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为工伤的案例

视为工伤的案例（共8篇）

篇1：视为工伤的案例

请病假逛市场 发病死亡不算工伤

2011-07-15 《劳动午报》

“法律规定，员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我丈夫老吴在工作时因病提前离开岗位，去医院途中死亡，前后时间加起来不超过5小时，但公司不为他申报工伤。”宋女士向本报反映，她自行向劳动部门申报工伤，未获批准。起诉至法院，也判决劳动部门做出的认定结果没错。

事 由

看病改做他事

中途发病死亡

老吴近三年来一直在公司值夜班，其上午的交接班时间是8点。去年11月28日凌晨3点，值班经理苏某看他脸色不好让他休息，他说不用。早上7点，经苏某同意，在老刘陪同下老吴提前30分钟下班前往医院检查。

快到医院时，老吴告诉老刘：“我这心脏病是老毛病了，时好时坏。咱俩顺道到农贸市场上买些东西，然后到医院开药。”老刘陪他到市场买完东西，又各自买一碗早饭，坐在饭店里吃。

在吃饭过程中，老吴突然手捂胸部痛苦不堪，一会便晕厥倒地。120急救人员赶到，抢救1个小时后，宣告老吴死亡。

劳动部门

不符法律规定

工伤认定未果

医生诊断老吴的死因为心脏猝死。“从老吴在工作岗位上发病，到其死亡，前后时间加起来不过4小时45分钟。”宋女士说：“

公司为老吴缴纳了各项社会保险，为什么不能认定为工伤？”

宋女士递交相关资料后，劳动部门认定：老吴虽在当班时间感到身体不适，但他是在吃早餐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的，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款第1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应“视同工伤”的情形，故作出非工伤认定结论。

因此，她向上级劳动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又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

时空延续中断

不属岗位发病

法院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了视同工伤的条件，根据查明的事实，老吴的死亡酷似相关法律关于“视同工伤”的规定，但其终究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发病死亡或经抢救无效死亡，故不应认定为工伤。

宋女士认为，老吴在就诊途中改道去市场买东西应视为原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延续，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陈君玉律师认为其看法有片面性。

陈律师说，老吴在去医院就诊途中改变了方向等过程不仅导致原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中断，还隐含另外一种风险，即老吴因病去医院就诊是有紧迫性的，其中途不该改做其他事情。如果改做其他事情，一是表明原病情危急的消失，二是做其他事情也可能导致其死亡。综合这些因素，在工作时间、场所无延续的情况下，认定老吴属于工作既无事实上的依据，也无法律上的依据。

这个案例，便于大家正确理解何为视同“工伤的情形”。

我集团也发生过类似与工伤概念接近、模糊的案例：

1、在2010年开封工厂曾有一员工（35岁），请事假到第二天上午10点（有

假条），在10:40分发生车祸（本人负全责），单位不认可工伤，理由

同此案相似；

2、某一直营公司员工（24岁）下午感觉身体不适，口头请假，直接回家，并于下午死在家中，单位不认可工伤，理由同此案跟接近。

提醒大家：细读一下工伤认定的条件及视同工伤的情形。发生类似问题时，可以快速、准确的判断。即维护员工利益，又保护企业利益。

篇2：视为工伤的案例

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已无法回答上述问题。近日，最高院委托江苏高院、安徽高院、宁波中院对当地的工伤认定行政案件进行调研，并要求这三家法院分别独立提交调研报告，为将来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作准备。

3月21日，最高院、江苏省高院行政庭的法官、江苏省劳动保障厅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多名法学专家，在江苏召开研讨会，激辩工伤认定的50多个疑难问题。同时，有关专家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建议。

上下班途中遇意外算不算工伤？

【案例】黄芳是启东一家医院急诊室的护士。由于家住农村，她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车库居住。2007年1月5日，黄芳下班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骑自行车到另外一个地方买了一碗麻辣烫。但她买回东西准备回家时，却发生了车祸，被一辆摩托车撞击身亡。事后，医院认为，当晚黄芳没有按照以往路线回家，而是去购买东西，不属于“下班途中”发生车祸的范畴，所以不应当认定为工伤。

启东市人民法院认为，黄芳下班后未直接回到住处，而是到距住处数百米外的四川麻辣烫店购买麻辣烫，系解决生活之需，符合常情，这一连续的过程可以视为下班途中，应当认定为工伤。

【争论】什么地点属于上、下班？下班途中接小孩，是否属于下班途中？下班后到酒店就餐、赴约，是否属于下班途中？

法官、学者、劳动保障部门专家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所谓上下班途中，是以其住房为代表的生活区域为一个点，以工作区域为另一个点，两点之间的合理路径。只有在符合上述条件的路径中，才能被称为上下班途中。

还有种意见认为，上下班途中实际是以工作区域为核心的一个概念。至于是否以其家庭为起点或终点并不重要。

更多的专家则提出第三种意见，他们认为，我国公民具有较强的家庭观念，买菜、接小孩在其家庭生活中是必需的事项，在上下班的途径设定上应当更为人性化，而且，“接送小孩、买菜”所导致的路径变化，并不必然增加事故风险的明显增加。所以，为生活所必需的接送小孩、买菜所经过的路径也应当被认定为合理的路径。

迟到早退途中遇意外算不算工伤？

【案例】刘兰在大丰一家家纺公司做缝纫工。2005年12月2日18：30，刘兰在回家的途中被一辆小货车撞死。家纺公司认为，当天下午5点多，刘兰没有请假就提前下班。从公司到她家的距离只要20分钟，但发生车祸时已经是18:30，刘兰很有可能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

