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区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研究

丘区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研究（精选6篇）

篇1：丘区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研究

丘区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研究

（开题报告）

一、选题依据（包括选题的目的、意义、文献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附主要参考文献，可加页）

（一）研究背景

1．本课题源于大化镇在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思考与实践。（1）大化镇具有中国丘陵山区农业乡镇的典型代表性。

四川省仁寿县大化镇位于县城偏北方向6公里区域，幅员面积68.8平方公里，辖13个行政村、1个社区共94个村（居）民小组，总人口3.68万人，耕地面积2.5万亩。1996年1月实现了撤乡建镇，同年10月被列为四川省第四批小城镇建设试点镇。1999年7月被眉山地区命名为“小康镇”。2005年5月，原松林乡、府君乡整体并入。

大化镇的区位特点。大化镇处于仁寿北部经济板块、眉山东南商圈和成都南延经济圈辐射区的重要位臵。[1]具有城郊经济区特点。大化为仁寿北上成都第一镇，南距县城文林镇6公里，西与黑龙滩景区、北与中国枇杷之乡核心产区文宫镇等为邻。西距眉山40公里，北距成都30分钟车程（特别是成黑快速通道通车后）。[2]具有国道经济区特点。国道213线大动脉由北往南纵贯全境，途经7个村（社区），长达5公里。近守中等城市仁寿县城、特大城市成都。放眼2800公里国道线，北向远交川北、甘陕，南下直抵云南、东南亚。

大化镇的基础条件。经过长期不懈努力，特别是近几年紧紧围绕“工农并举、培育商旅、融入城市、一体发展”的工作思路加快发展，全镇基础设施面貌得到较大改善。[1]交通方面。镇域内形成了以213线为主轴、纵横沟通的公路交通网络体系。各村组公路交通网络基本形成，村通水泥路达到100%。[2]水利方面。大部处于黑龙滩灌区，东风总干渠等灌溉渠系贯通，杨家河等小河流蜿蜒流经中南部，除个别海拔600米以上丘陵山村外，灌溉条件和村民饮用水问题基本解决。[3]通讯方面。除个别山区村外，有线电视网络实现村村通，入户率已达98.1%。通信网络实现全域覆盖，手机座机7000余部，常住人口基本实现一户一机。互联网宽带实现村村通，居民户登记上网率已达12%。[4]能源方面。电力实现户户通，场镇和各村农电线路二期改造均已完成，居民、农业、工业、商业用电充足。沼气正在成为农村第二能源，已建成并正常使用的沼气池1990口，占适宜农户比重21%。[5]场镇和民居建设方面。利用省级小城镇建设试点镇项目加快大化场镇建设，特别是近几年加速推进城镇化，城镇建成区已由2005年的0.6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1.5平方公里，城镇功能较大提升，商贸较为活跃。硬化场镇街道3条约1.8公里。以新农村建设为抓手，推进中心村镇建设，劳动、正义、红塔等3个省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村庄建设顺利推进，明朗（松林场）、曹河（府君场）等村场镇改造即将启动。结合灾后重建推进新民居建设，已累计改造农房1210户。[6]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教育、卫生、文化设施基本满足需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普遍参保，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即将实施，社会救济扶助体系建立。村村建有村务办公和村民活动阵地，村庄环境卫生管理良好，农村消费购物网点普遍便民。[7]生态环境方面。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山上栽竹、山下养鱼”举措的实施，不断改善镇域生态环境，全镇绿化覆盖率达到56.3%，工业污染和农村面源污染控制较好。工业原料林（麻竹、柏杨）、经济果林、公益绿化林以及正在悄然兴起的花卉园林业，使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并举的趋势在大化镇表现得越来越明显。[8]人文资源方面。大化场原名“大花市”。历史上作为乡镇的建制时间无从考证，但已知的文化积淀还是比较厚重。红色据点——她是中共彭（山）仁（寿）华（阳）特区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活动据点，是当年成都以南地区地下党组织最早、最重要、持续时间较长的据点之一；领袖题词——1958年3月，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确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成都会议”）期间，特意为大化公社前进大队（今大化镇前进村）题词——“前进，前进，再前进！”；名人故里——这里是中国著名山水画家冯建吴和长安画派创始人石鲁兄弟的故乡；文物众多——根据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境内共有文物古迹20余处，其中已有12处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化镇的产业发展。大化镇以浅丘地貌为主，在产业发展上最显著的还是丘陵农业经济区特点。[1]工业方面。2005年以来，大化强力实施“工业强镇、招商强镇”战略，以饲料、食品、塑料为主导产业的工业集中区粗具规模，成为仁寿县和眉山市的工业重点乡镇，跻身工业经济全市三十强、全县十强。[2]农业方面。以枇杷、麻竹、生猪、肉兔、山羊等为优势农产品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取得历史性突破，成为成都和仁寿等大中城市农产品市场重要供给基地。到2009年春已建立起6个集中成片的农产品基地：以正义、黎明、明朗、下坝、华兴等12村为中心的枇杷产业基地，全镇枇杷种植面积已达1万亩，年产枇杷1000万公斤；以曹河、青杠等村为中心的花椒发展示范基地，全镇花椒种植面积已达5000亩；以红塔、正义等村为中心的麻竹发展示范基地，全镇麻竹种植面积已达8000亩；以龙门、华兴等村（社区）为中心的生猪养殖示范基地，全镇规模化养殖专业户已达1200余户，年出栏生猪7万头；以红塔、劳动等村为中心的稻田养鱼示范基地，全镇养鱼水面已达4000亩，年产值3000万元；以英雄等村为中心的山羊养殖示范基地，全镇规模化养殖户150户，年出栏山羊7万只。[3]商业方面。大化场镇拥有商铺1000余家，主要以经营日用百货、家电、农资。遍布农村的农家超市、农资店、收购点、小卖部也接近1000家。以粮食销售、水果贩运为主营业务的农产品经纪大户有200余户。建成占地面积42亩，全钢架、高标准、多功能的交易区面积10000平方米，总营业面积达20000平方米的综合农贸市场，并辐射带动周边3万平方米商住楼开发。

（2）大化镇提出并实践以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为载体，以新型城镇化为路径，试图让丘陵山区人民群众尽可能早、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享有与城市一样的公共资源、公共服务、生活便利和发展机会。大化镇机遇与挑战并存。

大化正处于又好又快发展的机遇期和关键期。[1]在国家政策走向中捕捉发展机遇。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战略深入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发展的政策取向对于类似大化这样的乡镇来说，具有太多的机会。最重要的就是：一全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掀起特色效益农业基地建设高潮，发展现代农业。二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与营销业，实现一、二、三产联动。三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新农村建设为统揽，探索以小城镇辐射中心村镇和社区型农庄的新型农村城镇化道路。把大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把大化的发展思路统一到国家大政策上来，发展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发展生机就会越来越旺盛。[2]在区域大格局变化中捕捉发展机遇。四川建设贯通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西部综合交通枢纽，眉山市实施“44521”综合交通枢纽计划，仁寿县着力打造成都以南重要交通节点，即将动工兴建的成（都）赤（水）高速在大化镇首尾附近规划设有两个进出口……这一切新变局，把包括大化在内的整个仁寿地区的区位条件带上一个新的台阶，区域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给这一区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新优势。而且，对于大化来说，跳出镇域圈子来谋发展，比如放眼2800公里213国道线，北向远交川北、甘肃，南下直抵云南、东南亚，发展空间豁然开朗。[3]在南接仁寿县城中捕捉发展机遇。仁寿县作为四川省首批扩权强县试点县，发展态势日益强劲，即将融入成都半小时经济圈。县委、县政府将城市定位为“生态商贸城”，2015年发展目标锁定为35万人口、35平方公里的现代化中等城市。同时，实施“以心带星”战略，以县城为中心，带动周边卫星场镇建设。35平方公里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北到大化镇、南到满井镇、西到黑龙滩镇、东到宝马乡，与“成都向南”发展相对接，仁寿城区向北靠拢，积极融入成都；同时，向西挺进，向黑龙滩发展，争取让黑龙滩成为仁寿城区的一部分。打造交通节点，提升区位优势，发展通道经济，在产业发展上仁寿县正在加快工业发展、打造农业大样板、发展休闲旅游度假基地、建设生态商贸现代休闲新城，打造建材、食品、家私、纺织、医药化工、机械制造、能源、电子信息等八大工业支柱。作为县城近郊的大化，在承担这个现代化中等城市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部分分工上，显然比其他乡镇更具独特的优势。[4]在北进成都中捕捉发展机遇。成都经济区、成渝经济区规划的实施，成都市急速扩张，将产生巨大牵引力、辐射力和吸纳力，在交通、通讯、产业、土地、人力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大化，融入成都将有很大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5] 在实现富民强镇突破跨越、不断引导满足和实现群众发展需要中捕捉发展机遇。

