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寺庙建筑特点

中国寺庙建筑特点（共6篇）

篇1：中国寺庙建筑特点

寺庙建筑设计：中国寺庙设计的建筑布局

——（湖北中柱古建有限公司）

汉传佛寺标准建筑的式样，实际上大同小异。一般来看，佛寺建筑受到我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礼制的影响，每个佛寺都遵守礼制。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全寺以中轴线贯穿整个佛寺，主要建筑都安排在中轴线上，中轴线左右两旁对称;一进山门是天王殿，二进建有塔院、大雄宝殿、后殿、后楼、左钟楼、右鼓楼，左右排房为僧尼从事佛教活动之场所。然后在其间穿插建立牌坊、香炉、种种的门制以及回廊等。

在一座佛寺中包括的殿宇房屋等内容计有：总门、山门、二门、前殿、中佛殿、大雄宝殿、法堂、浴室、客堂、僧舍、大斋堂、讲经堂、大礼堂、墓塔、牌坊、阙门、禅堂、法堂、照堂、厢房、钟鼓楼、大佛阁、藏经阁、方丈院、亭、台、碑楼、焚帛炉、香炉、放生池、莲池、影壁、塔、经幢等。根据佛寺之大小以及佛寺的经济水平，对这些建筑设施的安排有所不同，房屋殿阁的数量也不相同。

我国的佛寺自唐宋以来分出许多宗派。慈恩宗、华严宗都源自西安，禅宗遍及全国，天台宗创自浙江天台山，净土宗创自山西玄中寺，福建福清有杨岐宗，青海有密宗。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佛寺除密宗之外，其他各宗派对佛寺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这样一来，久而久之，佛寺在人们脑海中形成一种固定的式样，一见到那个样子的房屋、那种布局，就知道是佛寺了。

作者：皮燕

篇2：中国寺庙建筑特点

摘要：中国寺庙建筑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给世界建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寺庙建筑不仅分布广泛，样式各异，而且洋溢着深邃的文化意蕴与厚重的宗教氛围，因此它是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象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关键词：寺庙建筑 佛教文化 建筑布局 寺庙建筑的起源与发展

1.1 寺庙建筑的起源

寺庙是中国经典佛教建筑之一。起源于印度的寺庙建筑，从北魏开始在中国盛行起来。这些经典的建筑记载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宗教的兴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我国在南北朝时代大规模兴建寺庙成风，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首都洛阳内外有一千多座寺庙。唐朝诗人杜牧的《江南春》待中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南朝寺庙之多。由于深受中国天人合一、阴阳转化宇宙观的影响，中国寺庙建筑讲究室内室外空间的相互转化。殿堂、门窗、亭榭、游廊均开放侧面，形成一种亦虚亦实、亦动亦滞的灵活的通透效果，所蕴涵的空间意识模糊变幻。我国现存的古建筑物中，百分之七十是宗教建筑，而在宗教建筑中又以寺庙建筑居多，所以寺庙建筑在中国的建筑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如此，寺庙建筑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神秘的宗教氛围，吸引着人们的广泛关注。如（图1,图2）

图1 寺院建筑Ⅰ 图2 寺院建筑Ⅱ

1.2 寺庙建筑的发展

寺庙建筑经过东晋、南北朝的广泛传布，到唐代已经达到鼎盛时期。中国古代最早接待西域高僧的寓所是鸿卢寺，“寺”这一官署的名称由此被保留下来，而后逐渐成为佛教庙宇的专称，因此佛寺的形成受到宫室府邸的影响很大。隋唐以来，王公贵族多有将旧宅赠给寺庙的风习，使神秘而严肃的佛寺宗教文化融入了人间的生活气息，当时汉族地区的佛寺多以传统的四合院为基本单位。起初，多建于繁华的城市大邑，许多文人雅士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深谷幽林成为他们心中理想的净土，佛寺开始进入高山密林，“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寺庙建筑的基本特征

中国的寺院建筑融会了中国宫殿建筑的美学特征，在时间进程和空间的形式上都具有共同的特征。中国古建筑通常以木结构为主，房屋先由木梁枋和立柱组成框架，再配以木框门窗，可以说除了砖瓦础石之外，地面以上部分都由木料构成。屋顶的形状和装饰占重要地位，屋顶的曲线和微翘的飞檐呈现着向上、向外的张力。配以宽厚的正身、廓大的台基，主次分明，升降有致，加上严谨对称的结构布局使整个建筑群显得庄严浑厚，行观其间，不难体验到强烈的节奏感和鲜明的流动美。

基座，是为了显示建筑寺庙的等级和风格。基座一般用在天王殿，随着院落的进深，基座逐渐升高。大雄宝殿的基座，人们常称为须弥座，须弥是佛教中“位于世界中心的最高之山”，把大雄宝殿置于须弥座上，借助于台基高隆的地势，周围建筑群体的烘托，以显示佛殿的宏伟庄严。

开间，平面组合中的佛寺院落大多数开间都是单数，这也是中国古代以单数为吉祥。开间越多，等级越高，如大雄宝殿用九、五开间，以象征“帝王之尊”。其余大殿一般为三间。间的纵深为进深，开间与进深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使整体建筑取得和谐统一的效果。

屋顶，寺院建筑的体身部分，体型都显得庞大笨拙，但在屋顶上却利用木结构的特点把屋顶做成曲面形。寺院屋顶造型有底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攒尖顶等，庑殿、歇山屋顶又有单据和重檐两种。如（图3）

飞檐，弯曲的屋面，向外和向上探伸起翘的屋角，使十分庞大高耸的屋顶显得格外生动轻巧，独具风味。除了屋面是凹曲外，屋檐、屋角和屋顶的飞脊都是弯曲的，彼此相形相映，构成中国古典别具一格的屋顶造型。如（图4）

图3 寺院建筑屋顶 图4 寺院建筑飞檐 寺庙建筑的主要类型

隋唐以前中国寺庙一般在寺前或宅院中心造塔，礼拜塔中舍利是当时信徒巡礼的主要内容。庙前有廊庑围绕，正中院庭的前后有殿堂，房院为僧房。隋唐以后，造巨像成风，佛殿普遍代替佛塔，佛塔渐渐被挤出寺院，或另辟塔院，或置于寺前后或两侧。

根据“伽蓝七殿”制。七堂为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较大的寺院还有讲堂、经堂、禅堂、塔、钟楼、鼓楼等建筑。佛寺殿堂的配置大致是，以南北为中轴线，自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最后是藏经楼。东西配殿则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寺院的东侧为僧人生活区，包括僧房、香积厨、斋堂、茶堂、职事堂（库房）等。西侧主要是云会堂（禅堂），以容四海云游僧人而名。

山门是寺庙最外面的建筑物，因寺庙多建于环境幽雅的深山老林之境，故称山门。山门一般有三个，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山门常盖成殿堂式，殿内左右分塑二金刚力士，守护佛法。山门而后的天王殿，中供大图5 寺院建筑山门 肚弥勒，弥勒像的左右分裂四大天王像，弥勒像的背后是护法神韦驮天尊。大雄殿供奉主尊释迦牟尼像，法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是寺中仅次于大殿的主要建筑，最后是藏经楼，珍藏佛经的地方。如（图5）寺庙建筑的布局

寺庙建筑的布局所遵循的基本方式有：1.采用中轴线均衡对称的布置方法，主要建筑于轴线上；2.由于采用中轴线，寺的地基多呈东西狭窄，北纵长的形式，座北朝南，或背山面水，不拘朝向；3.寺庙常建于风景优美，深山幽谷之中，便于信徒们修禅，不为俗念所动。

