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案例分析

基层社会治理案例分析（共6篇）

篇1：基层社会治理案例分析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1）一是部门垄断现象加剧，项目分级处理及其所造成的效率的低下，其次是基层社会人员独立性、社会内部的凝聚力降低，基层社会人员的个人理性增强但是公共意识却在逐渐淡薄，再者是政府的行为活动多但是基层社会的行动却少，政府行动与社会行动不协调，从而造成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源不能充分得到利用，最后基层社会公共服务力度与城镇的差距过大，这使得农民都进入城市但不能融入城市。（2）脱节问题：

政府部门在纵向渗透的过程中与政府部门横向协调方面脱节，即重视政府部门在纵向渗透中的发展而忽视政府部门横向的协调，从而出现有关部门的冲突，这就是所谓的条块冲突。①其次，基层部门组织建设与社区民间组织建设脱节，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居委会建设却忽视基层民间组织的培育，出现社会公共意识缺失、社会独立化问题，再者是社会行动与政府行动脱节，过多依赖政府组织的参与却忽视社会组织参与，出现社会力量不足、治理效率严重低下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工作重心

（1）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原则，基层社会治理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的管理，而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促进并实现群众的发展的目标，不断满足基层社会人员的需求。②（2）协调发展原则，基层社会治理的目标是推动社会的发展，在此同时要注意把握协调发展的主脉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变的主旋律，在此基础上发展基层社会，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关系。（3）群众自治原则，在基层社会管理多元化的基础上，强调居民自治，积极创造条件，同时引导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发展决策。（4）例行法制原则，明确职责，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政府部门应在恰当的地方履行职责，同时划分各类社会组织的权力边界，使他们分工明确并各负其责。（5）创新性原则，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这就要求管理者不断调整管理理念，寻找新的方式去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并以积极稳妥的方式逐渐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重心：加强基层群众参与力度，使管理组织成为群众性和自治性的组织。加强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基层管理主体的职责必须十分明确，在各级基层社会管理组织方面上，划分清楚其权利范围，实现清晰的治理环境和职责范围，在最大程度减少除基层社会管理中职责错乱的现象。健全基层社会服务功能，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敏感话题方面，社区承担的任务繁重，必须加强社区的各项服务功能，在面对敏感话题的同时，必须使群众得到明确的回复。使其在居住环境、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权益保障等方面全方位发挥作用。居民委员会要有较强的事务处理能力，切实协助政府部门提高工作效率。发展基层社会组织，加强其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力，分担政府的压力，有利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遵循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律，实现基层社会管理活动的多元化，有效解决群众问题。

高峰镇社会治理创新

在解决群众问题上，高峰镇在制度上有创新性的发展：首先建立一个平台，在此平台上群众可以参与公论评议，其次邀请案件承办方人员、公论评议方人员和与之有关系的人员，再者要做到案件的清晰分析：弄清案件发生的时间背景、主要要求、所持依据等；弄清这方面的办案领导和知情人的看法；弄清案件有关人员的家庭主要成员、亲朋好友的基本情况；弄清涉案有关法律、政策、道德规范、法规等。最后在此平台上，通过讲述事实，看道理，谈依据，就地协商解决问题，通过道德、亲情甚至是司法调解。

结构创新：（1）在社会发展中，采用包容性的理念和发展观，通过吸纳众多的不同的社会力量，带动社会组织的参与，从而扩展服务方向，满足不同性质的、多方面的社会需求。这不仅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面对的挑战而且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趋势。（2）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通过不断地扩展和优化，已经产生实质性的发展。③比如继续加强基层社会组织创新，融合相同性质的不同组织，促进其共同发展。在枢纽型组织的周围发展不同类型的组织，促进效率的提高。（3）通过机制创新采用合作治理的方法提高效率。以政府项目为载体实现合作治理，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合理配置资源。

高峰镇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

4.1

实行基层社会自治的模式

基层社会自治的主体由原本的单一性向多元性转变，重新建立新的职责关系，促进现代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完善。从以往基层社会权力从上至下的垂直结构到现在的上下互动的模式，完善了组织体系的内容。调动基层社会其他组织的积极参与，提高工作效率。其转变方式也呈现多元化。首先建立和完善配套的改革措施和相关规章制度。④使其有序快速的进行，它不仅是基层社会发展必要的方式而且是基层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加强政府向基层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其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再者加强基层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水平，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培育基层社会民主自治的氛围，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

4.2

基层社会的多元化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的极大转变，要求在其治理模式上进行创新。多元化参与的治理模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首要选择，转变中的基层社会治理的使我们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利益多元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日益多样化、价值观念也同样趋于多样化。⑤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化让我们引发思考，建立和健全多元化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与秩序的必然选择。

总结

在日益增长的经济环境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也在不断创新中，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不能局限于行政和社区方面，如果只调整政府部门的权利关系，而不看重社会的权利关系，这样会造成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和效率的低下。在协调基层社会内部组织之间职责关系的同时也要调整外部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的职责范围。配套的组织体制改革可以衔接政府与社会的行动。基层社会自治和多元化的治理与政府的关系是一把双刃剑，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并不反对政府对其公共服务的管理，但政府的管理职能必须以其为前提和基础。高峰镇政府在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增强着自身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篇2：基层社会治理案例分析