大化所面临的明显劣势主要有：[1]过渡带效应相当明显。上有基础条件较好、对接成都更便捷、政策支持强劲的文宫镇和视高镇，下有繁荣强盛的县城文林镇，长期以来把大化臵于了一个“过路镇”的尴尬境地。长此以往，本身具有的国道效应、城郊效应等比较优势，正在被过渡带效应逐渐抵消。[2]产业发展缺乏比较优势。尽管经过多年发展，建立起了若干工、农、商产业项目，但是规模太小，成片集中度不高，散、乱、杂倾向严重。缺乏拳头产品，同质化竞争威胁大，产品意识、市场意识不强，发展方式总体尚属粗放型。产、加、销一体化链条脆弱，一、二、三产业联动差，经济效益和市场影响力总体较弱。对与成都市场、仁寿县城关联度高、自身适合的产业，存在认识不足，对新业态培育不够，新经济组织太少，市场反应能力总体不活跃。缺乏产业支撑的城镇，显然缺乏吸引力和竞争力。这正是造成过渡带效应的根源。[3]城镇化基础相当薄弱。由于历史因素，大化镇在213线开通的那些年错失了发展良机。作为形成节点效应平台的大化场镇，规模太小，功能缺乏，基础落后，没有特色，难以留住人气商机。城镇化乃大势所趋。面对经济基础薄弱、普遍散居、“空巢户”多的严峻现实，如何找到一条适合大化的城镇化道路，尚需艰苦探索。[4]发展资金瓶颈制约明显。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农民难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自身投入发展的承受能力减弱，导致群众主体性较差、主体作用发挥较弱。在调研过程中，干部群众对此深有认同。结果将会陷入“越穷越难发展，越不发展越穷”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尽管通过近几年努力发展，但大化的显赫度、影响力尚未上升为比较优势，一方面在整个大的区域当中获得上级的政策关注与财力扶持的力度还不够，另一方面招商引资难以获得突破，因此借助外部力量发展的能力相应减弱。因此，在发展资金上的内外制约使大化快速发展的难度增大。[5]人才技术瓶颈制约明显。调查显示，全镇农户总数8737户，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为12.26%，85%的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务工，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比重只有18.3%。这样的人力资源结构，使得镇域产业大发展和农村建设显得力不从心。政府在稳定劳务经济适度规模、稳定农民现实收入渠道与引导农民返乡创业发展之间，面临两难选择。在农业科技推广与应用上，现实体制造成产业教育培训机制不健全，特别是无阵地、无稳定有效渠道，农户在自由式、自发式、散打式的培训中很难真正掌握和运用新技术、新品种、新工艺和新机具，发展现代农业在科技支撑上显得乏力。

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着力规避几个主要风险：[1]来自北面的威胁。视高镇、文宫镇对大化产业发展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屏蔽效应”。承接产业转移、融入成都市场“力臂过长”。[2]来自西面的威胁。黑龙滩景区对大化乡村旅游“屏蔽效应”。[3]来自南面的威胁。县城商贸服务业不饱和、不溢出状态，构成对大化商务副中心的“滞变效应”。[4]来自产业市场的威胁。特色效益农业发展缓慢，农产品加工业滞后，商贸服务业缺乏竞争力，产业支撑继续处于乏力状态。[5]来自资源要素的威胁。土地、投资、人才等瓶颈无法突破。

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镇党委政府对大化镇的发展方位和思路提出了如下判断：[1]对未来充满信心，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具有良好基础条件。改革开放30年来，大化镇经历了伟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2007年实施“工农并举、培育商旅、融入城市、一体发展”工作思路以来，全镇上下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创新举措，坚持产业富民、改善民生，农业投入大幅增加，一村一品取得突破进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基础设施较大改善，农村社会事业和谐发展，为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总体来讲，大化镇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刻，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一体发展的重要时期。[2]北接成都南融仁寿，大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大化镇丘陵农业经济、城郊经济、国道经济三大特征显著，镇域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体系具有独立性并且日趋完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具有比较优势。整个区域大格局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大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要依托213国道南接仁寿县城，成为承接城市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部分分工的县城副中心，从地缘经济上主动融入仁寿县城。要依托213国道北进成都，重点是从市场和观念上融入，成为成都优质农产品和商旅服务重要配送基地。[3]崛起龙头在城镇，必须强力开辟农村新型城镇化道路。摒弃对城市化、城镇化的教条式理解，提高城市化率、城镇化率“并非要让广大农民离乡离土进城”。树立新的农村城镇化观念，在大化尝试构建以小城镇为中心、若干中心村镇为依托、一批社区型居民点为基础的农村新型城镇化体系，并以此推进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社会管理等一系列建设。要积极按照辅城的功能定位，重点从早抓好大化小城镇与县城的空间规划对接、产业体系对接、基础设施对接、社会管理对接，提升城镇功能和品位，早日成为成熟的城市功能区，为全面融入县城创造条件。[4]巩固提升基础产业，全力发展特色效益农业。针对丘陵农业乡镇特点和市场环境，着力发展服务仁寿、成都等大中城市市场，以生态、优质、高效、特色农产品为中心，以特色效益农业基地为载体，以产业化经营为手段的现代农业。同时，确立“经营丘陵”理念，构建生态和发展产业相结合，发展速生丰产商品林、水果和花卉园艺产业，将低效丘山转化为助农增收的新的增长点。[5]培育新的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城郊国道商贸服务产业。要发挥区位、交通优势，遵循城郊经济、通道经济发展规律，以承接仁寿县城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部分分工为核心，以建成县城商务副中心为目标，以小城镇规划建设为抓手，全力培育农产品加工贸易与仓储物流业、以房地产为支撑的企业后场商务服务业、乡村休闲旅游业。

大化在2007年锁定了自己的历史方位——“工农并举，培育商旅，融入城市，一体发展”，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集聚战略、特色效益农业战略、商贸服务产业提升战略、民生事业统筹发展战略，潜心打造“仁寿生态辅城〃国道农商重镇”。

（3）大化镇新型城镇化探索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实践的基本做法

2007年，大化启动实施“1161”新型城镇化战略，尝试构建以小城镇为中心、若干中心村镇为依托、一批社区型居民点为基础的农村新型城镇化体系，并以此推进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社会管理等一系列建设。规划打造以1条线（国道213“十里新村走廊”）为主轴、1座小城（大化场镇）为中心、6个中心村镇为依托、100个社区型农庄为基础，三圈层扇形辐射的大化镇新型城镇化体系和新农村综合体。期望通过几年努力，全镇“综合城镇化率”（进入小城镇、中心村镇和社区型农庄居住人口占全镇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0%以上。

大化镇的“1161”新型城镇化模式首先以新型城镇化理念为支撑，创造性地提出了“综合城镇化率”的概念，着眼全镇范围布局，构建以1条线（国道213线十里新村走廊）为主轴、1座商务风情小镇（大化小城镇）为中心、6个中心村镇为依托、100个社区型农庄为基础，三个圈层扇形开放辐射的镇域新型城镇化体系，整个大化镇成为一个由三大圈层构成的新农村综合体。到2012年全镇综合城镇化率（进入小城镇、中心村镇、社区型农庄居住人口比重）达到50%以上。

小城镇是整个城镇化的核心圈层。大化小城镇定位为以县城商务副中心为特征的辅城、镇域经济社会发展龙头，是全镇城镇化集居中心、商贸服务基地、农产品加工集散基地、都市短假休憩乡村旅游基地的核心承载区，是南进（县城）北融（成都）、打造国道节点重镇核心平台，扇形辐射大化全域。按照辅城功能标准打造大化小城镇，是整个城镇化战略的龙头工程，是镇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基础性的“一号工程”，也是镇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施成败的关键。

中心村镇是整个城镇化的第二圈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级。功能定位为片区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集居中心，辅城大化的卫星小集镇，“两城”生态菜篮子配送基地（特色效益农业基地）、都市短假休憩乡村旅游基地核心承载区。综合考虑行政村规模、地理位臵、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和地方特色等因素，在全镇选择布局六个基础条件较好的场镇或村民集居规模较大的自然村落，按照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标准、参照省级新农村建设重点推进村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建设成为片区中心村镇。每个中心村镇近期规划面积因地制宜，人口规模1500人（50户）以上。街道、供排水、电力、通讯、沼气、绿化、路灯、商铺、医卫、幼教、环卫、公交、文体、村容村貌等一般小集镇应具备的功能，都应当统一规划，缺啥补啥，逐步到位。也就是说，要让分流到这个村镇上的人们，享受到一般小城镇的人居环境和基本公共服务。目前正在推进的“1+6” 村级公共服务活动中心建设将是促进中心村镇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的重大举措。依托村级组织(村两委)活动场所，配套建立便民服务、农民培训、文化体育、卫生计生、综治调解、农家购物等六大中心。这个中心不仅是村两委开展工作的阵地，也是广大农民群众活动的场所、公共服务延伸到村的平台。

社区型农庄为镇域农村新型城镇化第三圈层。其定位为新农村小型村民集居社区示范点。对大多数无法进入大化小城镇和中心村镇的散居农户来说，综合考虑农户经济基础、耕作半径、居住习惯、原住情结、人口分布密度等综合因素，为他们“就地设城”，现实地有效地快速地让广大农户享受到城乡统筹一体发展的成果。原则上在镇域范围内布局100个。一个小型村民小组一般规划1个社区型农庄，大型村民小组可规划2个社区型农庄。依托当地集居规模较大的基础条件较好的自然村，规划为规模不大的社区型农庄。特别要注意避开地质灾害易发区，靠近现有村道和水利设施定址。一要突出基础引导。体现社区型特征，除了集居之外，要有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当然建设档次、配给速度比中心村镇要低些，但水、电、路等基本设施和服务要跟上，特别是参照社区模式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二要突出规划引导。在农村住宅建设审批环节设立调控措施和奖补措施，引导新建房户特别是“两高户”（居住地点较高、解决基础设施成本较高）到规划村庄建房集居，原来的宅基地实行“退房还耕”、“退房还林”、“退房还果”。要打破村组界限，引导村民就近入庄。三要突出示范引导。采取规划引导、基本基础设施铺底、奖补扶助启动等措施的同时，关键好要激发受益群众自筹自建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开明农户移房集居的示范带头作用，逐步实现“集户成庄”的目标。整合涉农项目资金，优先帮助“两高户”和居住分散的危房户、特困户搬迁到农庄建房居住。