中国古代寺庙的布局大多是正面中路为山门，山门内左右分别为钟楼、鼓楼，正面是天王殿，殿内有四大金刚塑像，后面依次为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僧房、斋堂则分列正中路左右两侧。大雄宝殿是佛寺中最重要、最庞大的建筑。中国佛寺不论规模地点，其建筑布局是有一定规律的：平面方形，以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主供菩萨殿——法堂——藏经楼这条南北纵深轴线来组织空间，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沿着这条中轴线，前后建筑起承转合，宛若一曲前呼后应、气韵生动的乐章。中国寺庙的建筑之美就响应在群山、松柏、流水、殿落与亭廊的相互呼应之间，含蓄温蕴，展示出组合变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

中国古人在建筑格局上有很深的阴阳宇宙观和崇尚对称、秩序、稳定的审美心理。因此中国寺庙建筑融合了中国特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功能，仍然是平面方形、南北中轴线布局、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的建筑群体。此外，园林式建筑格局的佛寺在中国也较普遍。这两种艺术格局使中国寺院既有典雅庄重的庙堂气氛，又极富自然情趣，且意境深远。中国著名的寺庙建筑

5.1 洛阳白马寺

始建于汉朝的河南洛阳白马寺是中国官方营建的最早的佛寺，是汉明帝刘庄在洛阳按照佛教的要求和传统式样建造的。白马寺建成后，佛教在中国开始蓬勃发展，对人们的思想和生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佛教又从我国传播到越南、朝鲜和日本等国，对中外文化起了推动作用。所以，白马寺被称为佛教的“祖庭”。如（图6）

白马寺位于洛阳市城东9公里的地方。北靠祁山，南望洛水，绿树红墙，苍松翠柏，显得十分肃穆。白马寺占地面积大约4万平方米，是一个长方形的院落，院内主要有天王殿、大雄殿、千佛殿、观音阁、毗卢阁等。其中最主要的殿堂是大雄殿。白马寺不仅为中外旅游者游览、观赏，图6 白马寺 而且也是许多国家的佛教徒朝拜的圣地。

5.2 五台山寺庙建筑

山西省的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五台山上的佛教建筑非常多，保存至今的就有58处。其中南禅寺和佛光寺比较著名。南禅寺面积不大，南北长60米，东西宽51.3米。它建于唐代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是我国现在保存下来的一座最早的木结构寺院建筑。佛光寺建于唐代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因为寺内有“四绝”：塑像、壁画、墨迹和建筑，被称为“世间的瑰宝”。佛光寺在建筑上荟萃了我国各个时期的建筑形式。这座寺院建筑在半山腰，上下共三个院落，各个院落都有殿、堂、房、舍等各种建筑。佛光寺外形朴实，比如寺庙的柱于、斗拱、门窗、墙壁等没有什么花花绿绿的色彩，一律涂成土红色。如（图7）

图7 五台山

5.3 恒山悬空寺

山西省境内北岳恒山悬空寺，这是一座凌空架起的寺院，表现了古代工匠高超的智慧和技巧。上靠危岩，下临深谷，造型独特，是极为罕见的建筑。悬空寺位于浑源县城南3.5公里处的金龙峡谷西侧绝壁的山腰上，是中国现存唯一的建于悬崖上的木构建筑。始建于北魏时期，图8 五台山 唐、金、明、清历代均有修葺。整个建筑面对恒

山，背依翠屏，壁岩无阶，高楼仰止，是北岳恒山第一奇观。如（图8）

5.4 布达拉宫

位于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是典型的喇嘛教寺庙建筑。始建于唐代的布达拉宫经历代修缮增建，形成庞大的建筑群。整个宫殿建筑依山势叠砌，辉煌壮观，其建筑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内有殿堂20多个，正殿供奉着珍贵的释迦牟尼12岁时等身镀金铜像。布达拉宫具有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也吸取了尼泊尔和印度的建筑艺术特色。如（图9）

图9 布达拉宫

参考文献：

篇3：中国寺庙建筑特点

一、努尔哈赤时期满族修建的寺庙

明万历十一年 (1583) , 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 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征程。当时的女真各部都虔诚地信奉萨满教, 各部都设有祭祀本部祖先神祗与本氏族世代守护神祗的“堂涩”, 这就是后来清宫“堂子”的雏形。努尔哈赤也如此。最初, 努尔哈赤居住在费阿拉城时, 就设立了祭天祠堂, 当时还比较简陋, 仅为“五椽, 盖瓦”[1]14、15。万历三十一年 (1603) , 努尔哈赤移居赫图阿拉城。万历四十三年 (1615) , 即后金政权建立的前一年, 努尔哈赤在“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 共七大庙, 三年乃成”[2]卷2, 乙卯年四月, 231。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期间总共进行了三次大的营建工程。努尔哈赤由费阿拉迁居赫图阿拉之后, 即“筑城居之”[3]卷3, 癸卯年正月戊午, 此为第一次大工程。两年之后, 努尔哈赤又在赫图阿拉城外“更筑大城环之”[3]卷3, 乙巳年三月乙亥, 这是第二次大工程。第三次大工程即为修建“七大庙”的这次。可见寺庙的修建是赫图阿拉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七大庙包括堂子、地藏寺、玉皇庙 (顺治十五年改称为显佑宫) 、关帝庙、文庙、城隍庙和昭忠祠[4]19。七大庙涵盖了萨满教和儒释道三教。其中, 堂子属于萨满教, 文庙属于儒教, 地藏寺属于佛教, 玉皇庙、关帝庙、城隍庙属于道教, 昭忠祠则是我国古代为纪念卫国战争中阵亡的将士而建的庙宇或祠堂。

努尔哈赤所建的堂子, 是在其“之所居五里许, 立一堂宇, 缭以垣墙, 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 他必率众“往礼之”[5]43。

地藏寺是满族修建的第一座佛寺, 主要供奉地藏菩萨、释迦牟尼和观世音菩萨等, 此外, 还有十殿阎君。因地藏菩萨是其中最重要的菩萨之一, 故寺院以其命名。在佛教诸神佛中, 除了观音之外, 地藏菩萨在中国下层民众中的信徒最多[6]105。所以努尔哈赤修建地藏寺, 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显佑宫是典型的道教正一派宫观。当时, 正一派位居道教各派之首, 这一派道士主要奉持《正一经》, 画符念咒, 驱鬼降妖, 祈福禳灾, 正投统治阶级之所好, 因此, 努尔哈赤选定正一派道士主持寺庙。显佑宫的神像塑造分布也是完全按正一派教规布局[7]26、27。

关帝庙相传是努尔哈赤兴兵之初曾得到关公佑护后为感恩而建[7]91。努尔哈赤喜读《三国演义》, 对关羽十分推崇, 关羽在满族人民心目中也是忠义武勇的化身, 所以被神化的关羽也同其他神佛一样, 受到满族人民的顶礼膜拜。

努尔哈赤还修建了文庙及诸祠, 内中供奉至圣先师孔子和颜子、子思、曾子、孟子四圣以及闵子、冉子等十二先贤, 还有公羊高等先儒77位, 公孙侨等先贤79位。

城隍是神话传说中的城市守护神, 城隍庙是中国古代城市中最为常见、数量最多的祠庙[8]173。昭忠祠是努尔哈赤为弘扬将士的忠义精神而修建的祠堂。

除了七大庙之外, 努尔哈赤还修建了喇嘛台。喇嘛台位于内城南墙外, 巡城马道路南, 是后金时期投奔努尔哈赤的喇嘛居住及念经所在[9]38。

在尚未建立政权之际, 在当时的人力、物力、财力条件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不惜耗费巨资在赫图阿拉兴建七大庙, 可见努尔哈赤和满族民众对其他民族的宗教的包容和接纳。