一、创新工作理念，实现治理方式由“闭合型”向“开放型”拓展。

强化区域性功能，实现参与主体多元化。坚持对内整合、对外联合，凝聚基层dang建发展合力。将整建制拆迁的X个行政村就地转为社区，调优组织设置，引导村、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深入推行“大党委制”，村（社区）党组织累计吸纳X家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作为“兼职委员”，实现dang建资源共享、组织生活联办。推进跨区域结对共建，鼓励市、区机关部门单位“反哺”结对村（社区），将优势资源向下倾斜，为基层建设发展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

实施精细化管理，实现服务效果最优化。在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业委会成员中挑选出X名片长、X名楼长，承担收集民情、调处纠纷等职责，分类绘制反映居民服务需求、社区服务设施分布状况的民情图X类达X多张，社区干部“持图入户”，每月至少走访X户居民，“点对点”联系服务群众，X年以来共上门入户X次，解决群众难题X多件。

实行参与式治理，实现共建方式民ZHU化。以“参与式方法”为指导，针对社区建设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建立居民议事会、事务会商会等多种形式的基层民ZHU协商制度，构建党组织领导下“开放、多元、共治”的管理格局。X年以来累计开展议事会商X多场次，解决安置小区“毁绿种菜”、广场舞扰民、停车难等“大事小情”X多件。

二、对接群众需求，实现服务体系由“零散化”向“一体化”升级。

新形势下，如何及时回应群众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建立“适销对路”的公共服务体系，成为基层党组织迫在眉睫的事。X区一方面积极拓展公共服务范围和项目，满足公众选择，另一方面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培育壮大社会组织力量，建立多元化、专业化、一体化的服务体系。

统筹兼顾，提供更加高效的便民服务。面向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失水渔民）开展“新市民”培训，开设“道德讲堂”、“法律讲堂”，提升道德法治水平，组建X支创业指导团队、X个创业实训基地，帮扶X多名失地农民成功创办X家企业，帮助X多名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为让居民群众享受到“全天候”办事服务，建立AB岗制和错时工作制，社区公共服务实行工作日午间值班、双休日预约服务，得到群众“点赞”。

创新载体，开展更加高效的志愿者服务。根据党员个人特长和服务意向，组建专业型、综合型志愿服务队X支，吸纳X余名党员志愿者。搭建“响应式”志愿服务平台，通过电话热线和“XXdang建”微信服务号受理群众服务诉求，向党员志愿者进行推送，及时提供居民所需服务，累计开展“响应式”服务X次。

瞄准需求，打造更加精准的项目化服务。社区党组织通过议事会商掌握居民共性服务需求，以“微公益”的形式申报社区服务项目，采用众筹模式多渠道筹集资金，推动项目落实。X年以来，区级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共出资X万元认领了X个社区服务项目，惠及群众X余人。

外引内培，探索更加专业的社会组织服务。建成“致和公益新天地”等一批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深化与高校、专业社工机构的交流合作，通过外引、内培等方式，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并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和公益创投机制。目前全区共有各类社会组织X家，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达到X.X个，超苏南现代化指标水平。

三、强化基础保障，驱动基层工作由“缺要素”向“有资源”转变。

建强班子队伍，确保“有人干事”。采取选、聘、留、派等方式，选配思想素质强、科学发展能力强的干部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定期开展现代服务理念、社区治理方法等内容的能力培训，“双强”型干部占比动态达X%。建立基层党组织书记、社区专职工作者待遇自然增长机制，同时强化政治激励，对优秀村（社区）正职在公务员、事业单位招录时给予政策倾斜。制定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办法，明确职责权利、进出机制、管理培训、考核奖惩，通过社会化招聘和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等方式引入专业社工，确保X年底前每个社区至少有X名专业社工。

优化服务阵地，确保“有地议事”。按照“服务面积最大化、办公面积最小化、服务效能最优化”的原则，推动“X+X”区域性党员服务中心建设，促进服务资源集中投放。已建在建万科、迎江路、电力路等X个单体面积X平方米以上的区域性党员服务中心，辐射周边社区，实现错位发展，形成互为依托的服务阵地集群。

完善经费保障，确保“有钱办事”。鼓励村（社区）大力发展资金投入型、资源开发型、资产经营型和基础服务型集体经济，增强“造血功能”。今年重点推进村（社区）经营性项目X个，计划收益X万元，同比增长X.X%。全区每年安排X万元保障社区干部工作待遇并建立常态增长机制，按社区实有人口每年拨付给每个社区至少X万元工作经费，区财政每年安排X万元社区建设项目引导资金，主要用于和谐示范社区创建、政府购买服务、社会组织培育等项目的奖补。

落实dang建考核，确保“把事办好”。强化书记抓dang建第一责任，严格执行定期议党、目标管理、协调会议、联系点、检查考核等X项管党制度。建立dang建责任清单制度，明确基层dang建工作重点任务、标准要求和完成时限。健全党组织书记抓dang建工作“联述联评联考”制度，将“上考下”和“下评上”有机结合，通过专项述职、领导点评、群众测评和量化评分等方式，考准考实基层dang建，做到“以实绩论英雄”。