沉寂多年的大化镇，由此进入突破性发展快车道。

——强力推进大化小城镇向县城辅城转型，搭建镇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平台，带动中心村镇和社区型农庄建设，引领广大农民现实地快速地进入“准城镇化”时代。不断完善场镇基础设施和城镇管理。投资200余万元，硬化场镇街道3条、总长1.8公里。投资200余万元，实施213沿线2.4公里路段绿化、亮化、美化。投资1700余万元，改造场镇旧房127户。今年5月17日，总投资3500万元、占地面积42亩、交易区营业面积10000平方米的全钢架、高标准、多功能综合市场建成投入运营，彻底改变了多年来大化镇以街为市、以路为市的困局。目前，一项总投资6000余万元的新村镇建设工程2010年10月在该镇水利村拉开帷幕。预计2011年7月该村256户村民将整体搬迁到这个中心村镇上生活。这项工程运用“土地增减双挂钩”项目政策撬动，“新节省出来的土地再用于拍卖或者城镇建设，所得收益又用于水利村的建设。”当地负责人称，“整个村庄规划还从农村实际出发，合理安排住宅、道路、供水、排水、供电、垃圾收集、畜禽养殖场所等农村生产、生活服务设施。老百姓一个平方米仅花三四百元就可以住上一幢川西民居风格的两层小楼，用的是天然气，出门幼儿园、医疗站、活动室、农家超市、文化广场一应俱全。”

——全面掀起都市型特色效益农业提质扩面高潮。该镇从经营丘陵、市场需求和产业基础出发，实施特色效益农业扩面提质的战略，推进佐料蔬菜、草饲畜禽、竹木原料林、新奇小水果等“一镇四品”的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生产经营，努力建设仁寿县城和成都市生态菜篮子配送基地、特色效益农业产业化示范区。

——实施加速培育现代商贸服务产业的战略。以大化小城镇为平台，依托特色民营经济创业园区，加紧打造商贸服务基地、农产品加工集散基地、都市短假休憩乡村旅游基地，努力建设仁寿县城商务副中心，夯实城镇化产业支撑，增加农民收入。

短短几年间，全镇主导产业、基础设施、村落民居、社会公共事业、乡村管理等全面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树起了大化崛起的新信心，凝聚起了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整体合力。大化镇多次成为全市性会议现场参观交流的热点乡镇之一，先后获得市委市政府颁发的“新农村示范村建设二等奖”、“农村工作综合先进集体”等称号。

2．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和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一系列举措出台，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政策支撑并使研究更具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近几年以来，大化镇先后被列为四川省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多个村被列为市、县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建设，2009年12月该镇10个村被纳入四川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片仁寿枇杷园新农村建设示范片范围。

这期间，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推进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和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重大举措。

2009年9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为支撑推进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根据“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要求，按照推进产业化、建设新农村、全面达小康的工作思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基本方略，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现代农业发展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全面小康为核心，《意见》要求，按照成片整体推进、激发乡镇活力、多元化投入、分类指导原则，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为支撑，连村成片推进示范片建设，整体推进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农房建设和环境整治，着力建设民富村美、文明和谐的新农村示范片。在示范片内集中成片发展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健全公共服务、美化人居环境、建设新型民居村落，实现发展新产业、建设新民居、塑造新风貌、创建新机制、培育新农民、建好村班子的“五新一好”目标，使示范片成为现代农业的集聚区、农业产业化的增长点、新农村建设的新亮点。

2010年省委1号文件再次提出“进一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推动农业农村发展上新台阶”。要求按照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的基本思路，把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作为核心目标，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根本要求，把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重大任务，着力抓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新农村建设连片推进、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建设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推动农业农村发展上新台阶。强调扎实抓好新农村连片建设，要坚持“三打破三提高”的原则，科学布局村庄，突出村落特色，优化民居设计，显现新农村风貌。新建和重建农房要严格按规划设计建设，现有农房的风貌整治按设计要求实施。结合土地整理加快农房建设和改造，确保民居建设覆盖到示范片内所有农户。配套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公共服务。强调协同推进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把新农村建设同城镇化结合起来，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突出发展中小企业，促进特色产业、优势项目向县城和重点乡镇集聚，吸纳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就业和居住。继续以丘陵大县为重点，支持引导县（市、区）发展壮大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县域工业，开发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拓宽农民就业增收途径。继续搞好扩权强县试点工作，培育经济强县。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深入搞好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点，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机制。

2010年上半年，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刘奇葆同志要求进行深入探讨和实践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新农村综合体是在总结我省新农村建设特别是灾后重建新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其基本内涵是：在主导产业连片发展作为支撑的基础上，建立能够体现综合功能和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农村新型社区。

大化镇正在探索的“1161”新型城镇化模式与此呈现惊人地“暗合”。广大丘陵地区，由于受地形地貌的制约，建成的新村规模都较小，新村辐射的人口不多，配套设施不好安排。样样配套，配套多了，形成浪费和闲臵；少配套，配套不全，又不方便农民生产和生活。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提出，对我们正在推进的新农村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什么是新农村综合体？就是一个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提供一个融居住和生产服务为一体的环境优美、服务周到的场所。一是从作用上看，居住的人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服务的对象是农民、农业生产。二是从地理上看，包围着小城镇，是小城镇的延伸；又被新村包围，称得上是村中村。三是从功能上看，一方面为农民生活提供优美的居住环境，包括水电气路、通讯网络、污水垃圾处理、绿化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和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社会事业，另一方面为周边新村为农业生产提供周到的服务，包括农民日常的生活物资、农资、农技和信息服务等。四是从地位上看，介于小城镇和传统意义的新村集居点之间，形成小城镇——中心村镇——社区型农庄的全域“准城镇化”格局。

（二）研究意义

1．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科学发展需要不断创新，新的形势、新的要求、新的认识、新的实践需要新的理论支撑和指导，特别是回归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矫正实践中的偏差，系统研究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规律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历史过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概念，1991年著名学者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最早提出。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中首次正式采用“城镇化”概念。其核心点表现在四个方面：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是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过程，是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化的过程，是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和传播过程。

当代丘区农村城镇化模式普遍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城镇化原始积累主要来自于农业。空间表现上城村结合，逐渐以镇为主。在推进时序上要分清主次，以渐进为主。[2]城镇化偏重于发展第三产业、巩固提升第一产业，而非发展第二产业（工业化）。农民就业亦工亦农，逐渐以非农为主。[3]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二元结构。要按照统筹城乡一体发展要求，通过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利益分配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别。[4]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是推力而非拉力。需要长期依靠“两城”主力带动，依靠政府优惠政策刺激和保障，借助外力加快发展。[5]城镇化过程中中低收入人群比重很大，需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藏富于民。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情风貌亦城亦乡、亦新亦旧，逐渐以城为主、以新为主。

城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经过程，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推进城镇化和城镇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以大化镇为例来说，城镇化已经上升为创造区位新优势的龙头战略。[1]城镇化是区域统筹城乡一体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对集居社会文明的心理归属与认同感，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和社会交流的较高满意度，生活成本降低与生活便利程度，较易实现就业和增加收入，所有这些，使得过上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成为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梦想。通俗地说，农村城镇化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更多地把散居山野的农民集聚到城镇来生活和工作，尽可能早的、尽可能快的、尽可能多的改革发展的成果。那么，实际一点讲，初级阶段的城镇化没有必要贪大求全、拔高标准，应通过多种形式的集居化方式，先让农民集居起来并提供必要的城镇化条件。特别在目前快速推进新农村村庄建设过程中，及早规划建设“准城镇”村庄，有利于水、电、路、房和乡村公共服务建设的集约化投入，有利于避免低效投入、重复建设和土地浪费，有利于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办大事，有利于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和产业成片集中发展。[2]城镇化是区域消除过渡带和两极屏蔽效应影响的根本出路。城镇同时是一个关键的“生产工具”，因为它是集聚人气商机、市场交易、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核心平台。小城镇硬起来，大化便可以把通往成都的那些重镇撇开不看，直接融入成都寻找需要和市场。要发展首先要招商引资，但大化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华阳、视高甚至文宫。那么只有立足自身实际来培养新优势，切入这种优势的主导产业只能是三产，而三产的主导产品——从大化的实际来看一个是商务服务业，另一个就是乡村旅游服务业，搞这样的“轻型经济”。围绕“商务副中心”概念，可以培育的产业优势行业就多了，特别是房地产新生带、特色效益农业生产基地、农产品专业批发与配送市场、农产品加工业园区、乡村旅游业将可以应运而生。[3]城镇化是大化镇抢抓机遇、营造竞争新优势、实现突破性发展全局性、基础性战略任务。可以说，城镇活，大化则活。大化的突破性发展离不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成为中等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化的跨越式发展赢得了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和发展空间。同时，促使大化加快镇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重点从早抓好大化小城镇与县城的空间规划对接、产业体系对接、基础设施对接、社会管理对接，特别是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加快城镇建设，迅速提升分担与承接主城区以至成都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分工、分流、转移重任的能力，为全面融入县城创造条件。通过城镇化，提升大化作为213线上一个不容忽略的城镇的“节点效应”。同时，大化目前从整体上来看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要带动大面积的农村发展，离不开城镇的拉动和辐射。要给那些不需要在城市里做的、或在城里做成本太高的、或在大化做更好的人和事（即市场需要），创设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大化。仁寿县城的发展势头迅猛，它迟早要朝北延展，人口居住、商业市场、商务服务迟早要向外“溢出”，地价、环境、服务都比较适中的大化就会成为居民和企业的首选，这就是大化的机会。因此，城镇化战略实施过程中特别要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大化小城镇，布局、培育物流配送、仓储运输、餐饮住宿、商业居住、教育服务、农产品加工、休闲娱乐、企业后场服务等项目。放大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把自己定位在仁寿县城商务副中心的位臵上，融入县城，错位发展，充当补充，发展天地豁然开朗。