天命六年 (1621) 四月, 后金迁都辽阳东京城后, 在东京也建了堂子祀神。除此, 努尔哈赤还修建了玉皇庙。建庙缘起是因为有一座玉皇庙庙宇毁于战火, “止存金身暴露”, 努尔哈赤“见之甚恫乎, 不自安, 遂命移演武厅”, 并重新建了一座庙宇, “为神所栖也”[10]273。此外, 努尔哈赤还在辽阳老城小南门外敕建喇嘛庙。天命六年, 努尔哈赤请西藏喇嘛囊素至辽阳, 并“赐以庄田, 奉为国师白衣僧”[11]卷26, 932。后来囊素死于辽阳, 努尔哈赤曾下令“修建宝塔, 敛藏舍利”, 后因“累年征伐, 未建寿域”。天聪四年 (1630) , 皇太极秉其父遗愿, 于此建塔立碑[12]卷259, 5746、5747。在辽阳东京城几年中, 由于努尔哈赤实行了错误的民族政策, 激起广大汉人的强烈反抗。因此, 在定都东京期间, 努尔哈赤主要精力是用来镇压汉人的反抗, 而无暇顾及其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大兴土木, 修建各种寺庙了。

天命十年 (1625) , 努尔哈赤又把都城迁至沈阳, 并于“城东内治门外”修建了堂子[13]卷85, 2553。第二年, 努尔哈赤因在宁远之战中战败, 愤懑忧郁至极, 八月病死。因为在沈阳的时间十分短暂, 因此, 除了堂子, 努尔哈赤没有修建别的寺庙。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 除了他本人修建的寺庙之外, 后金官民僧众修缮和兴建的寺庙也有不少,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族对各种宗教的包容和尊崇态度。

二、努尔哈赤时期满族宗教信仰的变化特点

一个民族所修建的寺庙的种类、数量, 是一个民族宗教信仰状况的“风向标”。纵观努尔哈赤时期修建的寺庙,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满族的宗教信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并且有几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1. 宗教信仰由一元趋向多元。

满族的先世在漫长的岁月中, 虽然也曾受到过其他宗教的影响, 但对萨满教的信仰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直至明末, 依然如此。努尔哈赤起兵之初, 女真各部都供奉萨满教的堂子, 而从努尔哈赤时期修建的寺庙来看, 除了堂子之外, 寺庙种类还囊括了汉族的儒释道三教和蒙、藏等族的喇嘛教, 种类十分丰富。这表明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 满族对其他民族的宗教都有所接纳, 满族的宗教信仰已经趋向多元。努尔哈赤对其他民族宗教的尊崇, 还留下了许多相关的传说, 清人对此也有记载:“相传太祖在关外时, 请神像于明, 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 受而祀之。再请, 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 灵异极多, 国初称为‘关玛法’。‘玛法’者, 国语谓祖之称也。”[14]卷3, 60传说未必真实, 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族接纳其他民族宗教的历史原貌。

2. 对萨满教的信仰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满族的宗教信仰虽然呈现多元化趋势, 但仍是以信仰萨满教为主, 其他宗教为辅, 这从堂子的修建就可看出。从费阿拉城到赫图阿拉城, 再到辽阳东京城, 最后到沈阳, 努尔哈赤每到一地, 必建堂子, 而别的寺庙却并不是每到一地都建。而且遇到重大事项或重大节日, 努尔哈赤必率众祭拜堂子进行祷告。祭拜堂子已经成为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活动, 史载:“太祖高皇帝建国之初, 有谒拜堂子之礼。凡每岁元旦及月朔, 国有大事, 则为祈为报, 皆恭诣堂子行礼。大出入必告, 出征、凯旋则列纛而告, 典至重也。”[15]卷99, 5719通过对祭堂子的高度重视, 可见萨满教在满族心目中的至高地位, 表明满族在面对其他民族的宗教时, 虽然信仰趋向多元, 但仍然是内外有别, 有所侧重。

3. 满族修建寺庙的主体是统治者, 体现了满族对宗教的倡导和尊崇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

努尔哈赤时期, 满族所建寺庙主要是由统治者下令修建, 从而表明满族对其他民族宗教的接受, 与统治阶层的率先倡导是分不开的。这也与满族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万历二十九年 (1601) , 努尔哈赤创建了红、黄、蓝、白四旗, 后又将四旗扩充为八旗。八旗制度的确立, 使满族人民都被编入到八旗组织当中, 有利于统治者加强对人民的控制, 也使广大满族人民丧失了部分自由, 并对旗主等统治阶层有了人身依附关系。统治者和满族人民既是君臣关系, 同时又是主奴关系, 因此, 统治者在各项事务、各项领域中都具有绝对的权力和权威。体现在宗教领域, 包括修建寺庙等物质层面和尊崇各种宗教等精神层面, 统治者都具有绝对的主导和导向作用。

4. 修建寺庙的主旨除了笼络各民族外, 还以祈求神佛保佑为目的。

努尔哈赤修建寺庙的目的, 除了笼络汉、蒙、藏等民族之外, 并不是想成为完全恪守教义的虔诚宗教徒, 而只是想祈求神佛赐福, 保佑自己作战获胜和实现一定目标, 带有一定功利性质。遇有战事或重大事项, 努尔哈赤必去寺庙祈祷。例如, 明万历二十一年 (1593) , 叶赫等九部联军进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率众迎敌前, 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 复再拜”, 并拜祝曰:“愿敌人垂首, 我军奋扬, 人不遗鞭, 马无颠踬, 惟祈默佑, 助我戎行。”[3]卷2, 癸巳年九月壬子修建七大庙之后, 去寺庙祷告更为频繁。天命三年 (1618) , 努尔哈赤领兵进攻抚顺之前, 即“率诸贝勒及统军诸将, 鸣鼓奏乐, 谒堂子而行”[3]卷5, 天命三年四月壬寅。这次出征除了祭拜堂子, 努尔哈赤还率众“谒玉帝庙” (玉帝庙即显佑宫) [2]卷2, 339, 由此可见, 努尔哈赤修建寺庙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祈求神佛保佑。宗教虽然属于唯心主义, 但在当时的历史阶段, 对满族而言, 确实也起到了提供精神动力、增强信心和斗志的积极作用。

努尔哈赤时期修建的寺庙反映了这一时期满族宗教信仰的变化特点, 这些特点既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普遍规律, 也体现了满族自身的显著特征, 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在统一。由此可见, 寺庙的修建并不只是简单的建筑构建, 它更是一个民族内在的宗教信仰状况及其变化特点的外在物质诠释。

摘要：本文以修建的寺庙为视角, 对努尔哈赤时期满族的宗教信仰的变化特点进行了考察、分析, 认为这些特点既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普遍规律, 也体现了满族自身的显著特征, 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内在统一。

篇4：辽代寺庙建筑空间布局特点

关键词：辽代建筑；建筑空间；布局特点

辽代寺庙的建筑选址，多选于环境清幽的地方，背山傍水，依山面水，环境优美的地方。如辽宁锦州奉国寺的选址。三面环山，中间是小平原，前有小河自东向西南斜穿而过。山山相峙望之如阙，主要寺庙就建在中间开阔地之上。在裸露的山崖上镌刻了数以百计的摩崖造像、与苍松翠柏相衬托显得寺庙十分壮丽。从奉国寺的建筑选址，可以看出修道者追求清静无为，修养内丹，在环境清幽或地势险要之处建造庙宇，以方便修身养性。