大丰法院认为，家纺公司没有证据认定刘兰提前下班做私事，应当认定为工伤。

【争论】什么时间段属于上、下班？下班后延长两个小时再离开，是否属于下班？早退是否属于下班？（迟到）工作时间已经到了，但其在通往单位的路上，是否属于上班途中？提前两个小时去单位，是否属于上班途中？

第一种意见认为，迟到、早退等行为，虽然违反劳动纪律，但这种违纪行为的过错，并不足以导致这名劳动者失去工伤保障的资格。也有另一种声音认为，对于迟到、早退等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应当受到制裁，因此，迟到、早退的途中不应被认定为上下班途中，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

【案例】王华是苏州某塑料厂的工人。2006年12月17日凌晨，王华下班途中骑电动自行车，被一辆无牌电瓶三轮车撞伤，当即昏迷不醒。事后，厂方认为，王华是被电瓶车撞伤，但电动自行车系非机动车，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

苏州市沧浪区法院认为，经苏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鉴定，该电瓶三轮车属机动车，所以王华应当被认定为工伤。

【争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了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什么是机动车？被电瓶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撞击，算不算工伤？

第一种意见认为，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标准来执行，汽车、农用车、摩托车等，就是机动车。除此之外的电动车、火车等都不能被认定为机动车。

第二种意见提出，可否按车辆的危险程度来确定，机械动力驱动的车辆，如果其危险程度不亚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称的机动车时，可以被认定为机动车。

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当以“驱动方式”作为衡量标准，只要是机械动力驱动，非人力、畜力驱动的车辆，都应认定为机动车，由此给劳动者带来的伤害，也应认定为工伤。（文中案例的当事人均为化名）

■建议

将实习生纳入工伤保障范围

实习是提高学生劳动技能的必经途径。

有关专家说，实习生实习期间，因工发生事故是否应认定为工伤，不应局限于实习生的身份，而应该从实习生和用人单位的关系来判断，如果实习生提供的劳动与其他在职人员没有本质的区别，已成为用人单位用工的组成部分，就应当认定为工伤。我国原先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办法》明确赋予了实习生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但是后来出台的《工伤保险条例》取消了这一规定。他们呼吁，在接下来修改《工伤保险条例》时恢复这一制度。

扩大机动车的内涵

原先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将机动车的范围界定得十分清晰，缺点是范围太窄，不利于对劳动者进行保护。

专家建议将机动车明确界定为机械动力驱动的车辆。现在的电动车虽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不属于机动车，但其对处于上下班途中的职工的安全威胁并不比汽车、摩托车小。把它引起的交通事故导致的伤害排除在通勤事故范围之外，不利于对劳动者进行权利保障。最理想的状态是取消机动车的限制，将通勤事故界定为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意外伤害。

扩大职业病种类

专家建议，适当扩大职业病的种类。毕竟疾病的引发原因往往十分复杂，很多时候很难举证证明系工作原因所引发的器质性病变。只要所从事的职业可能诱发目录中的疾病，且其已经患有这种疾病，就可以认定为职业病。

用工单位可向第三方追偿

专家建议在《工伤保险条例》修改时明确规定，因第三方责任造成工伤事故的，工伤保障部门在支付工伤补偿后，在其支付的工伤补偿范围内享有代位追偿权，有权向第三方追偿。受伤职工得到工伤补偿后，有权就未经补偿的损失，向侵权的第三方主张赔偿责任。

加强工伤保险金征缴

篇3：视为工伤的案例

按照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 实行工伤保险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 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 制定本条例。” (1) 很显然, 《工伤保险条例》的制定和施行对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但是, 由于工伤保险制度的落实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实际利益, 从而对企业的效益造成直接的影响, 而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却是不确定的, 甚至某些企业认为是通过自己的某些努力可控的, 因此, 总是有部分企业力图规避按照规定数额不菲的工伤保险费用的缴纳。而与此同时, 由于工伤赔偿纠纷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规定的繁琐的程序, 以及执法部门出于对当地经济利益的考虑, 而在这样的纠纷中对企业有意无意的偏袒, 一方面给工伤受害者的索赔带来了种种不必要的麻烦, 提高了其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成本;另一方面又为相当多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出于降低自己成本的考虑, 充分利用这些给职工维权带来的不便, 以低于甚至是远低于工伤保险赔偿标准的数额和职工私了带来了方便。

当然, 我们可以对这些不按照规定缴纳工伤保险的企业口诛笔伐, 将其归入“无良”之列, 替受害的职工大声疾呼, 鼓励他们坚决维权到底。这些做法当然是必要的, 至少, 可以从舆论和道德上对这样的行为产生相当的制衡。但是, 要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还必须思考《工伤保险条例》这一立法目的很好的制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是很好的后果的根本原因, 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真正解决这种立法的目的不能很好地实现所造成的困境。

以下, 笔者将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典型案例来剖析上述制度困境产生的原因和我们的制度可以改进的地方。

一、一件真实的工伤案例

故事发生在2009年的4月份, 笔者刚刚参加完博士生入学考试, 为了解决温饱问题, 接受了珠三角一家民营企业老总的邀请, 到他们企业担任法律顾问。而上任后所面临的比较重要的事情之一, 就是企业正面临的一起还没达成最终解决协议的工伤赔偿案件。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008年9月的一天, 企业员工张某在骑摩托车去公司上晚班的途中, 因为天上下着小雨, 路面比较滑, 能见度也不是很好。而就在离厂门口还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时候, 张某突然发现路右侧停放着一辆泥头车 (拉泥巴的重型卡车) , 占住了右边车道的半个路面。此时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摩托车毫无悬念地撞在路右边停靠的泥头车后面。等前面司机听到后面撞击声过来看到情况后, 赶紧将伤者送到医院,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很快就得到医生正式通知, 伤者已经不治身亡。