X区大力实施“融城dang建”“一式两化”社区管理服务体系建设，有效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走出了开放、多元、民ZHU的基层治理新路子。这些生动实践，对新形势下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

X.坚持党的领导作用，是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根本保证。X区通过调优组织设置，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正确方向，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了公共服务效果最佳化，积极探索议事会商等基层民ZHU形式，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充分发挥党员在志愿服务、结对帮扶等活动中的模范作用，带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社会自治。实践证明，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必须始终突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强化政治引领功能，将社区建设作为基层党组织的第一责任，使基层党组织在为民服务的过程中增强自身凝聚力，牢牢巩固执政之基。

X.坚持服务群众需求，是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最终目的。新形势下，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不仅要保障居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要搭建沟通渠道让群众充分参与，切身分享社区建设成果。X区坚持从软、硬件两方面着手，加强服务阵地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推行民ZHU议事会商、“民情图”工作法等参与式治理手段，精准掌握群众需求，提高社区服务的针对性、实效性。实践证明，服务居民群众是基层dang建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只有牢牢把握这一根本宗旨，基层治理创新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才能赢得群众的广泛支持。

篇3：基层社会治理案例分析

会昌街道办事处位于河南省焦作市辖县级市———孟州市城乡结合部, 辖21个行政村, 8个社区居委会, 人口6万余人, 商贾云集, 回汉杂居, 流动和暂住人口较多, 城建占地、房屋拆迁、土地补偿分配及失地农民就业等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相对集中。过去处理信访问题, 习惯由办案单位说了算, 拿出的处理意见往往得不到上访人的认可, 更得不到周围群众的支持, 结果导致“案结了、事未了、访不息”。2005年8月, 焦作市结合当年新颁布的《信访条例》, 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 印发了《河南省焦作市信访事项终结机制“三步走”工作程序》 (试行) , 提出了信访事项“三级终结”制度, 即信访人对行政机关办理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不服的, 可以请求原办理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查, 信访人对复查意见不服的, 可以请求复查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复核。若信访人对复核意见不服, 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 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即:办理、复查、复核三级终结。为解决信访中“案结了、事未了、访不息”的难题, 实现信访问题“案结、事了、访息”, 会昌街道办事处按照焦作市信访案件“三级终结”机制, 从2005年10月开始, 对发生在基层的疑难信访案件, 在“办理”阶段创新性地实行公论评议, 由办事处邀请农村辈份高、有威望、知名度高的群众代表以及与信访人有密切关系的代表参与到案件办理过程中, 聚合政治、经济、舆论、道德、教育、司法、调解等社会资源, 合力解决信访问题。

进入基层公论评议会的信访事项一般是在信访事项办理阶段, 因案件错综复杂, 政策界限模糊, 涉及部门多, 容易相互推委扯皮, 涉案各方难以达成共识, 于是在做出处理意见之前, 启动基层公论。基层公论的制度安排可以概括为“建立一个平台, 邀请三方人员, 做到五个弄清, 实施四种调节”。

第一, 建立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就是基层公论评议会。在办事处党委领导下, 由办事处召集组织涉案人、知情人、相关人召开基层公论评议会, 澄清事实, 多方协商形成处理意见。目前, 办事处村村建有场地 (公论评议室) , 并做到“三有”, 即有制度、有队伍、有投入。凡遇到重大疑难信访问题, 办事处就组织评议人员, 邀请邻里乡亲, 召开基层公论评议会, 就地解决, 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办事处。

第二, 邀请三方人员。包括: (1) 公论评议方人员:主要由辖区内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职工、老军人等有权威、有公信力、阅历丰富的资深人士, 有较高威望和较高影响力的群众代表组成, 这些人员由办事处颁发聘书。 (2) 案件承办方人员:指责任单位具体负责案件调查处理的人员。 (3) 与信访人有密切关系方人员 (俗称“1+3”) :“1”是指信访人, 信访人若为五人以上的群体, 可推选三至五名代表参加会议;“3”是指信访人亲属中的明白人, 亲戚朋友中的权威人, 基层组织中的代言人。

第三, 做到五个弄清。基层公论评议会召开之前, 要做到五个弄清。一是弄清案件产生的时间背景、处理经过、历史演变、处置欠帐、缠诉焦点、主要要求、所持依据等。二是弄清历次办案领导和知情人的看法、态度及依据。三是弄清信访人、家庭主要成员、亲朋好友的基本情况, 尤其是那些有影响、有权威、有感召力的“精神支柱型”人物的态度、倾向等。四是弄清案发单位具有社会公信力资格的各界人士的态度看法。五是弄清涉案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及约定俗成的村规民约、道德规范等。

第四, 实行四种调解。在基层公论评议会上, 通过摆事实, 讲道理, 谈依据,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就地协商解决问题。一是道德调解。“道德是衡量为人处事的标尺”。尊老爱幼、孝敬公婆、妯娌和睦等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积淀形成的道德规范。一般在处理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案件时侧重于道德调解, 用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二是亲情调解。“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处理婆媳关系、妯娌矛盾、邻里纠纷等案件中重点运用亲情调解。三是司法调解。“司法调解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涉法涉诉类信访案件大多表现为在案件无法执行或执行困难时不求法而求政府, 导致久访不息。在处理此类案件时, 通过司法调节, 在“法、理、情”中寻找办法予以解决。四是公众调解。“大家事大家办”。在处理农村土地承包、城市拆迁等涉及群体利益的案件时, 遵循村民自治原则, 着重运用公众调解, 让群众来评判, 让群众来监督。