1.辽代建筑的分布

辽代建筑分布在今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山西北部等地。这是由辽（契丹）的历史决定的。契丹原为居于东北辽河上游一带的游牧民族。耶律阿保机统一本族八部，于公元907年建契丹国，公元916年始建年号“神册”。现有辽代建筑遗存主要分布在吉林西部、辽宁、内蒙南部、北京、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其中木结构建筑与建筑群遗存数量较少，全为佛寺建筑，包括山门、殿、阁、木塔，以及相关小木作；木结构建筑群仅存遗址。塔、陵墓遗存较多，包括砖石砌筑的楼阁式塔或密檐式塔、帝陵及奉陵邑遗址、砖砌或石砌墓葬。另有若干城市遗址及其相关建筑遗址。

2.辽代寺庙的建筑特点

辽代寺庙构架何分三型，殿堂型，厅堂型及比较独特的奉国寺型构架。比起同期的北宋建筑，辽代用材偏大，近似唐代。另外屋面举高亦甚平缓，连计铺作层高度与柱高同等，同期的北宋建筑已经更见高峻。立柱使用侧脚生起使柱网内聚，增强稳定性。辽代斗拱多承袭晚唐五代斗拱样式，补间最多作一朵，偷心造为主，最多作双抄双昂四出挑，出现斜拱。昂用真昂，昂嘴听成批竹状。辽代瓦作主要使用陶质灰瓦，亦有用琉璃瓦。瓦当多为莲纹瓦当，亦有少量兽面瓦出土。正脊叠瓦成脊，两端施鸱吻。戗脊及垂脊末端施兽首，起翘筒瓦或走兽，已不见唐代多见之兽面瓦或莲纹瓦，实例见於华严寺薄伽教藏天宫楼阁。

3.辽代寺庙建筑空间布局实例分析

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原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可惜遭战乱，原来的建筑多已荡然无存，只有大雄宝殿依然保存完整，而山门、牌楼等都是清代修建的。大雄宝殿坐落在寺内偏后的一座高台上。它坐北朝南，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高21米，上为五脊单檐庑殿式顶。整座大殿高高耸立，气势恢宏，是国内同类建筑中罕见的一座。

3.1奉国寺中轴线建筑

在修建时间上，至少在1065年咸熙寺易名奉国寺以前就应建有七佛殿、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后法堂。一所寺院中轴线即寺院的中院，中院又称“佛地”院内集中设置佛塔、佛殿、讲堂、佛阁等建筑物，是寺院中最主要的部分。一组大型建筑群的营建都是从寺院的中院开始的， 而中院最先营造的是大雄宝殿。据此，七佛殿、正观音阁、东三乘阁、西弥陀阁、后法堂应建于辽代。旁架长廊依碑文记载建于辽乾统七年（1107 年）。关于山门，金明昌碑并无记载，只有元至正碑碑阴提及“前山门五间”。《纪略》载： “乾统七年（1107年），创修大雄殿两虎长廊二百间，塑一百二十贤圣，并建外山门”。笔者认为二者所指当为同一座建筑，即奉国寺外山门建于辽乾统七年。如咸熙寺在1020年始建，似乎在前应有一座“前”山门，而《纪略》中的“并建外山门”似有重新建山门之意，1989年考古发掘从现存清代山门到1990年所建山门之间90米距离内只有辽代山门一处遗址，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在辽末寺僧捷公改建两侧廊房及塑贤圣时改建了当时的山门， 即一并“创修外山门”至于伽蓝堂，金碑、元大德碑并无记载， 只有元至正碑碑阴提及“蓝堂一座”。

3.2正观音阁和后法堂

可以肯定的是，正观音阁在中轴线上，其位置在七佛殿以南、东西两阁中线之北。据现场实际测量，从七佛殿前檐柱到西弥陀阁北侧碟墩外边缘直线距离是10米，西弥陀阁东侧碟墩外边缘距中轴线直线距离是21.5米，现存无量殿前檐柱距西弥陀阁北侧碟墩外边缘直线距离是28米，东西两阁中线距已发掘的辽代三门前檐柱中线直线距离约74.1米，东西两阁南北中线之间距离是64.9米。依此数据我们根据傅熹年先生关于古建院落分析的一般规律做如下推想：古代寺院中院在设计组群建筑时是以主体建筑为中心点，作为这一组群建筑的中心点来布局。以七佛殿纵中线和已发掘的两阁南北纵、横中线所形成的闭合院落连对角线， 其交点即应是伽蓝堂后檐柱中心点，以已发掘的长廊前檐柱和东西两阁纵中线的交点与已确定的伽蓝堂纵中线与两侧长廊的交点连对角线， 其交点便是观音阁内槽后金柱的位置。以伽蓝堂纵中线与两侧长廊的交点和七佛殿后檐柱中心点连对角线， 对角线与东西两阁的南北中线交于两点， 两点的连线即是后法堂的后檐柱中线，通过这种办法可确定正观音阁、伽蓝堂、后法堂的位置，那么推出后法堂后檐柱中线距七佛殿纵中线距离是92.7米左右，七佛殿纵中线距伽蓝堂纵中线距离是65米左右，伽蓝堂纵中线距正观音阁内槽后金柱纵中线距离是28米左右，正观音阁内槽后金柱纵中线距东西两阁纵中线距离是28米左右，东西两阁纵中线距前三门前格柱纵中线实测距离是74.1米。这样辽代奉国寺中院南部便形成了正观音阁挟东三乘阁、西弥陀阁之格局，三乘弥陀两阁恰似正观音阁前之双脚，呈三阁鼎立之势。寺之北部大体量的观音阁、七佛殿之间恰当地点缀伽蓝堂于其中，起到调整空间比例关系、完善构图的作用。

4.结束语

当然，以上是对奉国寺布局的推想，而任何推断都需要考古挖掘来提供实证，期望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对奉国寺进一步的考古勘探能弄清这些令我们迷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杜仙洲.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调查报告[J].文物，2011

篇5：简析西藏寺庙的职能特点

【摘 要】寺庙作为佛教文化传播的主要阵地，其所承担的首要只能就是宗教文化活动场所；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作为社会知识阶层的代表，寺庙也承担了相应的服务社会的工作；随着政教合一体制的建立，寺庙成为政治活动的场所。文章依据佛教在西藏的传播及发展，从宗教、社会和政治三个方面简析寺庙的职能特色。

【关键词】西藏；寺庙；社会职能；教育；政教合一

寺庙，是僧人修行居住的地方，是传播佛教文化的场所，是抽象的宗教文化在物质世界的代表，宗教性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随着藏传佛教在西藏社会的传播和深入，寺庙的职能也在发生着改变，变得更加丰富。在吞弥桑布扎创造藏文字之前，吐蕃的文化传承基本是靠口授，西藏古老的原始宗教苯教就是以说书的方式传播教义，传教者就是后世说唱艺人的雏形。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后，各种著书立说、翻译经典的活动日益兴旺，僧人作为藏文字的主要掌握者，逐渐将其它的文化形式如医学、天文、历史、文学等纳入到藏传佛教文化的体系中，寺庙成为各种文化的集中地，为藏族社会的发展提供教育、医疗等各种服务。从元世祖忽必烈敕封八思巴为“帝师”起，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在西藏确立，各教派与各地割据势力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些教派的主持者同时兼为地方政权的管理者，作为僧侣活动场所的寺庙自然发生了相应的转型，成为社会行政管理的处决场所。宗教、政治和文化教育成为西藏寺庙所具有的最主要的三项职能。