这是当时整个事故发生的情况, 无论是司机还是职工家属亦或是企业方, 对此都没有任何异议。下面涉及到的就是相关方对死亡职工的经济补偿或者是赔偿的问题。熟悉工伤案例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起典型的同时产生侵权赔偿责任和工伤赔偿责任的个案。在正常情况下, 由于机动车辆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企业买工伤保险都是国家规定必须强制购买的, 出现这样的事故后, 无论是车主还是企业都只要找相关的保险机构要求赔偿就可以了, 因此并不存在车主或是企业存在较大的经济损失的可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会有什么纠纷存在。但是, 凡事都有例外, 笔者当时所在的那家民营企业就刚好没给职工买工伤保险。按照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 应当由企业自身承担职工工伤赔偿费用, 赔偿标准比照《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按照此标准计算的结果是, 企业应当支付25万元人民币左右给职工家属, 作为工伤赔偿。很显然, 这对一个企业尤其是规模不是太大而且非常在意经济效益的民营企业来说, 是一笔不算很小的额外负担, 尤其是此员工刚来公司不久就出了这件事故的情况下, 按照企业老总的说法, 是“亏大了”。于是这位民营企业老总就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了, 也就是想方设法来减轻或者最理想的是卸掉这项额外的负担。因此, 看起来并不复杂的这起侵权和工伤赔偿竞合的案件开始出现问题。

很明显, 侵权赔偿那边是很容易解决的, 由于车主买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车主和遇难者的家属很快达成协议, 甚至车主还让遇难者家属在达成的书面协议之外另外签了一份给保险公司看的赔偿金额比前一份略微高上一点的协议, 以便车主可以捞点便宜, 补偿一下由于这起事故给自己带来的损失, 所以这边解决是非常顺利的。接着遇难职工家属开始找企业寻求工伤赔偿。但是由于企业并没有按照规定给该职工购买工伤保险, 因此必须完全由企业来承担这一赔偿。在家属向企业递交了要求工伤赔偿的申请之后, 开始了和企业之间漫长的协商。首先, 企业指出虽然没有给该职工购买工伤保险, 但是给他购买了商业人身意外险, 根据这一保险职工家属应该还可以获得10万意外身故保险赔偿。职工家属指出虽然这一保险赔偿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不应当包括在工伤赔偿总额里面, 但考虑到该职工确实没为企业做什么贡献, 而且该保险是企业主动无偿帮其购买, 而且此事也确实是为企业增加了负担, 因此原因接受企业提出的将这10万元冲抵工伤赔偿总额一部分的要求。现在的问题是扣除这10万元意外保险赔偿后剩下的十几万元工伤赔偿怎么处理。

在笔者到企业担任法律顾问之前, 遇难家属即委托张某的哥哥全权处理和企业交涉工伤赔偿之事, 并为达成最终协议和企业协商了多次, 但每次企业都派不同的人接待, 而且最后都被企业以须最后等老总决定, 老总刚好不在为由不了了之。这样就一直拖了半年多, 然后是笔者接手此事。笔者在接手之后问了老总的意见, 老总说你怎么谈合适就怎么谈。于是就打电话给张某的哥哥, 让他找个机会过来谈具体赔偿的协议。张某的哥哥接到电话后有点激动, 说这是企业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给他, 之前他已经对协商基本上不抱希望了, 现在正积极联系律师准备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因此二话没说, 他就请了假, 从几百公里外赶到公司过来协商此事。笔者当时也是志得意满, 以为这样一件小事, 只要老总信得过, 解决它还不是小菜一碟。因此见到张某的哥哥后, 便向他表示真诚的歉意, 指出老板这半年忙着在外面跑市场, 确实没有多少时间在公司, 并没有敷衍他的意思。然后对他们能接受以外伤害保险冲抵工伤赔偿这一条件表示感谢, 接着指出现在协议的焦点其实就在最后剩下的十几万赔偿的余额如何处理的问题。感觉气氛不错之后, 就进一步指出希望他理解企业的难处, 毕竟他们在车祸赔偿那块已经得到了比较满意的赔偿, 企业也只是希望能尽量少一点损失, 当然这是关系到人命的事情, 说这话有点不近人情, 但是还是希望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尽量考虑稍微让步让企业好做, 而且大家都不希望对簿公堂, 因为那样既消耗时间也对双方总体来讲没有任何好处。张某的哥哥基本同意笔者的说法, 也答应做适当让步。然后就是协商具体让步的幅度, 其实就笔者自己的良心, 确实不愿意和人家进行这样的以死人的利益作交易的协商。但是受企业之托, 笔者也只能如此了。最后在笔者一再的坚持之下, 张某的哥哥最后同意由当初要求的15万让到9万, 而且一再强调实在不能再让否则自己无法向其弟弟的家属交待。将心比心, 笔者自己也觉得这个结果已经比较理想了, 因此就去向老总汇报, 以为这个事情就算结了。结果见到老总之后, 其说的一席话顿时让笔者凉了半截。其大意是: (1) 不能这样就结了, 我们要想法设法一次又一次地试探他的底线, 前几次他都没怎么让, 这次一下让到了9万, 说明你这个法律顾问没有白当, 还是很有成绩的, 但是这还不够, 还要继续, 多谈几次, 我们要他做更大的让步。 (2) 从道德上来讲, 企业就应该一分钱不给他, 首先他没给企业作什么贡献不说, 而且他的家属已经从货车车主那边得到了充足的赔偿, 仅仅是由于法律的规定, 才让其家属可以再到公司来多要一笔。 (3) 和他哥哥协商的时候, 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法律, 找出法律对于对方不利的地方充分加以利用。于是笔者据理力争, 指出: (1) 人家让步也是有底线的, 多谈几次就能让他多让步几次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而且, 你也得给个底线, 不然也没法谈。 (2) 法律这样规定的目的是最大限度保护工伤职工的利益, 本来就存在立法政策上的倾斜问题, 而且从道德上讲, 人家已经死了, 多获得一些赔偿也无可厚非。 (3) 能想出来的法律上对他们不利的地方都已经和他哥哥讲了, 实话说, 这些要么很牵强, 要么早已经被很多案例以及相关法律解释所否定, 因此作用并不是很大, 真正能起作用的也就是拖了, 反正法律程序走起来非常冗长, 会给对方增加很大的经济成本和精神压力, 但这样的话企业的声誉就不大好了。老总听了之后, 不以为然:不管你采用什么办法, 反正尽可能让企业少赔钱就行了, 这就是你的职责, 至于你说的底线, 我们的底线就是没有底线, 最好是一分钱不赔, 至于你说的声誉之类的, 那些东西暂时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然后就有事急匆匆地走了。