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找到自己的城镇化路径呢？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一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向城市化社区生活的转换，二是非农产业向城镇聚集，三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城镇化策略的选择上，一要因应时势，有为有位；二要因地制宜，务实有为；三要积极稳妥，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大化镇在城镇化策略选择上提出了自己的农村发展型城镇化模式。大化镇与全国多数农村乡镇一样，人口多，底子薄，主导产业相对较弱，劳动力素质偏低，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村民居住相当分散，推进城镇化面临诸多困难和制约。因此，大化镇城镇化属于发展型，而非发达型。对于这种处于发展中的原始基础以农为主的乡镇来说，既要积极趋近国家城镇化的标准、水平，又立足现实走一条符合自我实情的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村发展型城镇化模式。这当中，“综合城镇化率”理念成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综合城镇化率不仅仅计算进入城市、小城镇的人口，而且把进入中心村镇、社区型农庄居住的人口一并纳入城镇化率核算。与理论层面上的城镇化率不同的是，大化追求综合城镇化率，就是要通过加强小城镇（核心圈层）、中心村镇（二圈层）、社区型农庄（三圈层）建设，尽可能早的、尽可能快的、尽可能多地集聚广大农民享受到城镇化成果。其根本创意点在于准确把握了城镇化旨在改善广大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核心实质，既尊重初级阶段农村城镇化的客观实际，而又锐意推动农村城镇化。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重点：[1]推进大化小城镇向县城辅城转型，搭建镇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平台。[2]推进中心村镇和社区型农庄建设，带动广大农民现实地快速地进入“准城镇化”时代。[3]推进适合城郊型乡镇、通道经济区乡镇、丘陵农业乡镇综合特点的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集约化发展，夯实城镇化产业支撑，增加农民收入。[4]构建城镇化发展长效机制。创造性地把城镇化龙头战略，与镇域主导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会管理改革等紧密结合起来协调推进。

这一切都还只是一种个案、一种行为，如何上升到理论层面，找出一套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构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正是本课题的核心任务。

2．结合大化镇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探索实践的标本意义，研究提出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丘区农村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操作体系，对我国新时期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大化镇的探索，见证了我国农村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思维创新。综合城镇化率和新农村综合体的新理念，小城镇的县城辅城功能定位，中心村镇和社区型农庄概念的引入，无疑是大化镇破解欠发达农村乡镇城镇化困局的三大独特创举，也是对当前中国特色农村城镇化战略的智慧贡献，同时顺应了当前新农村建设由少数示范村（点）建设向示范片（带）甚至全域加快推进演变的新趋势。

他们正在搞的“1161”新型城镇化，就是期望建立一个集特色效益农业产业基地、特色民营经济创业基地、商贸服务基地、农产品加工集散基地、都市短假休憩乡村旅游基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乡村管理统筹配送基地于一体的新农村综合体。

特别是“综合城镇化率”概念的提出，对今天破解欠发达农村乡镇推进城镇化面临的诸多困惑、困难、困局，具有太多的启迪作用。他们的综合城镇化率，不仅仅计算进入城市、小城镇的人口，而且把进入中心村镇、社区型农庄居住的人口一并纳入城镇化率核算。这与理论层面上的城镇化率不同的是，大化追求综合城镇化率，就是要通过加强小城镇、中心村镇、社区型农庄三个圈层建设，尽可能早的、尽可能快的、尽可能多地集聚广大农民享受到城镇化成果。其核心价值在于——准确把握了城镇化旨在改善广大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核心实质，既尊重初级阶段农村城镇化的客观实际，而又锐意推动农村城镇化。

（三）概念界定 1．四川丘陵农村乡镇。人口多，底子薄，原始基础以农为主，主导产业相对较弱，劳动力素质偏低，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公共服务相对缺乏，村民居住相当分散，推进城镇化面临诸多困难和制约。城镇化水平属于发展型，而非发达型。

2．新型城镇化。

对于发展型城镇化，既要积极趋近国家城镇化的标准、水平，又立足现实走一条符合自我实情的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农村发展型城镇化模式。这当中，“综合城镇化率”理念成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综合城镇化率不仅仅计算进入城市、小城镇的人口，而且把进入中心村镇、社区型农庄居住的人口一并纳入城镇化率核算。与理论层面上的城镇化率不同的是，综合城镇化率就是要通过加强小城镇（核心圈层）、中心村镇（二圈层）、社区型农庄（三圈层）建设，尽可能早的、尽可能快的、尽可能多地集聚广大农民享受到城镇化成果。其根本创意点在于准确把握了城镇化旨在改善广大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核心实质，既尊重初级阶段农村城镇化的客观实际，而又锐意推动农村城镇化。

3．新农村综合体。

新农村综合体是在总结我省新农村建设特别是灾后重建新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其基本内涵是：在主导产业连片发展作为支撑的基础上，建立能够体现综合功能和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农村新型社区。大化小城镇、中心村镇、社区型农庄就是新农村综合体的不同表现形式。

（四）参考文献

[1]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为支撑推进新农村建设示范片工作的意见，川委发„2009‟17号，2009-09 [2]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快推动农业农村发展上新台阶的意见，川委发„2010‟1号），2010-02 [3]四川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片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推进村级公共服务活动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川新农办„2010‟62号），2010-05 [4]沈骏，新农村策划学，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11第一版

[5]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12第一版

二、研究方案（包括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预期进展，可加页）

（一）研究目标

本课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农业丘区乡镇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为研究对象，综合引入应用最新政策理论和实践成果，系统研究农业丘区新型城镇化战略理论体系及其指导下的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操作体系。

（二）研究内容

1．大化镇新型城镇化探索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模式考察（1）课题的提出与大化调研缘由

（2）大化镇背景（具有四川农业丘陵乡镇典型代表性）（3）大化镇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考察

（4）大化镇推进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操作模式（5）大化镇新型城镇化探索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模式剖析 2．四川农业丘陵乡镇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建模

（1）城镇化核心价值观的再认识（基本理论及其现状述要）（2）四川农业丘陵乡镇特征分析

（3）农业丘区推进城镇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究（4）农业丘区推进城镇化路径选择比较分析（5）综合城镇化率的提出及其理论依据研究（6）新农村综合体的提出及其理论依据研究

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操作模式研究（1）当前农业丘区乡镇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剖析（2）新型城镇化战略对镇域新农村建设的理论贡献（3）不同层级新农村综合体的布局规划与功能配臵研究（4）三化联动的产业支撑体系建设研究（5）当家作主的人力资源体系建设研究（6）自动规范的运行管理体系建设研究

4．本课题的理论与实践价值预测与推广思考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以四川农业丘区为研究范围，主要以四川省仁寿县大化镇为研究样本。将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

1．文献研究法。通过文献查阅，全面收集和处理相关的政策文件、理论著作、实作报告等文献资料，做到视野开阔，引用有据，创新有理，观点鲜明，实事求是。

2．行动研究法。充分利用本课题研究人员身处乡镇新农村建设第一线的有利条件，加上有在读学院专家教授做坚强有力的理论指导，本课题将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确保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课题研究与客观实际“零距离”贴近，课题观点在实践应用中不断得到升华和矫正。

3．访谈研究法。研究过程中，将就一些政策操作层面和理论层面的问题，与有关专家、党委农办等部门官员进行不同范围、不同层面的座谈访问；对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意见、建议，与四川丘区乡镇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座谈，确保了解和掌握全面、真实的情况。

4．问卷调查法。研究期间，分别就四川农业丘陵乡镇特征、当前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农村乡镇干部群众对城镇化的认识和意见、新农村建设典型案例等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一定范围的问卷调查，使本课题采集的信息面广、客观、真实。

（四）预期进展

1．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2010年6月—2010年9月；

2．数据的收集整理和相关文献的查阅分析和归纳：2010年9月—12月； 3．论文提纲写作：2010年12月—2011年2月；

4．补充文献资料，完成论文初稿：2011年2月—3月；

5．论文补充和再次修改，完成第二次稿：2011年3月—4月； 6．论文的论证，再次修改，完成答辩稿：2011年5月—6月； 7．论文的答辩：2011年6月； 8．结合答辩意见再修改，成稿。

