面形成一种内在的自觉。因此，宣传诚实信用理念，完善诚信体系也是极为重要的。

恶意诉讼行为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我们必须用现代法治理念审视和解读恶意诉讼，如不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和有效预防，恶意诉讼将会成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出现的不和谐因素之一。为此，只有积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快思想道德体系建设，才能规制恶意诉讼，切实保护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民法院的公信力。笔者坚信，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恶意诉讼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注释：

[1] [2]徐兴梅.“恶意民事诉讼”问题再探讨 当代经理人2005年(16)

[3] 汤维建. 恶意诉讼及其防治 [A]. 陈光中,李浩.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 2002年民事行政诉讼法学卷)(下) [C].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4] 李义发,陈丽平 恶意诉讼认定、成因及防范.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J]. 2008年(1)

参考文献:

[1 ] 汤维建. 恶意诉讼及其防治 [A]. 陈光中,李浩.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2年 民事行政诉讼法学卷)(下) [C].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2] 张卫平,陈刚. 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 [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3] 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 [M]. 北京：中信出版社 1991

[4] 李龙. 民事诉讼欺诈与应对策略研究. 人民司法[J]. 2006(5)

[5] 张建权.恶意诉讼问题探析 [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2)

[6] 刘辉 恶意诉讼—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 法制与社会[J] 2008(5)

[7] 陈桂明. 程序理念与程序规制 [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11

[8] 李义发,陈丽平 恶意诉讼认定、成因及防范.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J]. 2008年(1)

[10] 胡海涵. 恶意诉讼及其救济初探 [J].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05, (12)

[11] 徐兴梅.“恶意民事诉讼”问题再探讨 当代经理人2005年(16)

[12] 王江. 警惕恶意诉讼对社会的危害.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

(责任编辑：邢海兰)

作者：张竹青

恶意民事诉讼赔偿法律论文 篇3：

关于著作权司法保护中惩罚性赔偿适用的几点思考

惩罚性赔偿，是指行为人恶意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对该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受害人高于实际损失的赔偿金[1]。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76条第2款规定：“对于两次以上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相关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前款计算的赔偿数额的二至三倍确定赔偿数额。”不同于传统民事损害赔偿中的填平原则，惩罚性赔偿在民事私法领域的适用有其突破性，对其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的研讨、论证更是带有不同于一般民事权益的特殊属性在内，也因知识产权价值载体的特殊性、实现的不可量化性等特点，决定了引入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领域的可研究价值和探讨意义[2-4]。

著作权纠纷案件损失赔偿额确定的一般规则

著作权保护的客体是作品，作者以其智力成果表现而对作品中蕴含的不可量化的、无形的财产享有权利，而作者要通过作品获益，又需要将作品公之于众、进行发表，这就使得著作权具有了易于被侵犯、损失额难易确定等特点，且不同于商标和专利有许可使用费作为参考，著作权纠纷中损失赔偿的确定更加复杂。以笔者对新乡中院近五年著作权纠纷案件的调研情况来看，受理著作权纠纷案件818件，审结702件，其中判决235件，根据目前著作权法中对确定损害赔偿数额规定的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的利润或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判决法定赔偿数额三种方式分类进行统计分析，没有适用前两种方式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案件，判决案件均适用法定赔偿的方式。原告在起诉时通常也不会针对自身所受损失或侵权人所获利润进行举证，而是直接要求对损害赔偿额的确定适用法定赔偿，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究其原因，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赔偿数额难以确定

著作权法目前规定的补偿性赔偿，计算方式为“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获得的利益”，但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的无形性和不可量化性及著作权保护发展滞后等原因，上述两项数额在客观上难以准确确定，另一方面，权利人为证明损失的财物账册或审计报告为单方制作，在证据采信中对其客观真实性通常难以认定，而侵权人获利情况通常为侵权人自身所掌握，权利人难以取得，即使侵权人主动提供，通常对其客观真实性也值得怀疑，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多以法定赔偿来确定侵权赔偿数额。

司法实践中存在“重侵权事实认定、轻赔偿数额分析”的现象

不单是著作权纠纷案件中，所有知识产权纠纷领域都存在这一现象，权利人的举证重点多集中于对侵权人存在侵权事实的举证，多采用公证保全的方式，而侵权人辩论的重点也多集中于此，分析新乡中院近五年审理的著作权纠纷案件，审结的702件中，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的467件，该467件也多是侵权人对侵权事实无异议，双方就损失赔偿数额达成了一致。分析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受传统审判思维方式影响，法官在裁判时考虑诉讼经济和效率，通常将侵权事实固定以后，认为案件结果已经确定，重点工作已完成;另一方面，鉴于法定赔偿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且相对于侵权事实是后置程序，在确定法定赔偿时多采取公式化描述、标准化确定，对于同一法院裁判的案件法官、侵权人、被侵权人均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对其效益效果考虑较少，故而分析论述较简单。