故事到此就差不多结束了, 根据老总的指示, 笔者对这一工伤赔偿协议的达成已经毫无办法, 只能学着前几位接待张某哥哥的企业人员一样, 推说等老总决定而老总刚好又有事不在。张某哥哥的失望大家可以想见, 但是其还是抱有协商成功的最后的希望, 到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 同时在笔者的建议下到劳动保障部门去进行了工伤认定。但是在他做这些事情同时, 笔者也把这些法律后果都讲给老总听了, 老总依然不以为然。只能继续对张某哥哥敷衍, 就这样过了两个多月, 我也收到学校录取的通知准备辞职了。辞职之前专门给张某哥哥打了个电话, 表达了个人对此事不能得到妥善处理的歉意。张某哥哥说已经决定请律师走法律途径了。之后笔者就离开了企业, 后面也没问这事最后的结果如何, 因为其实争议的标的对企业而言并不是很大, 官司的输赢对企业基本没什么影响。

二、上述案例所反映出来的问题

初看起来, 这一案例的事实很简单, 就是一典型的同时产生工伤赔偿和交通事故侵权赔偿的案件。但是事实上, 这一看似简单的案件在后续的协商过程中却变得如此复杂以致最后双方不得不对簿公堂。为了更好地找出其中的问题所在,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企业和职工家属双方的行为是否理性, 也就是说问题的症结是不是在他们身上。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 为了预防出现工伤意外, 企业虽然没有购买法定的工伤保险, 但是替员工购买了人身意外商业保险, 也并不像有的企业那样矢口否定此案中不存在工伤赔偿的问题, 甚至通过毁灭证据或其它不正当手段来否认职工同企业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遇难者家属要求协商时企业虽然一再拖延, 但并没有将其拒之门外, 而只是希望通过不停的协商来获取最大的利益。在整个过程中, 企业并没有采取明显违规的过分的手段。 (2) 因此我们可以说, 这家民营企业还算是一个正规经营的企业, 而且事实上据笔者了解, 此企业无论在当地政府还是企业员工以及当地民众中口碑都还不错。而职工家属那边就更不用说了, 他们并没有到企业无理取闹, 也没有狮子大开口地漫天要价, 而是实事求是地同企业协商, 也作出了自己的最大让步, 其解决问题的诚意是毫无疑问的。因此,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无论是企业还是遇难者家属在面对此事的时候都是以正常的理性行事的。最后出现的这种工伤赔偿不能通过正常协商得到解决的困局的形成, 不是仅仅以民营企业缺乏所谓的良心或者是对员工和社会的责任感就能解释的问题, 更不用说归咎为职工家属的过分要求了。那么, 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让我们来看一下本案例所具有的一般的此类案件没有的几大特征:

1. 遇难者所在的企业为民营企业。

这个特征很关键, 因为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环境下, 民营企业是一个很重要也很特殊的市场经济参与者, 它们一方面有着比较纯粹的企业利益至上的考虑, 从而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另一方面也由于其利益驱动的单一性或纯粹性, 使这一群体同样容易成为将员工利益和社会利益置于企业利益之下, 对法律和道德的遵守没有责任感, 而只有利益权衡的, 不时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的麻烦制造者。因此, 本案中的企业作为民营企业的一员, 当其通过计算觉得买工伤保险不划算, (3) 而且有关部门监管不严违法成本不高的时候, 断然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而不给员工购买工伤保险, 且在赔偿时又想方设法减少赔偿金额。

2. 遇难职工为外地民工。

在珠三角, 外地民工几乎总是与血汗工厂和不幸联系在一起。虽然说并不是所有的外地民工命运都这么悲惨, 但很不幸的是本案的遇难者刚好也属于其中的一员。当然他还算比较幸运的, 毕竟车祸的车主方那边给予了足额的赔偿。但也正是由于其作为外地民工这一特点, 使其家属维权时不得不面临由于冗长的司法程序可能造成的时间精力的惊人占用带来的成本过高和地方上以经济至上为准则的官僚系统 (包括各种执法司法部门) 偏袒企业的不利局面。 (4)

3. 本案中除了上面说到的侵权责任赔偿和工伤赔偿同时发生之外, 还存在着企业替员工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赔付的问题。

企业既然无偿替员工购买此一险种而又不愿意购买国家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 明显就包含着企业意图以这一保险部分甚至全部取代工伤保险的目的, 而且在本案中也确实起到了部分替代工伤保险的作用。当然其是否合法以及企业是不是在类似事件中都能达到这种替代的目的, 并不是企业想当然就可以的。比如本案中遇难者家属就明确指出这一保险赔偿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不应当包括在工伤赔偿总额里面 (5) , 只是因为其不愿意在这方面过多纠缠, 才接受企业以其抵扣部分工伤赔偿的。但是, 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为什么企业宁可违法也要这么做?