二、基层公论:实施成效及原因分析

信访是人民群众表达心声和维护权益的重要渠道, 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利用信访工作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 对于化解社会矛盾, 消除社会风险,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 有重要意义。正因此,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完善信访制度, 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然而, 现实中许多矛盾特别是一些群体性利益矛盾错综复杂, 很难解决。信访问题于是成了各级党委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会昌街道办事处地处孟州市城乡结合部, 各种社会矛盾更是相对集中。在这种情况下, 其通过基层公论, 仅2006年就解决信访问题12起, 人员稳定率达到100%。而开展基层公论工作以来, 会昌街道办事处没有发生到孟州市的集体上访事件, 个人上访也很少发生, 到焦作市以上的上访则实现了“零”指标, 真正实现了就地解决信访问题, 其也因此连续多年被焦作市和孟州市评为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大稳定带来了经济大发展, 2006年, 会昌街道办事处完成地方财政收入1699.5万元, 是1998年其成立时 (160万元) 的10倍,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社会和谐稳定。基层公论之所以能够实现信访问题的“案结、事了、访息”, 在实践中取得突出成效, 在笔者看来, 主要在于其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有机结合。具体说来:

第一, 基层公论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 实现了权力透明。基层公论评议不仅让“官方”参与, 更重要的是让信访人和有较高威望、有影响力的群众代表参与, 公开处理, 把问题摆在明处, 把理由亮在桌面, 还群众一个明白。变过去处理信访问题由责任单位“一家说了算”为“大家说了算”, 通过群众监督, 将办案人员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防止其专权和武断, 最大限度的限制了公权的滥用, 从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平衡点。

第二, 基层公论建立了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 维护了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政府工作的宗旨, 而人民的利益是每个个人利益的聚合。在现实事务中, 由于实际情况的不同, 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会有某些差异, 而个人与村集体的利益也有可能不同。如何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 维护好不同个体、群体和集体的利益, 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基层公论以实现信访问题的合理、合法及有效治理为目的, 在办事处党委领导下, 通过办事处召集和邀请有关人员召开基层公论评议会, 澄清事实, 多方协商后形成处理意见, 从而建立了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 最终维护了信访人和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

第三, 基层公论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 实现了信访问题的协同治理。会昌街道办事处借助基层公论评议这个平台, 通过党政主导, 召集有关部门与人员, 变涉案单位一家单打独斗唱独角戏为各有关方面人员出谋划策大合唱, 聚合政治、经济、舆论、道德、教育、司法、调解等社会资源, 共同解决信访问题, 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 也增强了政府职能部门执法为民的意识, 从而形成了信访问题协同治理的大格局。而这一过程中采用类似法庭的方式公开处理信访问题, 各方人士得以充分发表意见, 这既避免了暗箱操作, 又使信访人心服口服, 案件办理质量自然得到提高。

第四, 基层公论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 实现了信访问题处理的事半功倍。基层公论评议过程中, 基层干部和信访群众零距离接触, 面对面交流, 畅所欲言, 消除了隔阂, 促进了理解, 群众的气顺了, 干部的作风变了, 党群、干群关系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进一步密切, 信访问题处理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三、基层公论: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会昌街道办事处创建的基层公论制度契合了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上述精神和要求, 是探索有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有益尝试, 其对加强我国基层社会管理, 提高公共事务治理水平有重要启示。

第一, 基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要注意扩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公民参与机制, 扩大人民民主, 是提高基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水平的基本条件。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实际上, 民主是个时代的课题, 也是历史的课题。即使在最早发展民主的国家, 也还在探索民主的实现形式。可见, 民主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会昌街道办事处通过基层公论, 却在中国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基层, 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 实实在在地把权力交给了人民, 使人民通过充分的利益表达机制、切实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公开而有力的监督机制, 进入了民主的切实实行阶段, 结果是大大提高了信访问题治理水平, 发展了生产, 实现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经验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 基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要注意发挥党和政府的作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 党的领导作用绝不能忽视, 它保证了基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实际上, 公民提出的各种利益诉求有个澄清、认定、汇总、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党的领导作用, 原因就在于此。而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直接掌握者, 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当然主体, 理应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特别是引导和组织作用。需要指出的是, 党和政府虽然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 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并不意味着它们要“包揽”一切。相反, 在党的领导下, 在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 各类社会组织应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来。