现有损失赔偿规则在著作权司法保护中的局限性

首先，近年来，著作权纠纷案件呈直线上升趋势，以新乡中院为例，收案数2015年81件，2016年68件，2017年170件，2018年230件，2019年至今263件，特别是2017年以后，案件数量直线上升，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人越来越多。案件数量的上升，反映出了对著作权权利人利益损害的社会现实，也挫伤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资创新、繁荣文化市场的积极性，面对如此现状，现有的损失赔偿确定规则已不能适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要求，寻求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式遏制侵权行为成为法院探索知识产审判领域创新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其次，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目前的现实状况是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据调研统计分析，在新乡中院近五年受理的著作权纠纷案件中，涉及作品类型主要集中于音乐影视作品、动漫IP形象、美术摄影作品及图片、图书文字作品、舞蹈作品等，其中侵害音乐电视作品复制、放映权纠纷315件，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168件，侵害动漫IP形象发行权纠纷152件，侵害美术摄影作品及图片著作权纠纷58件，电视台侵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18件，书店销售盗版书籍侵犯出版者权纠纷18件等。KTV播放未经授权的歌曲、微信公众号转载未经许可授权的文章、网站使用未经授权的摄影作品等，侵权人只需要简单操作即可实现其个人利益，但对于凝结了创作团队智力成果和心血的作品价值的贬损、冲击确是不可估量的，也是难以计算的，由此，现有的著作权赔偿规则已不能完全达到弥补权利人的损失、有效遏制侵权行为发生的目的。

再者，著作权不同于传统民事权利，权利人可控制、可预防，作品一旦发表，在事实上就已经脱离了权利人的控制和掌握，一般社会公众即可根据其需要进行使用，且可以被多人同时、连续使用而不发生冲突，而权利人尋求司法保护是其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制度的建立为了保障正当利益的顺利实现和不正当利益的有效遏制，分析著作权侵权案件审理情况，侵权人钻法律空子，多次侵权、恶意侵权、重复侵权，侵占了权利人的市场份额、打击了权利人的创作积极性，而司法裁判中，对侵权人最直接有效的打击手段即判定其赔偿权利人损失，而现有损失数额确定的标准程式化、概念化，已不能对多次侵权、恶意侵权、重复侵权的行为形成威慑力[5-7]。

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

著作权保护客体属性的客观要求

著作权保护作品的创新性，其客体具有无形性特点，权利人创作完成一部作品，要实现其经济价值就要发表，公之于众，而作品一旦发表，其就处于权利人不可控的状态，任何人通过合法渠道均可以知悉获得，且可为多人同时占有和使用，侵权人不需要投入任何智力劳动就可以轻而易举利用他人智力成果谋取自己的利益，且随着高科技发展，侵权人侵权的种类、方式不断发展变化，权利人甚至很难了解掌握到其作品被侵犯的事实，其创作积极性深受作品版权保护难、举证难度大、维权成本高、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等因素影响，而惩罚性赔偿通过司法裁判对重复侵权行为给予较高的赔偿金，使权利人创作过程中对其后续作品保护和利益实现有一个合法救济途径，客观上激发权利人的维权积极性。

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的路径选择

惩罚性赔偿是采取利益消除的方式来遏制不法行为，并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通过对恶意侵权人进行严厉的惩罚，从而威慑其不敢再实施这种行为，同时对其他潜在的侵权人以阻却其行为的功能。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法采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有违民法精神，不符合公平原则。因补偿性、填平性赔偿才是民事基本原则，给权利人支付的损失赔偿数额超过其实际损失数额，或者超过侵权人因侵权行为所获利益，或超过包含合理维权费用在内的法定赔偿数额，有违私法的补偿性原则。对此，笔者认为，知识产权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权利的特殊属性，其客体具有非物质性，表现在著作权中就是需要保护作品的创新性和原创性，对其侵害也具有易发性及不可控性等特点。近几年，通过培育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进行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创造优良的知识产权环境，一定程度上营造了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氛围，提高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但遏制侵权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还是提高损害赔偿力度，采用惩罚性赔偿责任，让侵权人不敢侵、不能侵，逐渐形成优良的知识产权保护社会环境。