通过对这几大特征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本案所反映的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没有购买工伤保险。假如企业购买了工伤保险的话, 本案中的争议根本就不存在了。企业对工伤赔偿其实有着很客观的认识。其之所以没有购买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 首先是因为当地政府某种程度上的默许, 然后是因为通过比较, 企业觉得购买商业性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在经济上更为可取。因此, 最后的结果是企业购买了商业保险而没有购买法定的工伤险。

2.企业对其和遇难者家属协商要求降低赔偿额度的行为并没有道德上的负罪感。企业认为其最高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谋取经济上的利益, 因此, 在可能的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 其对遇难家属提出的降低赔偿额度的要求是正当的。而这种道德上的正当性就在于遇难者家属所遭遇的不幸实际上在车祸的车主那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赔偿, 现在的工伤赔偿只不过是法律的一种不一定正确地对交通事故中出现的工伤遇难者的政策倾斜而已。如果根据法律的核心价值之一的“平等”来看待这种法律的话, 这种立法无疑是对其他得不到双重赔偿的工伤者或是得不到工伤赔偿的交通事故遇害者是不公平的, 而在企业没有购买工伤保险的情况下, 要企业承担这样的工伤赔偿责任同样是不公平的。 (6) 因此, 正是由于这种心理的作用, 企业在理直气壮地以没达到自己的降低额度为由要求遇难者家属继续让步。

3.职工工伤维权的成本高昂, (7) 而企业在此过程中却几乎没有什么成本。由于遇难者属于外地民工, 其家属生活和工作的地点都不在企业附近。因此, 其每到企业协商一次的成本都及其昂贵, 首先是几百公里的交通费用, 然后是异地食宿的成本, 再加上误工的损失, 假如打官司的话, 还有高昂的律师费用以及官司打不赢存在的风险, 都是企业职工及其家属在维权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 本案中张某的哥哥才在自己一让再让、企业一拖再拖的情况下仍不放弃协商的可能, 只是可惜企业还是不卖他的账, 最后经过马拉松式的大半年的协商和思考, 才终于决定和企业对簿公堂。可是对于企业来说却恰好相反, 它既不用去找遇难者家属, 也不必花很多时间处理这个问题, 遇难者家属到了找个人敷衍下就应付过去了。万一打官司的话, 本地法院肯定是向着它的, 好歹自己还是当地的纳税大户, 再不济打输了也就是将自己应该出的那部分钱出了而已。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协商, 一个拖不起一个巴不得拖下去, 谈判地位强弱一目了然。

三、上述问题反映出的相关部门立法和执法上的价值失衡

总结起来, 上述几个问题可以归纳为:一是经济因素, 也就是工伤保险费率偏高, 甚至高过商业性的人身意外险, 这是由于这样的经济驱动存在, 才导致企业宁可购买商业保险也不购买法定的工伤保险。在这方面, 明显存在着相关部门在制定费率的时候没有认真考虑法律的重要价值“效率”, 而正是在这种不具有经济效率的费率, 导致企业舍弃了法定的工伤保险。 (8) 二是相关法律的立法目的和实际执行的法律之间存在差距, 单独对交通事故中的工伤实行双重赔付是无法按照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中的第一条进行解释的, 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了“平等”这一法律核心价值。三是相关法律没有对弱势群体面临的维权成本有个比较妥善的安排, (9) 致使职工尤其是外地民工对维权望而却步。也就是说, 我们的法律既没有给予法律实施的“效率”以足够重视而使法律程序非常冗长, (10) 也没有为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创造足够的条件。四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至上的观念和考核方式。执法人员应该意识到对弱势群体权利的维护也是国家和政府的核心任务之一。不能因为企业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就默认企业的一些违规行为, 如本案中企业没买工伤保险却没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不仅使企业违规成本极低甚至变得理所当然, 而且会打击员工维权的信心和决心。这涉及到政府如何处理“发展”和“为人民服务”这两大不同的价值之间关系的问题。

四、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

经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 归根结底还是国家的立法和政策方面存在问题。无论是没有征求企业意见和经过认真调查就规定企业应该缴纳的高过同类商业保险的工伤保险费率, 还是立法上对“平等”价值的偏移, 亦或是对弱势群体存在的维权成本的忽视和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过分关注, 国家的立法和政策方面都有值得推敲和改进的地方, 其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各种价值不能得到很好地平衡。因此, 笔者的建议也集中在对国家的立法和政策上作出一定的改进, 以改变这种失衡的现象:

1. 科学制定工伤保险费率。

制定的时候不仅要征求企业的意见, (11) 而且要规定专款专用, 具体操作和运用程序要透明, 账目要清楚。作为强制征缴的保险费, 费率方面高过同类商业保险, 要么说明其成本比商业保险还高, 要么说明相关部门通过这一保险在牟取不应当的垄断利润, 无论哪种原因, 都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也有违法律要注重的“效率”价值。

2. 工伤保险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 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 制定本条例。”

而交通事故工伤的双重赔偿既不符合“平等”原则, 又和此目的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是要保护弱势群体的话, 应该把立法资源用在提高其普遍待遇和补贴上, 而不是对弱势群体中的某些人的特别重视, 这实际上就是对其他弱势群体的歧视和不公。 (12)

3. 对弱势群体维权加大法律援助和法律上适当倾斜, 以切实保证弱势群体维权能真正在法律面前“平等”。

国家现有的法律援助水平远不能满足弱势群体维权的要求。除了增加法律援助的投入外, 可以考虑以法律形式规定对这种维权行为产生的成本纳入企业应赔付总额的计算中。对故意刁难弱势群体维权的性质恶劣的企业, 可以支持职工提出的相应的精神赔偿。

4. 适当精简工伤认定的程序, 放宽劳动仲裁和诉讼受理的条件。 (13)