三、研究基础（包括与本论文有关的工作积累、已取得的工作成绩、研究条件、存在问题与解决的途径与措施）

（一）与本论文有关的工作积累、已取得的工作成绩和研究条件

1．本课题作者现任四川省仁寿县大化镇党委书记，一直担负镇域经济社会发展领导工作，上述基本思想和基本成果系本人长期思考和实践的积累，具有承担本课题所需要的理论、物资、人力和实作条件。目前已系统检索和阅读了大量相关理论书刊和政策文献，主持制定出了反映初步课题思想的镇域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并正在按规划顺利推进实施。

（二）存在问题与解决的措施

理论研究水平有限，对于全面系统地研究产生一定影响，还有由于工作的原因，论文的进程也会有所影响。因此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补充自己的知识面和扩宽视野，还要积极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撰写论文，保证论文顺利完成。

篇2：丘区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研究

田雄 李永乐

自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的“农村城镇化”思想萌芽近八十年以来，中国仍在探寻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发展道路。从城市化、新农村建设再到新型城镇化，不同的战略举措对人口庞大的中国举足轻重，这不仅关乎能否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关乎亿万普通百姓的福祉。为此，当前很有必要对城市化、新农村和城镇化三种政策实践现状重新审视，进而寻求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笔者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走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两新”战略并行的复合型道路是符合当前的基本国情。

一、警惕“城市化陷阱”

目前，城市规模扩张是一些地方追求GDP增长的主导思想。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化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但城市化水平并非越高越好，必须符合国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大幅上升，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52.6%（城市化率和城镇化率在数据统计时往往含糊不清，没有明显区分）。然而，城镇化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我国城镇化率仅在35%左右，我国的城市化总体质量并不高，主要表现为：

一是城市化GDP政绩取向强劲。城市化GDP是把城市面积扩张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化，过分注重土地城市化而忽视了人口城市化。当前，在近7亿城镇人口中，有近一半的人不是真正的城市市民，中国的城市化成为了“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在2.6亿人口的农民工中，绝大部分也是“半城市化”，在城市并没有稳定的工作、住房和安稳的保障，在年老体弱或病残之后不得不选择返回农村，有些土地早先被征用或房屋被拆迁，甚至出现了无地可种或无家可归的现象。

二是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在当前土地实际国有的制度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面积急剧扩张，造成大量的良田村庄被城市吞噬。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减少到270万个。十年里有90万个村子消失了，一天之内就有近300个自然村落消失。2011年初，仅国土资源部披露的全国闲置土地就有1497宗，面积达9772公顷，总市值达768亿元。这不仅导致大量的农田土地被侵占，而且对粮食安全产生严重威胁。同时，由于不法拆迁和暴力强拆，严重损害了社会和谐和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并且对承载传统中国文化的许多古村落以及承载生态绿化的湖泊、池塘、河流致以毁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三是过度城市化威胁社会稳定。与中国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拉美地区，由于过度城市化并没有为涌入城市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医疗条件和居住场所，导致拉美地区城市陷入了被贫民窟包围的城市。面对社会贫富的巨大差距，城市因为有着人口集聚程度高、信息传递快的特点，在各类风险来临时，城市易成为暴力场。社会底层也往往会利用各类事件，比如简单的豪车撞人、城管执法都可作为自己“泄愤”的机会。城市扩张的主导思想易使更多的优势资源集聚于自身，却难以均衡分配给社会各阶层，使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对于人口庞大但人均资源短缺的中国来说，稍有不慎都可能成为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城市化率的提高要求城市的承载力相应提高，如果出现不均衡发展，拉美现象很有可能在中国重演。

二、发挥新型城镇化多重正功能

新型城镇化绕不开早期“小城镇”建设的思想。三十年来，苏南地区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乡镇工业逐步发展成以开发区为载体的外向型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即早期乡镇工业化、产业化凝聚吸纳了大量的本地和外来人口，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较为均衡，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健全，工业化实现了农民收入方式非农化，造就了县级财政收入大幅上升，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协同推进的城镇化格局。不过，苏南乃至沿海发达地区在城镇化早期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瓶颈：一是外来人口压力较大，原有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等承载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土地保护压力较大，例如苏州全市土地开发强度已达28%，接近江苏省规定的30%的极限水平；三是城乡之间仍然存在制度上的鸿沟，虽然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已经逐步并轨，其它领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逐年提升，但诸如户籍、土地、金融和财政分配等制度在城乡之间的区隔亟待从本质上加以突破。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区域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尚面临上述难题，中西部地区将会面临更多困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当前,把实施“新型城镇化”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之一，其原因在于：

一是国内经济发展方式正在扭转。中国经济面临投资与出口后劲不足、内需不足等问题，投资、消费结构不尽合理已形成基本共识，寻找新的驱动，调整投资结构已经迫在眉睫。传统城镇化模式积累的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城镇化转型刻不容缓。新型城镇化以此破解日益突出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进而扩大内需调结构，形成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二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不协调。尽管当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达52.6%，但存在结构失衡、资源粗放、效能低下等问题。我国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及其人口数量决定了实施城镇化而非城市化政策的可行性。城市化过程本应是城市的先进生产力、现代文明不断向农村传播与扩散,最终达到城乡共享的过程。这一“同化”过程的本质是城乡差别缩小，城乡文明共享，而不是由城市的肆意扩张来“消灭”农村。

第三,小城镇有机融合了城乡的利与弊。小城镇既有着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融合，又有利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协调发展，是连结城乡的桥梁,起着传播城市文明,诱导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双重作用。

当然，尽管城镇化具有多重正功能，但也应看到“城镇化”理论经验和承载功能的局限性。从区域发展程度来看，中国“城镇化”实践及理论思想最早发轫于苏南地区。中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基础与该地区自然条件、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及地方政府多年的制度积累不可同日而语。同时，从城市与农村各自承载功能来看，城镇是非农业劳动的生产生活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在现代商品经济的基础之上。然而，城镇的生产经营和产品消费不可能是孤立的封闭系统，还需要从外界输入基本原料，离开农村，城镇难以自给自足。

三、应继续完善和推进新农村建设政策

2005年10月，党中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化解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一体化、促进社会公平发展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实践。

早在2003年，国家就已开始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出力度，总支出2237亿元，2012年达12286.6亿元。2003年，农村人均年纯收入2622元，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是2003年的2.6倍。10年来，农村基础设施逐渐改善，经济发展稳步推进，教育公平扎实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以来，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从深层次看，城乡之间差距仍未根本好转，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导致农村“空心化”和家庭“空巢化”现象普遍，新农村建设效果在短期内难以快速显现。当前，新农村建设政策推进中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

一是促进农村发展资源过度分散。以农村水泥道路建设为例，截至2010年底，全国仍有1200个乡镇、12万个建制村不通沥青（水泥）路，其中90%集中在西部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然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是地广人稀，山高沟深，如果要求每个建制村通水、通电、通路，投资成本相当高，而且难以从根本上对农村发展起到有力支撑。各种惠农资金采取专项形式下方，如同毛毛雨洒向广大农村地区，难以发挥规模效益。

二是农业基础性地位难以维护。农产品种植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原产品深加工不够，农民获得附加值较低，单纯依赖农业种植难以获得较多收益，导致农民对农业生产经营致富信心不强，农民增收主要途径依赖于在城市的短期务工等非农收入。这对于农村的长远发展以及国家粮食安全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三是农村生态环境不容乐观。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经济条件较为落后，一些地方单纯为经济增长，在引进一些能耗高、污染强的企业时，忽视了农村的生态效益和环境效益，严重危害了农民的身心健康和当地生态环境，农村并没有成为农民安居乐业和国家纵深发展的生活空间和战略空间。

四是农村基层民主自治无力。以“管理民主”为指向的农村基层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最高要求。在当前农村与市场化、全球化紧密相连的背景下，建构以基层自治为核心的社会管理体制效果却并不理想。在土地流失、生态破坏等事件发生时，农村基层自治组织难以发挥维护自身权益、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作用。

根据人口变迁规律和当前城镇化现状，即使中国城市化率提高到60%，仍将有6亿人口长期生活在农村。农村不仅承载着平衡生态的功能，还传承着数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世界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中也不忽视农业的重要地位。例如，在寸土寸金的日本东京，如今仍保留着一定数量的农田，发挥着教育市民、亲近自然、平衡生态的重要作用。对于人口庞大的中国来说，农村社会的蓄水池作用还可以避免人口过度涌向城市而导致的“城市化陷阱”。

四、走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之路

1970年代后，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证明，“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以大城市为引领，以中小城市为核心，走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复合型之路应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其中，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新型城镇化，其根本目的应解决当前社会发展非均衡的问题，而不仅为刺激经济发展。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村庄建设要注意保持乡村风貌，营造宜居环境，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和目的。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时需要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城则城，避免“一哄而上”的一刀切政策。

当前，在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中央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注重平实稳健，更加注重发展质量。为此，结合中国实际，笔者认为，走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复合型之路取决于国家治理理念和管理体制的完善，需要顶层制度的设计理念的转变，具体应从这几点做起：