实现激励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因

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適用惩罚性赔偿能够最有效地实现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创新作用[8]。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功能定位在于赔偿权利人因侵权而遭受的损失，传统民事侵权案件标的均明确具体，可以准确界定裁判，而知识产权领域，尤其著作权中，涉及的权利客体复杂多样，根据对新乡中院近五年著作权纠纷案件统计分析，涉及侵害的权利类型包含作品的发行权、放映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修改权等，侵权人给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无法准确确定，可能涉及市场份额的减损、潜在客户的流失等，实际确定的损失通常只有合理维权费用，在此情况下，适用补偿性赔偿，根本不可能填平著作权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判决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可以使权利人的损失尽可能得到赔偿，有效维护其创新创作的积极性。对社会公众而言，也是一个法律价值导向，清醒认识到积极创新创作的益处和故意侵权的严重后果，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创新创造。

惩罚性赔偿规则设计

惩罚性赔偿以预防、威慑和遏制侵权行为的发生为其目的，以激励创新、保护智力劳动成果为其价值导向，笔者认为，相较于传统的补偿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应设置一定的条件和框架，以期在著作权司法保护中发挥其最大效益，体现其制度优势和独特价值。

适用的程序性条件

民事诉讼以不告不理为原则，有些学者将惩罚性赔偿制度纳入公权体系，认为与私权补偿性原则不相适应，但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在著作权保护中有其特殊性在，但也不应偏离私权体系，仍应以不告不理为原则，以当事人请求为其适用的前提条件，若当事人没有提出该项主张，则法院不得主动适用惩罚性赔偿，因民事诉讼的审查仍围绕原告的诉讼主张，原告应对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损害后果承担举证责任，在原告未提出适用惩罚性赔偿时，法院不应主动适用，这也与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相一致。一审辩论终结前，原告均有权利变更或增加其诉讼请求，此时，若原告提出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可视为是其增加诉讼请求，但应严格限制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提出，以维护司法权威、避免浪费司法资源。

适用的实体性条件

侵权人的主观心态上，《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使用了“故意”两字，不同于《商标法》第63条“……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的规定，“故意”与“恶意”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主观心理态度，“恶意”表明的侵权人在“故意”的基础上有更为恶劣的主观心态，认定标准更为严苛，但在著作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无需达到恶意即可实施侵权行为，若对侵权人主观心态要求过高，会造成权利人维权困难、丧失维权主动性的现象，这样在著作权司法保护领域，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设置就失去了应有之意。且从著作权与商标保护的不同客体而言，在著作权中探求侵权人的“故意”心态，相较于在商标中探求“恶意”心态，更为贴合著作权的内在属性和价值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也更能得到相对公平合理的保护。

侵权情节上，《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规定了“两次以上”，对此规定，笔者认为是符合当前司法实践现状的。根据对新乡中院近五年著作权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目前著作权侵权主体大多仍是个体工商户，在售卖商品时缺乏对知识产权的基本认知和了解，也限于其知识结构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等因素，多是在接收到法院传票之时才第一次听说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概念，因此，在出现首次侵权时，不苛责以惩罚性赔偿制度，是符合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也是对全社会法律价值培育、知识产权意识提高的途径和方法路径之一，也符合民事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而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类似“KTV”场所播放未经授权的音乐作品等行为，侵权人大多收到过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缴费通知，也并非第一次接触了解著作权保护，甚至有些“KTV”经营场所屡教不改，每年都会被诉，对这些“两次以上”侵权人适用惩罚性赔偿，更能达到该制度设计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更利于社会知识产权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培养。

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的确定标准

惩罚性赔偿制度最终价值目的的实现是通过判以一定数额赔偿金的形式来表现，如何界定数额以达到设立该制度的目的和意义，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规定的“二至三倍”确定赔偿数额，学者对该倍数本身的讨论已经非常充分，笔者在此不再探讨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应构建一个完整的制度构架来保证赔偿基数计算结论的准确。民诉法和商标法均引入了举证妨碍证据，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规定了“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商标法规定了“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在著作权保护中，权利人往往对于“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获得的利益”举证困难，引入证据妨碍制度，参照商标法的相关规定，更符合当今司法现状，也更有利于追求司法的公平和保护的正义。当然从目前司法实践中来看，对赔偿基数的确定仍是以法官自由裁量为主，在著作权中尤为突出，如何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方面对法官个人素质和能力要求颇高，另一方面，相应的参照因素、具体标准等操作规范也需要进一步具体、明确，以使得著作权法修改之日，司法操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参考文献：

[1] 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和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2]吴汉东.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基础与司法裁判规则[J].中外法学，2016（06）.

[3]曹新明.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探析——兼论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三部法律的修订[J].知识产权，2013（04）.

[4]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04）.

[5]杜甲华.我国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之理论障碍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2009（05）.

[6]舒媛.知识产权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2014（03）.

[7]袁杏桃.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基础与制度建构[J].甘肃社会科学2014（05）.

[8] 付立群.知识产权对创新的激励效果分析[J].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8（Z1）.

作者简介：马晓怡（1986—），女，硕士，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知识产权法。

作者：马晓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