第三, 基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要注意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互动。著名政治学家汉斯·科曼指出, “许多集体行为的问题只通过个人行为无法解决, 但是由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的正式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决。相反, 社群的自我调节, 结合民主国家及其机构的威权, 倒可以使问题得到解决。”1正因此,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善治成为许多国家追求的目标。所谓善治, (俞可平, 2001) “概括地说, 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 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 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 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其基本要素有五个, 即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实际上, (张成福, 2007) “政府的治理过程绝非政府单方面行使权力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与整个社会的互动过程, 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事实上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和合作, 一个国家的政府与社会各种力量之间互动的能力愈强, 愈能产生巨大的能量。……政府部门已经无法成为一个唯一的治理者, 政府必须与民众、社会其它组织共同治理, 共同管理、共同生产与共同配置。”会昌街道办事处的基层公论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成效,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与社会通过互动合作, 聚合了政治、经济、舆论、道德、教育、司法、调解等社会资源, 实现了信访问题的协同治理。可以说, 基层公论体现了党与公民的合作、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精英与群众的合作, 把我们长期形成的“官本位”和遇事“为民作主”的理念, 变成了“以人为本”和社会“共同作主”的理念。现在我们看重会昌经验, 就是因为它在基层实现了这种“合作”, 并且已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因而既具有理论意义, 又具有现实意义。□

摘要：孟州市会昌街道办事处创建并实践的旨在妥善处理信访问题、改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基层公论”制度, 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有机结合, 是探索有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的有益尝试, 其对加强我国基层社会管理, 提高公共事务治理水平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基层公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惠斌.什么是社会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俞可平.治理和善治: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 2001, 9.

篇4：关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分析

一、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1.基层党组织功能发挥不够充分

一是部分基层党组织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不强。有的对社会治理工作没有热情，有的对社会治理工作不够熟悉，还有的局限于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没有把党组织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二是部分党员参与热情不高。三是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现在普遍存在着财力、物力投入不足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2.基层社会治理资源不够丰富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社区承担着大量的工作和任务，面对着最直接的问题和困难，但与承担任务重相对应的却是目前社区普遍存在资金少、人员少、场地少等问题。社区治理服务设施不足，居民活动场所严重不足；社区电子化环境建设程度不一，仍有待加强，且不同社区间在硬件和软件建设上存在较大差距。

3.基层社会居民自治水平不高

目前居民自治在开展工作时，大家参与的积极度不高，参与社区活动的往往是老人小孩以及文化层次较低的人。原因可能在于大部分居民有着社区事情都是社区工作人员解决的思想，一旦有问题出现都依赖社区来解决。再加上前开展居民自治也缺乏相应的人才资源，各种因素交叉在一起导致工作不能有效展开，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强，参与度不高。

4.基层社会组织发育不够成熟

社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可以帮助政府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减轻政府的负担，同时还可以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设置社区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截至2015年3月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61.3万个，社会组织的现有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当前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特别是在基层，社会组织的数量与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相差甚远。

二、基层社会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经过多年的行政体制改革，基层政府改变很大但依然存在“对上服务、对下要钱”的职能错位，在社会治理职能上把握不準，造成社会治理缺乏有力组织。这种错位使得基层在进行社会治理时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应付能力以外或行政以外的行政执法和专业管理，导致基层引导社区共治和自治精力明显不足。

2.现代治理能力尤其是法治能力不足

目前基层社会治理中法治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法律层次不完整、内容不全面，相应的制度不健全，造成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依据不足，执行制度不规范，影响基层许多事务管理的正常开展。现在有些应该靠完善的制度规定完成的事务仍然依靠的是协调、劝解甚至随机管理。有些规矩规章不执行，要靠行政办法来解决。还有些具体事务执法不严，执法走调，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总起来说，现在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不少法律制度盲区，也缺少不少法律规范，这也是基层社会治理难度较大的重要原因。

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

1.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

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执政为民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也是我们党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因此基层党组织一定要植根于基层社会生活之中，从基层社会生活建设实际出发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一要加快基层党组织职能转变。引导社区组织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站”等社会服务机构，广泛开展结对帮扶送温暖等活动，全力打造服务型基层党组织，推动基层党组织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二是全面推行基层作风巡查制度，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腐败问题和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三是建立基层党组织公共服务清单，创新服务群众工作方法。同时要注重公开透明，拓宽居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做到大家事大家办。

2.构建社区服务新机制，提升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水平

社区是城乡居民生活的基层单位，也是政府社会治理与社区自治组织、民间组织自我管理的结合点，处于社会日常性服务和管理的前沿阵地。因此，一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改变以往的依靠社区居委会承接公共服务职能的思路，把社会组织力量引入社区公共服务流程，在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下沉社区的同时，减轻社区居委会工作负担。二要完善网格化服务。

对现有的社区工作者、各类协管员、居民小组长、楼组长等进行全面整合，按照专职力量一格一员、专业力量一员多格、兼职力量一格多员的原则配备网格员，保证身边一旦出现大事小情，随时随地为群众解决问题。同时，要健全以居民满意度为核心的网格服务考评体系，推动原有自治体系与网格服务机制有机结合。三要落实社区服务责任制，建立社区工作者分片包户和日常走访制度，确保带着目的去，带着问题回，带着反馈总结，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

3.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提高社区自治水平

享受社区服务是居民的权力，参与社区治理也是居民的义务。因此一要培养居民的主体意识。在为居民提供服务，如介入处理家庭矛盾、邻里纠纷，救助贫困残疾中要彰显服务精神，用榜样的力量感动和带动广大居民，自觉参与社区治理，逐步形成居民自主意识，以促进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二要细化社区自治单元。根据地缘相近、群众利益诉求相似等综合因素，在社区成立若干网格自治小组，民主协商讨论本自治单元的公共事务，使社区居民成为网格自治的主体。三要建立居民议事会制度。议事会以居民为主，社区治理各方代表组成的，讨论和决定社区建设与发展大事的制度设计，由此唤起居民的自治意识、激发居民社区参与热情，凝聚居民的自治力量。