一是以国家长远规划和法治保障为基础。在地方领导惯有的政绩追求的动机下，国家至上而下需要做到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层面的法治规范。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必须按照既有的法治规范，结合本地情况如何保持和打造自身特色，避免无法治、无规划的“运动式”做法。在这方面，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小城镇建设和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二是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中的基础性地位。应自觉对公权的边界进行规范，党委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而不是具体操作。同时，应优化我国行政层级结构，继续完善省管县体制，严格控制县改区，避免地级市因权力过大形成的囤积土地、征地造城、吞噬农村和城镇的盲目政绩追求。

三是改变以GDP论英雄的评价选拔干部的传统做法。中央应自上而下打破惟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晋升标准，倡树绿色增长、服务民生的政绩考核导向，形成以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内容，以求真、务实、改革为基本原则的选人用人机制。

四是践行公共服务均等化理念。产业合理布局，实现城乡居民在就业、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同权共享”，使人口健康有序流动，自主选择城市或乡村，减少大城市承载压力和区域交通运输压力。

五是健全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制度，形成国家与基层群众合力对地方官员的双向监督模式。严惩非法随意侵害农民权益的地方主要领导干部，让农村土地真正发挥社会保障、生态平衡、粮食供给的战略作用。完善当前的财政分税分权机制，以地方财权事权相对等原则为出发点，调整中央与地方财税分成比例，优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合理结构，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结束语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仅仅取决于高端产业和大城市的引领，还需要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发展体系。处于改革开放后第二个三十年的关键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政策，可谓是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起着抓基层，打基础的重要作用。二者有着统一的目标，即保护生态环境、注重地方特色、调整产业结构、统筹区域发展、扩大内需市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人民的幸福生活水平，最终实现人民居住有房、就业有岗、医疗有保。同时“两新”战略的选择还可以避免拉美地区“城市化陷阱”，避免城市病和“逆城市化”带来的城市人口和经济大起大落，让农村、城镇和城市和谐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篇3：丘区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研究

新农村建设是短期策略, 城镇化是长期战略目标。加快城镇化进程是一项在长期内不可动摇的战略任务, 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因此, 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 必须同时确保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 如果实际产生了阻碍城镇化发展的结果, 那么其政策安排就是短视的, 必须加以调整以避免短期策略与长期战略目标脱节。建设新农村是对城镇化进程迟滞的积极应对与重要补充, 新农村应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农村, 城镇化应是带动农村发展的城市化。

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镇化协调推进的关系。强调建设新农村, 并不是要忽视和否定工业化, 放慢城镇化, 而是要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2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道路的选择

鉴于中国特殊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形态和存在着庞大农村的背景, 中国将呈现二元化的城镇化道路, 即以城市地域经济和人口集聚而呈现的扩展型城镇化和农村地域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与劳动力转化和建立农村城市 (小城镇) 而呈现的集聚型城镇化。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农村的发展是选择扩展型城镇化还是集聚型城镇化的道路?鉴于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虽然城市地域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但城市自身沉重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客观因素, 而对于现阶段城乡分割的体制, 决定了依靠城市在短期内难以奏效, 集聚型城镇化道路应是未来的方向。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大城市没有像发展中国家那样出现各种严重的社会、经济与生态问题?关键在于其城市的产生是建立在小城镇长足发展的基础中。

3 农村城镇化的实质与产业发展动力

农村城镇化的真正实质应该是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而其中关键的是产业集聚, 只有在产业集聚作为最初的动力因素, 才能有人口的集聚。在此基础上, 城镇的职能才能得到体现, 城镇自身也才能成长和发展。

开展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村工业化是发展的主要方向。我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不明显, 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农产品加工业滞后。将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延长农业产业链条, 改变挖农补工的经济发展战略, 成为今后农民增收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的主要方向。

产业集群化与产业分工、规模经济。产业集群正是促进农村工业化的重要途径, 是集聚效益的最好载体。通过产业集群, 把农村的手工小作坊、机械小工业紧密地与市场联系起来。其次集群是促进农村非农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式, 生产要素的集中化、规模化、以达到经济上的规模效益, 让农民享受到非农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 才能有更多的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中。

产业集群的形成方式是多样的。例如:苏南地区的产业集群是依托外资形成的;浙江的产业集群则源于内生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基于产业集群形成方式的多样性, 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不宜照搬某一成功的模式, 而应根据区域内已经具有的产业集聚基础或者可能形成的产业集群来加以引导和扶持。

产业互动、城乡交融是产业集聚格局的基础和新农村建设的必然模式和选择。规模经济不等于简单的规模扩大, 要有适度的规模扩大的外在条件, 更离不开区域范围内的社会分工与协作、城乡产业的错位发展与融合等内在条件。按照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原则, 形成梯度型、主体式的产业发展平台。

4 制定与产业集聚适应的村庄空间布点规划

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村镇居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和农民、村庄数量逐步减少的趋势, 充分考虑土地供给能力和集约用地的潜力, 按照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居住向社区和中心村集中的原则, 科学确定城镇规模、布局和功能分区。

按照“建设中心村、打造特色村、合并弱小村”的原则, 构建人口集聚度高、土地集约利用、农村劳动力利于就地转移的村庄空间结构。

需要改造和开发的镇区和村庄, 要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或修建性详细规划, 控制其平面布局、建设容量和风貌特色。以布点规划为依据确定政府投资农村公共性基础设施的重点区域, 从基础设施的改善方面把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

5 增添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撑力, 应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

增加地方政府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地方财政的农业支出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应在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 明晰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同时, 在政策上明确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更大的比例用于新农村建设。

改革和创新金融体制, 强化信贷资金的投入。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 财政走到了前台, 而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不够。必须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 以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 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 强化信贷资金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

6 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 实现人口的转移集聚

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 如果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拴在土地上, 农民就根本无法富裕, 因此, 必须尽快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 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小城镇和城市转移, 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 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一要健全小城镇的居住、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功能, 增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二是以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等农村服务业为重点,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实现农民就地转移;在长期内, 一则要大力加强农村基础教育, 二则通过职业教育培养社会急需的技工型人才, 增强进城务工或创业的能力, 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第二层次转移创造良好的条件。

强化产业支撑是我国新农村建设和未来城镇化进程的战略基石。农村产业动力来源于产业互动、城乡交融为特点的产业集聚和与产业匹配的空间布局。同时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消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设计, 实现城镇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臧为.关于农村工业化的几点思考[J].当代经济, 2007 (6) .

[2]徐康宁.当代西方产业集群理论的兴起, 发展和启示[J].经济学动态, 2003 (3) :70～74.

篇4：丘区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研究

一、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应是一体的

城镇化是农民进城转为城镇居民的过程。今日中国的城镇化，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想进来，因为就业、保险、医疗、教育等资源，城市远比农村丰沛；想出去，则是因为污染、噪音、拥堵、压力，城里来得比农村更大。我们究竟该到哪里寻找宜居之所？是更加现代化的城市，还是相对宁静平和的乡村？这也正是中国城镇化围城困境”产生的缘由。中国的城镇化，既不应是乡村的边缘化，也不应是在缺少科学战略规划的情况下，众人蜂拥进城，去争取人满为患的平等。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让城乡居民各得其所、共享幸福。

城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两个重要方面，其本质都是农村经济社会调整转型，实现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城镇化的支持，城镇化也离不开新农村建设的推动。总之，城镇化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是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有效载体；新农村建设为城镇化提供动力之源，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城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良性互动的关系，即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应是一体的。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村人口多、农业效益低、农村底子薄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长期面对的基本问题。稳妥推进城镇化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因农村人口基数大，即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60%，也仍有五六亿农村人口。因此，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是两位一体的战略，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和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二、城镇化比城市化更符合农村实际

城镇是连接农村和城市的桥梁，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把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和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支点。强调城镇化，是因为农民融入城镇就业与定居门槛要比大城市低得多，更符合我国农村实际。

农村孕育了城镇，二者有着天然的联系。加快新农村建设为城镇化提供强大动力，城镇化加速发展又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强化中心城镇对农村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经济辐射功能，有利于促进村镇联动发展，也符合农民需求愿望。在山东、湖北、河南等地问卷调查中，80%以上的农民工愿意进大城市打工，但选择回家盖房或城镇买房。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迟滞了30多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这种城乡隔离的观念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这不仅仅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而且是缓解日益尖锐的城乡矛盾的要求。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只能在中国这个经济系统内部去找办法，只能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是人们按照简单、常识性逻辑的想象没地种的农民才叫过剩劳动力，而是如果这个劳动力追加到土地上导致平均生产率降低，这个劳动力就是过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保证留在土地上的农民收入增长能够跟上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城乡之间利益矛盾不致激化。

推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搭建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平台。土地问题是众多深层矛盾和问题之源。破解城镇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和缓解耕地红线保障压力，重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与宅基地退出的长效机制，推进农村土地资本化和增加土地财产性收入，妥善解决进城农民资源双重占用及其土地权益保障问题。充分利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政策平台，把着力点放到优化城乡建设用地配置和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上来，实行城乡同地同价同权，全面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面向国家新农村建设、保障耕地红线和统筹城乡发展三位一体”的中长期战略，因地制宜、分区推进以空心村”为重点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逐步实现新农村建设社区化、土地经营适度规模化和农业现代化，让留村农民也能够以地为生、安居乐业。