一、宗教职能

寺，僧众供佛的处所；庙，旧时奉祀祖宗、神像或前代贤哲的地方，这是《辞海》中对“寺”、“庙”两字给出的解释。寺庙的诞生就是为了宣扬佛法，是将宗教中抽象化意识化的精神世界具象化物质化的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场所，为宗教服务自然是寺庙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职能。

佛教在西藏尚未大规模发展的前弘期，寺庙以供奉佛像为主要目的，寺庙的形式从最开始的简单的方室到模仿佛教世界的蓝图，被塑造成神佛们在人间的住所，是连接世俗社会与理想世界的媒介。到了后弘期，寺庙的这种作用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被强化。随着藏传佛教理念的逐步深入，信众们已经不需要通过具体化的建筑形态去理解佛教世界。藏传佛教后弘期，各教派兴起，他们通过广收僧徒来建立坚实的民众基础，前弘期那种依靠导师指导和个人修行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教派迅速发展的要求，大规模的集会性宗教活动开始出现，例如传召法会、辩经练习等，寺庙必须为这些新的宗教活动提供场所。因此，寺庙顺应了发展的要求，演变成了由门廊、经堂、佛殿三部分组成的能够有更多灵活空间去适应宗教活动的新形制。

二、政治职能

对于“寺”、“庙”二字，《辞海》里还有一种解释：古代官署名和王宫的前殿、朝堂，换言之就是某些政府机构的所在地，从这一点上看，寺庙与政治似乎有着潜在的联系。佛教从踏足青藏高原的第一天起就具备了政治背景，是赞普松赞干布想引入吐蕃的先进文化，也是大唐王朝意欲控制吐蕃的一种精神手段。虽然有多位统治者支持佛教，并将诸多的高僧大德纳入自己的智囊团队，但佛教和僧人对于政治还只是参与其中却未起到主导的影响作用。公元1261年，萨迦大师八思巴以“帝师”的身份统领西藏的政教事务，萨迦派成为了西藏政权的统治核心，八思巴在萨迦北寺南面河对岸建萨迦南寺作为其返回西藏的住所和处理藏区政治事务的办事场所，寺庙的建筑形式有别于之前的各教派建筑，以汉地造城术为指导，修建了城墙、城壕和四角的角楼，体现了寺庙作为政治核心所需的高度防御特点。帕竹政权时期，帕木竹巴的第悉同时兼任泽当寺的主持，成为明确的政教首领，寺庙的政治特性更加确定。公元1642年，五世**以其在驻锡寺哲蚌寺中的居所甘丹颇章为名，建立“甘丹颇章政权”，标示着格鲁派正式参与西藏的政治活动，此政权一直延续到西藏和平解放。随着政教合一体制的深化，寺庙在政治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日趋常态化，寺庙政治职能发展到了极致，甚至于很多寺庙的修建都是出于一定的政治需要。

始建于吐蕃时期的大昭寺数千年以来一直是西藏佛教的代表寺庙，也是藏族人民所共同敬仰的圣地。公元1751年，清政府正式授权七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并在西藏建立了由“三俗一僧”组成的噶厦政府（噶厦政府是由四名被称为噶伦的官员统领管辖的地方政府机构，四噶伦中有一名为僧人，由**喇嘛推荐），噶厦政府成立以后将办公地设在了大昭寺。并以尺尊公主主持修建的“神变祖拉康”为中心，对大昭寺进行了外围的扩建和改建。选择大昭寺作为政府机构所在地，一方面是认可了宗教在地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承认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体制；另一方面也是依托寺庙在西藏社会中的广泛影响力，有利于巩固政治统治。大昭寺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体现了宗教主导下的寺庙政治职能的强化。

清政府在处理蒙藏事务上的宗旨是“兴黄教，所以安蒙古”，蒙古作为清皇室的铁杆盟友，被认为是清王朝稳固的重要因素之一，蒙古人自三世**喇嘛时起就已经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宗教的稳定能带来政治的和谐，是以清政府在西藏及内地大力推崇藏传佛教。公元1757年，七世**圆寂，乾隆皇帝为了稳定西藏的政教事务，任命第穆呼图克图在新**没有找寻到并未满18岁前暂代其行使政教大权，摄政**制度由此确立。担任摄政**的主要出自以下五支**体系：第穆呼图克图、策默林**、热振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和达拉呼图克图。前四位**均在拉萨修建了供自己日常居住和办公会客的驻锡寺庙，就是俗称的“拉萨四大林”――丹杰林、策默林、功德林和惜德林。摄政**制度的设置一方面稳固了西藏的政教事务，另一方面“为藏内大臣耳目，是**喇嘛不至擅权自恣。”这些寺庙的存在不仅是为摄政**提供在拉萨的住所，更是为了达到牵制**势力的政治意义。清政府在赐予**喇嘛管理西藏事务的同时，将后藏的拉孜、昂仁和彭错林三个宗划归**管辖；将藏区进行划分，分别划归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省，并在当地扶植地方性的藏传佛教僧团。例如外蒙古地方的最高宗教首领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甘青、内蒙古和京城地方则是由章嘉呼图克图统领，而昌都地区是帕巴拉**等。这些势力僧团的存在不仅从宗教上也从政治上影响和牵制**喇嘛在藏区的势力。寺庙所具有的政治特性也随之扩散并更具有广泛性。此外，清朝的历位帝王在京城和皇家圣地也修建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寺庙，如承德避暑山庄外的**行宫和**行宫。**行宫仿扎什伦布寺修建，**行宫仿布达拉宫修建，虽名为行宫，但仍是寺庙的格局和使用功能。这些皇家宗教建筑的修建必然会贴上政治的标签，寺庙的政治职能显现无疑。

三、社会职能

意大利著名的藏学家图齐先生在《西藏宗教之旅》一书中就曾指出吐蕃时期的寺庙已然具备了宗教组织的性质，并作为“崇拜地点、教育机构和译经中心”，例如桑耶寺及其属寺青浦寺就是“寺院学校和修法院”，肩负着“对新皈依者们的教育和从事研究经文的任务”。进入藏传佛教发展的后弘期，四大教派兴起，僧人地位的提高，教育发展在寺庙中延续，但是由于教派授教方式的差别，系统性的教育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如宁玛派和噶举派的教法延续还是依靠师徒和父子间的口授。公元11世纪，阿底峡大师写作《菩提道灯论》，强调显宗学习的重要性，提出了学习佛经的程序，为寺庙教育的系统化奠定了理论基础。阿底峡大师的弟子仲敦巴创建噶当派，继承了老师的佛学理念并予以发扬。公元13-15世纪是各教派都参与政权竞争的混乱时期，噶当派却始终坚持教法的学习而远离政治斗争。宗喀巴大师创建格鲁派，继承了噶当派的教义和学习方法并对其进行了发扬和完善，确立了寺庙教育的形式、制度、内容和方法，并最终构建了藏传佛教寺庙教育的完整体系。