4.培育发展社会组织，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篇5：基层社会治理案例分析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体制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正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关键词与方法论，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新目标应定位于迈向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协调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达致与全面依法治国相匹配、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水平，使社会质量获得全面提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不仅对过去5年的社会治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国家安全全面加强），而且明确指出了社会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不仅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且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做出新的部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我国社会治理的历史成就和成功经验，前瞻中国新时代在社会治理方面面临的使命和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背景与发展脉络

从新中国成立到目前的60多年的历程中，新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从政府管制到社会管控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76年，我国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整合，呈现出国家—社会一体化特征。与这一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基本矛盾相适应，我国社会呈现出“政府管制”的特点，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新理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仍然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和管控型社会管理体制。［1］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的确立，尤其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转轨带来了社会转型，社会逐渐从国家体制中相对独立出来，社会综合治理开始被广泛提及，我国的社会治理进入了社会管控阶段。

（二）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

2004年以后到2012年，我国社会治理进入“社会管理”阶段。2004年，中央首次将提出社会管理议题，将其作为顶层设计的重大任务加以部署。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2010年，全国确定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并制定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指导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是这一时段我国认识和实践社会建设工作的关键词和方法论。

（三）从社会管理迈向社会治理

十八大以来，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得以确立和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并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原则性要求。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并指明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抓手。要建设平安中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要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并且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是党的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创新，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建设在顶层布局上进入崭新阶段。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呢？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调、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城市越发达，人口越多，脆弱性越强，不稳定性越强，风险越高。据他介绍，社会治理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常态治理，二是非常态治理。非常态治理包括四类：一是地震、泥石流、海啸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二是事故灾难，如交通生产、沉船、空难等；三是公共卫生，如非典、禽流感、食品药品安全等；四是社会治安事件，包括恐怖袭击、群体性事件，等等。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反映了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围、治理重点等方面的明显不同，意味着社会治理由过去政府一元化管理体制转变为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多元化协同治理体制，凸显了公众参与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处理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集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社会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理论与实践成果。其后，党中央对加强治理、完善体制、创新机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社会治理格局得以明确，社会治理思路越来越清晰，社会治理效能日益得到彰显。

（四）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化

我们之前提到过，社会治理这个词是新词，2013年提出来，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提出来，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了一个重要决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全面深化改革有两大目标：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什么？就是社会体制创新，所以，社会治理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的。

那么，什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呢？从个人认识的方面来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应急式管理到预警式管理，以前呢是发生什么事情现场解决什么事情，现在呢，往往都会预先制作方案，一旦事情发生，根据事情等级不同，启动不同预案，可以最大效率的提升社会管理价值；二是从感性管理到量化管理，以前呢，是想到啥做啥，全凭领导脑袋的热度，现在呢，会考量数据指标来进行考虑，比如说五一长假是否取消，最起码会搞个网络投票，不在于那么几个头脑发热的说了算；三是从权威管理到专家管理，以前呢，是领导说了算，现在呢，仍然是领导说了算，但起码会征求一下专家意见最后做决策意见。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现代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毫无疑问，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共建共治共享阶段

党的十八大至今，是对社会治理规律性认识的理性深化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提高四化水平和加强四个体系建设。怎样提高四化水平呢？

一是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

随着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市场机制及社会机制的作用日益重要，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独自承担的任务，而是中国亿万人民的事业。社会治理社会化和公共服务市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政府逐渐调整与社会的关系，从过去对社会治理事务大包大揽逐步转移职能，通过购买服务和招投标等方式将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给企业部门和社会组织承担。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举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超级广度和深度的全民抗“疫”，由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引发的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大考”，虽然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在面对突发疫情时，能够形成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决策部署，能够在短期内紧急调配包括政府、军队、医疗、建设等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也能迅速执行城市封锁和交通管制等方面的应急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法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保障。社会依法治理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工作。其次，要做到有法必依，必须加强法律的实施和监督，增强司法的权威性。第三，要保障执法的公平性，必须规范执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第四，加强全民法制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高全民遵纪守法的意识，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第五，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法制的手段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举例：利用法治手段。还是以数据说话：2003年“非典”时期，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涉“非典”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伪劣药品，哄抬物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等罪名。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三类“非典”期间数量最多的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计只占3%左右。这就是法治手段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鉴于“非典”期间的经验，疫情刚一爆发，面对口罩紧缺，防疫物资难买等现状，政府部门就发文，明令禁止各类哄抬物价的行为，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列出了与疫情相关的33种罪名，这些法治手段，使基层治理有法可依，也对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安定团结、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要想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离不开加强法治建设。用法治手段进行基层治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强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

就以这次疫情举例，口罩紧俏、防疫物资难买，从政府加强市场监管措施，到公众媒体的广泛宣传，只要哪家药店的口罩不合常理地涨价，消费者就会打电话投诉举报，这就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同样，正是因为法治意识深入人心，违法必会被严惩，药店也不敢随意涨价。这就是广泛宣传的影响力，是法治手段融入基层治理的成效。