三、城镇化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撑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客观上带动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城镇化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生产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物质基础。推进城镇化，可以将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从土地束缚中解脱出来，为留下的农民创造扩大生产规模的条件，由此可有效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随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可以促进农产品科技推广、农业机械销售和维修、农产品流通信息等涉农服务业的发展。另外，城镇化可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农村农产品加工业、运输业、购销业、仓储业的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城镇化带动农民收入增加，缩小城乡差距。生活宽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和核心目标，生活宽裕前提条件是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加，生活宽裕的表现是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农村问题不能局限在农村内部解决，农业问题不能局限在农业内部解决，农民问题不能靠农民自己解决，要通过工业、商业来统筹[8]，充分发挥城镇的交通、通讯、供电、供水、仓储等优势，为农村二、三产业及整个经济发展提供空间载体，从而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使其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篇5：丘区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研究

城镇化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生活方式改变等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处理好农村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近年来，北京市先后出台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断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工作力度，努力破除二元结构对郊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有力地促进了郊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京郊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特点

郊区城镇化进程加快。从郊区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的变化看，1980年―1990年，郊区农业人口由375.3万人增长到392.1万人，说明当时的城镇化进程缓慢，带动郊区农民转移的作用不明显;1990年―1995年，郊区农业人口开始减少，1995年为373.4万人;2005年，农业人口进一步减少到300.5万人。其中，2000年―2005年平均每年减少9.26万人。这说明，“十五”时期以来郊区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农村人口转移的速度明显提高。

郊区城镇化与城市郊区化合流。合流的交汇点集中在郊区新城以及区位、经济和环境等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和部分农村社区。城市郊区化进程的加快，将对郊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比如，城市人口扩散、城市高消费需求增加，会推动郊区第三产业、郊区生态农业和旅游农业的发展，进而推动郊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结构升级和更多城乡混合型社区的形成，带动农村的旧村改造。

郊区新农村建设进程与城镇化进程合流。近年来，北京郊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城镇化模式――原地改造型和环境整治型，也就是一般农村的旧村改造或环境整治。这种城镇化虽然没有较明显的经济及人口转移和集聚趋势，但通过旧村改造、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条件改善等，使农村面貌得到根本改观，让农民享受到城市文明成果、开始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从广义上讲，城市化的最终结果不是使所有的农民都集中到城市，而是让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享受城市文明成果。这种城镇化不属于传统的城市化范畴。由此可以看出，郊区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进程呈现出合流趋势。

京郊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郊区农民城镇化转移和非农就业转移滞后。1980年―2005年，北京市农业户籍人口总数由375.3万减少到300.5万人，减少了74.8万人;而全市城镇人口则由521万人增加到1286.1万人，增加了765.1万人。郊区农业户籍人口减少数只占全市城镇人口增加数的9.8%。这表明，北京城市化率的提升主要是由外埠进京人口实现的，本市郊区人口转移所占的份额很小。1995年―2004年，农业生产总值占郊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2.6%下降到10%以下，但同期郊区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仅从40%下降到31.8%。这说明，郊区劳动力就业结构调整仍然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

郊区二、三产业集中不够，区县城集聚力不足。郊区企业数量大，但单体规模小、布局分散。由于历史原因，大部分企业分散在乡镇或村所在地，无法形成城镇集聚效应。工业集中程度低，造成区县城经济规模小和集聚力不足，在郊区城镇化进程中难以发挥主体带动作用。区县城第三产业升级缓慢，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中心城区。

小城镇缺乏产业支撑，不能有效带动当地农民转移。目前，京郊小城镇核心区的大多数村庄尚未完成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城镇社区的转变，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不能形成对外围村庄的集聚和辐射效应。

郊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益服务设施不足，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郊区环境卫生、饮用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影响郊区城镇化进程;郊区一般农村地区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滞后于城市，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体育等资源的占有率偏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亟须提高。

协调推进郊区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

北京郊区的新农村建设是和郊区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应当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统筹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本质都是郊区经济社会调整转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北京郊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必然是郊区经济和社会结构全面调整转型的过程，是现有的村庄逐渐向被动城镇化、主动城镇化、亦城亦乡的混合型社区以及现代农业农村社区分类演进的过程。郊区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农民的市民化和向二、三产业转移就业、村庄的整治合并等，都是这一进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结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二者互为条件。只有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社会结构转型统筹安排，加大包括规划、土地、社区组织(乡村两级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力度，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才能保证城镇化进程健康发展。

篇6：丘区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研究

关键词：新型农民,新农村建设

世界经济发展证明, 对于现代农业经济来说, 农民的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 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本的增加重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 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却在不断上升。当代经济现代化的社会报酬递增源泉在于技术进步, 人力资源积累和经济制度创新。因此, 在成都市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 重视和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培养千千万万的新型农民、将不断满足成都新农村建设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是成都市农民增收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四川成都市新型农民培养的制约因素

成都市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成都市的农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综上所述, 与国内其他副省级城市相比, 成都市新农村建设还有很大差距, 成都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关键在农村, 而成都新型农民培养将为成都新农村建设提供巨大智力支持和人力支撑。但是存在很多制约因素。

1.农民文化科技素质不能适应现代农业需要

据农业部统计显示, 在中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3%, 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6.7%, 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 成都市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也处于相同水平。此外, 据调查:[1]一方面, 农民科技素质有可喜的进步, 他们愿意接受科学种田技术占100%, 且有40%左右的人能够熟练或比较熟练掌握其取得高产的技术要领, 还有5%左右的技术骨干能带领他人搞杂交水稻等制种, 其余60%左右的人愿意跟着干。另一方面, 大部分农民科技素质跟不上要求, 如留守家乡种责任田兼搞多种经营的农民中, 老龄化、弱质化严重, 其中仅有5.10%的人因掌握了有关科技知识和技能, 成长为种养殖专业户, 其经营具有一定规模;而90%以上的人因缺乏科技知识和相关技能, 只能小规模经营, 难以取得较大经济效益。另外, 外出打工者占农村劳动力的40%~60%, 多数为16岁~40岁的青壮年。

2.人力资本投入不足

(1) 基础教育投入不足。

九年义务教育对新型农民培养具有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的意义, 普通教育特别是基础义务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 因此, 主要应由国家财政投资。然而, 一方面由于教育经费增长缓慢, 特别是在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中, 重城市、轻农村, 使成都市的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大大落后于中心城区。另一方面, 农村居民家庭对教育投入不足, 除收入水平不高, 农村恩格尔系数较高等原因外, 对教育的错误认识也影响了对教育投入的积极性。

(2) 职业教育投入不足。

对培养新型农民具有重要地位的农广校等职业学校投入不足。国际上有关专家测算, 同等规模的职业学校, 所需经费投入一般是普通高中的3倍, 然而, 由于长期存在的重学历教育, 尤其是高等教育, 轻职业教育现象, 成都市大多数农广校等职业学校的财政拨款加上学费收入, 仅能维护学校正常运转, 学校发展资金严重不足, 影响了新型农民培养。

(3) 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投入虽然有大幅度增加, 但与实际需求尚有差距。

农业部开展的“百县万村新型农民教育培训‘三进村’行动”和四川省开展的“千村人才培养示范行动”以及培训农民的五大工程等等, 其培训经费比前些年增加了不少, 然而由于一方面当地农民文化科技素养的低下, 一方面培训经费长期欠账, 与实际需求尚有差距。

3.培训资源缺乏整合

(1) 来自不同渠道的培训经费缺乏整合, 新型农民培养经费来源有两部分, 一是财政拨款, 一是市场投入。财政拨款存在资金使用效益低的问题, 逐级下划, 逐级缩水。另外, 财政拨款从各条线拨下来, 都有一个项目名称, 由于其严格的使用范围、使用对象, 基层只能按上面要求执行, 致使来自不同渠道的经费分割, 整合不够, 使有限的培训经费作用发挥受到抑制, 培训经费使用效果下降。

(2) 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者之间的行政壁垒依然存在, “三教统筹”还未水乳交融。另外, 对农民培训有极大潜力的农业经济协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缓慢, 带动作用不明显, 也制约了培训的进展。

4.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 培训任务艰巨

成都市农村劳动力素质虽然有所提高, 但与建设新农村所需要的新型农民还有差距。尤其是初、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 大多数都未接受过职业技术教育, 在农业科技技能方面欠缺, 经营管理方面更缺少实践的历练, 成都市农民整体接受先进技术能力偏低的现状, 不仅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业科技进步, 而且决定了新型农民培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而培训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影响农民培训进程的突出问题。

5.对留守劳动力培训重视不够, 效果不显著

调查发现, [2]现有培训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劳动力转移”为多, 以非农领域就业为多, 而且大多只是简单的技能培训, 而对农村留守劳动力培训力度尚需加强。国家农业部等部委近几年推出了旨在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五大培训工程, 虽然促进了新型农民培养, 但仍然存在经费少, 受农民时间、硬件设施等条件所限, 培训时间相对较短, 针对劳动市场短期需求多, 有些培训内容与当地主导产业主推技术脱节, 不能满足当地产业发展产业优化升级需要等问题, 使当地新型农民培养效果不显著。