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解决工伤纠纷的效率, 而且可以切实降低弱势群体的维权成本。

5. 改变目前经济重于一切的政府价值观和相应的政策。

这种价值观的直接后果就是对产生经济效益的企业的纵容和对弱势群体维权的漠视, 甚至认为后者是麻烦制造者, 对国家无用的人。我们要明白无论是国家机构, 还是其致力于促进的经济发展, 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人民服务, 而不是相反, 以人民对国家是否有用, 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和政策的取舍标准。因此, 改变对此类企业的纵容态度, 从保护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出发, 加大对违法企业的监控力度和处罚力度, 加大它们的违法违规成本, 是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办法。 (14)

参考文献

①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5号》通过的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

④⑦关于民工工伤赔偿维权难的问题, 可以参考《民工工伤维权调查:为尽快拿钱近4成愿意“私了”》。http://news.dayoo.com/society/57401/201002/02/57401_100850817.htm以及《外地打工者工伤索赔遇"瓶颈"》。http://news.sina.com.cn/c/2006-03-17/03208459841s.shtml2010年9月24日18:00。

⑥这一问题最新的《工伤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已经考虑到了, 原则上是准备取消对交通事故的工伤认定, 详情请见《工伤保险条例2010有哪些修改?》http://www.xiangrikui.com/gongshangbaoxian/45969_1.html2010年9月24日19:00

⑧参见《广州市阶段性降低医疗工伤保险费率》http://news.sohu.com/20090415/n263395821.shtml2010年9月24日20:00文中称:“从今年 (编者:2009年) 5月1日起至12月31日, 阶段性降低医疗和工伤保险费率。工伤保险方面, 参加工伤保险的各类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从原来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0.5%、1.0%、1.5%统一调整为0.4%。”按照平均1%计算, 一降就是60%, 够惊人了吧, 可见原来的费率确实是太高了。

⑩13 这一问题最新的《工伤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已经考虑到了, 取消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 简化了存在劳动关系争议的工伤认定程序以及其它一些程序上的改进, 详情请见《工伤保险条例2010有哪些修改?》。http://www.xiangrikui.com/gongshangbaoxian/45969_1.html2010年9月24日19:00

参见2004年《工伤保险条例》第八条:“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支定收、收支平衡的原则, 确定费率。国家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确定行业的差别费率, 并根据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等情况在每个行业内确定若干费率档次。行业差别费率及行业内费率档次由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统筹地区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工伤发生率等情况, 适用所属行业内相应的费率档次确定单位缴费费率。”因此, 这一费率的制定程序本身同要缴费的企业没什么关系, 企业本身只有缴费的义务, 顶多作为相关部门的调查对象。

这一问题最新的《工伤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已经考虑到了, 原则上是准备取消对交通事故的工伤认定, 详情请见《工伤保险条例2010有哪些修改?》。http://www.xiangrikui.com/gongshangbaoxian/45969_1.html2010年9月24日19:00

篇4：视为工伤的案例

[关键词]投案自首；立法；分岐

在实务界，投案自首的情形也存在诸多复杂的情形，有的情形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未做规定，并且《意见》中第一条第五项规定，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也应认定为自首。那么在审判实践中遇到投案自首的特殊情形，且该情形与《解释》和《意见》中的规定均不相符合时，如何认定是否为自动投案，我国法律没有进一步规定，也没有原则性指导意见。本文从一则案例出发，分析认定该特殊情形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能否认定为投案自首，并结合案情探讨了“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自首情形”的认定方式。该认定方式注重从被告的主观以及主客观行为相统一的角度来阐述。

一、案情

秦某五年前故意伤害他人致死逃逸，被通缉，后欲悄悄回家看望父母，在车站被民警抓获。侦查讯问过程中，秦某主动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声称自己就是回家自首的，同时拿出了自己向父母写的悔过书，悔过书中谈到了自己看望父母后自首的打算。各方对秦某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产生分歧。

二、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秦某不应构成自首，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主观意图不明显。秦某打算回家看望父母后再投案自首，并非准备投案或在投案途中，究竟是否投案还不明确。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本案中的情形与《解释》和《意见》中规定的所有情形均不相吻合，且秦某的自首尚停留在意识阶段，不符合立法本意，故不构成自首。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构成自首。秦某本欲回家自首，并在悔过书上有所体现，可以视为在自首的途中，《解释》中第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三、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秦某的行为与《解释》、《意见》中规定的所情形均不是十分一致，且秦某并非在直接自首的途中被抓获。但根据《意见》中第一条第五项规定，其他符合立法本意，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的，也应认定为自首，就秦某的行为可否适用该项规定，导致产生分歧。笔者认为秦某的行为符合立法本意，应被认定为自首，关于在《解释》、《意见》规定外的情形是否符合立法本意，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一是着重主观上的考察。主观方面是各种犯罪以及自首、立功情节中重要的构成要件，主观上恶意程度的大小直接决定其人身危害性大小，主观上的意志强弱直接决定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因此，应着重对行为人主观上予以考察。首先，自首意思表示的方式不受限制。如向亲戚朋友表明自首心理，在网络上发帖表明自首意图，经规劝后不反对自首，再如本案中给他人的悔过书及其他书面信件中表达了自首想法等。其次，自首的意图应有所表现、有所证明。只是具有萌芽般的自首意图，或想去自首未下决心，或自首想法仍停留在内心挣扎阶段，或有自首想法但无法证明的，均不可认定为自首。最后，自首应为真实意识表示，即将被抓获时制造自首假象，以求从轻量刑不应认定为自首。对于亲友先行报案，又规劝陪同犯罪嫌疑人自首的，因犯罪嫌疑人没有拘捕和反抗，可以视为自首是其真实意识表示。本案中，秦某具有自首的主觀意识，且有所表现、有所证明，更非临时起意，故应认定为具有自首的主观态度。