佛教最初传入西藏的时候只是在贵族王公间流传，传播不具有普遍性；经过朗达玛灭佛后重新传回西藏的佛教更加重视在民间的普法活动，而帮助僧侣树立威望的最好方式就是切实帮助劳苦大众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作为知识文化的掌握者，佛教徒们开始将天文、历算、医药、乐律等知识充实到佛教经文中，发展了具有佛教背景的藏族文化。藏族文化主要有“五明”，声明――声韵学和语文学，工巧明――工艺、技术、历算等，医方明――医学和药学，因明――逻辑学，内明――佛学。各地不同规模的寺庙，就是藏族社会各等级的“学校”。西藏的大型寺院就等同于教育系统里的大学，除了教授佛法之外，也教授其他的文化与技能，例如在拉卜楞寺时轮学院和医药学院学习的僧人，在学习经文同时也要学习研究天文历算和医药。由于僧人掌握了社会的大量财富和知识文化，在西藏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藏族社会的读书人，要想积极用世，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只有走学经从教这条道路，因此出生贫苦的人通过刻苦努力的学习，可以步入上层社会。这样，在封建等级制度层层禁锢的令人窒息的社会力，藏传佛教敞开了一个窗口，它既使人们通过佛教教义充满着对彼岸幸福生活的憧憬，又能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高级僧侣优裕生活的追求。”寺庙招收学僧并没有明确的身份等条件限制，对于家境贫苦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来说，要想出人头地，入寺为僧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寺庙能招徕更多的僧众，扩大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底层的人民创造了希望，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藏传佛教寺庙中有一类被称为“嘎巴”，是分布在村落或藏民聚集地的小型寺庙，通常是附近的“贡巴”级寺庙设置在村落中的办事机构，寺庙里的供奉物很少，仅有若干名僧侣，这些僧侣并不是精通佛法的高僧大德，多为经过寺庙培训的掌握简单符咒的咒师，就近帮助村民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宗教或是世俗事务，如出生祈福、减灾、法事超度甚至是村民纠纷。

四、结语

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西藏寺庙具有三种不同的职能：宗教职能、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当宗教和政治从体制上合而为一的时候，寺庙就不再单纯地扮演着宗教活动场所的角色，赋加的政治职能改变了建筑的使用功能、改造了建筑的使用空间，强化了寺庙在西藏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诞生时的祈福，到死亡后的超度以及最后天葬，藏族人的一生都与藏传佛教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虽然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已经结束，但是藏传佛教已经与藏族文化深深融合并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寺庙成了最常和藏族人打交道的公共场所，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这种社会职能的影响将会随着藏文化的传承继续延续。

参考文献

[1] 西藏简史编写委员会编著.藏族简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2]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 谢佐，何波著.藏族古代教育史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4] 戴发望.后弘期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J].中国藏学，2006（03）.[5] [意]图齐著，耿?N译.西藏宗教之旅[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2）.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西藏前弘期佛教建筑研究”（项目编号：51308003）。

篇6：东亚的佛教寺庙建筑

苏蓉蓉 2004级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学号：20042603059 摘要：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从印度起源后经西域传入中华，以中国为北传佛教的中心，再经中国传到西藏、蒙古、日本、朝鲜等地，而佛教在西藏则形成独树一帜的宗派，对周边地区也有深远影响。随着宗教的传播和成熟，宗教的建筑也与当地风俗结合，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并在历史上几起几落。本文将概述佛教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历程，并阐述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主要分布地区的建筑风格和特色。

关键字：佛教 东亚 寺庙建筑

1.佛教在东亚的传播与发展 东亚是指亚洲东部，除我国外，从东到西，还有日本、朝鲜和蒙古三个国家。佛教发源于印度次大陆，后经南北两个方向向外传播。南传佛教以小乘为主，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其佛教经典属巴利文系统。北传佛教以大乘为主，主要流传于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以及越南，其经典属汉文系统；其中西藏的佛教，又称为藏传佛教，主要是大乘的密宗，后来发展为喇嘛教，其经典属藏文系统。

2.中国佛教寺庙建筑

2.1 中国佛教寺庙建筑的历史沿革 中国早期佛寺建筑的布局，大致沿袭印度形式。尔后因融入固有的民族风格，遂呈现新貌。其建材以木为主，多设于平地（如府城市街）或山中。故后世寺院除寺号、院号外，亦附加山号。又有以年号名寺者，如北魏之景明寺、正始寺、唐之开元寺。

此外，寺院若依创设者而分，可分成官寺（由官府所建）、私寺（由私人营造）。若依住寺者而分，乃有僧寺、尼寺之别。若依宗派，则分为禅院（禅宗）、教院（天台、华严诸宗）、律院（律宗）或禅寺（禅宗）、讲寺（从事经论研究之寺院）、教寺（从事世俗教化之寺院）等类。

佛教传入中国，兴建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是以汉代官署的格局建造的，以后又有不少官僚和富家施舍现成的府邸和私宅为佛寺。所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寺在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继承了中国的建筑传统，以院落形式作为佛寺的布局，即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串连而成。

洛阳白马寺之后续有建业（南京）建初寺、武昌昌乐寺、慧宝寺、金陵瑞相院、保宁寺、苏州通玄寺、扬州化城寺、四明德润寺等。西晋初年，京洛一带造寺塔图像而礼拜之风盛行，不少达官显贵或舍旧宅，或于各地立寺塔。当时佛教建筑概称为“浮图”。后因高峻层塔渐为寺院的重要象征，“浮图”遂转而专指高塔。

南北朝时，寺院的数目激增。后因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的废佛而遭严重破坏。至隋文帝一统天下，重兴佛寺，始渐恢复旧观。唐代造寺之风益炽。会昌五年（845），武宗毁天下佛寺四千六百所，命二十六万五百位僧尼还俗。至五代，后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再次禁止私度僧尼，并废无敕额寺院三千余所。宋代由于禅宗盛行，教寺多改为禅寺，且立五山十刹之制。元明二代为区别寺刹，乃依禅、教、律分成禅寺、讲寺、教寺三类。逮清代，寺院虽多遭战乱所毁，但现存者仍不少。今天全国各地佛教寺院已是随处可见。

2.2 汉传佛教寺院的典型结构 每一座佛教寺院，都由众多高大庄严的殿堂组成。这里以汉传佛教寺院为主，来谈一谈其典型结构。

殿堂是寺院中重要屋宇的总称。殿是供奉佛像供瞻仰礼拜祈祷的地方，堂是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生活的地方。一般的营造原则，是把主要建筑建在南北中轴线上，附属设施安在东西两侧。寺院的主要建筑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还有藏经阁（楼）。这些都是坐北朝南的正殿。东西配殿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寺院的主要生活区常集中在南北中轴线左侧（东侧），包括僧寮（僧人宿舍）、香积厨（厨房）、斋堂（食堂）、库房（办公室）、客堂（接待室）等。旅宿区则常设在中心轴线右侧（西侧），主要是云水堂（上客堂），以容纳四海来者。

山门 佛寺大门称“山门”。通常寺院为了避开市井尘俗而建于山林之间，因此称山号、设山门。后世造于平地、市井中之寺院，亦泛称山门。一般有三个门（故又称“三门”），象征“三解脱门”，即“空门”、“无相门”、“无作门”。这三座门常盖成殿堂式，或至少是把中间的一座盖成殿堂，叫“山门殿”或“三门殿”。殿内塑两大金刚力士（属护法神“天龙八部”）像。

由山门往北，第一重殿是天王殿，殿中间供大肚弥勒菩萨（或天冠弥勒），面朝南。弥勒菩萨的背后，供韦驮菩萨（护法神），面向北。两尊菩萨背靠背，中间隔板壁。

弥勒东西两旁供四大天王像。四大天王，帝释之外将，各护一天下，故又称“护世四大天王”，俗称四大金刚。

正殿 即大雄宝殿，俗称“大殿”。位于天王殿以北。是供奉佛教的教主——佛陀的大殿。“大雄”，（意谓伟大的英雄）是对佛的尊称，指佛有大力，能降伏“四魔”。佛为大雄，故佛教寺院中供奉佛像的正殿，即称大雄宝殿。因宗派不同，正殿供奉的佛像也有区别。