6.培训方式单一, 细化分类不够

“懂技术”的新型农民, 要求农民掌握1~2项农业生产经营技术。而我们的培训模式较为单一, 总体上存在供不应求和供求错位。一方面是没有针对不同人群如文化程度较低的中老年人和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农民而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另一方面, 培养种养殖能手和农村经纪人、农产品安全检验更不能用同一个培训模式, 供求错位更不会受到欢迎, 如此这般, 会造成一部分农民对培训缺乏热情和积极性。

二、成都市创新新型农民培养机制思考

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成本收益率进行计算后在《198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收益率一般是很高的, 教育不仅能够改善劳动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收入增加, 还可以取得改善健康和营养状况以及降低生育率的效益, 这又会导致各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教育投资中, 初等教育投资的社会效益最高, 受过教育的农民有相当强的生产能力, 如受过四年教育的农民种植的作物收成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种植的作物收成高13%。[3]据世界银行测算, 依靠教育普及、知识扩展, 技术等带来劳动者素质提高而形成的生产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发达国家为49%、发展中国家为31%。亚洲开发银行一项报告指出:在教育方面花钱可以使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有四种途径, 即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投资、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和劳动力流动投资。新型农民培养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他与晏阳初先生的“四大教育”在乡村连环推进, 最终实现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根本改善一脉相承。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新型农民培养, 既有有形物质的投入, 更有思想、观念、意识、信息、环境、政策、制度等无形资本的建立和完善, 还有平等公平的支撑。

1.创新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机制

(1) 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实践证明, 各国经济发达程度与其教育投资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据世行专家研究:劳动力受教育平均时间增加一年, GDP就会增加9%。

第一, 树立向农村教育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新理念和社会大氛围。鉴于九年义务教育在新型农民培养中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巨大作用, 落实“三个优先”, 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 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 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研究制定落实教育经济“三个增长”的政策措施, 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公共教育资源要更多地向农村, 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倾斜;贯彻落实新《义务教育法》,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还要以法的形式确定中央、省、市、县、乡 (镇) 教育经费的财政承担比例, 明确“按比例, 分项目”规范中央和地方的经费投入责任, 按照中西部不同的财政实力重新确立中央和地方的经费投入比例, “应提高省级以上政府的投入责任”, 另外, 还要切实落实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

第二, 发展平民教育,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在教育工作领域的客观要求, 是人民群众共享教育发展改革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 城乡统筹发展, 最重要的是实现城乡教育水平一体化。成都市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创新。成都市武侯实验小学坚持走平民教育道路, 该校学生80%是失地农民子女和外地农民工的孩子。在暂时还不能立即解决乡村学校基础薄弱的情况下, 成都龙泉驿区实施了“金凤凰”工程, 在不增加农民家庭负担的情况下, 让山区孩子直接进入城市学校就读, 并享受每月100元生活费补助等。要以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不断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率。

第三, 缩小城乡教师待遇差距。各级政府要特别关注乡村教师队伍的稳定, 特别是乡村中小学所在地乡镇领导, 要特别重视和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充分利用“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特岗计划”和“农村教师素质核心工程”, 从入口和使用过程中优化教师结构, 提升教师素质, 并支持和协助教师城乡交流制度和支教制度在本乡镇的胜利进行。生活上为他们排忧解难, 并逐步将乡镇担负的教师工资支出责任上移, 使其不断缩小与城市教师待遇的差距, 促进农村教师稳定与“乐教”。教育部将于今年研究制定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务制度的实施意见, 这将对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水平落实起到积极作用。

(2) 创新新型农民培养经费整合使用机制。除了根据成都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 紧密结合农村产业发展需要, 整合五大工程资源外, 还要整合来自不同渠道的培训经费, 应改变由于行政壁垒造成的分割现象, 将主要决策权赋予基层 (县乡、村社、农民) , 让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来决定培训经费的使用, 以提高培训经费使用效益。

(3) 加大市场投入。在市场投入方面, 政府要有所作为, 如财政补贴引导金融对农民培训的投入、设立政策性农业银行、降低村镇银行门槛。

2.由一般性农民培训向农业产业人才开发转型

(1) 建设“新型农民培训示范村”推动新型农民培养。

成都市各区县在新型农民培训上探索创新, 成都市计划每年培训14个“新型农民教育培训示范村”。如温江县推行“学校出菜单、企业下订单、政府来买单”的“三单制”培训模式, 力争每年培训农村劳动力4万人次。

围绕本村主导产业和“一村一品”产业培训新型农民, 为本村本乡农业主导产业, 主导品种培养实用人才, 为新农村建设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新型农民。

(2) 能人带动模式。

在种植、养殖、加工、流通领域的生产经营中, 坚持和培育一批经济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示范作用大、辐射区域广的农村人才和种养大户, 让他们通过自身优势带动农户发展, 让他们通过“一帮一、一带X”[4]帮带活动, 把干给群众看变成带着群众干, 由带头致富变为带领致富, 为“新型农民”培养发挥酵母作用。

另一方面, 要以四川总结的“支部+协会”等模式和经验, 将农村中那些思维活跃、经济头脑发达、经营意识较强的优秀农村人才, 及时纳入组织视野, 通过选举担任党支部带头人, 使半数以上村支部书记为“经济能人”、“致富能手”、“能工巧匠”担任, 通过他们办实体、建示范基地、创办服务组织、领办专业合作组织等多种形式,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辐射作用, 使其成为“新型农民”培养上的领军人物。

(3) 以农业科技入户工程推动新型农民培养。

农业部实施的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经过三年多的试点, 目前已由试点示范阶段转入深入实施阶段。成都市的示范县在原来示范单一农产品的基础上, 选择2~3种示范品种作为本县的示范内容, 各地将根据拓展后的示范农产品种类, 遴选发布本县的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农民科技入户方式将以直接服务农民为主要方式, 以满足农民个性化需求为内容, 逐步建立人、财、物直接进村入户、农民主动参与式的农村推广新模式、新机制, 实现科技与农产的零距离接触, 充分发挥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作用。同时, 在严格执行技术工作首席专家负责制、技术指导员包产责任制、科技示范辐射带动制和电话抽查制度的基础上, 还将探索媒体传播、短信传播、电话传播以及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传播科技知识的稳定机制。农业部将开展的以农民满意度为绩效考评的重要指标, 对专家、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户和示范县进行绩效评价, 建立奖惩和调整机制, 将促进新型农民培养质量进一步提高。

3.由政府主导型培训向农村自治组织、龙头企业主导型转变

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都说明了农民的组织化对于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重要性。温铁军 (2005) 提出:作为最大弱势群体的分散小农, 要能够表述自己的利益诉求, 并且成为改革的内因, 就一定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可以。

(1) 建立农业专业经济协会。因为农业经济协会除了协调会员与政府的关系, 维护本行业农民和经营者的权益, 准确地将农业经营者的意愿进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 还有为会员提供市场信息、科技信息、开展技术和人才培训、创造统一品牌的服务功能。

(2) 继承和发扬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和乡村改造思想, 鼓励博士、专家、院士走出象牙塔, 垮进泥巴墙, 宣传教育农民, 手把手的教农民, 发挥城市反哺农村, 辐射农村的作用。

4.扩展新型农民培养来源

(1) 发展农村经纪人队伍,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成都市涌现出部分头脑灵活, 有知识、有信誉的农村“经纪人”, 他们掌握信息、了解市场, 并及时根据市场需要, 将农产品与市场需求衔接起来, 成为农业生产和市场之间的桥梁, 解决了农业生产和市场需求之间的衔接问题, 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市场化水平, 增加了农民收入。今后成都市要鼓励和支持他们领办和创办联合体和个体服务组织, 大量培养购销服务为主的“善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村经纪人队伍。

(2) 巩固和坚持“一村一名大学生”等制度。在成都市广泛开展“一村一名大学生”、“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基层计划”、“科技特派员”、“博士服务团”等活动。当前, 成都市已实现“一村一名大学生干部”, 在落实大学生来源上, 成都市与四川各地一样, 采取“面向社会招聘一批, 市县乡机关选派一批, 定向培养一批”三大措施, 同单纯选派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做法相比, 这一措施显然更为务实。[5]还要重视加强下村大学生的后续培养, 如浙江省桐乡市“新老一对一”结对帮带形式, 让各行政村 (社区) 主要负责人、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做到“生活上帮、工作上带、知识上传。”

(3) 建立劳动预备制度, 对农村中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进行形式灵活、针对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还可采取在普通初中、高中实行“2+×”或“3+×”的职业教育模式, 为即将毕业的农村初、高中学生传授相应的农业技术教育。

5.整合各种资源, 以发挥其整体功能

整合培训资源, 把农业中专学校、农村职业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农民夜校、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等培训机构“三教统筹”, 将其建设成为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基地, 把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农业科研机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龙头企业建设成为农村实用人才实践基地。以培训优秀农村人才示范岗、新型骨干农民、中专学历证书以上的农村带头人、重点培养农村重大科技带头人、科普惠民宣传员等新型农民。

参考文献

(1) 郑发新.提高农民科技素质, 加快西部新农村建设步伐[J].四川社科界, 2002, (06) .

(2) 句劳, 张亚河, 高明华.创新培训观念、培育新型农民的几点思考[J].农业经济导刊, 2008, (02) .

(3) 董家辉, 张衔, 邓翔.中国西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增收问题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4) 王培新, 吕晓良, 王杰.山东烟台:促农村“能人”发热有新招[J].中国人才, 2008,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