二是强调主客观一致。具有自首意图后，应有自动投案的积极作为，即强调犯罪嫌疑人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的一致。首先，着手实施了投案行为。在未被抓获之前，主动投案，即便在投案途中被抓获，即便是准备出门，也应视为投案。其次，投案行为多种多样不拘泥于形式。如购买了返回自首的车票，打电话告知有关机关，通知自己的亲朋好友，让他人知晓自己的隐匿地或行踪并不再逃逸等。最后，自首须成功，即犯罪嫌疑人到案被公安机关掌控。在自首过程中反悔又逃逸，或者到案又逃逸，不应被认定为自首，因其不符合立法本意。

三是产生自首的效果。有了自首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后，还应积极地如实地供述自己的罪行，为国家节省司法资源，减低社会危害性，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否则不应视为自首。

本案中秦某不仅主观上有自首意识，客观行为上返程回家，着实实施了投案行为，到案后积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达到了自首的效果和意义，符合立法本意，应被认定为自首。

篇5：工伤争议案例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应当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因此在董某因工伤死亡后，保安公司应当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对董某的近亲属承担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精神，用人单位对工伤职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侵权人对该职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下，因第三人侵权行为引发的工伤事故，受害职工(包括其亲属)可以享受双重赔偿。

法院认为，受害人得到双份赔偿并不违背社会公平原则，也不违背工伤保险的制度目的。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性质不同，二者不能混用，也不宜相互替代。工伤保险待遇是职工参加工伤保险应得的劳动待遇，不能因用人单位之外的第三人承担了民事侵权赔偿责任而剥夺了职工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

篇6：工伤处理案例)

工人操作中严重失误，机器某个部位是不可以攀岩，脚踩踏的，结果他踩上去，致腿严重受伤，现在还在医院救治。医药费要几十万。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呢？全部单位赔偿吗？

1工伤实行的无过错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单位没有过错也要赔偿员工，你的情况正是这样 2工伤只要工人不是故意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3工伤要么工伤保险赔偿，要么单位赔偿----按工伤处理，有保险的找保险，如果没有投保则由单位承担。

招聘的员工在试用期内因违规操作导致受伤，伤好后辞职，如何处理？ 悬赏分：0 | 解决时间：2010-7-14 00:33 | 提问者：letusjoy

工厂新招聘了一名员工，刚到职三天，因员工个人情绪原因违规操作，导致手指受伤。期间医药费由我公司承担。期 间有一个殖皮，是可以不做的。他在未经公司同意下去做了殖皮手术，然后拿单子来找公司报销。并且要在报销之后辞职，这种情况下，我公司应不应该给他报销？

法律对这种情况会如何处理？请赐教 ~~~

篇7：工伤案例分析

经漳州林森工伤事件，沟通讨论得出工伤事故的处理流程及注意事项。

1、120救人。提醒受伤员工及家属不能使用IC卡（医保卡），必须要求现金付款。要求到工伤指定医院就诊。

2、查受伤员工社医保增员状况，是否增员。

3、报备工伤（按各地政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认定工伤，提交资料（具体细节、政策按各地的要求）

（1）首次工伤，要求提供病历。

（2）事故说明。要求体现：事故发生时间，人物，地点，发生事故的原因等。

（3）受伤人员的考情证明。

（4）劳动合同，派遣（外包）合同。

（5）营业执照

（6）身份证复印件（受伤员工）。

（7）经办人授权书。

（8）若是交通事故，则需要提供责任认定书。

5、医药费垫付问题

（1）员工提出由公司垫付申请。若认定为工伤，则公司帮助垫付，但要求员工也要支付一部分金额，防止后续报销受阻，例如员工不办理医疗终结等；若不认定为工伤，则由员工自己支付。并且，要与员工、主治医师等沟通，要使用工伤医保用药。

（2）员工受到款要写收条。

（3）要由公司领取员工的医疗费报销单。

6、报销医药费

（1）员工康复。（2）员工复查。（3）伤残等级鉴定。（4）员工办理医疗终结。

7、工伤期间的工作发放数额及注意事项。

（1）工伤医疗期中，员工的工资为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100%，并且在医疗终结前，我们都要发放工伤工资。

篇8：视为工伤的案例

2005年6月, 王某与乙方签订劳动合同, 并被派遣到甲方从事装卸作业工作, 乙方一直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给王某缴纳工伤保险。2009年9月12日, 王某在钢材船上卸钢材作业时不慎受伤, 经医院治疗诊断结论为左腿粉碎性骨折。该起事故性质经劳动部门认定为工伤, 王某的伤情构成七级伤残。后王某就工伤待遇问题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仲裁委裁决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王某工伤待遇35万元, 裁决甲方在乙方支付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甲方对此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

审理意见出现分歧

审理中, 就本案如何处理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甲方与乙方签订的是装卸作业承发包合同, 乙方承包甲方的部分装卸业务, 乙方是独立的企业法人, 而且其经营范围也具有装卸服务资质。因此甲乙双方应属装卸作业承揽法律关系。王某与乙方签订了劳动合同, 属于乙方单位的职工, 所以王某的工伤待遇应该由乙方承担。