配殿 东配殿一般是伽蓝殿。伽蓝意译“众园”，原指修建僧舍的基地，转而指包括土地、建筑物在内的寺院的总称。伽蓝殿供奉伽蓝神，即守护伽蓝之神，又称守伽蓝神、护伽蓝神、护僧伽蓝神或寺神。依《七佛八菩萨大陀罗尼神咒经》卷四所述，护僧伽蓝神有十八人，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鼓、四名巧妙、五名叹妙、六名广妙、七名雷音、八名师子音九名妙美、十名梵响、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叹德、十四名广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彻听、十七名彻视、十八名遍观。此谓之为“十八伽蓝神”。唐、宋代的禅家已有奉祀伽蓝神的风俗。或谓伽蓝堂即是“土地堂”，此盖以土地神为伽蓝守护神而祭祀之，故称土地堂。近世以来，中国佛教界常以关帝（关羽）为伽蓝神。另一说法指伽蓝殿是为纪念对佛教传播有很大贡献的波斯匿王和祇陀太子与孤独长者共同为释迦牟尼佛建筑精舍居住说法一事而设的殿，因此伽蓝殿正中供的是波斯匿王，左方是祇陀太子，右方是给孤独长者，以纪念这三位最早护持佛法、建立伽蓝的善士。

西配殿一般是祖师殿，多为禅宗派系为纪念该宗奠基人而建。正中供禅宗初祖达摩祖师，左侧供六祖慧能大师，右侧供百丈怀海禅师（他是禅宗清规的制定者）。

法堂 大殿之后为“法堂”，亦称“讲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在佛寺中是仅次于大殿的主要建筑。法堂的特点是：除一般性的安置佛像外，在堂中设法座、钟鼓。法座供演说佛法之用。钟在左鼓在右，供上堂说法前击钟鸣鼓所用。法座后挂象征释迦佛说传道的图像。法座之前置讲台，台上供小佛坐像以象征听法诸佛，下设香案。此外，有的寺院设罗汉堂，有的寺院院中或前后有佛塔，有的寺院还有地藏殿、文殊殿、普贤殿、禅堂（念佛堂）和藏经阁（楼），等等。

中国佛教寺院建筑，体现了追求对称的美学法则，是造型艺术的杰作，它与佛教雕塑、绘画融合在一起，共同推动了佛教艺术的繁荣。

3.藏传佛教寺庙建筑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艺术，在西藏古代建筑艺术中，最富有民族和时代特色，多依山而建、规模宏大，气势浑厚，工艺精致，金碧辉煌，蔚为壮观。从佛教寺院形成之初，到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艺术主体风格的形成，其间大体经历了寺庙、寺院、宫殿与寺院建筑融合的三个发展阶段。模仿吸收印度与中国中原唐朝的建筑布局和模式是早期寺庙建筑的主要特点之一。

3.1 藏传佛教建筑的特色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这是从古印度和中国内地传入西藏地区的佛教密宗与西藏当地的古老宗教融合而成的具有西藏地方色彩的佛教。这种藏传佛教因受中国宗教和印度佛教的影响，所以其文化也就成了藏、汉、印三流的汇融。

这种汇融体现在建筑上则具有很大的综合性。主殿三层的建筑取法，下为西藏式、中为汉式、上为印度式，故名三样式。很显然这种建筑格局是以藏式为基础，既吸收了印度、尼泊尔建筑特点，又参照汉式建筑风格，三位一体。藏式佛寺一般都是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雕梁画栋，极为精巧。布达拉宫就是这种建筑布局的典型代表。

藏式佛寺的格局，一般由“扎仓”（经学院）、“拉康”（佛殿）、灵塔殿（保存**遗体）组成。其中供僧众念经和供奉像的“扎仓”、“拉康”是整座寺院的主体，矗立于喇嘛教寺院的中心位置，其他建筑，特别是一些低矮的喇嘛住宅，环绕周围，从而使整座寺院主体轮廓十分清晰鲜明。

与汉地佛寺最明显的不同之处，藏传佛寺建筑群并不怎么讲究格局的对称，也没有鲜明的主轴线。它是根据地形较为自由地布置，于不均衡中寻找对称，于变化中寻找协调。藏传佛寺院特别注重渲染藏传佛教的神密色彩，一般通过色彩的对比来突出建筑的神秘感。

藏传佛教的寺院，除了具有前述藏地建筑的特色外，更有以下几点特征： 金顶 金顶是藏地寺院建筑主要殿堂的标志，它采取梁架式结构，檐四周饰有斗拱，内部立柱支承长额，其上构成梁架，用横梁柱托檩，构成金顶的坡度。

门窗 藏族民居的门窗多为长方形，较内地门窗用材小，窗上设小窗户为可开启部分，这种方法能适应藏族地区高寒气候特点，可以防风沙。藏族人民有以黑色为尊贵的习俗，所以门窗靠外墙处都涂成梯形上小下大黑框，突出墙面。考究的住宅和寺院常在土上掺加黑烟、清油和酥油等磨光，使门窗框增加光泽。门窗上的端檐口，有多层小椽逐层挑出，承托小檐口，上为石板或阿噶土面层，有防水及保护墙面、遮阳的作用，也有很好的装饰效果，在西藏的城市住宅和寺院大门经常成为装饰重点，门框刻有细致的边连续三角形几何图案或卷草、彩画等。

梁柱 梁柱是藏式建筑中室内装饰的重要部位。柱为木柱，一般无柱础，呈正方形、圆形、八角形以及“亚”字形。寺院和居民中经堂的柱头、柱身常装饰着各种花饰雕镂或彩画，主要图案有覆莲、仰莲、卷草、云纹、火焰及宝轮等等，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梁上常施彩画，梁头、雀替则多用高肉木雕或镂空木雕花饰，涂重彩、色彩艳丽、浑厚，与室内木柱等连成整体，有一定的艺术效果。

鎏金技术 藏族的鎏金技术是驰名国内外的特种工艺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著名的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以及藏族广大地区寺院的金顶，各种鎏金饰物，如宝塔、倒钟、宝轮、金盘、金鹿、覆莲、金幢经幡、套兽等，在阳光下光彩夺目，相当具有特色。

彩画、壁画 藏族彩画技术运用较广。一类多用于内装修木部，如额枋、柱头、柱身、雀替、椽头、椽枋以及门窗棂和经堂、佛殿、主居室、会客室等天棚线脚等；一类用于壁画上，讲究者常常采用沥粉贴金，位置多见于殿内或灵堂内，以及天井院落两侧或殿前回廊的壁上。藏族的壁画、彩画，绝大部分为宗教内容题材。常见的有释迦牟尼佛和黄教始祖宗喀巴传记、故事画，历代藏王、大师的肖像，四大天王、十八罗汉以及礼佛图等；图案如：西蕃莲、梵文、宝相花、石榴花和八吉祥（海螺、宝伞、双鱼、宝瓶、宝花、吉祥结、胜利幢、法轮）等。它一方面受到尼泊尔和印度犍陀罗、波斯等文化风格影响，结合本民族图腾和苯教的图案发展而成；另一方面又深受汉式绘画风格的影响。

3.2 藏传佛教建筑的代表——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坐落在拉萨市北的玛布日山上。始建于唐代，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世**喇嘛开始重建，历时五十余年才建成今日规模。布达拉宫东西总长370米，高115.7米，是一座融合宫殿、寺庙、陵墓，以及其他行政建筑在内的综合性建筑。它包括了山上的宫堡群、山脚下的方城和山后的花园三部分。山下方城内布置了地方政府机构、印经院及官员住宅。