二是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基层干部自觉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依法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疫情防控中，疫情严重地区的基层治理采取封城、封路等措施可以理解，但一些疫情比较平稳的地方也“一刀切”式使出封字诀，封村、封路、封小区、封门，甚至在中央强调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后，仍有部分地方的基层管理采用一“封”了之的简单粗暴管理方式，影响群众生活，影响企业复工的极端案例。这反映出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到位，利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有待加强。

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对于部分地区采取的封路、断路等非法治手段，居然赢得了当地群众或网友的正面支持，认为这是防疫的“硬核措施”，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不仅是基层干部的法治意识需要提高，普通老百姓的法治意识也亟需提高。

三是要加强立法研究，为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基层治理涉及利益复杂，群众诉求多样，要真正让基层想出因地制宜的管用办法，要做到与时俱进，对不合适当前情况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废止，我们需要抓紧研究现行法律制度涉及基层治理的短板和弱项，通过立法研究，及时修正、补充、完善，把法治建设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中。

疫情期间，为了落实中央提出的“用法治方式和手段，动员凝聚法治力量阻击疫情”指示精神，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发布了各类与疫情相关的通知、意见等文件，这些实际上就是广义的立法，为特殊时期的基层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是要加强法治新基建的投入。

我国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确定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来发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就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系列决策部署，20天内4次提及“新基建”相关内容。

我认为，除了加大经济领域的投资，同时也应加强法治领域的投资。法治领域的投资，应当从“新基建”着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其实就是新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加强建设，而这个建设的手段即是通过持续深化的宣传和教育改造，达到强化全民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的目的，这对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将起到直接推动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需要加大投资。

另一方面，加强法治建设软硬件建设，可以提高服务功能和基层治理效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不见面”政务服务、智能物流配送、智能交通保障等各个领域，保障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秩序和社会正常运转秩序。

现代信息技术发挥的具体应用实践给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工作理念、建设路径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启示。智慧法院、网上立案、网上开庭、在线普法、在线调解等开始推行，但推行的过程中也发现诸多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新基建的投入，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5G、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成果，不断拓展数据资源，持续更新技术功能，强化智能化开发应用，推动先进信息技术与法治工作的深度融合，提高法治建设水平，开创基层治理新格局。

三是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要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服务和管理方面应当走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实现革命性的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治理提出要提高我们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就是针对我国当前信息的碎片化、条块化、人力和运行成本高、快速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要求。社会治理智能化，就是在网络化和网络平台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社会治理能够更加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更好地服务不同社会群体，更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实现革命性的变革。举例：

四是提高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社会治理专业化，要求社会服务和治理有专业的队伍、专业的理念、专业的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社会治理和开展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要加强社会治理各类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服务、就业援助、贫困帮扶、纠纷调解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非常紧缺，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这需要我们加快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队伍建设，提高社会工作者的待遇，健全社会工作者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我们社会治理水平。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深厚基础和重要支撑，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关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意义十分重大。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举办这次培训班的重要原因。举例：未整理完。

二、以制度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当中，并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部署，为我们在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新社会治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我国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新的社会治理体制基本形成，社会安全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效维护，平安中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根据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充分体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其中，共建突出了制度和体系建设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共治强调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优势同政府资源整合优势、企业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群众动员优势有机结合；共享要求社会治理成效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贯彻落实这一重要部署，需要多方面、多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

一要夯实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这是保持社会安定团结良好局面的关键。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二要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

三要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安全监管制度，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四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

五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增强国家安全能力。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

当前，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们要通过不断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打造良好社会环境。

三、中国新时代社会治理之前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明确提出要“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并特别就“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行专门部署，提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描绘了蓝图。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明显变化，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预设的目标也有所变化。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实现小康目标的冲刺期，社会治理的重心也将发生相应移转。尤其是在国家的总任务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后，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以社会协同为路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难在整合、重在预防、贵在长效、安在制度、成在文明。上述社会治理发展总目标，至少包含五个重要方面：第一，从合作共治到系统协同，社会治理体系完备体制成熟。第二，从有效治理到长效治理，社会治理源头理顺夯实。第三，从矛盾应对到风险预防，前瞻性治理有效回应社会系统性风险。第四，大批相对稳定的机制模式沉淀为制度上升至法律，社会治理各项活动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第五，社会治理愿景由社会平安迈向社会文明、从社会秩序升级到社会美好。

从当前到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社会进入急速变革、高度复杂、全面风险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格局与基本生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难点。有鉴于此，为实现上述总目标和五方面的展开，今后我国社会治理应重视如下具体工作。

（一）科学配置全社会治理的治权，构建协同治理的格局

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但相比而言，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后者不仅要求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参与行动，而且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分工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迈向科学的协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具体分工与协作模式，基于各自优势科学配置治权，明确各自权责。以社会组织为例，针对自我保护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孵化赋能策略”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能力。针对专业服务型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采取“竞争性购买策略”吸纳此类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构建政府与社会协作平台，使社会组织在治理中获得合法性、生存资源及活动空间，同步推动国家能力特别是服务能力获得建设性的增长，并促进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保持“有机团结”。在此过程中，应当重视责任的同步配置，促使参与治理者规范行使治权。