第二种意见认为, 甲方与乙方属于劳务派遣关系, 装卸业务是甲方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 乙方长期稳定地向其提供劳务人员, 甲方每月支付装卸劳务公司月劳务费的总收入的10%管理费。甲方是实际用人单位, 而乙方是劳务派遣单位。因此乙方与甲方之间系劳务派遣关系, 所以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甲方应在乙方支付工伤待遇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甲乙双方之间到底是外包承揽关系还是劳务派遣关系。因为不同的法律关系, 承担责任的法律主体及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就本案来说, 如果甲乙之间是外包承揽法律关系, 王某是乙方单位的员工, 乙方应对王某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甲乙之间是劳务派遣法律关系, 甲方是用人的主体, 王某作为被派遣劳动者在工作中致伤, 甲方应对王某的工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据统计, 一般交通企业的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达到本企业职工人数的30-50%, 有的甚至达到了1:1的用工比例

二者特征与区别

如要弄清甲乙双方之间到底属于哪一种法律关系,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劳务派遣与外包承揽不同的法律特征及其区别所在。

所谓劳务派遣, 又称劳动力派遣, 劳务派遣单位根据用工单位委托招聘员工, 并与之签订劳动合同, 将劳动者派遣到用工单位工作, 劳动者向用工单位提供劳务并接受用工单位指挥、监督。劳动者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险费等由用工单位提供给派遣机构, 再由派遣机构支付给劳动者, 并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等项事务。

所谓外包承揽, 是指企业将其内部的部分业务或职能工作内容发包给其它具有从事该项业务承揽资质的单位, 由其自行组织安排人员以自己的设备和技术, 按照企业的要求完成相应的业务或工作。承揽单位是实际用人单位, 直接负责劳务人员的各项管理, 并承担用人单位所应承担的一切风险。

劳务派遣和外包承揽的主要区别体现在:

第一, 劳务派遣仅仅是《劳动合同法》明确的一种用工形式, 适用于《劳动合同法》, 外包承揽则适用于《合同法》, 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第二, 劳动者管理的责任主体不同, 这是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发包企业对劳务承包单位的员工不进行直接管理, 其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时间安排由劳务承包单位自己安排确定;劳务派遣单位的员工必须按照用工单位确定的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时间安排进行劳动。

第三, 外包承揽一般按照事先确定的劳务单价根据劳务承包单位完成的工作量结算;其合同标注的一般是“事”。劳务派遣一般是按照派遣的时间和费用标准, 根据约定派遣的人数结算费用。其合同标注的一般是“人”。

第四, 劳务派遣主要收取管理费用, 一般占劳务费用的10%—20%, 外包承揽只是收取承包费用。劳务派遣是以提供劳动力为手段赚取管理费用为目标, 具有低风险、低利润、高稳定性。承揽是以专业化管理为手段, 通过规模效应, 实现低成本目标, 具有高风险、高利润、低稳定性。

第五, 劳务派遣单位机构简单, 管理人员较少, 而外包承揽单位机构相当健全, 配置必备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结合案例分析

通过以上对劳务派遣和外包承揽两种法律关系法律特征的对比分析, 下面再结合本案案情, 对甲方、乙方及王某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分析如下:

第一, 在本案中, 乙方与甲方签订的装卸业务承发包合同, 乙方承揽甲方部分装卸业务。但是事实上乙方并没有健全的管理机构及与港口装卸作业相适应的专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 也不具备承揽港口装卸业务所需要的设施条件, 而且在实际的合同履行中, 乙方也根本没有实施承揽甲方装卸作业的任何法律行为。

第二, 在本案中, 乙方与王某之间签订了劳动合同, 建立了合法的劳动合同关系。乙方与王某签订劳动合同后, 乙方将其指派到甲方单位从事装卸生产, 并由甲方承担用工单位对劳动者应承担的义务, 这完全符合劳务派遣企业“招人不用人”的用工特点。

第三, 本案中王某被指派到甲方单位后, 是按照甲方确定的工作组织形式 (装卸队) 和工作时间 (三班倒) 为甲方进行劳动的, 其工作行为是受甲方的各生产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而乙方既不亲自组织安排生产, 也不负责整个装卸作业过程的管理。因此在本案中, 甲方是真正的用人主体和管理的主体。

第四, 从甲乙双方签订的承发包合同内容上分析, 乙方只是受甲方的委托和要求, 招聘一定数量的装卸作业人员, 委派到甲方由其组织管理从事港口装卸作业。乙方的盈利方式是根据甲方支付的劳务作业费, 按比例收取管理费。因此这也完全符合劳务派遣是以提供劳动力为手段, 以赚取管理费用为目标, 具有低风险、低利润、高稳定性的基本特征。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本案中乙方是劳务派遣单位, 王某是被派遣劳动者。甲方作为生产单位接受并使用劳务派遣单位提供的劳动力, 是实际上的用人单位。因此, 甲方、乙方及王某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完全符合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的特征, 应认定劳务派遣关系。

根据《劳动合同法》92条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给被派遣劳动者劳动权益受到损害的, 由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只要劳动者的权益在被派遣的工作岗位上受到损害, 劳动力派遣单位和实际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 劳务派遣单位和接受单位再根据劳务派遣协议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承担各种的责任。在连带赔偿责任下, 被派遣劳动者既可以请求共同赔偿其遭受的损失, 也可请求其中任何一个赔偿主体赔偿自己的全部损失。

因此在本案中, 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乙方支付王某工伤待遇, 甲方在乙方支付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不仅具备甲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事实依据, 而且完全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

需要指出的是, 按照《劳动合同法》第66条规定: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但是目前许多交通企业大量使用劳务派遣人员数量一直在呈上升趋势, 据统计一般交通企业的劳务派遣用工比例达到本企业职工人数的30—50%, 有的交通企业甚至达到了1:1的用工比例, 而且这些劳务派遣工被广泛安排使用在如装卸、机械、司机等主要工作岗位上。这些工作不仅不是该企业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的工作, 反而都是企业生产中非常重要工作。在这些工作岗位上长期固定地使用劳务派遣用工, 这是与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务派遣的使用要求严重不相符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滥用劳务派遣的违法用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