宫堡群是由红宫与白宫两大部分组成。红宫位于建筑主体的中央，是**从事宗教活动的地方，总高九层，因外墙刷成红色，故名红宫。下四层为地垅墙组成的基础结构，第五层中部是西大殿，为举行大规模宗教仪式和庆典的地方，上部四层建立了五座历代**圆寂后保存遗体的灵塔殿和二十余座佛殿。周围有回廊联系，中部空出为天井。红宫的平屋顶上建筑有镏金铜板瓦的歇山式小屋顶，金光闪烁，为布达拉宫增色不少。红宫的东边为白宫，因其墙面刷白而得名。白宫是**理政和居住的地方，总高七层，底层为结构层，二层东端为入口，三层为夹层，四层为**的主要宫殿，称东大殿，四层以上为中有天井的回廊式建筑，布置有摄政等人的办公处及厨房、仓库等，最高的第七层为**居住的东西日光殿。红宫、白宫的前面分别建造了两个广场。在西广场的下边顺山势建一陡峻的高墙，以备节日在墙壁上张挂巨大的佛像织物之用，故称晒佛台。此外，围绕宫堡群的四方建有四座防御性碉堡，以控制周围的形势。布达拉宫建造在山上，其四围房屋随山坡起伏，随宜建造，高大的建筑群与山丘混为一体，成为人造的山岩。山前层层叠起的漫长的石梯，巨大的外墙收分，建筑物立面由上至下逐渐变小的窗口所表现出的韵律感，单纯而丰富的色彩，都渲染出该建筑的浪漫性格。

4.日本佛教寺庙建筑

佛教经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因此日本的佛教与中国渊源极其深厚，加之日本在隋唐之间，曾多次派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把佛教带到日本。日本古寺庙深受唐代中国古建筑的影响，因此也多为唐代建筑风格，日本著名的寺院也主要集中在日本的三大古都京都、奈良和镰仓。现在日本全国各地佛教寺院遍布，僧侣人数相当多。

日本的寺院在长期地发展过程中，将日本的造园技术--“枯山水”手法很好地融合进去。所以，日本的寺院既是佛教场所，又是当地的游览胜地。这些寺院以其本身和所珍藏的文物而成为日本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4.1 日本佛教建筑的历史沿革

日本的建筑在早期模仿中国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如飞鸟、奈良时代所建的飞鸟寺和四大天王寺都和中国早期的寺院建筑类似，都是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山门、塔、殿堂等主体建筑.但是这种中式的传统布局在经过日本文化的吸收和消化后，严格的轴线对称布局渐渐消失了，到公元13世纪大多数寺院都采用了非对称布局。飞鸟时代的法隆寺，在建初期是仿制中国的对称布局，但在不断的翻修、改建过程中，原有的对称布局也慢慢消失。

禅宗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对宋代禅宗五山十刹的建筑风格极为推崇，在日本大规模仿建，一时间宋式禅寺成为日本建筑的时尚。室町时代，五山十刹宫寺兴起，日本上至宫寺，下至林下诸苑，数以千计的禅寺在建筑结构和风格上均模仿宋代式样，被称为“禅宗样”。

4.2 非对称空间格局

曾以对称为特点而先入为主的中国建筑形式在日本逐渐消匿。在日本的古建筑布局上，已经不再局限于南北轴向布置。当公元670年大火之后重建法隆寺时，建筑师们把一个原供停尸的庙堂合并到金堂的境域之内，并在其旁建了一座塔。到公元773年，在寺院境域内的高地上又增建了一座法华堂。与金堂一样，它是一个单体建筑，拥有早期那种典型的空间分布不匀的柱子，而且它具有古老屋顶模式那种平缓的屋顶、银灰色的瓦和曲线优美的檐口，因而显得更优雅、更漂亮。

在佛寺的建造上保持座东朝西的传统，是有其实用目的的。为了避免下午令人难耐的西晒，所以将建筑物的长边定为东西轴向，起居室朝南或者东南。此外，依据季节调整起居室已成为常规，到了炎热的夏季，人们便搬入房屋阴凉的一面。这种变化最后摆脱了中国模式，超越了轴对称的范围，日本的建筑在尝试中找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对称的轴向特点。

4.3 精湛的木结构技艺

日本在木结构工程方面的技艺甚至超过了中国。这是由于他们实践的机会很多，往往在地震和台风之后就需要重新建设，同时由于在公元710年将奈良定位永久性首府之前的许多世纪中，天皇宫廷是巡回游动的，所以手工匠人将建筑物的连接部分做得十分精确，既能很好地组合在一起，又便于拆卸和再次安装。

奈良法隆寺，原建于7世纪初，是保留得最完整的日本古木构建筑群，以堂、塔为主。法隆寺以金堂和塔为中心，绕以回廊，以区分佛和俗的世界。其形式以至细部纹样均反映了来自中国南北朝建筑的影响。建筑用料粗壮，金堂的圆柱卷杀明显、柱上置有皿板大斗，用整木刻成云头状的云形斗拱支承着檐口，并采用了勾栏和大字拱等。整个建筑群既雄壮又美丽。

京都的清水寺，建于奈良时代后期。正殿依山而建，前面是由139根粗大圆柱支撑的悬空“舞台”，气势宏伟。木柱等构件不施彩绘，显示出木质本色的自然美。清水寺的建筑特点十分突出，如柱头为小覆盆式，斗拱为偷心造等。

京都金阁寺（又名鹿苑寺）是日本著名寺院之一，临湖而建，景色秀丽。寺的主题建筑是高作三层的金阁，平面方形，上下阁檐为灰瓦覆盖，最上以方形脊座收结，座上立一展翅的凤凰。此阁的上两层柱子、墙壁和斗拱均饰以金箔，光耀夺目。

4.4 “枯山水”与禅宗精神

日本的佛寺建筑不仅在模仿中国建筑的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而且将禅宗思想融入建筑和造园理念中，形成独具风格的日本园林技艺——“枯山水”。

日本造园艺术的“枯山水”是在室町时代禅宗精神广为传播之后，从禅宗冥想的精神中构思出来，在禅的“空寂”思想的激发下，而形成的一种最具象征性的庭院模式，表现“空相”、“无相”的境界。枯山水以石头、白砂、苔藓为主要材料。以砂代水，以石代山，用绵软的白砂和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石头来突出大自然和生命的主体。《造园记》中规定“在没有池子、没有用水的地方安置石子、白沙造成枯山水，所谓枯山水就是用石头、石子造成偏僻的山庄，缓慢起伏的山峦，或造成山中村落等形象。”以白砂的不同波纹，通过人的联想、顿悟赋予景物以意义，它的美更多的需要靠禅宗冥想的精神构思。因而具有禅的简朴、枯高、自然、幽玄、脱俗等性格特征。它不单是一种表现艺术，更是一种象征的艺术和联想的艺术。如京都龙安寺，在无一树一草的庭园内，经过巧妙的构思，通过块石的排列组合，白砂的铺陈，加上苔藓的点缀，抽象化为海、岛、林，幻化出另一种境界，所以龙安寺也称“空庭”，使人从小空间进入大空间，由有限进入无限，达到一种“空寂”的情趣。

总的来说，东亚地区的佛教寺庙建筑受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主要是以中国为主的汉传佛教，以藏蒙为主的藏传佛教建筑，而日韩则是历史上受中国建筑风格的影响较大但又经过时代的变迁而自成一家的风格。参考文献：