（二）深度利益整合，共享和补偿同步推进

社会治理的根本挑战来自资源稀缺条件下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深层次问题是利益的衡平，其背后是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我们的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广场舞大妈与附近居民之间的安宁矛盾，还是“暴走团”与司机之间的路权之争，直至垃圾处理站建设中的邻避效应，其背后都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调整涉及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的变换，难以自动弥合民众多元的利益诉求。未来，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社会公平，不断打牢和巩固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同时探索对各种利益进行深度整合，创造共赢模式，在各领域推进共建共享。对于必须做出利益调整，切实难以实现利益共赢的改革问题，应当做足做好补偿。这是帕累托改进的基本要求，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根本之道。

（三）着眼于重心下移和系统治理，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

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基层治理是党中央治国理政和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基本结合点。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网格化是当前和今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建设与完善的目标，是夯实社会治理基础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往往因资源不足而陷入治理困境。尤需进一步下沉治理资源，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筑牢基层社会治理。

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福祉，全面解决基层群众面临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夯实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所需具备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破除目前仍然存在的公众参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观念上的障碍，提升社会成员作为“社会人”的能动力，促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四）积极拥抱现代科技，提升社会风险预测预警和防控能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新技术的运用能够迅速拓展社会治理创新的空间与格局。社会治理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指导、规范、监督的过程。它以掌握治理对象的状况及其外部环境的信息为前提。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与挖掘、及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的有力手段。云计算对于打造生态绿色、智慧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随着EI、AI技术的快速崛起和广泛应用，社会治理要紧密跟踪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治理方式乃至治理模式改进的机会与空间，与时俱进地创新优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五）坚持公正司法、便民司法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

司法在社会治理中扮演至关重要角色，被称为“微观社会矛盾纠纷的灵敏显示器和社会治理状态的预警机”。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深化，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进入司法渠道，为司法裁判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提供了广阔舞台。司法对具体矛盾定纷止争的同时，维护公民权利和监督公权力。在此过程中，司法实现了法治价值的传播，促进公众守法习惯的养成，并敏锐捕捉社会变化并对其进行适度回应，为治理规则的完善升级积累经验，促进社会治理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部分社会矛盾因缺乏对应的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难以透过是非对错的裁决模式处理，无法进入司法渠道，被学者称为“法治剩余”。［13］法治剩余问题深刻困扰基层治理。信访制度及其背后的行政体制采用与法院相异的原则对待社会矛盾，践行一套独具特色的矛盾化解机制，能够将法治剩余问题吸纳进入行政体制，激发地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矛盾。因此，应当认真理性对待信访制度，构筑司法主体、信访兜底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依法规训信访行为，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发挥其吸纳法治剩余、处置社会矛盾的功能。

（六）坚持严格执法与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相结合，让全民的规则意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

执法是政府开展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要保证执法文明，提升执法刚性，明确规则红线。在今后的社会治理中，要彻底清除简单粗暴、管控社会的管理思维，在强化严格执法的同时，更要强调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杜绝执法活动可能引发的冲突和风险。在此前提下，适应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协调与救济常态，逐步消除以回避矛盾为目的的执法妥协、弹性执法。弹性执法固然具有稳定和防范冲突的功能，但其本质上违背法治思维，破坏法治文化，影响消极，后果负面。新阶段的社会治理，法治要露齿亮剑，使社会成员明确规则意识和规则感知。为此，基层执法者要树立起科学的社会稳定观，以合法的方式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以法律规则为依据进行具体治理。为落实严格执法的要求，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需要充分提供公众参与和意见表达机会，切实落实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全面评估其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的具体影响，在必要情况下应制定完备的应对或补偿方案。

（七）提炼公共价值，重视舆论治理，加强社会心理建设，夯实社会治理的文化基础

篇6：基层社会治理研讨发言

凝聚群众智慧推进基层之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造性地贯彻好党的群众路线，突出人民主体地位。问题从群众中来，解决之道从群众中出，基层自治更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活力。

要实现基层自治，选优配强“领头雁”是关键一环，严把村民委员会候选人“入口关”;只要为了群众着想，事情就不难办成，这是基层自治的题中之义，群众事要由群众定，群众有事商量着办;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实现基层自治，同样要把权利关进规矩的笼子里，把权利晒在阳光下。

厚积向善力量推进基层之治。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个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在基层治理中把握德治定位，发挥德治作用，探索德治途径，构建基层善治格局，引导群众形成好风气。

要通过道德力量，感召群众充实精神世界、规范道德行为，以身边好人、道德模范、乡贤等塑造培养一批有德之人，以榜样的力量凝聚思想共识、转化为共同行动。同时，让有德者有“得”，也可用实物鼓励激发群众参与。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大德，让群众形成道德建设的自我推动力。

依靠制度力量推进基层之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要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制化，在确保“打铁还需自身硬”前提下，以法治夯实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引导群众崇尚法治，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方式方法，以宪法宣传为核心，增加群众对党和国家奋斗历程的认同感，以权利和自由、义务和责任为主要内容，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法治观。满足群众法律服务需求，大力推进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